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五彩斑斓的上海辛亥革命史画卷——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读后

瞿骏老师目前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其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海史和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一书原是他在200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其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 笔者以为此书有三大特点：一是视角新颖，二是史料丰富，三是复线史观贯穿全书。这三个特点使该书向读者展示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上海辛亥革命史画卷。 一 全书正文共四章。 第一章“报纸与革命”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民立报》等上海报馆所制造的扬胜讳败、鼓舞民气的消息及其刊登的国外传来且有利于革命的电文和译稿。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分析了上海报刊的影响力及其对个人革命观感和想象的塑造，并通过解读叶圣陶和吴宓的日记，展现出不同学生对革命的不同感想。在第三部分中，作者分析了当时上海的一些报馆因报道对革命不利的消息而被人砸毁的社会现象，并认为这与革命党人欲控制报馆统一舆论的企图有关。不少报馆因此走上了“自堕之路”，相互攻击对方“诋毁”革命，其信誉度由此而大大降低。 第二章“追悼会与革命”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反满英雄系谱的变化过程。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以秋瑾、陈天华和徐锡麟为案例分析了革命烈士的形象是如何被革命党人淘洗出来的，并讲述了革命党人对曾国藩、李鸿章等前清已逝大臣和杨衢云等与当下掌权的革命者有宿怨的革命党人的形象加以压制的过程。第三部分讲述了追悼会的现实情景。纪念者通过举行“大出丧”仪式、派出威严的警卫、展示烈士遗物、营造出动人氛围等方式向看客展现出烈士的权威并以此获得“象征资本”。此外，出于推动政局走向、推行重要决策以获取民意支持、党争和私人恩怨等动机，革命烈士追悼会也往往成为各方博弈的一个场所。第四部分讲述了辛亥革命烈士的形象在北洋政府时期遭到政府压制，其后于1928年 被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通过重修秋瑾、陶成章两烈士墓和在国货博览会上展示烈士遗物的方式重现出来。而这些革命烈士的形象又进一步被国民党塑造成“总理信徒”，以衬托出孙中山的权威。 第三章“生意与革命”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商业图书是如何塑造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张勋的形象的。第二部分叙述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如何利用革命出版物相互竞争、电影公司放映革命纪录片、伶界上演革命戏、理发店借革命政权的剪辫要求推广其剪辫生意等史实，并分析了商家如何坚持追求利润这一在社会大变动中也不变的原则。第三部分分析了革命进程中的商家是如何做好书籍、演剧、时尚这三种生意的。 第四章“日常生活与革命”讲述了时人在赴沪避难或参加革命的途中遭遇打劫、旅途劳苦、车票船票价格高涨的经历和上海社会失序的情况（金融秩序严重混乱；搬迁混乱；投函、谣言、传单无孔不入）及造成失序的原因（革命政府对公共空间的管制、兵劫、民变、革命政权筹集经费）。 作者最后得出两个结论：第一，1911-1913年间的上海城市公共空间既制造出了革命记忆资源，又瓦解了革命的神圣性和合法性。第二，革命使上海城市公共空间政治化进一步加强，并使这一政治化的特征由各个精英竞逐于各公共空间转变为由国家控制公共空间。 二 笔者认为该书有三个特点值得一谈。 第一个特点是研究视角新颖。在本书出版之前，学者们多从“事件史”、“革命史”和“现代化史”路径出发来研究上海与辛亥革命之间关系（页1、2），而作者从政治社会史的路径出发来研究看上海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1911-1913年间革命如何介入到上海各大报刊、革命烈士追悼会、商人生意、民众生活的史实，让我们对上海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作者在第三章中对革命与生意之间关系的分析，令人回味无穷。 第二个特点是作者搜集了丰富的史料并且运用得当。史料是史学研究者做研究的根本，故笔者每阅读一本学术著作时，特别注意作者所用的史料。该书中作者所引史料之丰富，从每章后的注释及书后的“征引、参考文献”可知。在运用史料方面作者也颇有心得。