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中央

本书讲的是中央大学在台复校后的历史学专业的学术研究，不涉政治敏感话题。标题是指另一个中央大学，人家学校就叫这名字……而且该书讲中央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成就和渊源，追溯到三四十年代的民国时期中央大学历史系的传统，书中说“战后台湾史学的发展，几乎承继了大陆文史学者之传统”，恰能说明两岸人文学术和历史文化之连续性和对中国史的共同追求研究。望能通过审核条目！

2023年，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办理了创所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上邀请校内外的学者专家，以本校与历史所的「历史」为研究主体，审视近三十年来台湾历史学专题研究之重要成果。全书见微知著、由小见大，独创以中央大学为主体，来书写台湾史学发展史。全书共收录了十三篇文章，共分为「历史实证研究」、「跨领域历史论述」、「中央大学与中央历史所史学专题」、「明史与民国史专题研究」、「医疗、科技与环境历史」等五个主题，这些主题大概也就是这三十年来中央历史所师生所共同努力、耕耘或关注的研究方向，藉由这本书进行了一次整体的回顾，既彰显前人之努力、也展望未来新的研究方向。

【传承展望：打造一个有故事的历史所】

若以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创立与历来研究为主体，来进行扩大，审视整体台湾历史学的研究，将展现出何种可能性？台湾史学的发展史，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全台的大学和研究单位，其实都曾贡献心力，特别是，读者更加不能忽略国立中央大学和其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声量。何以见得？我想作为一个独立所，倒没有必要膨胀自己，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而令编者感到骄傲的，是这间历史所之存在，具有很强的故事张力。编者惊讶的发现，如果就传承的意义来看，中央历史所的历史，竟然可以算是全台湾最为悠久的史学研究单位，以下即就编纂这本书的意义，略述所见。

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前身，最远可追溯到清光绪28年（1902）成立的三江师范学堂设立之历史舆地科（一说「国史科」）。但编者认为，大概到1906年改制成两江优级师范时，学制屡有更新；至1910年时，增设「地理历史部」，较为完整的移植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的设置，而这个改制，也成为后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故在这个意义上，编者认为1910自晚清至民初，校名屡有更替，学系之间也屡有更名，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高）到东南大学，其史地并重之传统更广为学界所知。这当中比较重要的年代，是1919年南高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学部，意在以史地与国文并重，以因应当时学术之所需；至1920年，正式成立历史系（一说为1921年成立），3而改制为东南大学时，一度成为「史地学系」，其学术香火一路延续，直至1928年始更改校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新校名确立后，1928年（一说至1930年），文学院下正式成立「史学系」，由雷海宗（1902-1962）担任系主任，正式独立成为中央大学内完整的历史教学研究单位。至1938年又改「史学系」为「历史学系」，其演变大略如此。抗战爆发后，高等教育因战乱之因素，而凝聚力更显强烈，1938年，为培养国家高等研究人才，国立中央大学正式设置研究院制度，1939年先以5个研究所、7个学部公开招生。1941年，新设立了文科研究所和医科研究所，文科研究所隶属于文学院之下，已设立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为柳诒徵（1880-1956）先生，即今日历史研究所之硕士学制。年当为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央大学前身）历史科系之设立。

整体而言，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所这一系统，人才辈出，在民国期间，先后在中大（包括其前身东南大学）执教的著名史学家有罗家伦（1897-1969）、缪凤林（1899-1959）、柳诒徵、沈刚伯（1896-1977）、朱希祖（1879-1944）、张贵永（1908-1965）、金毓黻（1887-1962）、顾颉刚（1893-1980，兼职并任出版部主任）、郭廷以（1904-1975）、贺昌群（1903-1973）、白寿彝（1909-2000）、郑鹤声（1901-1989）、陈训慈（1901-1991）、蒋孟引（1907-1988）等诸位名家。而郭廷以、金毓黻、沈刚伯、蒋孟引、张贵永、贺昌群等人，则先后担任过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上述多人被定位为「南高派」，与当时「北大派」齐名。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如顾颉刚、沈刚伯和朱希祖等人，其学风或治学方法较似北大派，不过正如蒋宝麟指出的：「从历史渊源上论，中央大学历史系为当代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前身之一，曾在中大历史系兼课的顾颉刚及其『疑古精神』有时也被当作南大历史系学术传统中的一部分。」在我们考察一个单位的源流时，必须注意「究竟何为源，何为流，历史上任何学术机构是否都存在『兼容并包』。」在学术派别上，偶有融通之现象，并无可厚非，但无论如何，这两派相加的影响力，其实大半主导了1949年之后台湾的历史学发展；战后台湾史学的发展，几乎承继了渡海来台文史学者之传统，殆无疑义。

