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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Stories by Ruth Lee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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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Stories by Ruth Lee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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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大不列滇：民族与文明]]></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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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Ruth Lee]]></dc:creator>
            <pubDate>Sat, 10 Mar 2018 01:35:00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18-03-10T01:35:00.866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strong>大不列滇：民族与文明</strong></p><p>羌、蜀、百僕介入殷周之變的路線圖，依約勾畫出先史時代的內亞走廊。庄蹻入滇的傳說，坐實了百越走廊的脈衝。蜀身毒道引起張騫注意的時間雖然最晚，其實卻位於大不列滇種族和文化積累的最底層。偉大的文明猶如繁盛的漁場，通常產生於不同洋流的交匯點。滇國和昆明國的興起，標誌著諸滇古典文明體系的形成。古典諸滇在地理上是東南亞百川之父，在文化上是東南亞萬邦之母。種子順流而下，半島百花盛開。封建自由和騎士精神的成熟，造就了南詔和大理的榮耀。大不列滇民族的先王和武士一再痛擊東方專制主義的邪靈。卵翼了襁褓中的東南亞各民族。東亞、南亞和東南亞各民族的志士和逋客，在慷慨恢弘的大不列滇民族當中，找到了最可靠的庇護所。諸夏各民族在歐風美雨的浸潤下，摸索自由秩序的路徑，得到了大不列滇爱国者最有力的支持。</p><p>共产国际的恐怖活动，使热爱自由的全世界各民族面临考验。大不列滇民族在漫长的剿匪战争中，付出了自己最高贵的儿女，发现了自己对自由和文明的神圣责任。数千年的的文明使命，不负春满月圆的应许。近百年的自由追求，无惧洪水猛兽的考验。大不列滇人民深切地感到，除非作为真正自由和独立的民族，就无法充分掌握自己的命运，完成保卫文明价值的昭昭天命。民族觉醒的先行者，无不珍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民族历史的构建，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学术依托的架构和服务的对象。没有建筑师的蓝图，砖瓦匠的瓦片就无从安置。没有业主的订货，砖瓦匠的瓦片就无法生产。《芬兰民族史》和芬兰民族国家的构建，只是同一历史运动的两个不同侧面。大不列滇爱国者高举的火炬，也曾在诸欧、诸亚各民族的自由战士手中燃烧。</p><p>生命以其沉静的力量，又一次将怒吼的毁灭从历史上抹去，就像它从来不曾存在。割草机在隆隆前进的途中战栗，因为上帝已经命令野草覆盖它锈蚀的残骸。《大不列滇史》不仅是大不列滇民族的历史，而且是大不列滇民族历史的重要环节。资料的闳富和立意的高远，尚属次要品质。洞烛机先的明断和乾坤一掷的果决，才是爱国者最需要的禀赋。历史创造者的特权比牙买加飞人的纪录更加稀缺，成败仅在毫发之间。摩拉维亚和鲁米利亚所失去的机会，正是波西米亚和保加利亚爱国者用自己的笔和剑赢得的。英雄辈出的大不列滇民族，从阁逻凤和蔡松坡的时代，就习惯于为天下先，不仅要维护本国的自由，而且要挽狂澜于既倒，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东亚的自由事业。今天，诸夏爱国者欠大不列滇的债务又增加了一笔。</p><p>时令一到，报春花处处盛开。</p><p>（刘仲敬·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诸夏文化传播协会特约研究员）</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f4b984140104"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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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凋谢的神国：古滇文明宪制简史]]></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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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Ruth Lee]]></dc:creator>
            <pubDate>Thu, 31 Aug 2017 02:37:20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18-06-17T14:58:12.145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讲古滇文明，就要首先定义一下这个文明的时间跨度。古滇文明的开始非常早，从史前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至于它的结束时间，我觉得可以定在古滇作为一个文明赖以生存的整套政治、宗教、文化系统灭亡之时，也就是1382年明朝攻灭大理的时刻。但是古滇文明的余波，其实是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最后一批土司被消灭时，才彻底终结的。云南所在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特殊的，它正好处在几个文明之间的十字路口。它的北面，是横断山脉中南北走向的通道，一直连接到内亚，这些通道被称作“藏彝走廊”。它的东面，有西江流域，与南粤相连，可以与百越人发生联系。云南本土有几条河流，从云南起源，一直流到东南亚，一条是流到越南的红河；一条是澜沧江、进入泰国后变成湄公河；一条是怒江，进入缅甸后变成萨尔温江。向西，云南与印度有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经过滇缅边境的高黎贡山，通过缅甸一直延伸到印度，这就是有名的“身毒道”。在滇史上，内亚人通过横断山脉上南北走向的走廊、百越人溯江西上，多次向滇输入人口和秩序。印度文明则通过身毒道向滇输入文明和秩序。东南亚则是接受滇输出秩序的地方，因为滇人可以顺几条河流而下，进入泰国和缅甸。</p><p>滇本土也是可以分成几个区域的。首先是滇西北丽江一带，这里比较靠近吐蕃，在文化上和吐蕃比较相似，曾在吐蕃的封建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南部、东南部靠近东南亚的地方，离西江比较近，当地人的百越血统与特点比较浓厚。而在广大的中部，以滇西的大理、滇东的昆明为两个中心，这里是滇的本部，属于云贵高原的一部分。这里的海拔一般都有两千米左右，有许多山，在山之间分布着许多平坦的土地，一东一西还有两个大湖，分别是昆明边的滇池、大理边的洱海。在群山与湖泊之间，有细碎的小块平地，这种地形被叫做“坝子”。如此破碎的地形表明，若没有外来大一统势力干涉的话，云南是很难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的。</p><p>上古时代的云南居民，和夜郎、巴蜀的百濮差不多，有自己的部落组织。通过横断山脉上的藏彝走廊，他们能够跟内亚族群有充分交流。周朝消灭商朝的战争中，有许多内亚和百濮部族曾做为周的盟友参战，古滇的部族很可能就参加过这次战争。公元前8世纪以后，斯基泰人在内亚兴起，他们在之后的五百年间，通过脏彝走廊不断进入云南，这就形成了云南境内越靠北、内亚血统就越多的人口分布结构。内亚部族在滇西，形成了哀牢和昆明这两个邦国。哀牢和昆明，与其说它们是国，不如说它们是部族联盟。在滇东，百越人顺水西上，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进入云南，在滇东的滇池边建立了滇国。滇国君主，据说是楚国的百越人将领。但是，滇国的武士集团中有很多内亚人。因此，滇国的统治阶层应该是百越人加内亚人，两者一起对被征服的百濮人进行统治。</p><p>在公元前最后三百年，云南通往印度的商道已经非常繁荣了，有印度侨民出现在滇西。巴蜀、云南的货物通过身毒道冲过缅甸到达印度，一直到达今天的阿富汗一带。这个时期，古滇文明的一些基本特质已经出现了。首先，是云南和印度间紧密的联系。第二，就是云南在地理、文化上的二元性，滇东、滇西是相当不一样的。第三，就是古滇文明强大的内亚性。此后，在古滇文明的统治阶层和武士中，内亚人一直是占主流的。第四，古滇统治阶层中的百越因素，也在这时出现了。后来，滇东南的句町国，就是百越人建立的政权。在汉武帝入侵云南时，滇国被征服，句町国强大了起来。这样，百越系居民主要在南、内亚系居民主要在北，这样的格局就定型了。</p><p>经过新莽和东汉的不断进攻，上述几个邦国都被毁灭了。但是，云南本身的文明并没有断掉。像昆明国这种所谓的国家，本来就是部落联盟，东汉打垮了它的国家组织，不过是使它变回部落状态。汉帝国为了控制云南，将大批各地土豪大族强制移民到云南。汉帝国这样做的本意，无疑是一箭双雕的，一方面可以靠外来移民压制云南土著反抗、一方面可以借此流放帝国各地土豪。然而，这些大族的土豪性本来就是比较强的。比如南越国丞相吕嘉的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大族。他们的共同体进入云南后，和本土部落进行了俄充分的融合，双方的习惯法慢慢对接在了一起。这些大族，比如吕嘉的家族移民到云南后，完全有可能按照在南越国中家族的方式重建共同体，然后和本地部落通婚、博弈，双方渐渐融合在一起。这些被强制移民的人，许多人本来就是被汉帝国刚刚征服的族群中的土豪，他们和云南土著部落，在文明季候上是差距不太大的，他们的习惯法是比较容易对接的。习惯法，是可以不断生长和融合的。比如，英国的习惯法，就是多个族群在不同时期加入自己的习惯法，融合、博弈的产物。当时的云南，也出现了不同族群的习惯法相融合的情况。这样，在相当于东汉晚期的时候，云南进入了大姓政治时代。</p><p>所谓的大姓，到底是什么呢。在2世纪的时候，云南出现了十几个大姓。这些大姓，大部分看上去很像汉姓，但也有的姓非常特别，比如很有名的爨（cuan4）氏。此外，比较有影响力的还有孟氏和霍氏。这些人一般都自称祖先来自中原，但他们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汉人”，其实是很难讲的。首先，那些大姓领袖往往会和云南土著部落通婚，双方亲如骨肉。当有移民违背了汉帝国的武断法律，遭到缉捕时，土著往往会包庇他们。在土著当中出现纠纷时，这些大姓领袖也能娴熟地运用云南本地习惯法去进行裁断。这种习惯法，被汉朝人称作“夷经”。既然这些大姓懂得“夷经”，土著遇到纠纷时也愿意找这些大姓进行裁断。这表明，这些大姓已经变得和当地人没什么两样，他们已经变成了云南本地社会的凝结核。</p><p>夷经作为习惯法，内容必然是非常庞杂的。它的基础肯定是云南土著习惯法，但其中肯定也包括移民从汉帝国各地带去的习惯法。无论如何，它的基础框架肯定是立足于云南本地的。又由于这些大姓和这些土著充分通婚，在几代人后和土著变得没什么两样。这时候，十几个大姓突然全部自称来自中原，这一点就是非常可疑的了。这就如同16世纪以后，许多南粤宗族发明出北方祖先一样。</p><p>在三国时代，对这些大姓来说，蜀汉这种流亡拜占庭政权，是不那么令人亲近的。相反，南粤士燮政权和吴越的孙吴政权，这些土豪性强的政权，是领他们感到亲近的。蜀汉流亡拜占庭如果想和曹魏在北方争霸，就必然要将南中（云南）占领，榨取当地的资源。所以，诸葛亮的南征就发生了。诸葛亮的南征，后来被发明成一种神话，但其中的故事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在这种神话里，说得好像是诸葛亮在云南推行仁政，收买了当地人心，通过“七擒孟获”使当地人心悦诚服。然而，事实上，在诸葛亮南征后没几年，一直到蜀汉灭亡，南中大姓一直在不停造反。所以说，这些大姓并没有因为诸葛亮的进攻就屈服于桂枝，而是一直和桂枝人进行着战斗。蜀汉灭亡后，他们支援孙吴，与晋朝争夺交趾，付出了重大牺牲。晋朝灭吴后，他们又和晋朝进行激烈斗争，对晋朝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直到后来氐羌人在巴蜀建立成汉国后，他们才迅速向成汉投降。因此，在这些大姓看来，氐羌这样的内亚部族，是远比桂枝人令他们感到亲近的。至于继续希望忠于东晋的豪族，则被爨氏消灭掉了。在这之后，爨氏变成了云南的统治者，也就是云南事实上的君主。东晋灭掉成汉后，东晋也被南朝篡夺。南朝对云南，更是鞭长莫及的，宋齐梁政权只能在地图上统治云南。这样，爨氏就变成了真正独立自主的政权。