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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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辜鸿铭看到的，满清政体有种族性贵族结构。但推翻满清政权，也就中断了现代化承担者的上层资源，现代化承担者转移到新兴知识人身上。 新兴知识人来自社会下层，其社会力量因绅—士结构的解体和与帝制科层联结渠道的中断而被削弱。这些受现代思想影响到新兴知识人必须从社会中占有某一阶层，才能构成自身的政治势力。换言之，知识人必须重新组织社会的成员，使之结集，以便形成建构民族国家的政治力量。为此，知识人必须先行组织起来，晚晴至民初，中国社会中政党出现，反映了这一政治需求。中国政党的出现，并无社会阶层现代分化的基础。欧美政党的出现，以工业社会的新阶级分化为前提：工业化城区的发展使工人阶层和市民阶层日趋结集，政党要么在工人阶层的社群中形成，要么在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社群中形成。群众社会先行形成，与之同构发展的是现代代议民主制（公民投票与议会权力）的政制结构，促成政党政治的形成。在中国，情形则不同：在政党出现和政党政治形成之时，群众社会并未形成。中国的政党需要“组织”群众，而“组织”群众的需要则要求强势的价值理念。 中国现代化的群众与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群众的性质差异在于：群众不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自然结集起来的，而是由知识人群体组织的政党动员、组织而结集起来的。 共产党在创建之始，就不是一个纯政治性的争夺，它的政党理念不是仅仅定位在政党政治的框架之内的，而是伸展到终极历史中的神圣真理的领域……中国的政党与欧美政党之立意的根本差异在于：中国的政党使命是国族间的生存竞争中民族国家的整合性建构，而不是国内社会分化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诉求整合。 从现代社会理论看，“文革”事件作为怨恨的爆发，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社会是在内部的结构性冲突的结果。平等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基本理念，而政党伦理导致的恰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不平等的政治不平等；政党伦理与国家集体中的财富及权力分配的同构，使“红”色阶层出现，... (查看原文)

  小强从周 2赞 2013-05-15 16:36:06

• 资本主义经营不仅构成了社会物质生产新的条件和形式，而且深层地更改了社会阶层的构成，更改了日常生活的样式，社会生活秩序是理性化的、按商品生产和商品销售的机制来构成的，不仅劳动，而且社会机体和日常生活领域都因此而商品机制化了。随着因企业经济而不断聚集的人口和劳动的密集化，大城市出现了，大城市的生活伦理亦随之形成，与传统的乡村式伦理势不两立。工业化和商业化劳动把大量农民改塑为城镇市民，制造出日已远离自然和生活直接性的城市群众。由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引导出各种新的社会联盟和群体性是，他们不是靠情感和信仰，而是靠计算、纪律和金钱保障来维系……可以看出特洛尔奇尤其注意作为现代结构的构成因素的资本主义精英的社会伦理后果：赢利意识、奢侈和享受欲的高涨必然增强人的此岸（世俗）感，显示伦理、个体理性主义催生出一种现世乐观主义。 (查看原文)

  小强从周 1赞 2013-04-26 17: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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