有意思的是，包括郭廷以和中央大学地理系的沙学浚（1907-1998），来台后皆任教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后来在1962年，历史和地理才分系。而本所的赖泽涵老师，正是郭廷以的学生，当年还以第一名高分成绩毕业。其后进入所上服务的吴学明、郑政诚、皮国立等人，也都受业于郭或郭的弟子李国祁（1926-2016）和赖泽涵，更可见在现在的中央历史所内，同时具有传承和创新两种意义的两类师资在内，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颇有共通之源流，这是我们感到荣耀之处。

1962年，国立中央大学在台复校，1993年1月24日，历史研究所通过校务会议增设系所案，正式成立。同时成立的还有电机工程研究所硕士班、艺术学研究所硕士班、工业管理研究所硕士班、物理学系增班等等。……无论哪个系所的发展，还是历史学的整体发展，都需要兼顾传承与创新，往前看的时候别忘了也要向后瞻望，此为历史学研究之基本精神与必要视野。因此，我们在2023年先办理了具有纪念创所三十周年性质的研讨会，以本校与历史所的历史研究回顾为主体，由小见大，一起书写台湾史学史的新页。会后，承蒙诸位先进赐稿，编者集结稿件再加以编纂。这本专书，共收录了十三篇文章，除了创所所长赖泽涵的专题演讲论文外，以及卫生福利部中医药司司长苏奕彰（同时也兼任国家中医药研究所所长）的跨领域专题论文，皆被归纳在「中央大学与中央历史所史学专题」、「明史与民国史专题研究」、「医疗、科技与环境历史」等三个大主题之下，这些主题大概也就是这三十年来中央大学历史所师生所共同努力、耕耘的研究方向，故藉由这本书进行了一次整体的回顾，彰显前人努力、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在这样的意义下，中央大学历史所的研究，不但和中央大学整体的历史走在一起，也和整个台湾史学发展的脉动相结合。过去，许多系所的纪念论文集都未和大的台湾学术脉动结合，本次编纂，从一开始就考量到了这一理念，故本书在台湾史学史的发展上，必定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些意义之上，这本书就绝对不仅是一本论文集而已，它具有极强的，向过去致敬，并与当代学术链结的企图心，这是编纂这本论文集最大的目的。

在新创意义之下，三十而立、三十不易，一个学术单位能经营三十年，实属不易。要感谢校方与历届中央大学历史所所长的努力经营和擘划，和整个史学发展大传统比较起来，三十年还是非常「年轻的」。期许下一个三十年，历史所依旧能和国立中央大学创校的历史与发展荣景站在一起，并肩同行；也期许历史所全体师生，都能健康平安，无论在学界还是在社会上任何一个行业中，皆能发光发热、贡献所学，与历史所的历史同享荣耀。最后，身为主编，我要感谢所有为中央大学历史所付出心力的专兼任师长和同学，也感谢我们在举办三十年所庆时，所有莅临现场致词的贵宾，包括林昭庚院士、周景扬校长、李瑞腾主任、苏奕彰所长；还有无数到场、无法一一「点名」的各界人士，感谢你们，一同见证了历史所的光荣时刻。未来，我们一定能在台湾史学界和中央大学校方的支持下，继续扮演科技与人文并重的那盏人文之光，让历史所的故事可以延续下去。这本专书，名为《另一个中央─中央大学历史所与台湾的史学研究》，予国立中央大学出版中心出版，无论在历史意义和情感上，都是最适合的。感谢王文俊教务长支持出版，也感谢王怡静高级专员细心编排、校对稿件，孙显玲小姐帮忙和作者联系收稿事宜，也向两位专书审查委员和中大出版中心委员致上最高谢意，他们的建议与审读，确保了本书的学术质量。这本「很有历史」的学术专书，就是献给台湾史学、中央大学和中大历史所最好的礼物。

——国立中央大学历史所教授兼所长 皮国立 2024.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