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只有一個」是許多人的直覺判斷。然而在性騷擾與性侵害事件中，真相往往不是一次就被看見，而是隨著當事人發聲、對方回應、旁人聲援與網友討論，逐漸拼湊成形。

2017 年 #MeToo 運動從美國擴散至全球，2023 年台灣也掀起 #MeToo 浪潮，從政壇、演藝圈到校園，陸續有受害者站出來說出經歷。但一般人從新聞與社群媒體上看到的內容，其實已經過媒體的挑選與包裝、或自己深藏的思想濾鏡所篩選。

從事媒體與性別研究 30 年的蕭蘋教授，長期關注流行文化中的女性形象與性別議題，近年她將研究重心轉向 #MeToo運動。她的最新研究想要了解：在人人都能上網發言的時代，#MeToo 事件的「真相」是如何在各方說法之間成形？

蕭蘋教授早年曾任《自由時報》政治組記者，後赴美攻讀大眾傳播博士。她表示，自己成長於台灣解嚴前後，親眼見證婦女運動興起；同時也觀察到許多才華洋溢的女性同學畢業後進入婚姻與家庭的各種經驗與實踐，這些經驗引發她對傳統性別常規的反思，也讓她對性別議題保持高度的關懷與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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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洋蔥與瞎子摸象：真相是一層層拼出來的

蕭蘋教授說明，所謂「真相是拼出來的」，並不是指真相是假的，而是大眾最後認定的那個版本，取決於誰有機會開口、誰的話被相信，以及媒體選擇報導哪些片段、標題如何下。她用兩個比喻形容：一是「剝洋蔥」，隨著新的說法與證據出現，事件一層層被揭開；二是「瞎子摸象」，爭議中的每一方都只知道其中一部分，沒有人掌握全貌。

她以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性侵案為例。2024 年 10 月，一名化名 Jane Doe 的女學生指控，她在校內兄弟會 Chi Phi 的會所遭多名男學生性侵。當地檢方當年決定不起訴；校方調查後雖認定多名學生有責任，最後僅兩人遭退學，其餘多半只需上性騷擾防治課程、撰寫反思報告。2026 年 9 月，受害者對校方與兄弟會提起訴訟，案件經 CNN 等媒體大幅報導後，檢方宣布重啟調查。

蕭蘋教授指出，受害者 J 遭侵害長達 7 小時，起初却不知道該如何形容自己的遭遇，直到朋友告訴她「If it’s without consent, it’s rape」（沒有同意，就是強暴），她才確定發生了什麼。後來另一名韓裔女學生接受 CNN 專訪，說出自己在同校遭性侵的經歷，並透露校方只要求加害者寫一篇報告。

她認為，這起案件從一個人的困惑開始，先在朋友間被說清楚，再經媒體公開，最後成為外界質疑名校包庇加害者的公共議題，正好說明了真相如何一層層浮現。

蕭蘋教授也提到，大多數人沒有親身經歷這些事件，只能透過新聞和社群媒體進行瞭解。媒體決定報什麼、不報什麼，也決定從誰的角度說故事。她觀察到，過去媒體報導性騷擾與性侵害時，常把事情描寫成受害者自己不小心，或單純的私人糾紛，卻忽略了雙方地位上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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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他說、她們說、網友說：真相的四種聲音

為了瞭解 #MeToo 事件中的真相如何成形，蕭蘋教授的研究團隊，針對個案，收集了《聯合新聞網》、《自由時報新聞網》與 Dcard平台上的相關內容進行分析。她表示，《聯合》與《自由》是台灣兩大報紙的網路版，能反映主流新聞如何報導這些事件。

至於為何選擇 Dcard，而不是名人最常發聲的 Facebook 或 PTT，蕭蘋教授說明，Dcard 聚集大量年輕使用者，討論與互動更加熱絡；加上團隊使用校內資管系開發的程式，完整取得 Dcard 上的討論資料。

在研究過程中，蕭蘋教授反覆閱讀大量報導與留言，從中整理出反覆出現的主題。蕭蘋教授強調，這些主題並非來自事前的設定，而是在逐篇閱讀的過程中慢慢浮現。最後，她歸納出四種共同影響事件真相的聲音：

她說：受害女性公開說出自己的遭遇。

他說：被指控者的澄清、否認、道歉或聲明。

她們說：其他女性，包括有類似經驗的人、同事與支持者，出面佐證或聲援。

網友說：網友在社群平台與新聞留言區的評論、質疑與選邊站。

蕭蘋教授指出，這四種聲音在新聞與網路上交錯、互相回應，有關這個事件的「真相」是什麼，就是在這樣的來回交錯之中逐漸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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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理想受害者」

蕭蘋教授指出，社會上普遍對受害者有一種想像：善良、柔弱、穿著保守，在深夜暗巷裡遭陌生人攻擊。一旦受害者不符合這個形象，例如穿短裙、去夜店，就容易反過來遭到質疑與指責。

她以台灣的大牙 #MeToo事件為例。2023 年 6 月，藝人大牙（周宜霈）在臉書指控，11 年前與當時的老闆黑人（陳建州）赴香港錄節目時，遭對方從後環抱性騷擾。陳建州與妻子范瑋琪隨後提告求償 1,000 萬元，之後撤回，改告妨害名譽。同年 12 月，台北地檢署認為大牙所言屬實，且事件涉及 MeToo 公共討論，對她作出不起訴處分。

蕭蘋教授表示，現實中大多數的性騷擾與性侵害，都發生在彼此認識的人之間，尤其是職場上的上司與下屬。大牙當時是員工，對方是老闆，兩人地位懸殊，與「暗巷裡的陌生人」的想像相去甚遠。她認為，當受害者不符合大眾的想像，往往更容易被檢討，也讓許多人因害怕而不敢開口。

然而，蕭蘋教授也觀察到，#MeToo 之後新聞的寫法有所改變。過去不少報導為了點閱率，直接引用帶有性暗示的對話當標題；近年報導焦點則逐漸從關注受害者是什麼樣的人，轉向加害者該負什麼責任。

報導的範圍也變廣了。過去新聞多半只報導有明顯肢體侵犯的案件，如今言語騷擾、主管利用職權施壓也會被報導。對於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外表與生活細節，媒體也比以前更加謹慎。蕭蘋教授表示，與歐美相比，台灣媒體在這方面的調整速度相當快。

廣告裡的性別符號：不只是一個人的事

除了新聞，廣告同樣影響大眾如何看待女性。在訪談中，我提出了一個廣告案例，2024 年 3 月，光陽機車推出 Ionex 電動機車電池方案「168 哩多惠」，強調每月 168 元、里程不限，並邀請味全龍韓籍啦啦隊員李多慧出席發表會，方案名稱即取自她名字的諧音。

蕭蘋教授認為，這項行銷以李多慧的名字諧音，搭配「騎到飽」這類帶有強烈性暗示的雙關語，等於把女性代言人當成性的談資，也迎合了「男性就該佔上風」的觀念，有很嚴重的性物化問題。

若代言人本人與經紀公司都不介意，外界是否還需要在意？蕭蘋教授的回答是肯定的。她說明，代言人在廣告中代表的不只是她自己，而是成為一個女性的象徵；即使當事人不在意，這類文案仍可能讓社會覺得拿女性開這種玩笑無妨，或女性也不會對此在意，影響的是所有女性。

蕭蘋教授也提到，廣告追求行銷效果可以理解，但不應因此忽略對性別的尊重。消費者也可以留意廣告傳遞的訊息是在支持正面進步的價值、或是鞏固傳統的意識型態，在決定是否支持一個品牌、或購買一個商品時，將這點一併納入考慮。

把羞恥還給加害者：發聲的意義

蕭蘋教授以法國的 Gisèle Pelicot 案為例，說明性暴力受害者公開發聲的意義。Gisèle 的前夫自 2011 年起、前後近十年，在她不知情下對她下藥，再透過網路找來陌生男子性侵她，並全程錄影。2024 年 12 月 19 日，法國法院判決 51 名被告全數有罪，她的前夫被判處最重的 20 年徒刑。審理期間，Gisèle 放棄匿名、公開面對審判，她提出「羞恥回到加害者身上 」(Shame must change sides )的訴求，勇敢翻轉對於性暴力受害者的污名。

蕭蘋教授表示，Gisèle 以真名、不遮臉地出現在法庭與媒體前，傳達的訊息是：該感到羞恥的是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過去受害者常被要求忍氣吞聲，只能獨自承受痛苦；她認為，當受害者說出經歷並被社會聽見和理解，才有機會放下傷痛、重新開始。

她也建議，受害者若決定公開發聲，保持冷靜有助於表達，但更重要的是身邊有支持的人。以大牙事件為例，後來陸續有其他受害者與同伴出面聲援，不僅分擔了她的壓力，也讓她的說法更容易取信於外界。

然而，在面對這樣沉重的題目，研究者本身也會受到影響。蕭蘋教授說，分析新聞時，她能保持一定距離；但每次公開分享研究，常有聽眾上前訴說自己多年前的受傷經驗。她表示，這時最重要的是尊重與傾聽，而這些聲音也提醒她，媒體論述上的進步要能影響和滲透真實的社會實踐，仍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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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證」就是真相嗎？

在 #MeToo 事件中，許多人會以檢方是否起訴、法院如何判決，作為判斷真相的標準，也就是網路上常說的「法院認證」。蕭蘋教授指出，法律必須依據明確的證據，結果只有有罪或無罪；但性騷擾常牽涉上下關係與心理壓力，「對方是否同意」也往往不是黑白分明，很難只靠一份判決說清楚。她認為，法律之外，社會仍需要持續討論，慢慢對「什麼是同意」建立共識，法律也才會跟著進步。

溫和的人，為何在網路上變成酸民？

社群平台會利用演算法，根據使用者的喜好推送內容，時間一久，使用者看到的多半是與自己想法相近的聲音，形成所謂的「同溫層（echo chamber） 」。蕭蘋教授指出，這容易造成意見的極化，讓不同立場的人愈來愈對立，甚至引發酸民與仇恨言論。

蕭蘋教授觀察到，即使是平日溫和有禮的人，在網路上討論政治等爭議議題時，也可能言詞變得尖銳，甚至出現仇恨言論。她認為，問題未必出在個人本性，而是平台持續推送立場相同的內容，讓情緒在同溫層中不斷放大，長期下來，理性對話的空間也隨之縮小。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她的 #MeToo 研究中。在四種聲音裡，「網友說」指的就是 Dcard 留言區上的評論、質疑和選邊站，它和其他三種聲音一起影響大眾對事件的看法。蕭蘋教授提醒，網路貼文與留言多半零碎且帶有情緒，若只靠這些，很難看清性騷擾事件的全貌。

不過她也認為，社群媒體並非只有壞處。在網友與公眾的監督下，台灣媒體的報導方式持續調整；社群也讓受害者更容易找到同伴與支持。同一個平台既可能放大酸民的聲音，也可能匯聚聲援的力量。

針對一般讀者如何避免受到演算法的操控而囿限於同溫層之中，蕭蘋教授提出三項建議：

1. 不要只看社群媒體上的新聞或評論：社群媒體上的訊息往往零碎且情緒化，難以呈現事情全貌。
2. 直接到新聞網站上閱讀有深度的報導：養成直接閱讀優質新聞網站的習慣，了解事件完整的來龍去脈。

3.像記者一樣「比報」：同一件事，多看幾家不同立場媒體的報導。即使已有自己的看法，也試著理解觀點相反的人怎麼想。

蕭蘋教授認為，只要社會還願意理解不同立場的人，就不至於走向極端對立，彼此也才有對話的空間。真相不會自己出現，它需要有人說，也需要有人願意聽。

真相不是一次揭曉，而是一次次發聲與傾聽的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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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 碩士生 楊家瑜

台灣傳播學會在今年6月15–16日連續兩天舉辦「城市行銷」及「南方影視與流行文化產業發展」論壇，邀請到市府高層、場館執行長、策展人及頂尖創作者，共同拆解高雄如何翻轉「重工業」標籤。數據顯示高雄去年舉辦超過109場演唱會，創造52億元產值，但這背後不只是煙火，更是透過「把粉絲放在C位」的行政極致化，讓這座城市從接待者轉型為生產者，一場以南方為座標的文化轉型正在發生。

孫秀蕙：打造冬日遊樂園 — 從樂迷視野看城市行銷的文化底蘊
第一場城市行銷論壇主持人孫秀蕙教授首先以小小的樂迷身分出發，分享她為了體驗在地 Live House，「特地在跨年後安排了一個4天3夜的旅行，而且就住在鹽埕區」。她認為高雄與台北最大的差異在於天氣，「台北的天氣就那麼的不隨人願…大家就很渴望說，冬天有一個陽光燦爛的地方」。她提出冬日遊樂園的概念，認為高雄成功吸引東南亞與北方的觀光客前來避冬並享受高品質的音樂體驗。孫教授指出根據 BBC 的報導，亞洲追星族湧向高雄的重要原因是性價比非常的高，旅客對於旅遊與看演唱會的成本感到非常滿意。

孫教授更進一步對高雄提出深層建議，她認為「駁二特區應該搭配一個比較規模性的、區域性的社區活化，特別是在鹽埕區」。她建議應透過文創經濟活化，結合在地小吃的美食底蘊，「讓鹽埕區可以延續這個藝文展演的策展底蘊…變成一個城市的『文化散策地圖』」。她特別提到鹽埕區擁有如台南中西區般的小吃實力，像是「傳統的素粽啊，或者是虱目魚湯」，且區內已出現如黑膠喫茶店等具異國情調的空間。最後她也期許高雄能打造更成熟的在地產業鏈，「我覺得高雄作為一個城市，不需要一直靠台北那邊的藝人下來。我覺得有一天，也許高雄有自己的天團會誕生！」。她以披頭四為例，說明偉大樂團不一定來自首都，高雄具備發展出獨特城市音樂品牌的潛力。

李懷仁：戰情室裡的粉絲 C 位 — UGC 的行銷心機
高雄市副市長李懷仁詳解演唱會經濟成功的幕後細節。他強調市府的核心概念是「把粉絲放在 C 位」，這隱藏了一個心機：「我們可以讓粉絲生產更多的 UGC內容。UGC 內容的行銷比我們自己花錢去行銷來得更快速、更能夠打動核心的 TA」。以 BLACKPINK 點燈為例，市府花三個月溝通，將地標轉化為「大型的手燈」，核心邏輯就是用粉絲理解的方式來做行銷。他提到：「如果我把城市變成一個大的手燈，那就有機會 touch 到粉絲在想什麼」，這種策略讓行銷成本最低且效果最精準。