</p><p>在爨氏治下，经过大约两个世纪的演化，云南人分化成了两个像种姓一样的群体，分别叫白蛮和乌蛮。在今天，他们分别被看做白族和彝族的前身。白蛮在滇西比较多，乌蛮在滇东比较多。当然，这种分布不是绝对的，在滇西也有一定数量的乌蛮、滇东也有一定数量的白蛮。白蛮是从事农耕和商业的，在云南最大的坝子 — — 苍山洱海之间的大理坝子上，聚集着一批白蛮的商业聚落。至于乌蛮则往往住在山上，保持着游牧习惯，保持的部落组织比较完整，战斗力更强。</p><p>公元570年，爨氏首领爨瓉在去世前夕，做了一件对古滇文明宪制意义非常深远的事。他将他的王国分成两部分，由他的长子爨翫统治白蛮、次子爨震统治乌蛮，两个王国分别叫西爨、东爨。这样，他就第一次将白蛮、乌蛮这两个种姓，划分成了两个政治实体。后来，南诏、大理时代的宪制，就是由这两个实体博弈、联合形成的。这件事情之于云南的意义，就如同查理曼帝国的三个孙子分割加洛林帝国、奠定西欧格局基础对于欧洲的意义一样。570年东西爨的分割，使古滇彻底走向了和大一统背道而驰的道路。加洛林帝国的分裂，也使欧洲避免了罗马之后的又一次大一统。</p><p>不久后，隋军入侵云南，进行了一次掠夺性战争，杀害了西爨首领爨翫，在苍山洱海之间大肆抢掠一番后撤走。西爨的权威，从此衰落了。西爨政权的基本盘，就是大理坝子一带的白蛮。这些人做生意很厉害，他们的商人遍布东南亚和印度，但在军事实力不足。真正能打仗的，还是那些乌蛮武士。这个时候，苍山洱海周围的乌蛮，已经形成了六个王国，也就是六诏。于是，在公元652年，又一件意义深远的事发生了。苍洱一带的白蛮首领张乐进求，将他的统治权让给了六诏中最南面的蒙舍诏君主细奴逻。我们知道，白蛮是擅长农耕、商业的族群，在文化上受华夏文化影响稍大，会采用汉姓。当时在苍洱之间，白蛮大姓氏族，主要有张、赵、杨、董、高、段。这些人将统治权交给蒙舍诏，等于是和蒙舍诏做了一笔交易：他们拥立蒙舍诏君主为王，请蒙舍诏为他们提供军事保护，蒙舍诏也要依靠他们来统治苍洱地区。这就奠定了白蛮公卿加上乌蛮武士的基本政治格局。这种格局，一直到古滇文明灭亡都是没有变的。而这一格局的政治合法性，就来源于公元652年张乐进求向细奴逻的让位。</p><p>这次让位，是在苍洱一带的一根大铁柱下完成的。当时，白蛮和乌蛮都有形形色色的原始部落信仰，每个部落拜的神都不同，白蛮称之为“本主”。这根铁柱，是苍洱一带非常重要的一处神迹。这种对柱子的信仰，应该来自原始的男根崇拜，在古代东南亚是很常见的。从这次让位的举行地点来看，这次让位具有神圣的合法性，它也决定了古滇文明此后七百余年最核心的宪制结构。</p><p>这之后大约一个世纪，蒙舍诏依靠苍洱间白蛮大族的支持，在皮逻阁的时代统一了六诏。在748年，南诏君主皮逻阁和东爨末代首领合并，东爨归附皮逻阁，从此南诏王室蒙氏和东爨世代联姻。从中世纪欧洲的标准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契约关系，并非灭人国家。南诏并没有强夺爨氏的权力，东爨向南诏出让权力，完全是一种自然的延续。在652年和748年这两次让位事件中，法统是没有断过的。实际权力的转换，是靠不断订立契约达成的。</p><p>皮逻阁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将滇东的白蛮几乎全部迁到滇西。这样，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东，就只剩下黑蛮武士了。后来，南诏又在滇池旁建立了拓东城，又叫做阐善城，也就是今天的昆明，试图通过这个据点控制滇东的乌蛮武士。这样就形成了乌蛮君主和白蛮公卿据有苍洱一带，以苍洱之间的大理为中心控制滇西，以滇东的阐善城为中心遥制乌蛮武士的二元结构。滇东的自治武士团体，则形成了滇东三十七部，他们非常像日本历史上的“坂东武士”。后来，皮逻阁的继承者阁罗凤，主要就是依靠乌蛮武士的战斗力和与吐蕃的盟约，两次击败唐朝入侵，并向缅甸扩张，一直打到伊洛瓦底江边。在大理城内，南诏君主虽然可以依靠自己的乌蛮身份，让滇东乌蛮武士效忠于他。但另一方面，由于有苍洱之间的白蛮大姓公卿存在，南诏君主又很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集权制度。因为和南诏君主相比，那些白蛮大族是远更熟悉苍洱一带的习惯法的，他们是有很强的法统性的。如果一个君主胡作非为，这些公卿就可以干掉这个君主。</p><p>在南诏中期，果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君主劝龙晟胡作非为，就被大贵族王嵯巅杀掉了。按照桂枝人的理解，王嵯巅弑君，肯定是想篡位的。但王嵯巅非但没有如此，反而先后拥立了两个君主，忠心耿耿地辅政，他对于君权进行了有效制约。但是，王嵯巅和他立的第二个君主劝丰祐都是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在王嵯巅和劝丰祐的时代，南诏大举向东南亚扩张，两路军队分别打到了缅甸和柬埔寨海岸，在缅甸的军队还和渡海而来的斯里兰卡军队进行了战斗。859年，劝丰祐的儿子世隆上台后，杀掉了王嵯巅，又向北扩张进攻唐朝，和唐朝进行了十几年的唐诏战争。为了维持战争，世隆进行了总体战，下令将境内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都编入军队。通过不断的疯狂战争，南诏君主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君权。世隆杀掉王嵯巅，更是破坏了乌蛮君主和白蛮公卿间的权力平衡。有一个细节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南诏王室是乌蛮，乌蛮的称名方式按照氐羌习惯，不称姓，只称名，并采用父子联名制的。比如，皮逻阁的继承者就叫阁罗凤，阁罗凤的儿子叫凤伽异，劝凤祐的父亲叫寻阁劝，等等。但是，世隆却没有继承他父亲的祐字，不叫祐世隆。事实上，这是因为劝丰祐醉心于唐朝文化，认为父子联名法很落后，自己就将继承自父亲的“劝”字拿掉，自称“丰祐”。受他影响，世隆直接没有继承“祐”字。而醉心于唐朝文化的劝丰祐，正开启了南诏大举扩张、建立绝对君主制的道路。所以，在劝丰祐和世隆的时代，南诏是有变成桂枝那种专制集权国家的危险的。这个节点，是古滇文明宪制史上的重大危机。</p><p>世隆扩大君权、武断地进行总体战。他打压贵族，试图建立绝对君主制后，君主的私人郑氏跳上了台面。郑氏出身于唐朝俘虏，像南诏末期的权臣郑买嗣这种人，哪怕以明朝的标准来看，都是一个“小人”，他是一个靠君主宠信晋身的人。跟那些真正的白蛮大姓比起来，他和他的家族什么都不是。他的政权，是不可能得到苍洱之间那些有悠久传统的公卿的认同的。所以，郑买嗣虽然屠杀了南诏王室，篡权建立大长和国，但根本无法进行长久统治。于是，就有白蛮大族杨干贞依然拥立赵善政，杀光了郑买嗣一族夺权，而后杨干贞废掉赵善政登基的事，这就是大天兴、大义宁两个政权的来源。</p><p>杨干贞虽然是白蛮公卿出身，但他的夺权没有滇东乌蛮武士的支持。他又废掉同为公卿出身的赵善政，擅自登上皇位。他这样做，也是不顾法统的武断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了公元937年，父亲是白蛮公卿、母亲是乌蛮武士家族的大贵族段思平，带着滇东三十七部的军队打进大理城夺取政权，建立大理国的事。段思平的军队不光受到了滇东三十七部的支持，也受到大理城内公卿的支持，更受到了民众的支持。他的军队，是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大理城的。作为一个无论是公卿还是武士全都拥护他的人物，段思平表现了高尚的政治德性。他没有杀光杨氏一族，只让杨干贞出家做了和尚。在大理国初期，杨氏依然有非常大的权力。这样做，就避免了郑买嗣杀光蒙氏、杨干贞又杀光郑氏式的循环报复。如果段思平再杀掉杨干贞、屠杀杨氏的话，估计从此以后滇人的政治行为，也就和桂枝人一样没有什么底线了，也就没有法统了。因此，段思平在公元937年的这次行动，是相当伟大的，它相当于英国的大宪章运动，或者日本历史上的“承久之乱”。段思平所在的位置，承久之乱中北条政子的位置，他们各自保护了云南和日本文明的封建自由，确立了武士集团的自治权。另一方面，段思平在进入大理城后，继续任用白蛮大族。事实上，跟随他起兵的人中，比如高氏、董氏，本身也是白蛮大族。这样，白蛮公卿和乌蛮武士形成的二元格局被继续保留下来，公元652年张乐进求和细奴逻订立的契约得到再次承认。作为一个伟大的法统保护者和宪制维护者，段思平被怎样高估都是不为过的。</p><p>段思平本人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将由印度传入、在云南本地发展出来的佛教教派滇密，与云南宪制相结合，使云南的宪制进一步复杂化了。在南诏后期，王室已经通过印度僧人的传教皈依了密宗，但在当时，滇密在基层未必很普及。段思平则规定，在大理国全国境内，所有人都要礼佛，贵族子弟则要在佛寺中接受完整宗教教育后，才能出来做官。南诏的官制，是模仿唐朝制定的，当然有一些细节差别。比如，唐朝的宰相，相当于南诏的清平官。唐朝有六部，南诏则有九个部门，被叫做“九爽”。当然，南诏的官员，基本都是由世袭公卿贵族出任的。但是，南诏本身也有科举制度。这种科举制度，和日本平安时代的科举一样，是世袭制度下一种不太重要的补充。但是在世隆时代，随着君权空前强大，以及此后郑氏、杨氏之间无底线的仇杀，滇人很有可能走上集权之路，科举制度也很可能成为破坏云南宪制的工具。但是，佛教的教育制度，是和科举制度全然不同的。在这种体制下，一个皇室或贵族子弟必须要经过寺院教育，才能获得政治权力。这样，就在实际上杜绝了底层文人、游士、俘虏通过私智和亲近君主暴得高位的可能性。接受佛教教育的程度，则成为一个贵族能够获得的世俗权力大小的衡量标准。这样，那种模仿唐朝建立的官僚制度、那些官阶、官名，也就变得只有荣誉称号的意义了。云南的演化路径，就远离了走向吏治国家的道路。</p><p>此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滇密信仰的神系，和世界上其它国家都不一样。滇密信仰阿嵯耶观音，这个神是滇密独有的。至于段氏皇帝，在滇密眼中则是大黑天神的化身。在滇密仪式中，段皇需要扮演以武力保护国家的大黑天神角色。通过这样一种独特的神系建构，滇人就和周围的所有族群都区别了开来。在这之前，比如在爨氏和南诏的时代，滇人大概觉得自己和其它亚洲国家居民，比如唐朝人、真腊人、缅甸的骠国人没有太本质的不同，那时的云南是亚洲的云南。但是，在大理国初期整个云南社会佛教化、滇密深入社会基层后，滇人就相信自己和其它亚洲人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是云南的云南人、滇的滇人、大理的大理人。这件事的意义，就如同日本南北朝时代，日本独特的神道教理论产生，将日本定义为“神国”，从此将日本在心理上与其它亚洲国家区别开来一样。</p><p>段思平去世的时候，已经留下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宪制结构。在大理国最初一百多年里，杨氏的权力一直没有被削夺，杨氏曾先后发动过两次叛乱。段皇依靠高氏平定了两次叛乱，此后和高氏订立了两个契约：首先是将滇东的善阐城作为高氏封地，由高氏世袭善阐侯，第二是让高氏在大理城世代出任相国。权相高升泰在篡夺皇位后，仅仅过了两年，就在1096年让他的儿子将皇位还给段氏，这样高段之间又订了了第三条契约：从此之后，段氏作为大黑天神的化身，成为了永远不可撼动的宗教、精神领袖，而高氏则负责掌管世俗权力。两者的关系，像极了日本封建时代天皇和幕府将军的关系。高氏还政于段氏这件事情，叫做“高氏还国”。高氏还国，本身就是一个高段之间订立契约的过程。此后，也有高氏的人口曾出狂言，比如高智昌就说过，段皇算什么东西，他不过是靠着我们高家才能坐回皇位，他什么都不是。但是，他也只敢这样说说。段高之间依靠滇密理论形成的契约，所形成的段皇的神圣权威，是没有人敢挑战的。高氏有再大的世俗权威，也不可能撼动段皇的地位。甚至在宗教领域，高氏也只能去信仰禅宗，而不敢涉足段皇的禁脔滇密。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大理国的二十二任段皇中，有十任在登基后出家到滇密里做太上皇。由于佛寺势力是世俗权力不可侵犯的，段皇便通过这种出家的方式增进自己的宗教权威，以与高氏分庭抗礼。两者的关系，恰似日本平安时代的天皇与藤原氏。当时，许多天皇也是靠避位出家作“法皇”的方式，和关白藤原氏形成权力平衡的。</p><p>高氏还国之后，将高氏子孙大量分封到各地，以大理为中心形成了一系列领主，这批领主被称为“逾城派”；以昆明为中心，也形成了一批领主，被称为“观音派”。此后一个世纪内，高氏分封出去的领主不断互相征战，取代了原有的官僚体系，封建体系在云南本部最终形成了。这些领主之间，包括逾城派和观音派之间，以及两派内部，主要围绕大理的相国、昆明的善阐侯归属，进行了复杂的征战、结盟，订立了种种契约。至于小领地之间的纷争，更是难以尽数。到1147年，滇东三十七部的乌蛮领主们和昆明的高氏善阐侯开战。从这时候开始，云南边缘地区的各部落、各领主也开始纷纷建立自己的封建邦国。滇东北的滇东三十七部领主，积极向夜郎山区开拓土地；滇东南的领主，和宋朝统治下的广西进行了巨额的贸易，输出战马、换取绸缎；在滇西北，有丽江自立；在滇西和滇南，各自有百越系的金齿百夷和景陇金殿国封建割据。景陇金殿国和金齿百夷，又不断向外扩张，在东南亚建立了更多小的封建领地。这种封建扩张，和南诏后期那种总体战式扩张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以泰国的前身车里王国为一个例子，看看这种扩张是如何进行的。景陇金殿国本身，就是滇南的百越系居民向南拓殖，形成的政权，他们和大理国建立了封建臣属关系。他们中的一部分又继续向南拓殖，在中南半岛深处建立了车里。封建体系如此扩张，就像大树不断长出分支一样。如果假以时日，这个封建体系能长到什么程度，会形成多么复杂的宪制，将是难以想像的。