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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Stories by matthew tseng on Medium]]></title>
        <description><![CDATA[Stories by matthew tseng on Medium]]></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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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Stories by matthew tseng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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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信託法第十八條受益人撤銷權之反思— 以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效力之探討為中心]]></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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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matthew tseng]]></dc:creator>
            <pubDate>Fri, 05 Dec 2025 06:28:09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5-12-05T06:28:09.350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壹、摘要</p><p>信託制度在世界各國均展現強大的經濟機能，而受託人違反委託人之意思，管理、處分信託財產時，一國法秩序，在立法面向與解釋適用法律的面相，如何保護委託人之經濟利益，相當程度地影響市場上從事交易之人使用信託制度的意願。我國現行實務在受託人違反委託人之意思處分信託財產之效力認定，採取有權處分說。我提出不同看法，依據受託人取得登記名義之來源，區分認定處分行為之效力。在確定我的基本立場後，檢討我國信託法在受託人違約處分信託財產時所賦予之撤銷權，並提出兩點修正建議。</p><p>貳、問題緣起</p><p>信託（trust）制度，起源於英美法系，與我國民法體系所繼受之大陸法系，在法律的基本思想上有根本的扞格。然而，即便如此，不能否認信託制度長久以來在金融市場發揮重大功能的事實，我國遂於西元1995年繼受英美信託法而制定我國信託法。</p><p>信託制度於世界各國的金融市場之重要性，不言而喻，王文宇教授認為，「從信託法制在英美等國之發展經驗來看，商業信託之重要性已超過傳統之私益信託。尤其在金融市場方面，證券投資信託、退休基金信託、資產證券化、公司債受託機構等交易之出現，更凸顯出靈活彈性之信託法理所具有之強大經濟功能。」</p><p>要使信託制度最大限度地發揮其經濟機能，首要之務，無非確保受託人在信託關係中，完全地以委託人之意思（即信託本旨），管理、處分信託財產。亦即，倘受託人違反委託人之意思，管理、處分信託財產時，如何保護委託人及受益人之經濟利益，相當程度地影響市場上從事交易之人使用信託制度的意願。倘立法上或法院於解釋適用信託法時，無法妥適地保障委託人之權利，信託制度無法發揮其經濟機能。</p><p>而受託人違反委託人之意思，進而擅自就信託財產為不符合信託本旨之法律行為時，最嚴重者，無非移轉所有權予第三人。此時，不僅委託人與受託人的信賴關係遭受破壞，更導致委託人之信託財產逸散。委託人與受託人之債之關係，自得因雙方之信賴關係不復存在而解消之（民法第五四九條第一項）；然而，就已經逸散之信託財產，立法上如何在兼顧第三人之信賴利益之同時，保障委託人之信賴財產，是決定信託制度能否最大程度地發揮其經濟機能的關鍵性因素。</p><p>探討上開問題，不免要先確定的先決問題是，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進而處分信託財產之效力，究竟為何。之所以需要認定其違反信託本旨而為處分行為之效力，理由在於該行為的效力將影響立法上如何使委託人得以「追回」流入第三人手中之信託財產。</p><p>因此，本文將重點探討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而處分信託財產之效力，在確定個人的基本立場後，進一步檢討現行民法與信託法就此部分對於受益人的保障，並提出修法建議。</p><p>參、信託的意義</p><p>我國學說與實務皆認為，信託依其目的，得區分為擔保信託（fiducia cum creditore contracta）與管理信託，而管理信託又得以依照受託人就信託財產之權能，進一步區分為積極信託與消極信託。</p><p>擔保信託，係指債務人為擔保其債務，將擔保物之所有權移轉予債權人，而使債權人於不超過擔保之目的之範圍內，取得擔保物之所有權。相較而言，管理信託則是指委託人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以一定財產為信託財產將之移轉於受託人，倘該受託人有管理或處分之權能，學說實務上將之稱為積極信託；倘受託人並無管理或處分之權能，則稱為消極信託。</p><p>然而，既然擔保信託之目的係為了擔保債務人之債務，因此作為擔保物權的擔保信託，本質上是物權。將擔保信託理解為信託行為者，是以英美法信託概念理解淵源於羅馬法時代的讓與擔保，不免削足適履。我認為，擔保信託，並非信託，當然並非本文論述的對象。</p><p>至於學說實務上將管理信託區分為積極信託與消極信託，就消極信託而言，似乎已被民法學界通說所發展，而由我國最高法院所承認的「借名登記契約」所取代，完成其階段性任務。就我的觀察，我國實務上常見的借名登記契約，獨步全球，外國少有之，因此消極信託與世界各國金融市場的信託制度，較無關係，自非本文所論述之對象。</p><p>有關信託的定義，信託法第一條：「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因此，信託法對於信託之定義，亦僅局限於積極信託，而不及於消極信託乃至擔保信託。至此，可以確定本文論述的對象，僅局限於積極信託。</p><p>肆、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財產之效力</p><p>一、臺灣法</p><p>（一）總說</p><p>積極信託，即信託法所指涉之信託，係指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已如上述。亦即，自信託法第一條即可得知，受託人應「按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我認為於此意義上，不待信託法特別規定，蓋債務人應按債之本質而為給付，乃為事理之當然，無待另行規定。</p><p>而倘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擅為處分信託財產，其效力為何，我國學說與實務上較少探究。不過，我國學說與實務就借名登記契約中，出名人未經借名人之同意，擅自處分登記之財產，則有相當多的討論。我國學說與實務見解，就此問題，向來有權處分說與無權處分說，壁壘分明。除此之外，我國最高法院過往除明確採取有權處分說與無權處分說外，曾發展出折衷說，簡而言之，區分該財產之受讓人係善意或惡意，進而決定該處分行為之法律效力。</p><p>借名登記契約，性質上與消極信託，並無差異，皆非信託法所指涉之信託，自非本文所論述之對象，已如上述。然而，消極信託與積極信託，在「受託人違反債之本旨而處分信託財產之效力」這個問題的討論上，本質上並沒有區別。蓋不論是消極信託或是積極信託，都是一方將自己之財產移轉於他方的名下，差別僅在於積極信託與消極信託於內部關係之約定。