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还原与线性超越——评张晖《中国“诗史”传统》
版本：中国“诗史”传统，张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1月
书评作者：阿木&小鹿
一、“诗史”：遮蔽与争议
中国古典诗学向来重“情”，《诗大序》、《文赋》首开其端，其后又经过唐人的创作实践、明人的理论总结，抒情性被逐渐认可为一种主流诗歌传统。进入现代学术语境，抒情特质尤其受到学人重视，张晖指出“民国以来，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方东美、宗白华等众多学者都曾强调文学的抒情本质，这一认知模式，自陈世骧、高友工等人在美国的提倡后，复经蔡英俊、吕正惠、王德威、萧驰、陈国球、郑毓瑜等美国、台港、新加坡等地学者的阐发，业已形成认识中国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切点”[1]。换言之，抒情传统，已成为当代古典诗学领域中的显学。
与抒情传统的命运不同，“诗史”传统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则受到了更多的反思与批评，其中以钱锺书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提出：“‘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诗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2]又说：“泥华词为质言，视运典为纪事，认虚成实，盖不学之失也。若夫辨河汉广狭，考李杜酒价，诸如此类，无关腹荀，以不可执为可稽，又不思之过焉。”[3]钱锺书先生并不否认一些诗歌中“史”的存在价值（称其为骨干），但绝不赞同以诗之实录性衡量诗歌艺术价值的做法。在钱锺书先生眼中，诗与史实际存身于两种价值体系中，两者虽有交融，但在评价时绝不可随便越界。处在这一学术语境中，多数文学研究者并不十分看重“诗史”研究，“诗史”由此成为一个相对薄弱的研究领域，长期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古代传统中，尤其宋人、清人那里，“诗史互证”其实已成为一种极为成熟的读诗、解诗之法，单纯地加以轻视与否定，对学术研究而言绝非益事。正是由于注意到了“诗史”所处的学术窘境，张晖在《中国“诗史”传统》一书中，开篇就以不可置疑的论调对“诗史互证”的读诗传统给出了高度评价，并粗线勾勒了一个强调“诗史互证”的先贤群体，为“诗史”研究的合法性给出了相当强势的论证。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相较于清晰可辨的抒情传统，中国古代的“诗史”传统要复杂得多，“诗史”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已表现出明显的争议性——不仅存在对其合法性的争议，也存在对其内涵的争议。钱锺书先生对“诗史”的质疑，即主要着眼于其合法性层面，这与不少明代诗论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如明代复古诗论家就多认为宋人称之为“诗史”的杜诗，叙事繁琐，感情直露，只能是诗歌的“变体”而非正宗。除此之外，“诗史”的内涵在各个时代也多有不同，甚至在同一个时代也是侧重点迥异，这种分立状况使得“诗史”并不能有效形成一个类似于抒情传统的清晰的线性脉络，由此也就造成了“诗史”的杂乱状态，助长了离心之力。
如何能正视这一个个看似杂乱无章的“诗史”内涵，如何能在一片争议的喧哗中完成有效的学术研究？在这一看似芜杂的学术焦虑中，张晖另辟蹊径，采取了不同于传统概念史或范畴史研究之线性勾连的横向思维，将关注点投射到了一个个活色生香的历史横截面中，将建构性的传统重述极力扭转为相对客观的历史呈现，找到了一种适合于“诗史”传统的研究范式。
二、以横代纵：“诗史”研究的范式转换