李副市長更展示「戰情室」隨時監控的數據力量。他分享到當觀察到女性比例偏高，市府便啟動機制：「把世運主場館建築物裡面所有的男廁所，全部改成女廁所」，因為女性上廁所注重的隱私與時間都相對較長。針對粉絲年齡層，若發現 20 歲以下比例偏高，便會預判家長接送需求並開闢暫時停靠區，「我們當天晚上就開會到 12 點把這個事情處理完」。此外他解析面額 50 元的商圈夜市優惠券，指出其回收率只有 25%，並表示未被使用的優惠券也能發揮宣傳效益，讓市府能以極低成本精準觸及目標客群。他觀察到粉絲散場後會去排隊買紅茶，這就是消費的引流，平均能換回 200 元以上的效益。他強調：「我們是趁這些 IP 把高雄傳達出去…傳達高雄這個地方的城市印象是什麼」，讓跨國偶像的千萬粉絲自發成為高雄的推銷員。

丁度嵐：從「玩場館」到「玩城市」 — — 巡演邏輯與人才回流的品牌經營
丁度嵐執行長在兩場論壇中展現了製作人與經營者的雙重視野：第一場他以資深製作人視角指出演唱會已變成「唱片流行音樂界最主要的收益來源」，因此必須強調體驗經濟。他解析巡演的操作核心在於可複製與攤提，必須透過精算的密度來達成收支平衡，這種時間密度的管理是國際巡演的關鍵。他更自豪地比較高雄世運主場館的優勢：「它可以放煙火…它可以放空拍機，相較於台北（大巨蛋）它不行」，這讓高雄成為全台最能還原國際製作的場地。他認為從「怎麼去玩場館」到最後如何「玩一座城市」，就是高雄成功的技術核心。

在次日論壇，他轉向分享高流的品牌哲學，將其定位為「學員、樂園、新樂園」三位一體。他致力於幫流行音樂開創另外一條路，例如創新的VTuber 音樂祭，利用動態捕捉技術達成現場的實時互動。針對南方人才斷層，他提出驚人的放手策略：「我在做高流的時候，我很習慣把人趕出去。」。他鼓勵同仁去台北或業界實戰，「去學的是學會上面的人們怎麼去做判斷…為什麼這個時候這首歌要當第一主打歌？」。他深信唯有當員工具備產業決策力再回流，才能構築出真正有機的產業鏈生態。

簡妙如：南方作為全球視角 — — 在地理邊際發揮最大效益的論述
第二場南方影視論壇的主持人、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簡妙如為「南方」注入了更深的意涵。她認為南方不只是地理位置，更應被視為全球脈絡下的南方視角：「我們要如何從一個看起來資源有限的一個地理條件…但是還能夠發揮他最大的效益，然後拓展出去？」。她觀察到高雄這幾年透過內惟藝術中心、高雄電影節等設施，成功挖掘出讓大眾耳目一新的文化品牌。她指出南方其實有兩個層次：除了是台灣地理的南方，台灣在全世界也處於南方的地位，這讓高雄的轉型經驗具備了走向國際的潛力。

簡教授特別強調「行政法人化」與「人才培育」的連結，她期許這種由機構推動的路徑，能讓產業鏈中的人才能夠留下來，或者是持續創作，「讓產業鏈可以有持續的人才可以留下來，或者是持續的創作，以及要如何讓這樣的創作也能夠走向國際」。她回顧高流與電影館的發展，認為丁度嵐執行長與黃皓傑館長奠定了堅實基礎。她指出從機構角色出發去推動產業路徑，不僅是為了解決資源限制，更是要創造出能與全球競爭的獨特生態位。她期許南方的生產力能從單點爆發轉化為有機的產業鏈生態，讓創作能量在南方這塊土壤上能持續自然地繁榮發展。

黃皓傑：人才孵化的行政彈性 — — 從短片、長片到 VR 的一條龍服務
高雄市電影館館長黃皓傑強調，2017 年啟動的「行政法人」制度是關鍵轉捩點。這套制度讓「專業人員開始進入，公務人員開始退出」，賦予館方專業策展與自籌財源的能力。他指出電影館的核心角色是人才孵化器，透過「高雄拍」計畫提供年輕創作者畢業後的第一筆資金：「短片是很多創作者學校的畢製…最有可能拍出他第一部作品的」。他強調若忽略短片直接跳往長片，產業會出現斷層；高雄正是透過持續的補助，讓名導如徐漢強、黃信堯的長片雛形在此萌芽。

除了資金，黃館長更提到高雄首創的影視協拍中心，提供住宿、場地及行銷補助，打造一條龍的服務。他指出協拍中心不僅負責場地申請，連住宿的補助都有，因為從北部下來，很多人都會有住宿的困難。更令人驚艷的是，高雄自 2017 年便領先全球投入 VR 領域，作品多次入圍威尼斯與日舞影展，「我們以前很難想像說我們高雄電影館可以去跟威尼斯影展…做一些交流」。他認為透過「XR 大觀」這種新科技媒介，高雄成功打破傳統電影與劇場的界線，吸引全球頂尖人才齊聚南方。針對教育，他也將教具箱帶入國小，從小培養對影視文化的理解。

林生祥：以傳統為座標的聲音 — — 從菸樓錄音到奧斯卡視野
獨立音樂人林生祥分享南方土地如何賦予創作生命力。他回顧 1998 年回到美濃，將「客家山歌跟八音」等傳統元素鎖定為創作新作品的座標。他分享了早期為克服錄音室不足，在菸樓設置「野戰錄音室」錄製《菊花夜行軍》的經歷，「很多那個發燒友都很喜歡買《菊花夜行軍》因為他們要聽那個鐵牛車的聲音」。對他而言，南方不只是地理位置，更是音樂中不可替代的機械聲與母語律動；他甚至必須委託師傅改造「六弦月琴」或選用科學嗩吶來精準呈現音準。

林生祥也闡述音樂與地方政策的良性互動，如推動新校歌運動，以母語為母校撰寫校歌，「現在客委會在某一些客家的地區的國小開始推新的母語校歌運動」。此外他利用國際樂評網絡打開巡演門路，足跡遍及捷克、法國等地。近年他更在東京樂評人小倉久支持下，將《江湖卡夫卡》推向日本正式發行。對於影視連結，他透過參與《大佛普拉斯》與《陽光普照》配樂進入奧斯卡短名單，他感嘆：「電影很難嘛..拍出來也不一定是成功的」，指出那份神性源自創作者對土地底蘊長期深刻的挖掘。他認為當代創作者不應再感嘆世界不懂自己，因為在「宅錄」時代，重點在於「你自己有沒有準備好好的東西」。

孫介珩：在旗津海景中捕捉歷史細節 — — 立足高雄的全球視角
《聽海湧》導演孫介珩以「人才回流」身分，分享他在高雄找到的創作舒適圈。他指出高雄友善的環境有助於沉澱，「我很清楚就是高雄是一個對創作比較友善的環境」。他以《聽海湧》為例，說明創作者應想得比場館更多，深入思考「這個場館他的任務、他的角色跟這個土地的關係」。他強調雖然台北擁有完善產業，但他選擇留在高雄，並透過文創人才回流計畫開展影視事業，在高雄找到了與在地歷史對話的獨特方式。

孫導演對細節追求極致，他堅持《聽海湧》的角色必須是高雄人，且台語台詞要符合「80 年前的高雄腔」，因為他在旗津看到的海景就是最好的田調場域。他更分享向高博館申請典藏文物的過程，讓劇組去「摸」紙張質地，以呈現真實說服力，「現在的觀眾真的眼睛非常的利。就是一封書信你用的是 Double A 的影印紙、還是你用的是處理過的仿舊的紙，其實觀眾完全看得出來」。這種態度讓他成功在南星計畫區還原南洋戰場，並入圍歐洲影集展。他認為雖然南方資源相對較少，「但也因為這樣的限制，其實我們看的不是…台灣這個島上有什麼資源」，而是從全球視角如菲律賓、法國拉入資源，讓南方的故事最終能引起跨文化共鳴。

袁支翔：結構性的理性觀察 — 影視產業聚落的生成邏輯
NMEA 秘書長、資深製片袁支翔從產業結構面冷靜分析。他指出創意產業可分為創意生成、製作、行銷發行、消費、教育五環。他觀察到高雄在「製作」環節非常成功，特別是動畫和特效產業因營運成本優勢已形成聚落，「營運成本比較低廉。所以你既然用同樣的人同樣的辦公室，在這邊一定比較豪華」。他分析高雄的優質環境在創意生成階段極具優勢，能吸引創作者回流。

然而他也點出了最難攻克的關卡：行銷與發行，這部分仍被北部掌握，導致人才容易在專案後飄回台北。他指出文化產業對通路發行是極嚴格管制，「行銷跟發行環節是最難最難吸引的一個環節」。他分享友人感嘆：「如果你住在高雄，要到台北去開會有多麻煩」，強調即時性與人脈在影視業至關重要。

在教育端他觀察到南方技職體系能提供即戰力，但「一般型大學訓練出來的人才…未必馬上可以用」，這種人才定位的兩難，讓他在思考南方聚落時，強調文化產業的形成是整個網絡的協作，不能單靠政府投錢。他語重心長地提醒，即便目前有漂亮煙火，如何建立完整網絡將人留下來，仍是下一階段的嚴峻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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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者：蘇怡如

每天打開手機與電視，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政治惡鬥與格式高度相似的即時新聞，是否常讓你感到無奈？在台灣許多閱聽人對於新聞與網路訊息的真偽早已從關注走向麻木，甚至形成了「不求真實」的收視習慣。

為了釐清台灣媒體與網路不實訊息的深層病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王維菁、廖執善、蔣旭政與周昆璋共同發表《利用AI技術偵測假新聞之實證研究》。本篇專訪特別邀請到其中兩位作者 — — 王維菁教授與廖執善老師，從傳播學與資訊工程的跨領域視角出發，帶我們從建構台灣首套「新聞可信度評估系統」談起，一路延伸至當前大型語言模型（LLM）狂飆下的 AI 倫理與治理困境。研究團隊指出，人類社會已邁入「後真相時代」，當大眾不再偏執於真相本身，如何透過 AI 技術進行訊息辨識與社會治理，無疑是一場極具挑戰的時代實驗。

建立客觀基準：台灣新聞可信度評估系統

探討台灣網路不實訊息的困境，必須先從其獨特的資訊生態談起。王教授指出，研究團隊在幾年前發起這項研究時，台灣社會正受到大量去中心化不實訊息、帶有政治意圖內容的衝擊，「認知作戰」等概念亦開始被頻繁討論。王教授解釋，所謂「後真相」，並非指世界上不再有客觀事實，而是指人們越來越傾向從自身的認知、經驗、價值立場與社群同溫層去理解世界，導致「真相眾說紛紜」。就像瞎子摸象，摸到象鼻子或象尾巴的人都宣稱自己掌握了真相。當社會缺乏對基礎事實的共識，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溝通便陷入極度混亂。

為了在眾說紛紜的網路環境中尋找客觀基準，團隊著手建構了台灣第一個「新聞可信度評估系統」。廖老師說明，團隊利用網路爬蟲技術，就像派出自動化程式定期在網路上蒐集文章，並明確區分了「真新聞」與「內容農場（假新聞）」。其中正式新聞主要爬取台灣四大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等具有權威性與正式編採規範的主流媒體網站；而內容農場來源則針對常更換網址、標題誇張聳動且作者多為代號的網站（如早期常見的「琦琦看新聞」等）進行收集。

廖老師特別強調，團隊在命名與定位上極為謹慎。由於系統無法像傳統事實查核中心一樣對每一篇文章進行人工逐筆查證，因此系統並非對新聞進行絕對的「真假判斷」，而是評估其「可信任度（Credibility）」。王教授補充，機器訓練出來的結果是以「信心區間」來呈現，也就是告訴使用者這篇文章落在多高的信任機率範圍內。這種設計也是為了避免在立場高度對立的後真相時代，因直接指稱他人收看的新聞為「假」而引發強烈反彈與情緒對立。在語言處理上，廖老師表示當時特別向中央研究院申請授權使用 CKIP（中文詞庫小組）斷詞系統，使用國產繁體中文模型，能精準辨識台灣在地用語，避免使用中國大陸簡體字模型帶來的語意習慣偏差。

揭開演算法黑盒子：從自然語言處理到深度神經網路

對於非資訊工程背景的閱聽眾而言，機器學習與自然語言處理（NLP）往往像是難以透視的「黑盒子」。廖老師針對研究中的核心技術進行了白話解析。在自然語言處理（NLP）與向量化方面，電腦其實看不懂人類文字，NLP 就是把輸入的文章轉換成數學上的「向量」坐標。電腦透過計算這些坐標在空間中的距離與關係來理解語意，距離越近代表意思越相近。我們平時常見的「文字雲」，就是電腦算出特定詞組的出現頻率與向量後呈現的視覺化結果。王教授也補述，現代大語言模型（LLM）回答問題，本質上也是一種極為複雜的「文字向量接龍」，依據機率計算下一個最可能出現的詞彙。

本研究採用的則是機器學習中的「監督式學習」。廖老師表示，這就像老師帶著學生做題目，「監督式」的關鍵在於訓練資料必須先由人工貼上標準答案的「標籤（Label）」。系統建構的第一步是資料預處理與清理（Data Preprocessing），廖老師特別強調「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資訊工程鐵律，必須先把爬蟲抓回來的雜訊過濾乾淨，才能確保訓練資料集的品質。接著進行探索性數據分析（EDA），從新聞發布時間、作者、網址標題與內文欄位中解析資訊結構。

在特徵工程（Feature Engineering）階段，團隊結合中研院 CKIP 斷詞工具，分析文章的標點符號使用頻率以及斷詞長度，最終提取出了 84 個特徵維度（dim）。模型選擇與演算法訓練則採用了深度神經網路（DNN）。廖老師說明，DNN 是模擬人類大腦神經元交織運算的多層網路技術，當運算層數越來越多、架構越來越複雜時，連工程師都難以一眼看穿中間的推理邏輯，因而形成了大眾所稱的「黑盒子」；但拆解到最基礎的底層，其實就是無數個二元一次方程式等數學原理的堆疊。最後研究人員透過模型微調（Fine-tuning），像調音師一樣窮舉調整各項參數，直到系統的評估曲線與準確度達到最佳狀態。

文本密碼大公開：訓練模型抓出內容農場的語言痕跡

經過大量的資料訓練與測試，該系統展現出了高度的辨識能力與穩定度。在模型穩定度方面，廖老師指出，衡量訓練誤差的「損失度（Loss）」隨著學習次數穩定下降並收斂至極低點，未出現劇烈震盪，顯示模型達到穩定狀態。在最佳參數設定與 200 回合的訓練後，系統辨識準確度最高達到了 90.53%。

