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基督教在歐亞大地上廣傳時，事情開始出現了一些變化：因著兩位名叫華倫泰（Valentine）的主教同於第三世紀某兩年的二月十四日殉道，教會稱二月十四日為「聖華倫泰日」（St. Valentine’s Day），以作記念。由於大部份的記載在大逼迫年間失迭，今天我們對兩位華倫泰的認識只餘下三個片段。據說，華倫泰是羅馬主教，因支援被迫害的基督徒逃亡而被捕下獄，被捕後曾與革老丟二世（Claudius II）辯道，終因拒絕叛教在公元二六九年二月十四日遭斬首。有傳在華倫泰被囚時，神跡治好了獄長女兒朱莉亞（Julia）失明的雙眼，使他們全家四十六人歸入基督名下。據中世紀的記載，華倫泰在處決前一夜親手寫了第一張「情人節卡」予朱莉亞，下款正是現代人慣用的「你的華倫泰」（Your Valentine）。

另一片段指革老丟二世下旨禁止年輕男性結婚以增加軍力，華倫泰因為替年輕男女祕密舉行基督教婚禮而被殺。然而，根據George Monger的考證，革老丟二世並沒有下過禁婚令；反之，從軍的男性在勝仗後往往會獲得兩、三名女子作獎賞。因此，華倫泰「為提醒年輕士兵對婚約及對上帝忠貞，從羊皮剪出心型派予各人。」華倫泰作為愛情守護者的形象日漸廣傳。及至公元四九六年，教宗哲拉修一世（Galesius）正式設立「聖華倫泰日」，古羅馬的盧帕撒拉節遂被取代及基督化。雖然有關華倫泰的真實故事已難求證，但是華倫泰守護信仰和愛情的形象已深入民心；加上二月中是歐洲雀鳥交尾繁殖時期，更為「聖華倫泰日」添上情愛色彩。

今天，我們很少人會視二月十四日為基督教節日，並改稱此日為「西方情人節」。其實，「聖華倫泰日」曾是一個記念信徒挑戰文化、不畏暴政、忠於所信的日子；其之所以浪漫，是浪漫在華倫泰對真愛忠貞無畏、以至於死的態度。這種愛並不僅限於男女之情，也包括了對鄰舍、弟兄姊妹、未信者的愛；當然，華倫泰在故事中的愛，源自基督的愛，也就是捨身服侍的愛。與其每年苦苦追問「誰是（當）我的華倫泰（Valentine）？」，不如撫心一問：「我是誰的華倫泰呢？」我們有否以捨身服侍的愛去愛身邊的人、身處的群體、身在的城市呢？華倫泰的故事讓我們知道，愛，是有行動的付出而非索求。愛，需要堅持和守護。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任我們廁身任何地方、任何時空，這大概都是為人父母者對前景的憂慮和心聲。然而在歷史的長空下，我們並不孤單。在聖誕節的救主降生以先，聖經告訴我們有一位在暴政當道之際突然當上爸爸的人物──大衛的子孫，約瑟。

新生命在帶來喜悅以先，總教人忐忑，像耶穌這個不知從何而來的新生命，更是讓人不安。約瑟是活在羅馬帝國統治下的猶太人，時勢以外，未婚妻懷孕、自己將要成為一個嬰孩名義上的父親這事，本身就足夠讓約瑟和他身邊的人匪夷所思、措手不及。原來快將新婚的他，「打算暗暗的休了她」；他「一直想著這些事」，直至天使第一次在夢中向他說話。（《太》1:19–21）即使明白這孩子是神的計劃和心意，但要接受在人情常理中不可能、也不應該出現的兒子，談可容易？天使對他說：「不要怕。」（《太》1:20）當馬利亞腹部漸隆、約瑟處理自身心情和社會目光的同時，這對準父母還要遇上政權的無理要求和追殺。先是因著凱撒亞古士督一聲諭令，約瑟便得帶同腹大便便的馬利亞從拿撒勒前往伯利恆登記戶籍；在政權的無情下，他們不單失去了安胎和預備孩子出生的可能，更淪落得下塌旅店馬糟、在簡陋環境下冒險生產。（《路》2:1–7）然後，又有當時猶太王希律在盛怒之下，命令屠殺伯利恆和附近地方所有兩歲及以下小孩的事。天使第二次在夢中向約瑟顯現，他「就起來，連夜帶著孩子和他母親往埃及去。」（《太》2:14）約瑟一家在埃及寄居求存，直到希律在約一年多後逝世，天使第三次以夢向約瑟說話，指示他們回家。《馬太福音》的作者說約瑟「因聽見亞基老接著他父親希律作了猶太王，就怕（ἐφοβήθη）往那裡去。」（《太》2:22）根據歷史記載，這個亞基老上任不久後就在聖殿附近殺了三千人（Josephus, Ant. 17:200–18）；經歷過如此種種，約瑟的擔心實在不無道理。

在內外相逼的人生中，約瑟、馬利亞和耶穌總算是活了下來。耶穌的出生，也徹底顛覆了約瑟的一生：從默然承擔與未婚妻同房的責任，到一次又一次的奔波與逃亡。作為一位成年男士，約瑟為了順服神而放下的，沒有比懷孕產子的馬利亞來得少。若馬利亞為耶穌帶來血肉之軀，約瑟則在漫天陰霾之下，為耶穌提供了一個長大成人的家。John Everett Millais 的 Christ in the House of his Parents (1849–50) 首次公開展覽時曾引起社會極大的反響，認為Milliais所繪畫的背景太雜亂、沒有美感──太寫實。

畫中的場景是一個平凡的木匠工作室：在畫面正中的小孩耶穌不慎割傷，母親馬利亞在旁緊張地安慰他，穿紅衣的約瑟不在畫面中心，但整幅畫卻是約瑟的工作坊。這就是約瑟盡他所能，為耶穌提供的一切──是簡陋、擠逼、零亂的環境，卻也是尋常、踏實、溫馨的家庭。

