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记

比较喜欢的章节： 第三章 Municipal Power and Local Elites 第四章 The Crisis of 1931-32 第六章 Municipal Finance 第三章和第六章分析很有趣；第四章流露出来的“关怀”很感人。 第五章 Municipal Staff 是我第一次看人明说自己用了Prosopography，安克强特意在这章开头用了好几段脚注，说明这种方法，与他应用这种方法的缘由。安克强从年龄、籍贯、受教育程度、入职离职统计等多方面分析十年间市政府职员。得出一些结论，比如，技术性较强的“局”比较稳定，而教育、公安、秘书处则比较动荡。受市长轮换影响较大。他做这些分析的时候，并没有看过任何档案，完全是凭借市政府的统计报告、报刊杂志和回忆录。但这并不会影响他对全局做出分析，（他也通过这个方式来避开了细枝末节）。

---------本来琐记只是写了上面这部分，但现在觉得把自己读书笔记补贴出来也许也是有意义的（2017.2.21）---------

2016.3.7

（1）

刚刚读到1/3处，这书读起来好难（一读政治就晕），但是挺吸引人的。第一章主要讲革命，第二章讲法律与规章制度，第三章讲地方精英与政府，还有国民党地方党部之间的关系，正在读的第四章讲1931-1932年的紊乱。中文版也没好好看过，只是用的时候翻过，之前英文版也是翻的，现在觉得中文版看不懂的地方看英文版能看懂一些。

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绝对正确的顺序，看档案与看二手文献。我现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会边看边搜索手边的档案。比如说1932年成立的一个provisional municipal council，让我联想到了战区善后委员会（显然这个更早一点）。个别地方工商业人士，会在市府面临比较大威胁和挑战的时候，出现，参政议政。

而且市长的权利确实很大，感觉特别小的事情也要训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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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12

（2）

读完“市政府职员”那章。这一章作者介绍，自己是用Prosopograpy的方法进行的研究与写作。虽然我没有学过历史学，但是，这个方法被科学史界认为是可以使用的方法。某人还多年来津津乐道自己把这个词翻译成“颜面术”之精准。《上海》一书是安克强八十年代的博论，九十年代初出版。刚刚查了一下，发现Prosopography这个术语是英国史学家Lawrence Stone于1971年提出。这么说安克强运用时仍然新鲜。而Prosopography这种方法，旨在研究集体——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a historical group, whose individual biographies may be largely untraceable, by means of a collective study of their lives, in multiple career-line analysis。安克强特意在这章开头用了好几段脚注，说明这种方法，与他应用这种方法的缘由。安克强从年龄、籍贯、受教育程度、入职离职统计等多方面分析十年间市政府职员。得出一些结论，比如，技术性较强的“局”比较稳定，而教育、公安、秘书处则比较动荡。受市长轮换影响较大。他做这些分析的时候，并没有看过任何档案，完全是凭借市政府的统计报告、报刊杂志和回忆录。但这并不会影响他对全局做出分析，（他也通过这个方式来避开了细枝末节）。感觉，并不比几十年后一头埋在档案海洋中不得自拔的我们有多大的劣势。也许只有一两点细节可以补充他的全局分析，比如，他说各局之间没有什么横向交流。

看“1931-1932危机”那章也有一点感想。有关日军入侵的片段，他写的特别富有感情。虽然原文是法文，我也只能读英译本，但那一章足够达到引人入胜的地步。不仅仅包括整个一二八事变的过程，还包括之后市府的应对，都能感到表现出来的“关心”——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对整个研究重要而关系，是因为从人性出发的关心，还有“同情”——是，能看出来对市府的同情心。中文版几乎不算看过，在这章查一两个句子的时候，觉得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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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14

（3）

安克强的一些观点： 1. 财政支出中，百分之三十都给了治安相关，尤其是在1932之后中日协定上海不能驻军，所以保安队的装备等等，都得市府出资，国府并不管（尽管吴铁城多次要求国府拨款）。（这一点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国府不管？维持这样的大都市的稳定难道不重要吗？也许也和国府财政支绌有关？）但他又表明，维持人数众多的警力，对上海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中央政府的重要意义。并不是为了降低犯罪率，犯罪率在租界内比华界内要高，地下交易都在租界进行，而且有钱人也都住在租界。而是为了在一个充斥着大量学生、有极大需求的无产阶级、有不满情绪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的城市维持统治的稳固。但是，纵然有极大的投入，却没有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

