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卢梭的意图》读书笔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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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争相想要得到赞赏，自己同时代人的赞赏乃是意见中最珍贵的部分，要是一个读书人不幸生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为了博得赞誉他还能做什么呢？成为时尚的传播者，让浅薄和轻浮流布，人们牺牲掉自己的趣味。
——卢梭《论科学和文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这样写道：“在我们论及的所有为了政体长治久安的措施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为了政体而施教。”
1749年，卢梭应法国第戎科学院的有奖征文写下了言辞激烈的檄文《论科学和文艺》，对《百科全书》的启蒙运动大加挞伐。卢梭的临终之作《一个孤独散步者的梦》表明，他从未放弃自己在《论科学和文艺》中所表达的哲学原则。
施特劳斯说，《论科学和文艺》给人的鲜明印象是，卢梭敢于在启蒙运动风头正劲的时刻捍卫“道德的利益”。卢梭在这篇征文中的确大声疾呼：启蒙运动的结果必然是社会道德的普遍败坏。
施特劳斯随即指出，文明与道德不和乃是卢梭《论科学和文艺》的基本论题，但并非卢梭的特别题旨。施特劳斯首先提到，文明与道德不和这一传统的著名代表是近代的蒙田和古罗马帝国的塞涅卡。施特劳斯提醒我们，《论科学和艺术》显眼地抄录了一大段柏拉图《苏格拉底申辩篇》当中的相关段落。卢梭的观点其实更多来自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与色诺芬的《斯巴达政治》和《居鲁士的教育》相关。
施特劳斯还指出，卢梭的启蒙批判虽然明显凭靠的是某种古典传统，但并没有严格恪守这个传统。施特劳斯得出一个重要观察：苏格拉底赞扬无知时，首先暗示自己在政治方面的无知无识，卢梭在民主问题上并不认同苏格拉底的看法，卢梭反启蒙，仅仅因为他把启蒙运动是做专制主义或绝对君主制的基石。
我们长期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启蒙运动恰恰是在欧洲封建政制货专制政体的土壤上兴起的，以至于可以说，启蒙运动是新派哲人与专制君主和封建君主联手上演的一出历史剧。施特劳斯在注释中提到，卢梭在《论科学和文艺》中对专制君主路易十四的赞美并不真诚。
难以理解的事，施特劳斯何以说，依据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观点，”启蒙是绝对君主制的基石“？。
无论马基雅维利还是霍布斯，他们显然都是为专制君主出谋划策，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的共和国需要宗教。马基雅维利说过：”自由的国家反而绝对需要宗教。”由于人们没有明白马基雅维利在专制时代不得不颠三倒四、张冠李戴的修辞，才会以为马基雅维利是“近代专制主义最伟大的卫士。”
在自由政体中，人们不再畏惧君王，甚至什么都不畏惧，那么，靠什么把人民结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呢？自由政体恰恰需要宗教，因此作为最强大的纽带把国民维系在一起。替代的办法是建立一种人为的宗教，也就是公民宗教。
所谓宗教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指向：习传宗教和公民宗教。马基雅维利说，“在所有被赞美的人中，最受人赞美的是那些成为宗教领袖或宗教创建者的人。排在他们之后的是那些建立共和国或王国的人。”
施特劳斯对霍布斯的相关论点的表述同样十分简单扼要。不过，按施特劳斯的文献指引，我们在第十一章开始看到，霍布斯提出了堪称自由的悖论问题：“每个人因为自由而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一切事情，但他也因为有自由而在一切事上都与别人的意志发生遭遇。”唯有凭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个人自由才有保障。霍布斯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霍布斯的民主共和设计，公民秩序的基础是一种堪称普遍人性的恐惧，这值得布什传统宗教对上帝的恐惧，而是指自然状态中因人人相残而引致的对暴死的恐惧。这无异于把受到习传宗教规定的人民变成白纸一张，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启蒙，以便把单纯自然状态下的恐惧变成每个人对国家主权者的恐惧。
霍布斯对自己的理智所为具有清楚的自我意识，他的普遍启蒙不仅要清除人民所信奉的基督教信仰，也要清除少数读书人头脑中的古典哲学传统。因为在柏拉图那里，除了对统治者——哲人本身而言，不存在启蒙。