大概是約瑟的貢獻太過平凡，以致他很少成為聖誕默想的對象；誰會認為在亂世中當爸爸是一個呼召呢？然而，約瑟的人生，說明了「忠於上帝」能夠有千種萬種演繹。電影《一代宗師》有一句說話：「活這一世，能耐還是其次，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裡子，都是時勢使然。」該片的英文名是Grandmasters，所謂「一代宗師」，其實是「一代宗師們」，不是某一門派宗師，而是這一個時代的宗師。這些年來，日子愈昏亂，我們愈寄望從不同的智者賢能身上尋找合用妥當的範式，讓我們好作效法和跟從。誰是誰非？誰比誰好？「面子」和「裡子」，其實都是在歷史裡共同成就神恩典計劃的角色。

約瑟一生，是一份對上主的甘心樂意。自耶穌出現於馬利亞的肚腹中，約瑟似乎便沒有了選擇和決定人生的權利。耶穌的出生沒有為他和馬利亞帶來平安，這個嬰孩甚至把政權的荒謬更劇烈地公諸於世。約瑟恐懼、無力、擔驚受怕、不明所以；但他沒有妥協，沒有被政權壓扁，也沒有放棄。在最尋常、踏實的木工場，他沒有為自己籌劃驚天動地的人生大計，卻是緊守自己的專業和崗位，保護和孕育了三十年後的救主。在失控與無法預測的人生處境中，也許問題不是我們能否編寫自己的故事，而是在那些故事裡，我們是其中一部分；能夠安於所是，本身是對上主一份的信任；能夠甘心樂意，是一種福氣。

最後，送上一首我近來很喜歡的流行歌：
「抬頭尚有天空 敲不碎
埋頭尚有智慧 思想 他人難偷取
軟弱無力全是 堅忍的證據
靈魂內有信仰 搶不去
這種搶匪也許 比你畏懼
想保無邪之軀 還是必須好好過下去」 — 《最後的信仰》

平安夜唱詩歌、報佳音，是我們熟悉的聖誕活動；不過，唱頌歌的傳統原來並非教會首創，而是源自異教的節慶習俗。按民間習俗，信奉異教者在全年日照時間最短的日子 — — 冬至（一般是在十二月廿二日），會在祭祀之處一邊唱歌一邊跳圍圈的舞步，以求來年平安和豐收。早期教會嘗試轉化冬至這個異教節日，創作詩歌取代異教音樂；又在基督教成為國教後，將聖誕節定在十二月廿五日，因日期與冬至相近，信徒開始在聖誕崇拜歌唱以聖誕為題的頌歌，「聖誕頌歌」正式出現。可是，由於頌歌一般以拉丁文寫成，中世紀早期的信徒由於不諳拉丁文，對「唱聖誕歌」缺乏熱忱。

方濟各（Francis of Assisi）重燃了信徒對慶祝聖誕及唱聖誕頌歌的熱情。一二二三年， 他開始在意大利街頭演出聖誕劇目，以歌曲和對話重演耶穌降生的故事。有些歌曲仍以拉丁文頌唱，但大部份的對話和歌曲，均用上一般人能夠理解的本地語。在聖方濟各及其跟從者的努力下，聖誕頌歌成為西歐教會的熱潮，而且走出教堂，落戶法蘭西、西班牙、德意志等地的大街小巷。然而，由於聖誕頌歌的歌詞不一定嚴格按照聖經創作，歷史上也有群體對這些頌歌有所保留。

一五七○年大改革，詩歌唱頌重新在教會出現，為熱愛音樂的馬丁路德推崇。但是，當一六四七年清教徒抵達英格蘭時，卻禁止慶祝聖誕和唱聖誕頌歌，唱聖誕頌歌的傳統要到十八世紀才重新復興。在維多利亞時代，兩位名為Sandys及Gilbert的信徒在英格蘭出版了一冊聖誕頌歌集，唱聖誕頌歌的習慣自此重啟。人們開始在街上、在家裡、在教堂裡唱聖誕頌歌，並發展至逐街逐戶到處頌唱的傳統。適逢當時不少弦樂團及合唱團相繼成立，平安夜在街頭唱聖誕頌歌遂成為英格蘭一年一度的聖誕節目。這些歡樂的聖誕頌歌很快傳遍歐洲，也直接影響了北美新世界。

時至今天，全球無數教會依然在平安夜到街上「報佳音」，以頌歌來歡慶這個普天同慶的佳節，教會總算是成功轉化了原屬異教的冬至節期。冬至的陰寒肅殺是真實的，香港地理上略近赤道，在冬至前後仍有日短夜長之感。若讀者曾居於緯度偏北的城鎮，相信必能體會十二月天氣漸寒、下午三時許天色全黑帶來的鬱結心情。異教徒選擇在這全年黑夜最深的日子祭祀求平安，實是情有可原。有趣的是，歷代的信徒卻定意在日光最稀少、人心最難安的日子站到街頭，向世人宣告上帝的平安已經藉著一名嬰孩臨到世界：「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也許，我們只是年復年地參與「報佳音」，又或因而對這行禮如儀的活動漸生厭倦；但回望歷史，原來在黑暗之處傳遞盼望，才是「報佳音」在教會歷史中最首要的意義。在日光最幽暗之時，唱一首聖誕頌歌，並不會讓客觀環境改變，這卻是教會群體信仰的認信和宣告：我們在日光最暗晦之處、大地無光之時，仍然深信黎明將至 — — 我們的救主已經降生了！環境或未有變，冬至還是冬至，基督沒有降生在太平盛世。然而，讓我們在日光最幽暗之時，唱一首聖誕頌歌，只要我們仍然相信寒冬後春天必臨，我們便能在瞎燈黑火的時代裡，心存盼望地繼續前行。