2. 财政支出的第二大宗是工务/城市建设。他给出结论，都市计划的进行所取得的成就，是建立在将市府拖垮（到破产地步）的债务之上的。

3. 市府与以往军阀不同，是在认真的清偿市政公债。

4. 1932之后的复兴公债发行细节在报刊中与政府出版物中均不可见。

税制改革不能顺利进行的原因是像shopkeeper这样的小商人觉得自己被别人代表了，想退回到“同业公会”的时代，不认可市政府进行的市政管理，从某种角度来讲，这是“现代”面对“传统”的问题。

顺着读下来才能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安排章节，市财政这章之后是都市计划那章，在他看来，都市计划的实施（或者说大规模建设的进行）也许算是一种财政计划并未妥善安排的体现。尽管是“以人民的名义”，但却“不能豁免政府因此而招致债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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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16

（4）

这次仔细看发现，安克强写龙华机场扩建，没有引用沈怡。写扩建这段，提到了国府指令，市府施行，并且钱都得市府出。龙华机场对农民的补贴少得可怜。但如果引用沈怡的话，在龙华机场扩建一案上面，他与国府是有争执的。他认为改变图纸就会避免征收不必要征收的农民土地。然而后来他的意见并未采纳。但这点我认为应该提一下。一方面可以看到国府市府之互动，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工务局的姿态。

我觉得安克强很有意思诶，他在Greater Shanghai Project一节里的最后一句话，用了一个脚注说“The official text of the Greater Shanghai plan (Shanghai shi shi zhongxin quyu jihua shu) can be founded in various sources.”如此令人纠结的问题，名称与实际。看起来好像是说大上海计划=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书。我觉得这么多年可能大家都误解他了，他是不是意思是这个project可见的官方文本是这个市中心计划书呢？或者这只是一个没弄明白的脚注。后来，在'The Municipal Project'一节中，又说，这个plan最先的想法是建一个新市中心。还说，已经存在的城市区域是包括在这个计划中的。感觉他是明白这个plan并不等于“市中心计划”。

最后，有点不太明白他在“Town Planning”这一章最后一段想讲些什么。联系了当下（20世纪90年代）上海进行的规划，比如大的高尚的boulevards，外滩隧道，跨江大桥，这些“现代的”元素将城市联结起来。他认为当局并未考量城市的结构和功能。这些元素可能最终会摧毁城市遗产，并不一定能达到现代化的需求。——我想说的是，果真一讲到城市建设，历史学家就可以自然而然的联系当下发表意见了，虽然我完全没有get到他的点在哪里。

哦，当然他有一个创见，就是，共和国的有些规划策略其实并不仅仅是和苏联学的，而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地方，如民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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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3.20

（5）

The Testing Ground of Modernity这一章主要讲教育和卫生。也主要是从教育局和卫生局来谈。

有关争取租界内“教育权”（指的是租界内的中国学校也归教育局管）的问题，陈德政（与国民党地方党部）的激进做法使得市府与国府都不满，后两者希望的是上海的平静与安宁，以及和工部局等租界权力机关日益友好的关系。通过这个问题，再次说明了地方党部与市府早年间的分歧。

为了增加识字率，强制人们脱盲，不去补习班就要罚款，或者被送去义务劳动，这点……挺神的。

有关“卫生”，作者认为，在没有过任何卫生健保体系的中国，上海卫生局从学校入手，形成school-oriented的医疗服务（系统），是独创的。一开始也提到了SMG卫生局是从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时代的卫生处延续下来的。（其实工务局也可以这么说吧，但作者没说）卫生局的成效，取决于这个局较高的稳定性（stability）。卫生局与同济大学、卫生部和租界卫生服务之间的合作，使其可以效益最大化。并且，“卫生”这件事本身，没有太强的意识形态论争。

在讲“卫生运动”、“扫除运动”的时候，我想到了PRC早年的类似运动。有关这些运动是如何动员起来的。安克强还联系起了“三反五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