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世界的距离是一颗子弹
这本薄薄的小书，我用了好几天才看完。从翻开第一页，这个18岁的姑娘就牵扯着我，她敏锐的神经，她刨根问底的尖锐，她细腻的情绪，她无处发泄的自我伤害，她用自己的方式抗拒着这个世界，规矩的世界，大人的世界，有秩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允许她做自己。所以，她被送入了麦克林恩精神病院。书里的每一个字都像踩在刀尖上让人难受，合上书的最后一页，我并没有释然，她在精神病医院待了18个月，然后，病历上写着：痊愈，她可以出院了。而我很想哭，酸楚的情绪压抑在胸口，绝望的孤独纷至沓来，仿若世界末日，闭上双眼便掉进无尽深渊。
凯森像极了青春期的我，或者说，我们。敏感的青春，所有的触角伸展开想要探索世界，而世界是冰冷的墙，四处碰壁。我曾经写过那么多悲伤的文字，生命意识的过早觉醒让我充满忧伤和绝望。我仍然记得20年前，高中住校回家时在巷口遇到邻居的哥哥，他问我：为什么你的文字看起来总是那么伤感？我想了想，竟然无言以答。整个青春期，我写了很多本日记，层层叠叠，记载着那些无处诉说的困惑和迷茫。常常把自己锁在一个又一个不知道结果不知道答案的问题中，无法突围，这使我无法安静的生活。回首翻看以前的日记，那些文字直接又锋利，充满和世界的对峙，和自己的较劲。我甚至一度觉得陌生，不能相信那些文字出自于我自己。读着凯森的文字，我恍然看到20年前的自己。
年少时，看起来乖顺的女生，可是内心却无比不安分，我并不是循规蹈矩的那个女生。在某个时期，对死亡忽然有了强烈的好奇和向往，虽然并没有尝试，却开始关注哲学。那些疯掉或者自杀的艺术家令我着迷，似乎像毒药一样让人兴奋又疯狂。曾经以访客的身份去监狱住了两天，当然没有和犯人直接接触，只是在外围观察他们，去食堂吃饭，去探监室感受，去档案室翻看犯罪档案。在别人看来，我太不像一个正常的女生。而我，只是想要了解另一个我不熟悉的地方和人群。
在这本书里，凯森以及她的那些病友们，抽烟、喝酒、吸毒、逃课，做很多出格的事情，乖张叛逆，看上去像令人头疼的小孩。可是，谁的青春不是这样呢？或许有一些人能够用刻苦学习把这些情绪消解掉。
这世界上有一些人天性敏感，从身体到心灵，有更多的感知和触觉，也因此，情绪更多。她感受到的世界和你感受到的世界决然不同，人和人之间有细微而宏大的差别，面对同一朵花，同一棵树，她看到的和别人看到的一定不一样。敏感的人所有的感官和情绪都更激烈，她需要有比别人更强的自制力来平衡胸腔中那些四处乱撞的情绪，生活似乎比别人更艰难。因为敏感，所以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更深刻，更能看到丑陋不堪的真相，从而沮丧，这种沮丧渐渐变成一种绝望。
大学时特别喜欢陈染，几乎看过她的所有作品。记得很清晰的是书里有一张陈染的照片——十八岁的陈染用一把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或许陈染也应该被送进麦克林恩精神病医院？陈染的文字常常在表达人与世界的对抗，那是孤独叛逆者的破碎童话。她的文字里充斥着拧巴的生活，人的痛苦以及外部与自身的疏离，自我在外部的冲击中进退失据的慌乱和犹疑。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慌乱和犹疑中长大、成熟。
而同样是十八岁的凯森吞下了50片阿司匹林，她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凯森撞击手腕，用指甲抓自己的脸。她说：“我的处境是生活在痛苦之中，却无人知晓。甚至连我自己也未必能够透彻的洞悉自己承受的痛苦。所以我要告诉自己，一遍又一遍，让自己感受到痛苦。这是我让自己熬过这一切的唯一方法。”我分明看到的是一个不能被理解的姑娘通过自我伤害来确认自己活着并且存在。她觉得自己被生活关在了门外，怎样表达愤怒才算是处于恰当的激烈程度？
或许这是告别童年最惨烈的方式和必经之路，人脱离天真走向成熟总是如此无奈，我们不能和世界和解，在一路的抗拒中成长。我们和世界的距离是一颗子弹。
总有一些情绪需要宣泄的途径，有些问题需要答案。如果世界没有出口，只能向内寻找。
