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算开拓，遗憾很多
载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地图》内刊2016年1月号
标题是新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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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者后记中可知，本书完成于2013年11月，乃从其201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来。然而就在从完成博士论文到本书出版的这五年里，关于上海交响乐团及其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的研究已新增了至少两部开拓性的论著：英国拉夫堡大学罗梦雨博士的学位论文《C大调的上海交响乐团（1879-2010）》（Mengyu Luo: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in ‘C’ Major (1879-2010)，2013，罗著也是对解放后上海交响乐团的第一篇系统研究）和汤亚汀集十年之功的力作《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由于完成时间太过接近，这三部同题材的著作没有互相引述，而本书的文献综述所列过往研究已然需要更新。但因为素材和视角的不同，本书仍具有相当的开拓性。
罗著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上海交响乐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社会起到的作用，汤著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以工部局乐队为核心，勾画了在沪外侨的生存全景。本书则结合上海史、中西音乐交流史、心态史、口述史等视角，着重研究工部局乐队本身在不同时期的运作、人事、经济状况和艺术成就，并专章讨论工部局乐队对中国音乐人和音乐发展的重大影响。作者以工部局档案和当时的报刊为主要素材，做了诸多有益的统计，设计了大量关于收支、曲目、人事等方面的表格，全面而细致地展现了乐队本身的发展脉络。
然而，在梳理素材的同时，作者对素材却缺乏诠释，导致部分论述不甚清晰。例如，在讲述工部局乐队的前身和成立过程时，作者在第一节讲述“捕房乐队”的来龙去脉和经济状况，第二节开头却出现了另一支乐队，然而又只以“曾有一支业余管乐队”一笔带过，没有考证、论述两者和工部局乐队的前身——公共乐队的存续关系。汤著对这个问题有详细考证。
让人遗憾的是，本书重点之一——对乐队经营状况的梳理本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却因为作者缺乏足够的经济、金融知识而大打折扣。清末到民国时期，政治动荡，经济起伏，金融方面也有多次改制。因此，在谈及工部局乐队收支状况时，本应详细考察从银两到银元到“废银改元”的重大金融变革。但本书未提及或参考这方面的研究，甚至把“两”“元”两种货币单位等同视之，在论述乐队收支增长时直接把不同单位的数字相加减。另外，在论述乐队人员收入水平时，也应估算一下特定时间的货币购买力，以给人更直观的印象，但作者依然只是简单地把数字相加减。由此得出的结论，如帕器薪金呈几十倍增长体现工部局对其工作的满意等等，自然也值得存疑。关于收支情况的诸多数据图表也可以设计得更好、更易读。
上海交响乐团及其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历史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从榎本泰子《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开始，以乐队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和专著在近年也呈明显增长趋势。在诸多从音乐艺术、中国音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外侨研究、关键人物研究等角度出发的“外围”论述中，本书填补了关于乐团本身的“核心”空白，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向。
标题是新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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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者后记中可知，本书完成于2013年11月，乃从其201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来。然而就在从完成博士论文到本书出版的这五年里，关于上海交响乐团及其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的研究已新增了至少两部开拓性的论著：英国拉夫堡大学罗梦雨博士的学位论文《C大调的上海交响乐团（1879-2010）》（Mengyu Luo: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in ‘C’ Major (1879-2010)，2013，罗著也是对解放后上海交响乐团的第一篇系统研究）和汤亚汀集十年之功的力作《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由于完成时间太过接近，这三部同题材的著作没有互相引述，而本书的文献综述所列过往研究已然需要更新。但因为素材和视角的不同，本书仍具有相当的开拓性。
罗著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上海交响乐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社会起到的作用，汤著从音乐人类学的视角、以工部局乐队为核心，勾画了在沪外侨的生存全景。本书则结合上海史、中西音乐交流史、心态史、口述史等视角，着重研究工部局乐队本身在不同时期的运作、人事、经济状况和艺术成就，并专章讨论工部局乐队对中国音乐人和音乐发展的重大影响。作者以工部局档案和当时的报刊为主要素材，做了诸多有益的统计，设计了大量关于收支、曲目、人事等方面的表格，全面而细致地展现了乐队本身的发展脉络。
然而，在梳理素材的同时，作者对素材却缺乏诠释，导致部分论述不甚清晰。例如，在讲述工部局乐队的前身和成立过程时，作者在第一节讲述“捕房乐队”的来龙去脉和经济状况，第二节开头却出现了另一支乐队，然而又只以“曾有一支业余管乐队”一笔带过，没有考证、论述两者和工部局乐队的前身——公共乐队的存续关系。汤著对这个问题有详细考证。
让人遗憾的是，本书重点之一——对乐队经营状况的梳理本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却因为作者缺乏足够的经济、金融知识而大打折扣。清末到民国时期，政治动荡，经济起伏，金融方面也有多次改制。因此，在谈及工部局乐队收支状况时，本应详细考察从银两到银元到“废银改元”的重大金融变革。但本书未提及或参考这方面的研究，甚至把“两”“元”两种货币单位等同视之，在论述乐队收支增长时直接把不同单位的数字相加减。另外，在论述乐队人员收入水平时，也应估算一下特定时间的货币购买力，以给人更直观的印象，但作者依然只是简单地把数字相加减。由此得出的结论，如帕器薪金呈几十倍增长体现工部局对其工作的满意等等，自然也值得存疑。关于收支情况的诸多数据图表也可以设计得更好、更易读。
上海交响乐团及其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历史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从榎本泰子《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开始，以乐队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和专著在近年也呈明显增长趋势。在诸多从音乐艺术、中国音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外侨研究、关键人物研究等角度出发的“外围”论述中，本书填补了关于乐团本身的“核心”空白，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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