这个时代，即12世纪中期以后，大理进入了自己的战国时代。大理战国时代，就好像室町晚期和战国早期的日本一样，宪制的复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路径的可能性也变得前所未有之多。在这样一种封建体系下，随便一块土地都不会有单一产权，而是会有非常复杂的产权，它可能同时会和大理的段皇、高氏相国、当地领主和佛教寺院有联系。要改变它的所属权，要么就要经过复杂的外交、要么就要经过反复的封建战争。如果大理战国时代的封建体系，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延续下去，它将变得多么壮观，它很可能演化出云南自己的多国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整个东南亚和夜郎、巴蜀，都会封建化，加入云南的封建多国体系。一个横跨东南亚和长江上游的日本，将会诞生。</p><p>但是可惜的是，随着蒙古人和明朝的相继入侵，这个体系被强大的外力骤然摧毁了。蒙古人比明朝，还是要好很多的。当蒙古军队入侵的时候，高氏末代相国高泰祥完全可以抢先给蒙古人带路，出卖段皇。因为他掌握着大理国的实际世俗权力，他如果投降蒙古人的话，是更有统战价值的。但是，他却遵守了自己的祖先，在一个多世纪前还国的时候和段皇订立的契约，为保护段皇死而后已。他为了保护段皇，首先在大理成进行了英勇战斗，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封地姚州继续战斗，直到壮烈战死。这是非常感人的一幕。段皇和滇西、滇南的领主，选择了向蒙古投降。滇东由滇东三十七部形成的封建国家，则选择了抵抗。为了镇压滇东的抵抗，蒙古军从十万人减员到两万人，才勉强镇压下去。为了彻底镇压这些抵抗，蒙古军队就花了七年时间。这比蒙古人打下襄阳之后仅仅四年，南宋就彻底灭亡，要持久得多。这是因为南宋只有一个中央朝廷，一旦消灭了那个中央朝廷，各地抵抗根本不会成太大气候。而大理国不一样，大理国实际上是有数以十计的封建实体在和蒙古人交涉的。他们有的选择了战斗，有的选择了合作。这种复杂的封建体系带来的复杂外交关系，不但让蒙古人疲于奔命，也能最大限度地保存文明。就好像你不在一个篮子里放鸡蛋，而是分几十个篮子放鸡蛋，那么总有一些鸡蛋能保存下来。滇西的段皇和滇西、滇南的封建领主，果然被蒙古人保存了下来。再加上蒙古人本身就带有内亚的封建性，他们虽然以昆明为中心设立了云南行省，但又在昆明分封了一个蒙古人的梁王控制滇东。经过几代之后，梁王政权也变得比较本地化了。所以，在元末，其实古滇文明其实还是很有活力的。</p><p>然而，蒙古梁王对段氏的忌惮，断送了古滇文明的机会。梁王首先利用段功击退红巾流寇入侵，然后又谋杀了段功，使段氏和梁王之间彻底决裂。于是，明朝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首先灭掉梁王政权，然后背信弃义地进攻大理，毁灭了古滇文明。在明清时代，那些大理战国时代的领主，在东南亚的成了当地秩序的一部分，泰国就是由此生长出来的。在云南本土的，则成为明清帝国眼中的“土司”。明清两朝虽然通过改土归流不断屠杀他们，但一直没能将他们彻底消灭。所以说，封建体系是有极强的生命力的。大理战国时代那个复杂的封建体系，一直到1950年代土改前夜都没有彻底毁灭，这之间又已经经过了接近七百年，几乎和南诏大理存续的时间一样长。这种延续到1950年代的文明余波所带有的法统性，也使这些土司成为今天发明云南民族，必须要视为正统的群体。我讲完了，谢谢。</p><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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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苍洱集 并序]]></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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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Ruth Lee]]></dc:creator>
            <pubDate>Fri, 25 Aug 2017 03:09:1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17-08-25T03:09:13.714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strong>执经生序</strong></p><p>黄山谷云：“元直在东坡云雾中，风气殊胜。”以是观之，人岂可不择交游耶？己丑以来，滇史不传。南中李生，异人也，读家邦诸史，太息于典籍之失，载记之讹，奋然思有所为，乃检阅遗书，质诸旧典，成《滇史》上卷。今岁仲夏，余庄诵之，见所载诸事，历历可观，以此知古滇洵为大国。其文物、制度、人物，足有与日本相埒者。李生论史，祖温公、船山，独重治乱，远胜升庵、在杭。然以张蒙郑赵杨段文章之美，不可无《艺文》目也。昔郑氏通好吾粤，其使歌诗于庭，《南汉书》有明载。古滇蔚然诗国，信矣。是以钩沉乙部，旁及密本，得蒙段遗诗数十，汇为一书，题曰《苍洱集》，以付李生，庶几滇贤华章，不灭于世。呜呼！余所有望于李生者，甚大矣。是集必在生云雾中，作滇新民。幸哉！余与是书，皆可谓善择交游者也。</p><p>丁酉岁季夏日 执经生书于济履斋</p><p><strong>贺巍序</strong></p><p>词者，诗余也；诗者，余谓之史余可乎！诗道之传，随诸正典，然亦卓然磅礴，蔚为大纲，非独为列朝《艺文》遗珠张目也。其可承夫子之教，可见天地之心，可立人伦之品，可寄幽深之情；泰平以歌载芟，易代以歌黍离，波迁以歌河广，儿女以歌关雎，此皆史笔谆谆致意之荦荦大者，岂可以文人雕饰科场小技衡之耶？是以历代史家，莫不诗史合璧而凛然述作，以微言而张大义。醉翁、温公、船山、瓯北，以至竹垞、渔阳、亭林、观堂诸公，皆斯道风标巨子，亦可见诗之史义大矣哉！今闻滇史成书，已盛感李生之德能；又见南粤执经生渊海钩沉，得滇国遗诗数十而成《苍洱集》，欣佩之至也。其自序已成，嘱余亦序之。余览毕，滇国之雅怀高致澄然于心，不愧吾乡巴蜀之友邦德邻。灵山秀水，云天风景，余皆可赖二子之作而神游矣。吴梅村诗云“洱水与苍山，佛教之齐鲁”，以此而冠集名，良有以也。惟愿神恩普照，提携诸邦，则前贤拈花之意，终有今之后学而得之矣！是为序。</p><p>丁酉初秋 南山贺巍于成都薰风堂</p><p><strong>煜豪序</strong></p><p>吳碧柳謂，文學惟有是非，而無新舊。自先民以降，文學之所為文學者，未有根本之變化。詩之於彩雲，傳燈、傳刀、傳賢也。燈者，燭幽之光也，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刀者，屠龍之器也，革奸鏟暴，懲惡揚善。賢者，蠻族之勇也，蘇世獨立，橫而不流。集此三者，惟點蒼之詩也，諸亞毋能出其右者。今夏七月，廣州執經生兄以南詔大理為限，搜羅殆遍，成蒼洱集一卷。余長吟其所選詩作，即驚為天人。滇雖在南，然詩卻如北方佳人，荊釵粗服，自不掩其國色天香。嗚呼，陸沈劫後，世道人心，幾於廣陵散絕。任重道遠，故我諸亞之士，不可不弘毅也。</p><p>丁酉初秋 青州豪厄爾敘於矽谷望齊閣</p><p><strong>博卡序</strong></p><p>岁在丁酉，欢饮达旦，感吾兄执经生倾己之力，搜汇滇诏诗篇残卷，以成《苍洱集》；又感吾友李生毕《滇史》上卷之辛，故作此序，以表吾念。</p><p>滇之神国，震古烁今，文物典章，诸亚诸夏未有出其右者。观夫滇之形胜，旖旎风光，表里河山，诸南之始祖，文明之旋转门也。思故滇南辟印支，西连图博、身毒，北接巴蜀，东临桂粤。开化以先，滇实乃孕泰、缅之母邦，庇子民之佛国。观其自发秩序封建之盛，蔚为大观，实不弱东瀛半毫。奈何季候未至，蒙、明阑入，一朝神国毁于旦夕；近世以降，虽有云焕、松坡、蓂赓之奋武，亦难逃诸亚诸夏之悲恸。</p><p>滇之倾覆，哀乎痛哉！今吾辈蒙刘公仲敬之恩召，又怀复诸南文明之心念，不亦重乎？故今有云南李生愤而著书，成《滇史》之浩卷；又闻南粤执经生寻编轶诗，汇《苍洱集》之残篇。此二者，滇遗民之幸也。值今大厦将倾之际，豪杰方兴，屠龙之业未成，此集乃化为籽种，育滇之新民也。</p><p>惟愿滇再兴之日，吾辈企于苍山之上，纵观洱海之盛，遥望三塔之绝，欢声畅笑，尽享觥筹之乐也！</p><p>丁酉年盛夏博卡作于粤都</p><p><strong>李子明序</strong></p><p>六诏故都，苍洱形胜。苍色积黛，四时如一，联络拱揖，接连云气。波涛千顷，横练蓄黛，居民凑集，禾麻遍野。阅蒙诏、段皇故事，思故国未亡之盛，然滇史逢朱傅殄虐，片纸皆灰。余不忍故国之流潜，故以德薄力微之身，拾先贤故智，志作滇史。</p><p>岁在丁酉，复国作者间出，海内翕然推为佳品，莫如吾兄南粤孙君之南粤史。而孙君及余生平极所叹服者，则惟巴蜀刘公。东亚其学之浅深，文章之得失，知之深而信之笃者，莫有若刘公者。四方学者，多徒耳刘公之名，求解其意不可得。余幸得刘公、孙兄之助，得通达史意而行文。心史之遭际，诚如幸固如是耶！今孙君得故滇遗诗数十篇而成《苍洱集》，其自序已成，嘱余亦序之。余览毕，惊祖上文风蔚然之盛，诚所谓大黑天、阿嵯耶佛护之国。惟愿秉诚心而习夫子之教，不负羽、飞兄弟之恩，庶竭驽钝毕新史于世。</p><p>丁酉季夏李子明著于滇南望法斋。</p><p><strong>《苍洱集》卷次</strong></p><p><strong>卷一 白子 南诏 大长和十七首</strong></p><p><strong>卷二 大义宁 大理上十三首</strong></p><p><strong>卷三 大理下十六首</strong></p><p><strong>卷四 伪明 伪清二首</strong></p><p><strong>《苍洱集》卷一 白子 南诏 大长和十七首</strong></p><p><strong>白子·河赕贾客《高黎共山谣》</strong></p><p>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p><p>秋夏欲归来，无那赕穹热。</p><p>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p><p><strong>南诏·阁逻凤《无题》<br> </strong>点苍凝秋露，月照九重阶。</p><p>晚钟传古寺，把酒赞丰年。</p><p><strong>南诏·玉珠《无题》和阁罗凤</strong></p><p>南天开云屏，月华泻松间。</p><p>摇琴话广寒，几度换人间。</p><p><strong>南诏·王蛮利《南诏德化碑诗》</strong></p><p>降祉自天，福流后胤。瑞应匪虚，祯祥必信。</p><p>圣主分忧，遐夷声振。袭久传封，受符兼印。</p><p>兼琼秉节，贪荣构乱。开路安南，攻残东爨。</p><p>竹倩见屠，官师溃散。赖我先王，怀柔伏叛。</p><p>祚不乏贤，先猷后继。郡守诡随，贬身遐裔。</p><p>祸连虔陀，乱深竖嬖。殃咎匪他，途豕自殪。</p><p>仲通制节，不询长久。征兵海隅，顿营江口。</p><p>矢心不纳，白刃相守，谋用不藏，逃师夜走。</p><p>汉不务德，而以力争。兴师命将，置府居城。</p><p>三军往讨，一举而平。面缚群吏；驰献天庭。</p><p>李宓总戍，犹寻覆辙。水战陆攻，援孤粮绝。</p><p>势屈谋穷，军残身灭。祭而葬之，情由故设。</p><p>赞普仁明，审知机变。汉德方衰，边城绝援。</p><p>征我兵戎，攻彼郡县。越嵩有征，会同无战。<br> 雄雄嫡嗣，高名英烈。惟孝惟忠，乃明乃哲。</p><p>性惟温良，才称人杰。邛沪一扫，军郡双灭。</p><p>观兵寻传，举国来宾。巡幸东爨，怀德归仁。</p><p>碧海效祉，金穴侍珍，人无常主，唯贤是亲。<br> 士宇克开，烟尘载寝。毂击犁坑，辑熙群品。</p><p>出入连城，光扬衣锦。业留万代之基，仓贮九年廪。</p><p>明明赞普，扬子之光。赫赫我王，实赖之昌。</p><p>化及有土，业著无疆。河带山顶，地久天长。</p><p>辩称世雄，才出人右。信及豚鱼，润深琼玖。</p><p>德以建功，是谓不朽。石以刊铭，可长可久。</p><p><strong>南诏·道安和尚《玉案山房》其一</strong><br> 松鸣天籁玉珊珊，万象常应护此山。<br> 一局仙棋苍石烂，数声常啸白云间。<br> 乾坤不蔽西南境，金碧平分左右斑。<br> 万古难磨真迹在，峰头鸾鹤几时还。<br> <br> <strong>南诏·道安和尚《玉案山房》其二</strong><br> 美人高隐乐从容，宅近滇南第一峰。<br> 喧枕泉声常似雨，傍檐云气或如龙。<br> 长镵破雪寻黄独，曲几看山荫碧松。<br> 此趣料应知者寡，抱琴何日逐游从。<br> <br> <strong>南诏·王载玄、张明亨《口占绝句》</strong><br> 去年霜草断人魂，满江秋水白纷纷。<br> 犹记别离亭畔约，西山塞上未逢君。<br> <br> <strong>南诏·昌道人《题壁》和王载玄、张明亨</strong><br> 带剑飘然负不群，几回挥袖拂红尘。<br> 不图紫绶朝金阙，独爱青山锁白云。<br> 踽踽一身空盖世，茫茫四海觅知音。<br> 与君不负当年约，一榻清风到五城。<br> <br> <strong>南诏·寻阁劝《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赋》<br> </strong>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br> 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br> 自我居震旦，翊卫类夔契。<br> 伊昔颈皇运，艰难仰忠烈。