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新书可以旧矣
新书发布现场 | 追记：新书可以旧矣
杨无锐
新书分享会上说了些话，追记下来。贴完这篇，就让新书变成旧书吧。
一我们常说，每本书都有它的命运。书的命运，应该包含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作者把它写成什么样。第二个故事，是读者把它读成什么样。第二个故事，今天才刚刚开始。但此时此刻，我已经忍不住担心了。
为什么担心呢？因为很多朋友买了书，还有的朋友一下子买了好多本。我担心，等你们翻开书的时候才发现，买错了，这不是你们想看的那种书。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我估计，《其实不识字》这个书名，会让不少朋友产生误会。
我猜会有不少朋友以为这是一本儿趣味识字教材，可以轻轻松松翻完，多认识几个奇怪的字，多知道几条关于汉字的冷知识。我得首先向抱着这种期待买书的朋友道歉。按照编辑的设想，这本书本来应该写成这样。但是现在，它完全不是这样。
这本书，我拖拖拉拉写了三年。写完之后，我对编辑绍东说：“我把你要的书，写成了我要的书。”绍东泪流满面：“三年了，我早就忘了当初想要啥书。”
下面，我想说说这三年里发生了什么，我写的是一本什么书。
二
（作者与小毛）
先说一个故事。
我读博士的时候，大作家白先勇带着“青春版《牡丹亭》”来南开演出。当年的南开，这算盛事，一票难求。我身边的朋友都在想办法找票，只有一个大哥，无动于衷。我问他：不想去看么？大哥说：不想，因为讨厌白先勇。我问为什么。大哥说：因为他是同性恋。
几天之后，《牡丹亭》开演，连演三天。第一天入场，我发现，那位大哥就坐在我旁边。我又问：你不是讨厌同性恋么？大哥说：但我得支持传统文化。
演出很精彩，谢幕时掌声雷动。掌声中，我把旁边的大哥叫醒：明天还来么？大哥嘴里吐出一句国骂：时间就是生命，不能把生命浪费在这种小资情调上。
为什么提起这位大哥呢？因为我觉得他的说话方式很有意思。表面上看，他做事好像前后矛盾。其实，里面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他所有情感、行动都是由某个抽象概念决定的。他不喜欢白先勇，不是因为白先勇的小说、人格，而是因为一个概念：“同性恋”。他去看戏，不是因为好奇、喜欢，而是因为一个概念：“传统文化”。他决定不再看戏，不是因为戏不好看或不合口味，而是把看戏和“小资情调”捆绑到一起。如果问他“同性恋”、“传统文化”、“小资情调”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未必能回答，甚至可能从未花时间琢磨过。可是，他的情感、行动，就被这些他自己也未必明白的概念决定了。
三
我讲这位大哥的故事，不是打算嘲笑他。我没资格嘲笑。多年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我跟他一样，也是概念的囚徒。
概念的囚徒，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概念。什么是概念？通常，我们把概念视为思维的工具。严肃的思考，必须借助严谨的概念。伟大的思想家，往往是为我们提供基本概念的人。我们正是借助这些基本概念，认识世界，探索世界。可是有时候，事情会颠倒过来。概念，不再帮助我们思考，而是怂恿我们放弃思考。我们脑子里装着很多概念。我们并不真的理解它们，但我们真诚地信赖它们。它在我们身上引发的不是思考，而是情绪反应，甚至生理反应。这时，我们就成了概念的囚徒。对那位大哥而言，“同性恋”、“小资情调”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触发了他的情绪：他不开心，不喜欢，他讨厌。
回忆起来，我从小到大接受教育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成为概念的囚徒的过程。从小学到大学，直到现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一系列概念进入我的大脑，继而控制我的心灵。八十年代，一听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特务”，我就自然而然仇恨满胸。一听到“红旗”、“天安门”、“烈士的鲜血”，我就不由自主热泪盈眶。每隔十年，就有一批新概念冒出来，不知不觉间主导我的情绪。新概念淘汰旧概念。但有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始终不变。比如：历史的规律、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件事，只要声称代表着“历史的规律”、“时代的精神”，我对它佩服得五体投地。
