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马内阿：找不到家的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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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思郁
在离开罗马尼亚之前，作家诺曼·马内阿曾经与一位诗人朋友有过多次的争执。诗人刚从巴黎旅行回来，向他倾诉法兰西文学的衰落和法国文人的轻薄琐屑。西方的并不都是美好的，而留下来也并不总是很糟糕。这大概是他们之间分歧的缘由所在，诗人认为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出身：“我们不得不留在这里，留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直至生命结束，不管可能发生什么。”而马内阿却觉得为了写作，首先必须活着：“墓地里有的是不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在这里，在自己的坟墓里，不再写作。”写作当然重要，但是生存同样重要。这种有些陈词滥调的观点又一次主宰了一位作家的现实。1986年，马内阿离开了罗马尼亚，远去柏林，一年后转道去了美国，从此在美国定居，教书写作。
1997年，马内阿得到一次重返罗马尼亚的机会，所有关于过去时代的记忆，关于家族和父母生活的联想，关于这些年的罗马尼亚的变化瞬间一幕幕闪现在脑海里。这就是他的回忆录《流氓的归来》的缘起。事先需要说明的是，这次重返祖国并非衣锦还乡，事实上，在离开罗马尼亚之时，他已经不堪秘密警察和审查部门的困扰，他并不想成为一名流亡作家，成为一名所谓的叛国者。而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后，他发表的文章和作品，依然使其成为一名国家公敌。为什么要回去呢？离开之前，马内阿与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在餐馆内的一次交谈中涉及到了这个话题，他不想成为流亡者心目中的英雄，被祖国诅咒的逆子，但是罗斯告诉他，这趟旅行可能会治愈他的“东欧症”。
如果不考虑到流亡作家的更多心理身份的复杂性，我们可以尝试将其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像以纳博科夫和约瑟夫·布罗茨基为代表的，移民到美国之后，尝试用新的语言写作，极力融入到英语文化当中，他们至少熟稔两种语言，可以在两种文化之间自由游弋，他们的归属感更多地源于对美国的认同。他们身上缺少那种顾影自怜的失落感，而且他们通过自己的写作获得了成功。1963年3月，《花花公子》杂志采访纳博科夫，在记者问及为何不再用俄语继续创作时，纳博科夫认为，他使用俄语创作的文化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侨民时代流亡文化圈已经消失，他自然也不会用俄语写作。对一个作家而言，作品才是他真正的护照，任何国度、任何流亡都无法让他丧失生命力。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流亡者，像马内阿这种，前半生经历过纳粹集中营、大屠杀、极权主义统治和流亡，他伤痕累累地走来，无论去到哪里都显得无所适从。在《流氓的归来》中，马内阿坦陈自己流亡的困惑：“随着离去，我身上有多少部分将死去。我想知道，对一位作家来说，流亡是否等同于自杀？”在另一个国度，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丧失了自己的读者，陌生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是过去依然如影随形。这些失语的、断裂的、碎片化的故事就构成了他所有小说的基调。就如同他的小说《巢》中写到的几代移民，他们有的用书籍建构了自己的新家；有的永远找不到家，从此消失，或被谋杀；有的依然在路上，不断地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态，渴望与新的环境融合。不同的命运，不同的象征，正是作者本人马内阿真实与隐喻互相指涉的写照。这是一份写给流亡者的悼书：有人类以来，流亡就是最悲惨的命运。记忆的阴影缠绕不散，语言在匮乏中失声，孤独是他者的常态，死亡才是最终的“巢”。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论及流亡时说，流亡首先是人对自我的背离，对思想自由的放弃，它遮蔽理智，约束疑问，消解焦虑彷徨，接受俯首听命，而不再畅所欲言，大胆质疑。流亡之后的生活再也不是单一的视角，生活变得混乱而复杂。尤其对一个说着外国语言的作家而言，除了写作，别无他法。只有从内在流亡的角度、母语流亡的角度解读《巢》，你才能理解马内阿为何会用一种如此大胆，背离常规的方式写作。他的小说寻找着精神的同类，渴求的是一小部分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的理想读者，即使他们总是陷入各种困境，无法应对正常的生活，总是纠结于过去，具有深深的负罪感，仿佛自我的逃离是一种背叛。