在具體的新聞媒體可信度評估中，研究呈現了顯著的分歧。其中中央社在系統評測中展現出最高的可信度分數（81.32%）；東森新聞雲得分略低，但仍達七成以上（74.306%）。整體趨勢顯示，主流傳統媒體的可信度分數高達七成以上，顯著高於內容農場（例如「每日頭條」平均可信度僅約 12.22%）。廖老師提到，這樣的實證結果相當符合一般的社會認知，證實了正規新聞機構在採訪與審稿流程下，其文本特徵仍與純粹以吸引點擊為目的的內容農場有實質差異。

此外系統透過這 84 個特徵維度，成功抓出了兩者在語言痕跡上的微小差異。例如內容農場文章中的「逗號」使用頻率異常偏高（虛假新聞內文平均高達 49.6 個/篇，遠高於一般新聞的 33.4 個/篇，約高出 1.5 倍）；特定虛詞或連接詞（如「的之得地」：一般新聞平均 12 個/篇，虛假新聞則高達 30.5 個/篇）的使用比例也有劇烈差異。這些統計學上的語言特徵與修辭贅詞率，成為演算法劃分文章可信度的關鍵密碼。

從假新聞辨識轉向 AI 全面治理

儘管成功建構了高準確率的模型，該計畫在後續推廣與實際應用上卻面臨了現實環境的嚴峻挑戰。在系統營運與社會落地的難關方面，王教授與廖老師坦言，研究計畫最終停留在當年的階段。首先是資料庫更新成本高昂，不實訊息的手法不斷進化，若要維持高準確率就必須持續採購最新的新聞資料庫（如聯合報完整全文庫），計畫結束後便面臨資金與人力斷層。

其次是反爬蟲機制興起，近年各大新聞網站為了保護版權紛紛設置嚴格防火牆，讓免費取得高品質訓練資料的難度劇增。再者是社會心理與大眾態度的阻礙，王教授深刻指出，工具開發是一回事，能否被社會接受又是另一回事。在立場對立的社會中，民眾對於事實查核機構或機器產生的判定往往抱持敵意與懷疑，認為背後帶有政治色彩。更關鍵的是大眾對真相的冷漠，王教授無奈地表示，現代許多民眾看新聞本質上是「看爽的」，追求的是情緒抒發與立場符合而非真相本身。當大眾不在乎真假時，事實查核工具的社會影響力自然受到極大限制。

與此同時大型語言模型（LLM）也帶來劇烈的技術範式轉移。隨著通用生成式 AI（如 ChatGPT）爆發，機器學習的邏輯發生轉變。廖老師指出，早期的專用模型高度依賴專門人員進行人工預處理與特徵標註；而現在的 LLM 擁有百億至千億級（80B+）的龐大參數量，具備強大的通用理解與自我生成能力。現在的閱聽眾只需透過自然語言（Prompt）與 AI 代理程式（Agent），就能完成過去需要編寫複雜程式碼才能達成的分析任務。王教授笑稱，現在大眾若懷疑訊息真偽，直接詢問 ChatGPT 進行剖析，其便利性與互動性已超越了過去單一功能的專用辨識軟體。

面對技術演進與媒體環境的悲觀現實，王教授與廖老師並未退縮，而是選擇往前進化，將研究焦點從單純的新聞判讀，轉向成立「AI 倫理與治理中心」。在國科會計畫、教育部深耕計畫與臺師大校方支持下，團隊跨領域組成了包含資工、傳播等 20 多位學者專家，展開全方位的 AI 治理布局。

王教授與廖老師詳細介紹該中心目前的核心業務。中心正在建立 AI 風險資料庫，系統性地蒐集國內外因 AI 技術引發的偏見與危害事件，特別聚焦於兒少、高齡者與性別等弱勢族群受害案例。也積極擬定地方政府 AI 運用指引，因應《人工智慧基本法》推動，協助雲林、高雄等縣市規範公部門使用 AI 的安全界線。

在推動 AI 傳播素養教育上，王教授指出，他發現大學生雖高度頻繁使用 AI，卻對風險極度無知，存在嚴重的情感依賴與「大腦外包」現象；高齡族群則面臨極高的 AI Deepfake 詐騙風險，團隊將出版新版《AI 時代的數位傳播素養教育》推廣普及。最後中心大力倡導「主權 AI（Sovereign AI）」與落地系統，提醒法律、金融等敏感個資絕不能直接連上外國模型，必須使用在地封閉模型進行訓練，才能確保個人資訊安全不外洩。

築起倫理防線：重建社會信任

從幾年前探索繁體中文新聞可信度，到如今推動全方位的 AI 倫理治理，廖老師與王教授的學術歷程見證了人工智慧技術的巨大飛躍，也深刻體會到科技與社會心理之間的複雜拉扯。

王教授坦言，面對 AI 技術的狂飆，科技公司往往為了搶占市場商業先機而無視倫理風險，法律與社會規範則永遠在後方艱難追趕。但正是因為 AI 將成為未來數十年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核心基礎設施，倫理與治理的建構才顯得不可或缺。

「雖然科技跑得很前面，管理跟規範都在後面追，但總是要開始。有開始就有希望。」王教授如此總結。從評估新聞的可信度，到評估 AI 系統本身的安全性與倫理風險，這項工作不僅是在面對技術的挑戰，更是在後真相的混沌時代中，為人類社會守住彼此信任與溝通的最後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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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台不靠新聞賺錢？媒體尋租、管制俘虜與台灣民主危機
• 撕開強人政治的公關面紗：蔣經國時期的「雙面本土化」與台語文化邊緣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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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者：楊家瑜

當我們每天看電視、滑手機，鋪天蓋地而來的政治惡鬥與格式驚人相似的即時新聞，是否曾讓你感到無奈？在台灣，許多閱聽人對於新聞表現早已從憤怒走向麻木，甚至形成了「各選立場、不求真實」的極端收視習慣，然而，在這失序現象背後，隱藏著一場深刻且危險的傳播產業系統性危機。

為了釐清台灣媒體生態的深層病灶，國立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王維菁教授結合其傳播政治經濟學底蘊與管制機關的實務觀察，針砭數位巨頭壟斷、本土政商尋租、管制體制失能等多重困境。王維菁指出，台灣新聞業正處於「歷史上令人悲傷的狀態」，若無法透過立法或體制重組重構商業模式，新聞作為民主基石的公共價值將不斷被侵蝕消逝。

先天不良與後天失調：台灣電視新聞的黃金囚徒

探討台灣媒體的困境，必須先從其獨特的市場結構談起，王維菁指出，台灣大眾傳播市場正面臨嚴重的「先天不良」，台灣僅有兩千三百多萬人口，卻擁有高達 19 個全天候運作的電視新聞頻道，在如此狹小的市場容量中，大量同質性極高的頻道激烈廝殺，導致單一媒體能分配到的資源極度匱乏。

在過去二十年間，傳統媒體賴以生存的廣告營收，朝跨國數位平台流失，雖然公平會報告名義上認定這些跨國平台沒有法規定義上的市場壟斷，但在實際上，跨國平台幾乎截走了台灣網路廣告市場的絕大部分收益。與此同時，閱聽眾觀看電視習慣改變，線性電視收視率急速下滑，傳統新聞業的正常商業模式已被破壞殆盡。

王維菁強調，當正常的商業模式破壞光了，就不會再有正派企業認為做新聞是可以賺錢的。如果新聞不能賺錢，要怎麼去負擔生產成本與記者薪水？在市場極度萎縮、數位平台掠奪的歷史共業下，台灣新聞台為了活下去，衍生出兩種高度扭曲且畸形的生存方式。

畸形生存路徑之一：政商尋租與土地開發利益的結合

第一種畸形生存路徑，是新聞媒體集團與土地開發利益集團的深度捆綁，由於新聞本業無法獲利，台灣幾大新聞台的所有權近年來紛紛落入大型建商或與地產利益盤根錯節的企業手中。

這形成了典型的「媒體尋租」現象。所謂「尋租」，是指企業不把資源投入在本業的實質生產（例如好好產製優質新聞），而是利用擁有的媒體影響力作為政治籌碼，去影響政治決策、勾結地方政府，進而獲取不正當的特殊利益（如地目變更、土地開發案與環評過關等）。

以某媒體集團為例，其母集團身兼龐大的建築營造背景，電視台內部充斥著大量推銷自家建案的房地產節目，這種編採與商業的同流，核心在於地產利益需要強大的地方政治關係。近年來建商財團大舉收購新聞台等行為，完全是複製這套致勝方程式 — — 用新聞媒體編織政治關係網絡，再將政治影響力變現為土地炒作的龐大暴利。

畸形生存路徑之二：政府標案控制與黑箱政治酬傭

第二種生存路徑則是對政府預算的極度依賴。政府的「整合行銷標案」，如今已成為各大新聞台不可或缺的續命資源。

訪談實務經驗顯示，業界內部存在著清晰的政治潛規則：中央執政屬於綠色陣營，特定的親綠新聞台經常拿到金額最龐大、規模最大的政策標案。對於親綠媒體而言，有了政府預算挹注，母集團甚至不需要撥款支持新聞台，即可達到影響言論、美化執政的效果。這可能導致政治立場較為中性的電視台無法分食這塊政治資源大餅，且在收視率上也兩邊不討好。

這種依賴政府標案度日的現象，被王維菁形容為「政府對媒體的收買與控制」。當媒體的財務命脈掌握在執政者的標案審查中，新聞媒體本應具備的第四權監督功能便蕩然無存，進而變成了政治人物分配利益、資源與酬傭派系的工具。

「管制俘虜」的悲歌：NCC 為何對亂象束手無策？

在媒體尋租與政商勾結背後，本應扮演中立裁判的獨立主管機關 —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為何陷入失能的狀態？王維菁指出，這涉及了另一個核心理論概念：「管制俘虜」。

王維菁解釋，當媒體財團透過更高層的政治關係與執政黨達成利益結盟時，居於下位階的管制機關（NCC），反而會被這些受管制者反向控制與俘虜，面對財團的違規與偏頗表現，管制機關往往因為頂層政治壓力而束手無策。

另外，回顧近年來較引人注目的管制挫敗，例如《數位中介服務法》的胎死腹中。王維菁透露，該法案當初的立法動機存在著本質上的問題，在2018年地方選舉後，政府深感焦慮，將敗選主因歸咎於網路假新聞氾濫，因而期望 NCC 推動網路立法。然而，這與學者長期倡導的「管制平台（管制巨頭演算法與壟斷）」有所出入，政府的核心目標是想管內容、抓假新聞。

此出發點導致法案在設計上觸犯了言論自由的紅線。當時行政院在草案中加入「緊急限制令」等相關條款，授權司法單位在認定特定訊息為假消息時，可要求平台將內容下架或加註警語，這些條文引起社會極大反彈，因為訊息真假在高度極化的社會中涉及意識形態立場，且在推動立法時也未能與司法院充分溝通，忽視法官實際上並無力承擔海量網路言論審查的工作負荷。此外，NCC在溝通上也未能說明非商業營利平台豁免條款，導致批踢踢（PTT）等本土小型社群平台因恐慌而率先反對，在公聽會引發輿論海嘯後，行政院旋即下令收回法案，使原本可以規範跨國平台巨擘的法案因緊急限制令等相關條款而一起胎死腹中。

這也導致台灣當前極度失衡的管制架構：影響力與營收不斷下滑的傳統廣電媒體受到的嚴格法規限制，形同「向窮人徵最多的稅」；相反地，壟斷廣告營收的跨國數位平台卻處於「缺乏母法管制」狀態，不需承擔在地新聞生產成本與社會責任。

假「議價」真威脅：政府的退縮與關稅的陰影

既然傳統新聞媒體營收雪崩，國際上行之有年的「新聞議價法（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是否能成為台灣的解方？加拿大與澳洲均已成功立法，迫使 Google 和 Meta 必須為使用新聞內容而向在地媒體支付版權分潤或挹注新聞基金，但為什麼台灣做不到？

首先，在台灣內部討論中，新聞業界因利益分配不同而無法團結：大型電視台與報業希望採取「直接議價分潤」，而雜誌等中小型多元媒體則主張建立「獨立新聞基金」進行二次分配。好不容易學者與業界整合出「基金與議價雙軌並行」的共識，但行政院卻擔憂美國川普政府可能會對台灣實施貿易報復、調高關稅。

此也暴露出台灣地緣政治與高度仰賴科技業外銷獲益的集體焦慮，對政府而言，保護台積電、維繫台美科技供應鏈與低貿易關稅的優先性，遠遠高於解決台灣在地的新聞產業問題。在數發部與行政院的雙重消極抵制下，即便立法院曾出現過13個立委提出的個別版本，沒有行政院的配合執行意願，立法最終只能無以為繼。

惡性循環的極致：仇恨有害言論、慈善新聞學與人才斷層

當前灣新聞生態陷入了令人悲觀的惡性循環， 為了追求收視、點閱率與政治宿主的利益，名嘴與媒體每天大量製造高度極化、充滿仇恨毒素的「有害言論」。這使得媒體不再是促成社會理性溝通的公共領域，而是加劇社會撕裂、導致政治極度對立、彼此不斷內耗的罪魁禍首，造成公共理性討論空間的消亡，與仇恨有害言論充斥社會。

面臨整體新聞環境惡化，優質的深度報導或調查報導只能走上非營利、捐贈贊助等「慈善新聞學」之路。但大型商業媒體的常態營運難仰賴此模式生存，當連歷史悠久、品質優良的媒體都開始面臨轉盈為虧的財務危機，顯示台灣優質商業新聞媒體的生存空間也已被壓縮至無限小。

新聞產業環境惡劣至此，新聞傳播系所招生也大幅下滑，完成學業的學生也越來越少人要走上傳統新聞業之路，轉入網路與行銷領域已成為新聞傳播學生的就業主流。王維菁感嘆，現在留在線上的優秀新聞工作者，全都是二十年前黃金時代遺留下來的老將，以當前低薪與高消耗環境，台灣未來將徹底面臨「新聞無人才」的處境。

破局思考：打掉重練，建立公共財與組織重組

面對悲觀的未來，台灣新聞媒體的出路究竟在哪裡？王維菁認為，修補式的微調已無濟於事，台灣必須展現大刀闊斧的結構性變革。

首先，應將新聞視為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公共財，既然在自由市場中，新聞業正常的商業營利模式已近乎瓦解，且尋租與管制俘虜導致的社會正義成本高昂，那麼擴大公廣集團的新聞生產、訂定保障基層記者的薪資與獨立編採空間的機制等，也許是維護新聞品質、理性民主對話與公共利益的出路之一。雖然這依舊會引發「公廣集團是否流於政府操控工具」的疑慮，但在目前狀態下，公廣集團仍受社會與民意機關監督，表現依舊比尋租及政媒掛勾媒體表現較令人信任。

