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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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本溯源，阳明提倡的心之本体即无善无恶的命题，是指在心之本体内不设定理，换言之，针对任何现实行为设立道德标准和进行判断时，不是照搬外来的既有的理观念，而是根据面临的实际状况，主体性地去确立道德标准并加以判断。在这一范围内，阳明从存在论方面诠释了作为实践论的致良知。但是如上所述，王龙溪认为不仅是心之本体，意、知、物也是无善无恶，这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作为判断和实践主体的无善无恶的“心之本体”，本来只是作为“本体”范围之内的终极善性即所谓的至善存在，但王龙溪实际上将其先验地当成了前提性存在。因此，针对“本体”而言的无善无恶的善恶实际只是社会上一般性认识中的善恶，也就是既有的观念化的至善，所以针对“本体”的无善无恶，充其量不过是要求不要受既有的善恶观念的束缚、不能够妨碍至善之发显。但如果把“无善无恶”扩展到意、知、物，那就要承认包括肉体知觉行为在内的具体日常行为整体都是不受既有善恶观念限制的至善之发显，更极端地推论下去，恐怕就难免要承认人的欲望也是至善即理这一点。 由于上述原因，关于王龙溪的“四无说”，王阳明的另一得意门生钱德洪（字洪甫，号绪山）虽然认可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但是关于意、知、物，他认为要达到为善去恶的目的即“至善的自我实现”，必须进行日常修养（通常称作“四有说”，与龙溪的“四无说”相对立。关于这一分歧，甚至需要阳明本人的裁断。当时正值阳明受命镇压广西叛乱即将动身之时，此次讨论因其所在地而被命名为“天泉证道”。阳明没有站在任何一方，只说龙溪的“四无说”和德洪的“四有说”分别针对的是“上根人”和“下根人”，只有这两种说法相互补充，才算完整平衡。后来由于阳明病逝于广西远征的归途中，所以这两种观点之争一直延续下来。并且之后的争论演变成关于方法论的争辩：良知的实现是现成（当前）的（现成良知说）还是需要修养？这类似于禅宗中顿悟还是渐修的议论。这种争论流于表面，没有被深化... (查看原文)

  懒残僧 1赞 2022-11-21 15:05:55

• 统观南宋至元、明、清的整个历史过程可以看到，在这期间，被视为富民阶层的地主、工商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增强了自身的实力，而国家却是追随其后的。国家对他们的态度是，一方面不断加强对他们的统制，同时又不断向其妥协，以达到利用他们的目的。最后造就了一种国家不得不依赖于富民阶层的大趋势。从这个大趋势可以推想，王安石追求的方向在与富民妥协这方面有所欠缺，这一点从根本上有悖于上述历史大趋势。如果这一推想成立，那么问题就不是政策实施不当而引发争端，而是基本方向上的错位。也正因如此，对王安石的指责才如此长期地延续至清末。 然而，即使的确如此，也并不意味着王安石对中央集权的追求本身与历史的整体发展趋势相矛盾。例如，他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中包含的另一大要素是完善和强化官僚体制，从南宋以后的趋势来看，王安石的那些举措甚至可以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 具体而言，王安石继承了他的前一代政治家范仲淹（字希文，谥文正）的改革方案，在科举考试的科目中，摒弃了在唐代科举中占有主流地位的诗赋和注疏之学，提出了重视经义与策论即重视义理和经世方案的方向，力图培养作为国家政策实施者的官僚；王安石还力图废除自唐以来人们所依赖的门阀旧制，确立起能力至上的官吏录用途径，即名副其实地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办法；他还严格执行“考课”即工作成绩评定办法，努力消除其中的人情因素。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这些做法都是要完善宋太祖赵匡胤（960976年在位）所追求的中央集权体制。因此下面这种说法绝非言过其实：后来一直延续至清末的中国国家体制的框架在这一时期已被摸索出来并基本定型。 (查看原文)

  懒残僧 2022-11-19 17: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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