「全地都當向神歡呼！」（詩六十六1）

（原刊《時代論壇》2019年12月19日）

一念：「那可好了，一切都可以完結咧。」然後，撫心自問，我還有很多未了的心願：那些與朋友們的約定、那種對擁有自己孩子的渴望、那個還在讀的博士學位、那些對人生意義的期許……照一照屬靈的鏡子，原來在主與我之間，仍有如此這般許許多多的愛恨糾纏。

如果明天主耶穌再來了，我心底那句「停一停、等一等」的呼喊，在在質詢我：我是否真的愛主袮過於這一切呢？如果明天主耶穌再來了，我迎接袮的時候，還要戴上裝作屬靈的面具嗎？

William Holman Hunt 的 The Light of the World (c. 1900) 是我很喜歡的壁畫：畫面正中是提著油燈的主耶穌，祂頭戴荊棘卻又披著華衣，在半明半昧的某時，祂來到一扇門前，舉起祂那帶著釘痕的手，輕地敲門。這扇神秘的門沒有匙洞，也沒有任何窺視門外世界的裝置；除非門內的人選擇應門，否則耶穌和光也沒有進入這門的可能。我會應門嗎？身為女士，在沒有上妝、胡亂穿搭的狀態下，也許，我會讓門繼續關上，因為我不想讓自己不完美（而真實）的一面曝光：我沒有預備好。

然而，聖經裡的人們，又是在甚麼狀態下與主相遇的呢？打魚的門徒、井旁的婦人、擁有五餅二魚的小孩、樹上的撒該、行淫時被抓的婦人、馬大、馬利亞、拉撒路、瘸腿的、瞎眼的、患痲瘋的、血漏的、鬼附的、還有各各他山上的強盜。他們哪有一個是全然預備好了，才與主相遇呢？對於活在黑暗中的人來說，光明是可怕的。從前有位朋友告訴我，售賣護膚品的專櫃都喜歡裝置白光燈，因為白光燈的光線會讓顧客的皮膚問題無所遁形，那麼，大概他們就會較易被說服購買一些產品來為肌膚「救亡」。但我想，害怕靠近這些白光燈的大有人在，因為要面對自己真實的缺撼，殊不容易，P圖也總比改善皮膚和減重快捷方便。福音書的耶穌沒有讓人們準備妥當後才與祂相遇；相反，我們看見耶穌親身走進一個又一個不完美的生命，以祂的愛照亮被世間價值唾棄的人們。世界的光來了，這光邀請我們勝過認清自身缺撼的恐懼，來到祂的面前，讓祂擁抱那個被世界壓逼至不似人形、心靈破碎、甚至根本沒有很愛主的自己。

這個在明昧之間的邀請，沒有應許我們在應門的頃刻能成為完美的人。我們都不完美。不完美的人可以選擇躲於黑暗中，繼續自我感覺良好、風花雪月地過日子；但是，不完美的人也可以選擇走出黑暗，承認自己的罪和軟弱、承認我們和我們的社會正正是極需要這光。迎接主，不在乎我們努力為祂建立多少豐功偉業。我們迎接祂、期待他，全因我們與主的關係：我們迎接的不是別人，而是那位為我們成為肉身、釘死十架的主，是那位完完全全接納我們陰暗面的主。

在我們說期待主再來以先，其實是主先期待我們回應祂的邀請：我們是否愛主，愛到願意讓祂進入我們生命中最不堪的角落？等一個人，重點不在於我們是否預備妥當，而是我們是否真的心有所待。

假如明天主再來，pack and unpack ，沒有掩飾、毋須虛偽，願我能把自己的過犯貪戀、偏執自我都向主陳明，期待不完美的我能夠成為祂眼中美好的呈獻。我們知道，有光的地方雖然仍會有陰影（shadow），但陰影不是黑暗，它是創造本相的一部分，也是我們認識自己需要主的角落。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啟3:20）

我在香港的華人教會信主、成長和事奉，知道一直以來好些教會強調教牧的屬靈權柄，認為牧師傳道有上帝的呼召和牧養的位份，因此信徒應事事聽從牧者的指導和意見。有趣的是，強調教牧擁有屬靈權柄並非傳道者單方面的宣稱。在不少華人教會群體中，推崇教牧因有屬靈權柄，所以能夠決策教會一切大小事務的信徒大有人在；同時，也有不少信徒為免被扣上「不順服」的帽子，不敢發抒己見，教會的一切大小事務，讓教牧自由發揮就好了。

究竟教牧對信徒的權柄從何而來？不少牧者強調「屬靈領導」，但在今日大部份的基督新教教會內，執事領袖也可以帶領教會發展。無論是牧者還是執事，他們所持的真能說全是「屬靈」權柄嗎？難道牧者上過神學院就一定比執事或信徒屬靈一些？哪同樣擁有神學學歷的領袖有如何呢？我們怎去分辨誰比誰更屬靈呢？這些問題，早在初期教會便已出現；至第六世紀，羅馬主教地位漸見一枝獨秀，探討教牧權柄何來的重要性益增。時人貴格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又譯額我略一世或國瑞一世）對教牧屬靈權柄的解說，也許能帶給我們一些省思。