<br> 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br> 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br> <br> <strong>南诏·赵叔达《星回节避风台骠信命赋》（和寻阁劝）</strong><br> 法驾避星回，波罗毗勇猜。<br> 河润冰难合，地暖梅先开。<br> 下令俚柔洽，献賝弄栋来。<br> 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br> <br> <strong>南诏·杨奇鲲《岩嵌绿玉》</strong><br> 天孙昔谪天下绿，雾鬓风鬟依草本。<br> 一朝骑凤上丹霄，翠翘花钿留空谷。<br> <br> <strong>南诏·杨奇鲲《游东洱河途中诗》（佚一句）<br> </strong>□□□□□□□，□□□□□□□。<br> 风里浪花吹更白，雨中山色洗还青。<br> 海鸥聚处窗前见，林狖啼时枕上听。 <br> 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暂留停。<br> <br> <strong>大长和·段义宗《思乡作》</strong><br> 沪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br> 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br> 坐久消银烛，愁多减玉颜。<br> 悬心秋月夜，万里照关山。<br> <br> <strong>大长和·段义宗《听妓洞云歌》</strong><br> 嵇叔夜，嵇叔夜，鼓琴饮酒无闲暇。<br> 若使当时闻此歌，抛掷广陵都不藉。<br> 刘伯伦，刘伯伦，虚生浪死过青春。<br> 一饮一硕犹自醉，无人为尔卜深尘。<br> <br> <strong>大长和·段义宗《题大慈寺芍药》</strong><br> 浮花不与众花同，为感高僧护法功。<br> 繁影夜铺方丈月，异香朝散讲筵风。<br> 寻真自得心源静，夜色非贪眼界空。<br> 好似芳馨堪供养，天赦生在释门中。<br> <br> <strong>大长和·段义宗《题三学院经楼》一</strong><br> 鹫岭鸡园不可俦，叨倍龙象喜登游。<br> 玉排复道珊瑚殿，金错危栏翡翠楼。<br> 尚欲归心求四谛，敢辞旋绕满三周。<br> 羲和鞭挞金乌疾，俗网无由肯驻留。<br> <br> <strong>大长和·段义宗《题三学院经楼》二</strong><br> 当今积善竞修崇，七宝庄严作梵宫。<br> 佛日明时齐舜日，皇风清处接慈风。<br> 一乘妙理应难测，万劫良缘岂易穷。<br> 其恨尘劳非法侣，掉鞭归去夕阳中。</p><p><strong>《苍洱集》卷二 大义宁 大理上十三首</strong></p><p><strong>大义宁·被缨浣沙妇《助段思平进兵大理谣》</strong></p><p>人从我江尾，马从三沙矣，尔国名大理。</p><p><strong>大理·段素英《万人冢诗》(佚一字)<br> </strong>天宝盛唐几春秋，祸起剑南彩云愁。<br> 十万征夫烟尘泪，洛阳桥边泪成河。<br> 妻哭丈夫何时见，爷娘嚎子阻山关。<br> 南地五月毒瘴起，荻草衰茅盖白骨。<br> 洱河鬼，异乡魂，囗安喊魂魂不应。<br> 惟有万人冢中鬼，听我礼官念祭文。<br> 一祭天宝五百将，挥戈作战为奸臣。<br> 杨氏贪功灭天性，全军覆殁报捷频。<br> 二祭南征七万兵，别乡离境万里行。<br> 岂知刀兵无倩义，无头断臂皆成鬼。<br> 三祭御史李将军，臣遵君命而出征。<br> 神机妙算忤天意，泥陷齐胸箭穿心。<br> 南人古今重情义，敬李将军忠义全，<br> 敬诸将士报国死，不作异乡偷生客。<br> 凛烈忠魂南人敬，祀以大礼荒冢前。<br> 洒下千斤祭奠洒，佑我子民得安泰。<br> 三牲祭品献将军，百二山川兆丰年。</p><p><strong>大理·段和誉《无题》其一</strong></p><p>茫茫尘缘事，迷迷执不悟。</p><p>一朝脱苦海，皈依三宝佛。</p><p><strong>大理·段和誉《无题》其二</strong></p><p>虎啸天生关，水泄银华翻。</p><p>梅开彩虹桥，龙吟碧水潭。</p><p><a href="http://jump2.bdimg.com/safecheck/index?url=rN3wPs8te/pL4AOY0zAwhz3wi8AXlR5gsMEbyYdIw62W2UwSVdahbOQgY09JFtoUImOuUl9obIdesUqvhcRz+hXSuwz9b96EragWmZ1jer1XQuxoOXhQsULuvgn1adnm/VUSqvXFEyDuxeEZSO5E4wCZN625px8Vz2v3x5jluFqKFlt5DdXSJRJ8fCfjiXOllZYcyLmYBFVT0sjgIIm+zjA8Zu4mdgY0"><strong>段正兴</strong></a><strong>《游凤山》</strong><br> 乐洋洋，拈花斗草小溪旁。</p><p>不觉落阳歪下山，背上雕弓，射个山鸡下酒又何妨。</p><p>乐该乐，身为国王无事也该乐。</p><p>法门空又空，初一十五朝梵王。</p><p>从小学会阿弥佗佛念，等到人老了，老而无用，落发时节万事休。</p><p>牟尼佛前多朝拜，还我本来面貌，也许是个真和尚。</p><p><strong>大理·段正淳《赞妻诗》</strong>国有巾帼，家有娇妻。</p><p>妻叫东走莫向西，向东甜言密语，向西比武赛诗。</p><p>丈夫天生不才，难与红妆娇妻比高低。</p><p><strong>大理·段兴智《陟灵峰纪兴》</strong></p><p>遥望灵峰壮大邦，攀游陟岭过清江。</p><p>日辉花影霞舒院，风袭炉烟雾透窗。</p><p>谷口娇莺吟对对，栏间粉蝶舞双双。</p><p>追寻不但怜芳兴，将峻其图建法幢。</p><p><strong>大理·段福《春日游白崖》</strong></p><p>烟雨濛濛野外昏，苍茫四合动阴云。</p><p>青归岸柳添春色，碧入山荒破烧痕。</p><p>百里人烟诚沓沓，十年征程尚纷纷。诗成更怕东风起，添得吾曹老一分。</p><p><strong>大理·段福《翠华台扈从诗》</strong>叨从万乘陟兰峰，一片青螺起梵钟。</p><p>日映仗霞祥彩遍，花重辇路景光重。天戈肃肃参岩竹，仙乐冷冷响涧松。</p><p>伫看玉毫明海国，朱旗挥霍拥苍龙。</p><p><strong>大理·段福《春日即兴》</strong></p><p>时膺韶景陟兰峰，不惮跻攀谒粹容。</p><p>花色映霞祥彩混，炉烟拂雾瑞光重。</p><p>雨沾琼干严边竹，风袭琴声岭际松。</p><p>净刹玉毫瞻礼罢。回程仙驾驭苍龙。</p><p><strong>大理·段光《凯奏诗》</strong></p><p>雨锁金门百里城，神州花木管弦声。</p><p>齐天苍岳参云峻，界地榆河射月明。</p><p>梵宇三千朝呗朗，招提八百夜香清。</p><p>恒沙善果心无异，何患愚夷治不平。</p><p><strong>大理·杨天甫《长寿仙曲》</strong></p><p>蒙氏钟王气，驾驭万乘唐。</p><p>南龙关对北金锁，东洱水朝西点茶，四面固金汤。</p><p>江绿春杨柳，岸清古雪霜。</p><p>屏障龙吟梅破玉，竹林鹤立竹舒黄，四季景如妆。</p><p>此生诚有幸，有眼睹明王。</p><p><strong>大理·高篷《答梁王》</strong></p><p>寄语下番梁王翁，檄书何苦招高篷。</p><p>身为五岳嵩山主，智过六丁缩地公。</p><p>铁甲铁盔持铁槊，花鞍花索驭花骢。</p><p>但辉眼前青石障，孤云击破几千重。</p><p><strong>《苍洱集》卷三 大理下十六首</strong></p><p><strong>大理·段功《归大理作》</strong></p><p>去时野火通山赤，凯歌回秦梁王怿。</p><p>自冬抵此又阳春，时变物迁今又昔。</p><p>归来草色缘无数，桃花正愁柳色絮。</p><p>杜鹃啼处日如年，声声只促人归去。</p><p><strong>大理·高夫人《咏兰诗》</strong>兰生山野地，馨香无人知。移栽玉池侧，王孙莫攀摘。花虽无言语，玉蕊吐芬芳。</p><p>但愿育花人，月下共品玩。</p><p><strong>大理·高夫人《玉枝娇》</strong><br> 风卷残云，九霄冉冉促。</p><p>龙池无偶，水云一片绿。</p><p>寂寞倚屏帏，春雨纷纷促。</p><p>蜀锦半床，鸳鸯独自宿；珊瑚枕冷，泪滴针穿目。</p><p>好难禁，将军一去无度，身与影立，影与身独。</p><p>盼归来，只恐乐极生悲，冤鬼哭。</p><p><strong>大理·阿盖《金指环》</strong></p><p>将星挺生扶宝阙，宝阙金枝接玉叶。</p><p>灵辉彻南北东西，皓皓中天光映月。</p><p>玉文金印大如斗，犹唐贵主结配偶。</p><p>父王永寿同碧鸡，豪杰长作擎天手。</p><p><strong>大理·阿盖《吐噜歌》</strong></p><p>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p><p>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p><p>萍花历乱苍山秋，误我一生踏里彩。</p><p>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p><p>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芦花颜色改。</p><p>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风潇洒。</p><p><strong>大理·杨渊海《谏段功诗》</strong></p><p>功深切莫逞英雄，使尽英雄智力穷。</p><p>窃恐梁王生逆计，龙泉血染惨西风。</p><p><strong>大理·杨渊海《绝命诗》</strong></p><p>半战功名百战身，不堪今日总红尘。</p><p>死生自古皆由命，祸福于今岂怨人。</p><p>蝴蝶梦残滇海月，杜鹃啼破点苍春。</p><p>哀怜永诀云南土，絮酒还教洒泪频。</p><p><strong>大理·段宝姬《咏兰诗》</strong></p><p>绿荫丛下吐幽芳，虽非国色得天香。</p><p>瑶台边上仙家草，移裁人间将相家。</p><p><strong>大理·段宝姬《祭父诗》</strong></p><p>十万雄师哭声哀，愁云惨雾笼战街。最是人间伤心事，从此难觅父笑颜。</p><p><strong>大理·段宝姬《别段宝》一</strong></p><p>珊瑚勾我出香闺，蒲目潸然泪湿衣。</p><p>水鉴银台前长大，金枝玉叶下芳菲。</p><p>鸟飞兔走频来往，桂馥梅馨不暂移。</p><p>惆怅同胞未忍别，应知含恨点苍低。</p><p><strong>大理·段宝姬《别段宝》二</strong></p><p>何彼秾秾花自红，归车独别洱江东。</p><p>鸿台燕苑难经目，风刺霜刀易塞胸。</p><p>云旧山高连水远，月新春叠与秋重。</p><p>泪珠恰似通宵雨，千里关河几处逢？</p><p><strong>大理·段宝姬《叹花》</strong></p><p>一夜寒春雨，落花满庭院。</p><p>桃李新叶现，残花有谁怜。</p><p>昨日娇粉颜，随风任飘零。</p><p>轻扫移足下，君子慰花魂。</p><p><strong>大理·董法真《悼段功诗》</strong></p><p>吾主段功冠群英，文韬武略泣鬼神。</p><p>三军阵中勇如虎，征南战北违奇勋。</p><p>平生不爱江山美，一片痴心儿女情。那防梁王施巧计，孔雀胆毒殒将星。</p><p><strong>大理·本慧和尚《悼段功》</strong></p><p>玉骢紫衣游拓东，吾念弥陀声如钟。</p><p>引得将军下战马，夜谈法华诸色空。</p><p>知空而实实本幻，悟色恋色入迷途。</p><p>蛛丝罗网局中布，愿效飞蛾自投入。</p><p>孔雀屏丽胆毒储，难防心计坠壳中。</p><p>将军不曾沙场死，美人关上独丧生。</p><p>吾叹将军全才能，马打前失情结丝。</p><p>人间生死有定数，一诗悼念旧知己。</p><p><strong>大理·段宝《答梁王》</strong></p><p>烽火狼烟信不符，骊山一枝任枝梧。</p><p>平章枉挂红罗帐，员外空题粉壁墙。凤去岐山祥兆隐，麟戕大野瑞光无。</p><p>自从界限鸿沟后，成败兴亡不属吾。</p><p><strong>大理·段世《别友人》</strong></p><p>雄兵一日破玉关，父子流离瞬息间。</p><p>欲问他日相忆处，锦江流水碧潺潺。</p><p><strong>《苍洱集》卷四 伪明 伪清二首</strong></p><p><strong>伪明·杨黼《词记花山碑》</strong></p><p>苍洱境锵玩不饱，造化工迹在阿物；</p><p>南北金锁把天关，镇青龙白虎。</p><p>山侵河处河镜倾，河侵山处山岭绕；</p><p>屏面西十八溪，补东洱九曲。</p><p>伽蓝殿阁三千堂，兰若宫室八百谷；</p><p>雪染点苍冬头白，洱河秋面皱。</p><p>五华你霄充，三塔你穿天腹；</p><p>凤山高凤凰栖，龙关龙王宿。</p><p>夏云佉玉局山腰，春柳垂锦江道途；</p><p>四季色花阿园园，风与阿触触。</p><p>跳仙人出游遨，胜姮娥入宫伽舞；</p><p>薮压蜀锦出名香，无价宝。</p><p>夺西天南国趣陶，占东土北阙称谱；</p><p>秀雀玩景鸣轰轰，蝉吟声嗌嗌。</p><p>金乌驰散天上星，玉兔打开霄面雾；</p><p>黄鸳白鹤阿双双，对飞喀啄啄。</p><p>钟山川俊秀贤才，涵乾坤灵胎圣种；</p><p>曾登位守道结庵，度生死病老。</p><p>尽日勤功把节操，连夜观参修求好；</p><p>大夫在处栽松柏，君子种梅竹。</p><p>方丈丘烧三戒香，觉苑中点五更烛；</p><p>云窗下頫大乘经，看公案语录。</p><p>煊茶水呼，直指心中付嘱；</p><p>菩提达磨做知音，迦叶做师主。</p><p>盛国家覆世功名，食朝廷尊贵爵禄；</p><p>慈悲治理众人民，才等周文武。</p><p>恭承敬当母天地，孝养干子孙释儒；</p><p>念礼不绝钟磬声，消灾难长福。</p><p>行仁义礼上不轻，凶恶弊逆上不重；</p><p>三教经书接推习，漕溪水阿。</p><p>长寻细月白风清，不贪摘花红柳绿；</p><p>用颜回道浮身，得尧天法度。</p><p>游玩在伪佉骨石，有去在威仪模草；</p><p>风化经千古万代，传万代千古。</p><p>阿部遇时宜心欢，阿部逢劫催浪秃；</p><p>天堂是荣华新鲜，漂散成地狱。</p><p>分数哽侔土成金，时运车舛金成土；</p><p>聚散浮云空花，实阿芣罘不无。</p><p>有之识景上头多，但于知心上头少；</p><p>杨黼我空赞空，寄天涯地角。</p><p><strong>伪清·董正官《南诏碑》</strong></p><p>铭心澡祓誓清波，寂寞荒碑对洱河。</p><p>立马斜阳听弓鸟，至今啁哳骂虔陀。</p><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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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滇人孤军群雄传（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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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Ruth Lee]]></dc:creator>