不過，如所周知，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契約內部關係之約定，與外部效力之判斷，並無關聯，可以截然二分。因此，在討論積極信託之下，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擅為處分信託財產之問題時，援用學說實務上對於借名登記契約之下相同問題的討論，在法學方法論上，並無不妥，蓋積極信託與消極信託兩者，至少在本問題上，並無本質上的差異。</p><p>（二）借名登記契約的借鏡 — 我國學說發展</p><p>1.有權處分說</p><p>學說上採取有權處分說認為，借名登記契約並無公示方法，基於登記名義人在土地登記簿上的公示外觀，出名人就登記財產為處分，縱違反借名登記契約之內部約定，仍屬有權處分。同樣採取有權處分說而其論理最具說服力者，除吳從周教授外，不作二人想，我遂將氏所認為應採取有權處分說之理由，臚列如下：</p><p>（1）貫徹登記名義人之公示外觀與效力</p><p>「出名人違約處分財產標的之外部關係上，借名登記契約既然並未如信託財產有其信託財產登記制度之公示要求（信託法第4條），且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亦僅賦予受益人有聲請法院撤銷其處分之權（信託法第18條第1項），在未撤銷前，仍屬有效，尚非無效或效力未定。因此，在借名登記契約上，土地登記簿上登記名義人之公示外觀與效力，理應予以更強之貫徹…。準此，形式上權利人即出名人就該財產為處分者，縱其違反借名契約之約定，仍應為有權處分…。」</p><p>（2）損益同歸之法理</p><p>「借名人再透過借名契約獲益之同時，即應自行考量與承擔出名人違約處分財產之風險。至於借名人因此所受之損害，則由依其內部關係之債務不履行或不當得利規定，返還其所受利益。」</p><p>（3）借名人欠缺權利保護必要</p><p>「借名人基於其內部之『正當原因』而自行擇定其最能信任之出名人，作為價值高昂的不動產之登記名義人，其理當得以預測在不動產登記公示下，出名人可能以名義歸屬之形式權利人的方式，背於借名登記契約之本旨而處分借名登記之不動產。借名人通常並非社會實際交易之弱勢，在風險評估後仍然選擇此種方式，則法律上當應尊重形式上的權利變動即可，實在沒有特別保護的必要。也就是說，從利益衡量的角度來看，借名人應受的保護不應較形式上有權處分下的相對人更多。」</p><p>（4）為有權處分之認定，有助於抑制借名登記契約之濫用</p><p>「實際上借名登記契約之原因，多為『投機、逃稅、規避法律』在最高法院已經依契約自由將之認定為有效之法制現況下，恐怕透過借名登記契約之外部關係在效力上風險承擔的轉嫁，應是法律政策上能夠抑制借名人不當的不動產借名契約被濫用，僅剩的手段…。」</p><p>2.無權處分說</p><p>學說上採取無權處分說則認為，借名登記之出名人違反約定而處分登記之財產者，係屬無權處分，故相對人善意時，固得依善意受讓規定取得該財產。相對人如為惡意，則應依民法第118條規定處理，除有該條第2項所定出名人於處分登記財產後取得該財產權利之情事外，非經借名登記人承認，該處分不生效力；借名人否認者，則該處分即確定不生效力。採取此說的詹森林教授認為，理由在於「善意相對人與出名人交易時，不知交易可能損害借名人之利益，自無法被期待採取合理措施，以兼顧借名人之利益。惟相對人惡意者，則其與出名人交易時，已明知該交易可能損害借名人之利益，並可事前取得借名人同意，以兼顧借名人之利益；反之，借名人無論採取何種措施，均無法全面防止出名人擅自處分登記財產之風險。因此，依據『優勢風險承擔』原則，在借名人與惡意之處分相對人二者之間，應由後者承擔出名人違反借名登記約定處分登記財產之風險。」</p><p>3.區分說</p><p>值得提出的是，陳自強教授對此問題，並非一概採取有權處分說或無權處分說，毋寧是採取區分說。陳自強認為，該違約而處分借名之財產之法律效力，應視該出名人於個案中，是否係「實質權利人」而為有權處分或無權處分之認定。倘該出名人係實質權利人，則其所為之處分行為係有權處分；反之，倘該出名人並非實質權利人，則其所為之處分行為則係無權處分。</p><p>至於如何認定該出名人於具體個案中，是否係實質權利人，陳自強認為判斷標準係以出名人與借名人之間以借名登記債權契約作為原因（causa）之物權行為，依法律行為變動要件中的意思要素，是否有效成立，加以認定。具體而言，陳自強認為應視出名人取得所有權，是否係直接基於借名人之物權行為（移轉），倘出名人所取得之所有權係直接基於借名人之移轉，則出名人並非實質權利人，其所為之違約處分行為係無權處分；倘出名人所取得之所有權非直接基於借名人之移轉，則出名人此際即成為實質權利人，其所為之違約處分成為有權處分。理由在於，倘出名人取得所有權係基於借名人之移轉，依據借名登記契約中借名人與出名人之真意，難認出名人與借名人之間就該標的物有讓與合意，此際陳自強認為出名人並非「實質權利人」；然而，倘出名人取得所有權並非基於借名人之移轉，而係基於出名人與第三人（與借名登記契約無關之第三人）之物權行為，此時，並無理由認為出名人與第三人之間欠缺就該標的物之讓與合意，此際出名人係實質權利人。</p><p>（三）借名登記契約的借鏡 — 我國實務見解發展</p><p>1.無權處分說</p><p>實務見解早先採取無權處分說，而我國以最高法院為首之實務見解，採取無權處分而最數經典者，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號民事判決：「出名者違反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將登記之財產為物權處分者，對借名者而言，即屬無權處分，除相對人為善意之第三人，應受善意受讓或信賴登記之保護外，如受讓人之相對人係惡意時，自當依民法第一百十八條無權處分之規定而定期效力，以兼顧借名者之利益。」</p><p>另外，採取無權處分說之見解，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114號民事判決：「再系爭土地係由被上訴人借名登記為甲○○名義，為原審所合法認定，則雙方間有類似委任關係存在，甲○○擅將系爭土地出賣予乙○○，乃違反借名登記之本旨，並無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之意思，自屬無權處分，而非無因管理。」</p><p>上開二判決，明確採取無權處分說，而倘構成無權處分之同時，標的物之受讓人對於受託人係無權處分，係屬善意，得受民法不動產善意受讓之規定之保護，當不待言。</p><p>2.有權處分說</p><p>最高法院晚近見解，採取有權處分說，如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87號民事判決：「原審謂莊訓基、莊基順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莊德和名下，莊訓基、莊育明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所有人，莊德和出賣系爭土地予邱金榮，係屬無權處分，上訴人無從取得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爰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亦有未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p><p>上開判決，簡而言之，即下級審採取無權處分說，然而最高法院於本案中推翻下級審所採之無權處分說，而改採有權處分說。</p><p>論述至此，可以確定的是，有權處分說與無權處分說在實務見解上，莫衷一是，皆有人採。然而最高法院106年度第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採取有權處分說，將此爭議問題在實務上一錘定音。上開決議認為：「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之債權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通常固無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然此僅為出名人與借名人間之內部約定，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出名人既登記為該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其將該不動產處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自屬有權處分。」