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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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功能、性质的潜在变化： 对诗歌的重视，在中国有漫长的传统。但应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诗”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只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歌作为社会整体教化的一个部分，它还是社会交际的工具，以及文化陶治、熏陶的手段。在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教养中，旧诗写作作为一种必须习得的技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与现代的特殊创造性活动，是有一定距离的，对写作成规的摹习与领会，是必须的人门途径。包天笑就曾描述当时中国儿童的文艺教育，最初是从学对“对子”开始，联系平仄协调，然后再学习作诗，“原来每逢考试，总有一首试帖诗，五言六韵，或是五言八韵，因此从小就要练习起来”。开笔作文，总是先作诗，有了这个传统，“诗歌”的社会性基础获得了天然保障，也使它的形式规范很难打破。何其芳也回忆儿时在私塾学作旧诗，“把诗当作功课来做，题目都是老师出的，叫做赋得什么，这和创作是完全不相干的（即使是十分幼稚的创作）”。在这段话中，“创作”同样是一个关键的词语，暗示了“新旧”之分中，其实包含着写作功能的差别。 “创作”一语，也是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传播，而引人的一个新念。 一种特殊的态度，即文学要从传统的成规、积习中挣脱出来，表达一种独特的、真实的、高于想象力的内在经验。看五四时期，新文学家是知何谈论“创作”的：“文学的价值全在于创作：一切专事装报装独创精神的东西，都不好算做文学的作品。因为切艺术，都是以创作的效能（Creative faculty）为基础的。” 叶圣陶的描述： 我们从事创作，须牢记着这“创作”二字单单连缀无数单字，运用许多现成的语句，凑合成篇，固然不可谓“创”；即人家已经说了的话，我用文字把它再现出来，也不可谓“创”。必须是人家不曾有过而为我所独具的想象情思，我以真诚的态度用最适切的文字语句表现出来，这个独特的想象情思经这么一番功夫，就凝定起来，可以永久存留，文艺界里就... (查看原文)

  MoonyLee 2022-04-12 21:00:24

• 《女神》无序，只有序诗，这一点在早期新诗集中相当特珠最早出版的几部个人新诗集，如上文所述，均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作者序者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人事关联。诗人间相互为序，暗示出的是、个以胡适及北大为中心、向外发散的诗人群落。处身在这一所谓“诗坛”之外，与名流“无师友关系”，《女神》无序与此或许有关。但郭沫若对自己的诗歌抱有充足的自信，既无需阐释自己的革命价值，也无需在新与旧的进程中定位，序诗中称： 《女神》呦！/你去，去寻找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你去，去寻找那与我燃烧点相等的人，/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与其他诗集序言中大段大段的自我阐述不同，这一段序诗中凸现出一种鲜明的读者意识，似乎表明“诗集”无需外在的历史定位，它召唤着读者的直接参与。此诗在《女神》出版之前，曾在报纸上发表。周而复回忆说，当年他在报上读到此诗，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甚至可以背诵，其产生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挣脱“正统诗坛”诗体解放的定位，相信依靠诗歌本身的力量赢得读者，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定位”。 《女神》的编次依照的不是写作的时间顺序，而是某种美学上的分类。（56首诗作按照风格、体式被分为三辑：第一辑取材于古代传说或历史，采用诗剧形式；第二辑收录的是他诗情爆发时的激情喷涌之作，它们后来被认为是“女神”体的代表；第三辑则是小诗的汇集，有的“冲淡、朴素”，有的“飘渺迷离”。） 郭沫若对“新诗"的构想，与胡适们迥然不同，而且诗集的构成形态上，《女神》已扭转了《尝试集》所设定的新诗形象，新、旧间的“诗体解放”逻辑，以及对“新”的可能性的向往，似乎不再是支配性的因素，以某种“诗”话语为前提的特殊美学风格，被推向了前台，这种形象塑造无形中为“新诗”提供了另一个起点，新诗发生“空间”的场域格局，也由此发生了转换。作为新的起点，《女神》自然也留下了自己的投... (查看原文)

  MoonyLee 2022-04-12 2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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