当代学人对中国古典诗学的范畴研究，多以纵向勾勒为主，这是无可厚非的一条道路，古典诗学中的诸多范畴，往往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其内涵从发生到发展，从繁盛到沉寂，有源有流，有正有变，唯有以历时性、变化性的眼光观之，才有可能触摸到其演变的过程与特点。但是范畴的历时性研究也存在两个十分隐蔽的弊端：第一，在一个长时段中，范畴的内涵演变体现在诸多方面，研究者在浩如烟海的文献材料中，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进行某种取舍，会更偏向于选择能够体现时代主流特征的文献资料，而对其他次要资料或略言之，或摒弃之，此种倾向性的选择，不利于探求范畴内涵的全面性。第二，与材料选择的倾向性相类似，研究者的纵向勾勒往往还存在预设性的思维模式，意即，研究者在展开纵向论述时，更像是为自己所预设的论点或结构寻求填充材料，而非在文献资料基础上进行分析与归纳。更深一步，之所以会存在这样一种状况，是因为研究者在最根本的研究目的中，是将“建构”作为终极目标的，而建构性思维对于范畴研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确实可以将古代相关文献中的观点加以综合提升，形成一个脉络清晰、逻辑合理的结构体系，而另一方面，它也必将舍弃一切对主脉无益的枝节，这对范畴本身的原貌寻求并无益处。
另外，范畴与范畴之间也有较大的区别，有些范畴的内涵在历时性的发展线索中有着较为清晰的演变痕迹，而有些范畴的内涵在其发展过程中则经历了复杂的认知变化，若只是从它较为明显的主脉络中寻求其演变规律，往往会遮蔽许多更为细微但也可能更为重要的原始线索。“诗史”作为范畴的一种，无疑属于后者，“诗史”内涵的复杂和零散形态决定了它并不适合历时性、纵向性的建构式研究，张晖对当前学界中“诗史”研究的批评主要就是从这一角度着眼的。张晖举例指出，陈文华《杜甫传记唐宋资料考辨》中的《诗史》部分，以及黄自鸿的《杜甫“诗史”定义的繁衍现象》一文，均注重系统性，杨松年的《宋人称杜诗为诗史说析评》则强调条理性，“这些研究自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但都因为进入问题的方式所限，不能历史性地呈现两宋‘诗史’论述的复杂脉络”。[4]这里所说的受到限制的“进入问题的方式”即系统性与条理性。那么，何种方式才是进入问题的恰当方式？何种路径才能相对客观地呈现“诗史”内涵？张晖的《中国“诗史”传统》一书所运用的以“碎片”呈现为目标的阐释性研究，给出了答案。作为还原性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它实际开启了一个从以纵向为主到以横向为主的范式转型。
具体来说，张晖对“诗史”内涵的还原研究，主要体现为两个鲜明特征。
第一，在立足文献与超越文献的基础上，寻求“碎片”还原。
所谓“碎片”，即古典诗学中有关“诗史”的只言片语。古人的思维特征与书写特征决定了古典诗学的“碎片化”特质，若依照建构性思维来看，“碎片”无疑是有碍于范畴研究的，而张晖却极为看重这种“碎片化”的本原状态，他明确提出：“对于两宋大量的有关‘诗史’的零散论述，本书更注重挖掘和打捞历史碎片，并不强调将如此多的论述整合成有系统或有条理的面貌。”[5]他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承认这一思维方法实际受到了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福柯在讨论‘知识考古学’的时候，在方法上打破系统和线性的历史观，侧重观察历史的横截面。我认为这种思考的方式对于考察两宋‘诗史’论述有着很好的启发。”[6]历史的横截面就是由一个个零散分布的碎片组成的，这些碎片很可能并无关联，可能形不成系统，找不出条理，但这反而是其本真状态，研究者要还原历史，要进行“知识考古”，只要能竭尽所能地将这些碎片呈现出来，就已经具备了“还原”的意义。
