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有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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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中国而言，我们的确已经摆脱了长期的封闭状态，但离真正的开放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倒不是说外国人来得还不够多，出国的人还太少，或者外贸量还不够大，很多方面还无法与国际接轨，更主要的是我们还没有确立正确的开放观念，没有一种真正的开放心态。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不乏接纳外来文化、外来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并未有过正确的开放观念。以最称开放、气度恢宏的汉朝和唐朝为例，我们翻遍史籍，看到的也只是天朝大国的慷慨大度和外族外国的仰慕归化。 西汉的通西域，是军事外交的副产品，也是与军事实力的消长相始终的，所以到了东汉就会三通三绝，时断时通。汉武帝曾经倾其所有地款待“外国客”，汉朝的法律却禁止本国的臣民走出国门。西域的作物、器具、服饰、音乐、舞蹈传播到中原，为华夏文化所吸收。西域和匈奴的人口也迁入中原，以后成了华夏族的一分子。但在整个汉代，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从来没有受到外来的挑战，也从来没有学习外来文明的思想准备。自东汉初（可能更早些）传入中原的佛教的影响还很有限，并且从一开始就有了“中国化”的特点。与西方对汉朝的神奇传闻相反，我们在汉人的记载中根本看不到对外部世界的向往。除了政治、军事使者以外，汉朝没有向外国派遣其他人员，也没有派学者和商人出国。所以在境外传播中原文明的只是降官、俘虏、难民和逃亡者，能够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利益的至多只有少数商人。 唐朝文化的辐射面和接纳面都比汉朝广得多，但在本质上与汉朝并无差异。尽管唐朝文明实际上吸收了不少外来成分，但从未有过自觉的学习意识，尤其是在精神文明方面。同样，唐朝也没有产生过把自己的文化传播或推广到外国去的打算，而只是允许外国人来学习。值得注意的是，仅有的例外都是充满宗教热情的僧人——历尽艰险而从印度取回真经的玄奘，七次东渡得以在日本弘扬佛法的鉴真。这与同时代日本学者不惜葬身波涛，一次次加入遣唐使团留学唐朝，形成鲜明对比。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 (查看原文)

  Chono 1 回复 1赞 2021-12-04 20:58:11

• 虽然作为学生和助手，我完全理解谭先生无法突破政治底线的苦衷，但我不得不指出这种说法（摘者案：这种说法指“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疆域完全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的局限性，并且实际上存在的无法调和的矛盾性。从秦朝最多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到清朝极盛时期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不能一概称之为“自然形成”。不能因为最终形成了疆域如此辽阔的国家，就将以往一切侵略和扩张视为统一、进步。秦始皇征服岭南，汉武帝用兵西域，唐朝灭高丽、突厥，蒙古人建元朝，清朝灭明、准噶尔，尽管客观上促成统一，为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准备了有利条件，但无不属于侵略扩张，未必有正义可言。但另一方面，在尚未形成国家和民族平等的观念，尚未形成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之前，全世界能够存在和发展下来的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大国，无一不是侵略扩张的产物，中国岂能例外？1840年前的中国疆域之所以比较稳定，一个主要的有利因素是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以致在工业化以前的外界缺乏打破地理障碍的能力。尽管如此，唐朝的军队也在中亚受挫于阿拉伯军队，以后伊斯兰教在新疆取代佛教，葡萄牙人实际占据了澳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占据过台湾和澎湖。沙俄依靠侵略手段掠夺了中国大片领土，但这也不能不说是“自然”的结果。在中俄雅克萨之战并导致《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朝应该了解俄国人的真实意图，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移民实边，却继续实施对东北的封禁，以致俄国人进入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如入无人之境，至今一些俄国史学家还声称俄国人是这片“新土地的开发者”，而非中国领土的掠夺者。但在清朝对东北开禁，鼓励移民，设置府州县，建东三省后，俄国与日本尽管仍然处心积虑要占据东北，却未能得逞。这岂不也是自然的结果吗？至于一定要强调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有些事例不仅显得牵强，并且与前面台湾与大陆关系的论述自相矛盾。 从谭先生一生的经... (查看原文)

  Chono 2021-12-04 22: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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