</p><p>在本民事庭決議作成後，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96號民事判決明確採取有權處分說，認為：「本件被上訴人係因系爭靠行契約而將系爭車輛借名登記在德嘉公司名下，乃原審所確定之事實，果爾，德嘉公司既為系爭車輛之出名人，其在借名關係存續中，將系爭車輛設定系爭抵押權予上訴人，即非無權處分，原審為與此相反之見解，並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論斷，已有違誤。」本判決作成後，值得注意者有三點：第一，本案之案例事實中，借名財產係動產，而非作為多數借名財產的不動產。此與上開民事庭決議中，將借名財產限於不動產不同，未來實務上如何發展，實務上是否會繼續認為，不問係動產或不動產，在出名人違反契約本旨處分借名財產時，該處分行為之效力，皆應以有權處分論，有待觀察。另外，本判決之案例事實中，出名人並非移轉借名財產之所有權予第三人，而係設定擔保物權予第三人。設定擔保物權，亦係物權行為（處分行為），並無疑義。然而，上開民事庭決議亦僅限於所有權之讓與，因此，雨第一點相同，未來實務上如何發展，實務上是否會繼續認為，不問係讓與借名財產之所有權或係就借名財產設定擔保物權，出名人所為之處分行為，皆應以有權處分論，有待觀察。第三，最高法院在106年度第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作成後，我國實務見解往後對於「借名人違反契約本旨處分借名財產效力」此問題之立場，個人認為將會維持一貫，即穩定地採取有權處分說。</p><p>3.折衷說</p><p>值得注意者，最高法院從無權處分說過渡到有權處分說的期間，曾出現過「折衷說」。折衷說，即該違約處分行為之效力，繫於受讓該借名財產之人之善意或惡意。倘該受讓人係善意，則該處分行為係有權處分；倘該受讓人係惡意，則該處分行為則係無權處分。</p><p>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01號民事判決首創折衷說，認為：「出名人在名義上，為財產之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且法律行為之相對人係依該名義，從形式上認定權利之歸屬，故出名人就該登記為自己名義之財產為處分，縱其處分違反借名契約之約定 ，除相對人係惡意外，尚難認係無權處分，而成立不當得利…，則翁明輝以次四人，就該登記為自己名義之財產為處分，縱其處分違反借名契約之約定，除相對人係惡意外，尚難認係無權處分。原審未遑查明翁明輝以次四人上 述處分行為有無違反借名契約之約定及相對人是否為惡意？即遽 認翁明輝以次四人應成立不當得利，已嫌速斷。」</p><p>（四）個人基本立場 — 區分說之採擇</p><p>1.採取區分說之理由</p><p>一般性地判斷處分行為是否是有權處分，而當然有效，或是無權處分，其債權行為有效，而物權行為效力未定（民法第118條），其判斷基礎，十分直觀，即處分權人就標的物是否具備處分權。而處分權人是否具備處分權，即應視處分權人就標的物是否具備所有權，蓋所有權人按民法第765條，就所有物「原則上」有處分權。</p><p>在我國繼受大陸法系而採取一物一權主義之下，我認為並沒有所謂形式所有權人與實質所有權人的概念。標的物倘同時存在二個以上的所有權人，在貫徹一物一權主義的思想下，只有共有制度。不過，很顯然地，借名人出名人之間所存在的物權法律關係，沒有使雙方間就借名財產成立共有關係之原因。因此，就標的物之所有權人，不是借名人，就是出名人；相反地，不是出名人，就是借名人。而在我國採取物權行為獨立性與物權行為無因性的同時，雙方當事人間存在一個完整的物權行為，即當事人之間作成合法的物權契約（讓與合意）及公示行為（動產，交付；不動產，登記）時，該他方即成功地、終局地受讓標的物之所有權，而成為該標的物的所有權人。而標的物的所有權人，原則上就該標的物有處分權，其就標的物所為的處分行為，自屬有權處分，當不待言。</p><p>換言之，倘當事人間的物權行為有無效的原因，不論是物權契約有瑕疵而無效，或公示行為有瑕疵或未作成而無效，當事人間並未完成標的物所有權的移轉，標的物的所有權即停留在原權利人上，他方不能取得標的物之所有權。</p><p>因此，本問題的核心在於，出名人就借名財產為處分行為時，是否係標的物的所有權人？究其實際，應探討出名人是否因合法的物權行為取得標的物所有權。而出名人因法律行為而取得標的物所有權的路徑，想像上有兩種，不外乎係借名人直接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予出名人，或第三人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予出名人。</p><p>在第三人移轉所有權予出名人之路徑中，不論是借名人與第三人成立債權契約，借名人再指示第三人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予出名人，或係出名人與第三人成立債權契約，而由第三人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予出名人之情形，前者，第三人為移轉標的物所有權的意思表示之原因（causa），係為清償其與借名人之間之債權契約（買賣契約）；出名人所為受讓標的物所有權的意思表示，係其作為民法第三〇九條所稱之其他有受領權人，受領第三人之清償所為之意思表示；後者，法律關係更為直觀，第三人為移轉標的物所有權的意思表示之原因（causa），係為清償其與出名人之間之債權契約（買賣契約）；出名人所為受讓標的物所有權的意思表示，係受領第三人之清償所為之意思表示。因此，在「出名人取得標的物所有權係基於第三人之物權行為」時，沒有理由認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欠缺移轉標的物所有權的真意，此時出名人因為第三人直接移轉所有權予自己，成為標的物（借名財產）之所有人，其就借名財產所為的處分行為，因其作為所有權人，就標的物具備處分權而應被認定為有權處分。</p><p>然而，在借名人直接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之路徑中，借名人與出名人之間是否成立合法的、無瑕疵的物權行為，有進一步檢討的必要。如前所述，一個合法的物權行為，除具備公示要件外，尚需具備一個物權契約。而物權契約，以所有權的移轉為例，即出賣人有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予買受人之真意，而買受人有自出賣人受讓標的物所有權之真意。換言之，倘出賣人欠缺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予買受人之真意，而買受人除了知悉出賣人欠缺此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之真意外，另外亦欠缺自出賣人受讓標的物所有權之意思表示，此時，此物權契約因雙方並無讓與合意，自始不成立。</p><p>因此，在此脈絡下，應檢討者，借名登記契約之雙方當事人所為的物權契約，是否因欠缺移轉與受讓標的物所有權之真意而自始不成立。亦即，借名人是否欠缺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予出名人之真意，同時其欠缺此效果意思係出名人所明知，而出名人亦欠缺受讓標的物所有權之真意。我認為，判斷上開問題，應自借名登記契約之內容探究。我國最高法院認為，借名登記契約之意義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不論借名人將自己之財產以出名人之名義登記之動機為何，可以確定的是，借名人僅負有使出名人取得登記名義之主給付意義，而並無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予出名人而使出名人取得標的物所有權之主給付義務。