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的生命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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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红高粱家族》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充满了浓烈的浪漫主义气息，主人公余占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原始生命力的蛮野和强悍；他与九儿的激荡爱情在不合法理的基础上展现了拯救和反抗的主题以及对生活和爱的自由的追求；在国难当头时，杀人越货的余占鳌英勇无畏地与日寇战斗，他是土匪亦是英雄，那种敢爱敢恨、敢做敢为的红高粱精神，让后代子孙产生了灵魂上的震动和不能自已的向往之情。
关键词：原始生命力 拯救与自由 土匪英雄 向往之情
莫言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寻根代表作品首推《红高粱家族》，这本书充满了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莫言立足当时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人生、民族精神的一次深重的叩问。
一、充满原始生命力的主人公余占鳌
《红高粱家族》的主人公余占鳌是山东高密县土生土长的高粱孕育的不受“儒、释、道”三家传统思想教化的东北汉子。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为”、佛教的“慈悲”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却没有在他的身上存留痕迹。他出身贫寒，父亲早丧，“识不了二百个大字”，母亲在他“十三四岁”时与天齐庙的和尚有了来往，因乡里的秽传很多，同村朋友程小铁匠送给他一柄小宝剑，一个春雨之夜年仅16岁的余占鳌就将和尚刺死在梨花溪畔，只有16岁的余占鳌在缺少教育的青春年少时期就以因恨杀人逃离家园，开启了他无法无天却又精忠报国的传奇人生。
他从不“中庸”“无为”，因母亲和和尚的关系让他感到耻辱和仇恨，他刺杀和尚；因劫路人对九儿图谋不轨出于“正义感和怜悯心”他与众轿夫打死劫路人；因单家父子让九儿陷入生不如死之境，他谋杀了单家父子等等，他从16岁开始在做决定时都是凭着生命的直觉，想做就做，想杀就杀，生命的野蛮达到了极致，如同草原上的雄狮、头狼、猎豹面对锁定的猎物，他只考虑什么时候出手、怎么出手，而不会用太多的时间在该不该出手的问题上。他的决定与行为都是直觉的、原始的、野性的，他的人生被强烈的生命本能与欲望支配着，理性与道德不能约束他、控制他，他的人生处处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野蛮。
余占鳌的“不慈悲”可从他面对击杀对象从不手软中看出，第一章第五节当劫路人以家有八十岁老母恳求余占鳌一伙人放过他、饶他一命时，仍逃不过被活活打死的结局；第三章第一节中日本兵拿着妻儿彩照求饶时，连“豆官”也起恻隐之心抱住余占鳌的胳膊让余占鳌别杀日本兵时，他无半点犹豫、铁石心肠地用马刀砍死日本兵。
莫言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无法无天、杀人如麻的余占鳌作为《红高粱家族》的主人公呢？
余占鳌身上拥有的强烈的原始生命力应是原因之一。余占鳌他的爱恨情仇都恩怨分明，不会因为豺狼凶狠而畏惧不前，不会因为鳄鱼流泪而原谅忘却它犯下的罪行，他用他的生命准则来判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把坏事做尽把好事做绝，在那个硝烟弥漫的抗战年代、生死瞬息的危险时期，那种天生天养的野蛮的生命力才能助余占鳌在山东高密东北乡奏出一曲辉煌的生命战斗之歌。
二、出于爱的拯救与争取活的自由
余占鳌人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当数戴凤莲即九儿，余占鳌改变了九儿的人生，九儿也影响了余占鳌的一生。
九儿的父亲是一个打造银器的小匠人，母亲是一个破落地主的女儿。第一章第五节写道“外曾祖母知道小脚对于女人的重要意义。奶奶不到六岁就开始缠脚、日日加紧……勒断了奶奶的脚骨，把八个脚趾折断在脚底……受尽苦难终于裹就一双三寸金莲”，九儿拜母亲的封建思想所赐受千辛万苦得三寸金莲，拜三寸金莲所赐得单廷秀青眼相加，拜视财如命的父亲所赐用自己的一生抵一头大黑骡子嫁给麻风病人单扁郎为妻。
