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初始革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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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和）：当然不能讳言你写了人所具有的性的欲望。这在新时代小说中有一个发展过程，认识性是与认识人自身同步深化与成熟起来的，一开始从极“左”思潮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的时候，连爱情都只能写成柏拉图式的，后来写了人有爱的欲望，有性的欲望，但仍然是小心翼翼地躲藏在政治社会的盾牌后面。像张贤亮的“性文学”，还不是真正的写“性”，他是写人的“食”“色”，两种人的最大自然欲望，在不正常的政治背景下被可怕地扭曲了。而这一点，恰恰是现在的许多批评家们最欢迎的，他们以为这不是单纯的写“性”，而是通过“性”来反映社会历史文化内容，这比单纯写“性”要有意义得多。我认为，这样来理解“性文学”，说明我们的文学还没有认识到写“性”的意义，进一步说是对人的认识没有进入一个自觉的阶段。这样些作品，当然有它们自己的贡献和长处，但这种贡献主要还体现在把人当作作家表达自己社会评判的工具这一层面上，作品最终表达的还是社会问题，如社会历史环境是如何压抑人的正常生理欲望的，这里的“性”本身，只是被借来用于揭露社会的工具。所以，这种小说可以说是社会小说，但不是真正的对“性”这种人的生理本能进行探索而写的小说。把“性”作为“工具”来描写是“性文学”的庸俗化。 王（安忆）：他们对这种小说容易理解，也容易评论。 陈：这类小说有很虚伪的地方，即使在审美趣味上也是这样。一方面写性，赤裸裸的，让你得到潜在的满足，另一方面又要罩上“社会意义”的外衣，你明明是对他写性感兴趣，可进入理性评判的时候，却心安理得地大谈其社会意义，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 王：我认为有两类作家在写爱情。三、四流作家爱写，是鸳鸯蝴蝶类的言情故事；二流作家不写爱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难以跃出言情小说的陷阱，所以干脆不写；一流作家也在写，因为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而且我认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 (查看原文)

  midoripom 2020-05-30 16:10:20

• 我当然要给先生写信。于是，我郑重地着手准备，而我很快就为难起来，我找不到合适的信纸。我们通常用的信笺，都是单位里统一印刷，上面印有“上海作家协会”地址电话的字样，看上去就像一份公函，而且显得我们没有私人生活似的。我就到商场去买信纸。如今，四处都是Shopping Mall，。在偌大的Shopping Mall里买一叠信纸，可谓大海捞针，我终于找到了信纸，可质地粗糙，纸张薄脆，上面印的行线粗细不一，歪歪斜斜，并且，因为长久没人购买，边缘破损或是染了水迹。我想是因为如今已很少需要写信，通讯发达的时代，写信变得那么落后。可我必须再找信纸，我无法想象与加藤先生打电话。后来我在一个昂贵的商场，看到一种洁白整齐的纸张，隐印着行线，显得还雅致，可是再一看，却见底下有东京制造的标记，这似乎不妥，难道我就找不到一张本国生产的信纸？何况中国是发明纸的民族。于是再继续寻找，然后就在一家小文具店里看到一种鲜艳的信纸，每一页上印了不同的花样，还配了诗句，比如月亮下的一条小船，诗句是，让我这艘寂寞的小船，驶进您温暖的港湾，这少年浮华，于我于加藤先生都太不合适了，简直有轻薄之嫌。万般无奈中，有朋友为我建议，干脆就用最古朴的毛边纸，返璞归真的意思，可是等毛边纸到了跟前，我发现我根本不会写毛笔字。写信的事一拖再拖，时间就到了二○○二年春天我随上海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在东京期间，我上门拜访了先生，我就带了一叠毛边纸信笺，当面递交给先生，并且向先生讲述了这个写信的故事。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先生为这个故事又缀上了一个结尾，这结尾就是，就在那一年的秋天，加藤周一先生再一次来上海，我陪先生晚饭，先生竟然为我也带来了信纸，美丽的，精致的，文雅的各种信纸，七夕笺，因州笺，王朝继纸纹样等。为这就是“给加藤周一先生写信”的故事，我觉得这故事从某种角度写照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尴尬处境，一种富足与匮乏，发展与缺失的矛盾处境。 (查看原文)

  Amanda3513 1赞 2023-06-20 14: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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