且自契約目的解釋之下，借名登記契約之出名人，並無移轉其標的物所有權予出名人，使出名人得如積極信託之法律關係之受託人，得以「名正言順地履行受託義務」之真意。毋寧，借名人之契約目的，僅在於使出名人成為登記名義人。</p><p>既然借名登記之借名人欠缺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之意思，且出名人亦欠缺受讓標的物所有權之意思，雙方之間不成立合法的物權行為，標的物所有權自始未移轉於出名人，而係停留在原所有人（即借名人）上。因此，出名人就借名財產既欠缺所有權，其所為之處分行為自屬無效。</p><p>據上論結，我認為判斷出名人就借名財產所為的處分行為，應區分出名人所取得之登記名義，係來自於借名人或與借名登記契約無關之第三人。倘係來自於借名人，則因雙方欠缺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之真意，出名人並未取得所有權，其就標的物所為之處分行為，自應以無權處分論；倘係來自於出名人，則因雙方之間確實具備移轉標的物所有權之真意，出名人取得標的物所有權，其所為之處分行為，自應以有權處分論。</p><p>2.對於其他見解的回應</p><p>其他見解中，我首先回應者，吳從周教授所採之有權處分論。吳從周首先認為，在借名登記契約中，既然並無如同信託法第四條各項一般，要求特定信託財產應為信託登記，而信託契約中之受託人於違約處分信託財產時，其效力係得撤銷，而非無效，因此在借名登記契約之場合，土地登記簿上登記名義人之公示外觀與效力，應較信託契約為效力更強之認定，而應以有權處分論。暫且不論為何借名登記契約並不需另行登記，其登記名義人之公示外觀與效力即應為效力更強之認定。事實上，公示外觀效力之強弱，不應作為處分行為係有權處分貨無權處分之認定標準。民法上動產相較不動產，其公示外觀較弱，蓋動產之公示外觀，原則上至多係占有，而不動產之公示外觀則係登記（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第一項）。惟民法不因不動產之公示外觀較強，於處分人就標的物欠缺處分權時，為效力不同之認定，換言之，皆因本質上處分人就標的物欠缺處分權，其處分行為係無權處分。因公示外觀之強弱，而展現差別者，體現於受讓人保護之差異（動的交易安全的保護）。關於動產的善意受讓，民法第九百四十八條規定：「以動產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而善意受讓該動產之占有者，縱其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其占有仍受法律之保護。但受讓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者，不在此限。」；關於不動產善意受讓，民法第759之1第二項規定：「因信賴不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力，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在動產善意受讓中，受保護之相對人，僅限於非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處分人欠缺處分權之善意第三人；相較而言，在不動產善意受讓中，受保護之相對人，係所有善意第三人。其理由在於，不動產之公示外觀較強，應給予相對人之信賴利益更強之保護。因此，如上所述，公示外觀強弱所造成法律判斷上差別之體現，並不在於處分權人之處分行為是否因其就標的物欠缺處分權，異其判斷，毋寧，係體現於以公示外觀較強之標的物作為受讓標的時，其相對人所受之動的交易安全，較公示外觀之標的物更強。而且，追根究底，貫徹公示外觀之作法，應是對於動的交易安全的保護，而非本末倒置地認定「就標的物欠缺處分權而為處分行為」係有權處分。而關於動的交易安全的保護，已如上述，即動產即不動產的善意受讓規定。倘此種說法得以成立，豈非為了貫徹不動產的公示外觀效力，而應認為就不動產欠缺處分權而為之處分行為，不應認為係無權處分，而應認定係有權處分。因此，此種說法作為支持有權處分說之理由，是否可採，尚待斟酌。</p><p>另外，吳從周認為借名人欠缺「特別的」權利保護必要，因此應採有權處分，就此觀點，我分兩點說明。第一，各人參與私法，投入市場交易，首重個人自主意思的決定，以及信賴利益的保護。在現代民法基本思想採取私法自治的思想之下，倘非法律行為因違法（民法第七十一條）或違反善良風俗（民法第七十二條）而無效外，法律行為皆應有效，而在雙方當事人間賦予相當於國家法之效力。借名登記契約，亦無作相異認定之道理，不論借名人與出名人基於何種動機，作成以借名與出名為內容的債權契約，倘此契約之內容並無違法或違反善良風俗之事實，國家法皆應予以尊重，賦予國家法之效力，並在契約之任一方有契約違反之情事時，皆應予充分的救濟，不得有拒絕權利保護之情事（deny of justice）。因此，在借名人與相對人之間，在價值判斷上，並無任一方應受較多保護，而他方之權利應退縮之理。因此，認為借名人並無特別權利保護必要，進而認為應直接論以有權處分說，並不妥當。第二，我認為此種解釋方法，流於目的導向的法律解釋，而忽略了事物的本質。吳從周認為，「不動產借名登記制度之名實不符狀態所造成法學理論推論上的不一致，其時已無法邏輯一貫地加以解決」，然而，我認為，只要依循本文一再提及之方式，即回歸最基礎的判斷標準：出名人就借名財產為處分行為時，是否係標的物的所有權人？倘係所有權人，則其所為之處分行為係有權處分；倘非所有權人，則其所為之處分行為係無權處分。而判斷其為處分行為時是否係標的物之所有權人，判斷標準，已如本文上面所詳述。因此，其實本問題是可以回歸到問題及事物的本質，邏輯一貫的解決的。縱然目的導向的目的解釋在近年來開始為國內外學者討論並接受，然而畢竟目的導向的目的解釋與固有意義的、傳統意義的法律解釋，尚有差距，我認為僅在以固有意義的法律解釋或傳統上的法學方法下，無法妥適解決法律問題時，始有跳脫傳統法學方法而尋求其他方法以解決問題之餘地。因此，在可以邏輯一貫地解決問題之情形之下，我認為以目的導向的法律解釋，進而認為此問題應論以有權處分，是否妥當，尚待斟酌。而本文此點回應，亦得以回應採取無權處分說與折衷說之論述，併與敘明。</p><p>最後，回到吳從周的基本思想，即採取有權處分說得以抑制借名登記契約，我也區分二點加以說明。第一，法院採取有權處分說，是否有抑制借名登記契約之效果，非無疑義。如同上述，最高法院106年度第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作成之後，我國實務見解穩定地採取有權處分說。然而，以「借名登記契約」為關鍵字搜尋司法院裁判書查詢系統，每年仍有逼近二千件的裁判，比起以往，不減反增。第二，借名登記契約，是否有抑制之需要，甚且，是否有抑制之正當性，皆不無疑義。如前所述，個人認為，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係民法制度之鐵律，基於人性尊嚴之維護以及人格發展之保障，個人基於自我負責原則，決定自己與其他私人間之權利義務之自主決定權，契約自由相較民法其他原則有其優越性。借名登記契約，其內容既不違反法律，也不違反公序良俗，並無否定其效力之餘地，國家應尊重並賦予國家法之效力，為本文所一再強調。因此，既然沒有抑制借名登記契約的正當性，又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原則，無法根本地否定其效力，吳從周老師此種基本思想，是否妥當，尚待斟酌。</p><p>二、英美法</p><p>普通法系國家，並不如大陸法系國家採取一物一權主義，因此得以將所有權之權能切割為名義所有權與實質所有權。在信託契約中，委託人仍係實質所有權人，而享有就信託財產所生之利益；受託人係名義所有權人，而得以管理、處分信託財產。王文宇認為，英美法之所以在信託關係上，認為應將所有權之權能切割，有二面向：第一，對於受託人而言，其作為名義上所有權人，其在處理信託事務時，較無障礙；第二，對於委託人而言，其作為實質所有權人，在受託人違約處分信託財產予第三人時，其仍得本於所有權人之地位，向第三人有所請求。</p><p>然而，我國民法繼受德國民法而採行一物一權主義，已如上述。因此，英美法此種處理方式，並無借鏡於我國之餘地。