无论是出嫁前还是出嫁后，在亲生父母的眼里，九儿的价值不如牲畜，因为她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当中，又有多少“女儿”对娘家、对生身父母的价值也就仅仅在于她的出嫁可以给娘家换来多少利益和好处呢？所以麻风病人单扁郎可以在九儿父亲的嘴里变成“单家公子饱读诗书，足不出户，白白净净，一表人才”，九儿父亲居然以这样的谎话骗取九儿乖乖地上花轿嫁“单郎”。出嫁后发现了真相，九儿不愿再回婆家，九儿父亲却要求九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九儿在夫家是过着怎么样的生活，生活是否幸福，她的父亲一点也不关心，只惦记九儿公公单廷秀许诺送他的大黑骡子。
是谁给了九儿父母葬送九儿“盼着有一个识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热的好女婿”的心愿的权力？是谁给了九儿父母埋葬九儿一辈子幸福的权力？那传递了千年的“儒释道”的“中庸”、“无为”、“慈悲”的思想，谁能拯救九儿这个苦命的女子呢？在几千年中，它们中谁又曾经拯救过如九儿这般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盲婚哑嫁的，命运总被践踏的悲戚一生的女人们呢？
九儿出嫁的花轿不是崭新亮丽的，而是“破破烂烂、肮脏污浊”的，“它像具棺材，不知装过了多少个必定成为死尸的新娘”，这花轿是九儿的花轿，更是千百年来生命自由、爱情自由被无情剥夺的女人们的花轿，在那样封建社会里，几千年来有多少无法确数的鲜嫩茂盛、水分充足的女子从出嫁就开启了生命的地域之门。
具有象征意义的还有单扁郎的麻疯病，单扁郎的麻疯病不能治愈，健康的人都不愿被他传染，但单廷秀却可以凭借钱权之势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合理合法地“买”来鲜活的少女，用健康青春的生命为他延续带有麻疯病的子孙。而那样的疯病只是麻疯病吗？封建社会中凭借制度、权势遗害千年的疯病，只要合乎制度和法律，无论它多么的可怖、多么的不合人性都可以如单扁郎的麻疯病般，将死不死、将亡不亡，夺取、吞没新鲜的生命继续生生不息、代代繁衍。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为”、佛教的“慈悲”谁能终止那些疯病的延续？谁能够终止那些合乎那黑暗制度规则的疯病对一代代鲜活生命的毒害、吞噬和毁灭？谁能够拯救那些青春、健康、鲜活的生命，让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自由痛快地爱呢？
书中是余占鳌将九儿从棺材的花轿中救出，将麻疯病的延续终止。余占鳌的行为出自于他对九儿的爱，他对九儿的拯救给九儿带来自由生活、自由爱的机会，让九儿有机会在日后成为“抗日的英雄、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那为什么是余占鳌拯救了九儿呢？
在余占鳌拯救九儿的行动中，余占鳌本身也就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他强大的破坏力是一种比“儒释道”三家思想更遥远的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远古、来自大地、来自不被因袭思想束缚的另一种血液深处潜藏的传统，也只有这种具有破坏力冲击力的原始生命力量才能给被“儒释道”中消极思想裹挟千年的中国人反抗的精神，给在因袭重负中前进的中华儿女们生活的自由、爱的自由。
三、精忠报国的土匪英雄
余占鳌无法无天但也不是生来的土匪。他“杀了和尚，逃离村庄，三教九流沾过边”，“打死劫路抢人的候补小土匪”、“抢我奶奶到高粱地深处”时，他“具备了土匪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但离真正的土匪还有相当的距离”。
1926年余占鳌“开始他的土匪生活，并不是他想要钱财，而是他想活命，复仇，反复仇，反反复仇，这条无穷循环的残酷规律，把一个个善良懦弱的百姓变成了心黑手毒、艺高胆大的土匪”，“高密东北乡的土匪种子绵绵不绝，官方制造土匪，贫困制造土匪，通奸情杀制造土匪，土匪制造土匪”，可见那些高密的土匪成为土匪也是为环境所迫，生活所逼，哪一个土匪又是生来愿意在刀尖上行走的呢？虽然土匪罪孽深重，但通过余占鳌成为土匪的经历，我们隐隐约约的感受到这些土匪作为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余占鳌杀人如麻、心硬如铁，他当土匪之后杀人越货，绑票敛财的坏事从未少干过，但在那狼烟四起、家国难保的年代，这个满手沾血、铁石心肠的土匪在国家存亡之际于大节上无亏。
第一章余占鳌与冷支队长对话时说道“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的就是中国的大英雄。”