貴格利生於六世紀末一個富裕的羅馬家庭，原先潛心修道，卻被委派代表羅馬出席君士坦丁堡會議；590年，貴格利被選為羅馬主教。在蠻族入侵、西羅馬帝國崩毀的年代，歷史證實他是一位能幹的領袖。在任內，貴格利兼理內政，妥善保障市民的生計糊口，又保護羅馬城抵抗倫巴底人的攻擊。不過，對貴格利來說，他最重要和首要的任務，乃是當一位牧者。他著有《牧靈指南》（Pastoral Rules），指出一位牧者應如何行使所託付的屬靈權力。對他而言，教會領袖行使屬靈權柄必須跟從耶穌基督的榜樣：「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腓二7）貴格利深信，一位理想的牧者應該既通曉聖經真理，又能活出人人可見的聖潔生命。而且，行使屬靈權柄的核心不是權力，而是委身，以吸引同樣願意委身基督的人一起來建立教會。

貴格利特別選用保羅在林前九章的話，指出牧者應該以「俯就來置身於他的信眾中間」。貴格利按當時情勢，認為教牧擁有極大權力是在所難免的，但「重要的是，這種權力應在謙卑、堅貞的自覺和有益他者中行使。」他甚至自稱為「上帝僕人中的僕人」。

貴格利擔任羅馬主教的年代，正值是羅馬主教地位飆升、權勢極盛之時。他身居要位仍能寫出如此坦誠謙卑的作品，本是難得；可惜的是，正如林肯所言：「如果你想要測試一個人的心性，給他權力。」現實中的貴格利，也有他的軟弱。作為一位極擁戴羅馬文化的知識分子，他無法放棄與東方教會間的權勢之爭。當時東方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長是約翰，他因禁食聞名，有「禁食者約翰」的綽號。為爭逐普世教會的領導地位，貴格利經常以禁食話題譏諷約翰。595年，約翰自稱為「世界主教長」，與貴格利以羅馬為中心的教階制度明顯抗衡。貴格利於是去信約翰，告訴他若果當今有人配得自稱為「世界主教長」，那人除了叫貴格利外，再無他人。

那麼，屬靈權柄究竟從何而來？保羅在以弗所書四章提到，「他所賜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11–12節）看來，上帝賜予教會各種恩賜，當牧者行使這些恩賜牧養教會，他們會擁有若干的權柄，讓他們能夠領導會眾。保羅和使徒在新約的書信中，便明確地顯示他們對眾教會信徒的教導權柄。然而，這是一種怎樣的權柄呢？彼得身為眾門徒之首，曾在安提阿因見到從雅各那裡來的人，懼怕和自覺與外邦人隔離（加二11–13）；保羅在不少書信中，也多次提到自己為會眾的生命憂傷流淚，流露諄諄忠告之情。凡此種種，顯示在教會成立之初，使徒成為領袖並不是因為制度賦予他們權威的身分，他們當初也沒有以高高在上的權威姿態出現。早期教會後來選擇了以制度來提升身分，帶來管治教會的權柄，但一位領袖是否有屬靈權柄，與職份、職位，甚至事奉的年資等沒有必然關係。

屬靈的恩賜來自上帝，而權柄和權威是群體賦予的，沒有人生下來就有權柄，也沒有人因著擁有來自上天的呼召便自動變為權威人士。所謂的權威，說穿了也必須依附在一個群體建構的制度裡。忘記群體需要的權威、利群體謀求私利的權柄，即使套上「屬靈」的包裝，仍僅是個惹人不屑一顧的虛銜。無論是使徒，還是貴格利，他們均指出生命，而不是權柄對牧養的重要性：因為有使人稱羨的屬靈生命，才有督責善導的屬靈權柄。可悲的是，到今天我們仍然對權力趨之若騖。這些年來，曾經親耳多次聽到牧者對「做會友要做浸信會的會友，做牧者要做宣道會的牧者！」這句話深表認同。教宗制早已離我們這些福音派堂會遠去，但心底裡我們卻仍在製造、爭取、盤算，要成為一堂一地的「教皇」。當我們恥笑當年中世紀教廷主張的「教皇無誤論」，今天多少教牧信徒還是抱有「教牧無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呢？說到底，作為教會領袖，致力爭取權柄是捉錯用神；建立、保守自己的屬靈生命，才是我們最應當努力不懈之處。

誠然，一些宗派的傳統肯定以教牧領導為教會的方向，這本身沒有不妥；但嚴格來說，這種權柄並不是「屬靈權柄／屬靈領導」。這只是因傳統、架構和體制而產生的權力分佈，我們永遠無法（也不應）以職份去把教牧與信徒二分為「屬靈」或「屬世」。再者，主張以同工作領導的教會並不代表不需要有群體辨識。教牧領導不是一言堂，也不是任由牧者以自己的興趣專長來帶領教會；教牧領導的本意，是群體認定牧者的恩賜，賦予他們全時間清心在神面前明辨、求問教會發展的方向、辨識教會群體的屬靈狀態和需要的權柄。在這樣的群體中，牧者作為群體的一員，同樣需要被弟兄姊妹監察，更需要謙卑聆聽別人坦誠的提醒。

教會的真正元首是神，耶穌基督這位大牧者的生命是教會領袖學效的對象。這是我們都知道和認信的。惟實際上，或許在很多實踐的關頭，我們更像貴格利，期盼以制度賦予我們的權力，讓教會成為我們心目中的教會。知易，行難，唯願主的靈常常督責我們，讓我們知道身為領袖真正當求的是甚麼。

本文原刊《時代論壇》1625期（19/10/2018出版），此為修訂版。

康樂娜的生平
康樂娜是第二世紀的年輕女基督徒，生活於羅馬統治下的敘利亞地區，在約公元一七零年殉道。康樂娜的故事源自另一位聖人維克多（St. Victor）的殉難。據載，維克多本是羅馬士兵，卻因被發現是基督徒而被帶到官員賽巴斯汀（Sebastian）面前。賽巴斯汀恨惡基督信仰，決心要虐殺維克多，以儆效尤，遂把他繫在柱上、打至皮開肉綻，再把雙眼挖掉；然而，維克多至終也沒有放棄信仰。康樂娜是在場另一羅馬士兵的妻子。年僅十六歲的她，聽到維克多為信仰被不斷折磨，決定不再隱藏自己的信仰，趕到刑場跪下來為維克多禱告。康樂娜自然很快也被賽巴斯汀收監，並把她縛到兩棵刻意拉到地上的棕櫚樹枝子上，然後把拉樹枝的繩子割斷，叫她分屍慘死。康樂娜的遺骸在第九世紀時被帶到意大利，直至今天。

