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极富野心的煌煌巨作

转自：《书城》 作者：青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H. F. 马尔格雷夫的《现代建筑理论的历史1673—1968》（Modern Architectural Theory, a Historical Survey 1673-1968）一书，200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末，它的中文版终于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在今天的学术体系中，这本书属于“建筑理论史”的研究范畴，相比于建筑的悠久历史，“建筑理论史”是一个要年轻得多的学科。仅仅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一领域才开始出现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而今天我们要谈的这本书，毫无疑问是近年来该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建筑理论的主要承载物是各种各样的文本，当代建筑理论史的系统性著作大多采用两种形式：经典文献的原文汇编，以及对主要理论思潮的历史性综述。前者的优势在于帮助读者直接阅读原始文献的重要段落，缺点则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篇幅的限制，每一个经典文献只能节选有限的一部分；后者的好处是能够通过综述以更系统和通俗的方式传递抽象的理论知识，缺陷则是写作者自身的解读会产生很强的引导性，有时甚至会导致对原始文献过于狭窄的理解。基于这些原因，这两种方式被视为具有互补性的建筑理论史论著模式。

马尔格雷夫教授在当代建筑理论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便在于他在这两种论述模式上都完成的极为重要的工作。他分别在2006年与2008年编辑出版了《建筑理论文选，第1卷：从维特鲁威至1870年》以及《建筑理论文选，第2卷：从1871至2005》，这两书汇集了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献片段，使得这两卷文集成为英语世界中最全面的理论文献集成。而在综述模式上，马尔格雷夫教授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这本《现代建筑理论的历史，1673—1968》，作为一部关于三百多年来现代建筑理论的通览性著作，作者能在具体的理论叙事中频频跨越时空，追溯各种理论的发展脉络，令人信服地呈现出现代建筑观念的发展历史。除此之外，他还与大卫·古德曼（David J. Goodman）合作，于2011年出版了《建筑理论导引：1968年至今》，将综述性研究一直扩展到当下。

很显然，马尔格雷夫教授有一个极富野心的编纂计划，他试图以最常见的两种方式，为建筑理论史研究提供全面的奠基性的文献基础。虽然这一体系中还缺少自维特鲁威到1673年的理论综述，但是从已经完成的工作规模与质量来说，马尔格雷夫教授的成果已经令人叹为观止！在这其中，《现代建筑理论的历史，1673—1968》又可以说是难度最大，也最具分量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综述方式需要更多的分析阐述，以及对历史脉络与思想深度的宏观把握，还在于他所讨论的这三百年是整个西方建筑史上理论思潮快速分化发展，扩充延伸的一个时期。发展的最高点则是堪称人类建筑文明史上最剧烈的建筑变革：现代建筑的诞生。事实上，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宣称“现代主义”已经被“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批判建筑”乃至于最新的数字技术所取代，任何具有历史视野的冷静观察者都不会否认，21世纪初的全球主流建筑实践无论是在理论思想还是技术手段与形式语汇上，仍然处于现代主义的总体范畴之下。因此，对现代建筑的整体理论体系进行梳理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很可能是马尔格雷夫教授首先选择这一段历史进行分析讨论的原因之一。

有趣的是，马尔格雷夫为现代建筑理论发展所选择的起点既不是通常所认同的现代建筑革命的起点——19世纪中期，也不是像肯尼斯·弗兰普顿等学者所认定的18世纪后半期新古典主义时代，而是在很少有人所熟悉的1673年。在那一年，法兰西皇家建筑学院委托克劳德·佩罗翻译的法文本《维特鲁威建筑十书》出版。而在这一著作第3书第3章的一个注释中，佩罗留下了一段极富争议的文字，声称当代人的建筑创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古代典范，因为它们来自于特定的地域与文化条件。这一论断显然挑战了自维特鲁威以来对古典经典的绝对尊崇。这条注释，以及佩罗此后对柱式比例的论述，引发了17世纪末期著名的“古今之争”，辩论的范畴也从建筑扩散到其他的文化领域，论战的核心是古代典范与当代创新之间的分歧与优劣。

马尔格雷夫教授选择这一注脚的出现作为整个现代建筑理论的分水点，体现出他的独特的理论史视野。他没有追随传统建筑史以风格为核心的断代理念，而是在更宏大的意义上定义了“现代”一词。看待他的现代建筑理论范畴，我们需要抛弃现代主义建筑那些白色方盒子的形式概念，回到现代一词更本源的内涵：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就像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所描述的，现代意味着“不能，也不愿意从其他时代提供的模式中借用引导自己的原则；它只能从自身中创造自己的规范。”佩罗仅仅是含蓄地在注脚中描述了自己参与的卢浮宫东立面的设计如何创造了不同于古人的新典范，但这种“创造自己的规范”的思想萌芽在此后的三百年中不断生长，最终带来的现代主义建筑从概念到操作上的宏大革命。