其次，修正現有的通訊傳播管制架構。當前的 NCC 是一個將「電信發展」與「媒體內容管制」強行綁在一起的產物。但在實務上，電信產業涉及頻譜分配與基礎建設，需要的是行政部會的發展引導與輔導，而非言論管制。如今數發部成立後，許多電信業務已移撥數發部，導致電信業者同時面對數發部與 NCC 兩個主管機關，有時會出現行政效率不彰，有礙產業發展。

因此王維菁建議，國家可將電信與網路基礎建設業務等均回歸數發部統一事權。在內容管制層面，則可效法韓國或英國體制，設立一個獨立於政黨更迭之外的「二級內容審議獨立委員會」。這個新委員會的委員任命應屏棄現行「由行政院長提名、或流於政黨分贓與政治不信任」的僵局模式，也許改由跨黨派高門檻混雜提名。

最重要的是，新的傳播規管權限必須與時俱進，不能僅管制廣電媒體，而必須擁有對網路平台、數位巨頭的管理、社會責任與壟斷行為可實質規管的法律授權與依據。而納入人工智慧、跨國網路平台業者的新聞議價與基金立法，也仍是在新聞舊商業模式崩潰，新商業模式未出現前，應該繼續努力的方向。

台灣的民主轉型曾是國際奇蹟，而自由的媒體環境曾是奇蹟上最耀眼的珍珠。然而，當珍珠在跨國科技集團、土地開發利益與管制俘虜的夾擊下逐步蒙塵、甚至成為政治仇恨與極端對立的源頭，每一個公民可能都在為這場民主的潰敗付出代價。王維菁教授的警示不只是學術象牙塔內的囈語，而是新聞大傳前線沉痛的求救信號，台灣社會應共同直面這場不容再拖延的傳播體制大變革了。

採訪撰稿者：楊家瑜

獨裁者的兩面公關：強人政治下的「黑白臉劇場」

在過去的威權治理研究中，學者常常辯證政策的嚴厲執行究竟是出自獨裁者的意志，還是基層官員為了迎合上意的集體超譯？透過翻閱國家檔案局、國民黨中常會、行政院院會會議紀錄，以及交通部廣播安全會報等第一手檔案，答案更接近一場「黑白臉劇場」：獨裁者對外成功假裝自己是白臉，私底下卻是直接下達文化禁令的真正黑臉。

在公開場合，前總統蔣經國團隊極力為其經營親民、開明的公關，凸顯其在公開發言中表現出對庶民日常的關懷，例如宣稱「因為我們的新聞沒有台語，可能會造成農民在宣導政令時的問題」；甚至在會見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後，在公開場合表達對其能以台語溝通的讚賞，並表示自己也應該來學習。這種在公眾視野中的「刻意沉默」與親和，成功在老百姓心中建立起一個清明、寬容，且不刻意打壓本土語言的領袖形象。

然而，隱藏在公開檔案背後的私人文字，才真正展現了威權統治者的意志。在台大歷史系陳翠蓮老師所主持的「蔣經國日記讀書會」中，我們讀到近年公開的七〇、八〇年代蔣經國日記。日記中，蔣經國曾直接嚴厲批判：

「電視台為了賺錢，不顧國家要求，大量增放閩南語節目，真是可惡。」

對內，他認為電視節目的唯一天職是「實施社會教育、提供正當娛樂」，並在黨政核心會議中毫不留情地痛斥當時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劇充斥著「打、殺、哭、叫」的低俗情節，嚴重污染國民心理，教育部文化局便嚴格限制播放時數並進行更嚴格的內容審查。這份私人日記與行政檔案的互證，揭開強人政治的公關面紗，所謂的「本土化」更像是對外安撫社會不滿、鞏固統治合法性的權宜之計；對內，國家政權對於本土語言與庶民文化的敵意反而變得更加嚴重。

因果翻轉：商業資本與國家機器的合謀

除了蔣經國時代的雙面性，蘇致亨過去對蔣介石時期的研究，也打破傳統「國家全面主導，資本家被動聽話」的單向因果關係。在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台初期，風雨飄搖的政權沒有餘裕和心力去精準控管民間的娛樂消費。五〇年代初期，前總統蔣介石甚至曾公開鼓勵外省籍的政府官員與軍人學習台語，以便與庶民溝通。那麼，後來將本土語言趕盡殺絕的「國語運動」與電影字幕審查，究竟是如何點燃第一把火的？

這場語言管制的起因，本質上更像是一場外省文化商人為了壟斷商業市場，而主動向國家尋求庇護與管制的經濟行為。

當時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外省電影從業者，為了在臺灣打開、養大國語電影的消費市場，必須克服省籍與語言造成的票房隔閡。為了與當時佔據絕對優勢、大受觀眾歡迎的台語片競爭，沙榮峰等外省影人開始自發性地在每部國語電影中加註中文字幕，國民黨政府隨後才規定每一部在臺灣上映的電影都必須加註字幕，以此來大力推行國語。

這段歷史揭示了一個殘酷的傳播政治學真相：意識形態的治理並不總是由國家機器單向發動。很多時候是資本家為了商業利益與經濟壟斷，主動向威權國家靠攏、合謀，最終借國家之手閹割了多元文化的競爭空間。

華雅台俗：不公平經濟環境下的階級美學工程

當代臺灣人在日常生活中，自覺或不自覺地產生「聽台語歌、看本土劇比較low（低俗）」或「國語偶像劇才比較精緻」的階級感時，我們往往以為這是市場機制下自然演進的審美選擇。但這從來不是市場的自由競爭，而是由國家機器介入、透過打造不公平經濟環境所完成的「華雅台俗」美學階級工程。

遷台的國民黨政權，在人口結構與文化本質上是典型的少數外來統治階層，帶有殖民統治性質。身為人口極少數的統治者，為了確立自身的統治正當性，其文化治理的核心戰略始終圍繞在爭奪誰才能代表高雅文化的詮釋權。國家的策略是：傾全國家資源將統治者承載的中國民族主義/中華文化塑造成高雅、正統、藝術的代名詞；同時，必須將在臺灣佔據多數、深受大眾喜愛的台語文化，定性、打壓為低俗、粗鄙的象徵。

然而，這場美學標籤的建構，並非單靠禁令或政治口號就能完成，最核心的手段隱藏在產業生產條件的政治閹割。

歷史數據清晰表明，台語大眾文化並非生來粗製濫造：

五〇年代末期： 臺灣影壇製作成本最高、規格最宏大的頂級電影，皆是由「玉峯影業」等民間資本投入的台語片，而非國語片。

六〇年代末期： 臺灣電視史上製作預算最昂貴、舞台規格最高的影視作品，是台語電視劇。因為看的人最多、收視率最高，廣告商自然瘋狂湧入，豐沛的資金讓台語電視劇得以維持極高的製作規格。

這套良性循環，在國家強制介入限制「電視台每天播放台語節目的時數」後面臨嚴重挑戰。當台語節目的播放時段被限縮後，不公平的市場連鎖效應隨之啟動：政治限制台語在黃金時段的播放時數→廣告收費斷崖式暴跌→製作費與預算大幅縮減→被迫粗糙爛製、走向邊緣化。

每逢黑白轉彩色、視覺特效升級等關鍵的技術轉型期，被剝奪廣告資金的台語影視產業，無力負擔新技術的資本密集投入，久而久之臺語節目在畫面、音效與規格上顯得落後與廉價。社會在這種長期的歷史失敗主義下，形成了一種因果倒置的錯誤完成體：「因為台語粗俗、市場小，所以才拿不出錢做大規格。」

這場美學工程成功將語言與階級死死綁定，然文化商品的外銷能力與原始製作語言的人口多寡沒有必然關係（例如韓劇風行全球），臺灣本土語言之所以被閹割成走不出臺灣的小市場，完全是當年政治規定只有國語節目才能外銷、台語片出口受到限制等一連串政治綁架下的產業惡果。

解構當代母語復振：擺脫菁英主義的「同溫層瓶頸」

近年來，臺灣社會掀起了對華國美學的集體嘲諷與反思，這意味著本土美學的主體性已經在年輕世代中完成了初步的翻轉。然而，面對當前風起雲湧的台語復興運動（包括獨立樂團的台語創作、台羅拼音的推廣、或是用精緻偶像劇包裝本土語言），我們從社會學與產業廣度的視角提出極具批判性的警示：我們是否正在用另一種「菁英主義」，將本土語言趕入另一個精緻的同溫層瓶頸？

為了對抗威權時期留下的華雅台俗標籤，過往許多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戰略，往往是努力將本土文化推向高雅化、精緻化。例如：明華園歌仔戲進入國家戲劇院。這種策略固然為本土語言贏回了文化自尊與美學自信，但其限制也顯而易見 — — 它是一種高度菁英主義的趨向，往往忽略了文化必須具備的產業廣度與市佔率。

一個健康且具備抵抗力的文化產業生態系，必須如同一個健康的社會，「既要有蔡明亮，也要有豬哥亮」。這兩條路線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題，而是文化的一體兩面，菁英高雅化路線負責探討美學的深度，建立文化的自尊，但往往流於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圈子；基層大眾化路線雖然常被主流知識論述譏為「俗、通俗」，但它卻在日常生活中擁有驚人的市佔率與生命力，是真正的庶民日常。

台語文化在當代面臨最嚴峻的危機，本質上不是美學不夠高雅，而是在基層日常消費市場中市佔率的全面潰敗。如果當代的母語復振運動只著重於打造「台語的蔡明亮」，卻任由「台語的豬哥亮」消逝，那麼這場運動將失去草根的土壤。

將大眾文化迎回「政治史」的核心

「大眾文化，其實也是影響所有人日常生活最深遠的政治展現。」我們對當前政治史研究中「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的隱形偏見應有深刻的反思。傳統的歷史研究與轉型正義論述，聚焦於政治菁英的悲壯抗爭或重大的政治冤案，但對廣大的老百姓而言，威權統治對他們生命經驗最深刻的烙印，往往是電視機前被閹割的方言、被限縮的娛樂，以及那些在華雅台俗美學工程下被植入大腦的自卑感。

當我們重新推動轉型正義與文化復振時，如果我們能將目光放大，把演藝圈的政治轉向、針對娛樂圈流氓管制的一清專案，甚至是庶民大眾的影視消費史納入核心討論，或許我們就能找到一條突破當前政治同溫層、與廣大基層老百姓產生真實共鳴的新歷史路徑。

解構「雙面本土化」的糖衣，我們才能看清威權意識形態是如何透過娛樂、審美與市場滲透進我們的認知防線，而找回文化的廣度與市佔率，則是當代臺灣人在贏回美學自信後，必須踏出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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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戡平導演的位置，不只是電影史

金馬獎日前公布虞戡平為第63屆終身成就獎得主。此一肯定固然屬於臺灣電影界最高榮譽，然而，若僅將虞戡平視為電影工作者，完全不足以說明他在臺灣族群文化史，特別是原住民族社會中的位置與意義。

自1980年代以來，虞戡平長期進入部落，投入影像紀錄、文化保存與青年培力，並與花蓮Kiwit 奇美部落、臺東知本卑南族Kaltratripulr卡大地布部落等地建立持續且深厚的關係。這項長期實踐，不只是個人創作歷程的一部分，也逐步獲得文化、教育與原住民族制度場域的肯認。

近兩年來，他先後獲頒原住民族委員會「一等原住民族獎章」、世界原住民族高等教育聯盟（World Indigenous Nations Higher Education Consortium, WINHEC）「原住民族教育服務獎」、國立東華大學「名譽博士」，與「國家文藝獎」等重要獎項；此次再獲金馬終身成就獎，更使其數十年來的影像創作與文化實踐受到臺灣電影界高度承認。若從原住民族媒體研究的角度觀之，虞戡平更應被理解為一位由「觀看他者」逐步轉向「培力主體」的影像實踐者。

被看見，不等於能發聲

虞戡平在獲頒國家文藝獎時，曾以極為簡潔而明確的方式表述自己的生命軌跡：前半生給了電影，後半生給了原住民族。這句話不僅是自我敘述，也精準標示出其創作重心的轉向。對他而言，進入部落不只是題材擴張，更意味著生命態度與方法論的改變；在部落中學會謙卑，也表示影像工作者必須重新理解自己與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

若將此一轉向置於原住民族影像的思考脈絡中，便能看見虞戡平對族群主體與權利意涵的主張之實踐。他所思考的不只是呈現歷史正名或族群文化復振與認同的象徵，更是提醒我們回到原住民族作為主體所應享有的權利結構，也就是誰能說、誰能拍、誰能保存、誰能詮釋。若我們僅停留於象徵性的肯認，而未落實至語言、教育、文化與媒體等制度層面的權利保障，那麼原住民族仍可能只是被看見、被報導、被節目化的形塑的對象，而非真正擁有自我表述能力的主體。

本文所關心的核心問題是：原住民族在臺灣媒體中，究竟擁有多少「近用的權利」，又擁有多少「近用的權力」？兩者並不相同。原住民族雖然相較於過去比較頻繁出現在新聞、紀錄片、電影與社群媒體之中，但「被看見」並不等於「能發聲」。一個族群可以成為媒體再現的對象，卻不必然成為媒體生產的主體；可以被拍攝，卻不必然能決定自己如何被拍攝；可以被描述，卻未必擁有詮釋自身歷史與文化的權力。若未能區分這兩層意義，媒體近用便容易被簡化為「是否出現在媒體」的問題，而忽略其背後更深層的權力關係。

因此，本文將媒體近用理解為兩個層次：其一是「近用的權利」，即接觸媒體、使用媒體與進入媒體系統的機會；其二是「近用的權力」，即能否決定議題、掌握技術、參與知識生產，並進一步影響影像的保存、流通與再利用。前者關乎進入，後者關乎主導。原住民族若僅能在媒體中被看見，卻無法介入再現方式與敘事結構，那麼這種可見性仍屬被動，因為真正關鍵的不是在於是否出現，而是是否能主動定義自身。

進入部落，意味著改變方法

從這個角度來看，虞戡平的影像工作與貢獻之所以值得重新被討論與定義，在於他逐步超越了一般以事件為中心的媒體紀錄模式。進入部落之後，他並未將部落視為可迅速提取文化素材的「田野」，而是透過長時間往返與持續互動，建立起以關係為基礎的影像工作方式。

