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自杀：要人命的家庭政治
在关于自杀行为的研究里，一直有个困扰很多专家的问题，就是“中国式自杀”，因为中国的自杀数据太奇怪了，它和西方国家的普遍调查数据表现出极大差异，主要是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 男女比例：西方国家的数据显示，自杀的男人比女人要多出2到3倍，而中国的自杀数据，则是女性比男性高出25%，而且多数是年轻女性。
2、 与精神疾病的相关性：西方的数据显示自杀者中，有90%以上都患有精神疾病，而中国的自杀者中，仅有63%左右的人患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自杀者，是没有精神疾病的，与疾病的相关性，明显比西方国家弱了许多。
3、 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显著高于城市。这一点也与西方数据有很明显的差异。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特异的“中国式自杀”？从中国农村走出的哈佛学者吴飞，就针对这些疑问，做了一次关于“中国式自杀”的田野调查，实地走访案例达数百个，最终他的调查结果，就浓缩在这本，我刚刚读完的《浮生取义》之中。
但是，读完此书，会发现他调查的结果，却不仅仅指向自杀，而是着力于探寻中国文化背后一套独特的“家庭政治”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统治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却不曾被清晰的总结和认知过，家庭中那些隐秘的权力游戏，使许多中国人耗尽了一生的力气与心血，受困受厄于此，却不曾有过多少的反思和改变。
当然，家庭政治不只有中国才有，但与西方相比，中国人没什么超验信仰，中国人的价值大多是实实在在寄托在可见的今生之上的，对于终极、存在、信仰等概念没有西方社会觉悟那么深刻。“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信奉的是“家天下”，很少有神法能够来约束人间的是非，家庭在中国的地位如此之重，以致于人们普遍认为需要通过组建、经营家庭生活来证成生命的意义，通过经营家庭来体现自己为人的价值，来赢得社会身份和他人的尊重，在农村这一点体现的尤为突出。
中国的家庭政治，无疑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男性大多还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获取社会尊重和人格地位，而女性，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家庭之上，因此，中国女性对于家庭政治游戏就更为上心，更加无法承受在家庭权力中的失败，父权社会中的性别差异，是导致中国妇女容易自杀的根本原因。
相比之下，西方人活的更为自我，更为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在西方观念中，自杀常常是绝望和自我否定导致的，而绝望往往是抑郁等精神疾病的主要特征。吉登斯曾在《社会学》中提出过，西方人自杀的两个动机，一方面是出于耻感，即承认自己的失败；一方面是出于罪感，即以自杀来作为忏悔罪过的方式，二者都有很强的示弱和自我否定的成份。
而中国的自杀现象，并没有普遍的与精神疾病相关起来，主要是因为它的动机，不但不是示弱，不是自我否定，反而是以争取正义为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家庭的权力争夺中，告诉对方，自己不是没理的，不是软弱的，所以才要以死相拼。它不是一种自我放弃，而是一种反抗的手段，是为了成就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中国式自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正义”，因此，这本书的名字才叫做《浮生取义》。
那么，人们在家庭生活中最在意的“义”到底是什么？
吴飞把这个“义”，理解为“道德资本”。家庭成员对权力资本的争夺，大多是围绕着获取“道德资本”的方式来进行的。道德资本的积累，是为了决定了一个家庭里，谁更应该受到尊重，谁说的话更管用，人们都希望自己有更大的发言权，或至少得到更多的尊重，权力游戏是就此而展开的角逐。
于是，在家庭中的付出，容忍，都成为了一种积累道德资本的方式，当自认为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道德资本，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权力和尊重，没有使得家庭成员按照自己所期望的方式去对待自己，就会被激发出深深的“委屈”，这种委屈就会导致争吵，赌气，如果仍然得不到满足，就有可能演变为“自杀”，民间将之总结为“一哭二闹三上吊”。