凯森的室友乔治娜讲述自己进入这里的过程。“她正坐在剧院里看电影，忽然感到一阵黑暗像高高掀起的巨浪当头袭来，打得她脑袋晕眩几欲炸裂。她的世界在那几分钟里崩塌了。她知道自己疯了。她四下看了看，想知道剧院里有没有其他人和她一样遇袭，然而他们都还沉浸在电影的情节里。剧院里的黑暗和她脑海中的黑暗纠缠到一起，让人觉得愈发沉重压抑，她忍无可忍，冲了出去。”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你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另一个世界。你像一个溺水的人一样慌乱挣扎，你并不知怎样才能收回你的脚。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一步之遥。每个人都会经历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内心早已兵荒马乱，而别人看来，不过是沉默了一些。
18个月后，凯森痊愈出院了，她说：“我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疯了。我也会就此去问别人。要是我做了什么不太寻常的事，比如一天洗了两次澡，我就会问自己，你疯了吗？我知道，这是个很常见的问句。但这句话对我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她意味着那些隧道、那些安全网、那些塑料餐叉，还有那闪烁着、不断变幻的仿佛一直在召唤我跨过去的边缘界线。我再也不想跨过去了。”
我在她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她让人心疼。
几年以后，凯森在街头遇到了当年和她一起在麦克林恩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的另一个女孩，莉萨。莉萨恶作剧般给凯森展示了她因为生孩子而变得松软的肚子，“她把肚子拉成了一片肉翼，离自己的身体足有一英尺那么远。她一放手，它们便又缩回去了。”她把这称作“奇妙的东西”。临别的时候，她问：“你会回想我们过去待在那儿的日子吗，就是那个地方？”凯森回答：“会的，我很怀念那段时光。”
在我看来，她们一起在麦克林恩度过的日子虽然煎熬，但是这里的伙伴不会把她们当成异类，因为她们都是一样的。这些姑娘们单纯又敏感，也因此，即便已经长大成人，她们依然葆有一份纯真。
漫长的人生里，如果你不曾追问过自己活着的理由，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穷尽精力挣扎的青春期不过是想知道一个答案。
凯森在十六年后仍然不是大多数中的那一个，她的特质决定了她的人生和命运，“我们在那样的光线中看到自己，看到他人，看到生而为人是如此难掩瑕疵，孤立无援。”
凯森像极了青春期的我，或者说，我们。敏感的青春，所有的触角伸展开想要探索世界，而世界是冰冷的墙，四处碰壁。我曾经写过那么多悲伤的文字，生命意识的过早觉醒让我充满忧伤和绝望。我仍然记得20年前，高中住校回家时在巷口遇到邻居的哥哥，他问我：为什么你的文字看起来总是那么伤感？我想了想，竟然无言以答。整个青春期，我写了很多本日记，层层叠叠，记载着那些无处诉说的困惑和迷茫。常常把自己锁在一个又一个不知道结果不知道答案的问题中，无法突围，这使我无法安静的生活。回首翻看以前的日记，那些文字直接又锋利，充满和世界的对峙，和自己的较劲。我甚至一度觉得陌生，不能相信那些文字出自于我自己。读着凯森的文字，我恍然看到20年前的自己。
年少时，看起来乖顺的女生，可是内心却无比不安分，我并不是循规蹈矩的那个女生。在某个时期，对死亡忽然有了强烈的好奇和向往，虽然并没有尝试，却开始关注哲学。那些疯掉或者自杀的艺术家令我着迷，似乎像毒药一样让人兴奋又疯狂。曾经以访客的身份去监狱住了两天，当然没有和犯人直接接触，只是在外围观察他们，去食堂吃饭，去探监室感受，去档案室翻看犯罪档案。在别人看来，我太不像一个正常的女生。而我，只是想要了解另一个我不熟悉的地方和人群。
在这本书里，凯森以及她的那些病友们，抽烟、喝酒、吸毒、逃课，做很多出格的事情，乖张叛逆，看上去像令人头疼的小孩。可是，谁的青春不是这样呢？或许有一些人能够用刻苦学习把这些情绪消解掉。
这世界上有一些人天性敏感，从身体到心灵，有更多的感知和触觉，也因此，情绪更多。她感受到的世界和你感受到的世界决然不同，人和人之间有细微而宏大的差别，面对同一朵花，同一棵树，她看到的和别人看到的一定不一样。敏感的人所有的感官和情绪都更激烈，她需要有比别人更强的自制力来平衡胸腔中那些四处乱撞的情绪，生活似乎比别人更艰难。因为敏感，所以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更深刻，更能看到丑陋不堪的真相，从而沮丧，这种沮丧渐渐变成一种绝望。