這一轉變具有關鍵意義，因為影像在此不再只是觀看他者的工具，而成為理解關係、承認差異與學習文化脈絡的媒介。虞戡平曾提到，自己初次進入部落時最深的衝擊之一，便是意識到自身對原住民族文化的陌生與有限，甚至是完全的無知。對一位既有影像專業的高知名度創作者而言，對知識有限性的自我承認，反而成為建立對等關係的起點。因為在那之後，攝影機前的人不再只是被觀看的對象，而是文化知識的提供者、歷史經驗的承載者，甚至是影像工作者必須向其學習的主體。

也正因這種關係性的建立，他所累積的影像內容涵蓋部落生活、祭儀、長者、青年、文化傳承、土地與傳統領域，並呈現社會變遷造成的斷裂與重組。部落的文化實踐與復振，並未在其影像中被固定為靜態的「傳統文化」標本，而是作為持續發生的當代實踐被呈現。理解這一層面尤其重要，是因為文化保存若僅止於把文化拍下來、收藏起來，文化仍可能被置於被觀看、被保存的客體位置；唯有當影像重新回到族人自身的生活與關係網絡中，並開始在日常中進行自主性的文化復振，才可能成為具有主體性的過程。

若回看臺灣原住民族媒體近用史，公共電視於1990年代推動的原住民影像與記者培訓，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背景。在虞戡平倡議與協助下，那不只是人才招募，而是公共媒體試圖將攝影機、採訪權與詮釋權交回原住民族手中的實踐。公共電視在籌設原住民族新聞與影像團隊時，即以原住民族觀點為核心，並透過培訓建立原住民媒體工作者的基礎。這條歷史線索的重要性，在於它揭示原住民族媒體近用並非僅靠個人善意即可完成，而是需要制度、資源與培力機制的支持。從這個脈絡看，虞戡平長年參與影像培力與公共媒體倡議及實踐，可視為臺灣原住民族傳播權發展的極重要關鍵人物。

保存之後，誰能使用影像？

虞戡平後來並未停留在「替部落拍攝」的位置，而是逐步將影像能力帶入教育與培力之中。這是我認為最值得被看到的價值，因為若一位外來者持續拍攝大量影像，但觀看權、詮釋權與技術能力始終集中於個人手中，那麼權力關係並未真正改變。相對地，當影像能力被轉化為教育資源，並進一步交由部落青年學習與運用時，影像才有可能成為主體性生產的工具。

對原住民族而言，學會拍攝與剪輯，不只是多了一項技術，而是重新進入知識生產的位置。族人可以拍攝自己的家人、部落與土地，也可以用自己的語言與文化脈絡來組織影像。然而，真正的培力並不只是教會族人「如何說故事」，而是讓他們在掌握媒體語言之後，仍能持續追問：我為什麼要說？我要對誰說？我從誰的角度說？我的文化是否同意我如此說？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卻正是媒體主體性的核心。因為媒體能力不只是技術操作，更關乎文化權、知識權與集體詮釋權。

從這個層次來看，虞戡平獲頒WINHEC「原住民族教育服務獎」，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該獎項所肯認的，不是影像作品本身，而是他長期以影像進入文化、教育與部落，並透過人才培育與文化支持回應原住民族主體性需求的實踐。在WINHEC以原住民族教育主體的宗旨下，此獎項是該組織唯一「得以」頒發給非原住民籍的協力夥伴重要貢獻者，換言之，他的影像工作已由「保存文化」進一步走向「培養能夠延續文化的人」，並獲得國際肯認之具有原住民族教育服務與貢獻的重要人物。

同樣地，國家文藝獎對虞戡平的肯定，也應置於這條脈絡中理解。虞戡平曾明確表示，自己是在部落裡學會謙卑，並希望原住民族能夠擁有自己的話語權，也因此，他的影像創作與原住民族文化暨教育工作，從來不是兩條平行路徑，而是彼此交織、相互生成的實踐。

從拍攝到主體生成

電影創作提供了影像專業，而部落工作則使這套專業逐步轉化為文化保存、青年教育與人才培力的工具。虞戡平所累積的三千多卷影像捐贈進入國家典藏，固然是臺灣文化記憶的重要資產；然而，典藏並不等於主權。影像一旦被保存，相關的問題也開始浮現：誰可以使用這些影像？誰可以研究？誰可以觀看？部落能否重新取用？族人能否從中找回家族與歷史？影像中的文化知識又應由誰來詮釋？這些問題顯示，文化保存不能僅被理解為物質性的留存，而必須進一步思考文化權、知識治理與集體詮釋權。否則，保存就可能只是將文化重新置回外部觀看與國家治理之中，而未真正回到族群自身。

虞戡平對此問題的理解相當清楚，並曾多次公開表示其影像必須無償授權部落族人使用。因此，媒體近用的真正目標，不應只是讓原住民族「進入媒體」，而是使族人擁有媒體生產、文化詮釋與知識治理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虞戡平的影像實踐可被理解為一條清楚的轉化路徑：從紀錄到陪伴，從保存到復振，從拍攝到教育，並最終從「替他者留下影像」走向「使他者得以自行生成影像主體」。

虞戡平此次獲得金馬終身成就獎，肯定的是其電影成就；而他先後獲得原住民族委員會「一等原住民族獎章」、WINHEC「原住民族教育服務獎」、國立東華大學名譽博士及「國家文藝獎」等肯定，則使我們有機會從另一角度重新理解他的生命工作：他的影像創作、文化保存、原住民族教育與青年培力，並非附帶性的文化公益，而是數十年持續累積、且已獲不同專業與制度場域肯認的文化實踐。過去幾年有幸參與其相關活動、並見證包含Kultratriplr卡大地布部落與Kiwit奇美部落長者與青年對其表達的感謝與敬重，讓人更能理解，這些回應並非基於抽象性的禮貌，而是建立在具體生命經驗與長期關係之上的深度。

因此，虞戡平的意義，不只是從著名電影導演轉向原住民族影像的紀錄，而是協助原住民族從被拍攝者走向影像主體。這或許也是8月1日原住民族日最值得延伸思考的方向：它不應該是流於慶祝節日或象徵，更重要的是提醒我們回到重新省思與檢視權利主體與落實的時刻。回到原住民族的媒體權、傳播權與近用權來看，我們不應停留在宣示層次，而必須具體體現在語言、教育、文化保存與影像治理之中。當族群能以自己的語言建立媒體、以自己的文化脈絡生產影像、以自己的制度保存記憶並詮釋歷史時，媒體近用才真正成為文化主權的一部分。

虞戡平長年累積的影像工作，正提供了這種實踐的可能：他不只是拍攝原住民族，而是以影像工作協助原住民族從被拍攝者走向影像主體，從媒體對象走向媒體權利的實踐者。

我認為這正是原住民族媒體近用最值得追求的方向。

以此，向虞戡平導演致上最高的敬意！

＊＊＊＊＊＊

文後註：談關係性 Relationality 與角色位置 Positionality

我從來沒有想過會寫這一篇。2026/7/29 收到慧蓉來訊：

「若蘭：我這兩年也是傳播學會科普爆米花的編輯之一。之前就想邀請你在8/1 原住民族日寫一篇在爆米花，但一直不確定你的行蹤跟行事曆。雖然你回台應該也是很忙，但如果您願意寫一篇的話，會是我們的榮幸。

題目您可以自選。但你很有立場以原民研究學者的角度看台灣傳播媒體ㄧ直以來在議題理解溝通或是文化理解與再現上的不足及匱乏，或是您想要介紹虞導在原民傳播上的貢獻與成就，把虞導重新介紹回台灣傳播學界，也是很可貴的文。（我就ㄧ直不知虞導的努力與原民社群聲望，ㄧ直到你叫我去吃烤肉。。。）

8/1 應該是太趕。但整個8月都是原住民族月😆 所以如果您可以的話，就真的是我們的榮幸。

爆米花沒有點數，也沒有稿費。但對「跨域」認識蠻有力的。

不行我也可以了解。健康跟心情最重要。🙂🍵🍊」

我已讀未回，慧蓉繼續傳訊，提供平台連結、文章字數等等。我回說我剛剛回來，出國太久被追殺，正在寫一篇回應81原運脈絡等等。

她繼續來訊：

「這個刊物到現在都還沒有原民傳播文章。如果你需要我們去訪問再轉成文稿，我們也是可以做的。」、「要狠下心來推一些事😞。更清楚的決斷即使我參加了也不會讓情況更好的情況。。。」

然後我回了：「我答應你的這個是因爲可以寫一下虞導……順便逼一下自己。」

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要寫虞導，或是他的電影。

對於虞導，我始終只有滿滿的敬意，也很珍惜能與他相遇。他是一位始終如一、沒有改變初衷的人；他相當低調、關懷社會邊緣者，心很軟（哭點很低），不喜歡麻煩別人。他身旁的人皆對他有情，對他懷抱著許多盡在不言中的感謝與家人般的情誼。

8 月 2 日，我特地推開所有活動，飛到臺東參加他在打鹿岸原住民人文主題餐廳──湛藍邊境臺東店舉辦的生日會。老闆，也是紀錄片導演 Laway Dalay 喇外達賴（陳遠，阿美族），忙進忙出地張羅一切。從桃園第一家店開始至今，他已經替虞導舉辦了第二十一場生日會，並在現場真情流露地分享自己對虞導的感激。

除此之外，卑南族Katratripulr卡大地布部落的陳政宗（議員）、Sangpuy Katatepan Mavaliyw 桑布伊・卡達德邦・瑪法琉（盧皆興、金曲歌手）、Iming Mavaliw 伊命・瑪法琉（藝術家）、阿美族 Sawtoy Saytay 少多宜・篩代（音樂家、文史工作者）、卑南族初鹿部落馬來盛、臺東新興村排灣族胡昭青、布農族的張麗珠，以及原民台製作人張家維（LiMA新聞世界資深製作人）、東華幫的潘小雪、夏禹九、陳毅峰等人，也都分享了許多故事。透過他們的述說，我更深刻理解，為什麼大家都說虞導是「比原住民更原住民的人」、是原住民的家人，也是一起同行的夥伴。

那些話語非常動人！這些不只是情感的流露，更是一種共同的見證（witnessing）。對我而言，那也是一堂原住民族研究方法的實務課程。原住民族研究方法一再提醒我們，知識從來不是抽離關係而存在的；研究者不是站在社群之外觀察、分析、詮釋他人，而是必須誠實交代自己是誰、如何來到這裡、與人建立了什麼樣的關係，以及必須對這些關係承擔什麼樣的責任。這正是原住民族研究所強調的關係性（relationality）與角色位置（positionality）。這樣的準則與規範，我亦稱之為「場域倫理」，對手拿攝影機的人而言，亦然。

因此，我寫下這篇文章，不是因為自己是研究者，所以在因緣際遇下而具有某種得以近身詮釋虞導的方式；恰恰相反，是因為我身處這些關係之中，知道自己的書寫角度必須提供對社群的貢獻與回應。我所做的不是「替」原住民族社群發聲，而是如實見證我所經驗到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對這些關係所產生的動能提出見解，亦替代了我平常不善言語表達謝意的方式。

這些反思，也讓我更加確認，原住民族運動路徑中所談的「和解」，並不只是學術上解殖的理論討論，也不只是日常生活裡不斷區辨「族人」與「非族人」的身份界線。真正重要的是，在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承擔之中，人們如何彼此信任、互相照顧，並在長久的實踐中建立起真正的夥伴關係。在這樣的脈絡裡，虞導這樣的重要關鍵人物以「協力者」自居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他者」可能誤以為虞導是以「救世主」（savior）的姿態介入；正因為他從不如此看待過自己的角色，但他持續關注所有相關的族群議題，並清楚知道自己的角色位置，尊重原住民族的主體性，把自己放進關係之中，而不是放在關係之上。

我想，虞導之所以能夠成為原民圈共同珍惜的人，也正是因為他始終清楚原住民族的主權之重要性，以及他自己的角色位置。他沒有試圖成為誰的代言人，也沒有把自己放在原住民族之前；他選擇長久地陪伴、傾聽、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因此，對許多人而言，他早已不是「支持原住民族的人」，而是我們的家人。

在當前高度不確定且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國防安全的概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質變。國防早已不再局限於傳統邊界的實體疆域防禦，更向內延伸至人類認知的核心領域 — 我們稱之為「意義領域」。這是一場關於詮釋權的爭奪，是一場看不見硝煙的博弈。

傳統「戰略溝通」與當代「數位現實」間巨大落差

在傳統的軍事戰略教育中，我們習慣的邏輯是線性的，做為施為者的國家或軍隊，發出一項具備威嚇性的訊息，可能是繞島巡航的新聞稿、強硬的宣示，甚至是展示軍力的演訓影像，目標是讓受眾（公眾）產生預期的心理反應 — — 恐懼、服從或政治上的認同。這是一套經典的「刺激 — 反應（Stimulus-Response）」模型，在冷戰時期或許有效，但在高度去中心化的數位時代，這套邏輯幾乎完全失靈。

在社群媒體時代，公眾早已不再是被動的資訊容器。他們是資訊的「創用者（Prosumer）」，他們在接收訊息的當下，同時進行著選擇、忽略、重組，甚至是嘲諷與解構。這不僅是閱聽人行為的改變，更是權力結構的翻轉。

為什麼是「迷因」？

在這篇《從戰略威嚇到迷因變異：中國繞島巡航溝通訊息的社群流動與演化》中，我決定從「迷因（Meme）」角度來切入，並非為了追求網路文化的趣味或獵奇，而是基於生物學與傳播學對「文化基因」的嚴謹定義。在資訊戰中，一個戰略訊息被拋進網路，就像一個基因進入了演化環境。如果它不能被轉化、複製、改編，它就會迅速死亡，消融在龐大的數據雜訊中；反之如果它具備了高傳播性的特質，特別是那些能引發強烈憤怒、嘲諷或群體認同的特質，它就會透過社群變異，長出完全超乎發布者預期的樣貌。

我選擇這個角度，是因為我意識到，當代中國的「繞島巡航」不僅是軍事行動，更是一場高強度的心理博弈。如果研究者只關注軍艦繞了幾圈、戰機飛了幾架，我們就忽略了最關鍵的戰場，也就是獨立於陸、海、空、天及網路戰場以外的認知空間，而臺灣民眾在社群媒體上是如何解讀、加工並傳遞這些威嚇資訊。我們必須理解，當一個戰略訊息被社群網絡「吞噬」並重新吐出來時，它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訊息了。迷因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框架，用以拆解這種權力的消長，亦即發布者雖然擁有暴力工具，但公眾卻掌握了詮釋權。這種認知權力的轉移，是我們必須嚴肅面對的戰略課題。