对于报纸、杂志、画报等史料，作者认为“由于各个报刊立场风格、定位不同，对于本研究的各个分章专题来说，在每个专题中哪份报刊的史料更值得征信？在哪份报刊中能更多获得你所需要的特定史料？哪份报刊精英意识更加强烈？哪份报刊更贴近民众的视野？哪份报刊与革命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些问题都值得在平时阅读中细心体味以更好地运用传媒这一史料宝库”（页8）。这一点在该书第一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者正是对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各大报纸的报道作了仔细考察，才区别出哪些报道是报馆刻意制造的，哪些报道是真实的。除了传媒史料，作者还运用了大量的回忆录、日记、函稿、文集、年谱、笔记等私人记载史料。作者认为“这些文字都不可避免地夹杂了作者的感情、个性、偏见甚至误导的信息。但其基本内容都是作者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的回忆，作为‘私密性的档案’非常值得研究者加以充分注意……如果能审慎而有效地使用……那么几乎可以按月按日排列出1911-1913年间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辛亥革命与城市公共空间互动影响的看法、心态变化和实际应对等。这就使我们可以不局限于以往多依靠传媒和回忆录来建构这段历史图景的旧路，换用一个新的广度与纵深来探讨辛亥革命史与上海史”（页8）。这一点在第一章第二节及第四章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如作者分析叶圣陶和吴宓的日记，展现出两人对革命的不同感想。前者从战事胜败的真假消息中感受到刺激并因未能实现立即加入到革命中的愿望而失望，后者则因战事胜败的真假消息而担忧其亲友并想象到此后他将承受颠沛流离的痛苦。不同人对于革命有不同感受，历史画卷因之而变得五彩斑斓。对于小说史料，作者认为“如果撇开小说中刻意强调的主干情节，期许多关于历史情境的繁琐细节却因无关情节的宏旨，非作者苦心创意所在，反倒成为当时实际生活的‘无意’流露这些主干情节外的细节或许不一定是具体人和事的真实，却口可以说是身处同时段的作者所呈现出的—种‘情境上的真实’”（页10）。如作者在第四章中引用了林纾的小说《金陵秋》中女学生在茶馆中为革命军募捐的描述，与报刊史料的记载相搭配，展现出当时上海各种团体为革命军募捐的社会现象。 第三个特点是复线史观贯穿全书。作者在导论中提出“其实无论是‘革命史’路径还是‘现代化史’路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个‘最终目的’的预设悬挂在那里。同时‘目的论’往往特别强调‘跨越性’和‘阶段性’，在它们那里，辛亥革命毫无疑问是个伟大的跨越和全新的阶段，从而能够突破‘事件史’路径的‘发生发展消亡’的简单因果链条，揭示出不少可以论证其“目的”的历史面相。不过也正因为其揭示的历史面相都是为其‘目的’服务的，那些不符合其‘目的’的历史面相就不免被遮蔽或扭曲，从而也无法对辛亥革命与上海的关系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页2）。因此，其既要力图打破简单的因果链条，又要挖掘出被“目的论”所掩盖的历史面相，重建出完整的史实。 作者在第一章中叙述了革命党人为了统一舆论而煽动革命少年去打砸有报道过不利于革命党人新闻的报馆，以致上海报馆走上“自堕之路”。上海的报馆曾在甲午至辛亥年间通过印刷报刊传播革命思想，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出过一份力。然而当革命爆发之际其却遭到革命的冲击，这或许是上海报人们始料未及的。作者在第四章中又叙述了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为了筹饷而对前清官吏和富有绅商进行勒索的史实。这些内容使我们认识到在革命史观中被视为正义一方的革命党人也有着不正义的一面。令人感慨的是，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这一行为成为京师禁卫军和各地的驻防八旗放弃抵抗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减少了战火，避免了给民众带来更多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诏书“为民国全面继承清朝疆域提供了重要法理依据”［1］。 两者的行为相对比则昭示出作为被革命、被视为非正义一方的清室在革命中正义的一面。 杜赞奇认为，“遗迹或事迹的意义的传承是以压抑或利用（有时是协调）其他因叙述的象征与结构所造成的遗迹或事件已散失的意义为前提的。尤其重要的是，要把握住传承试图利用、掩盖或压制业已散失的意义的具体过程，因为正是通过此种对抗性的关系，我们才可以看见民族国家范畴之外的历史，就在传承性的行动利用业已散失的事件的那一刻”［2］。 作者在第二章中对革命党人如何淘洗秋瑾、陈天华和徐锡麟三人经历而塑造出他们烈士形象的分析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秋瑾被绍兴府知府贵福处决到辛亥革命爆发前，世人多认为秋瑾是被冤杀的弱女子，而秋瑾的密友吴芝瑛等人也以修建墓碑、发表祭文等方式为她呼冤，这使世人对秋瑾非革命党之说更加深信不疑。