中国的电视剧里，就常年播着那种受尽委屈的卖惨的小媳妇角色，但无论她受了多少委屈，最后会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会给她的道德资本一个合理的回报，这种影视剧在农村妇女中的收视率长盛不衰，就因为它完美的迎合了这种心理需求。如果你了解了“道德资本”的概念，那么很多看似突然的自杀，也就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素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素荣的丈夫是个混混，酗酒，赌博，玩女人，素荣在家里操持家务，照顾公婆，这无疑让整个家庭的道德资本在向她严重倾斜。因此，她可以无所顾忌的指责丈夫，让公婆也对她抱愧，她更可以对家里大小事都说了算，这个时候，虽然她过的很艰苦，甚至很痛苦，却始终没有起过自杀的念头。
她的自杀，发生在她哥哥被关进监狱之后。为了救出哥哥，她拿出了家里的全部存款，还借了几千块钱。但是从此以后，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丈夫抓住了这个把柄，就经常讽刺她“说我不过日子，你不也一样吗”，甚至在儿子找她要零花钱的时候，都会说“凭什么钱能给舅舅，不能给我？”于是，素荣就自杀了。
素荣的自杀，看似突然，实际是一种必然。首先，拿出家里的存款去救哥哥，使得她在自己小家庭中的道德资本被透支了，她从前一直是权力游戏的常胜者，所以对此心有不甘；另一方面，自杀更是她积累道德资本的终极方式，是一种对委屈的报复或矫正的手段。其后隐藏的往往是一种“我死了看你怎么办”“我要让你后悔”“我要让你屈服”“要让你承认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意在以自己的牺牲，来使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以这样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绝对“正义”的地位。自杀，就成为她最终在权力游戏中取得胜利的一张王牌。
值得注意的是，她之所以对游戏的结果如此看重，是因为一场游戏并不是独立的谁对谁错就可以了事的，它的胜负，可能带来的是道德资本的重新分配，从而影响到以后的博弈，所以家庭政治是环环相扣的一系列权力游戏。
不仅在农村，城市里的家庭也一样在实践着道德资本的法则。甚至，在很多情侣之间，都不曾意识到，一些陷入僵局的关系，大多症结就处在道德资本分配不均匀的问题上，这是一种“准家庭政治”，尤其是在越认真的情侣关系中，越容易发生。
一开始，都拼命对对方好，但却不自觉的把这当成了一个累积道德资本的过程，当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自然的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某种要求回报的权力，在对方达不到期望的情况下，权力游戏中残酷的矛盾就逐渐凸显出来，互相伤害也就从此开始了。
大多时候，有了一定教养的人，不会以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博弈，毕竟风险太大。但却很经常用赌气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道德资本，比如表现为沉默、冷战，严重时或许还有绝食等自残行为。它的潜台词是：“我希望你按照我的心意做一件事，但是我不说。你应该自己窥见我的不满，而思考自己究竟哪里做的不对。我已经对你付出了很多，我所掌握的道德资本足够要求你这样做。但是我不能明说，因为一说出来，就变成了我在要求你，我的道德资本就被消耗掉了。你必须自己去领悟，并且以我应得的方式来回报我。”
但问题在于，一方所坚持的“义”的标准，却未必是另一方所赞同的。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某人开了所射箭学校，声称凡来学习者每射必中，次次十环。他的方法就是先让学生拿着箭往白墙上射，然后在射好的箭周围画上十环的靶子。这听起来很可笑，但这就是现代人对“义”的认识的真实光景。
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如此强调包容和多元，任何标准都可以讲出一堆辩证的理论来证明它的漏洞和不完整，所以人们已经学会了先随心所欲的作为，然后再设立一套“自义”的标准来给自己奖励一个“十环”。在一个只有“自义”而没有“公义”的世界里，难有一个真正有权威的标准来衡量到底谁才真正符合那个“义”，因此谁手里的道德资本都有可能随时贬值为一堆废纸。也因此，现代人的人际关系也就变的更容易失衡，更容易一言不合就分手离婚，取关拉黑，老死不相往来，从此孑然一身，抱着自己的“十环”孤独终老。
人们对“义”的概念总是难以达成一致，因为大多数人期待的“义”并不是真的绝对公平，其实是总超过自己所应得的而不自知。所以情侣之间始终觉得委屈，都认为自己迁就包容了对方，但每一次的包容却又不是真的包容，而是无形中又使自己增加了更多的道德资本，下一次双方的心理失衡就可能更为严重。所以我特喜欢看哈佛的政治哲学课《公正》，反复看了很多遍，如果不了解，不曾认真思考过何为“公正”，人就很难处理好与他人，与世界的一系列关系。
扯的有点远了，还是再说回“赌气”的问题。赌气一定是坏事吗？未必。赌气虽然是一种任性的做法，但也有其积极意义。“气”这个词有非常微妙的意义。人们确实会用“气节”、“气性”、“浩然之气”这样的词来正面肯定人格的价值，“赌气”有时确实会被看做是“有骨气，有自尊心”的表现，通过赌气，一个人维护了自己的人格，表明了自己不是随便就能被欺负和作践的。
