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萨诗章——庞德诗选》译序——黄运特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我开始翻译庞德的诗歌，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刚从北大毕业，来到美国南方腹地，人生地不熟，文化绝缘，处境维艰，靠开一家中餐小馆谋生，整日忙于炒菜、端盘子、送外卖、刷碗、拖地板等等。一天晚上打烊时，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当时正在美国访学的南京大学张子清老师打来的。他说国内一家出版社想找人翻译庞德的《诗章》，问我是否感兴趣。身陷囹圄的我，怀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欣然答应了。
此前在大学里，我只读过庞德的短诗，领略过一点他的意象派风采，至于他的长篇《诗章》，老师没教，学生也不敢碰，原因是太难啦。接了翻译任务后，我硬着头皮上阵，选择了《诗章》里最精彩的部分——《比萨诗章》，做了大量研究，最后花了两年多时间，把它翻成中文。
那时的世界尚未进入网络时代，隔洋联系还很困难，所以《比萨诗章》译文在国内出版后的情形，我当时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卖得还不错，甚至得了一个什么图书奖，尤其颇受诗人们的欢迎。二十多年后，我有一次在湖南长沙开会，遇到诗人王家新，他居然能背得出我译的《诗章》片断。此前在美国见到欧阳江河，他也是鼓励我继续翻译《诗章》。而杨炼在1999年就曾经在国际庞德年会上宣称：“庞德的《诗章》只有在汉语里才完美。在黄运特的译文里，庞德的诗歌计划好像最终完成了。”这些诗人的反应，当然让我感到欣慰，也让我汗颜。我深知自己译文的不足，多年来一直想找机会弥补，给热衷的读者献上一个更好的译本。所以当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找上门来时，我觉得总算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心愿了。
庞德是二十世纪英美诗坛上的一位巨匠，也是争议性最大的人物之一。看你跟谁说话，只要提及庞德这个名字，一般你会听到三种不同的反应：（1）他是一位好诗人，只可惜他政治上反动；（2）他政治上反动，所以我们不应该读他的诗；或者（3）他的诗蹩脚难懂，政治上又反动。当然，庞德的诗歌思想与他的政治经济主张的关系非常复杂，不是短短一篇译者序言能够解释清楚的。不过，浏览诗人的生平经历，尤其是他创作《比萨诗章》时的个人处境和历史背景，我们或许可以对这个问题稍有了解。
伊兹拉·庞德于1885年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的小城海莱市，在宾夕法尼亚州长大，1905年毕业于汉密尔顿学院，次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他在文化保守的印第安纳州的一所大学任教几个月后，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开除，此后一直旅居欧洲。1913年庞德遇到著名中日文学与艺术研究领域的先驱者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的遗孀，受她委托，开始整理费诺罗萨的遗稿，并对中国诗歌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庞德于1915年出版的《神州集》（也称《华夏集》），就是以费诺罗萨的笔记手稿为基础，创造性地重译了十几首汉语古诗，在英美现代诗坛刮起了一阵中国风。
此后庞德又热衷儒家哲学伦理，认为盛传几千年的孔子思想是整治现代西方社会诟病的良药妙方。作为诗人，他尤其欣赏孔子对“正名”的定义。这个概念出自《论语·子路篇》：“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庞德认为儒家“诚”的概念，不仅是为人之道，更重要的是对事物的正确定义，如《诗章》里写道：“而‘诚’的原则/一脉相承，才有西格斯蒙多”（《比萨诗章》第七十四章）。强调“名正言顺”的孔孟之道，跟庞德的政治经济主张一拍即合，尤其是他对金钱概念的理解。庞德认为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在于货币价值的定义不确切，让投机者从中牟利，混淆是非。他尤其痛恨放高利贷的金融机构和银行家，认为这种“无中生有”的经济手段并非真正的“生产”：一位农民种一棵苹果树，结了苹果可以拿来养家充饥；而一个高利贷者榨取利息只是剥削，是“不自然”的生产，有悖天道人伦。自古以来，不管是带着种族歧视色彩的想象，还是现实里的真实人物，不管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还是现代社会的金融大亨，放高利贷者往往是犹太人。因此，庞德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犹太人，由此他走上了跟纳粹法西斯同流合污的邪道。
