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世与西法

原文摘录   · · · · · · 

• 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从造船造炮开始，由此派生的“制器”当日与“练兵”并称，虽分属经济活动，而其经营则既为兵事所推动又为兵事所范围，并不以利润核算为应有之义。但时至同治后期，先入“制器”并且力行多年的李鸿章，已深忧造船造炮于“国家经费支绌”之日，不能不“妥筹善后经久之方”。“善后”和“经久”都着眼于这个过程的持继不断。而以中国人图“自强”的扼于物力和难乎为继对比泰西之“所以雄强”者，原本倾力于船和炮的自强之想，其涵义亦在仿而效之里跟着拓宽延伸，在船炮之外，又兼及“借用洋器洋法”营造“日用必需之物”，期能以“销路”开“利源”。由船炮旁接“日用必需之物”，不能不算是眼光和理路的一种转变。但这种转变出自自强之想的延生和派生，因此，其归旨则在“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 显见得其理路仍然未能全脱兵事之笼罩。然而与同治初年的一意图强和单面图强相比，此日的“强兵”又已在效西法的过程里同“富国”自觉地连在了一起，而后“富强”之说以其“富”与“强”的联为一体立旨义，骎骎乎成为一时之强音。然而“富国”之命题既由图强引入当日的时务，则“富”与“强”之间作主宰的便始终是后者。光绪年间薛福成论矿务，说是“不失中国饶富之权，不启彼族觊觎之渐，似亦筹饷之一助也”，其立论的旨义与李鸿章同出一路；王先谦论“洋人入中国”而无“制胜之方”，一归于“度支匮乏”。并沿此申说“经费之亟筹”，既议“开矿”又议“仿制织造机器”，其立论的旨义也与李鸿章同出一路。这一类议论的相继而起，说明了以兵工业为起点的近代经济活动困于饷事，遂使以兵工业为范围的这种近代经济活动不得不变。因此，从19 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曾经注力于造船造炮的一代人在“制器”的同时，又次第别创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津沪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湖北织布官局、华盛纺织总厂等等与“日用必需之物”相关涉的民用企业，而由西方世界移... (查看原文)

  一頁 7赞 2020-11-16 14:16:17

• 当《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前所未有地为基督教提供了一种用暴力取得的特权之后，其间原本已有的执拗、坚韧、持续不断地强入和没有止境的进取与之深相缠结，都非常容易催生出肆其恣睢和强横独断，变作中国人眼里的悍悖和鸱张，为上帝传布福音的过程便因之而成了先在人间制造怨恨的过程。 【对比】二千多年以来，“万世之圣人”一直在中国人的心中代表着这个世界里的至上性。正是有了这种至上性，而后才可能有维系中国社会的伦常、纲纪、法则、价值、责任，从而才可能有人际之间的秩序和人心之中的秩序。而西教以“服从上帝”为“原则”，则“丑诋唾骂”都是在打倒这种至上性而重造另一种至上性，从而“丑诋唾骂”都在践踏中国人赖以个体自立和彼此相处的伦常、纲纪、法则、价值、责任，并因之而使中国人的世路和心路面对地动天摇。 西教在（进入世俗）这个过程中一面拳打脚踢，一面“救济与援助”，最终所获得的只能是一种无关乎“传送福音”本义的人间权势，而权势之所在，既是利害之所在，也是争斗之所在，与之相对称的，便是存在于中国社会里的种种矛盾随着这种权势不停地移向西教。 (查看原文)

  西南季风 2赞 2021-10-26 22:1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