此岸与彼岸：《船》的航程
此岸与彼岸：《船》的航程
越裔澳大利亚小说家黎南以“船”命名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对任何一个生长在1970年代越南的人而言，“船”这个字眼似乎都指向同一个意象：避难船。70年代末，越南人出于对越共的恐惧，开始乘船逃离他们的祖国。无数人在途中死去，尸体被推入大海和风暴，但更多的人踏上了岸，从此留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不足一岁的黎南也在其中。
28年后黎南出版了《船》，该书一经出版，便收获了迪伦·托马斯文学奖、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小说家奖等一系列重要奖项。七篇在情节上毫无关联的短篇小说为全书搭建起了一个微妙的结构：从辞掉在墨尔本律师工作的越南作家，到哥伦比亚少年杀手、患痔疮的纽约画家、广岛遗孤、激进的伊朗女性主义者，最后是乘船逃离越南的人们。从书名开始渐渐离题，似乎在逃避，却又似乎从未走远，直到最后一篇，又折返初始之地，幡然点题。
族裔小说的面孔
黎南在第一篇小说《爱与荣耀与怜悯与骄傲与同情与牺牲》中直言了自己作为亚裔作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否要写族裔小说？这就好比问自己：是要被家族和个人的背景牵制，还是刻意抹去这些历史？不论选择哪种写作，都会令小说家陷入窘境。黎南（在有意或无意中）做出的选择是：让他的“越南问题”的面孔隐现于其他族裔和其他问题之中。叙事背景不断变换，蕴含的隐喻却极其类似：首篇小说的主人公──或许是最接近作者本人的影像──在面对从越南来美国探望他的父亲时那种难掩的焦虑，以及父亲在他面前时表现出的愧疚，不断在后面数篇小说中重现。
《卡塔赫纳》中哥伦比亚杀手在执行任务时对其母亲的埋怨和顾虑，《去见伊莉丝》中身患绝症的纽约画家与女儿之间虚幻的关系，以及《哈弗里德湾》中少年对病重母亲那真诚却又勉强的责任感，都与第一篇小说中父子间的对峙呼应着。不过黎南的叙事野心当然不仅限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这种个体关系的背后是更宏大的隐喻：《广岛》和《德黑兰热线》分别描述了子民与父国之间脆弱的羁绊和激烈的拉锯。
“我相信这句话：我们能原谅父母做出的任何牺牲，只要这牺牲不是为我们做的。”黎南在小说里的这句话便是他亟需直面的困境：在28年后向历史回望之时，他仍无法判断自己作为人子/子民与父母/父国之间相持的结果如何。或许他曾试图通过不断离题的写作逃开对个人、家族和越南历史的责任，然而却发现历史就如已经发生的牺牲，不论这牺牲为谁而做，我们都难以视而不见。
赖以为生的故土
虽然尚未满岁就离开了越南，此后在澳国成长，但黎南并没有放弃越南的语言和文字。在首尾两篇与越南相关的小说中，他使用了许多越南语语气词（在中译版中以仿宋体标记）。在我看来，语言的不可译性或情节的需要都不是黎南在英语写作中参杂父国语言的主要原因。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写道，“语言……是语言使用者在他们自己之间所创造、成就出来的一个内部领域。”通过几个简短的越南语疑问词和语气词（而非动词、名词或形容词），黎南构建出了其族裔的内部领域，这些词语既承载着绵长的乡愁，也能书写残酷的历史篇章。
黎南在访谈中曾引用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作家所做之事就是创造，每天不停地创造我们赖以为生的土地。”我们有理由相信，黎南用越南语虚词所“虚构”出的故土──那片一半是愁绪而一半是恐惧的土地──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作为作家赖以为生的想象。他曾经竭力逃避的，他正着手创造；他曾为之困惑的，他正探索意义于其中。
越渡红海的摩西