1945年5月3日，法西斯已经倒台，二战已接近尾声，旅居意大利的庞德正在家里翻译孟子，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是两位意大利游击队员，要奉命把诗人带走。庞德顺手往兜里揣了一本孔子的书（盗版的商务印书馆理雅格译本）和一本中英词典，就跟士兵走了。他以为这只是一个误会，自己应该可以很快回家，但这一去就是十几年。他被捕的原因是他曾经为墨索里尼政府的罗马电台做过广播节目。每周二十分钟左右的节目里，他先是朗诵一段自己的《诗章》，然后发表反战言论，劝说在欧洲打战的美国官兵放下武器，不为军火商和放高利贷者卖命。按美国的法律，这是叛国罪。他很快就被送进比萨附近的美军监狱，在那儿他端坐在一个露天的铁笼里（见图1），遥望远处的斜塔，一边蚂蚁啃骨头般地翻译《大学》和《中庸》，一边构思创作他的《比萨诗章》。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萨诗章》是庞德跟儒家思想的对话，而话题就是拯救天下。那时的世界是满目狼藉，欧洲一片混乱，诗人心目中的理想国遥不可及，自己也成了阶下囚。颇具象征意义的，《比萨诗章》悲壮史诗式的开头是写在一张厕所手纸上：“梦想的巨大悲剧在农夫弯曲的双肩”。
11月，庞德被遣送回美国待审。次年，以精神病为名义，庞德被免审，关进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软禁了十二年之久。此间，在1948年，他的《比萨诗章》出版，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博林根诗歌奖，引起轩然大波。1957年，经过许多文化界名人的多年努力，庞德被释放出院，立即前往意大利。在那里，他继续创作《诗章》，翻译四书五经，直到1972年在威尼斯去世。
鉴于庞德与中国的不解之缘，翻译庞德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次利用修订《比萨诗章》译文的机会，我又选译了几篇重要的《诗章》和短诗名篇，以便中文读者对这位影响深远、极具争议性的诗坛巨匠有更多的了解。至于庞德的诗歌之梦，或者说，他的中国梦，是否在我的译文里实现了，有待读者、专家定夺。
此前在大学里，我只读过庞德的短诗，领略过一点他的意象派风采，至于他的长篇《诗章》，老师没教，学生也不敢碰，原因是太难啦。接了翻译任务后，我硬着头皮上阵，选择了《诗章》里最精彩的部分——《比萨诗章》，做了大量研究，最后花了两年多时间，把它翻成中文。
那时的世界尚未进入网络时代，隔洋联系还很困难，所以《比萨诗章》译文在国内出版后的情形，我当时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卖得还不错，甚至得了一个什么图书奖，尤其颇受诗人们的欢迎。二十多年后，我有一次在湖南长沙开会，遇到诗人王家新，他居然能背得出我译的《诗章》片断。此前在美国见到欧阳江河，他也是鼓励我继续翻译《诗章》。而杨炼在1999年就曾经在国际庞德年会上宣称：“庞德的《诗章》只有在汉语里才完美。在黄运特的译文里，庞德的诗歌计划好像最终完成了。”这些诗人的反应，当然让我感到欣慰，也让我汗颜。我深知自己译文的不足，多年来一直想找机会弥补，给热衷的读者献上一个更好的译本。所以当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找上门来时，我觉得总算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心愿了。
庞德是二十世纪英美诗坛上的一位巨匠，也是争议性最大的人物之一。看你跟谁说话，只要提及庞德这个名字，一般你会听到三种不同的反应：（1）他是一位好诗人，只可惜他政治上反动；（2）他政治上反动，所以我们不应该读他的诗；或者（3）他的诗蹩脚难懂，政治上又反动。当然，庞德的诗歌思想与他的政治经济主张的关系非常复杂，不是短短一篇译者序言能够解释清楚的。不过，浏览诗人的生平经历，尤其是他创作《比萨诗章》时的个人处境和历史背景，我们或许可以对这个问题稍有了解。