看《中国“诗史”传统》一书，“碎片化”论述并非仅仅体现于张晖所特意强调的“两宋”时期，在之后的明清两朝，这一论述方式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碎片式的呈现之所以能发挥出较好的还原功效，与张晖深厚的文献功夫是分不开的。以两宋为例，张晖将其概括为“以诠释杜诗为中心的宋代‘诗史’说”，面多众多的碎片化材料，张晖所做的第一步是尽力考证出其产生的年代，这是极易被忽视，同时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张晖将两宋三百余年间的“诗史”碎片打捞并分层次地陈列了出来——仁宗末年至哲宗初年：“善陈时事的律诗”（《新唐书》）、“超越对具体事物的记载，追求普遍性”（邵雍）、“记录酒价”（释文莹、孔武仲等）、“史笔”（黄庭坚）、“知人论世”（胡宗愈）；徽宗、钦宗朝：“善叙事”（李复、蔡居厚）、“记录年月地理数字人物”（姚宽、黄朝英等）、“诚实人品”（惠洪）、“重视杜诗字句出处”（王得臣、姚宽）、“文备众体”（陶宗仪）；南宋至元初：“《春秋》笔法”（周煇、杨万里等）、“《史记》笔法”（韩驹、崔德符等）、“知人论世”（王楙、魏了翁）、“忠君”（于炱）、“字字有出处”（史绳祖）等等。这还仅仅是宋代，在之后的明清两代中，张晖虽然稍稍往理论阐释的方向上倾斜了一些，但这种文献基础上的归纳甚至于“罗列”，依然无声无息地占据着主导篇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个由各种文献材料铺开的平面中，其实隐藏着艰辛的文献辑索功夫，正如罗宗强先生在《明代文学思想史》后记中所说的：“大量的精力，还是耗在了材料的阅读上。即以别集为例，不读不放心，读了与研究题目有关的十不得一。十个别集有九个属于白读。”[7]可以想见，张晖为了呈现出一个他所认为的相对客观的横截面，在爬梳材料的过程中，肯定也读了许多没有价值的文献。虽然我们无法言之凿凿地认定张晖对材料的最终选用是完全恰当的，但是张晖本人对此所作的解释，无疑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他说：“一种内涵在宋代出现后，清代的理论家虽然仍会时常提及，却没有任何变化（包括较大的或细微的变化），本书仅会在讨论宋代首次出现时顺带提及其在后世的反响，而不会在讨论清代‘诗史’的时候加以重复处理。”[8]要言之，张晖所选取的材料，基本是原初性的，他所舍弃的大都是无创新意义的重复性材料。从这个角度看，张晖的“碎片化”还原，既立足于文献，也超越了文献，他所尽力呈现的历史横截面，是由更多原初性、创造性材料支撑起来的。
第二，强调截面与线性脉络的交织，以横显纵，纳纵于横。
张晖写《中国“诗史”传统》，虽然从方法上借用了福柯“历史横截面”的研究方式，但该书以“传统”为名，就已明显透露出对历时性的重视。其实本书从未放弃对线性历史的寻求，其基本框架也正是历时性的，张晖也曾明确指出：“本书的研究首先致力于梳理和辨析‘诗史’一词在各个时代的不同内涵，在此基础上勾勒‘诗史’概念的历史发展脉络。”[9]但张晖所追求的历时性，并非建构式的，而是呈现式的，这与一般的范畴线性研究有根本差异。细致来看，张晖的“线性呈现”主要表现为两个特点：其一，以横显纵。在上面所列举的两宋诗史的排列式例证中，不难发现，这些例证并不是一股脑地罗列开来，而是又细分成了三个更小的时间段，这与杨松年先生不分时间先后的罗列做法是不同的，其中因为隐含了更为精微的线性意识，反而增强了对历史横截面的认知深度以及层次感。除此之外，这些不同时间段的观点的散点分布，又隐隐约约地进行着某种自觉的联系，比如“春秋”笔法、“知人论世”、“善叙事”等“诗史”的某些内涵，其实在各自的横截面中又自行引发着某种纵向的关联。张晖并未对这些关联作浓墨重彩的论述，他所做的只是呈现，即使偶尔论及也是一笔带过，这种类似“无为而治”的搁置性做法，反而增强了“诗史”内涵之历时性的显现力度。其二，纳纵于横。《中国“诗史”传统》所追求的历时性是以横向性为根基的，除了借横向性突显纵向性之外，横向还原往往还会将一些纵向式的勾勒纳入到自己的论述中，当后世类似论述并不具有特别的创新意味时，它们就会被作者安排进这一内涵首次出现时的横截面中，成为横向还原时的一种助力，比如张晖在论述“诗史”在南宋所蕴含的“忠君”内涵时，就捎带提及了元明清时期的相关观点，以此完成了一次小型的“纵横交织”。