</p><p>三、小結</p><p>借名登記契約中，出名人違反契約本旨處分借名財產，本文基本立場採取區分說。而基於借名登記契約於結構上與信託契約之類似性（此類似性如上述），本文論理亦得以適用於信託契約之相同問題。因此，在信託契約中，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委託人之財產之法律效力，本文亦採取區分說。</p><p>伍、受益人的權利</p><p>一、我國法</p><p>在確定信託契約中，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委託人之財產之法律效力後，應探討者，在民法與特別法（信託法）中，委託人對第三人得為何主張。另外，個人認為，對於委託人重要者，係信託財產本身之追回，至於其他損害賠償（例如受託人之侵權行為或信託契約之契約違反所致），對於委託人而言，並非第一選擇。因此，我在此僅討論委託人將信託財產本身追回之規範，併予敘明。</p><p>（一）民法上請求權基礎</p><p>1.受託人有權處分</p><p>受託人有權處分下，此時第三人取得標的物之所有權。就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而言，第三人得對委託人為有權占有之抗辯；就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而言，第三人受領信託財產，並非權利歸屬上屬於委託人之利益，其受有利益具備法律上原因。</p><p>總結而言，於受託人係有權處分時，委託人並無法基於民法上之規範，將信託財產取回。</p><p>2.受託人無權處分</p><p>受託人無權處分下，受託人就標的物所為之處分行為，效力未定（民法第一百一十八條），第三人得否取得標的物之所有權，應視其是否係善意。倘第三人就受託人就標的物欠缺處分權係善意，則結果與受託人有權處分時相同，因第三人終局地取得標的物所有權，因此委託人在民法上並無任何請求權基礎得以向第三人主張。</p><p>倘第三人就受託人就標的物欠缺處分權係惡意，第三人不因善意受讓之規定，取得標的物所有權，此時倘委託人拒絕承認，該效力未定之處分行為確定不生效力（民法第一百一十八條）。此時，就民法第七百六十七第一項前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而言，委託人係所有人，而第三人欠缺占有本權，委託人得按本條請求第三人返還信託財產；倘第三人已為所有權之登記，委託人得按同項中段請求第三人塗銷登記。就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不當得利請求權而言，第三人係取得權利歸屬於委託人之利益（占有或登記），委託人得按本條請求第三人返還其占有或登記之利益。就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而言，第三人係故意侵害委託人就信託財產之占有，委託人得向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p><p>總結而言，於受託人係無權處分時，委託人得否將信託財產取回，視第三人係善意或惡意。倘第三人係善意，委託人並無法基於民法上之規範，將信託財產取回；第三人係惡意時，委託人得基於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取回信託財產。</p><p>（二）信託法上之權利</p><p>如前所述，信託契約中，如何保護委託人及受益人之經濟利益，相當程度地影響市場上從事交易之人使用信託制度的意願。很顯然地，僅依靠傳統民法上之規範，無法妥善地保護委託人之信託財產利益（靜的安全）。因此勢必要在特別法上給予委託人之信託財產更強之保護。</p><p>信託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受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其處分。受益人有數人者，得由其中一人為之。」其立法理由認為：「受託人違反信託本旨處分信託財產時，為保護信託財產，以達信託目的，本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受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其處分。」因此，在信託法第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下，不論受託人係就標的物係有權處分或無權處分，委託人皆得聲請法院撤銷該處分，以保護信託財產。</p><p>然而，如前所述，私法自治首重信賴利益之維護，因此對於善意信賴土地登記與信託登記之公示性之第三人之信賴利益，亦應受到保障。信託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撤銷權之行使，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限，始得為之：一、信託財產為已辦理信託登記之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者。二、信託財產為已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於證券上或其他表彰權利之文件上載明其為信託財產之有價證券者。三、信託財產為前二款以外之財產權而相對人及轉得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不知受託人之處分違反信託本旨者。」其立法理由認為：「撤銷權之行使，固在維護信託財產，以保障受益人。然亦不應使不知有信託存在之第三人受不測之損害，故於第二項規定，受託人處分之信託財產為應登記或註冊之財產權或有價證券者，須該財產權或有價證券已依第四條規定辦理公示；受託人處分之信託財產為法無公示規定之財產權者，須相對人及轉得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不知其處分違反信託本旨者為限，受益人始得行使第一項之撤銷權。」本項限縮撤銷權，兼顧委託人之信託財產利益與第三人之信賴利益。</p><p>二、英美法</p><p>美國學者認為，受託人違約處分信託財產時，第三人通常較受託人而言為低成本之監督人。其理由在於，受託人所為之交易中，交易相對人（即第三人）與受託人之接觸頻繁，且其注意義務亦較受益人為高，應有更多機會察覺此違背信託本旨之交易行為。反之，受益人因不管領系爭財產，對受託人所為之交易較無監督能力，其監督成本更高於受讓人。依此，美國法上，原則委託人皆得對受託人違約之處分行為，行使撤銷權；唯有第三人已經善盡其交易上之注意義務，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後，仍未發現受託人就標的物欠缺處分權，委託人始不得就受託人之處分行為行使撤銷權。</p><p>我認為，首先，第三人與受託人頻繁接觸，並不使其所負之注意義務較受託人為高。其與受託人頻繁接觸、較有機會察覺受託人就標的物欠缺處分權此事，僅影響第三人之善意是否係因重大過失之法律上判斷（如判斷我國信託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三款時）。再以，我國民法賦予公示外觀頗強之效力，其展現於善意受讓之規定。倘要求第三人於有公示外觀與信託登記之下，仍要求其於從事交易行為過程中，仍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將造成過高之交易成本，且對於交易安全與相對人信賴利益之侵害，為免過甚。上開美國學者所提之見解，是否妥當，尚待斟酌。</p><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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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重新建構新聞記者之採訪自由—以釋字第689為中心]]></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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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matthew tseng]]></dc:creator>