1938年日寇使余占鳌身受失去恋儿与女儿的切肤之痛，1939年又因日寇余占鳌与九儿自此生死两相隔，他与日本侵略者有不共戴天之仇，有同样仇恨的还有王文义、成麻子等等难以数清的高密人、中国人。在那生存极其不易、生活万分艰难的年月里，余占鳌能认清他真正的仇人是谁，高密人、中国人的仇敌是谁，他可以将所有的私人恩怨都放一边，他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每一次战斗都忘却生死，他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土匪，是一个能打日本的英雄。
1939年古历八月初九，余占鳌率部队在胶平公路伏击日本的汽车队，并杀死中岗尼高少将；1939年古历八月十五下午，仅余占鳌父子二人，几百发手枪子弹与包围村庄的日本鬼子四百多人，伪军六百多人战斗；1940年加入铁板会与日伪军张竹溪的部队在车路口打了一场遭遇战；1941年与冷支队和江大队长的人马一起在村子里与日本人作战。余占鳌这个土匪一直在与日寇英勇战斗，甚至为了留住任副官一致抗日，将犯下错误的亲叔叔余大牙大义灭亲。
余占鳌缺少教育、没有文化、英勇过人却短于智谋，对待感情也不似水浒里的好汉不近女色同时又不能忠贞于爱情，这样一个缺点遍身的土匪身上居然又矛盾地显示出高大的一面，他不是只能欺小凌弱的孬种，他懂得民族大义，懂得放下矛盾一致对外，懂得保家卫国。
就是这样一个父亲早亡、没有受过教育、凭着原始生命力生活的余占鳌英勇无惧地与侵略者战斗，成为抗日英雄，莫言选择他作为主人公就又有了另一层深意，因为他身上有着轰轰烈烈的红高粱精神。余占鳌身上这种红高粱精神是源自高密这片土地，是不怕流血、不怕受伤的最原始的勇毅，是最古老的、来自民族遥远历史的另一种传统精神，是高密人、中国人能够永世不灭、代传不息的原因，这种红高粱般灿烂的精神是民族的根，是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强敌外辱之下亦能振作复兴、生生不息的传统精神。
四、对人的极境与美的极境的向往之情
莫言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写道“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从开篇之初，莫言就在书里展现了他对高密东北乡持有的眷恋和向往之情，主人公余占鳌杀人越货、绑票敛财，对爱情不忠，不受道德伦理约束，可在以他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人的身上，有同时出现了敢做敢为、敢于斗争、敢于反抗、英勇无畏、保家卫国的英雄行为。
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流血无数、白骨成堆，随着一季又一季的高粱成熟，他们都化作了历史的尘埃，但在时间的长河里这些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高密人展现着高密东北乡原始的、自然的、质朴的、粗犷的、野性的生命之美。当文中“我”感叹“种的退化”时，也就把高密东北乡作为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加以肯定、赞美，并赋以浓厚的理想色彩，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
第五章第九节写道“我痛恨杂种高粱……它们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我的整个家族的亡灵，对我发出了指示迷津的启示……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它。你高举着它去闯荡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
在浪漫主义文学中，生命是以返朴化的方式加以表现的，返朴化最典型的表现形态是对原始生命力的讴歌和崇拜，原始生命力潜藏着强悍的本能与欲望。在《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身上就具有代表性地充满了这种原始生命力，也就是这种原始生命力，使高密东北乡在作为最丑陋、最世俗、最龌龊、最王八蛋、最能喝酒的地方的同时，又成为了最美丽、最超脱、最圣洁、最英雄好汉、最能爱的地方。因为有这样的原始生命力，所以这块土地有让“我”可以将“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的肉体与灵魂洗净”的能力，而“我”又不仅仅是“我”，“我”是许许多多的“我”的代表与象征，“我”是这片土地的后代子孙，“我”是今天的、未来的高密人、中国人。在《红高粱家族》里，莫言借勇毅的、敢做敢为、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红高粱般的古老的传统精神，浪漫地、理想化地召唤那些被世袭负累过重的文明、物欲横流的现实压迫的人们用红高粱精神和原始生命力来净化心灵、清洗灵魂。
