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
题为《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全文的重点却并不在于历史学本身，而在于批判当时历史学“过量”带来的弊端，以及如何改造历史学才能使之有利于生活。
在本文写作的1870年代，德国历史学界出现了朝向极端专业化的转折，学者们更多地把事实置于理论之上，试图运用严格的史料考证，将历史从哲学观念中解脱出来。在尼采看来，这是历史学的过量，并不利于生活，它必须用“非历史”的取舍和“超历史”的永恒价值改造自己，才能成为一种值得提倡的东西。在“生成”与“存在”、“历史”与“永恒”的对立中，后者存在于前者之中，又反对前者，并应该成为指导前者、推动前者发展的更高价值。而当时的历史学只能看到“生成”，总会看到历史中的不完善之处，这让人逐渐麻木，难以再产生非理性的热爱与激情，也就更难被其推向伟大的行动。在尼采理想的历史学中，历史应该被一种“更高的力量”所统治和引导，应该不满足于单纯知识的增多，而是服务于生活的需要——“每个人和每个民族都各自按照自己的目标、力量和急需而需要对过去的某种知识”。于是，支配历史学的从过去本身变成了“生活”的需要。尽管他认识到“只要历史学服务于生活并被生活的冲动所支配，过去本身就受损失”，但他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要在过去中有所取舍而非事无巨细地重现一切，因此对过去的损失是必然的，而提供反对自身时代的意义才是历史学更加重要的价值。
尼采认为当时德国历史学的问题是只重学究式地研究过去，却不能为生活提供价值指导。这一评价在德国出现历史学专业化、历史学试图排斥哲学价值的时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时德国的历史学又没有完全抛弃其价值支撑，而是仍然坚信历史有其意义。这种意义并非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念，而是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意义，不可一概而论，也无优劣之分，“每个时代都直接通向上帝”。这种历史主义思想贯穿于整个19世纪的德国史学之中，它重视个体性、民族性而非普世性，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评价而是理解。这与启蒙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启蒙史学首先设定“理性”的理想状态，再以赞颂理性、批判非理性的基调描绘过去的时代。尽管拒斥绝对的价值判断标准，深受历史主义影响的德国历史学家们却并未陷入价值虚无，而是坚定地信仰世界历史必然有上帝赋予的意义，这一信仰直到马克斯.韦伯才被最后打破。既然世界历史必然有意义，历史上的成功也就被视为“历史的选择”“世界进程的一部分”，历史趋势本身就成为了伦理价值。而在历史中存在多种趋势时，历史学家的回答则更多反映出自己的政治立场。但这种从现实中选取某种趋势、然后为其辩护的“需要”，并不是尼采希望用于指导历史学的“生活的需要”。尼采的“生活”，不是跟随时代的潮流随波逐流，而是在更高的、超历史的原则指引下，不合时宜地反抗时代，主动争取（而非等待）更美好的未来，支撑这一切的是“对完善的东西和正确的东西的绝对信仰”。
为了建立这样的信仰，则需要改革当时被“历史学”主导的教育。尼采认为，当时德国青年教育的目标“根本不是自由的有教养的人，而是学者、科学人，确切地说是尽早有用的科学人，这人置身于生活之外，为的是真正清晰地认识生活”。这样教育出来的青年只了解知识本身，却并没有相应的生活经验能与其相凉席，也就不能将知识化为指导生活、反对时代的力量，最终会沦为尼采所批判的“知识庸人”。
对于时代的教育问题，尼采给出的解决方案，则是让时人——尤其是青年——“进入伟大人物的历史”，学会反对自己的时代，并为自己设立一个伟大的目标，去建设未来。尼采认为，“历史是由有经验者和优越者来写的”，只有对伟大事物有所经历的人，才能够辨别出过去伟大事物的意义，唯有从当代最高的力量出发才能解释过去，唯有建设未来的人才有权裁判过去。尼采在这里提出伟大的人物决定历史进程，可见“超人”思想的痕迹；而对“建设未来”的强调，则体现出尼采对自身时代的忧患意识。他看到，那只是认识世界、最多不过对现实做合理化解释的历史学，失去了永恒价值支撑的历史学，将最终导向一切伟大价值的虚无；因此他要呼吁回到知识与生活相结合的时代，那时理性与非理性和谐共处，并共同创造未来。
“因为我并不知道，古典语言文献学如果不是具有在我们的时代里不合时宜地起作用的意义，亦即反对时代、并由此作用于时代、并但愿有益于一个未来时代地起作用的意义，它在我们的时代还会具有什么一种意义。”这是作为古典学家的尼采对自身学科意义的认识，也是《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四篇文章共同的价值导向——反对时代、作用于时代、但愿有益于一个未来的时代。他的确成了上一个时代的终结者和下一个时代的开启者：经由非理性的道路，他和经由理性道路的马克斯.韦伯一起，以不同的方式宣布上帝已死，上一个时代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已然崩塌；而在重建超历史价值这一方面，尼采成为了列奥.施特劳斯的先驱。
读完全书的追记：放在全书的框架中，《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针对的并不只是历史学这一学科，而是当时德国社会中更广泛群体的问题，这类人在不同文章中被尼采称为“知识庸人”“学者”“艺术之友”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反对国家和时代（甚至为其辩护），用知识和“教养”掩盖自身思想的贫乏和停滞，满足于现实，拒斥改变现实的伟人。他们“合时宜”地追逐时代的风尚，尼采则期待被永远生机勃勃的“生活“所推动的、“不合时宜”的革新者，他也就因此成为了时代的批判者。