數位社會學的「工具箱」

一、「觀察」資訊- 網路迷因的模仿與變異

這絕非是指單純的笑話，而是文化的傳遞機制。想像一個原始的戰略訊息，例如中國軍機繞島的宣傳片，當它被拋入社群網站後，便成了模仿的起點。但當代網路使用者極具主體性，他們不會全盤照收，他們會加入註解、將圖片換成梗圖、加入嘲諷的背景音樂，甚至將其置入完全相反的語境中。這就是「變異」。這種變異決定了訊息的存活率與演化路徑。

如果原始訊息過於僵化，缺乏變異空間，它很快會被閱聽人忽略；若原始訊息能激起強烈情感，人們就會爭相變異它，讓訊息在網絡中瘋狂擴散。威嚇訊息之所以在臺灣社群變成了笑話，正是因為公眾透過變異，成功解構了威嚇的嚴肅性，這種集體性的解構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社會防衛。

二、智慧的聚類員 -狄利克雷分布模型 (LDA)

當我們面對一萬多篇新聞和海量的社群貼文時，人工閱讀是不可能的，這也是大數據時代研究者的痛點。LDA是一種機器學習演算法。它不具備人類的閱讀能力，但它能透過統計學，算出「哪些詞彙經常出現在一起」。例如當軍機、繞島、威脅、恐嚇這些詞彙高頻率地聚在一起，LDA就會透過數學運算，自動標註這是一類「衝突性」的主題。

透過LDA的聚類(Clustering)能力，我們能從海量的雜訊中，精準找出溝通的主題結構。它幫我們拆解了複雜的人類語言，將其量化成可以分析的統計模型，讓我們能穿透表面的混亂，看見結構化的論述底層。

三、隱形的關係地圖-社會網絡分析 (SNA)

SNA是一種「看關係」而非「看內容」的方法。我將社群媒體上的使用者、粉專、新聞媒體視為「節點（Node）」，將分享、留言、標記行為視為「連線（Edge）」。

透過SNA，我們可以畫出一張動態地圖，看到戰略訊息在網絡中是如何流動的。誰是影響力最大的中心？訊息是從哪裡傳到哪裡的？我們發現，有些訊息具有高傳播性，會像病毒一樣迅速擴散；有些則具備高同質性，會被鎖在特定的小圈圈裡。這能幫助我們理解，戰略訊息到底是在廣大社群中擴散，還是只在特定的同溫層中自我催眠，這對於辨識認知戰的真實影響力至關重要。

讓數據自己開口說話

在傳統內容分析法中，研究者通常需要手動設定「類別字典」，這不僅耗時，還極易陷入研究者個人的主觀預設，導致研究設計的盲點。例如若我先入為主地認為中國的繞島巡航訊息只有「威脅」與「宣誓」兩類，我的分析結果必然會受限於此，無法看見公眾真實的回應，而LDA的出現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

LDA的核心不在於單純的詞彙計數，而在於其「隱含（Latent）」的特質。它假設每一份文本是由多個主題組成的「混合體」，而每個主題又是詞彙的機率分布。例如在一萬多篇新聞樣本中，LDA運算後會發現，某些詞彙如解放軍、演訓、戰機等，它們經常同時出現；而另一組詞彙如主權、談判、國防部回應等，則構成另一種關聯。透過數學上的迭代計算，LDA自動將這些海量資料歸納出數個代表性主題。在這個研究中幫助我發現「官方敘事主題」與「民間回應主題」之間的巨大斷層。

在應用層面上，LDA讓我們得以量化戰略訊息的失焦程度。透過LDA研究比較「中國官方發布的新聞稿主題」與「臺灣社群討論的主題」，結果發現施為者發布的訊息雖包含大量軍事專業元素，但臺灣社群的主題分布卻幾乎完全避開了專業討論的層面，轉而高度集中在「國族情緒」與「反擊話語」。這項發現極具戰略價值，因為它證明中國即便花費巨大資源進行軍事宣傳，但在傳播效果上，因為主題錯位（Mismatch），其訊息完全被臺灣受眾的認知框架給過濾掉了。LDA提供這種供需不對稱的鐵證，這在純粹的質性分析中是難以被精準測量的。

此外LDA在處理社群媒體的「噪音（Noise）」時具有強大韌性。社群貼文充斥著無意義的表情符號、標籤或短語，LDA的演算法機制能有效篩除這些低資訊量的噪音，從而提取出核心的訊息結構。這讓研究者得以看穿迷因化背後的原始動機，即便訊息被改寫，核心的政治意涵仍會殘留在主題分布中。這項技術不僅是聚類工具，更是拆解現代資訊戰的顯微鏡。

看見資訊如何流動

如果說LDA 是在處理訊息內容，那麼SNA 就是在解構資訊傳遞的結構。在社群媒體環境下，訊息如何傳遞，往往比訊息內容本身更能決定其影響力。SNA不將貼文視為單一內容，而是將網路視為一張巨大的圖（Graph），由「節點（使用者／粉專）」與「邊（分享／連結）」組成。我分析的是一個動態網路，重點在於觀察當一個戰略訊息進入後，它是如何在網絡中「跳躍」的。我們特別關注「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這用來識別誰是資訊傳遞的關鍵橋梁。在繞島巡航的案例中，我們發現訊息並非線性流動，而是透過幾個特定的政治粉專或新聞媒體作為節點，將訊息從官方論壇擴散到大眾公眾領域。

SNA應用也揭示資訊同溫層的存在。透過演算法計算社群的聚類係數（Clustering Coefficient），研究觀察到當戰略訊息進入一個高度群聚的網絡時，訊息會迅速發生「同質化變異」。也就是說原本中性的訊息，在進入特定同溫層後，會被該群體內的意見領袖改造成符合該群體意識形態的迷因。SNA讓我們看見了「折射室」（Refraction Chamber）的結構，亦即訊息進入網絡節點時是原始型態，經過節點的加工後，傳遞到下一層級的鏈結時，就已經變成了一種充滿諷刺或挑釁意味的迷因圖。SNA的分析結果證實，訊息傳遞的路徑愈長、經過的節點愈多，迷因變異的程度就愈劇烈。這不僅證明了訊息在數位網路中具有「生命週期」，更證明了網路架構本身就是影響訊息效果的變項。

這在國防與資訊安全上具有極高的應用潛力。透過SNA，我們不僅可以描繪當前的訊息流動路徑，更可以進行模擬預測。例如當我們識別出特定的關鍵節點（Bridge Nodes）時，就能預判該節點若被特定宣傳內容滲透，訊息將會如何快速變異並擴散至整個臺灣社群。SNA告訴我們，防禦認知作戰不能只看「誰說了什麼」，更要看「這條訊息的傳播結構是否已經被動員」。

AI 時代的新挑戰：真假難辨的軍事影像

這是一個關乎國家安全的核心問題。當我們討論繞島巡航，資訊環境已經從單純的網路迷因演進到了「生成式AI（AIGC）與後真相」時代。我們必須面對一個更嚴峻的挑戰。

AI生成的軍事影像，如模擬艦艇受損、虛假的作戰視角等，正在造成極大的認知負擔。我們面臨兩重危機：認知超載。因為無法分辨真偽，民眾選擇「關閉大腦」或「只相信自己原本相信的」，導致理性討論空間徹底消失；迷因指數級突變。過去訊息變異需要人類醞釀，現在AI可以在幾分鐘內產製成千上萬種變異版本，讓原始訊息徹底失控，這種生產效率的提升，直接挑戰了傳統事實查核的時效性。

我論文中強調的認知統合，是指社會對於「現實是什麼」擁有基本的共識。但在AI介入後，這種共識被破碎化了。民眾看到的戰爭樣貌是AI生成的，且被導向極端情緒時，社會就會分裂成好幾個平行宇宙。一派人認為這是中共認知作戰，一派認為是內部操弄，另一派則在迷因快感中虛無化。這種碎片化，是國家安全最大的內部裂痕。

我們正進入「自動化認知混亂（Automated Cognitive Chaos）」。以往的認知作戰需要精算受眾心理，現在則是利用 AI 的隨機性與速度，徹底淹沒社會的認知能力。針對這種現象，防禦策略不能再只是事實查核，因為查核的速度永遠趕不上生成的速度。我們需要建立「數位韌性」（Digital Resilience），推動媒體識讀 2.0。這包括理解演算法運作、意識到社群媒體的「情緒誘餌」機制，並在接收到強烈軍事影像時，養成延遲反應的習慣。認知統合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在數位汪洋中，保住那一塊關於共同現實的礁石。

重建認知統合的數位韌性

揆諸前述，從LDA到SNA，從主題分析到迷因變異，這一系列研究想要傳達的是：在去中心化的網絡環境中，不存在絕對的戰略溝通。

未來的研究重點，不應僅僅是分析對方發了什麼文，而應該深入分析演算法如何放大這些變異，以及社會結構是否具備對「認知扭曲」的自我修正能力。這篇研究希望提供的，不只是一個學術觀點，而是一個能夠幫助所有關心國家安全與輿論環境的公眾，去理解這場「看不見的戰爭」的工具。我們不需要恐懼訊息的流動與變異，但我們需要具備解構這些訊息的能力。而這正是現代國防中不可或缺的數位韌性。

我們正面對一場前所未有的認知考驗，這不僅是對學術界的要求，更是對我們每一位公民的召喚。保持清醒，學會辨識，並建立屬於我們的社會防禦網，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承擔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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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還清白？從洪仲丘事件看網路謠言的折損力

自從網路興起，使用者產生的內容暴增。每個人都能發言雖是言論自由，但當言論涉及公共政策與重大事件時，缺乏審查與守門人機制，很多謠言就會在傳播過程中變形。

2013年的洪仲丘事件徹底改變了台灣對國防、軍法與軍中人權的關注。遺憾的是在議題發酵過程中，國家折損了國防部長、陸軍實力，更折損對國軍的信任。多數信任折損並非國軍完全做錯事，而是來自網路謠言。雖然這些謠言在司法調查中已漸漸被釐清，但萬一檢調最終證明機構與個人沒有問題，究竟誰能還他們清白。

我想用傳統研究做不到的方式，過去傳播學界較少人在做資料科學與人工智慧，我投入研究，就是想使用新方法來解決這個顯著的老問題。因此我與陶聖屏老師合作發表《以大數據觀點探索網路謠言的「網路模因」傳播模式》，以法院判決書為基礎，釐清謠言究竟如何被傳散。

蔓延的森林大火

「數位野火」就像森林大火，一則假消息在網路上迅速蔓延，一傳十、十傳百，忽然間一發不可收拾。網路謠言一旦引起注意，要滅火是非常困難的。在公關傳播上，當網路訊息對你負面不利時，往往會想發新聞稿澄清，然而「數位野火」的本質就是出來澄清也沒啥用，因為消息已經完全蔓延開來了。

這也涉及社群媒體公司的數位問責。在劍橋事件發生之前，跨國社群媒體都聲稱自己只是平台而非內容提供者。後來隨著人權跟社會安全議題增加，歐盟與美國開始要求平台負責，訊息在你的平台底下發生且對國家安全影響巨大，平台責無旁貸。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真正具有殺傷力的謠言都是九分真一分假的謠言。探討網路謠言時，核心問題在於內容要有多少假才算假。因為使用者產生內容的關係，網路謠言會因每個人觀點不同而產生變形，這就叫做迷因，也就是訊息變異。網路謠言第一個特色是它會變形，第二個特色則是它因為保有某部分的真實度，所以渲染程度非常高。

如果從現在的網路謠言研究來看，常會從「協同行為」的角度切入。這指的是當放了一個謠言之後，一群人會因興趣相同或情感連結，產生如直銷般的行為聯動。回到這個研究，以前多數台灣男生都要當兵，當兵這件事在他們心中產生了一種不全然美好的情感連結。因此當大眾看到洪仲丘事件時，就會覺得這跟自己有情感連結，進而產生一種天然的協同行為，將訊息排山倒海地傳播出去。內容半真半假、渲染力高，又與台灣男人的情感連結，催生了天然的協同行為。

網民互動很大一部分人是在潛水。而那些想要回應、按讚與分享的人，主要是為了解解決自我展現與自我表演的需求，希望在社交圈建立自己的權威來源。這種心態就是網路謠言最好的溫床。在傳播過程中，朋友圈的實名制會讓消息更加深入人心。在網路上看到謠言，跟自己信任的長輩傳來的謠言，感受完全不同。如果你平常對傳播者非常信任，他傳給你的訊息就會覺得更加可信。

傳播學上有一個有名的謠言傳播方程式：傳播等於重要性乘以模糊性。當一個議題具有重要性，而大眾又沒有辦法確認它、帶有模糊性時，謠言就會變得重要且可信。就像遙遠的火山爆發你無法親自求證，但因為不切身相關，模糊也無所謂；相反地身邊熟悉的店面失火非常清楚，不遙遠也不模糊，你就會去確認。這說明了當事情非常清楚不模糊時，它就沒有殺傷力；但如果是重要又模糊的事情，謠言的威力就會顯現。

拒絕問卷謊言：用資料科學挖掘網民真心話

網路迷因的演化借用了生物學的複製、變異與選擇。訊息被傳播、加油添醋越多次，變異的幅度就越大，最後往往難以辨認最後的謠言與最原始的是否來自同一個地方。單靠人工編碼無法分辨網路上這些因迷因變異產生的假訊息，這也是為什麼必須使用大數據方法與機器學習。

以前做研究比較常使用自陳問卷，但若問受試者會不會被假新聞影響，很多人為了迎合研究者，會回答一個社會想要你回答的答案，這在學術上叫做「社會讚許性」的問題。就像去國軍做問卷，可能高達 90% 幾的人回答願意為國軍而戰，但實際數據顯示可能只有 30% 的人真正願意。採用資料科學的大數據研究方法，可以觀察網民自發性的留言，完全避免社會讚許的誤差，挖掘出他們的真心話。

在研究步驟上，首先從法院判決書過濾並查明事實，再從媒體聲量中找出指標性議題，接著從社群事件中把原始文本拿出來。文本收集需要進行過濾，去除語助詞與廢話。接著提取特徵向量 TF-IDF（詞頻與逆向文件頻率）來判斷核心用詞。在所有文章中出現次數最多的通常是「你、我、他、的」這類的字，如果每個文件都出現那它就不重要。TF-IDF 的意義在於找出那些出現次數不多、但並非每個地方都出現的重點用詞，進而知道飽腹謠言裡面什麼是重點，進行主題模型的分類。為了收集文本，研究透過 Facebook 或推特的開發者模式取得 API 權杖，接上程式把文章爬下來，就能掌握傳播的五大要素：發文者、論述內容、使用管道以及接收者回饋。