而在他另一本小说《黑信封》中，故事更加扑朔迷离，情节更加支离破碎，暗语和呓语成为了小说的隐喻本身，这是一本用密码写就的小说，因为内在的流亡早就开始了。这是马内阿离开罗马尼亚之前出版的最后一本小说，某种程度上，这本小说引发了他远离故国的念头。在他1990年写下的随笔《审查报告》（收录在随笔集《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马内阿回忆说，为了创作《黑信封》，他一直努力寻找一个隐喻，表现我们封闭而残缺的社会，表现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和痛苦，表现人们的沮丧和挫败感：“我要创作另外一个现实，来表达我们实际的生活：无尽的队伍（为了面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纸）、可怕的医院、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和夸夸其谈的骗术；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我自己的痛苦。孤独的个体和群众。绝望、爱、恐惧、罪恶、脆弱、幻想和噩梦。”这就是他想表达的故事，但是在我的阅读感受中，总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就好像他使用这么多的短句表达一种不可言传的情绪，我甚至能感受到他写下每一个句子时，都有一种担心他的笔被人凭空夺走似的恐惧。他只能借助大量隐晦的意象和隐喻来传递他想表达的现实。但是在小说出版前夕，他收到了国家部门的审查报告，除了列举众多需要修改的部分之外，审查报告中还详细地“解密”了他小说中用来影射纳粹主义和罗马尼亚独裁主义的句子和隐喻。他说他害怕了，厌恶了：“在极权统治下写作的作家常常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他们又希望躲开审查者。受到阅读的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欺骗，而这又让他们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这大概是最终驱使他成为一个流亡者的缘由。
但成为一个流亡者作家，同时意味着失去自己的读者，成为一个同胞眼中的叛国者，背负着骂名，远离了苦难，丧失了自己的根，永远处于一种背井离乡的漂泊者状态。在马内阿与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对谈《在我离去之前，结清我的账目》中，贝娄回忆起自己的家庭初到美国之时遭遇到方方面面的困境，身为犹太人的移民在世俗化和美国化方面都有着很多的困惑，而有一天他的父亲去世了，哥哥告诉他这句话：“别再像个移民那样行事。”这句话大概引起了马内阿的情感共鸣，以至于最终作为他们对谈部分的标题。他并不想成为一个流亡者中的英雄，他也不想成为祖国的叛徒和罪人，他只想成为他，一个欧洲人，一个小说家，一个渴望找到家的人。
原文刊载于晶报 2015年10月11日
原文链接：http://jb.sznews.com/html/2015-10/11/content_3355261.htm
在离开罗马尼亚之前，作家诺曼·马内阿曾经与一位诗人朋友有过多次的争执。诗人刚从巴黎旅行回来，向他倾诉法兰西文学的衰落和法国文人的轻薄琐屑。西方的并不都是美好的，而留下来也并不总是很糟糕。这大概是他们之间分歧的缘由所在，诗人认为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出身：“我们不得不留在这里，留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直至生命结束，不管可能发生什么。”而马内阿却觉得为了写作，首先必须活着：“墓地里有的是不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在这里，在自己的坟墓里，不再写作。”写作当然重要，但是生存同样重要。这种有些陈词滥调的观点又一次主宰了一位作家的现实。1986年，马内阿离开了罗马尼亚，远去柏林，一年后转道去了美国，从此在美国定居，教书写作。
1997年，马内阿得到一次重返罗马尼亚的机会，所有关于过去时代的记忆，关于家族和父母生活的联想，关于这些年的罗马尼亚的变化瞬间一幕幕闪现在脑海里。这就是他的回忆录《流氓的归来》的缘起。事先需要说明的是，这次重返祖国并非衣锦还乡，事实上，在离开罗马尼亚之时，他已经不堪秘密警察和审查部门的困扰，他并不想成为一名流亡作家，成为一名所谓的叛国者。而在美国生活多年之后，他发表的文章和作品，依然使其成为一名国家公敌。为什么要回去呢？离开之前，马内阿与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在餐馆内的一次交谈中涉及到了这个话题，他不想成为流亡者心目中的英雄，被祖国诅咒的逆子，但是罗斯告诉他，这趟旅行可能会治愈他的“东欧症”。