第二章第四节中写道“我有为高密东北乡的土匪写一部大书的宏图大志”，莫言在讴歌、赞美土匪时，便有将这自然、质朴、粗犷、野蛮、原始的比“儒释道”三家思想更古老的传统的红高粱精神传承下去的想法，借原始生命力的生存之火点燃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民族的青春之焰，以反抗世袭负累过重的文明、物欲横流的现实对人的压抑，用浪漫理想的方式为“种”的退化开了一剂药方。“八月深秋天高气爽，遍野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那瑰丽神奇的景象“就是我向往的，永远会向往着的人的极境和美的极境”。
关键词：原始生命力 拯救与自由 土匪英雄 向往之情
莫言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寻根代表作品首推《红高粱家族》，这本书充满了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莫言立足当时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人生、民族精神的一次深重的叩问。
一、充满原始生命力的主人公余占鳌
《红高粱家族》的主人公余占鳌是山东高密县土生土长的高粱孕育的不受“儒、释、道”三家传统思想教化的东北汉子。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为”、佛教的“慈悲”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却没有在他的身上存留痕迹。他出身贫寒，父亲早丧，“识不了二百个大字”，母亲在他“十三四岁”时与天齐庙的和尚有了来往，因乡里的秽传很多，同村朋友程小铁匠送给他一柄小宝剑，一个春雨之夜年仅16岁的余占鳌就将和尚刺死在梨花溪畔，只有16岁的余占鳌在缺少教育的青春年少时期就以因恨杀人逃离家园，开启了他无法无天却又精忠报国的传奇人生。
他从不“中庸”“无为”，因母亲和和尚的关系让他感到耻辱和仇恨，他刺杀和尚；因劫路人对九儿图谋不轨出于“正义感和怜悯心”他与众轿夫打死劫路人；因单家父子让九儿陷入生不如死之境，他谋杀了单家父子等等，他从16岁开始在做决定时都是凭着生命的直觉，想做就做，想杀就杀，生命的野蛮达到了极致，如同草原上的雄狮、头狼、猎豹面对锁定的猎物，他只考虑什么时候出手、怎么出手，而不会用太多的时间在该不该出手的问题上。他的决定与行为都是直觉的、原始的、野性的，他的人生被强烈的生命本能与欲望支配着，理性与道德不能约束他、控制他，他的人生处处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野蛮。
余占鳌的“不慈悲”可从他面对击杀对象从不手软中看出，第一章第五节当劫路人以家有八十岁老母恳求余占鳌一伙人放过他、饶他一命时，仍逃不过被活活打死的结局；第三章第一节中日本兵拿着妻儿彩照求饶时，连“豆官”也起恻隐之心抱住余占鳌的胳膊让余占鳌别杀日本兵时，他无半点犹豫、铁石心肠地用马刀砍死日本兵。
莫言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无法无天、杀人如麻的余占鳌作为《红高粱家族》的主人公呢？
余占鳌身上拥有的强烈的原始生命力应是原因之一。余占鳌他的爱恨情仇都恩怨分明，不会因为豺狼凶狠而畏惧不前，不会因为鳄鱼流泪而原谅忘却它犯下的罪行，他用他的生命准则来判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把坏事做尽把好事做绝，在那个硝烟弥漫的抗战年代、生死瞬息的危险时期，那种天生天养的野蛮的生命力才能助余占鳌在山东高密东北乡奏出一曲辉煌的生命战斗之歌。
二、出于爱的拯救与争取活的自由
余占鳌人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当数戴凤莲即九儿，余占鳌改变了九儿的人生，九儿也影响了余占鳌的一生。
九儿的父亲是一个打造银器的小匠人，母亲是一个破落地主的女儿。第一章第五节写道“外曾祖母知道小脚对于女人的重要意义。奶奶不到六岁就开始缠脚、日日加紧……勒断了奶奶的脚骨，把八个脚趾折断在脚底……受尽苦难终于裹就一双三寸金莲”，九儿拜母亲的封建思想所赐受千辛万苦得三寸金莲，拜三寸金莲所赐得单廷秀青眼相加，拜视财如命的父亲所赐用自己的一生抵一头大黑骡子嫁给麻风病人单扁郎为妻。
无论是出嫁前还是出嫁后，在亲生父母的眼里，九儿的价值不如牲畜，因为她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当中，又有多少“女儿”对娘家、对生身父母的价值也就仅仅在于她的出嫁可以给娘家换来多少利益和好处呢？所以麻风病人单扁郎可以在九儿父亲的嘴里变成“单家公子饱读诗书，足不出户，白白净净，一表人才”，九儿父亲居然以这样的谎话骗取九儿乖乖地上花轿嫁“单郎”。出嫁后发现了真相，九儿不愿再回婆家，九儿父亲却要求九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九儿在夫家是过着怎么样的生活，生活是否幸福，她的父亲一点也不关心，只惦记九儿公公单廷秀许诺送他的大黑骡子。