機器學習：抓出謠言演化的直系血親

在分析這些因變異而難以辨認的謠言時，研究使用機器學習中的「單純貝氏」方法。這就像文字的填空題，把句子餵給語言模型並把中間字挖空，請機器去猜，透過正確反饋與修正符號來訓練模型。

單純貝氏機器學習在程式中用數萬則文本不斷進行抽出放回的機率模擬。機器學習跟深度學習最大的差別，就在於機器學習有一個標準答案的基準線。時間久了之後，機器就能幫忙把謠言做歸類，歸納出這屬於 A、B 還是 C 謠言。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做分類。給予機器訓練集讓它幫忙分類，就能揪出謠言演化過程中的直系血親。

當前大數據並不是一個終點，所有的大數據都是為了人工智慧服務。在這個階段，演算法的增進與演進，都是為了要進入人工智慧。人工智慧的基礎就是大數據，而大數據的生成其實也來自於功能智慧。

官方文宣的悲哀

在洪仲丘事件中，指標性謠言可以分成全假謠言與半真半假謠言。一眼穿的假謠言沒有殺傷力，反而是那種一半真一半假、在事實上面滲透謠言的訊息傳播得最快、最廣也最遠，這是中傷誹謗一個人最快的方式。在研究過程中，最意外的發現是網路謠言與虛假訊息的傳播能力，可能比真實的訊息多了 10 倍、甚至20 倍都不止。台灣民眾非常喜歡具有強大張力的獵奇新聞，即使知道它是假的，依然覺得張力很夠。

這種深刻的傷害性表現在數據的落差上。國防部發布的真實澄清新聞稿，觀看人數可能只有幾千，回應只有幾十個。相反網路上隨便一個素人發表一段沒有影像、圖片的虐殺論述，觀看人數隨便就能破萬。真的澄清訊息，其回應率與點讚率連網路謠言的零頭都不到。台灣人不相信政府與國防部，大家願意相信素人而不相信軍方講的話，官方新聞稿的影響力連零頭都不到，這就是官方文宣的悲哀。現在網路上每個人都可以發聲，導致網路獵巫現象越來越嚴重，而這種信任崩解的現象正蔓延全球。

進入 2026 年：Threads 演算法與 AI 時代的應對指南

2026年社群媒體公司推出了新平台。例如 Threads 的演算法會將閱聽人推向「極化（Polarization）」，讓你極端喜歡你所愛的事物，同時極端痛恨你不喜歡的事物。它會讓你的個人意見或態度變得更極化、更深化，使人非藍即綠、非黑即白。因此在這些平台上，假訊息的傳播會變得更快、更深化，直接操弄你的情緒。

很多人喜歡看社群媒體是因為看的時候會感到開心或憤怒，這種情緒起伏的高低差，正是演算法刻意製造的功能。面對這種變得極其複雜的政治攻防與混合型假訊息，空談媒體識讀未免太過高空。對一般大眾而言，最重要的應對指南其實就是兩件事：第一嘗試多看看不一樣的媒體內容對同一個議題的敘述方式，從不同管道、不同社群媒體去了解同一個議題；第二看到很有爭議性的問題時，先不要在社群媒體上加油添醋變成謠言的助推者，必須先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再決定要傳給誰。

現代人也非常依賴 AI 工具或 LINE 機器人來幫忙辨識假訊息。但必須提醒大家，大型語言模型（LLM）與 GPT 從來沒有真正理解人類的意思。它的運作邏輯是，先把人類輸入的中文字進行斷詞與斷句，並將這些斷句後的結果，投射放在一個X軸與 Y軸構成的二元座標平面上面。

接著它便會啟動所謂的「KNN 最近鄰居法（k-Nearest Neighbors）」。這個最近的意思就是去計算並分析「詞與詞之間的距離關係」，在大型語言模型的龐大資料庫中，尋找與你輸入的語句距離最近的內容，選出持平最高的 250 到 300 個字，用中文文法重新結構回來給你。它從頭到尾都不是靠真正的理解，而是透過 KNN 最近鄰居的距離分析把資料庫內容撈出來重組，本質上就是大數據分析，它自己也可能會騙你。一般大眾要了解 AI 帶來便利但它不是完全正確的，必須對 AI 保持懷疑，不能全部交給 AI。

對於研究生與讀者而言，建議是需要擁抱科技，但又不能對科技完全放心。做為一個知識分子，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持懷疑，以及用什麼樣的態度在看待這些內容與研究。這關乎到視野（Vision）。未來在職場上該走出哪裡，取決於你的視野。不能以一個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角度來看待面臨的環境，必須以一個俯視往下看的角度來觀察。保持懷疑、培養自己看問題的態度與視野，是每個人主觀上需要培養、且外力無法幫助的能力。'

資訊戰中AI 永遠無法取代的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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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CAR模式，在網路時代失靈

2021年5月18日，發行量曾高達71萬份、稱霸台灣報壇的《蘋果日報》宣布紙本停刊；同月，幾乎獨佔新加坡報刊市場的新加坡報業控股（SPH），也因五年營收減半，宣布轉型為非營利組織，尋求公共資金支持。連市場霸主和獨佔者都撐不下去，顯示大眾媒體的商業模式已經失靈。

這個模式叫CAR：以內容（Content）吸引閱聽眾（Audience），再以閱聽眾換取廣告營收（Revenue）。1833年，戴伊（Benjamin Day）創辦《紐約太陽報》，把報紙從6分錢降為1分錢 — — 虧本賣報是為了衝高發行量，發行量大，廣告主自然捧錢上門，收入足以填補虧損還大有盈餘。CAR模式盛行百餘年，直到網路時代失靈：內容仍能吸引閱聽眾，但「閱聽眾來了，廣告就會來」的定律失效，因為廣告被Google和Facebook攔截走了。2012年上半年是分水嶺：全美報紙與雜誌的廣告營收總額，輸給Google一家公司，此後差距越拉越大。

問題是，台灣多數媒體仍迷信CAR模式：某大型媒體要記者衝即時新聞點閱率換獎金，但高點閱的多是無聊八卦，帶不來影響力，廣告分潤也付不起獎金，目標與做法完全脫節。衝流量救不了媒體。在CAR模式失靈的時代，媒體如何轉型再生，成為重要、困難、但無法迴避的問題。

沒人研究，那就我來研究

我為什麼研究這個問題？一來，我早年是報社編輯，見證報業榮景，沒想到產業急轉直下，老同事、老學生紛紛減薪、裁員，我想替他們找出路；二來，我在新聞系教書，若不能替新聞專業找到未來，憑什麼鼓勵學生繼續這條路？三來，我擔任華視董事時，董監事共識營討論轉型策略，有人提議委託麥肯錫，立刻被打回票 — — 虧損中的媒體付不起；有人提議委託傳播學者，全場目光轉向唯一還在傳播學院教書的我。我當下驚覺：媒體轉型再生這個業界最關鍵的問題，學界竟無人研究。沒人做，那就我來做。

翼手龍滅絕，小鳥活下來

網路對媒體的衝擊，猶如彗星撞地球。彗星撞地球後，取代空中霸主翼手龍的，不是更大的龍，而是小鳥。道理很簡單：假設一隻翼手龍一天要一萬公斤食物才能活，食物減到八千公斤牠就挨餓，剩六千公斤牠就死了；但一隻小鳥一天只要一公斤，剩下的六千公斤，可以養活六千隻小鳥。

媒體市場也是如此。微型新創媒體成員個位數，一年只要有五百萬元營收，就能活得有尊嚴；同樣五百萬元交給傳統大報，塞牙縫都不夠。所以，在大眾媒體崩解的時代，不要妄想再造大眾媒體，而要當小鳥，追求小而專的利基市場。

趨勢觀察家凱利（Kevin Kelly）的「一千個忠實粉絲」理論指出：創作者不必成為巨星，只要有一千個鐵粉，每人每年用100美元支持你，就有10萬美元年收入，足以維生。台灣女婿湯普森（Ben Thompson）就是實例：他在台灣創辦科技電子報《Stratechery》，不到一年就吸引1千名鐵粉，2020年已有2.5萬人訂閱、年收超過9千萬台幣，臉書祖克柏、微軟納德拉、輝達黃仁勳都越洋接受他的訪問。天下總主筆陳良榕的個人品牌電子報《胡說科技》，訂閱數也快速破萬。

不過，新聞創業不是純商業創業。純商業以賺錢論成敗，置入性行銷是門好生意；新聞卻絕不能置入。為什麼？《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保障人人有尋求、接受和傳遞訊息的自由，但不可能人人都去採訪、出版，公眾因此把這份自由信託給媒體。記者沒經過國家考試，也沒有民選，憑什麼總統要開記者會回答你的問題？憑的就是公共信託；拿了信託，就要對公眾負責。所以新聞既是營利事業，也是公共事業；新聞創業要在堅守事實與倫理的前提下，找到資訊需求未被滿足的人，用專業服務他們、賺取合理利潤。

五種媒體模式的開創

基於這樣的思考，我寫成論文〈新聞人創業突圍：五種媒體模式的開創〉，刻意選擇五位開創不同模式的創業者深度訪談。他們大多是我長期的朋友：我當過《報導者》六年監事、《關鍵評論網》三年監事，也參與過《上下游》最初的籌備工作。因為彼此信任，我能問到外界問不到的關鍵轉折。

◆孫窮理：社運報導，小額捐款

1997年，孫窮理在《台灣立報》遭集體資遣，起而抗爭，架設網站保存抗爭資料，《苦勞網》就此誕生。隔年統聯客運司機罷駛，他們面臨抉擇：記錄自己的抗爭，別人抗爭要不要記錄？當然要。《苦勞網》自此從靜態資料庫轉型為報導社運的動態媒體。

當年架網站是稀缺技能，孫窮理靠幫非營利組織、政府機關架站賺錢，養活新聞理想；部落格普及後，架站人人會做，財路斷了。

他轉而力推小額定期定額捐款，2012年募款達每月18萬元，養活四、五個人。他也體會到，募款的前提是獨立超然 — — 「我越跟社運站在一起，我越募不到錢」，讀者要支持的是公正媒體，不是傳聲筒。

2015年前後，社運團體紛紛自設粉專，大眾媒體也擴大報導勞工議題。孫窮理判斷，缺的不再是發聲管道，而是深度解釋；部分夥伴想堅守原路，他選擇離開一手創辦的《苦勞網》，另創《焦點事件》，專注梳理議題脈絡。

◆馮小非：聚焦農業，社會企業

馮小非的創業起點是1999年921地震。她進入重災區南投中寮創辦《中寮鄉親報》服務災民，經費拮据，身兼五職打工貼補；2004年新聞局委託她創辦《小地方》社區新聞網，官方出錢、不干涉內容，可惜政黨輪替後官員試圖干預，2010年新聞局裁撤，《小地方》隨之走入歷史；之後為莫拉克風災創辦《莫拉克獨立新聞網》，靠募款、申請計畫補助、甚至賣書來付記者薪水，陪伴民眾度過四年重建期。

打工辦報入不敷出、官辦民營毀於政府改組、專案募款只能應急 — — 三種模式都靠不住，馮小非決心建立自給自足的媒體。2011年她創辦《上下游》新聞市集：市集銷售農產品賺錢，盈餘支應新聞部門採訪食安與農業議題；同時設下防火牆：不接政府標案、不登廣告、不做業配，新聞部門甚至不准報導市集銷售的產品。《上下游》調查報導屢獲卓越新聞獎，馮小非也獲頒新聞志業特殊貢獻獎；2026年，更有認同理念的人士捐資，支持她成立「上下游文化基金會」：新聞納入基金會、以非營利形式運作，市集繼續以社會企業模式挹注，讓這條路走得更穩。

◆周欽華：一人書寫，付費訂閱

周欽華是美國法律博士，當過專利訴訟律師、科技公司法務。他愛讀國外科技產業分析，覺得台灣缺這一塊，2012年創辦《有物報告》，邀兩百多位專家共筆、靠廣告維生。但廣告要的是大流量，產業分析偏偏是小眾題目，流量撐不起廣告；2015年他改為每月300元的付費訂閱 — — 「小眾的題目，必須選擇搭配小眾的商業模式」 — — 成為台灣第一家訂閱制網路媒體，五個月就開始獲利。

訂閱制成功了，新問題接著浮現：兩百多位作者文風互異、品質不一，無法給訂戶一致體驗。周欽華毅然停刊，2017年再創《科技島讀》，改由自己一人書寫，品質和風格一手掌控；他不登廣告、不做置入，靠一致、可信的內容，六個月訂戶破千，實踐1千個忠實粉絲理論。2021年，他因寫作熱情消蝕與健康因素停刊，但他開創的訂閱模式，已有後來者發揚。

◆楊士範：內容策展，創業投資

2013年，楊士範與鍾子偉辭職創辦《關鍵評論網》，走的是「策展」路線：不自己採訪，而是從龐雜資訊中篩選、整理、導讀。開始全職創業的隔天，連Logo都還沒設計，就先成立臉書粉專貼新聞網摘 — — 這就是他們的最小可行產品（MVP），用最低成本測試讀者要什麼，再一邊架站、一邊改版。三個月後，每月不重複訪客突破百萬，吸引《華盛頓郵報》前總編輯布勞奇利等人的國際創投投資。

投資人期待快速擴張，他們因此陸續收購《運動視界》、《癮科技》等媒體，2023年再與日本媒體集團Mediagene合併，2024年12月以TNL Mediagene之名在美國那斯達克掛牌上市。上市後面臨全球資本市場嚴苛檢驗，股價重挫、被迫裁員，如今進入艱難轉型期 — — 這也證明：創業沒有一勞永逸的商業模式，必須不斷快做快修。

◆何榮幸：調查報導，基金會媒體

2012年，何榮幸為抗議媒體老闆公器私用而辭職，加入《天下雜誌》創辦《獨立評論@天下》；2015年，他原要去一家大型網媒接總編輯，越談越發現對方只想衝點閱率，理念不合，索性自己創業，效法美國靠捐款運作、屢獲普立茲獎的調查媒體《ProPublica》，創立非營利的《報導者》。和碩董事長童子賢捐資成立基金會，承諾每年捐2千萬元，並宣示「不擁有、不干預、不回收」；初期募款不順，童子賢加碼到每年3千萬元，幫助媒體站穩腳步。

後來，一位中小企業主主動承諾每月捐10萬元、沒有期限，讓團隊發現大額小額之間還有中額市場，積極爭取中額捐款；2020年8月推出Podcast，原意只是讓讀者更容易吸收長篇報導，沒想到不到兩個月，捐款筆數與金額幾乎倍增，於是設置專人經營。