总体而言，张晖在《中国“诗史”传统》中所运用的横截面的还原方法，并非一种单纯的为碎片而碎片、为截面而截面的研究，而是内在之中隐含着对线性脉络的追求，但是这种线性观超越了一般的建构性研究，它所强调的“以横显纵”、“纳纵于横”，从一个更为客观的维度增强了“诗史”研究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它所完成的，是一种极具启发意义的范式转换。
三、理论探求：贡献与微瑕
横纵交织的还原研究之外，张晖还十分注重对“诗史”之理论意义的总结与阐发。张晖曾言：“本书会在每章的结尾部分对大量材料所呈现出来的纷杂的意义及时加以总结，并在全书结论部分展开较为宏观的理论反思和演绎，希望藉此弥补大量考释所带来的文献主义的倾向。”[10]应该说，张晖的“诗史”研究，是灌注了极大的理论自觉意识的，如其所言，他的较为及时的理论总结与宏观反思也提升了全书的理论价值。总体来看，全书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主要就体现在一种全面性与条理性上，如他在每一章结尾，都作了相当细致全面的理论归纳，使得相对零散的横截面展现出更为清晰的分布之“点”。在最后一章，他对全书呈现的各种横截面作了全面的理论总结，归纳出17种不同的“诗史”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诗史”内涵的核心精神，即“强调诗歌对现实生活的记录和描写”[11]。这一理论总结是在各种横截面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因此特别具有说服力。
除此之外，全书的理论思维还体现在一种“思辨性”上。这在论述明代“诗史”的第三章中，十分明显。比如，王世贞曾从“赋比兴”角度，尤其杨慎斥“赋”的角度，对杨慎的“诗史”说展开有理有据的攻击，世人皆对此击节称快，认为回击得当，切中了要害，张晖对此却另有新见，他认为，“如果我们反观杨慎的话，会发现杨慎根本没有提及赋、比、兴，更没有对‘赋’做任何言论上的排斥。所谓的‘赋比兴’问题，可以说完全导源于王世贞对杨慎‘诗史’说的批评，并非杨慎的原意”[12]，“仅仅凭借王世贞的判断，就一定认为杨慎忽略了‘赋’法，是很不恰当的事情”[13]，他还进一步发现，“自明初以来，复古诗论在大谈‘比兴’之馀，都很忽略‘赋’。王世贞不满这种情形，就故意谈到‘赋’；王世贞以‘赋’来批评杨慎的背景正在于此”[14]。这一学理方面的分析不但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言之成理，极具说服力。张晖之所以能发现今人对王世贞盲目信任的问题，强大的文献支撑当然是首要原因，但其善于反思、善于追问的理论性思维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文献与理论紧密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张晖“诗史”研究中的法宝利器，对古代文论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实事求是地看，在《中国“诗史”传统》一书中，文献的运用还是比理论的阐发更显醇熟。书中文献方法与理论思维结合较好的例证当然有很多，但单就理论方面来说，还存在一些解读得不深入或者不恰当的地方。
首先，可能过于重视研究对象的缘故，张晖对“诗史”的态度有时显得过于紧密，缺乏一种恰当的距离感，由此造成了关于研究对象的宏观反思的缺失。全书通篇基本是在呈现“诗史”的诸种内涵，还原性很强，而反思性不足——仅仅在最后一章中作了篇幅不多的论述。这可以与张晖在书中所引的钱锺书先生的一段话进行参照，钱锺书先生在评价“诗史”时曾言：“然有目的而选择工具，始事也；就工具而改换目的，终事也。”[15]按照钱先生的意思，诗人写诗，言情还是记事，应扣住其想要表达的目的来做出选择，想抒情时，自然可以选择言情之诗，想记事时，也可以选择记事之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也是某一文体，或者某一创作手法，最有活力的开端阶段；如果诗人在创作之前，已事先确定好要用某一模式，而且不管适不适合自己创作时的需要，硬要如此，这就是为了工具来强行改变自己的目的了，这时的文类，或者创作手法，已经形成某种“异化”，到了僵化将完结的地步了。“诗史”的发展也正是如此。钱锺书先生的这种宏观性的反思与批判性思维，正是《中国“诗史”传统》一书中所缺少的。虽然在最后一章中，作者也对“诗史”的适用问题、生存问题作了冷静的剖析，但在反思的层次和深度上还是有所欠缺。