            <pubDate>Fri, 26 Sep 2025 15:42:21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5-09-26T15:42:21.518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重新建構新聞記者之採訪自由—以釋字第689號為中心</h3><p>壹、釋字第689號解釋之簡介</p><p>一、所涉爭點</p><p>本件解釋所涉及之法規範係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下稱系爭規範）：「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或申誡」。不過事實上，本件解釋所涉及之實質爭點，其實是系爭規範適用於新聞記者之跟追行為時，是否過度限制新聞自由，所產生之合憲性問題。</p><p>二、程序事項</p><p>如同標題，本文主要係針對本號解釋所涉及的新聞自由部分討論，不過個人認為，大法官受理本案之適法性，值得探討，是在此特別討論之，合先敘明。</p><p>如前所述，本件所涉及者，實質上係系爭規範「適用於新聞記者之跟追行為時」，是否過度干預新聞記者之新聞自由。參諸當時規律大法官如何進行憲法解釋之程序規範，即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9條第一項：「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職是，在大審法時期，大法官僅得就抽象的法規範進行違憲審查，而不得就其他機關如何具體地解釋適用法規範進行違憲審查。因此，大法官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大法官會議受理本案是否具備適法性。事實上，系爭規範之主管機關，即內政部於本案答辯時，首先即針對此點進行防禦。內政部主張：「聲請人主張基於新聞採訪之理由而跟追他人，不應受系爭規定所規範云云，係爭執系爭規定於該個案之解釋適用，並非系爭規定是否牴觸憲法之疑義，與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應不予受理。」</p><p>較可惜者，多數意見並為正面回應此一程序上問題。不過，許宗力大法官於本解釋之意見書中，巧妙化解此爭議，其謂「因法令適用所產生的違憲疑義，在合適的個案中可能得予適度地轉化為法令規範本身是否違憲的抽象問題。例如法令是否係因涵蓋過廣，未有適當的區別或排除規定等規範上的瑕疵，方才導致其被違憲地適用，因此追根究柢，該規範本身其實業已可能構成違憲，而本院也因此之故容有受理解釋的空間。」個人認為，許宗力大法官為大法官會議受理本案找到的這個突破點，雖不中亦不遠矣。</p><p>然而，個人認為，許宗力大法官如此之解釋，仍不能改變大法官就其所舉之事例乃至本案之受理，本質上仍然係在進行「各級法院解釋適用抽象法律規範是否違背憲法意旨」的實質審查。特定法規範倘如同許宗力大法官所言，有涵蓋過廣、未有適當區別之瑕疵，應係各級法院應以法律解釋方法，將該有瑕疵之法規範予以「目的性限縮」之問題。倘各級法院未正確地依照立法意旨與規範目的進行目的性限縮，係各級法院於解釋適用法規範是否違反憲法意旨之問題，大法官會議對之進行違憲審查，本質上就是在進行實質審查。因此，雖然本文並不是在否認本案原因案件的基本權利保護必要，不過按照上開大審法的規定，大法官受理本件解釋，在個人的觀點下，並非合法。</p><p>不過，許宗力大法官在此部分的論述，仍然有對於如同本文這種見解的提防。許宗力大法官謂：「何況即使不談所謂『適用上違憲』轉化為『規範本身之違憲』的技術問題，本件聲請書已對系爭規定之文義有否違反明確性原則、其處罰是否過當而違反比例原則等爭點有所爭執，就此本院也應予以回應。」</p><p>誠然，不論係過去的大審法或是現在的憲法訴訟法，均並未如同民事訴訟法，適用處分權主義而有所謂的聲明拘束性原則，倘法院就當事人所未為之訴訟上請求為裁判，即構成訴外裁判。毋寧，大法官所為憲法解釋，除了保護聲請人的主觀公權利，更有建構客觀憲法秩序之機能，因此，大法官所為之憲法解釋或判決，縱然逸脫聲請人所聲請之範圍（即聲請標的），亦不能如同民事審判一般，當然地指摘其違反訴外裁判禁止原則。然而，基於司法權的被動性，司法權的行使仍應本於不告不理的原則而為行使；矧論，此類司法違憲審查權之行使，恆常會遇到抗多數困境(counter majoritarian difficulty)的問題。職事之故，非有正當理由（我國釋憲實務係以該逸脫於聲請標的之部分，與聲請標的之間是否具備「重要關聯性」為判斷大法官得否為「聲請外解釋」之基準），大法官所為解釋之範圍，不應逸脫聲請人所特定的聲請標的。</p><p>固然，逸脫於聲請標的之部分，倘與聲請標的之間具備「重要關聯性」，大法官即得以就該逸脫之部分解釋，不過回歸本案，倘如同許宗力大法官所言，聲請人係就系爭規範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為由，聲請大法官解釋，不論我國釋憲實務就「重要關聯性」之認定標準，如何地寬鬆，欲將系爭規範之法律明確性問題，與本案真正觸及的爭點（適用上是否過度限制新聞採訪者之新聞自由）相互連結，而作為大法官得以審理之部分，未免牽強。</p><p>總之，大法官受理本案之解釋，個人認為違反當時所應適用的大審法第59條第一項之規定，且即便大法官係以系爭規範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為由受理本案，亦難將「系爭規範於適用上是否過度限制新聞採訪者之新聞自由」與「系爭規範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以釋憲實務經常使用的「重要關聯性」互相連結而為解釋。</p><p>三、實體事項</p><p>我國釋憲實務縱然不是首次提出新聞自由的概念，不過本號解釋係首度正面賦予新聞自由不同於表意自由之權利內涵。詳言之，多數意見認為，如果我國要肯認新聞自由作為獨立的基本權利，邏輯一貫地，亦應肯認新聞播報的前置行為，包含資訊之蒐集以及查證行為（即採訪行為），否則單獨保障新聞「播報」的自由，並沒有意義，因為以表意自由之保障即可，並沒有單獨承認新聞自由作為獨立的基本權利的必要。</p><p>另外，多數意見進一步認為，新聞採訪自由並非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所為的採訪行為，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多數意見的見解與我國傳統見解，不盡相同，蓋以林子儀大法官為首的傳統見解，認為受新聞自由所保障之主體，僅限於具備一定規模之媒體，蓋此種具備一定規模之媒體，始係第四權理論中得以發揮強大監督政府機能效果之主體。至於本文就此部分之見解，留待後述。</p><p>至於系爭規範在適用時倘涉及新聞自由之干預，多數意見認為，在不涉及新聞自由之限制時，系爭規定並不生違憲之問題。不過，倘系爭規範對於新聞自由產生干預時，多數意見認為：「新聞採訪者於有事實足認特定事件之報導具一定之公益性，而屬大眾所關切並具有新聞價值者（例如犯罪或重大不當行為之揭發、公共衛生或設施安全之維護、政府施政之妥當性、公職人員之執行職務與適任性、政治人物言行之可信任性、公眾人物影響社會風氣之言行等），如須以跟追方式進行採訪，且其跟追行為依社會通念所認非屬不能容忍，該跟追行為即具正當理由而不在系爭規定處罰之列。」</p><p>貳、釋字第689號解釋之評釋</p><p>一、受新聞自由保障之主體，應擴張至個人，多數意見值得贊同</p><p>本號解釋認為受新聞自由所保障之主體，及於「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之一般人；傳統見解認為受新聞自由所保障之主體僅局限於傳統之新聞媒體及其從業人員，已如前述。</p><p>個人過去認為，受新聞自由所保障之主體，雖然毋庸如同傳統見解，限定在具備一定規模之媒體，以及其從業人員，毋寧，應自第四權理論出發，而認為應廣泛地承認具備「如同傳統媒體監督政府之機能與效果」之組織體甚至是個人，皆得以作為新聞自由之權利主體 。