书的同名小说《船》被置于全书的最终篇。故事里的难民多半惶恐、脆弱、无助，在拥挤的船厢和浑浊的空气中，在对能否靠岸、何时靠岸的未知中，他们的精神防线渐渐崩毁，陷入恐惧的黑暗。
唯独船长福哥站在了难民群像之外。他以传奇人物的名声登场：“本来已经顺利逃出了，但是又一次次地回来，帮助其他人”；又以冷静沉着的形象指挥船民、掌控航行。类似的人物还曾出现在《德黑兰热线》中：已被父母带往美国生活多年的伊朗裔女学生毅然移民回到祖国，欲在德黑兰掀起一场革命。
这些摩西式的身影一次次出现在黎南笔下，不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而是他与自己博弈的证明。若不看其宗教意义，摩西渡红海的故事实则是个陷阱——以色列人刚到达彼岸，被分成两半的红海就立刻重新合并，让无数埃及人葬身其中。红海既是通路亦是死路，一旦成功越渡，你还会踏上充满未知的返程吗？这是黎南对自己的质问，对那些在自由社会成功登陆的人们的质问，是他对这个世界所有黑暗角落的关照。
佛经有云，“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意为“去吧去吧，去彼岸吧。”此岸是混沌，是俗尘，而彼岸是光明，是净尽，脱离此岸、渡向彼岸，在佛家的境界中是觉悟和超越。然而于黎南而言，“船”不是渡河和获得超脱的工具，而是其自身境遇的映射。在生理上，他已从越南出发抵达了彼岸的澳洲，但在心理上，他仍在两岸间漂泊、徘徊、彷徨。
在现代及之后的文学世界里，“彷徨”是重要且带有集体记忆的意象。它可以是冰冷的症状，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获得的普遍性特征；也可以是燃烧后的余烬，能与革命失败后因无处安放个人激情而迷惘的知识分子对话。然而在黎南那里，“在船上”的彷徨之感更是一种无法与任何一段历史、任何一类社会、任何一个个体分享的经验，是“回到此岸”和“留在彼岸”之间的矛盾。黎南为之困惑，却又迷恋着这种困惑。
（《書香两岸》2015年9-10月，总第79-80期）
越裔澳大利亚小说家黎南以“船”命名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对任何一个生长在1970年代越南的人而言，“船”这个字眼似乎都指向同一个意象：避难船。70年代末，越南人出于对越共的恐惧，开始乘船逃离他们的祖国。无数人在途中死去，尸体被推入大海和风暴，但更多的人踏上了岸，从此留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不足一岁的黎南也在其中。
28年后黎南出版了《船》，该书一经出版，便收获了迪伦·托马斯文学奖、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小说家奖等一系列重要奖项。七篇在情节上毫无关联的短篇小说为全书搭建起了一个微妙的结构：从辞掉在墨尔本律师工作的越南作家，到哥伦比亚少年杀手、患痔疮的纽约画家、广岛遗孤、激进的伊朗女性主义者，最后是乘船逃离越南的人们。从书名开始渐渐离题，似乎在逃避，却又似乎从未走远，直到最后一篇，又折返初始之地，幡然点题。
族裔小说的面孔
黎南在第一篇小说《爱与荣耀与怜悯与骄傲与同情与牺牲》中直言了自己作为亚裔作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否要写族裔小说？这就好比问自己：是要被家族和个人的背景牵制，还是刻意抹去这些历史？不论选择哪种写作，都会令小说家陷入窘境。黎南（在有意或无意中）做出的选择是：让他的“越南问题”的面孔隐现于其他族裔和其他问题之中。叙事背景不断变换，蕴含的隐喻却极其类似：首篇小说的主人公──或许是最接近作者本人的影像──在面对从越南来美国探望他的父亲时那种难掩的焦虑，以及父亲在他面前时表现出的愧疚，不断在后面数篇小说中重现。
《卡塔赫纳》中哥伦比亚杀手在执行任务时对其母亲的埋怨和顾虑，《去见伊莉丝》中身患绝症的纽约画家与女儿之间虚幻的关系，以及《哈弗里德湾》中少年对病重母亲那真诚却又勉强的责任感，都与第一篇小说中父子间的对峙呼应着。不过黎南的叙事野心当然不仅限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这种个体关系的背后是更宏大的隐喻：《广岛》和《德黑兰热线》分别描述了子民与父国之间脆弱的羁绊和激烈的拉锯。
