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黄宗智 著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

       这本书延续了作者在华北的研究，其实思路和结论也和华北的研究（黄宗智，1986）大致是一样的，尤其是前半部分（第一篇，即1949年以前）。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将长江三角洲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农村进行了对比，作者通过研究发现，长江地区和华北地区一样，同样存在着农业过密化的问题。但是由于两地的“生态系统”的不一样，导致了村庄结构和农业的经营模式有所区别。华北地区，农民和国家政权的联系更加紧密一些，因为华北农民大部分是自耕农，直接向国家交税。因其农民内部分化比较高（复杂），使得部分经营式农场得以兴起。长江地区的农民和国家政权往往没有多大联系，因为长江三角洲的土地有着“分离”的双层制度，“大多数农民租赁田底，仅通过田底地主间接纳税”。（p40）由于农民内部的分化不高，没有出现华北地区那么高比例的经营式农场，绝大部分都是小家庭农场。换言之，华北农村的社会分化主要发生在村庄内部，而长江三角洲农村的社会分化则在农村佃户与城镇地主之间。作者将这种分化称为“不完全两极分化”，或“农民的半无产阶级化”，或“贫农社会及经济形成”的形式（p75）。家庭式农业和家庭式生产相辅相成，这就是贫农经济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第二部分，即1949年之后。作者考察了新政权是如何改造和发展农村及其经济的，他认为其中的重点在于把握和理解土地改革、粮食三定（国家对粮食实行定产、订购、定销）以及生产集体化这三个关键的步骤（p167）。作者试图论证这些改革步骤都没有真正使农村获得发展，而是继续停留在过密化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中。农业生产过密化的倾向并没有改变，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农业依旧徘徊在糊口的水平。当时农业产量的增长实质上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区别于没有增长的发展）。作者认为集体化时期的集体农场和旧有的家庭农场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与家庭农场一样，它既是一个消费单位，又是一个生产单位。”所以，它和家庭农场一样，能够忍受比资本企业低得多的劳动边际报酬。事实上，他也和家庭农场一样，不能解雇其剩余的劳动力。

       作者强调了他在华北一书中提出的“无发展的增长”，或者说“过密型增长”、“过密化”等概念，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前，中国农村一直存在着“过密化”的现象，直到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才获得了质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伴随着乡村工业的兴起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得以实现的。农业出现了反过密化的趋势，农业种植更加像是一种新型的副业，因为它更多的是男劳动力利用打工之外的业余时间或者是老人妇女进行种植。在农村形成了一种半工半农的新型经济。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变化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不含城市化的工业化和由官僚等级而非市场机会引起的社会分化。”（p291）

       黄宗智认为明清时期商品化的扩展、市场经济的伸张并没有消弱原有的小农的家庭生产，反而是加强了它。小农的家庭生产是和小商品贸易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以棉制品和粮食的生产和交换为核心。小农家庭的“自然分工”因商品化和农村生产的家庭化变得更加完备。农业与手工业在小农家庭中的结合变得更强了。农业中以雇用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单位之所以没有兴起和扩展，是因为传统的以“男耕女织”为标志的小农家庭生产在劳动力过剩的前提下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经营性农场没有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总之，“500年的商品化并未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的发展，而是使小农经济和家庭生产更趋完备了。”（p305）

       1850年后中国农业的商品化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色彩，由于帝国主义的冲击，中国的农业经济也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的浪潮中。但是作者认为帝国主义的冲击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商品化的格局依旧基本如故”（p312）。“小农家庭仍然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体”。（p312）而这种结合有力地抵制了机器大工业。

       计划经济和集体化时期，中国农业依旧保持着过密化的局面。作者认为“集体化效果并不优于以前的市场经济，尽管国家政权锐意进取，农业并未冲破过密化的老路。”（p316）实际上，这种过密化在人口压力和长期存在的既有惯性下有容易继续生存下去，因为它存在的生态系统还没有遭受破坏。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人口（劳力）和土地的问题，两者必须打破其一，就是其中一个必须有所变化。最理想的状态是，人口（劳力）和土地互朝相反的方向变化，即人口（劳力）减少，土地增加。最差的状态是人口（劳力）和土地的关系继续恶化，即在人口（劳力）持续增长的同时，土地资源在减少。当然，更多的情况是处于两种极端的变化之间。我们需要在综合考虑技术、环境等其他外部条件的情况下寻求人口（劳力）与土地之间的平衡。

       对于解决农业过密化的问题，转移劳动力无疑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事实也证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乡村工业化与经济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人口能够从事农业以外的工作，从而缓解了农业过密化的趋势，中国农村获得了真正意义的第一次发展。作者认为中国农村能不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国家政权和城市部门是否会让乡村部门将剩余留作自身的投资和发展。”（p334）也许我们还会期待，城市（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反哺农村的时刻什么时候会到来。


                                                                                        y/2016.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