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德格朗诗选

六十三年前，艾迪特·索德格朗（Edith Södergran）在芬兰东部一个偏僻的村庄默默地死去。她短暂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她所经历的战争近在咫尺，饥饿仍在威胁着人们；出版的四本薄薄的诗集遭到批评家和读者们的嘲笑和冷遇，她的朋友和拥护者屈指可数。她死于肺结核和营养不良，年仅三十一岁。

而时间证明了她存在的价值：许多和她同时代的诗人渐渐消隐，她却从历史的迷雾中放射出异彩。她的诗歌几乎家喻户晓，被传诵，被谱曲，被收入各种选本，被译成多种文字，芬兰还专门成立了索德格朗研究会。她作为北欧现代主义诗歌的开拓者，被载入文学史册。她的名字常常和美国著名的女诗人狄金森、俄国著名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等人相提并论。

有时索德格朗被误认为是瑞典人，其实，她属于芬兰讲瑞典语的少数民族。在她出生的时候，讲瑞典语的芬兰人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那时，在他们之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的文化心理：他们既不是瑞典人，虽然他们的语言是瑞典语；他们也不是芬兰人，虽然他们的国家是芬兰。而索德格朗在文化上的认同就更为复杂。1809年，瑞典败给了俄国，失去了它的芬兰领土，芬兰沦为沙皇统治下的大公的领地。1892年，艾迪特·索德格朗生于彼得堡。

二十世纪的彼得堡是一个国际性的城市。瑞典语仅仅是索德格朗的家庭用语，因而她对瑞典文学的了解一度是很有限的。她上了一所时髦的德国学校，除了德语外，还学会了法语和俄语。在她十四岁那年，她开始了在诗歌创作上的最初的尝试，她那时是用德语写作。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她的名字有一天会和北欧诗歌的新趋向联系在一起。

那个时期，索德格朗一家过的日子多少有点象上流社会的生活：冬天在彼得堡，夏天在芬兰雷沃拉（现在苏联境内）的乡间别墅。但好景不长，命运带来了一连串沉重的打击：1907年她的祖母和他们家收养的一个姐妹相继去世，死亡来自她父亲的肺结核病；翌年，她的父亲也离开了人间。不久，索德格朗被发现也染上了肺结核，那年她才十六岁。

生活中这一巨大的转折，对于索德格朗那年轻的生命来说是猝不及防的。而她对命运的抗争反映在她的诗歌中。就在这一年，她开始用瑞典语写作。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一决定与她父亲的死有关，她以此来纪念她那讲瑞典语的父亲。

初次进入疗养院，她的心情无疑是十分沉郁的。她在瑞士逗留了一个时期，返回雷沃拉时健康状况大大好转。随后她堕入情网，和一个已婚男人转瞬即逝的罗曼史使她及其悲观绝望。

1916年，她的第一本诗集《诗》问世，遭到评论界的冷遇。一个评论家问她的出版者是否有意嘲笑讲瑞典语的芬兰人。

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到她的家乡，满载军队和难民的火车穿过雷沃拉，雷沃拉位于彼得堡西北仅五十余公里的一条重要的铁路线上。俄国革命切断了艾迪特和母亲来自彼得堡的救济。芬兰于1917年宣布独立，随之而来的内战使人民濒临饥饿的边缘。

索德格朗对于这一切的回答是另几本诗集的相继问世：《九月的竖琴》、《玫瑰祭坛》和《未来的阴影》。评论家们继续保持轻蔑的态度，认为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有趣的傻瓜”。

索德格朗的诗歌对于当时的芬兰文坛无疑是一个怪影。这个不知来自何方的女人，竟敢抛弃格律和韵脚，难道也算得上是诗？尽管如此，还是有少数人承认了她存在的价值。其中之一是另一位女人，作家、评论家黑格·奥尔森。她在一篇评论中对索德格朗的才华表示赞叹。而索德格朗却不得不拒绝了奥尔森在赫尔辛基会见她的邀请，因为“失眠，结核病，身无分文，我们靠卖家具以及亲眷的善意生活。”但是，她异常兴奋。由于缺乏稿纸，她甚至屈辱地卖掉自己的内衣或一个香水瓶。不久，索德格朗终于见到了奥尔森，找到了一个知音的姐妹。她写道：

我的姐妹

你如同我们溪谷上的一缕春风

紫罗兰在阴凉处甜蜜满足的香味。

我要带你去森林那最美的角落：

在那里，我们将互相坦白怎样见过上帝。

这两位女人相遇的时间是短暂的，但这种友谊对她们俩都至关重要。她们之间的通信，奥尔森直到很久之后才公之于世。

“让咱们走出去，获得自由吧！”索德格朗这样说。那仅仅意味着围绕摇摇欲坠的乡间别墅散步，或走向古老的东正教教堂，或穿过古木参天的茂密的花园。也许挣脱了那些枯藤干枝时，她们俩感到了某种自由。

在索德格朗最后的诗作里，她以一种宁静的心绪接受了死亡。但一个主题却始终贯穿了她所有的作品：她关心的是自由和生活中的快乐。她给黑格·奥尔森的信中写道：“你听凭于我的意志、太阳、生命力吧……让生命竭尽全力地斗争吧……我要把我生命力的储备倾注给你。我是生命，快乐的生命。”

在雷沃拉，在艾迪特·索德格朗的世界里，一切都有名字，一切都活着，一切都有其存在的意义。而随着生命的尽头越来越近，她的爱也越来越炽烈。她的体力渐渐耗尽，她的身体好像消失在她的老式衣服里。一位临终去看望她的诗友写道：“她那又大又灰的眼睛，如同幽暗水面上的月光。而她在微笑。”艾迪特·索德格朗死于1923年仲夏节。

这里选译了索德格朗各个时期的诗作共101首。在翻译过程中，著名汉学家、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Go?ran

Malmgvist）先生、芬兰驻华大使馆文化随员安芬妮（Annikki

Arponen）女士、芬兰文学资料中心负责人玛尔雅－丽娜·劳塔林（Marja-Leena

Rautalin）女士和人民画报社瑞典文组李之义同志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