然而，個人現在認為，此種界定權利主體之方式，不啻在認定上產生極大困難，在這種認定標準不盡客觀、具體之情境，更是使國家公權力得以恣意地，憑藉主觀意思地去認定權利主體的範圍，最終將使新聞自由之保障無法充分落實。簡言之，如果以此種標準判斷新聞自由之權利主體，不僅在操作上有其困難，此操作上的困難更容易造成新聞自由此基本權利之保護落空。</p><p>事實上，個人認為即便採取如同本號解釋之多數意見就新聞自由之權利主體所提出之判斷標準，也不能認為偏離了第四權理論之要旨。在第四權理論之下，所以承認新聞自由作為獨立的基本權利的原因，係源自於媒體對於政府的監督作用。職是，單獨個人或組織體之新聞行為，其所產生對於監督政府之實際效果如何，似乎並非重點，只要該個人或組織體具備監督政府之意思，客觀上之行為亦與監督政府有關，均應將其納入新聞自由之保護之列，即承認該個人或組織體亦得作為新聞自由之權利主體。</p><p>總之，個人認為，以個人或組織體的主觀目的與客觀行為為判斷其行為是否得以作為新聞自由所欲保護之對象，即為已足。只要其主觀上係出自於監督政府之目的，客觀上其行為與監督政府有關聯，即得以為新聞自由所保障。至於其人數係一人或數人、規模大小、實際產生之監督效果為何，難以判斷，實際上也沒有判斷之必要。</p><p>二、非為採訪具公益性之新聞之跟追行為，應受系爭規範之處罰</p><p>本號解釋明確提及，新聞採訪者之跟追行為，僅於其跟追行為係為報導具一定公益性之事件，始得以豁免於系爭規範之處罰。不過，有學者認為，不應僅限於報導具備公益性之事件之跟追行為，始不應受系爭規範之處罰，理由在於，其一，新聞採訪自由，作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則其內容所涵蓋之範圍，原則上無所不包，不以具備公益性值者為限；其二，未經採訪者，事實上無從獲悉，乃至判斷擬採訪之人、事等對象，是否具備公益性，而存在新聞價值。</p><p>本文對於多數意見就此部分之見解，表示同意。首應釐清者，如同個人於「新聞自由作為基本權利的反思 — 從第四權理論出發」文中所述，以第四權理論作為新聞自由得以成為獨立於表意自由之權利，是目前較為堅實之論述基礎。然而，大法官於本號解釋並未明確承認、繼受第四權理論之概念，自然不可能以第四權理論為基礎，開展新聞自由於我國之憲法地位。</p><p>大法官於本號解釋中，針對新聞自由作為基本權利之論述，毋寧是認為：「為確保新聞媒體能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新聞自由乃不可或缺之機制，應受憲法第十一條所保障。」果爾，似乎可以認為，大法官雖然沒有直接提及第四權理論，然而個人認為，其論理基礎已經相去不遠。</p><p>既然第四權理論或大法官所以承認新聞自由之理由，都是在於新聞媒體得以有效地監督政府、形成公共意見，因此，不管從應然面（純粹以新聞自由之理論基礎出發）或實然面（以本號解釋出發），能夠豁免於系爭規範之處罰者，自然僅能限定於「以採訪具備公益性之事件為目的」之跟追行為。本文上開所提及之學說，認為新聞自由既係作為人民之基本權利，其所涵蓋之範圍應無所不包，顯然係對於新聞自由之理論基礎，以及新聞自由本質上係作為一種工具性的、制度性的權利，容有誤會。</p><p>本文所提及的上開學說，進一步認為，在新聞記者實際為採訪行為前，無從判斷其所跟追之對象是否具備公益性。然而，細譯本號解釋之理由書，大法官係謂：「新聞採訪者於有事實足認特定事件之報導具一定之公益性…。」因此判斷上，只需要判斷跟追者是否係為了採訪、報導具備公益性之「特定事件」而進行跟追行為，即足當之，換言之，應係判斷跟追者為特定跟追行為之動機為何。至於新聞記者單純跟追公眾人物、政治人物等，非為「特定事件」而為跟追，自非本號解釋之保障範圍，應不待言。基此，上開學說並不可採。</p><p>至於應該如何判斷特定事件是否具備公益性，個人認為，應從寬認定，以落實憲法對於新聞自由之保障。倘特定事件有觸及「政府施政、監督政府」相關之事物之邊緣，皆應認為係具備公益性之特定事件。本號解釋中，大法官正確地列舉出「犯罪或重大不當行為之揭發、公共衛生或設施安全之維護、政府施政之妥當性、公職人員之執行職務與適任性、政治人物言行之可信任性」，皆得以納入本號解釋所保障之範圍。不過，大法官所稱「公眾人物影響社會風氣之言行」，就未必與本文所提出的判斷標準有關。</p><p>三、社會通念不應作為判斷標準</p><p>（一）釋字第689號解釋之多數意見</p><p>本號解釋進一步認為，新聞採訪者的跟追行為，除了要以採訪具備一定公益性之特定事件為跟追之目的之外，本號解釋進一步要求，該跟追行為本身，不能是「依社會通念所不能容忍」之跟追行為。換言之，本號解釋認為，倘該跟追行為係依社會通念所不能容認者，即非系爭規範所稱之「正當理由」，而應為系爭規範所處罰之行為之列。結論上，本號解釋試圖在「維護系爭規範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新聞自由」之間取得平衡，就其動機與目的而言，值得贊同。</p><p>不過，以「社會通念」此一如此高度抽象、不確定之法律概念，作為判斷跟追行為是否有系爭規範之適用之判斷標準，必然將招致批評，以及造成解釋適用法律之機關，於判斷特定跟追行為是否係「社會通念所不能容認」時的無所適從。</p><p>（二）本文見解</p><p>1.對於釋憲實務以社會通念作為判斷標準的批判</p><p>社會通念，實質上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我國釋憲實務自釋字第432號解釋以降，皆認為不確定法律概念並非當然地與憲法所要求的法律明確性原則相悖，不過該不確定法律概念至少要通過三重的審查標準：一般人民非難以理解、受規範者得以預見、得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如同法律保留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一般，我國學說見解乃至釋憲實務，均認為法律明確性之審查，不能不分寬鬆與嚴格之審查標準。如釋字第636號解釋，即謂：「又依前開憲法第8條之規定，國家公權力對人民身體自由之限制，於一定限度內，既為憲法保留之範圍，若涉及嚴重拘束人民身體自由而與刑罰無異之法律規定，其法定要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p><p>個人認為，在不涉及罪刑法定原則之前提下，不確定法律概念並非不能存在。然而，在涉及行政罰以及新聞自由之場域中，至少要以中度之審查標準，審查該不確定法律概念是否合於憲法所要求之法律明確性原則。具體而言，該不確定法律概念應存在具體的判斷標準，不至於因為各人的價值取向不同，而使法律之解釋適用淪為人言言殊。所謂建構具體化之判斷標準，例如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有所謂「判決基礎事實同一」，雖然「判決基礎事實同一」係不確定法律概念，不過我們仍得以藉由民事訴訟法釋義學之發展，具體化「判決基礎事實同一」之判斷標準係「判決之基礎資料得以援用」。因此，民事法院在判斷原告得否為訴之變更追加時，事實上是存在非常具體、客觀的判斷標準。</p><p>然而，「社會通念」是否能夠透過法釋義學之發展，建構具體化之判斷標準，個人相當懷疑。更何況，系爭規範在我國現行的行政與司法實務中，鮮少適用，因此相關之警察執法慣例為何，法院裁判例又如何，一般人民乃至具有專業知識的法律人其實無從得知。所謂社會通念，係指社會公眾所共享之理念、價值。然而，各人所認定的社會通念，想像上可以因為其所身處的環境、其來自之家世、其所受過的教育等，而得出天差地院的「社會通念」結論。就同一跟追行為，較重視新聞自由、知的權利的法律適用者，與較重視隱私權、資訊自主權的法律適用者，判斷該跟追行為是否係「社會通念所不能容忍」之結果，想像上非常容易大相徑庭。此際，當我們允許以社會通念作為新聞採訪者之跟追行為是否係系爭規範所禁止之對象之判斷標準，無非是大開「執法者之主觀意志（執法者個人所認知到的社會通念）得以任意干擾新聞自由」之大門，對新聞自由的保障，未免太過不利。</p><p>況且，本號解釋之多數意見，並未對於「警察機關有權作為判斷新聞採訪者之跟追行為是否係社會通念所不能容許之機關」一事宣告違憲。