康樂娜的名字「Corona」是拉丁語，原文是「加冕（crown）」的意思。她與是次冠狀病毒「撞名」，純粹是源於英文以拉丁字源來形容「呈皇冠狀的病毒」，與康樂娜其實沒有半點瓜葛。再者，大部分早期教會的殉道記載都會形容殉道者寧死不屈、繼而由天使贈予殉冠冕；不少學者因此推測「Corona」只是一個託名，那位十六歲殉道少女的名字，早已湮沒在歷史中了。

教會歷史中聖人的功能和發展
這樣看來，是次武漢肺炎與是否有人觸怒康樂娜毫不相干；可是，在基督教的信仰歷史中，何以出現「聖人」呢？他們又是否真能成為某事某物的守護者呢？這與正統的信仰有抵觸之處嗎？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需從「聖人」文化的肇始說起。

聖人（或譯：聖徒，sanctus）本指從世界中分別出來的基督徒。在《新約》時代，「聖人」指所有相信耶穌的人，包括已逝世的信徒和殉道者。教父時期，教會開始了對聖人文化的認可，起初是為要紀念殉道同胞和為現世信徒訂立信仰榜樣，好作效法，因此該時期的聖人絕大多數都是殉道者。後來，基督教成為國教，沒有了以身殉教這回事，教會轉而表揚有卓越德性和貢獻的信徒，奉為聖人。在公元九九三年前，教會尚未有以羅馬教廷為首的封聖（canonisation）制度和程序，所謂的聖人，均是生前深得各地群體認可和欽敬的信徒或領袖，帶有強烈的地區色彩。事實上，聖人文化確實是「製造」而來的。在教會歷史中每一位聖人，都是首先在群體中得蒙認受、成為榜樣，其神跡奇事繼而被廣泛流傳，再成為傳奇。因此，聖人的傳奇往往表徵著某時某地信徒對信仰的憧憬，同時也反映人們對信仰某方面的關注和期望。就這次有關康樂娜與疫症的討論為例，康樂娜本來與疫症的關係極微，但教廷也明言，若是信徒認同，康樂娜可能從此與這全球性疫症永遠扯上關係，也並非沒有可能。

自早期教會開始，聖人除了是信徒的榜樣外，也被賦予了代禱者的角色。換言之，聖人雖然已經離開人世，卻仍然「尚在人間」，為敬虔者禱告守望，並會在關鍵時刻大顯神通。到中世紀晚期，信徒愈趨視聖人為神恩典的對象，強調對聖人的遺骸、遺物敬禮求恩；聖人再不是代禱者，反成了禱告的對象，社會上也產生了各式各樣的迷信風俗（如：專治感冒、肚瀉、眼疾等的聖人）。到宗教改革時，有改革者主張完全廢除聖人文化，但也有像信義宗的，不反對聖人文化，只是重新強調聖人作為榜樣的功能，並摒棄其代禱的角色。時至今日，天主教和東正教均延續了聖人傳統，然而，他們都強調恭敬聖人並非崇拜偶像，而是對其敬之以禮的態度。

基督徒應如何看待聖人傳統呢？
身為改教運動的繼承人，基督徒應如何看待聖人傳統呢？不少人或會主張一刀切廢除這傳統，「我不信聖人」，從此不加理會。現實有時卻不如我們想像中般乾脆利落，譬如筆者現在居住的小鎮「聖安德魯（St. Andrews）」便是按聖人命名，我們如此稱呼這地，會否冒犯拜偶像的教條？幾千年來有關教會聖人的嘉言懿行，我們又是否絕不能讀呢？如此一來，我們豈非連信經中「聖徒相通」一項也需撇棄？

首先，我們要知道關於聖人這項傳統，即使在基督新教中也有不同光譜。例如聖公宗對聖人文化完全接納，但也有一些宗派堂會始終視之為洪水猛獸。若然雙方均沒有把聖人視為崇拜對象，其實沒有誰對誰錯之分；不同的基督新教宗派本來就有對傳統不同程度的接納和批判，應當彼此尊重。

其次，我們可嘗試重新思考「聖人」對我們的意義。今天，大部分新教宗派都同信「聖徒相通」，所謂「聖人」，說到底就是我們活在數千、數百年前的弟兄姊妹，他們的生命在不同的方面與基督相似，因而被教會讚賞傳頌，成為圭臬。第六世紀時，都爾的額我略（Gregory of Tours）著有一部《教父傳奇》，刻意命名為 “Life of the Fathers”，用的是單數 “life (vita)” 而不是眾數 “lives (vitae)”，原因是他深信教父生平的重點是他們同心展示那一個屬於耶穌基督的生命榜樣。聖人故事的重點實在不在於神蹟異能，而在於他們跟隨基督的心志和踐行，好讓我們能在不同的場景、群體和向度中被提醒，如何天天學像基督。