大学时特别喜欢陈染，几乎看过她的所有作品。记得很清晰的是书里有一张陈染的照片——十八岁的陈染用一把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或许陈染也应该被送进麦克林恩精神病医院？陈染的文字常常在表达人与世界的对抗，那是孤独叛逆者的破碎童话。她的文字里充斥着拧巴的生活，人的痛苦以及外部与自身的疏离，自我在外部的冲击中进退失据的慌乱和犹疑。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慌乱和犹疑中长大、成熟。
而同样是十八岁的凯森吞下了50片阿司匹林，她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凯森撞击手腕，用指甲抓自己的脸。她说：“我的处境是生活在痛苦之中，却无人知晓。甚至连我自己也未必能够透彻的洞悉自己承受的痛苦。所以我要告诉自己，一遍又一遍，让自己感受到痛苦。这是我让自己熬过这一切的唯一方法。”我分明看到的是一个不能被理解的姑娘通过自我伤害来确认自己活着并且存在。她觉得自己被生活关在了门外，怎样表达愤怒才算是处于恰当的激烈程度？
或许这是告别童年最惨烈的方式和必经之路，人脱离天真走向成熟总是如此无奈，我们不能和世界和解，在一路的抗拒中成长。我们和世界的距离是一颗子弹。
总有一些情绪需要宣泄的途径，有些问题需要答案。如果世界没有出口，只能向内寻找。
凯森的室友乔治娜讲述自己进入这里的过程。“她正坐在剧院里看电影，忽然感到一阵黑暗像高高掀起的巨浪当头袭来，打得她脑袋晕眩几欲炸裂。她的世界在那几分钟里崩塌了。她知道自己疯了。她四下看了看，想知道剧院里有没有其他人和她一样遇袭，然而他们都还沉浸在电影的情节里。剧院里的黑暗和她脑海中的黑暗纠缠到一起，让人觉得愈发沉重压抑，她忍无可忍，冲了出去。”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你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另一个世界。你像一个溺水的人一样慌乱挣扎，你并不知怎样才能收回你的脚。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一步之遥。每个人都会经历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内心早已兵荒马乱，而别人看来，不过是沉默了一些。
18个月后，凯森痊愈出院了，她说：“我常常问自己，我是不是疯了。我也会就此去问别人。要是我做了什么不太寻常的事，比如一天洗了两次澡，我就会问自己，你疯了吗？我知道，这是个很常见的问句。但这句话对我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她意味着那些隧道、那些安全网、那些塑料餐叉，还有那闪烁着、不断变幻的仿佛一直在召唤我跨过去的边缘界线。我再也不想跨过去了。”
我在她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她让人心疼。
几年以后，凯森在街头遇到了当年和她一起在麦克林恩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的另一个女孩，莉萨。莉萨恶作剧般给凯森展示了她因为生孩子而变得松软的肚子，“她把肚子拉成了一片肉翼，离自己的身体足有一英尺那么远。她一放手，它们便又缩回去了。”她把这称作“奇妙的东西”。临别的时候，她问：“你会回想我们过去待在那儿的日子吗，就是那个地方？”凯森回答：“会的，我很怀念那段时光。”
在我看来，她们一起在麦克林恩度过的日子虽然煎熬，但是这里的伙伴不会把她们当成异类，因为她们都是一样的。这些姑娘们单纯又敏感，也因此，即便已经长大成人，她们依然葆有一份纯真。
漫长的人生里，如果你不曾追问过自己活着的理由，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穷尽精力挣扎的青春期不过是想知道一个答案。
凯森在十六年后仍然不是大多数中的那一个，她的特质决定了她的人生和命运，“我们在那样的光线中看到自己，看到他人，看到生而为人是如此难掩瑕疵，孤立无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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