            <pubDate>Sun, 06 Aug 2017 05:12:26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18-06-17T14:59:13.739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当赤色恶魔的魔爪肆意侮辱云南母亲，当一批批的滇人义士倒在了苏式装备的屠杀下，当诸滇彻底束缚上从所未有的恐怖枷锁时。有这样一批滇人，他们没有因为敌人的强大而放弃剿匪的职责，他们没有因为蒋介石的出卖而忘记自己的乡土。他们以数万孤军之力，在被蒋氏台湾抛弃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与席卷全球三分之一的共产国际势力为敌，并用旁人难以想象的坚忍生存了下来，他们用剿匪向自由世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无愧于滇人的民族魂化身！他们，就是赫赫有名的“云南反共救国军”（又称泰缅孤军）。</p><p>【一】诸滇陆沉与孤军入缅</p><p>孤军的历史，是一部仅仅属于滇民族的传奇历史。阅读孤军史，察李弥，李国辉，钱运周，段希文，李文焕，坤沙，张苏泉，雷雨田等先烈之生平，你就会发现，把他们故事套在任何一个其他抗击赤匪国家的人，都不合适，他们不可能是一个韩国人或者南越人。他们只可能是滇人。</p><p>他们用自己的一生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滇民族的悲怆命运。这种天生的悲剧气质是20世纪其他民族绝无仅有的。对于滇民族而言，遭遇共产横祸颇有“秦灭六国，楚最无罪”的悲情，但他们却并没有忙于埋怨，仅仅是秉承滇人寡言语做实事的精神，为了生存冲破了缅甸与CCP联手的绞杀包围网，身体力行地用行动奋战在抗击共产主义扩张的最前线。在付出了比任何人都大的牺牲，遭受了几十年弃子孤儿待遇的屡仆屡起后，苦尽甘来，九折臂而终为良医，用剿匪的实际行动终于买到自由世界的认可与门票。</p><p>公元1949年，当卢汉企图联合美国实现云南独立的计划失败后，沮丧的卢汉在被共谍利用的情况下，遂倒向了中国共产党，决心发起“起义”，并以“开会”为名绑架第8军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准备迫二人就范。李弥得知卢汉投共的消息后，当场大怒，急得跳楼，被人拉下后，大骂:“他妈的，要“起义”，老子们自己不会起，要等别人拉着鼻子干！”</p><p>李弥，云南盈江县太平街人（时为腾冲县太平街），其父为珠宝商人，弟兄八人，李弥排行第六。他小学毕业后，转去腾冲升学，就读于清末举人王承漠的私馆。在从军过程中多次参加剿共战争。早在20世纪30年代，赤匪盘踞赣地，建立类红色高棉的恐怖政权，屠杀近三分之一赣人时，李弥就多次参加了这场正义的剿匪战争，解救了大量惨遭赤匪荼毒的赣人。1949年，其在淮海战役被围困后，仍然能逃出包围圈，并说服一山东土豪助其成功脱身，所以相比起龙云卢汉等人而言，李弥将军对CCP的邪恶本性有着更为深刻清醒的认识。当李弥得知卢汉企图引虎拒狼的计划后，心中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他明白卢汉此举只会引狼入室，把共产党的土改队、征粮队、饥荒等灾难带至自己美丽的家乡头上。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滇人，李弥将军绝对不能允许这种悲剧降临到自己的父老同胞的身上，所以做出了宁肯跳楼也绝不降共的鲁仲连式行为。</p><p>第8军，第26军得知李弥等人被扣后，立即明白中了卢汉的圈套，遂自发决定包围昆明。为解除二军对昆明的围困，卢汉拟将李弥、余程万放回。李弥也假意答应卢汉的“反正”要求，1949年12月12日，李弥答应“反正”，回到第八军，遂马上进攻昆明。余程万仍被扣押，第四十四师师长石建中所部进击到昆明以北，包围昆明，两度猛攻后，卢汉于12月14日把余程万送出昆明。余程万率领第二十六军向云南南部撤退。卢汉于介兴一军包围第八军，第八军在蒙自、建水、石屏一带布防，并重修蒙自机场，联络当时已经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政府。</p><p>. 1949年12月，卢汉献出云南投降了CCP，滇系自治时代结束，滇人进入最悲惨的第三次北属时代。1950年1月，中共将领陈赓发动滇南战役，意图歼灭云南的最后两支部队 – —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1月14日，李弥和余程万飞往台湾。李弥参加3次最高军事会议，报告最高长官愿意留在云南，建立基地。1月17日，李弥、余程万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及张群同机飞返第二十六军防地云南蒙自，在海南岛途中，第二十六军已有1个团撤到海口，余程万留下来整顿。当晚，李弥通宵召开军事会议，第二天随顾祝同和张群飞往西昌。</p><p>由于受命防守李弥军撤退要道元江铁桥的第八军170师师长孙进贤叛变投共，第八军约六万人在元江被共军歼灭。李国辉时为第八军第二三七师709团长，率领约千人突围，逃入缅甸丛林，而后仅残存600人。李国辉在孟棒与第二十六军第九十三师第二七八团副团长谭忠的部队约800多人会合，共约1500人。这一千五百余人，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云南反共救国军的起源！</p><p>【二】李国辉的丛林演讲</p><p>. 李国辉，一说家乡云南，一说家乡河南。据孤军老兵回忆，李国辉将军讲的是一口云南话。从后来李国辉能够与众多滇人土司达成默契的情况看，无论其祖籍何处，他都是一个伟大的滇人民族英雄。</p><p>. 李国辉逃缅时，谭忠的部队先到缅甸，李国辉部后到，如果李国辉部晚1天遇上谭忠部，那谭忠部就要去泰国了，李国辉部走出原始森林正好遇上谭忠部驻扎的村落，当时谭忠部准备开拔到泰国企图由泰国去台湾，遇上李国辉部以后，在村落里停留了几天，当电台修好后，立即与台湾联系，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无情抛弃！</p><p>孤军收到的台湾指示是，目前台湾因为“困难”无力跨国接纳孤军，要求孤军自谋出路，任其自生自灭。</p><p>如同被抛弃的孤儿一般，李国辉将军他们只能待在缅甸不走了。1950年3月，缅甸见孤军赖着不走就派人来下逐客令，并派来1个连监视孤军，孤军则派人去与缅甸军队谈判，提出对缅甸并无恶意，只是暂时歇脚，一旦有新的落脚点立即离开，但缅甸军不答应，限期孤军立即撤走，最后期限到后，孤军拿了些银圆再次恳求缅军宽限几天，但缅军不答应，并扣留了孤军谈判代表丁作韶、马鼎臣，随后缅军约90人就对孤军发动了攻击，孤军竟然不敌，仓皇逃入原始森林。</p><p>孤军们仓皇携带家属逃入原始森林，只因缅军只投入一个连兵力太少，无法深入原始森林腹地清剿孤军，才没有全歼孤军，孤军是在原始森林中忍饥挨饿晃悠了1个星期以后，一个滇人排长想起先前滇军对日作战时的斗志高昂，作战顽强，为云南争取了荣誉，光芒四丈。而今天，家乡沦陷于共产匪徒之手，自己有家不能回，流亡异域。到了现在1个团的兵力连缅甸军90人的1个连都打不过，实在丢人，于是悲愤的大呼:“为什么！！”</p><p>孤军其他官兵也受到了感染，于是在一片痛哭中开起了检讨会，检讨了剿匪战争时期与目前部队的作战经过与部队行为。</p><p>李国辉后来对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暗淡和绝望的时刻，缅军送来最后通牒，将他们逼上绝路。当时召开军事会议，多数人主张走，避开缅军锋芒，到寮国（老挝）去，那里山更大，林更密，人烟更稀少。也有主张解散队伍，交出武器，各奔前程，更有少数官兵听到风声不妙，悄悄离开部队不辞而别……</p><p>此时正值孤军士气低落，濒临全军覆没的危急存亡之秋，李国辉将军怒不可遏。恰好这天他太太唐兴凤顺利分娩，产下一子，体重不足三斤，经过几个月前那场历尽艰辛的千里大溃败，母子所受之苦可想而知。不知道是不是儿子的出生坚定了父亲的责任和战斗意志，在这个风雨飘摇人心动荡的关键时刻，李国辉的战斗决心像路灯一样，照亮被失败和悲观恐惧的迷雾所笼罩的官兵们。他登高一呼，用他的云南话语，向士气低落的孤军喊出那个时代滇人铿锵有力的最强宣言:</p><p>“你们听着！要是再来一场千里大撤退，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他头发直竖，眼睛发红，愤怒的目光鞭子般抽打在那些动摇不定的军人背上：“……告诉你们，如今没有退路，只有背水一战！你们回头看看，多少军人倒在那条死亡之路上，我们走到今天容易吗？……胜则生，败则亡！这是最后的选择，任何犹豫动摇等于自杀！我们是军人，为荣誉而战，为生存而战，为我们的妇女和孩子而战！你们想把妇女孩子交给老缅吗？交给敌人吗？乞求敌人仁慈吗？……你们错了！从前我们打败仗，所以身陷绝境，今天我们必须决一死战，争取胜利！只有打败老缅才有出路！”</p><p>人们安静下来，指挥官的决心就是军队的决心，孤军很快恢复了对日作战时期的士气与精神，孤军官兵在森林中集体宣誓，部队将重振雄风击败缅军，控制缅北、建立基地、反攻云南。</p><p>当时孤军一个云南籍士兵后来回忆说；当时李国辉长官提及狭路相逢勇者胜等训示时，每个人都听的热血沸腾，而在为kmt当兵时，不知到听了多少次但谁也没听进去，而且训示的长官也是心不在焉的例行公事，与此时完全两样。恰恰说明了李国辉将军成功唤醒了滇人的民族魂。</p><p>经过这一次事件，部队完全恢复了作战意志，他们仔细回忆，发现无论中共军还是缅军其实战斗力根本不强，很快，每个人都有了很快将横扫缅北。并发动战役，收复云南的信心。</p><p>1950年6月至8月间，缅甸国防军以空军与炮兵支持地面两万兵力攻击孟果、大其力的孤军。李国辉在副总指挥谭忠，参谋长钱运周的帮助下，制定了迎击战斗方案。缅甸国防军迅速占领了小孟棒、孟果、孟研，同时紧追不放，仍然派出10000多兵力搜山，同时另外派10000多兵力把守森林里的出口，企图将孤军部队赶出森林里全部消灭。李国辉知道，孤军缺少重武器，所剩的子弹也不多了，正面不能与缅甸国防军硬打，必须奇袭。李国辉命令，每天在原始森林里与缅军周旋，待拖累他们后，再实施反击。</p><p>孤军在森林里与缅军周旋了12天后，缅军10000多人的搜山部队被拖得疲惫不堪，脚步明显放慢。李国辉及时调整布置，跳出包围圈，6月28日，决定向缅军发起反攻。其反攻兵力是：由709团副团长张复生任前敌总指挥，278团沈鸣铸的一个营担任防卫，709团董享恒营长和陈良营长率领2个营，担任攻击孟果的任务，因为缅军东线的团司令部就设在孟果。孟果虽小，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夺取孟果，就能随时部队失去作用。李国辉紧紧握住营长董享恒的手说：“这一仗关系到复兴部队的生死存亡，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接着李国辉同全营400多个弟兄一一握手，把他们送到树林边。</p><p>董享恒营长率领全营400多弟兄经过一夜奔袭140里，拂晓前悄悄潜伏在孟果镇口的小树林里，四个孤军摸上去，干掉2个哨兵。孤军如饿虎下山，冲进了镇里。一番激战，打死缅军32人，夺回了孟果。天亮，缅军2个团3000余人围了过来，将孟果团团围住。缅军先是用炮轰，接着冲锋，结果缅军的大炮十分厉害使孤军伤亡惨重，副营长王忠明身中两枪身亡，一连杨促堂连长、七连连长、九连连长相继战死。张复生副团长清醒地意识到孤军所以惨败是因为没有重武器。他立即组织50人的敢死队，决心消灭缅军炮兵。</p><p>深夜，营长董享恒带领敢死队悄悄撤出阵地，向后山进发。午夜，突然下起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助孤军。敢死队摸入了缅军炮兵阵地，首先用剌刀杀死十多个缅军，然后俘虏205人，缴获十尊大炮，大获全胜。天亮，十尊八一重炮一齐向缅军开炮，缅军做梦也没想到孤军还有火炮，顿时被打得溃不成军，纷纷败退。孤军又重新夺回了小孟棒。有了大炮开路，孤军为了报一箭之仇，李国辉重新组织力量，下令进攻大其力，经过一天的激战，孤军攻入了这座当时就有30000余人的重要城市。</p><p>这场历时40天的战争，缅军1500余人被击毙，受伤3000余人，被俘302人。