聖人傳統在教會歷史中確實曾經成為迷信誤習，然而，這並不代表這些聖人先賢沒有值得今天基督徒學習的地方。《論語‧述而》有一解，認為聖人者，至聖之實現也；聖人使「聖」的概念實體化，能作承學啟禮之用。就此點，儒家對聖人的理解與基督教的聖人傳統實有相通之處。今天教會常常苦求感人的見證故事，彷彿聖人都過份神聖、年代久遠，不足為法。可是，若我們捫心自問，歷代開來，早期教會的殉道者不就是奮力對抗政權打壓的代表嗎？凱瑟琳（St. Catherine of Siena）一生不就反映神如何使用一位目不識丁、身體孱弱的婦女嗎？今天還有富二代會像方濟（St. Francis of Asissi）般甘心回應貧窮的呼召、服侍痲瘋病人嗎？究竟是聖人文化離我們甚遠，還是這些聖人的往事、他們對基督的矢志忠誠，徹底得過於我們所想所求？《新約》中基督徒被稱為“μάρτυς (mártus)”，本來就是見證人的意思，同時也指殉道者；但願，我們心所渴慕的不是那些土豪式的幸運「見證」，「如果我們癲狂，是為神」（林後 五13上）。

巴黎聖母院這座舉世知名的教堂不僅是法國巴黎的地標，從歷史角度觀看，它更是基督教神學、崇拜、藝術和建築的重要標誌。聖母院原先建在羅馬盧泰西亞（Roman Lutetia）一座異教神廟之上；一一六○年，法王路易七世（Louis VII）按當時的巴黎主教建議清拆舊堂，在原址建造更大更高的教堂，以趕上巴黎的人口增長。

由是，巴黎聖母院的建築採用了十二世紀最嶄新的建築風格，後世稱之為「哥德式建築」（Gothic architecture）。在平面上，聖母院沿用聖壇向東，十字架式的典型設計。但在天花設計上，聖母院則用上了當時最新的肋拱頂（rib vault）建築技術：以十字型把每段拱頂分為六部份，成功分散整個拱頂的壓力，加上十三世紀增建的另一新技術飛垛（flying buttress；或稱飛扶壁），讓拱頂給予牆身的壓力能卸予飛垛，使整座教堂能建得更高、牆身更薄及開通更多的窗戶。聖母院的三戶彩色玻璃的玫瑰窗，為教堂帶來日光，也成了日後哥德式建築的重大特色。一次，我媽媽憶說她在蜜月時參觀巴黎聖母院，她說：「踏入那教堂，會令人立即想信耶穌！」十二世紀設計者對教堂建築求高、求大、求廣的背後，是教堂之所謂。譬如，每位步入聖母院的參觀者，必然自然地舉頭觀看高得無法想像的天花：朝聖者的身、心，就這樣被這劃時代的建築引導，舉目迎見、預備追尋和崇敬那位至高的主。

與如此出類拔萃的新建築相輔相乘的，是巴黎聖母院作為經院神學（scholastic theology）發源地的重要史實。十二世紀初，巴黎是全歐洲神學討論最活躍的地方，聖母院的座堂學校可說是不少影響後世深遠的神學家的搖籃。例如，一生傳奇的亞伯拉德（Peter Abelard）約二十歲時曾跑到巴黎聖母院座堂學校讀書，後來他自己成了座堂學校的教師，也因為聖母院法政（cannon）的邀請而邂逅了希路絲（Heloise）。亞伯拉德的學生倫巴第（Peter Lombard）後來因應座堂學校的教學需要，開始編寫一部神學「教科書」《教義》（Sentences），被認定為中世紀的主流神學範本。雖然，博洛尼亞大學是歐洲第一所大學，但對神學發展而言，巴黎大學的前身巴黎聖母院座堂學校才是主角。座堂學校的學術討論和教育吸引了歐洲各地有經濟能力的學生，使巴黎具備成立大學的條件，並在一二○○年獨立。廣為人知的中世紀神學家亞奎那（Thomas Aquinas），便是在巴黎完成大學教育，並開始神學訓練，他後來成為巴黎大學的神學教授，著有《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

如果巴黎聖母院的建築反映中世紀信徒對至高者的追尋，無數神學家、尋道者在聖母院座堂學校的足跡，便表達了當時人以神學、理性等工具對真理創造者的追求和崇敬。

然而，注目永恆，以生命崇拜上帝並非貴胄、新興中產和知識份子的專利。巴黎聖母院也被稱為「平民的神學課本」（liber pauperum）。當華人教會近年才興起以圖像或裝置藝術傳遞神學意涵和教育會眾，十二世紀的聖母院著實是我們這方面的先賢。在大部份信徒皆目不識丁的情況下，聖母院以外牆大量的雕塑作基督教教育。

例如正門圓拱石雕以「最後審判」為題，描繪坐在寶座的基督公正地審判眾人，按各人所信所行報應各人。石雕的魔鬼面目掙擰，地獄的靈魂面容扭曲，足以警惕每位路過，或是預備進入教堂的信徒。聖母院位處整個巴黎的中心，是市民生活必經之地；在沒有高樓大廈的中世紀，陡然聳立的聖母院成了家家戶戶舉目即見的時刻提醒：你們務要小心，免得落入試探。

巴黎聖母院的歷史重要性當然不止於中世紀，但僅僅回看她與經院神學的互相輝映、她對中世紀文化特徵的演繹，已教人對這次的火災痛心不已！

揮動棕枝和用衣服鋪地均是刻意的行動。羅馬人以棕樹枝象徵勝利，當時人會向運動場上勝出的健兒贈送棕枝；皇帝征服一地後，也會向民眾派發棕枝。在耶路撒冷城門歡迎耶穌的民眾，大概是吸收了這個象徵意義，以此來歡慶猶大和耶路撒冷的獨立將要來臨。民眾認為，耶穌就是那位彌賽亞、救世主、猶太人的王：他會帶領猶太人打敗外邦人，重建輝煌的國度。

