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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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最终失败了，清王朝也引火烧身，随之崩亡。但这并不意味着铁路国有的基本方向是错误的。用民国时人们的说法，在清末“民气尚固”的情况下，铁路国有只是“时会未至”。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来考察，当时的条件还不足以推行这一政策。 然而，对于一个从事交通现代化的后发展民族来说，铁路国有乃是历史的基本趋势。民国政府在建国伊始，就继承了被它所推翻的清王朝的未竟之业。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也即清王朝崩亡一年多以后，民国交通部就提出了接收湖南商办铁路为国有的政策。其基本办法与清政府几乎如出一橄。然而，这时的商办派土绅商民们却来了一个一百入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不再像一年多以前那样，高呼“路亡国亡”的口号来拒绝铁路国有。他们已经大大地放低了自己的要求：只求“股本有着”就可。 与清政府不同的是，此时的民国交通部却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收购商办铁路的股本。经过协商，最后确定仍然按原先清政府川路成案分年摊推还。而推还期则长达十五年之久。与民国政府相比，清政府原先提出的以现款赎股方案，对于商办铁路公司股民来说则远为优惠多了。 股民们此时已经冷静下来了。他们不再向新政府提出过高的要价。正如当时一位铁路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凡有识者，均晓然于商股之无望，国有之易期。至是乃水到渠成，一一如议。绝无抗拒。" 事实上，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清政府当年不是急切地把铁路收归国有，而是“顺从民意”地继续让商办公司自行其是，那么这些公司破产只是时间间题。其结果将是，用不了多久，各省商办公司在已经破产或即将破产的压力下，将会主动地要求政府收购路权而实行铁路国有。人类的非理性的激情居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变动中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本案可以提供一个生动的实例。 (查看原文)

  书房生活家 1赞 2020-06-03 18:36:14

• 下面，本文对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形象的历史真实性谈一些着法。 李鸿章《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是最有争议的人物。观众中不少人认为该片美化了李氏，这其实是人们长期以来受50年代史学观影响太深，已经形成刻板的思维定势所致。当人们面对一个更为真实的李鸿章形象时，反而更难以接受。这正如我们好不容易养成了留辫子的习惯，要大家剪掉也难。事实上，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世俗理性意识，首先是在洋务派那里发源的。至于这位在近代中国喊出第一声“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应该如何定位，只要举以下这个例子就足够清楚了：当年的洋枪队长戈登给他母亲的信中，写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在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李鸿章。” 在以往的历史解释体系中，凡是主战，就被等同于爱国主义，实际上在中国处于劣势条件下的主战论，恰恰是一种非理性的虚骄心态的反应。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考虑到当时由于清朝的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水平、海军素质等的实际国情，决定了清朝难以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因此主张采取低姿态，尽可能在近期内避免战争，以避免中国遭受更大的损失。应该说，这是一种以功效为判断尺度的世俗理性的态度，绝非“投降主义”这样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符号可以概括。当时朝野的“主战派”，对敌强我弱的现实处境一无所知，充满虚骄、偏执、狂热，又挟“爱国”的话语霸权，李鸿章孤军转辗于此类非理性的主战派的强大压力之下，最后还落得个“投降派”的恶名含恨以终。《走向共和》充分表现了李鸿章在日本签约期间的内心矛盾与痛楚心理，他在轿车里绑着纱布满脸伤痕，那眼神透露出的黯然神伤的形象，至今挥之不去，令人久久沉思。李鸿章这一形象再現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再现了中国改革的先觉者所处的困难处境。 翁同龢 与主和相反，中国的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文化气氛，永远是“主战论”的乐园。此类... (查看原文)

  书房生活家 1赞 2020-06-04 11: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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