伊兹拉·庞德于1885年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的小城海莱市，在宾夕法尼亚州长大，1905年毕业于汉密尔顿学院，次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他在文化保守的印第安纳州的一所大学任教几个月后，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开除，此后一直旅居欧洲。1913年庞德遇到著名中日文学与艺术研究领域的先驱者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的遗孀，受她委托，开始整理费诺罗萨的遗稿，并对中国诗歌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庞德于1915年出版的《神州集》（也称《华夏集》），就是以费诺罗萨的笔记手稿为基础，创造性地重译了十几首汉语古诗，在英美现代诗坛刮起了一阵中国风。
此后庞德又热衷儒家哲学伦理，认为盛传几千年的孔子思想是整治现代西方社会诟病的良药妙方。作为诗人，他尤其欣赏孔子对“正名”的定义。这个概念出自《论语·子路篇》：“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庞德认为儒家“诚”的概念，不仅是为人之道，更重要的是对事物的正确定义，如《诗章》里写道：“而‘诚’的原则/一脉相承，才有西格斯蒙多”（《比萨诗章》第七十四章）。强调“名正言顺”的孔孟之道，跟庞德的政治经济主张一拍即合，尤其是他对金钱概念的理解。庞德认为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在于货币价值的定义不确切，让投机者从中牟利，混淆是非。他尤其痛恨放高利贷的金融机构和银行家，认为这种“无中生有”的经济手段并非真正的“生产”：一位农民种一棵苹果树，结了苹果可以拿来养家充饥；而一个高利贷者榨取利息只是剥削，是“不自然”的生产，有悖天道人伦。自古以来，不管是带着种族歧视色彩的想象，还是现实里的真实人物，不管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还是现代社会的金融大亨，放高利贷者往往是犹太人。因此，庞德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犹太人，由此他走上了跟纳粹法西斯同流合污的邪道。
1945年5月3日，法西斯已经倒台，二战已接近尾声，旅居意大利的庞德正在家里翻译孟子，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是两位意大利游击队员，要奉命把诗人带走。庞德顺手往兜里揣了一本孔子的书（盗版的商务印书馆理雅格译本）和一本中英词典，就跟士兵走了。他以为这只是一个误会，自己应该可以很快回家，但这一去就是十几年。他被捕的原因是他曾经为墨索里尼政府的罗马电台做过广播节目。每周二十分钟左右的节目里，他先是朗诵一段自己的《诗章》，然后发表反战言论，劝说在欧洲打战的美国官兵放下武器，不为军火商和放高利贷者卖命。按美国的法律，这是叛国罪。他很快就被送进比萨附近的美军监狱，在那儿他端坐在一个露天的铁笼里（见图1），遥望远处的斜塔，一边蚂蚁啃骨头般地翻译《大学》和《中庸》，一边构思创作他的《比萨诗章》。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萨诗章》是庞德跟儒家思想的对话，而话题就是拯救天下。那时的世界是满目狼藉，欧洲一片混乱，诗人心目中的理想国遥不可及，自己也成了阶下囚。颇具象征意义的，《比萨诗章》悲壮史诗式的开头是写在一张厕所手纸上：“梦想的巨大悲剧在农夫弯曲的双肩”。
11月，庞德被遣送回美国待审。次年，以精神病为名义，庞德被免审，关进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软禁了十二年之久。此间，在1948年，他的《比萨诗章》出版，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博林根诗歌奖，引起轩然大波。1957年，经过许多文化界名人的多年努力，庞德被释放出院，立即前往意大利。在那里，他继续创作《诗章》，翻译四书五经，直到1972年在威尼斯去世。
鉴于庞德与中国的不解之缘，翻译庞德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次利用修订《比萨诗章》译文的机会，我又选译了几篇重要的《诗章》和短诗名篇，以便中文读者对这位影响深远、极具争议性的诗坛巨匠有更多的了解。至于庞德的诗歌之梦，或者说，他的中国梦，是否在我的译文里实现了，有待读者、专家定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