通常的观念里，我们以为人是概念的创造者，因而是概念的主人。实际情况却相反，很多时候，概念是人的主人。你想控制一个人，操纵他的喜怒哀乐，最高明的办法不是束缚他的肉体，而是拿一堆他也不理解的概念填满他的大脑。想让他产生什么情绪，你只要放出相应的概念。想让我的同学讨厌白先勇，很简单，只要告诉他这个人是“同性恋”。这只是一个相当低端的例子。我们生活的时代，到处都是用概念操纵人心的高手。新闻、广告、电影、电视剧、领导人的讲话……都是在用各种各样的概念操控人的情绪。想要制造愤怒的人群，几个词儿就够了。想要让人掏腰包，几个词儿就够了。我们以为喜怒哀乐属于自己，其实，我们只是木偶，线在别人手里。
最近经常有人谈论我们社会中的暴戾之气，似乎到处都能见到满腔怒火充满破坏性的人。我就想到北宋王安石有几句诗：风吹屋上瓦，瓦堕破我头。吾不怨此瓦，此瓦不自由。社会中很多愤怒的人，其实很像王安石诗里的瓦。他的愤怒、他的破坏力，不属于他自己，是被一阵风吹动的。一个概念，就是一阵风。而我们，是那块伤人也自残的瓦。
四
关于概念的囚徒，说了这么久。然而，它和这本书有什么关系呢？我终于可以回到正题了。
在我看来，汉语被大量抽象概念充斥，是最近一百多年发生的新鲜事。最近在读辜鸿铭。辜先生有一篇文章谈新文学运动。他说，二十世纪一定是教育普及的时代。但这种普及，是数量上的而非质量上的。数量上的教育普及，最大的悲哀，是制造出大批“半教育人”。什么是“半教育人”呢？他们识字，能读能写。他们知识的主要来源是报纸、新闻。他们的头脑，被报纸上层出不穷的新名词填满。他们没能力追究这些名词的来龙去脉。凡是印在报纸上的东西，他们都深信不疑。他们就按照报纸提供的概念理解生活。所以，“半教育人”是特别容易被煽动的人。而二十世纪的另一奇观是，特别盛产煽动家。
辜鸿铭的论断，到今天依然适用。只不过，今天的“半教育人”的知识来源不只有报纸，还有网络、电影、、电视、广告、领导人的讲话。在辜鸿铭眼里，“半教育人”不一定是贩夫走卒，也可能是大学老师也可能是“半教育人”。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半教育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像我这样一个“半教育人”，如何挣脱“半教育”状态。
如果说“半教育”状态的特征是心灵和生活被概念操控，那么挣脱“半教育”状态的第一步，当然就是反省我所使用的概念。然而，最近一百年来，汉语已经被概念充斥。这些概念，不只扭曲了我们对语言的认识，也扭曲了我们对生活的认识。既然如此，反省概念，就得从反省语言入手。
我们通常坚信，二十世纪的语言改革、文字改革是汉语的划时代的进步。但是也许，与划时代的进步同时发生的，还有划时代的耗损。汉语里一下子涌入大量我们并不理解的名词、概念，却失去了它本来包涵的关于世界和生活的智慧。借助汉语，我们本来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现在看不到了。
上面这些想法，我琢磨了很久。直到有一天，绍东找我写一本关于汉字的书。我问自己：我有什么资格教人认字？我真的认识字么？
作为一个“半教育人”，我认识字，而且认识很多字。可是当我试图挣脱“半教育”状态的时候才发现，我，其实不识字。我不认识的，是那些未曾遭受扭曲的汉字。
五
当然，上面这些想法，都是我的内心独白。我从来没跟绍东说过。不能说，也不敢说。说了，他肯定不会再找我写书。
当时的市面上，关于汉字的书，已经有好多种。写法大同小异，都是根据《说文解字》或者甲骨文、金文讲讲造字法，再搭配一点儿诗情画意、历史八卦。绍东希望我交出的稿子，应该跟这些书差不多。可以有点儿创意，但不能过于奇葩。
现在的这本《其实不识字》，大概要算过于奇葩了。因为它几乎不能为读者提供任何关于汉字的新知识。想要买一本书多认几个字的读者，一定会失望。
其实，中国古代，本来就有两种讲述文字的传统。一种，是《说文解字》的传统，教人尽可能多的认字。另一种，是《原道》的传统，只讲最简单最基本的字。唐朝的韩愈，写过五篇文章：原道、原人、原性、原鬼、原毁。他相信，他的时代之所以出了问题，是因为人们对这些字的理解发生了扭曲。所谓“原道”、“原人”，就是澄清人们对“道”、“人”的理解。为了澄清理解，他必须和当时最时髦的生活意见展开辩论。
文学史上，写过《原道》的，不只韩愈一人。从西汉到清，这个题目一直有人做。我写的这本《其实不识字》，最后一篇，也是讲“道”字。说来也怪，凡是写《原道》这种文章的人，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多显得很奇葩。因为他们总是和最时髦的生活意见唱反调。
我这本书，要向这些人致敬。很荣幸，能借今天的机会认祖归宗。
杨无锐