《论科学和文艺》可以说事受到了霍布斯的激发。问题在于：经过启蒙的人民何以还可能服从“绝对的独一主权者”？有一种公民宗教会容易的多。霍布斯的民主共和设计的理智弱点在于：他的方案的所设想的民主政制的德行太低，也实在不理智。
在卢梭之前，还有一位对民主共和设计作出重大理智贡献的天才，这就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力图为自由民主共和确立真正的德性基础，以取代难以成为政治德行的”恐惧“。按照亚里士多德，恐惧属于人的灵魂中总是伴随快乐或痛苦的种种情感之一。
共和政体的德行是什么呢？孟德斯鸠说，是一种人人共同的爱，爱共和国和爱平等。君主政体难道不需要德行吗？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补写了一个简短的”作者致读者“共和政体中的德性绝非一种道德德行，也不是一种基督教的德性。施特劳斯继续说，孟德斯鸠为了证成热爱民主共和的政治德行，不得不把政治德行和道德德行区别开来。可是，在具体论证时，他又”被迫把政治德行等同于道德德行。“应该问的是，爱民主的共和国和爱平等固然堪称政治德行意义上的好，但这种好算得上时自然禀赋中的好吗？
施特劳斯说，在”古典的古代“才能找到德性的自然家园。热爱民主的政治德行是民主智识人的理智设计出来的人为德行，尽管堪称政治技艺的杰作，显然不能说爱民主、爱平等是人的灵魂中一种自然禀赋般的品质。
在《论科学和文艺》中，卢梭明显频繁援引蒙田，施特劳斯却很少提到蒙田，相反却只出了多处卢梭未明言的模仿孟德斯鸠的说法。孟德斯鸠在借古典的道德德行来支撑民主政体的德性时，禁不住会赞赏古典的共和政体。但是，孟德斯鸠最终要赞美的是现代民主共和政体。这样，它必然遭遇一个内在问题：政治自由与共和政制的德性无法相容。
面对这一内在苦难时，孟德斯鸠要求德性原则作出让步，而非让政治自由作出让步，换言之，孟德斯鸠吧顾及人地自由看得比实现德性更重要。孟德斯鸠的选择出于一种对人性的理智看法：宁可原谅，而非用德性限制人性的种种任性和弱点。孟德斯鸠面临古典原则与现代原则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时选择了站在”现代原则“一边。而正是在这一关节点上，卢梭不愿意再追随孟德斯鸠，他仍然愿意对”古典的古代精神保持忠诚“。
按卢梭自己的说法，《论科学和文艺》是作者本着”自己的自然之光“在痛斥启蒙，其中的所有论点无不基于历史的归纳和哲学的推理。民主的共和设计需要重新设定自然的法则，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形而上学的理智工作，需要极高的智性，卢梭知道自己属于这类智性的寥寥数人之一。
卢梭对启蒙的批判说到底时现代哲人式的批判，而非古典哲人式的批判。那末，激烈反启蒙的卢梭何以可能参与现代民主设计呢？
方亦元
2016.6.13完稿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卢梭《论科学和文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这样写道：“在我们论及的所有为了政体长治久安的措施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为了政体而施教。”
1749年，卢梭应法国第戎科学院的有奖征文写下了言辞激烈的檄文《论科学和文艺》，对《百科全书》的启蒙运动大加挞伐。卢梭的临终之作《一个孤独散步者的梦》表明，他从未放弃自己在《论科学和文艺》中所表达的哲学原则。
施特劳斯说，《论科学和文艺》给人的鲜明印象是，卢梭敢于在启蒙运动风头正劲的时刻捍卫“道德的利益”。卢梭在这篇征文中的确大声疾呼：启蒙运动的结果必然是社会道德的普遍败坏。
施特劳斯随即指出，文明与道德不和乃是卢梭《论科学和文艺》的基本论题，但并非卢梭的特别题旨。施特劳斯首先提到，文明与道德不和这一传统的著名代表是近代的蒙田和古罗马帝国的塞涅卡。施特劳斯提醒我们，《论科学和艺术》显眼地抄录了一大段柏拉图《苏格拉底申辩篇》当中的相关段落。卢梭的观点其实更多来自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与色诺芬的《斯巴达政治》和《居鲁士的教育》相关。
施特劳斯还指出，卢梭的启蒙批判虽然明显凭靠的是某种古典传统，但并没有严格恪守这个传统。施特劳斯得出一个重要观察：苏格拉底赞扬无知时，首先暗示自己在政治方面的无知无识，卢梭在民主问题上并不认同苏格拉底的看法，卢梭反启蒙，仅仅因为他把启蒙运动是做专制主义或绝对君主制的基石。
我们长期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启蒙运动恰恰是在欧洲封建政制货专制政体的土壤上兴起的，以至于可以说，启蒙运动是新派哲人与专制君主和封建君主联手上演的一出历史剧。施特劳斯在注释中提到，卢梭在《论科学和文艺》中对专制君主路易十四的赞美并不真诚。
难以理解的事，施特劳斯何以说，依据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观点，”启蒙是绝对君主制的基石“？。