这样一个案例，也说明了马尔格雷夫教授这本《现代建筑理论的历史，1673—1968》的论述特点。不同于该领域另一本权威性的综述性著作《建筑理论的历史：从维特鲁威到现在》（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Theory: From Vitruvius to the Present），马尔格雷夫没有像后者的作者克鲁夫特(Hanno-Walter Kruft)一样，将自己限定在对各种建筑理论思潮教科书般的总结介绍之中，而是将特定建筑理论的阐释与当时的文化思想背景、历史事件，以及建筑实践和理论等总体历史脉络联系起来，这使得宽广的学术视野、复调式的写作结构、层次丰富而细腻的历史叙述，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他的文字论述中充满了各种历史掌故、涵盖了建筑专业人士以外从国王到旅行者等各色人物，也包含了从浪漫主义、移情论到图书封面图案等不同抽象程度的各种内容。当然，全书的核心仍然是对重要理论观点的剖析，但马尔格雷夫决允许这些理论观点失去它们在那个时代所具备的活力，变成干涩的理念堆积。

在某种程度上，马尔格雷夫教授的这本著作是“建筑历史与理论”密切融合的典范。因为有大量建筑案例与事件具体而生动的描述，这本书也可以被视为一部建筑史著作，或者说传统建筑历史与建筑理论史的学科划分对这本书已经不再适用，作者所坚持的文化史、思想史的统一性与多学科的综合性，将建筑理论、建筑史、美术史、艺术理论熔于一炉。只有在这样的融合程度之下，我们才能理解一个特定的理论观点到底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实践难题；也只有在这样的融合程度之下，才能理解一个特定的建筑现象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理论诉求与价值内涵。这实际上是所有建筑研究，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都试图解决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现代建筑理论的历史，1673—1968》的影响力毫无疑问将超越建筑理论史的范畴，会对所有认同建筑文化深度的人有所助益。

这样一种判断也来自于阅读的情绪体验。在建筑理论话语变得日益艰深晦涩，以至于被众多实践建筑师所摒弃的今天，阅读《现代建筑理论的历史，1673—1968》会给人带来罕见的愉悦感。作为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杰出荣休教授，马尔格雷夫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保持了清晰、流畅、准确和简介的写作风格。渊博的历史学识以及精准的分析总结使他能够有效的驱散笼罩在建筑理论之上的迷雾，重新赋予这个理论学科与现实的血缘关系。

而对于中文读者来说，这种愉悦感还应该归功于本书的翻译者——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陈平教授的卓越工作。能够完成这样一本厚重理论著作的翻译已经令人叹服，而翻译文本的清晰、准确，以及阅读节奏的控制更是超越了我们对传统中文建筑理论译本的认识。我本人也从事一些历史与理论文献的翻译工作，因此深知这一工作的难度。就陈平教授翻译的这本书而言，艰巨的不仅仅是庞大的篇幅，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准确地以中文呈现复杂的理论概念，并且以流畅的句式将论述的条理与逻辑转译到中文语境之中。这里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高度的责任心，更需要的是广博的学识以及对建筑理论的深入理解。如果比较马尔格雷夫教授的原文与陈平教授的译文就会发现，翻译者不仅仅是准确地传达了原文内涵，而且通过自己对译文的驾驭，甚至是进一步提升了文本的可读性。作为一个建筑教育者，我会毫不犹豫地推荐《现代建筑理论的历史，1673—1968》作为建筑系学生的基础理论读本。无论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生，甚至是专业研究者都将能从这本书的作者及其中文译者的工作中获益良多。

对于专业外的普通读者来说，建筑理论或许仍然显得有些神秘。正是这种神秘让17世纪的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加入了从中世纪传承下来的石匠行会——共济会（Freemason）。他们认为这些有着严密组织体系的手工业团体中，仍然传承着来自于古代的神秘知识。在某些团体中，这些知识也包括从维特鲁威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些文献片段。共济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对这些知识的兴趣如何将共济会从一个传统的石匠行会，改造成为西方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团体。像《现代建筑理论的历史，1673—1968》这样的著作，当然有助于驱散建筑理论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它丝毫不会影响建筑理论光环。对建筑理论史的深入了解会告诉我们，建筑如何与人类文明中最深刻的思想产生关联。这种关联曾经造就的金字塔与紫禁城，也仍然将影响我们身边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