是谁给了九儿父母葬送九儿“盼着有一个识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热的好女婿”的心愿的权力？是谁给了九儿父母埋葬九儿一辈子幸福的权力？那传递了千年的“儒释道”的“中庸”、“无为”、“慈悲”的思想，谁能拯救九儿这个苦命的女子呢？在几千年中，它们中谁又曾经拯救过如九儿这般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盲婚哑嫁的，命运总被践踏的悲戚一生的女人们呢？
九儿出嫁的花轿不是崭新亮丽的，而是“破破烂烂、肮脏污浊”的，“它像具棺材，不知装过了多少个必定成为死尸的新娘”，这花轿是九儿的花轿，更是千百年来生命自由、爱情自由被无情剥夺的女人们的花轿，在那样封建社会里，几千年来有多少无法确数的鲜嫩茂盛、水分充足的女子从出嫁就开启了生命的地域之门。
具有象征意义的还有单扁郎的麻疯病，单扁郎的麻疯病不能治愈，健康的人都不愿被他传染，但单廷秀却可以凭借钱权之势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合理合法地“买”来鲜活的少女，用健康青春的生命为他延续带有麻疯病的子孙。而那样的疯病只是麻疯病吗？封建社会中凭借制度、权势遗害千年的疯病，只要合乎制度和法律，无论它多么的可怖、多么的不合人性都可以如单扁郎的麻疯病般，将死不死、将亡不亡，夺取、吞没新鲜的生命继续生生不息、代代繁衍。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无为”、佛教的“慈悲”谁能终止那些疯病的延续？谁能够终止那些合乎那黑暗制度规则的疯病对一代代鲜活生命的毒害、吞噬和毁灭？谁能够拯救那些青春、健康、鲜活的生命，让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自由痛快地爱呢？
书中是余占鳌将九儿从棺材的花轿中救出，将麻疯病的延续终止。余占鳌的行为出自于他对九儿的爱，他对九儿的拯救给九儿带来自由生活、自由爱的机会，让九儿有机会在日后成为“抗日的英雄、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那为什么是余占鳌拯救了九儿呢？
在余占鳌拯救九儿的行动中，余占鳌本身也就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他强大的破坏力是一种比“儒释道”三家思想更遥远的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远古、来自大地、来自不被因袭思想束缚的另一种血液深处潜藏的传统，也只有这种具有破坏力冲击力的原始生命力量才能给被“儒释道”中消极思想裹挟千年的中国人反抗的精神，给在因袭重负中前进的中华儿女们生活的自由、爱的自由。
三、精忠报国的土匪英雄
余占鳌无法无天但也不是生来的土匪。他“杀了和尚，逃离村庄，三教九流沾过边”，“打死劫路抢人的候补小土匪”、“抢我奶奶到高粱地深处”时，他“具备了土匪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但离真正的土匪还有相当的距离”。
1926年余占鳌“开始他的土匪生活，并不是他想要钱财，而是他想活命，复仇，反复仇，反反复仇，这条无穷循环的残酷规律，把一个个善良懦弱的百姓变成了心黑手毒、艺高胆大的土匪”，“高密东北乡的土匪种子绵绵不绝，官方制造土匪，贫困制造土匪，通奸情杀制造土匪，土匪制造土匪”，可见那些高密的土匪成为土匪也是为环境所迫，生活所逼，哪一个土匪又是生来愿意在刀尖上行走的呢？虽然土匪罪孽深重，但通过余占鳌成为土匪的经历，我们隐隐约约的感受到这些土匪作为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余占鳌杀人如麻、心硬如铁，他当土匪之后杀人越货，绑票敛财的坏事从未少干过，但在那狼烟四起、家国难保的年代，这个满手沾血、铁石心肠的土匪在国家存亡之际于大节上无亏。
第一章余占鳌与冷支队长对话时说道“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的就是中国的大英雄。”
1938年日寇使余占鳌身受失去恋儿与女儿的切肤之痛，1939年又因日寇余占鳌与九儿自此生死两相隔，他与日本侵略者有不共戴天之仇，有同样仇恨的还有王文义、成麻子等等难以数清的高密人、中国人。在那生存极其不易、生活万分艰难的年月里，余占鳌能认清他真正的仇人是谁，高密人、中国人的仇敌是谁，他可以将所有的私人恩怨都放一边，他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每一次战斗都忘却生死，他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土匪，是一个能打日本的英雄。