其次，书中在论述“诗史”传统时，往往能引入抒情传统的视野，在对比之中阐发“诗史”内涵，重视两种传统的相互作用。这种交融性的视野十分可贵，但是在对两种传统的关系进行专门讨论时，论述就略显单薄了。张晖对元、白诗歌之实录性直至清代以诗证史的阅读方法的简单勾勒，似乎并不能有效说明“诗史”传统与抒情传统之间排斥、并行、交叉、互渗乃至于合流的复杂过程。而他最后所得出的结论——“诗歌要在保持抒情美学特征的基础上记载现实”[16]，显然是着意将抒情性纳入到“诗史”传统当中去，张晖在解读杨慎、许学夷、王夫之等人的“诗史”观念时，基本都是从“含蓄”、“美刺”的抒情性角度着眼的，这一结论的得出，实际上将“诗史”的内涵无限扩大了，在这一内涵无比周延的同时，其实也失去了“诗史”的可区分性特征，“诗史”与抒情的界限开始模糊不清了。
另外，张晖在呈现“诗史”内涵时，并未着重区分“诗史”所存在的层面，是创作层面，还是阅读层面？虽然张晖在全书最后专门讨论了“以诗为史”的阅读传统，但是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这两个层面是混合在一起说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史”内涵的清晰度与层次感。
《中国“诗史”传统》是张晖历经数载的呕心之作，该书不论是文献搜集，还是理论探求，不论是方法，还是架构，都给人以严谨扎实、推陈出新的鲜明感受。尤其是他在方法论上的勇敢创新及践行，更是给了学界极具实践意义的启示。他打破了一直以来的以建构为主的线性研究，开启了以呈现还原为主、以线性的自行显现为目的的横向研究，实现了范畴研究的新的范式转型。虽然这部书也存在一些小的问题，但这毫不遮掩全书的学术价值与方法论意义。张晖早年熟稔于文献，后又在陈国球先生的指导下加强了理论训练，他是不可多得的集文献考据与理论思考于一身的优秀青年学者，虽然他对两者的结合运用还未臻至境，但已显示出了无限可能。他对西方理论的自觉借用，更促进了古代文论的纵深发展。然而越是如此，越是感觉到张晖的价值，我们对他的英年早逝就越是感到难以言说的沉痛。唯一能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他的著作还在，他的已完成和未完成的成果还在陆续出版。面对这些珍贵的研究成果，我们应潜心凝神，深入思索，努力去探寻张晖所留下的学术遗产，学习之，借鉴之，努力用它们去促进古代文学与文论的蓬勃发展。这应该也是远在天堂的张晖最愿意看到的学术图景吧！
注释
[1] 张晖：《朝歌集》，张霖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3页。
[2] 钱锺书：《宋诗选注》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页。
[3]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7页。
[4] 张晖：《中国“诗史”传统》引言脚注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页。
[5] 张晖：《中国“诗史”传统》引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页。
[6] 同注[4]。
[7] 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89页。
[8] 同注[5]，第9-10页。
[9] 同上，第5页。
[10] 同上，第10页。
[11] 张晖：《中国“诗史”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64页。
[12] 同上，第104页。
[13] 同上，第108-109页。
[14] 同上，第112页。
[15] 同上，第274页。
[16] 同上，第2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