新书分享会上说了些话，追记下来。贴完这篇，就让新书变成旧书吧。
一我们常说，每本书都有它的命运。书的命运，应该包含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作者把它写成什么样。第二个故事，是读者把它读成什么样。第二个故事，今天才刚刚开始。但此时此刻，我已经忍不住担心了。
为什么担心呢？因为很多朋友买了书，还有的朋友一下子买了好多本。我担心，等你们翻开书的时候才发现，买错了，这不是你们想看的那种书。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我估计，《其实不识字》这个书名，会让不少朋友产生误会。
我猜会有不少朋友以为这是一本儿趣味识字教材，可以轻轻松松翻完，多认识几个奇怪的字，多知道几条关于汉字的冷知识。我得首先向抱着这种期待买书的朋友道歉。按照编辑的设想，这本书本来应该写成这样。但是现在，它完全不是这样。
这本书，我拖拖拉拉写了三年。写完之后，我对编辑绍东说：“我把你要的书，写成了我要的书。”绍东泪流满面：“三年了，我早就忘了当初想要啥书。”
下面，我想说说这三年里发生了什么，我写的是一本什么书。
二
（作者与小毛）
先说一个故事。
我读博士的时候，大作家白先勇带着“青春版《牡丹亭》”来南开演出。当年的南开，这算盛事，一票难求。我身边的朋友都在想办法找票，只有一个大哥，无动于衷。我问他：不想去看么？大哥说：不想，因为讨厌白先勇。我问为什么。大哥说：因为他是同性恋。
几天之后，《牡丹亭》开演，连演三天。第一天入场，我发现，那位大哥就坐在我旁边。我又问：你不是讨厌同性恋么？大哥说：但我得支持传统文化。
演出很精彩，谢幕时掌声雷动。掌声中，我把旁边的大哥叫醒：明天还来么？大哥嘴里吐出一句国骂：时间就是生命，不能把生命浪费在这种小资情调上。
为什么提起这位大哥呢？因为我觉得他的说话方式很有意思。表面上看，他做事好像前后矛盾。其实，里面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东西。他所有情感、行动都是由某个抽象概念决定的。他不喜欢白先勇，不是因为白先勇的小说、人格，而是因为一个概念：“同性恋”。他去看戏，不是因为好奇、喜欢，而是因为一个概念：“传统文化”。他决定不再看戏，不是因为戏不好看或不合口味，而是把看戏和“小资情调”捆绑到一起。如果问他“同性恋”、“传统文化”、“小资情调”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未必能回答，甚至可能从未花时间琢磨过。可是，他的情感、行动，就被这些他自己也未必明白的概念决定了。
三
我讲这位大哥的故事，不是打算嘲笑他。我没资格嘲笑。多年之后，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我跟他一样，也是概念的囚徒。
概念的囚徒，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概念。什么是概念？通常，我们把概念视为思维的工具。严肃的思考，必须借助严谨的概念。伟大的思想家，往往是为我们提供基本概念的人。我们正是借助这些基本概念，认识世界，探索世界。可是有时候，事情会颠倒过来。概念，不再帮助我们思考，而是怂恿我们放弃思考。我们脑子里装着很多概念。我们并不真的理解它们，但我们真诚地信赖它们。它在我们身上引发的不是思考，而是情绪反应，甚至生理反应。这时，我们就成了概念的囚徒。对那位大哥而言，“同性恋”、“小资情调”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触发了他的情绪：他不开心，不喜欢，他讨厌。
回忆起来，我从小到大接受教育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成为概念的囚徒的过程。从小学到大学，直到现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一系列概念进入我的大脑，继而控制我的心灵。八十年代，一听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特务”，我就自然而然仇恨满胸。一听到“红旗”、“天安门”、“烈士的鲜血”，我就不由自主热泪盈眶。每隔十年，就有一批新概念冒出来，不知不觉间主导我的情绪。新概念淘汰旧概念。但有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始终不变。比如：历史的规律、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件事，只要声称代表着“历史的规律”、“时代的精神”，我对它佩服得五体投地。