我們對主總是有所期盼的。問題是，耶穌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彌賽亞。凱旋的將士，騎著進城的應是馬匹；耶穌騎的卻是一頭驢。即使驢駒是皇室的動物，又或驢駒表明了耶穌就是舊約預言的救主；現實是，從來沒有人會騎著驢駒上戰場。我們與民眾一廂情願地期望耶穌進入城門，就是要「作王」、「戰勝」我們的敵人；我們卻從未曾盼望這位騎著驢駒的，定意進入城門，為要受苦至死。我們盼望祂不需受苦的背後，其實更是我們自己不想受苦。是的，我們期望有一個安全的信仰，有一位賜給我們平安、喜樂、事事順利的主。是的，我們多想耶穌以威榮顯現世上，叫世人都知道我們早就選對了。今天我們卻甚少擁抱耶穌基督的苦難。

早前與團友查經，羅馬書八章19–25節提到人類墮落，神叫「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我分享到幾年前曾探訪一對剛年過五十的夫婦，丈夫計劃多年，刻意提早退休為要與太太環遊世界、享受人生。豈料，就在他剛退休的一年間，太太發現患上末期癌症，已到了無藥可醫的境況。那晚在返家的途上，我為到疾病能夠如此折磨一個家庭心中難過。除了難過，也是不甘：明明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勝過疾病死亡，我們卻仍在世上被種種苦難包圍。我們痛苦、哭泣、歎息，問為何窘境會臨到；然而，保羅卻告訴我們，今天這些苦楚不是沒有目的和意義的，「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是要我們和他一同得榮耀。」當我們擁抱耶穌基督的生命，認信祂復活的真實，我們同樣參與祂在地上受苦受死的生命。

我仍然相信醫治的神蹟，深信主有超乎萬有的能力和權柄。不過，如果我們擁有一切權柄的主依然甘心情願的掛在木頭上，祂對我們的苦、世界的苦就不單不是無動於衷，祂更是與我們一同受苦。世人盼望無痛的信仰，這個基督不像預期，祂不僅沒有趨吉避禍，更反過來迎向苦難，祂甚至給予我們勇氣，期待我們能像祂一樣面對這個艱難的呼召。

上月參與了好朋友媽媽的安息禮，聽著聽著伯母的一生，叫我禁不住幾次感動落淚。大概是難以想像，一位平凡的媽媽，如何在小女兒只有三歲時發覺患上末期癌症，本想自殺卻信了主；上帝彷彿延長了她的生命，卻沒有挪去疾病帶來的痛楚：除癌症引起的痛楚，姊妹視力日差，最終失明。這條在生死之間被主救贖的道路，一走三十年。這樣的拯救也許不像預期，但姊妹就是忠心堅毅地與神，也與苦同行了三十載。我們在世上受苦是捱打嗎？看來，上帝讓我們有份於世上的苦難，確是為要讓我們能與祂一同得榮耀。我們就像觀看足球比賽的觀眾，這場比賽上帝一方其實已經穩穩得勝，在距離完場的十分鐘，祂卻邀請我們「落場」參與。這十分鐘不似我們預期，敵人追打我們、以不公平方式攻擊我們，我們看來是節節敗退。然而，我們的盼望不在球場上的愁雲慘霧；當我們仰望計分版上九千萬比三的分數牌，我們便知道，我們只需要忠心堅持，直到完場的哨子聲響起。

棕枝主日為受苦聖週展開序章，同時也是復活盼望的序章。在這主日與下主日我們慶祝主復活之間，人子必須受苦，讓我們學習擁抱耶穌基督的苦難。今天也許不似預期，我們仍要記得祂的確是民眾以棕枝夾道歡迎的救世主。有一天，萬民要再為這位救主的降臨歡呼，萬物也一同等候、盼望著那一天來到。而在這無法預期的七天之間，「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

在「羅馬安寧」的昇平背後，《新約》如何評價羅馬的管治呢？最清楚描述和評價羅馬帝國的經卷，相信是《啟示錄》。與當時不少羅馬臣民所認知的不同，《啟》中的羅馬是一極其壓迫的制度，這制度靠暴力和壓制來維繫，同時是政治專制和經濟剝削的。《啟》用上兩個主要的符號來代表羅馬帝國的面貌：海獸（「獸」，特別是十三和十七章），以及巴比倫的淫婦（特別是十七至十八章）。「獸」代表羅馬皇帝的軍事和政治力量；而巴比倫就是羅馬城，其繁華昌盛是透過帝國中的經濟剝削而來。然而，獸和淫婦（軍事政治與經濟）在根源上都是宗教性的，而且獸和淫婦的關係密切：淫婦騎在獸上（十七3），因為國家的繁榮乃是建基於國家軍隊供給的權力之上。

羅馬帝國雖是專制、剝削的制度，約翰卻十分明白，絕大多數的臣民都沒有對之抗拒或反對。例如，在亞細亞省中的大城市，不少人熱烈擁戴羅馬統治，部分原因在於某些居民能從帝國中獲得個人的好處；用《啟》的話，這些就是「地上諸王」，即地方的統治階層，為羅馬招攬任命參與治理的，他們在社會上的特殊地位和利益也因此而接踵而來。而更普遍的是，羅馬的平民百姓被帝國的意識形態說服，接受並歡迎她的統治。雖然淫婦的舒適生活是以人民的利益為代價，但是她也為他們提供某些「好處」（十七4）。這就是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和平」意識形態。整個公元第一世紀，羅馬極力推動這種「羅馬安寧」的意識形態；根據這種想法，羅馬對這個世界的好處就是在帝國四境之內提供和平和安全，以及各種帝國昌盛的基建條件。然而，《啟》說這所謂的「羅馬安寧」，是一個虛偽的假象，是那淫婦用來毒害萬族的酒，以外面鍍金的杯盛載，內裡是邪惡可憎之物（十七2、4）；羅馬帶來的安定與繁榮來自她的淫行和剝削貧窮人。享受安定繁榮的平民百姓，被騙了卻仍懞然不知，甚至相信羅馬的傾覆代表人類失去平安，殊不知羅馬提供的和平與繁榮是用暴力和殘害建築的。