但赌气毕竟是赌，是以否定性的方式表达人格价值，表达对委屈和羞辱的拒绝，无论这场赌博是输是赢，最终都是两败俱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赌气不仅伤害自己，也伤害亲密的人，哪怕赢得了空洞的自尊，但谁也过不上幸福的日子。如果人们整天只执着于寻找可资利用的道德资本，以战胜对方为目的，那关系就无论如何也处不好的。因此，权力游戏的胜利，并不是决定一段关系是否幸福的根本因素。
当然，这种“以气成人”的方式，也和中国另一种特色文化“面子”息息相关。
“面子”这个概念可算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了，许多外国学者都对此做过深入研究。学者胡先缙曾给“面子”下过这样的定义：“面子”代表的是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是指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是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积累起来的声誉。
面子是中国人“成人”的一个重要准则，它特别需要通过获得别人明显的尊重，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人格价值。因此，中国的人际关系，包括家庭政治中都常常涉及到“给不给面子”的问题，因此就更加催发了中国人需要在维护、获得、给予“面子”的过程中，来形成人格，这被吴飞总结为“以面成人”，它和“以气成人”一起，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行为模式，以及自杀的动机。
那么，中国人是否就只能在“以气成人”和“以面成人”的封印之下兜兜转转，不得解脱了呢？当然不是。
除了“赌气”和“要面子”以外，更好的方式，当然是“以理成人”，这个理，指的是“理智”。一方面想清楚究竟怎样才对大家都最有益，抓大放小，以免陷入琐碎的意气之争；另一方面，不要对权利游戏太过认真，胜负得失并没有太大意义，不是生活的目的，也不能真正成就人格。只有透彻的理解了生活，变的温柔，平静，踏实而缓慢的一步步靠近幸福，才能成就真实而完满的人格。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以礼成人”，越是亲密的关系，其实越需要“礼”的维持，这一点也是很多人所忽视的。古人说“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家庭中的“礼”未必是某种虚张声势的仪式，而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沟通，谦让，表达尊重等方式，去平衡家庭成员之间的道德资本，不使其过度倾斜，使人们在家庭政治中各得其所，达到权力的平衡和相互尊重，才是合宜的相处方式。
说到底，其实“义”，就是“宜”。
归结一句话，家庭政治的真正赢家都要懂得：
“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
1、 男女比例：西方国家的数据显示，自杀的男人比女人要多出2到3倍，而中国的自杀数据，则是女性比男性高出25%，而且多数是年轻女性。
2、 与精神疾病的相关性：西方的数据显示自杀者中，有90%以上都患有精神疾病，而中国的自杀者中，仅有63%左右的人患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自杀者，是没有精神疾病的，与疾病的相关性，明显比西方国家弱了许多。
3、 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显著高于城市。这一点也与西方数据有很明显的差异。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特异的“中国式自杀”？从中国农村走出的哈佛学者吴飞，就针对这些疑问，做了一次关于“中国式自杀”的田野调查，实地走访案例达数百个，最终他的调查结果，就浓缩在这本，我刚刚读完的《浮生取义》之中。
但是，读完此书，会发现他调查的结果，却不仅仅指向自杀，而是着力于探寻中国文化背后一套独特的“家庭政治”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统治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却不曾被清晰的总结和认知过，家庭中那些隐秘的权力游戏，使许多中国人耗尽了一生的力气与心血，受困受厄于此，却不曾有过多少的反思和改变。
当然，家庭政治不只有中国才有，但与西方相比，中国人没什么超验信仰，中国人的价值大多是实实在在寄托在可见的今生之上的，对于终极、存在、信仰等概念没有西方社会觉悟那么深刻。“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信奉的是“家天下”，很少有神法能够来约束人间的是非，家庭在中国的地位如此之重，以致于人们普遍认为需要通过组建、经营家庭生活来证成生命的意义，通过经营家庭来体现自己为人的价值，来赢得社会身份和他人的尊重，在农村这一点体现的尤为突出。
中国的家庭政治，无疑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男性大多还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获取社会尊重和人格地位，而女性，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家庭之上，因此，中国女性对于家庭政治游戏就更为上心，更加无法承受在家庭权力中的失败，父权社会中的性别差异，是导致中国妇女容易自杀的根本原因。