如果不考虑到流亡作家的更多心理身份的复杂性，我们可以尝试将其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像以纳博科夫和约瑟夫·布罗茨基为代表的，移民到美国之后，尝试用新的语言写作，极力融入到英语文化当中，他们至少熟稔两种语言，可以在两种文化之间自由游弋，他们的归属感更多地源于对美国的认同。他们身上缺少那种顾影自怜的失落感，而且他们通过自己的写作获得了成功。1963年3月，《花花公子》杂志采访纳博科夫，在记者问及为何不再用俄语继续创作时，纳博科夫认为，他使用俄语创作的文化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侨民时代流亡文化圈已经消失，他自然也不会用俄语写作。对一个作家而言，作品才是他真正的护照，任何国度、任何流亡都无法让他丧失生命力。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流亡者，像马内阿这种，前半生经历过纳粹集中营、大屠杀、极权主义统治和流亡，他伤痕累累地走来，无论去到哪里都显得无所适从。在《流氓的归来》中，马内阿坦陈自己流亡的困惑：“随着离去，我身上有多少部分将死去。我想知道，对一位作家来说，流亡是否等同于自杀？”在另一个国度，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丧失了自己的读者，陌生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是过去依然如影随形。这些失语的、断裂的、碎片化的故事就构成了他所有小说的基调。就如同他的小说《巢》中写到的几代移民，他们有的用书籍建构了自己的新家；有的永远找不到家，从此消失，或被谋杀；有的依然在路上，不断地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态，渴望与新的环境融合。不同的命运，不同的象征，正是作者本人马内阿真实与隐喻互相指涉的写照。这是一份写给流亡者的悼书：有人类以来，流亡就是最悲惨的命运。记忆的阴影缠绕不散，语言在匮乏中失声，孤独是他者的常态，死亡才是最终的“巢”。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论及流亡时说，流亡首先是人对自我的背离，对思想自由的放弃，它遮蔽理智，约束疑问，消解焦虑彷徨，接受俯首听命，而不再畅所欲言，大胆质疑。流亡之后的生活再也不是单一的视角，生活变得混乱而复杂。尤其对一个说着外国语言的作家而言，除了写作，别无他法。只有从内在流亡的角度、母语流亡的角度解读《巢》，你才能理解马内阿为何会用一种如此大胆，背离常规的方式写作。他的小说寻找着精神的同类，渴求的是一小部分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的理想读者，即使他们总是陷入各种困境，无法应对正常的生活，总是纠结于过去，具有深深的负罪感，仿佛自我的逃离是一种背叛。
而在他另一本小说《黑信封》中，故事更加扑朔迷离，情节更加支离破碎，暗语和呓语成为了小说的隐喻本身，这是一本用密码写就的小说，因为内在的流亡早就开始了。这是马内阿离开罗马尼亚之前出版的最后一本小说，某种程度上，这本小说引发了他远离故国的念头。在他1990年写下的随笔《审查报告》（收录在随笔集《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马内阿回忆说，为了创作《黑信封》，他一直努力寻找一个隐喻，表现我们封闭而残缺的社会，表现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和痛苦，表现人们的沮丧和挫败感：“我要创作另外一个现实，来表达我们实际的生活：无尽的队伍（为了面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纸）、可怕的医院、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和夸夸其谈的骗术；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我自己的痛苦。孤独的个体和群众。绝望、爱、恐惧、罪恶、脆弱、幻想和噩梦。”这就是他想表达的故事，但是在我的阅读感受中，总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就好像他使用这么多的短句表达一种不可言传的情绪，我甚至能感受到他写下每一个句子时，都有一种担心他的笔被人凭空夺走似的恐惧。他只能借助大量隐晦的意象和隐喻来传递他想表达的现实。但是在小说出版前夕，他收到了国家部门的审查报告，除了列举众多需要修改的部分之外，审查报告中还详细地“解密”了他小说中用来影射纳粹主义和罗马尼亚独裁主义的句子和隐喻。他说他害怕了，厌恶了：“在极权统治下写作的作家常常在作品中使用诈术、典故、暗码或粗糙的艺术形象，痛苦而隐晦地和读者进行沟通，同时他们又希望躲开审查者。受到阅读的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欺骗，而这又让他们感到刻骨铭心的痛苦。”这大概是最终驱使他成为一个流亡者的缘由。
但成为一个流亡者作家，同时意味着失去自己的读者，成为一个同胞眼中的叛国者，背负着骂名，远离了苦难，丧失了自己的根，永远处于一种背井离乡的漂泊者状态。在马内阿与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对谈《在我离去之前，结清我的账目》中，贝娄回忆起自己的家庭初到美国之时遭遇到方方面面的困境，身为犹太人的移民在世俗化和美国化方面都有着很多的困惑，而有一天他的父亲去世了，哥哥告诉他这句话：“别再像个移民那样行事。”这句话大概引起了马内阿的情感共鸣，以至于最终作为他们对谈部分的标题。他并不想成为一个流亡者中的英雄，他也不想成为祖国的叛徒和罪人，他只想成为他，一个欧洲人，一个小说家，一个渴望找到家的人。
原文刊载于晶报 2015年10月11日
原文链接：http://jb.sznews.com/html/2015-10/11/content_335526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