最戲劇性的是新聞遊戲：籌備階段，年輕記者陳貞樺提議製作「急診人生」，何榮幸認為遊戲應不時跳出醫護人員說明困境，陳貞樺主張讓玩家順暢玩完、自然會去看報導。誰也說服不了誰，長期爭取新聞自主的何榮幸選擇尊重記者。遊戲上線3天就有80萬人次觸及，他欣然認錯，擢升陳貞樺為最年輕的主管。這份尊重，讓《報導者》成為台灣數位敘事實驗最積極、最創新的媒體。

AI時代，做AI做不到的事

2026年的今天，TVBS裁員減薪，我一點都不意外 — — 大眾傳播時代已經結束。未來的大眾媒體要像科技公司：Google的搜尋、YouTube都是該領域的強者，但Google+打不過臉書就果斷收掉。媒體也一樣，與其包山包海，不如把最強的路線獨立成品牌，讓集團裡每個媒體丟進市場都是前三名。《天下雜誌》集團的《親子天下》成功自立，《天下雜誌》本身也新創「換日線」「微笑台灣」「銀天下」等子頻道，就是大媒體內部創業、轉型創生的顯例。

AI浪潮讓衝流量的老路更行不通 — — AI能大量生產通俗內容，靠量取勝只會越走越窄。新聞人要做的，是AI做不到的三件事：一是現場，AI到不了現場，深度調查報導的價值會更高；二是獨特觀點，大型語言模型給的是大眾的平均觀點，你用AI寫的和我用AI寫的差不多，獨到創見因此更稀缺；三是同理心，AI無法與人建立真實情感連結，深入了解未被充分服務的社群、用同理心經營信任，是媒體無可取代的根基。

建立第二基地的人

最後，我想借一套科幻小說談媒體轉型的路徑。艾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描寫：未來人類建立橫跨銀河的帝國，科學家謝頓發明「心理史學」 — — 能推算人類總體走向的學問 — — 算出帝國必然崩解，崩解後文明倒退，人類要熬過三萬年黑暗期才能重建。謝頓怎麼算都救不了帝國，於是轉念：崩解既然擋不住，就設法縮短黑暗期。方法是建立兩個基地，一個保存既有文明，一個開創新文明，兩個基地分進合擊，三萬年黑暗期就能縮短為一千年，加速迎來下一個盛世。

這故事點醒了我。我曾一心想救大眾媒體帝國，後來明白救不了；與其問如何讓帝國不崩解，不如問如何縮短媒體亂象的黑暗期 — — 同樣靠兩個基地：保留專業文明的基地在公共電視、在《天下雜誌》；開創新文明的基地，在《報導者》、《上下游》這些新媒體。兩個基地相加相乘，優質媒體的盛世就能早日到來。

而新聞傳播科系，正是開創新文明的好基地。一來，台灣媒體幾乎沒有研發部門，沒有人力思考未來；二來，學生的採訪經驗雖不如資深記者，卻有傳統媒體最稀缺的創意；三來，在學校做實驗，失敗的代價很小。Apple用過同樣的邏輯：內部沒空研發未來，就把天馬行空的題目外包給年輕設計公司，大學剛畢業的Jony Ive接受委託，交出的設計案沒有一件被採用，Apple卻看中他的創意把他挖角，後來他主導設計，協助賈伯斯帶動Apple復興。大學和研究所，就該扮演媒體的外部研發部門：放手研發新的媒體形態、新的敘事方式，一人電子報、新聞遊戲都可以是起點；一旦成功，對新聞界、對自己都功德無量。

AI時代，我們可以與AI協作、和它腦力激盪，但最後下判斷的是人 — — 因為對人真正有感覺的，終究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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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聞消費券：讓公共預算回歸公民自主

當我們在台灣談到「由政府編列公共預算、設立基金來支持民間媒體」時，許多人的第一反應，通常是高度的警惕與抗拒：「這是不是政府想要拿納稅人的錢來收買媒體？」、「這會不會導致媒體被執政黨操縱，變成國家宣傳機器？」

這種擔心不僅完全合理，更是台灣公民社會具備民主成熟度的展現。因為我們確實深刻經歷過威權體制下「黨政軍控制媒體」的黑暗時代。即便在民主化之後，社會大眾也屢屢看到，不論是哪一個政黨執政，各級政府都曾編列龐大的宣傳預算、透過「置入性行銷」或限制性招標的媒體採購標案，試圖去影響、甚至控制媒體的報導走向。而這些被各級政府用來扭曲媒體獨立性的錢，諷刺地全都是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

然而，我們不能因為害怕政府的黑手，就因噎廢食，放任新聞業在市場失靈的長期狀態下徹底枯萎。我主張，我們完全可以用公共預算來支持新聞業，但在制度設計上，必須做到絕對的「結構隔離」、「運作透明」並接受最高規格的外部監督。

為了解決這個民主課責的兩難，我提出一個兼具市場機制與民主精神的創新制度手段，也就是「新聞消費券」（Journalism Vouchers）。

這個制度的運作想像非常具有顛覆性：

政府每年定期編列預算，發給每一位公民一定（例如一、兩千元）額度的「新聞消費券」。這筆錢的唯一用途，是由民眾自主決定是否捐贈給自己信任、認同的新聞媒體，或是用來訂閱付費的新聞網站。

這種政策設計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徹底將「資源的分配權」從政府官員與審查委員的手中奪回來，完整地交還到每一個獨立公民的手中。由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民，用手中的消費券去決定哪一家媒體值得存活、哪一種新聞對社會有益，而不是由掌握統治權力的政府決定。

在這種制度下，媒體為了爭取公民的認同與消費券支持，就必須在社會大眾面前證明自己的專業度：你的報導是否客觀？事實查核是否嚴謹？股權與資金結構是否足夠透明？這將在媒體市場激發出一種久違的良性循環。

未來的新聞基金，其資金來源應該是多重複合的：包含跨國平台的議價稅收、政府的公共預算提撥、以及社會大眾的自願捐款。當新聞業獲得了這筆穩定且不附帶政治條件的公共資源後，公民社會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要求媒體履行更大的社會責任。

那些表現低劣、天天製造「黃色新聞」、協助擴散錯假訊息、甘願充當政治打手、搞隱蔽宣傳或置入性行銷而喪失獨立角色的媒體，將會因為得不到公民手中新聞消費券的支持，在市場上被自然淘汰。這是一條讓台灣新聞業徹底脫離對單一商業廣告營收、或對特定政治權力過度依賴的救亡圖存之路。

五、 AI 時代的危與機

談及當前台灣新聞業的生存，我們絕對無法迴避、也必須以最嚴肅態度面對正在發生的科技海嘯衝擊。近期台灣傳統媒體界的一系列高層人事震盪與組織縮編，讓許多圈內人與學者感到無比震撼，特別是台灣電視新聞台的領頭羊 — — TVBS 自 2026 年初以來，坊間與內部不斷傳出的裁員風波。

面對外界的裁員關切，媒體資方的官方說法通常冠冕堂皇：這是為了順應數位潮流，加大對數位轉型與生成式 AI 技術的策略性投入，因而進行的人力結構優化。

然而，在我看來，這種官方說法只不過是掩蓋核心病因的一個表面徵候。我們必須看清背後的結構性本質：如果連 TVBS 這種長期穩坐台灣新聞頻道收視率第一名、營收能力最強、資源最豐富的指標性媒體，在面對數位環境侵蝕時都扛不住壓力，而必須裁減資深新聞人力，那麼台灣其他規模較小、經營慘澹的新聞媒體，其真實的生存狀況可想而知。

這個殘酷的現實說明了一件事：

在缺乏國家級整體政策法制保障的情況下，即便是市場上的領先者與獲利者，在跨國平台的瘋狂吸血下，依然無法獨善其身，依然無法為勞工維持一個穩定的專業雇用環境。我們不能將責任單純推給特定媒體的管理階層，因為這是台灣整個政治、經濟與社會長期放任政策空窗所造成的「共業」。

我必須再次強調，在專業新聞學的論述中，AI 技術的導入絕對不應該被當作「取代新聞記者」或「精簡人事成本」的藉口。在國外，許多真正具有遠見且資源充沛的優秀媒體，早已開始利用 AI 進行過去單憑傳統人力完全無法完成的高難度深度報導。

例如《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曾利用大數據與 AI 演算法，系統性地分析了科技巨頭馬斯克（Elon Musk）過去2019年以來在社交平台上發表的四萬條推文，精準勾勒出其政治立場與商業利益的演變軌跡；又或者如美聯社（AP）在震驚全美的《致命壓制》（Deadly Restraint）調查報導中，為了找出千餘起未遭槍擊卻因警察不當壓制致死的隱蔽案件，廣泛利用 AI 的機器學習與 OCR（光學字符識別）技術，高效處理了超過十萬頁的警方執法記錄與死因報告，從而成功揭露了系統性的執法疏失與官方驗屍偏見。

在健康的媒體生態中，AI 的角色應當是記者的「超級助手」。它負責幫記者節省掉繁瑣的、機械式的逐字稿聽寫、基礎資料檢索與常規稿件改寫時間，好讓記者能把最珍貴、最無法被機器取代的人力，專注投入到「第一線的現場採訪」、「人際關係的信任建立」、「複雜內幕的挖掘」等更具社會價值的工作上。

如果台灣的媒體老闆們短視近利，只把 AI 當作節省經營成本的省錢工具，那麼新聞業將徹底失去它最核心、最神聖的價值，也就是「現場觀察與採訪」與「對抗不公義的道德勇氣」。機器沒有靈魂，AI 無法代替記者去冒著風險揭發弊案。

這就是為什麼「政府政策的及時介入」會顯得如此關鍵且迫在眉睫。

我們必須透過制度，為媒體找到廣告點擊率之外的全新獲利模式，讓他們不再純粹依賴點閱率、標題黨或煽色腥的新聞來苟延殘喘。如果台灣媒體能透過跨國平台議價法案、著作權延伸保護制度或國家新聞基金得到尊嚴生存的資源，他們才有底氣與腰桿，去追求高品質的調查報導。

當前台灣在法制面上，對於 AI 生成式科技公司使用本土新聞作為訓練資料的規範，基本上依然處於「幾近為零」的蠻荒狀態。這等於是讓那些科技新貴公司，再一次無償、合法地收割台灣新聞媒體耗費巨資產出的高品質資料。

我們必須明白一個最基礎的科技事實：AI 為什麼會變得越來越聰明、越來越有台灣在地的人文底蘊？那是因為它在後台瘋狂吞噬、學習了台灣記者每天即時產出的最新新聞與社會觀察。 如果我們的國會再不趕緊建立 AI 版權付費機制，那就是放任台灣媒體在經歷了第一波社群平台的流量侵蝕後，再一次遭到 AI 科技巨頭的二次剝削與尊嚴踐踏。

六、 創造共好：通往新聞盛世的新路徑

即便前面分析了這麼多令人窒息的結構困境，但我坐在這裡，對於台灣新聞業的未來，內心深處其實並不悲觀。

正因為台灣當前的新聞生態已經壞到了谷底，社會大眾對垃圾新聞的忍耐已經到了極限，指標性媒體的裁員危機也敲響了警鐘，這反而可能轉化成一個歷史性的契機 — — 它強迫政府、國會、學界與民間社會，必須共同正視這個刻不容緩、攸關民主存亡的憲政級問題。

我們今天的目標，絕對不只是卑微地想要恢復過去傳統媒體壟斷時代的「新聞江山」，我們更要展現雄心，共同打造一個在數位時代前所未有的「新聞盛世」。

這需要我們從此時此刻就開始凝聚社會共識、開始動手進行前瞻性的政策與立法。如果我們繼續選擇什麼都不做，拖延了黃金拯救時間，等到台灣的新聞本土產業徹底被外資平台與 AI 巨頭淘空、江山全失的那一天，台灣的民主政治也必將隨之倒退，最終滑向一個無法深化、甚至徹底民粹化的無底深淵。

在這裡，我想要對台灣社會最優秀、最具有理想主義情懷的年輕一代，發出最誠摯的鼓勵：請不要害怕，請依然勇敢地選擇進入新聞業。

新聞記者這份工作，雖然充滿了挑戰與辛酸，但它所能帶給一個人的生命厚度是無與倫比的。它能讓你在最年輕的時候，以合法的身分最貼近地觀察這個社會的真實脈動，親眼看見民間的疾苦與權力的運作。這段在泥濘中摸爬滾打的專業資歷，對於你個人一生的核心人格與視野，絕對會帶來巨大的、正向的幫助。

同時，我也認為，未來的優質新聞機構不應再僅限於傳統傳播科系畢業生。為了應對日益複雜的全球性議題，我們需要多元背景的人才 — — 不論是學理工、自然科學、數據分析、資訊工程，還是氣候變遷與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台灣都需要你們帶著各自的專業知識進入新聞業，扮演知識的轉譯者。

而我們傳播科系的在校學生，更應當跳脫傳統的框架，積極充實跨領域的知識，讓自己具備處理人工智慧、地緣政治、金融跨國犯罪等多元宏大議題的能力。運用 AI 的能力，只是一種可以透過學習熟練的工具與技能；當你手中握有數位科技的利器，心中同時擁有廣博的智識、悲天憫人的社會關懷，並始終追求公共利益時，你所寫出的每一篇報導，就能對這個不完美的社會產生重大的正面影響。

高品質、正確且經過嚴格事實查核的資訊，其價值在混亂的數位洪流中非但不會貶值，反而會變得像沙漠中的清泉一樣，更加珍貴與稀缺。

我心中最宏大的願景，是希望在台灣創造出一個共好的良性循環：讓社會各行各業最出類拔萃、最頂尖的人才，在人生的中晚年回顧時，都能以「自己年輕時曾經擔任過新聞記者」這件事，作為一生中至高無上的榮譽。

新聞業不應當是一個每天讓人充滿無力感、轉職率極高的行業，而應當是一個充滿智識挑戰、社會地位崇高、讓所有頂尖腦袋擠破頭都想進去的 「Dream Job（夢幻工作）」。

記者，應當是這個社會上讀書最多、最渴望不斷汲取新知的一群知識菁英。只要我們願意在國家政策與法律層面給予最堅定的制度支持，在個人層面追求無與倫比的專業卓越，我深信，台灣的新聞盛世絕對不是海市蜃樓，而是完全可以被我們這代人或下一代人親手創造出來的。

這項歷史性的工程，不僅是為了新聞業這個產業的存續與飯碗，更是為了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數位時代裡，守護我們共同在乎、且賴以生存的民主價值。讓我們共同努力，不只贏回新聞江山，更要再創新聞盛世，創造一個共好的未來。

(本文為下篇內容，上半部分請見上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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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彗星撞擊之後：台灣新聞業的創業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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