孤军牺牲408人，伤602人，孤军大获全胜。</p><p>孤军随后乘胜追击，威胁到了缅甸腹地，迫使缅甸政府同孤军谈判，同意孤军驻扎缅北但不得控制北方重要城市不得越过萨尔温江，并同意给予孤军武器弹药补充，李国辉释放了所有缅甸战俘，这就是第1次反缅甸围剿战役。 此战滇人之威震惊了东南亚，《曼谷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各大媒体刊登《国民党孤军大败缅甸国防军》、《李国辉将军是个战神》、《孤军的敢死队全歼缅军炮团》等报导，蒋介石也开始重视起了这只原本被他抛弃的军队。</p><p>其后李国辉发动了一场“军民联姻”运动，动员没有家室的军官娶当地土著民女为妻。孟萨大土司同情李国辉的事业，所以积极配合，把他的一个小女儿嫁给了参谋长钱运周，叫小儿子认李国辉做干爹，还鼓励头人和百姓把女儿嫁给孤军。──李国辉收服大土司后，就等于把东掸邦所有的头人和百姓都网罗到自己麾下来了。</p><p>李国辉坐镇孟萨，滇地败退的剿匪武装纷纷归附，滇缅大批土司投靠孤军，孤军主力几乎全是滇人。护商也就是武装走私鸦片几乎成了李国辉不得不选择的生存之计。可以这样说，缅甸东北诸邦的民族独立运动与金三角鸦片贸易，是李国辉和钱运周一手创办并发展起来的。后来的李弥和坤沙等等，严格意义都是李国辉的事业继承人。</p><p>1950年韩战爆发，在1950年10月 – 1953年7月间，中共政权以苏联代理人的身份出兵朝鲜半岛，与美军正式交手。此时的孤军部队仍然极为落魄，为了筹措粮食，只能变卖一切值钱的东西以购买粮食，不足的就向当地村民赊借。到3月底，除台湾汇来5万泰铢外，主要依靠当地滇侨。4月份，李弥得知自己旧部的悲惨遭遇后，亲自来到泰国并带来个人的储蓄10万美金暂为救急。而美国也决心帮助缅北的孤军，中央情报局1951年2月起经由曼谷Overseas Southeast Asia Supply Corporation（SEA Supply）提供武器，由民航空运公司空运（最初空投，后来使用新建的猛撒机场）给孤军。从 1950年 4 月起，美国每月给孤军 20 万铢泰币，8 月又改为 7 万美金，9 月 起每月又增加家属救济费 2 万美金，直到 1952 年 6 月前后才停止。</p><p>1951年春，孤军改名为“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辖两个师，蒋介石从台北派出了孤军的老长官李弥担任总指挥官。蒋介石授予李弥“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和“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两个头衔，要他立即到金三角地区去发展壮大这支队伍，同时自私自利的蒋介石害怕李国辉的行为有利于云南独立而非反攻大陆，遂决定把李国辉调回台湾。</p><p>1950年秋天，李弥到达泰北。他是坐船先到香港，在香港停留了一些日子，与一批旧部接触之后，这才飞到曼谷，在清莱打扮成马帮，到达泰缅边境的孟板，在一家小布店里会见了李国辉和谭忠。他不敢立刻就到孟萨去。他这个“新任总指挥”，依旧是一个兵也没有的光杆儿司令。他怕李国辉等人不肯交出军权。如果李国辉和谭忠不肯交出兵权，那他可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然而李国辉和谭忠都表示一定效忠滇人老长官李弥，遂把军权完全交出。</p><p>. 李弥接收了孤军，在得到美台的大量支持后，决心重新整编各处失散的部队，在猛撒兴建机场，建立云南反共抗俄大学（著名的掸邦领袖坤沙毕业于此学校）。云南反共抗俄大学，简称反共大学，是云南反共救国军于1951年起开设的军人干部训练班，初时位于猛撒，后期迁校至蚌八千。从学校成立到撤往台湾，一共办了四期。反共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因应各种不同兵种的需要，开办不同专业性质的班队。</p><p>至此，孤军历史进入了伟大的“云南反共救国军”时代。</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29306b7a88eb"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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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云南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影响]]></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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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Ruth Lee]]></dc:creator>
            <pubDate>Thu, 03 Aug 2017 11:57:24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18-06-17T14:58:39.399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一）民族主义的产生与东传</p><p>依据世界的标准观点，十九世纪之前，人们有乡土性、区域性、或宗教性的效忠，但无国家观念。最典型的，便是类似中世纪欧洲，日本，云南式的封建国家。民族和国家以及宗教一样，都是想象的共同体，靠这个共同体，使得原本效忠于不同领主的百姓团结起来，萌生了同胞之情，本来互相攻战的家族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p><p>民族主义的产生主要来源于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拿破仑时代，是欧洲封建秩序崩溃的时代。拿破仑皇帝武功强大，征伐侵略欧洲各地，为了巩固新占领的帝国，确保成为可靠的军饷和兵员来源地。他决心把新征伐的领土按照文化和语言，重新立国；依照法国的成例，重新立法，然后把自己的亲戚送过去当国王。这样一来，在哈布斯堡、霍亨索伦以及罗曼诺夫这样大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得到了自己的国家。</p><p>1815年，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皇帝，结束拿破仑时代，欧洲重回和平。</p><p>拿破仑虽败，但民族国家代封建国家的趋势在欧洲已经不可阻挡，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波兰人等都开始决心发明自己的民族。直到今天，谈意大利史绕不开拿破仑的意大利王国，讲波兰史绕不开华沙大公国，讲德国史绕不开莱茵邦联，讲犹太人的历史绕不开拿破仑解放犹太人“隔都”（ghetto）命令。</p><p>在莱比锡战役中，曾出现了拿破仑扶植的傀儡国莱茵联邦军投向普鲁士，对法军反戈一击的事，因为此时，民族主义思想在欧洲觉醒，以民族主义为呼召的普鲁士在莱比锡战役中唤醒了德意志人的认同，从而对拿破仑皇帝的军队造成致命打击。</p><p>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成为普鲁士的口号。起源于条顿骑士团的普鲁士开始统一德意志各诸侯国，到1831年，日后的德国基本已经成形状。</p><p>与此同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口号在意大利半岛也得到了回应。萨丁王国开始侵略征服意大利各小国和自由城市，意大利逐步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p><p>至于像奥地利、沙俄、奥斯曼等多民族国家。由于民族主义的勃兴，被压迫统治了数百年的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纷纷产生了自己的认同，提出了独立建国的主张。</p><p>对于19世纪的民族发明，法国德国分别开发了两条路径，一种是法国的“政治认同说”，主张按照人民的政治认同划分民族国家，一种就是德国的“种族血缘说”，主张按照人民的种族关系与血缘划分民族国家。</p><p>多民族国家为了对抗境内兴起的民族主义，奥斯曼土耳其篡改法国的“政治认同说”，首先创造了“奥斯曼主义”这一民族发明概念，也就是想通过宪法搞一个国族概念，不管你是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人还是阿拉伯人，大家都是奥斯曼人，大家都平等。但这种民族发明是注定走向失败的，在无力阻止巴尔干诸民族走向独立后，奥斯曼民族发明失败，奥斯曼主义彻底破产。</p><p>奥斯曼主义破产后，不少土耳其人转而抄袭拿破仑三世提出的“拉丁主义”，拿破仑三世提出世界所有拉丁国家属于一个共同体。于是，奥斯曼也推行“泛突厥主义”，他们开始认为巴尔干、高加索的东正教徒与自己不是一家人，主张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联成一体，组成一个由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的大突厥帝国。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直接导致了奥斯曼土耳其联德抗俄被卷入一战，最终国家彻底解体。</p><p>奥斯曼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先后失败，说明了大一统国家在彻底解体之前，无法转型为欧式民族国家，因为大一统帝国的规模和体量往往会自称帝国或天下，不能接受多国体系的政治的逻辑。直到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提出的小土耳其主义后，土耳其的民族建构才宣告完成，他认为维持大帝国成本过高，主张把异质地区（如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通通排除出去，成立一个突厥人组成的小国，很快就顺利加入了国际体系。</p><p>19世纪，伴随着欧洲人的殖民扩张，南亚，东南亚，东亚的民族主义也开始萌芽。在日本成功由封建国家转型为民族国家的同时，一方面产生日本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则产生了“泛亚主义”。泛亚主义与泛突厥主义有一定相似性，但又有不同。泛亚主义者主张日本想到凌驾于欧洲之上，就必须在东亚扶植自己的仆从国，把整个亚洲从欧洲人手中“解放”出来，建立自己的兄弟之邦，这样就可以在亚洲建立一个与欧洲媲美的国际体系。</p><p>满清帝国转型欧式民族国家的努力屡屡遭受挫败后，清帝国的文人梁启超遂抄袭奥斯曼主义，发明所谓的“中华民族”，企图把多民族，跨族群的大清帝国改造为中华帝国，把境内所有民族都统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中华民族”。企图让清帝国这个多民族大监狱牢不可破。</p><p>梁启超的这种无耻行径，实际就类似今天有人写文章证明强奸犯、性奴、被拐卖儿童是吉祥和睦一家的行为。而早期的国民党为了推翻满清，在接受泛亚主义的熏陶后，针锋相对地提出泛华夏主义概念。顾名思义，泛华夏主义就是主张“关内十八省”与南洋华人是一家，而朝鲜、越南、日本与华夏的关系也是比满蒙近的，所以关内人应该联合日本打倒满清，在日本的保护和扶持下，做日本的小兄弟，模仿日本明治维新。</p><p>19世纪末期，大批云南学生奔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泛亚主义的熏陶，早期国民党泛华夏主义的影响下，终于构建了早期的云南民族主义。</p><p>（二）赴日留学生与云南同乡会</p><p>1894年，清日战争，日本大败满清，引发整个清帝国朝堂一片哗然。日本面积不过清帝国二十八分之一，人口不过十分之一，却能轻松战胜满清。清帝国受此打击后，开始疯狂追求“富国强兵”的办法，满清朝廷遂掀起了一场研究日本的热潮。1898年，满清开始了所谓的“维新运动”，其改革方式无不以日本为标准，因为“维新”必须要培养西化人才，在满清境内，掀起了一场留学日本的狂潮。</p><p>清帝国的本意是通过培养西化人才来帮助自己富国强兵，但自太平天国战争以后，满清中央对东亚各地的掌控力急剧衰减。在云南地区，本土官绅逐渐操控了云南的大局。云南官绅一致认为送云南人留学日本至为重要，因为可以开拓云南人之眼界，为滇培养西化人才，“资送学生出洋游学,系为培植师范,造就通材，当今急务，莫要于此。”公元1902年，云南首次派出留日学生10名。次年，又派遣10名。开启了云南学子的赴日求学之路。</p><p>那时的滇人，对于远在东海的日本，有一种莫名的好感，云南官绅将日本视为“宝山”、“仙山”，认为云南只有派遣学生前往日本“寻宝”、“采药”，才能给云南找到一条出路。时任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的陈荣昌于公元1905年赴日考察学务，在日本与友人讨论时局时说:“时局危而滇尤岌岌殆……今吾滇所旦夕期望者，游学生百数十人耳。”</p><p>他把拯救云南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留日学生身上，希望“吾滇学生者，以实心求实学，勿徒袭虚文明”。滇人官绅对留学生所给予之重望由此可见一般。</p><p>在公元1904年以前，云南学生去日本的经费主要由省政府负责筹备。