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劳逸出版的第一本书Throne and Mandarins: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 1880-1885是关于晚清历史。此后他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研究民国时期的先锋。1974年出版的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
易劳逸出版的第一本书Throne and Mandarins: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cy During the Sino-French Controversy, 1880-1885是关于晚清历史。此后他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研究民国时期的先锋。1974年出版的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流产的革命》）和1984年出版的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毁灭的种子》)成为对国民政府进行学术研究的新标准。他提出困难的问题，并作出挑战性的答案。例如《流产的革命》一书的主题，就是主张国民党在1927-1928年掌握权力后，很快失去革命动力，而变成以维护权力为重的军事独裁。
易劳逸负责编辑蒋中正第二位夫人陈洁如写的回忆录 Chiang Kai-shek's Secret Past: The Memoir of His Second Wife, Chʻen Chieh-ju（《陈洁如回忆录》），并为之作序。该书1993年9月由美国 Westview Press 出版
![[美国] 易劳逸](https://img9.doubanio.com/view/personage/m/public/1a86938d10dd3d1c4b77a10a8d64ebb4.jpg)
文盲阁小学士
Narsh·Shane
时光旅行者
1 有用 滈池 2013-12-14 15:06:17
作者說，一切皆是餘孽。當時所有的政治勢力都是從小土匪和洋氣學術小組的結合體匆忙轉換過來的，於是外強中乾。我想知道封面是怎麼回事。
4 有用 王子毅 2020-03-25 14:50:01
国民党革命流产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政治制度的软弱，即不存在有效的监督、控制及惩戒手段，将命令和责任加之于这些制度内的成员上；二是中国社会主要特征不利于有效的政府管理的发展，即社会关系中的权威——依附形式、个人对权威过多的服从、人际关系的注重、对抽象原则所负义务的相对缺乏等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三是国民党自身丧失革命动力，即清党清除了党内进步成员，导致切断了与群众运动的联系，而吸收北洋旧官僚，也导... 国民党革命流产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政治制度的软弱，即不存在有效的监督、控制及惩戒手段，将命令和责任加之于这些制度内的成员上；二是中国社会主要特征不利于有效的政府管理的发展，即社会关系中的权威——依附形式、个人对权威过多的服从、人际关系的注重、对抽象原则所负义务的相对缺乏等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三是国民党自身丧失革命动力，即清党清除了党内进步成员，导致切断了与群众运动的联系，而吸收北洋旧官僚，也导致传统官僚习气注入国民党内。 (展开)
11 有用 正一牛蛙真君 2010-10-31 10:37:17
说到底还是，当常校长失去了杜鲁门的援助，毛子得了几百亿上千亿的援助，终于干翻了汉斯。 你杜鲁门公报私仇，以区区十几亿的美刀就想自由化已经被部分赤化的中国，是不是发梦啊。。。。。。 拿100亿刀过来，伴随着军事胜利，什么土改，宪政都不是问题，搞到头朝战，越战几千亿刀也没了，无语了，所谓小心眼土鳖然也。。。。。。。。
14 有用 历史理性 2009-05-05 00:20:06
似乎对国府有些偏见，但还是切中要害的
3 有用 常盤貴子 2025-02-15 15:30:58 重庆
王奇生之前的王奇生。考虑到这本书写于70年代，易劳逸对南京政府的研究在同期还算客观。虽然总归强调国民革命的失败，并且强调清党破坏了改良kmt自身行政能力的可能，但是也承认kmt所做的努力和一定的成就，尤其是认可蒋介石对中国集权化的成就，而且谨慎使用“官僚资本主义”等一些概念。不过本书最大的问题还是易劳逸批评南京十年建设重军事轻民生的问题，却忽略了日本侵华的急迫性以及同期中国知识分子急于实现民族复兴... 王奇生之前的王奇生。考虑到这本书写于70年代，易劳逸对南京政府的研究在同期还算客观。虽然总归强调国民革命的失败，并且强调清党破坏了改良kmt自身行政能力的可能，但是也承认kmt所做的努力和一定的成就，尤其是认可蒋介石对中国集权化的成就，而且谨慎使用“官僚资本主义”等一些概念。不过本书最大的问题还是易劳逸批评南京十年建设重军事轻民生的问题，却忽略了日本侵华的急迫性以及同期中国知识分子急于实现民族复兴的舆论氛围，这是重军事的根本愿意。除此之外，成书的时候干国勋的回忆录尚未出版，所以易劳逸对蓝衣社（实为力行社）的研究（占了本书一章）缺乏足够的材料。最后，对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对国民政府的负面影响，也需要和康米（比如魏昂德的研究）以及西方政府的各类行政问题进行对比研究，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问题的根源。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