相比之下，西方人活的更为自我，更为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在西方观念中，自杀常常是绝望和自我否定导致的，而绝望往往是抑郁等精神疾病的主要特征。吉登斯曾在《社会学》中提出过，西方人自杀的两个动机，一方面是出于耻感，即承认自己的失败；一方面是出于罪感，即以自杀来作为忏悔罪过的方式，二者都有很强的示弱和自我否定的成份。
而中国的自杀现象，并没有普遍的与精神疾病相关起来，主要是因为它的动机，不但不是示弱，不是自我否定，反而是以争取正义为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家庭的权力争夺中，告诉对方，自己不是没理的，不是软弱的，所以才要以死相拼。它不是一种自我放弃，而是一种反抗的手段，是为了成就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中国式自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正义”，因此，这本书的名字才叫做《浮生取义》。
那么，人们在家庭生活中最在意的“义”到底是什么？
吴飞把这个“义”，理解为“道德资本”。家庭成员对权力资本的争夺，大多是围绕着获取“道德资本”的方式来进行的。道德资本的积累，是为了决定了一个家庭里，谁更应该受到尊重，谁说的话更管用，人们都希望自己有更大的发言权，或至少得到更多的尊重，权力游戏是就此而展开的角逐。
于是，在家庭中的付出，容忍，都成为了一种积累道德资本的方式，当自认为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道德资本，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权力和尊重，没有使得家庭成员按照自己所期望的方式去对待自己，就会被激发出深深的“委屈”，这种委屈就会导致争吵，赌气，如果仍然得不到满足，就有可能演变为“自杀”，民间将之总结为“一哭二闹三上吊”。
中国的电视剧里，就常年播着那种受尽委屈的卖惨的小媳妇角色，但无论她受了多少委屈，最后会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会给她的道德资本一个合理的回报，这种影视剧在农村妇女中的收视率长盛不衰，就因为它完美的迎合了这种心理需求。如果你了解了“道德资本”的概念，那么很多看似突然的自杀，也就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素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素荣的丈夫是个混混，酗酒，赌博，玩女人，素荣在家里操持家务，照顾公婆，这无疑让整个家庭的道德资本在向她严重倾斜。因此，她可以无所顾忌的指责丈夫，让公婆也对她抱愧，她更可以对家里大小事都说了算，这个时候，虽然她过的很艰苦，甚至很痛苦，却始终没有起过自杀的念头。
她的自杀，发生在她哥哥被关进监狱之后。为了救出哥哥，她拿出了家里的全部存款，还借了几千块钱。但是从此以后，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丈夫抓住了这个把柄，就经常讽刺她“说我不过日子，你不也一样吗”，甚至在儿子找她要零花钱的时候，都会说“凭什么钱能给舅舅，不能给我？”于是，素荣就自杀了。
素荣的自杀，看似突然，实际是一种必然。首先，拿出家里的存款去救哥哥，使得她在自己小家庭中的道德资本被透支了，她从前一直是权力游戏的常胜者，所以对此心有不甘；另一方面，自杀更是她积累道德资本的终极方式，是一种对委屈的报复或矫正的手段。其后隐藏的往往是一种“我死了看你怎么办”“我要让你后悔”“我要让你屈服”“要让你承认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意在以自己的牺牲，来使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以这样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绝对“正义”的地位。自杀，就成为她最终在权力游戏中取得胜利的一张王牌。
值得注意的是，她之所以对游戏的结果如此看重，是因为一场游戏并不是独立的谁对谁错就可以了事的，它的胜负，可能带来的是道德资本的重新分配，从而影响到以后的博弈，所以家庭政治是环环相扣的一系列权力游戏。
不仅在农村，城市里的家庭也一样在实践着道德资本的法则。甚至，在很多情侣之间，都不曾意识到，一些陷入僵局的关系，大多症结就处在道德资本分配不均匀的问题上，这是一种“准家庭政治”，尤其是在越认真的情侣关系中，越容易发生。
一开始，都拼命对对方好，但却不自觉的把这当成了一个累积道德资本的过程，当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自然的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某种要求回报的权力，在对方达不到期望的情况下，权力游戏中残酷的矛盾就逐渐凸显出来，互相伤害也就从此开始了。