公元1904年，云南的普洱府自筹资金资助4名学生留学，开启了地方各属就地筹款送出学生出国的先例，云南赴日留学生数量遂出现猛增的态势。</p><p>作为“家乡宝”的云南人，他们之所以愿意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家，在于滇人希望拥有西方国家的先进文明，而不懈努力求道的故事。这便是滇人有些孩子气般的希望之所在。他们以那个时代的滇人所独有的劲头，目视前方大步行进、一直向前。比如，昆明县附生李萼芬之所以选择留学，是因为他鉴于“滇省矿产甚富，不得采矿冶金之法，必弃利于地，徒发外人所觊觎，甚足惜也。”所以希望赴日学习矿学。再如大理学生李燮义，“意欲到东洋入蚕学馆，学栽桑养蚕之法……籍以开通利源，裨益地方”。</p><p>公元1904年，云南共有144人赴日留学，这些留学生里面包括了后来在滇史上赫赫有名的李根源、罗佩金、周钟岳等人。这批留日的学生最小的年仅16岁，最大的62岁。他们振奋上进的精神面貌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年龄最长，62岁的大理留学生周霞为例，“双目炯炯，长眉，美须髯，秃发，服西式学生衣冠，气益豪，日人咸颂之丈夫。”受到了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日本学界对云南留学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每日上课孜孜不倦，日人皆称叹之。”</p><p>公元1904年7月20日，云南同乡在牛込区音羽町之锦亭召开成立大会，议决会规并选举会中会员三人，“云南同乡会”正式宣告成立。</p><p>在日的“云南同乡会”并非一个松散的形式组织，也不是类似后世中共利用留学生发展的匪谍组织。他是一个拥有正式章程规定，以云南人身份作为认同标志的准共同体。</p><p>根据《云南同乡会章程规定》，同乡会由云南留学日本的同乡人组成，为正式会员，其活动基金为云南本土士绅的资助善款，捐款的士绅被推举为名誉社员。同乡会的宗旨是“笃厚乡谊，砥砺学行”。同乡会义务有三:“对于会内各会员有扶助劝励之义务；对于本国各同学有互相联络、互相亲爱之义务；对于本省有输进文明，启发智识之义务。”</p><p>云南同乡会职员由公开选举产生，内部有6名干事员掌管同乡会业务，三月为限，不得连任，6名干事中有庶务干事，负责管理会中一切事物；书记干事，负责书稿记事；会计干事，负责财务出纳。“研究学术以谋地方公益，广求智识以图社会改良，编译书籍以广教教科材料”是云南同乡会主要业务。</p><p>云南同乡会的管理以会员自治为主，对于有“败坏云南名誉者”有三法可以处理:一是函责，公函批评，责劝诫勉；二是庭斥，即开会时公开斥责；三是勒令回国。除了普通研究学术任务之外，同乡会还承担了对云南留学生的送来送往，安排住处之责。有一云南留学生曾患肺病，云南同乡会亲自安排接待员将其送往日本医院救治并予以照料。</p><p>云南同乡会的留学生们在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陈荣昌考察了岛津电机制造所、织物株式会社、新宿自来水工场、三越吴服店 、勤工场、 足尾矿业所、北海道制麻株式会社等机构，分别记录了日本这些机构的创始人、资本、创办历史、男女工人数量及其文化程度、主要功能、制作程序、运营情况等。在考察实业的同时，也参观日本大学等教育机构，在日本宏文学院校长嘉纳治五郎言安排下，亲自给云南留学生安排专题讲课，内容有学校制度、小学校沿革、中学校之制、高等女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大学、实业教育、人类学、社会学、铁路事宜、国家学、法律学等等。陈荣昌大为感动，积极联系聘请日本教习事，最后确定了让江部淳夫、池田太郎等人到云南高等学堂所属优秀师范和法级学堂，担任各科教习，并正式签订的合同。</p><p>云南同乡会的师范学生不断商刻讲义，以为滇学界输入文明。攻读早稻田大学的周钟岳利用课余时间，将同学记录的师范讲义加以修订，汇编《师范丛编》10卷，辑译松村介石《中国教育制度变迁通论》1卷。又与范熙壬、张耀曾、席聘臣等合组《新译界》杂志社，从事译述。博采中外图籍，写就《法占安南始末记》一书。</p><p>以云南同乡会为核心班底，云南留学生团体在赴日求学的过程中，随着清帝国的不断衰败以及日本民间泛亚主义思潮的影响，逐渐产生了云南民族主义。</p><p>（三）泛亚主义与云南民族主义</p><p>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在外交路线上是融入英国人主导的西方秩序？还是在东亚自己建立泛亚主义主导的秩序？在日本国内引起争论。</p><p>泛亚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呢？它是双重的，它认为西方的东西只有工具性的价值，东方的精神文明毕竟还是最好的。虽然日本现在迫于形势，必须接受西方的技术，而且接受得越彻底越好，但是这不是目的，不是说日本人以后要变成西方人，日本人仍然是东方人，要利用西方的技术使东方强大起来以后，最终用东方先进的精神文明去感召他们，最重要的是，用日本人的术语来说叫做用王道政治的精髓去改变世界。也就是说，泛亚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观，仍然是有一定儒家色彩，或者说是有一定华夏色彩的东西。</p><p>1902年，英日同盟结成以后，日本高层转向亲英外交路线，日本成为了英国在远东的代理人。泛亚主义路线在日本高层陷入了低潮，但是在日本民间仍然颇有影响力。</p><p>在日本泛亚主义者眼中，解放全亚洲是他们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认为“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都要团结起来，把压迫者赶走”。而俄国人就成了泛亚主义者眼中的主要敌人。日本泛亚主义者在东亚各地都扶植了自己的代理人，包括孙中山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能够团结起来组建“中国同盟会”，都是在日本友人内田良平的帮助下完成的。按照泛亚主义者驱逐俄罗斯人等西洋压迫者的逻辑，孙中山等人也发现，对于关内的人来说，大清和俄罗斯一样，也是一个外来政权。信仰泛亚主义，就要驱逐压迫者，所以俄罗斯人和满洲人、蒙古人同样都是驱逐的对象。云南留日学生在与日本泛亚主义者、中国同盟会等团体打交道之后，就自然而然萌发出了云南人也应当驱逐满洲人，结束满洲奴役云南现状的思想，产生了最早的云南民族主义。</p><p>公元1906年，同盟会云南支部正式成立，吕志伊被推为支部长。早在云南支部成立前，大批云南留日学生就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比较著名的有杨振鸿、罗佩金、唐继尧、叶荃等，这些人大力发展同盟会成员，又由旅居日本的云南同乡会发展几十人，积极宣传驱逐满洲的革命计划。</p><p>公元1906年10月15日，云南支部出版的《云南》杂志于神田区正式问世，成为滇史历史上第一部阐述云南民族主义思想的杂志。其总发行所设在东京云南同乡会事务所，昆明、北京、曼德勒等地设立分社。在巴蜀，江浙，辽宁，广西，南粤等地和云南的府、厅、州、县，以及新加坡、缅甸、越南、日本、香港都设立了代办所。</p><p>《云南》杂志的出版，迅速得到了云南绅商、学界，定居日本、缅甸、越南、泰国的滇侨的全面支持，滇人们捐款非常踊跃，使得杂志社短期就募集了上万经费。甚至在清帝国体制内的云南籍官僚也踊跃捐款，某匿名候补道官员就一次性无利息借助该刊经费一万六千两，分10年还清。充足的经费是《云南》杂志得以长期刊行的重要保证，也是全滇团结一心的表现。时任评价《云南》杂志说:“《云南》杂志者，非仅云南留学界之杂志，乃合全省官、绅、商、侨、学界共有之杂志，故其势力之伟大，魄力之雄厚，足于杂志界中称霸王。”</p><p>就《云南》杂志内容而言，主要有四点:</p><p>第一，警惕英法殖民主义。</p><p>第二，揭露满洲奴役云南暴行，号召全滇团结一致，结束北属时代，推翻满洲的殖民统治。</p><p>第三，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主张云南在驱逐满洲后，应实现资产阶级共和。</p><p>第四，介绍云南历史文化，物产资源，宣传云南民族主义，激发云南人民的爱滇热情。</p><p>《云南》杂志自1906年创刊，至1911年重九起义后停刊，历时近5年。共发行23期和周年特刊《滇粹》一册，是东亚各地留日学生创办的地方刊物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种革命刊物，其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一万册！</p><p>著名日本泛亚主义者宫崎滔天对此表示极大的肯定：“一伙云南革命党人出了一个名叫《云南》的杂志，《云南》也非常畅销。《云南》的编辑以吕志伊、赵伸为主，把我的家作为发行所。”</p><p>从1906年至1908年的3年中，吕志伊在日本的主要活动就集中在从事云南独立的舆论宣传。1906年11月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创刊一周年，由章太炎主编纪念特刊《天讨》。章太炎特约吕志伊以“金马”为笔名，撰写《云南讨满洲檄》一文收入特刊。随着《天讨》在国内外广泛流传，此文也成为了一篇脍炙人口的革命檄文。同月，吕志伊以“侠少”为笔名，在《云南》杂志第二期发表《云南之将来》，分析满清奴役给云南带来的政治、经济及民族灾难以唤醒民众；1907年1月以“侠少”为笔名，在《云南》杂志第三期发表《英国之亚洲铁路政策》,抨击英国对云南的侵略；3月以“侠少”为笔名，在《云南》杂志第四期发表《滇缅疆界谈判》，揭露满清割云南地讨好英国的无耻行径；；同年9月、11月、12月他又以“侠少”为笔名在《云南》杂志第九、十、十一期连载《国民主义》；在1908年4月、6月、11月的《云南》杂志第十三、十四、十五期连载《国民的国家》。这两部论着均为一绪论又三章，主要分析介绍近代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政治学说和经济发展情况，以这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启蒙理论来论证和批驳封建主义的“君权天授”观念，宣扬进行社会变革，实现自由、平等、人道的社会发展趋势。在《云南》杂志第十五期，他还发表了翻译小说《俄亥俄州之理想乡》介绍空想社会主义者尝试乌托邦社会组织的情况。吕志伊作为一个青年云南民族发明家，在《云南》杂志撰写了如此丰富的着述，其犀利而又令人振奋的语言，在云南支部人中绝无仅有。李根源后来在其为吕志伊撰写的墓志铭中曽评价说：“君其先觉，振瞶启聋。何所凭籍，笔锋舌锋。名昭国史，与世无穷。”</p><p>《云南》杂志的发行，受到云南人民的热烈欢迎，仅发刊一年，就有“读者快之”和“读之令人感奋”之感。以致人人“争而阅之”，云南人“或为保卫权利，或筹谋自治，或监视官吏”。一度让云南在东亚各邦人的的形象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无起死回生之望”转变为“人心尚未死尽，或可图之万一”。</p><p>《云南》杂志对殖民主义大力抨击，不仅支持云南人从满洲人手中争取独立，也支持缅甸人、印度人、越南人从英法手中争取独立，一度让英、法惊恐地“出巨金贿赂当道，使之封禁。”计划落空后，不得已“用该国文字译出，以致伦敦、巴黎间的报纸，竞相鼓吹曰:云南人醒矣，云南人醒矣！”</p><p>《云南》杂志发行后，鉴于文言文难以普及，云南留日学生又于公元1908年创办了白话文编印的《滇话》报，《滇话》以普及教育，统一语言，提倡女学，改良社会为宗旨。内容与主题与《云南》大致相同，1910年因人力经费不足，并入《云南》杂志。</p><p>在《云南》与《滇话》杂志中，主张云南独立的云南民族主义思想大致有以下内容:</p><p>首先，满洲殖民政府被视为云南人民的首要敌人，英法则被视为次要敌人。提出“吾滇今之日陷于悲境，所在被外人分攘割据者，非外人能为之，乃清官吏卖我而为之”。“政府之视云南，久已置诸不足轻重之列。”所以号召云南人民起义“兴师罪政府”，“鸣鼓攻官吏”。云南留学生普遍得出共识，即“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p><p>同时，他们还大肆评述如朝鲜、安南、缅甸、埃及的历史事实，大肆宣传美、德、日等国尤其是日本的独立战争史，以号召云南人学习，激发云南民族主义思想。例如，《南阿战记》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叙述了德兰士瓦的存国史（今南非德兰士瓦地区）。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提到过，说那是一个小小的民主国，人口不及东亚一县，盛产金矿，却能保存国土。云南留学生认为，就是因为其国有不屈不挠、永不服输的精神。这种牺牲精神需要牺牲“一切名誉，一切成败利钝……为之再败败又为之，再败、三败至于百败而为之也如故；我身不成,我友为之,我友不成,我友之友为之……终不能再败三败乃至百败而为之也如故”的精神，是“视犯难进取争独立争自由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离，视刀锯鼎镬之下、枪林弹雨之中为我生最得其所之地，而以成败利钝为浮云”的浪漫。即使云南“千二百万人尽亡”，也绝对不能学埃及那样“人奄奄无生气，如牛马然”。否则那就是“真亡”了。</p><p>有一名叫做巢南子的留学生怀着万分惨痛的心情写出了《哀越吊滇》的文章。文章建议了云南越南人民应当联合起来，为了赢得独立，推翻满清、法国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滇国与越南国的计划:</p><p>“我固事迫而图存，彼亦困极而思奋。