“我相信这句话：我们能原谅父母做出的任何牺牲，只要这牺牲不是为我们做的。”黎南在小说里的这句话便是他亟需直面的困境：在28年后向历史回望之时，他仍无法判断自己作为人子/子民与父母/父国之间相持的结果如何。或许他曾试图通过不断离题的写作逃开对个人、家族和越南历史的责任，然而却发现历史就如已经发生的牺牲，不论这牺牲为谁而做，我们都难以视而不见。
赖以为生的故土
虽然尚未满岁就离开了越南，此后在澳国成长，但黎南并没有放弃越南的语言和文字。在首尾两篇与越南相关的小说中，他使用了许多越南语语气词（在中译版中以仿宋体标记）。在我看来，语言的不可译性或情节的需要都不是黎南在英语写作中参杂父国语言的主要原因。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写道，“语言……是语言使用者在他们自己之间所创造、成就出来的一个内部领域。”通过几个简短的越南语疑问词和语气词（而非动词、名词或形容词），黎南构建出了其族裔的内部领域，这些词语既承载着绵长的乡愁，也能书写残酷的历史篇章。
黎南在访谈中曾引用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作家所做之事就是创造，每天不停地创造我们赖以为生的土地。”我们有理由相信，黎南用越南语虚词所“虚构”出的故土──那片一半是愁绪而一半是恐惧的土地──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作为作家赖以为生的想象。他曾经竭力逃避的，他正着手创造；他曾为之困惑的，他正探索意义于其中。
越渡红海的摩西
书的同名小说《船》被置于全书的最终篇。故事里的难民多半惶恐、脆弱、无助，在拥挤的船厢和浑浊的空气中，在对能否靠岸、何时靠岸的未知中，他们的精神防线渐渐崩毁，陷入恐惧的黑暗。
唯独船长福哥站在了难民群像之外。他以传奇人物的名声登场：“本来已经顺利逃出了，但是又一次次地回来，帮助其他人”；又以冷静沉着的形象指挥船民、掌控航行。类似的人物还曾出现在《德黑兰热线》中：已被父母带往美国生活多年的伊朗裔女学生毅然移民回到祖国，欲在德黑兰掀起一场革命。
这些摩西式的身影一次次出现在黎南笔下，不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而是他与自己博弈的证明。若不看其宗教意义，摩西渡红海的故事实则是个陷阱——以色列人刚到达彼岸，被分成两半的红海就立刻重新合并，让无数埃及人葬身其中。红海既是通路亦是死路，一旦成功越渡，你还会踏上充满未知的返程吗？这是黎南对自己的质问，对那些在自由社会成功登陆的人们的质问，是他对这个世界所有黑暗角落的关照。
佛经有云，“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意为“去吧去吧，去彼岸吧。”此岸是混沌，是俗尘，而彼岸是光明，是净尽，脱离此岸、渡向彼岸，在佛家的境界中是觉悟和超越。然而于黎南而言，“船”不是渡河和获得超脱的工具，而是其自身境遇的映射。在生理上，他已从越南出发抵达了彼岸的澳洲，但在心理上，他仍在两岸间漂泊、徘徊、彷徨。
在现代及之后的文学世界里，“彷徨”是重要且带有集体记忆的意象。它可以是冰冷的症状，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获得的普遍性特征；也可以是燃烧后的余烬，能与革命失败后因无处安放个人激情而迷惘的知识分子对话。然而在黎南那里，“在船上”的彷徨之感更是一种无法与任何一段历史、任何一类社会、任何一个个体分享的经验，是“回到此岸”和“留在彼岸”之间的矛盾。黎南为之困惑，却又迷恋着这种困惑。
（《書香两岸》2015年9-10月，总第79-80期）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