在本文写作的1870年代，德国历史学界出现了朝向极端专业化的转折，学者们更多地把事实置于理论之上，试图运用严格的史料考证，将历史从哲学观念中解脱出来。在尼采看来，这是历史学的过量，并不利于生活，它必须用“非历史”的取舍和“超历史”的永恒价值改造自己，才能成为一种值得提倡的东西。在“生成”与“存在”、“历史”与“永恒”的对立中，后者存在于前者之中，又反对前者，并应该成为指导前者、推动前者发展的更高价值。而当时的历史学只能看到“生成”，总会看到历史中的不完善之处，这让人逐渐麻木，难以再产生非理性的热爱与激情，也就更难被其推向伟大的行动。在尼采理想的历史学中，历史应该被一种“更高的力量”所统治和引导，应该不满足于单纯知识的增多，而是服务于生活的需要——“每个人和每个民族都各自按照自己的目标、力量和急需而需要对过去的某种知识”。于是，支配历史学的从过去本身变成了“生活”的需要。尽管他认识到“只要历史学服务于生活并被生活的冲动所支配，过去本身就受损失”，但他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要在过去中有所取舍而非事无巨细地重现一切，因此对过去的损失是必然的，而提供反对自身时代的意义才是历史学更加重要的价值。
尼采认为当时德国历史学的问题是只重学究式地研究过去，却不能为生活提供价值指导。这一评价在德国出现历史学专业化、历史学试图排斥哲学价值的时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时德国的历史学又没有完全抛弃其价值支撑，而是仍然坚信历史有其意义。这种意义并非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念，而是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意义，不可一概而论，也无优劣之分，“每个时代都直接通向上帝”。这种历史主义思想贯穿于整个19世纪的德国史学之中，它重视个体性、民族性而非普世性，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评价而是理解。这与启蒙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启蒙史学首先设定“理性”的理想状态，再以赞颂理性、批判非理性的基调描绘过去的时代。尽管拒斥绝对的价值判断标准，深受历史主义影响的德国历史学家们却并未陷入价值虚无，而是坚定地信仰世界历史必然有上帝赋予的意义，这一信仰直到马克斯.韦伯才被最后打破。既然世界历史必然有意义，历史上的成功也就被视为“历史的选择”“世界进程的一部分”，历史趋势本身就成为了伦理价值。而在历史中存在多种趋势时，历史学家的回答则更多反映出自己的政治立场。但这种从现实中选取某种趋势、然后为其辩护的“需要”，并不是尼采希望用于指导历史学的“生活的需要”。尼采的“生活”，不是跟随时代的潮流随波逐流，而是在更高的、超历史的原则指引下，不合时宜地反抗时代，主动争取（而非等待）更美好的未来，支撑这一切的是“对完善的东西和正确的东西的绝对信仰”。
为了建立这样的信仰，则需要改革当时被“历史学”主导的教育。尼采认为，当时德国青年教育的目标“根本不是自由的有教养的人，而是学者、科学人，确切地说是尽早有用的科学人，这人置身于生活之外，为的是真正清晰地认识生活”。这样教育出来的青年只了解知识本身，却并没有相应的生活经验能与其相凉席，也就不能将知识化为指导生活、反对时代的力量，最终会沦为尼采所批判的“知识庸人”。
对于时代的教育问题，尼采给出的解决方案，则是让时人——尤其是青年——“进入伟大人物的历史”，学会反对自己的时代，并为自己设立一个伟大的目标，去建设未来。尼采认为，“历史是由有经验者和优越者来写的”，只有对伟大事物有所经历的人，才能够辨别出过去伟大事物的意义，唯有从当代最高的力量出发才能解释过去，唯有建设未来的人才有权裁判过去。尼采在这里提出伟大的人物决定历史进程，可见“超人”思想的痕迹；而对“建设未来”的强调，则体现出尼采对自身时代的忧患意识。他看到，那只是认识世界、最多不过对现实做合理化解释的历史学，失去了永恒价值支撑的历史学，将最终导向一切伟大价值的虚无；因此他要呼吁回到知识与生活相结合的时代，那时理性与非理性和谐共处，并共同创造未来。
“因为我并不知道，古典语言文献学如果不是具有在我们的时代里不合时宜地起作用的意义，亦即反对时代、并由此作用于时代、并但愿有益于一个未来时代地起作用的意义，它在我们的时代还会具有什么一种意义。”这是作为古典学家的尼采对自身学科意义的认识，也是《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四篇文章共同的价值导向——反对时代、作用于时代、但愿有益于一个未来的时代。他的确成了上一个时代的终结者和下一个时代的开启者：经由非理性的道路，他和经由理性道路的马克斯.韦伯一起，以不同的方式宣布上帝已死，上一个时代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已然崩塌；而在重建超历史价值这一方面，尼采成为了列奥.施特劳斯的先驱。
读完全书的追记：放在全书的框架中，《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针对的并不只是历史学这一学科，而是当时德国社会中更广泛群体的问题，这类人在不同文章中被尼采称为“知识庸人”“学者”“艺术之友”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反对国家和时代（甚至为其辩护），用知识和“教养”掩盖自身思想的贫乏和停滞，满足于现实，拒斥改变现实的伟人。他们“合时宜”地追逐时代的风尚，尼采则期待被永远生机勃勃的“生活“所推动的、“不合时宜”的革新者，他也就因此成为了时代的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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