1939年古历八月初九，余占鳌率部队在胶平公路伏击日本的汽车队，并杀死中岗尼高少将；1939年古历八月十五下午，仅余占鳌父子二人，几百发手枪子弹与包围村庄的日本鬼子四百多人，伪军六百多人战斗；1940年加入铁板会与日伪军张竹溪的部队在车路口打了一场遭遇战；1941年与冷支队和江大队长的人马一起在村子里与日本人作战。余占鳌这个土匪一直在与日寇英勇战斗，甚至为了留住任副官一致抗日，将犯下错误的亲叔叔余大牙大义灭亲。
余占鳌缺少教育、没有文化、英勇过人却短于智谋，对待感情也不似水浒里的好汉不近女色同时又不能忠贞于爱情，这样一个缺点遍身的土匪身上居然又矛盾地显示出高大的一面，他不是只能欺小凌弱的孬种，他懂得民族大义，懂得放下矛盾一致对外，懂得保家卫国。
就是这样一个父亲早亡、没有受过教育、凭着原始生命力生活的余占鳌英勇无惧地与侵略者战斗，成为抗日英雄，莫言选择他作为主人公就又有了另一层深意，因为他身上有着轰轰烈烈的红高粱精神。余占鳌身上这种红高粱精神是源自高密这片土地，是不怕流血、不怕受伤的最原始的勇毅，是最古老的、来自民族遥远历史的另一种传统精神，是高密人、中国人能够永世不灭、代传不息的原因，这种红高粱般灿烂的精神是民族的根，是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强敌外辱之下亦能振作复兴、生生不息的传统精神。
四、对人的极境与美的极境的向往之情
莫言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写道“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从开篇之初，莫言就在书里展现了他对高密东北乡持有的眷恋和向往之情，主人公余占鳌杀人越货、绑票敛财，对爱情不忠，不受道德伦理约束，可在以他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人的身上，有同时出现了敢做敢为、敢于斗争、敢于反抗、英勇无畏、保家卫国的英雄行为。
高密东北乡的土地上流血无数、白骨成堆，随着一季又一季的高粱成熟，他们都化作了历史的尘埃，但在时间的长河里这些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高密人展现着高密东北乡原始的、自然的、质朴的、粗犷的、野性的生命之美。当文中“我”感叹“种的退化”时，也就把高密东北乡作为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加以肯定、赞美，并赋以浓厚的理想色彩，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
第五章第九节写道“我痛恨杂种高粱……它们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我的整个家族的亡灵，对我发出了指示迷津的启示……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一切努力找到它。你高举着它去闯荡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
在浪漫主义文学中，生命是以返朴化的方式加以表现的，返朴化最典型的表现形态是对原始生命力的讴歌和崇拜，原始生命力潜藏着强悍的本能与欲望。在《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身上就具有代表性地充满了这种原始生命力，也就是这种原始生命力，使高密东北乡在作为最丑陋、最世俗、最龌龊、最王八蛋、最能喝酒的地方的同时，又成为了最美丽、最超脱、最圣洁、最英雄好汉、最能爱的地方。因为有这样的原始生命力，所以这块土地有让“我”可以将“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的肉体与灵魂洗净”的能力，而“我”又不仅仅是“我”，“我”是许许多多的“我”的代表与象征，“我”是这片土地的后代子孙，“我”是今天的、未来的高密人、中国人。在《红高粱家族》里，莫言借勇毅的、敢做敢为、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红高粱般的古老的传统精神，浪漫地、理想化地召唤那些被世袭负累过重的文明、物欲横流的现实压迫的人们用红高粱精神和原始生命力来净化心灵、清洗灵魂。
第二章第四节中写道“我有为高密东北乡的土匪写一部大书的宏图大志”，莫言在讴歌、赞美土匪时，便有将这自然、质朴、粗犷、野蛮、原始的比“儒释道”三家思想更古老的传统的红高粱精神传承下去的想法，借原始生命力的生存之火点燃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民族的青春之焰，以反抗世袭负累过重的文明、物欲横流的现实对人的压抑，用浪漫理想的方式为“种”的退化开了一剂药方。“八月深秋天高气爽，遍野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那瑰丽神奇的景象“就是我向往的，永远会向往着的人的极境和美的极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