一旦风雷变化，南北陨篪，以越人扼法之喉，则滇人从而挤其背，以滇人掣法之肘，而越人起而压其肩。滇人不难为独立邦，越人亦必赫然为中兴国。”</p><p>云南留学生失名（笔名）在《云南》这样论证过云南的未来，20世纪以后，各国若要立足于世界并且繁荣富强，必须有以立国、富国的基础。这个基础包括矿业、制造业、商业、海陆军各业等等，云南以其富饶的矿藏而具有“矿业国家”的资格。认为如果将云南146680方英里土地下的矿产通通开发出来，“则云南将以富雄于东西两半球，对于世界至富极强之六七大国称工业国焉”，把云南称呼为“亚洲英吉利”也不为过。</p><p>留日学生在“中国人”和“云南人”双重身份的认同中间，大部分以认同“云南人”为优先。他们认为自己对挽救云南危亡和发展、建设云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我最亲爱最宝贵之云南”，“可宝可贵可崇拜而梦寐不能忘之云南”，“吾人之亲爱云南，宝贵云南”，称自己与云南的关系是“吾人生为云南人，死亦必为云南鬼”。云南人与云南的关系。犹如“地球之有太阳，肉体之有灵魂。有之则存以生，失之则灭以死，以永劫而无复。”他们办报纸办杂志，开通风气启迪思想，并派人回乡组织演讲、发动群众，奔走呼告，企图激发滇人的责任感，从满洲奴役中解放云南。</p><p>但是，云南民族主义在产生的过程中仍然出现以下问题:</p><p>1，由于云南民族主义师承泛亚主义，所以带有过度理想化的反英反法思想。所以在阐述云南独立论点时，甚至把英法当做比满洲关系更远的“外人”，不利于融入西方世界秩序。</p><p>2，在云南民族认同的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中国人”和“云南人”双重身份的暧昧认同，得出了“云南强则中国强，云南弱则中国弱，云南亡则中国亡”的错误观念。实际上，根据滇史的事实真相，反而是“中国弱则云南强，中国兴则云南危”。中国人和云南人其实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一如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所以在后来的滇系自立时代，滇人在这种暧昧认同状态下过了十几年，直到唐继尧治滇末期，云南民族主义才趋于成熟，云南人才逐渐抛弃“中国人”认同，坚持“云南人”认同。然而浪费的这几十年的时间，却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势力的壮大，以致滇系最终被国民党绑架、被共产党吞并，导致云南失去了类似蒙古那样彻底脱离中国的机会。</p><p>3，云南民族发明速度缓慢，在留学生群体主张的民族主义中，大部分主张追求“自治”而非彻底脱离中国，尽管他们明白滇人要想获得富强，就必须要获得“自治权”。所以不少滇人一度试图在建设一个联邦制的中国，其实就是类似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帝国和大哥伦比亚这样的超级国家。但是与拉美不同的是，拉美没有列宁党的干预，顺利实现解体。而中国则受到苏联输出的列宁党的强制干涉，导致了远东的大战乱和大倒退。</p><p>（四）云南民族主义的全面勃兴</p><p>公元1904年，被赞誉为“云南民主革命第一人”的留学生杨振鸿从日本寄回了自己所写的《敬告滇中父老书》，通过在云南的革命派散发全滇各地，向滇人急呼救亡图存。他认为“云南之利，云南人享之。云南之害，云南人被之”。指出“有一云南人，即有一负担云南之责任之人，不得独诿之君上，不得不诿之官长，并不得委之士绅，方不负为云南人，方不负为负担云南责任之云南人”，揭露越南、缅甸亡国惨状，要滇人引以为戒，除此文外，人们还将杨振鸿的一些文章汇集成书，名为《暮鼓晨钟》。</p><p>云南革命党把演说当做宣传革命的主要形式。其效果比传阅书报来说更加迅速。开其端者为云南宣威人徐濂，他于越南河内留学，对滇人和越南人被殖民的痛苦感同身受。公元1907年，在徐濂的主导下，演说会正式在昆明成立，徐濂与杨振鸿的演说尤其受群众欢迎。徐濂“秘密宣传反满革命，于是革命思潮遍于三迤”。他们经常举办演说会，时间定在星期日。演说广告一贴出，学生就不约而同踊跃参加。清廷虽有所察觉，但在三迤士绅的刻意保护下。称呼是“同乡会活动”，清廷也无可奈何。</p><p>在演说大会里面，滇人善于通过戏剧的方式宣传民族主义。一次戏剧演的是日俄战争，台下观众无不叫好。观看戏剧的滇人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一人说到:“不错不错，小小日本能够将世界第一强国俄罗斯杀得丢盔弃甲，俯伏在地，并不在些甚么，只是在他们那一股死气。不然，论人日本没有俄国的强，论兵没有俄国的多，论枪炮日本没俄国厉害，为什么杀得俄人胆破心惊，不敢仰首正式呢？”话音未落，便有人接着说道:“老兄论证得是，你看金山、辽阳大激战，就见得日本纯是用死气压倒俄人。俗语说“一人不要命，十人也难当”，实在是不错。现在我们云南逼处英、法大国间，人人都说危如累卵，不能救了，若依日俄战争看，也就不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云南，地面有十四万六千六百八十余方里。人口有一千二百三十余万，和日本比较起来，相差不甚远，日本若能战胜俄罗斯，云南就能战胜英法，但关键是我们云南人敢死不敢死，若是敢死，那么不难叫我们做第二个日本，叫英法做第二个俄罗斯！”他一面用口讲，一面用手画，讲得众人摩拳擦掌，连连点头说是，当地云南百姓才看了几场戏，“就把敢死的心触发出来了”，知道了“云南危亡，非用死力不能挽救的道理”。尽管笔者不太同意宣传者的论点，但是毫无疑问，这是那个年代，这种方式能够简易明了地把云南民族主义深入人心。</p><p>随着云南民族主义的深入人心，滇人逐渐明白了自己的被压迫地位，开始追求一场民族解放的战争。公元1908年，在河口地区，再次打响了云南民族反抗满清的枪响。河口位于红河与南溪河交汇处，其居民多为桂粤移民，北通滇南重镇蒙自，西连个旧的商埠蛮耗。同时，水路沟通滇越两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革命军得之，可以四通八达，诚军事上最佳之发动点也”。有书称河口是“两广人聚居的天堂”。</p><p>在这种情况下，广西籍将领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人潜入滇越边境，起义军不过100余人，汇合当地会党、游勇，在孟坝寨设立前敌指挥部，伺机发难，并收买了边境清军。4月30日（四月初一）凌晨，黄明堂率军向河口发起攻击。清军防营一部闻讯，击毙其管带蔡正钧，起义响应。革命军与反清义军会合，攻占河口。5月1日（四月初二），革命军又经过激战，毙清边防副督办王镇邦（玉藩），夺取河口炮台，黄明堂布告安民，严申军纪。</p><p>云南人久受清政府残酷压榨，听闻河口起义的消息后，纷纷群起响应，大批云南汉、苗、彝、哈尼、傣族纷纷参加河口义军，边境清军亦倒戈迎降，起义军“数日内增加至1000余人，声势大振”，遂分兵出击。</p><p>河口起义爆发后，吕志伊、杨振鸿、李根源、赵伸等云南支部骨干在东京锦辉馆发起召开“云南独立大会”。当天，万余人到会，这次大会在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清政府恼羞成怒，立即下令将吕志伊、杨振鸿、汤増壁“开除官费，予以通缉”。</p><p>至5月3日（四月初四），义军连克南溪、新街、坝洒，直逼蛮耗、蒙自，队伍扩充到300余人。5月5日（四月初六），孙中山企图篡夺滇桂义军成果，委任黄兴为云南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立即赴前线督师。黄兴赶到河口，投诚清军拒不听从调遣，黄明堂、王和顺亦不服其指挥，黄遂于5月10日（四月十一日）折回河内。</p><p>5月12日（四月十三日），黄兴在越南老街遭法警截留，旋被驱逐出境。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又应清政府要求，封锁中越边境，阻禁革命党及粮械进入云南，使河口滇桂义军陷入孤立无援困境。</p><p>时任云贵总督锡良在起义爆发后，一面调兵镇压，一面向清政府告急，清政府即派刘春霖帮办云南边防事务，令广西提督龙济光率防营增援，又命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陈夔龙接济饷械，四川、贵州地方亦派军往援。滇桂义军与清军在老范寨、泥巴黑、羊子街等地相持二十余日，最后被清军击败。5月26日（四月廿七日），清军占领河口。黄明堂率600余人撤至越南境内，嗣被法国殖民当局勒逼缴械，强行遣散，河口起义遂宣告失败。</p><p>在缅甸地区，云南独立运动则以张成清为代表。 张成清，字石泉，清朝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出生，和顺乡人。其父是云南商人，到缅甸经商后娶缅妇为妻，生成清。幼年时，张成清就显得格外聪明，十分喜爱读书。13岁时，父母将他送回老家和顺，受业于范肇锡先生门下，公元1896年，张成清考取诸生，入腾越厅学学习。公元1899年张成清返回缅甸，学习英、印度及景颇、傈僳、彝族等语言。而缅语早在幼年时就已熟悉。</p><p>作为一名精通诸滇语言的学者，张成清坚决认同自己的云南人身份。公元1908年，张成清在曼德勒创立“云南死绝会”，会员为滇人和缅人共计一千多人。张成清在成立会上发表宣言道：“今我滇人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人人爱国爱乡爱种，统一精神，实行革命……将滇缅滇川滇桂铁路造成，滇越铁路赎回。再俟我民智民气民力充足，发五百万之死绝国民兵，助安南（越南）、缅甸、印度独立，若其不成，则我千五百万之云南人，同日同时同归于尽，以免如缅、越、印度人之为牛马奴隶，见羞世界……”</p><p>张成清号召以云南独立带动东南亚诸国独立的计划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当时群情激奋，声势浩大，上万观众都为之鼓掌。英国驻仰光总督知道此事后感到十分惊恐，下令抓捕张成清。得知消息后，张成清即离开曼德勒到缅缪，但最终未能脱险，于公元1909年八月十五日被英属缅甸当局处决，年仅31岁。滇侨闻听消息后，无不潸然泪下。公元1910年9月，吕志伊至缅甸仰光，听说张成清被处死在卑谬，到此寻访其尸，但始终未能找到，只能遥祭而去。</p><p>1908年5月下旬，云南民族主义者领袖之一的杨振鸿同黄毓英、杜钟琦等人，由日本取道新加坡、槟榔屿辗转到达缅甸，在仰光招收同盟会会员，并创办了《光华日报》 ，宣传反清革命，并联络这一地区的滇侨，建立滇缅边境革命据点。此后，杨振鸿由缅甸进入云南，准备在腾越一带发动起义。12月9日，杨振鸿在保山新街的马岭寨，召集各路义军，于当夜攻打保山城。但此前知府谢宇俊已得到情报，严加防守。而且起义军中，多是各地云南农民，虽有勇气，却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又没有锐利枪械，起义很快失败。起义失败后，杨振鸿返回马岭寨，准备力量再次进攻。但不幸的是，杨振鸿此时恶性痢疾复发，口吐鲜血，不得已只好带着起义志士１０余人，离开马岭寨，离开保山。走了数十里，杨振鸿再次吐血，不能再走，同行之人背着他，又行走了数十里。次日，一志士弄来马匹，将其带到保山蒲缥一农户家，并请来医生诊治。１２月１１日清晨，杨振鸿病逝于保山蒲缥，死时年仅３５岁。１９１２年４月，在李根源主持下，杨振鸿葬于保山太保山。</p><p>河口起义与保山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张成清与杨振鸿也为了滇民族的独立自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二人并没有白白牺牲，他们追求的滇民族的民族独立之路、乃至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之路，其正确性都将会在未来被时间证明:</p><p>1911年，大清帝国解体，云南独立，摆脱满洲殖民地地位。</p><p>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奥匈帝国、沙俄、奥斯曼土耳其崩溃，波兰、匈牙利、芬兰等国获得独立。</p><p>1945年，越南独立，摆脱法国殖民地地位。</p><p>1947年，印度独立，摆脱英国殖民地地位。</p><p>1948年，缅甸脱离英联邦，宣告独立。</p><p>4，云南民族主义者以满洲君主为主要敌人，所以为了廉价地发明反满的“民族英雄”，过分认同流寇阶级南明政权，以满洲人消灭南明为国耻，将李定国发明为滇人民族英雄。对南诏、大理历史缺乏正确的理解，仅仅看到了日本实现富国强兵的表象。导致了1911年云南独立以后并未整理好滇人的法统史。</p><p>综上所述，尽管云南民族主义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那个时代的前辈却成功地将云南民族发明了出来。当这些云南留日学生回滇后，很快就发挥了清教徒之于新大陆的作用。云南民族主义的勃兴正式进入了高潮阶段！</p><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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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03 Aug 2017 11:44:2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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