《啟》反對羅馬帝國，不只因為她壓迫基督徒。 事實上，約翰寫《啟》時，他所預見的大迫害並未發生。可是，約翰卻認為按羅馬權力的本質，若基督徒要忠心見證神，那麼，他們必然會在羅馬所提倡的「安寧」中經歷無可避免的衝突。羅馬的邪惡，在於其對自身權力和繁盛的絕對化，結果她犧牲她的子民，以追求和維繫這權力和繁盛。對一般人來說，當時的羅馬政府挺不錯，想是比現在的香港政府管理得還好。但基督徒對羅馬政府的反抗，乃是來自對信仰的獨一：不降服於羅馬權力底下，不頌揚其暴力和利益，尋求在已滲透人民生活的羅馬意識形態之外另類的可能。初期教會的信徒沒有被羅馬偽裝的昇平騙倒，他們看穿了除離開羅馬權勢，教會沒有另外的選擇；教會更絕不能與政權合作，免得高估自己步向妥協滅亡。

昔日約翰在羅馬歌舞昇平之時寫下《啟》，向信徒揭示「羅馬安寧」的真象；今天，我們讀這段教會歷史，同樣需要一種能突破這種瞞騙的深度，以助我們審視當下政權的實相。當她一方面大肆推動經濟發展，以建造「文明和諧」為旗幟，以強國自居；另一方面十架的記號也在這巍峨大地上被銷毀，祭壇換上國家領導的肖像，平安夜不再平安，監控、打壓、管制只增不減……教會群體要如何看待這個政權呢？我們是否仍然相信犧牲一些權益，以換取福音在祖國廣傳的童話呢？我們是否不知不覺，選擇沉默，以為信仰與政權有洽談合作的妥協空間呢？我們當中竟有人為她提供的「安寧」高歌頌德嗎？

這城當真安寧？

《啟示錄》二12～13說：「你要寫信給別迦摩教會的使者，說：『……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處……」政治與經濟繁華背後，別迦摩是亞細亞君王及異教崇拜的中心。別迦摩敬奉假神氣氛濃厚，宙斯（Zeus）、戰神雅典娜（Athena）、酒神狄奧尼斯（Dionysus）等神殿遺址，今天仍然可見。公元前29年，亞古士督（Augustus）特許亞細亞人在別迦摩為亞古士督立神殿，別迦摩成為亞細亞首個奉行君王崇拜的城市，更曾三次被羅馬封為「守殿者」。[2] 從古籍碑文可見，別迦摩人視凱撒（Caesar）為救世主和神明。君王及異教崇拜又滲透商貿買賣和公眾節慶等儀式。[3] 任何拒絕參與君王崇拜的人，均會被視為不愛國甚至叛國。異教及君王崇拜猖獗，且滲入每個生活層面，這就是別迦摩教會所在之地──撒但城。

居於別迦摩的基督徒面對死亡威脅，故然可怖；但更普遍和持續的逼迫，來自基督信仰與異教、君王崇拜間的張力。當異教與君王崇拜儀式嵌入別迦摩城的尋常生活，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學識地位、人格價值和致富能力，均取決於他有否參與異教崇拜節慶。假若有人不參與每年的異教慶典，沒有縱酒狂歡，他便不能成為商貿公會會員，甚至無以為生。

第一世紀的基督徒，在撒但城中究竟有何選擇？別迦摩教會一些信徒，在嚴峻的衝擊和挑戰下，仍然選擇堅守主道對神忠心，甚至如安提帕為主殉道。他們在《啟示錄》中得主稱許：「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在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你還堅守我的名，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二13）然而與此同時，一些信徒（尼哥拉黨）選擇妥協，鼓吹信仰的自由開放，認為教會可以參與君王崇拜和異教祭祀。這些信徒甚至指出，祭祀是公民責任，大家只是象徵式表達一下愛國情懷而已，只要信徒並非真心視凱撒為神，那麼參與此等崇拜實在無傷大雅，而信徒更可免受逼害和邊緣化。在撒但城中，信徒可以為自己放棄信仰立場找到最佳的藉口：「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妥協，又叫人在難以改變的情勢下，在政權虎口裡，找到安居樂業的生存空間。選擇妥協的信徒，大抵能在撒但城中安穩過活，甚至「建立教會」。可是，他們在《啟示錄》中，是主責備的對象（二14～15）。

今天的香港，流血的信仰逼迫絕無僅有；但信仰的妥協，卻是我們日復日面對的試探。多少人自稱基督徒，卻選擇過罪惡生活，漠視社會不公，摒棄真理，在行為上否認主。我們為求便捷安舒，往往將神改裝一番，好符合我們的「需要」。無論是別迦摩是香港，我們在世界價值觀環繞下，對信仰的實踐，反映我們生命的優次和主權。消費主導社會孕育出爭競、野心和爭取上位的意識形態，人被物化、沒利用價值的人被社會遺棄、貧窮者遭排斥；各種壓制、欺哄瞞騙，走灰色地帶被稱為聰明，巧取豪奪的貪婪文化被奉為圭臬，重視結果而不問手段。我們有否當心社會價值觀的荼毒？還是我們的信仰早已向現實妥協，一邊認同參與世俗價值，一邊視基督為心靈慰藉？

古往今來，最可怕的逼害，既不流血也不喧鬧，卻逐步扼殺我們的生命，直到……「這又有何不妥？」……我們心安理得地跟著世界走。

這是別迦摩信徒在撒但城中的抉擇。

我們要選擇哪種生活方式？

我們的主耶穌，卻沒有從十字架上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