通常的观念里，我们以为人是概念的创造者，因而是概念的主人。实际情况却相反，很多时候，概念是人的主人。你想控制一个人，操纵他的喜怒哀乐，最高明的办法不是束缚他的肉体，而是拿一堆他也不理解的概念填满他的大脑。想让他产生什么情绪，你只要放出相应的概念。想让我的同学讨厌白先勇，很简单，只要告诉他这个人是“同性恋”。这只是一个相当低端的例子。我们生活的时代，到处都是用概念操纵人心的高手。新闻、广告、电影、电视剧、领导人的讲话……都是在用各种各样的概念操控人的情绪。想要制造愤怒的人群，几个词儿就够了。想要让人掏腰包，几个词儿就够了。我们以为喜怒哀乐属于自己，其实，我们只是木偶，线在别人手里。
最近经常有人谈论我们社会中的暴戾之气，似乎到处都能见到满腔怒火充满破坏性的人。我就想到北宋王安石有几句诗：风吹屋上瓦，瓦堕破我头。吾不怨此瓦，此瓦不自由。社会中很多愤怒的人，其实很像王安石诗里的瓦。他的愤怒、他的破坏力，不属于他自己，是被一阵风吹动的。一个概念，就是一阵风。而我们，是那块伤人也自残的瓦。
四
关于概念的囚徒，说了这么久。然而，它和这本书有什么关系呢？我终于可以回到正题了。
在我看来，汉语被大量抽象概念充斥，是最近一百多年发生的新鲜事。最近在读辜鸿铭。辜先生有一篇文章谈新文学运动。他说，二十世纪一定是教育普及的时代。但这种普及，是数量上的而非质量上的。数量上的教育普及，最大的悲哀，是制造出大批“半教育人”。什么是“半教育人”呢？他们识字，能读能写。他们知识的主要来源是报纸、新闻。他们的头脑，被报纸上层出不穷的新名词填满。他们没能力追究这些名词的来龙去脉。凡是印在报纸上的东西，他们都深信不疑。他们就按照报纸提供的概念理解生活。所以，“半教育人”是特别容易被煽动的人。而二十世纪的另一奇观是，特别盛产煽动家。
辜鸿铭的论断，到今天依然适用。只不过，今天的“半教育人”的知识来源不只有报纸，还有网络、电影、、电视、广告、领导人的讲话。在辜鸿铭眼里，“半教育人”不一定是贩夫走卒，也可能是大学老师也可能是“半教育人”。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半教育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像我这样一个“半教育人”，如何挣脱“半教育”状态。
如果说“半教育”状态的特征是心灵和生活被概念操控，那么挣脱“半教育”状态的第一步，当然就是反省我所使用的概念。然而，最近一百年来，汉语已经被概念充斥。这些概念，不只扭曲了我们对语言的认识，也扭曲了我们对生活的认识。既然如此，反省概念，就得从反省语言入手。
我们通常坚信，二十世纪的语言改革、文字改革是汉语的划时代的进步。但是也许，与划时代的进步同时发生的，还有划时代的耗损。汉语里一下子涌入大量我们并不理解的名词、概念，却失去了它本来包涵的关于世界和生活的智慧。借助汉语，我们本来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现在看不到了。
上面这些想法，我琢磨了很久。直到有一天，绍东找我写一本关于汉字的书。我问自己：我有什么资格教人认字？我真的认识字么？
作为一个“半教育人”，我认识字，而且认识很多字。可是当我试图挣脱“半教育”状态的时候才发现，我，其实不识字。我不认识的，是那些未曾遭受扭曲的汉字。
五
当然，上面这些想法，都是我的内心独白。我从来没跟绍东说过。不能说，也不敢说。说了，他肯定不会再找我写书。
当时的市面上，关于汉字的书，已经有好多种。写法大同小异，都是根据《说文解字》或者甲骨文、金文讲讲造字法，再搭配一点儿诗情画意、历史八卦。绍东希望我交出的稿子，应该跟这些书差不多。可以有点儿创意，但不能过于奇葩。
现在的这本《其实不识字》，大概要算过于奇葩了。因为它几乎不能为读者提供任何关于汉字的新知识。想要买一本书多认几个字的读者，一定会失望。
其实，中国古代，本来就有两种讲述文字的传统。一种，是《说文解字》的传统，教人尽可能多的认字。另一种，是《原道》的传统，只讲最简单最基本的字。唐朝的韩愈，写过五篇文章：原道、原人、原性、原鬼、原毁。他相信，他的时代之所以出了问题，是因为人们对这些字的理解发生了扭曲。所谓“原道”、“原人”，就是澄清人们对“道”、“人”的理解。为了澄清理解，他必须和当时最时髦的生活意见展开辩论。
文学史上，写过《原道》的，不只韩愈一人。从西汉到清，这个题目一直有人做。我写的这本《其实不识字》，最后一篇，也是讲“道”字。说来也怪，凡是写《原道》这种文章的人，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多显得很奇葩。因为他们总是和最时髦的生活意见唱反调。
我这本书，要向这些人致敬。很荣幸，能借今天的机会认祖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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