大多时候，有了一定教养的人，不会以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博弈，毕竟风险太大。但却很经常用赌气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道德资本，比如表现为沉默、冷战，严重时或许还有绝食等自残行为。它的潜台词是：“我希望你按照我的心意做一件事，但是我不说。你应该自己窥见我的不满，而思考自己究竟哪里做的不对。我已经对你付出了很多，我所掌握的道德资本足够要求你这样做。但是我不能明说，因为一说出来，就变成了我在要求你，我的道德资本就被消耗掉了。你必须自己去领悟，并且以我应得的方式来回报我。”
但问题在于，一方所坚持的“义”的标准，却未必是另一方所赞同的。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说某人开了所射箭学校，声称凡来学习者每射必中，次次十环。他的方法就是先让学生拿着箭往白墙上射，然后在射好的箭周围画上十环的靶子。这听起来很可笑，但这就是现代人对“义”的认识的真实光景。
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如此强调包容和多元，任何标准都可以讲出一堆辩证的理论来证明它的漏洞和不完整，所以人们已经学会了先随心所欲的作为，然后再设立一套“自义”的标准来给自己奖励一个“十环”。在一个只有“自义”而没有“公义”的世界里，难有一个真正有权威的标准来衡量到底谁才真正符合那个“义”，因此谁手里的道德资本都有可能随时贬值为一堆废纸。也因此，现代人的人际关系也就变的更容易失衡，更容易一言不合就分手离婚，取关拉黑，老死不相往来，从此孑然一身，抱着自己的“十环”孤独终老。
人们对“义”的概念总是难以达成一致，因为大多数人期待的“义”并不是真的绝对公平，其实是总超过自己所应得的而不自知。所以情侣之间始终觉得委屈，都认为自己迁就包容了对方，但每一次的包容却又不是真的包容，而是无形中又使自己增加了更多的道德资本，下一次双方的心理失衡就可能更为严重。所以我特喜欢看哈佛的政治哲学课《公正》，反复看了很多遍，如果不了解，不曾认真思考过何为“公正”，人就很难处理好与他人，与世界的一系列关系。
扯的有点远了，还是再说回“赌气”的问题。赌气一定是坏事吗？未必。赌气虽然是一种任性的做法，但也有其积极意义。“气”这个词有非常微妙的意义。人们确实会用“气节”、“气性”、“浩然之气”这样的词来正面肯定人格的价值，“赌气”有时确实会被看做是“有骨气，有自尊心”的表现，通过赌气，一个人维护了自己的人格，表明了自己不是随便就能被欺负和作践的。
但赌气毕竟是赌，是以否定性的方式表达人格价值，表达对委屈和羞辱的拒绝，无论这场赌博是输是赢，最终都是两败俱伤。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赌气不仅伤害自己，也伤害亲密的人，哪怕赢得了空洞的自尊，但谁也过不上幸福的日子。如果人们整天只执着于寻找可资利用的道德资本，以战胜对方为目的，那关系就无论如何也处不好的。因此，权力游戏的胜利，并不是决定一段关系是否幸福的根本因素。
当然，这种“以气成人”的方式，也和中国另一种特色文化“面子”息息相关。
“面子”这个概念可算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了，许多外国学者都对此做过深入研究。学者胡先缙曾给“面子”下过这样的定义：“面子”代表的是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是指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是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积累起来的声誉。
面子是中国人“成人”的一个重要准则，它特别需要通过获得别人明显的尊重，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人格价值。因此，中国的人际关系，包括家庭政治中都常常涉及到“给不给面子”的问题，因此就更加催发了中国人需要在维护、获得、给予“面子”的过程中，来形成人格，这被吴飞总结为“以面成人”，它和“以气成人”一起，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行为模式，以及自杀的动机。
那么，中国人是否就只能在“以气成人”和“以面成人”的封印之下兜兜转转，不得解脱了呢？当然不是。
除了“赌气”和“要面子”以外，更好的方式，当然是“以理成人”，这个理，指的是“理智”。一方面想清楚究竟怎样才对大家都最有益，抓大放小，以免陷入琐碎的意气之争；另一方面，不要对权利游戏太过认真，胜负得失并没有太大意义，不是生活的目的，也不能真正成就人格。只有透彻的理解了生活，变的温柔，平静，踏实而缓慢的一步步靠近幸福，才能成就真实而完满的人格。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以礼成人”，越是亲密的关系，其实越需要“礼”的维持，这一点也是很多人所忽视的。古人说“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家庭中的“礼”未必是某种虚张声势的仪式，而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沟通，谦让，表达尊重等方式，去平衡家庭成员之间的道德资本，不使其过度倾斜，使人们在家庭政治中各得其所，达到权力的平衡和相互尊重，才是合宜的相处方式。
说到底，其实“义”，就是“宜”。
归结一句话，家庭政治的真正赢家都要懂得：
“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