无论马基雅维利还是霍布斯，他们显然都是为专制君主出谋划策，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的共和国需要宗教。马基雅维利说过：”自由的国家反而绝对需要宗教。”由于人们没有明白马基雅维利在专制时代不得不颠三倒四、张冠李戴的修辞，才会以为马基雅维利是“近代专制主义最伟大的卫士。”
在自由政体中，人们不再畏惧君王，甚至什么都不畏惧，那么，靠什么把人民结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呢？自由政体恰恰需要宗教，因此作为最强大的纽带把国民维系在一起。替代的办法是建立一种人为的宗教，也就是公民宗教。
所谓宗教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指向：习传宗教和公民宗教。马基雅维利说，“在所有被赞美的人中，最受人赞美的是那些成为宗教领袖或宗教创建者的人。排在他们之后的是那些建立共和国或王国的人。”
施特劳斯对霍布斯的相关论点的表述同样十分简单扼要。不过，按施特劳斯的文献指引，我们在第十一章开始看到，霍布斯提出了堪称自由的悖论问题：“每个人因为自由而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一切事情，但他也因为有自由而在一切事上都与别人的意志发生遭遇。”唯有凭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个人自由才有保障。霍布斯既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霍布斯的民主共和设计，公民秩序的基础是一种堪称普遍人性的恐惧，这值得布什传统宗教对上帝的恐惧，而是指自然状态中因人人相残而引致的对暴死的恐惧。这无异于把受到习传宗教规定的人民变成白纸一张，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启蒙，以便把单纯自然状态下的恐惧变成每个人对国家主权者的恐惧。
霍布斯对自己的理智所为具有清楚的自我意识，他的普遍启蒙不仅要清除人民所信奉的基督教信仰，也要清除少数读书人头脑中的古典哲学传统。因为在柏拉图那里，除了对统治者——哲人本身而言，不存在启蒙。
《论科学和文艺》可以说事受到了霍布斯的激发。问题在于：经过启蒙的人民何以还可能服从“绝对的独一主权者”？有一种公民宗教会容易的多。霍布斯的民主共和设计的理智弱点在于：他的方案的所设想的民主政制的德行太低，也实在不理智。
在卢梭之前，还有一位对民主共和设计作出重大理智贡献的天才，这就是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力图为自由民主共和确立真正的德性基础，以取代难以成为政治德行的”恐惧“。按照亚里士多德，恐惧属于人的灵魂中总是伴随快乐或痛苦的种种情感之一。
共和政体的德行是什么呢？孟德斯鸠说，是一种人人共同的爱，爱共和国和爱平等。君主政体难道不需要德行吗？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补写了一个简短的”作者致读者“共和政体中的德性绝非一种道德德行，也不是一种基督教的德性。施特劳斯继续说，孟德斯鸠为了证成热爱民主共和的政治德行，不得不把政治德行和道德德行区别开来。可是，在具体论证时，他又”被迫把政治德行等同于道德德行。“应该问的是，爱民主的共和国和爱平等固然堪称政治德行意义上的好，但这种好算得上时自然禀赋中的好吗？
施特劳斯说，在”古典的古代“才能找到德性的自然家园。热爱民主的政治德行是民主智识人的理智设计出来的人为德行，尽管堪称政治技艺的杰作，显然不能说爱民主、爱平等是人的灵魂中一种自然禀赋般的品质。
在《论科学和文艺》中，卢梭明显频繁援引蒙田，施特劳斯却很少提到蒙田，相反却只出了多处卢梭未明言的模仿孟德斯鸠的说法。孟德斯鸠在借古典的道德德行来支撑民主政体的德性时，禁不住会赞赏古典的共和政体。但是，孟德斯鸠最终要赞美的是现代民主共和政体。这样，它必然遭遇一个内在问题：政治自由与共和政制的德性无法相容。
面对这一内在苦难时，孟德斯鸠要求德性原则作出让步，而非让政治自由作出让步，换言之，孟德斯鸠吧顾及人地自由看得比实现德性更重要。孟德斯鸠的选择出于一种对人性的理智看法：宁可原谅，而非用德性限制人性的种种任性和弱点。孟德斯鸠面临古典原则与现代原则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时选择了站在”现代原则“一边。而正是在这一关节点上，卢梭不愿意再追随孟德斯鸠，他仍然愿意对”古典的古代精神保持忠诚“。
按卢梭自己的说法，《论科学和文艺》是作者本着”自己的自然之光“在痛斥启蒙，其中的所有论点无不基于历史的归纳和哲学的推理。民主的共和设计需要重新设定自然的法则，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形而上学的理智工作，需要极高的智性，卢梭知道自己属于这类智性的寥寥数人之一。
卢梭对启蒙的批判说到底时现代哲人式的批判，而非古典哲人式的批判。那末，激烈反启蒙的卢梭何以可能参与现代民主设计呢？
方亦元
2016.6.13完稿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