然而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吴芝瑛却要求沪军都督府把秋瑾列入革命烈士名单之中。此后其借助各地追悼会、秋瑾灵柩过境、拜谒孙中山、题词与重建秋瑾祠等仪式，成功地将秋瑾淘洗为与清末弱女子形象大不同的“第一革命女子”。陈天华与革命派的宋教仁、黄兴等人有相当大的思想分歧，而他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却是挚友，并且其生前所主张的是“开明专制”而非“革命”，然而这些事实在其追悼会上却被淘洗掉。徐锡麟在起事过程中有张扬个人和宣扬种族情绪的事实，但这些均被陶成章等人以删改供词、修订告示的方式淘洗掉。 三 笔者从此书中受益匪浅，同时也有三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作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许多清民之际的政治中间概念愈来愈在社会上凸显其强势地位，滥用、误解时有发生…军人放纵、学生顽劣都以自己实行‘共和’作辩护…‘共和’一词不但意涵丰富，甚至还可以卖钱”（页101）“上海城市公共空间中消费大众的趣味时常会消解在革命中构建起来的革命神圣性”（页181）。笔者认为，“共和”等政治概念被滥用不仅意味着革命的神圣性被消解，更昭示着时人对这些政治概念的懵懵懂懂。在清末最后的十年当中，进化论在中国社会上颇为流行。“那些把进化论移入社会经济的人们”［3］ 深信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落后于西方并因之而仰视西方，遂乐于接受西方的各种思想观念。然而西方的思想观念却是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之外的， 因此，“接受这些观念的过程，以及在这些观念引导下以变应变的过程虽然都发生在中国，而其起端和归趋却不能不以脱出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为指向，并且以越来越远离于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为定势”［4］。 当时多数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中并无“共和”，却又不得不懵懵懂懂地接受之，其结果之一就是他们认识不到这一政治概念的神圣性。地处沿海、风气开放的上海尚且如此，至于那些与沿海地区严重脱榫的内地会是什么情况则可想而知！时人不了解西方政治概念的一个后果就是对民初政治的冷漠，如1912年12月第一届国会选举投票时出现民众态度冷漠的现象，与他们不了解选举常识有很大的关系［5］。 第二，一些史实似还可作进一步的分析。如第二章中作者提到追悼会现场也是一个博弈的场所。“…还有欲推行重要决策、获取民意支持的博弈，1912年5月起黄兴发起劝募国民捐运动，以抵制袁世凯政府抵借外债。但由于商民已深受年初劝募军饷之苦，各地反响并不怎么热烈。邵力子就注意到当年上海商民的心理与前—年东南光复时稍有差异，对待国民捐事不如捐饷时踊跃，于是在新新舞台黄花岗烈士追悼会举行的同时，他特地在《民立报》上发表评论，呼吁大家要有一种黄花岗烈士般的牺牲精神。北京吴禄贞追悼会上也有演说人痛述民国现状之危险指出‘外债难恃，国民捐不可缓，军队当急遣散’。在北京全皖会馆吴樾追悼会上，更有一名叫胡永瑞的十四五岁女孩上台提倡国民捐”（页79）。邵力子、演说人、胡永瑞这些人的行为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其背后有某种政治势力操纵？作者对此未能有更深入的分析。 总之，该书或有不足之处，但不失为一部佳作。作者以政治社会史的视角看上海辛亥革命，使我们认识到“事件史”、“革命史”和“现代化史”等研究路径之外的上海辛亥革命史，看到革命对上海的报馆、商家生意和民众生活的不同影响；以报刊、私人日记等史料向我们展示出时人对上海辛亥革命的不同感受；以复线历史的写法使我们认识到上海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非正义”的一面及被革命话语压制的秋瑾、陈天华、徐锡麟等辛亥革命烈士的另一面。一幅五彩斑斓的上海辛亥革命史画卷就这样被绘出。 ［1］章永乐：《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重审清帝逊位系列诏书及1911-12“大妥 协”》，《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2页。 ［2］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3］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30页。 ［4］杨国强：《衰世与西法》，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62-363页。 ［5］具体史实可参见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