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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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汉与郭嵩焘所用媒介之南辕北橄，就和他们两人思想的差异一样大，而媒介将是让周汉引领风骚的决定性因素。因为郭嵩焘的学校和公社，在会员和发挥影响力的场所上都有所局限，而周汉则利用印刷品这个大众媒体宣扬他的理念。郭嵩焘最风光时，宣讲的对象一次顶多只有五十个观众，而周汉的一本小册子，据知就印了八十万份。3随着商贩将这些小册子带出湖南并大量散播到长江下游地区，这些小册子也融入民间文化。有位派驻汉口（邻省湖北的最大长江港口）的英国领事报告，孩童在汉口街上四处晃荡，嘴里唱着来自某本小册子的打油诗，讲述天主教徒如何将男女小孩开膛剖腹。那位领事费了好一番功夫，搜集到许多传单，但觉得其中大部分太骇人，不适合全译为英文呈报本国外交部。「 周汉的努力似乎没有白费。郭嵩焘一心一意欲打造正面看待洋人的民意，作为湖南全面道德重振运动的一环，但就在一八九一年他去世那个夏天，中国发生了迄当时为止最严重的排外暴动。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暴民烧掉教堂，杀害洋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信徒。攻击出现的地点正好与周汉的宣传小册子从湖南往外散播所循的贸易路线相一致。] (查看原文)

  达文西 2赞 2024-09-24 14:23:39

• 这一裂痕的存在，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创立时的一个更大的危机。当时中国境内已有数个早期的独立共产主义“小组”，而这些“小组”对于未来要走的路，抱持两种彼此矛盾的可能，即可能走向实现由独立自治的地方革命运动组成的无政府主义愿景，也可能被吸纳入俄国所构想的、有着一体化结构的国际政党组织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意味着放弃这两种可能的前一种，于是，随着这个政党的成立，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被赶出这个蓬勃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 [77]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结构与地方共产主义行动主义的自主性之间的这一冲突，诚如在湖南所见，意味着得在保住湖南长久以来的自主行动主义传统和向国际运动宣誓效忠之间做一选择。彭璜是湖南本地自主性最坚定不移的拥护者，毛泽东则大张旗鼓，欲将湖南学生行动主义路线导入苏联领导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里，且最终如愿。因此，彭璜的失踪，使毛泽东所坚持的道路的唯一障碍消失了。 一九○五年黄兴倡导将华兴会并入泛中国的革命同盟会时，这个群体里有数人反对，但在那时，华兴会这个湖南组织在人数上和组织上都是整个革命同盟会里势力最强的一部分。在这个较早期的例子里，历久不衰的湖南一体感，在华兴会并入更大团体后轻易地保存了下来，且在辛亥革命后回流湖南本省。但在一九二一年，苏联共产党全然不同于革命同盟会。它是高度官僚化的意识形态组织，由莫斯科在背后一手操控，吸收了湖南人的地域忠诚，使湖南人致力于实现苏联共产党的目标，无意把湖南人归还给湖南。不管一九二一年冬彭璜的遭遇为何，湖南本土民族主义的冲劲和独立“精神”，大体上已跟着它的最后一个且最直言不讳的倡导者一起消失。 (查看原文)

  EzioAuditoreXY 3赞 2025-06-14 14: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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