參照許宗力大法官於本號解釋之理由書所述，其不認為警察機關具備「將採訪之對象與議題與跟追人所採取的具體手段對被跟追人所造成的實際侵擾程度，相互權衡後，是否已「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容忍範圍」」之專業性。果爾，本號解釋之多數意見如此之解釋方式，係使不具備相關專業性（憲法領域、新聞領域）的警察機關，得以利用幾乎係毫無可操作性的「社會通念」概念，判斷何種跟追行為係系爭規範所欲禁止之行為，對新聞自由之侵害甚深。</p><p>總之，個人認為，社會通念的存在，在判斷私人間的法律關係時，或許有其微小的生存空間，能夠敷衍地，或者美其名，有說法地處理私權爭議。不過涉及憲法上基本權利保障時，正如同本案涉及新聞自由之保障之情形，個人認為不能、也不應以社會通念作為判斷之標準。</p><p>2.對於社會通念作為判斷標準的徹底揚棄</p><p>(1) 序言</p><p>面對上開二個問題，即社會通念欠缺可操作性、執法機關欠缺專業性，個人認為，最好的作法是徹底放棄「社會通念」概念作為判斷特定跟追行為是否係系爭規範所禁止之標準。毋寧，應該重新找尋一個能夠兼顧新聞自由與系爭規範所欲保護法益之標準。系爭規範所欲保護之法益究竟為何，就此問題，眾說紛紜，不過本文先暫且擱置此一問題，在承認系爭規範之合憲性，以及多數意見所稱系爭規範所欲保護之法益之前提下，試圖尋找同時兼顧系爭規範所欲保護之法益以及新聞自由之標準。</p><p>(2) 學說見解</p><p>就此問題，許宗力大法官認為，只有在記者之跟追行為已明確危害被跟追人之生命、身體安全、行動自由時（如飛車追逐、近身或包圍採訪），始為系爭規範所欲處罰之跟追行為，蓋當記者跟追採訪的手段已經實際危害到被採訪對象的身體法益與行動自由時（例如一路飛車包夾跟追），跟追採訪對於被採訪人所造成的危害，已經升高到無論被採訪人的身分為何、議題為何，都不足以正當化這樣的採訪手段。結論上，許宗力大法官認為，應以特定跟追行為是否已經對於被跟追者之生命權、身體權、行動自由權造成實際之危害，作為判斷之標準。</p><p>(3) 系爭規範之性質</p><p>觀察系爭規範：「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或申誡。」我們可以得知，系爭規範性質上係類似於刑法概念的抽象危險犯（以下即以抽象危險犯稱之）。申言之，系爭規範並不要求跟追人實際上對於被跟追人的生命權、身體權、行動自由權產生實際的危險，毋寧，立法者依照生活經驗之累積，認為該行為係典型的容易對跟追人之生命權、身體權、行動自由權產生實際危險之行為，而在該危險確實被行為人造成前，立法者立法予以禁制；相較而言，按許宗力大法官解釋系爭規範之方式，性質上是將系爭規範於限制新聞採訪自由時，解釋為類似於刑法概念的具體危險犯（下皆稱具體危險犯）。申言之，許宗力大法官認為，只有在特定行為確實對被跟追人的上開法益造成實際危險時，該跟追行為始為系爭規範所欲處罰之列。</p><p>許宗力大法官所提出之判斷標準，固然得以解決至少二個問題：其一，替換本號解釋之多數意見所提出的抽象、欠缺可操作性之「社會通念」的判斷標準，蓋特定跟追行為是否確實造成被跟追人之生命、身體、行動自由權之實際危險，不僅其標準較「社會通念」具體許多之外，自專業性的角度觀之，警察機關亦適合在這個標準下，判斷特定跟追行為是否係系爭規範所不許；其二，落實新聞採訪自由之保障，使新聞自由之保障不至於因為系爭規範之適用，而受到過度之鉗制。蓋許宗力大法官如此之解釋，使系爭規範於限制新聞自由時，跟追人之跟追行為需確實造成被跟追人之實際危險，此時國家之保護義務始能發動。許宗力大法官如此解釋系爭規範，新聞自由之保障可以被認為被擴大了許多。</p><p>然而，許宗力大法官所提出之標準，個人認為最大的疑義是，其如此解釋系爭規範，縱然係很大程度地保障新聞自由，不過同時也不免地將系爭規範之規範功能大幅度地削弱。蓋如上所述，系爭規範之性質原先係抽象危險犯，甚至能夠在跟追行為尚未對被跟追人之生命、身體、行動自由法益造成實際危險時，即允許國家發動保護義務。然而，倘於系爭規範限制新聞自由時，為了保障新聞自由，而將系爭規範解釋為僅處罰具體危險犯，國家對於被跟追者的生命、身體、行動自由法益的保護，要遲至特定跟追行為已經對上開法益產生實際危險時，始能啟動，對於被跟追人之法益保護，實在是過於不周。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同時兼顧系爭規範所欲保護之法益以及新聞自由」，許宗力大法官如此解釋系爭規範之標準，似乎仍有進一步斟酌之餘地與必要。</p><p>(4)本文見解</p><p>個人認為，既然本質上作為處罰抽象危險犯的系爭規範，適用上過度限制新聞自由，而相反地，許宗力大法官將系爭規範解釋為處罰具體危險犯之規範，使系爭規範對於被跟追人生命、身體、行動自由法益的保障被過度地限縮，在如此兩難的情境下，不妨引進介於抽象危險犯與具體危險犯之間之「適性犯」概念。適性犯，係為節制抽象危險犯之處罰過寬，以及避免具體危險犯之處罰過嚴之不合理。所謂適性犯，即行為人所為之危險行為，必須該當「足以」發生侵害之要件始予以處罰，亦即構成要件該當判斷上，仍應從個案情狀，實質評價行為人之行為，是否在發展過程中存有侵害所欲保護客體或法益之實際可能性。</p><p>社會秩序維護法中，不乏有適性犯之立法例，如社維法第63條第一項第五款：「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第83條第一款：「故意窺視他人臥室、浴室、廁所、更衣室，足以妨害其隱私者。」性質上皆係為調和抽象危險犯與具體危險犯之不足，所處罰適性犯之規範。</p><p>據上論結，個人認為，當系爭規範係在限制新聞自由時，應解釋為，當特定跟追行為可認為足以對被跟追者之生命、身體、行動自由權產生危險時，即非系爭規範所稱之「正當理由」，而應為系爭規範所應處罰之跟追行為。如此之解釋，不但徹底解決社會通念作為判斷標準產生的糢糊不清的問題，也能夠在保護新聞自由的同時，貫徹系爭規範對被跟追者之生命、身體、行動自由法益之保護。</p><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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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新聞自由作為基本權利的反思－從第四權理論出發]]></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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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matthew tseng]]></dc:creator>
            <pubDate>Sat, 06 Sep 2025 07:50:5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5-09-06T07:50:53.758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壹、新聞自由的基本問題釐清 — 賦予新聞自由獨立內涵之必要性</p><p>暫且撇除實然面的我國實證憲法的釋義學問題，純粹地以應然面的層次觀察及說明，我國乃至外國通說皆認為新聞自由應受憲法層次的保障。較有爭議者為，新聞自由是否應該獨立於表意自由，而成為憲法單獨保護之基本權利，亦即，建構新聞自由不同於表意自由之權利內涵？究其實際，問題核心在於，單獨賦予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不同的權利內涵的必要性究竟為何（在此毋庸探討在實定法下，應如何解釋適用我國憲法的問題，因為這裡是在探討應然面的層次，已如前述）？就此問題，林子儀大法官採取肯定見解，認為新聞自由與表意自由有別，並認為應該以第四權理論出發，作為承認新聞自由作為獨立的基本權利的論理基礎。簡而言之，林子儀大法官認為，應承認新聞媒體於現代民主社會之地位以及對於大眾的影響力，藉由賦予新聞媒體憲法上權利，維護新聞媒體的自主性，以落實新聞媒體作為第四權以監督政府之機能。本文大致認同第四權理論，肯認新聞媒體「想像上」具有不同於一般人民監督政府之機能與效果，並認為「似乎」應賦予新聞自由不同於一般表意自由之憲法保障與規範性地位。職是，在承認「以第四權理論作為新聞自由得以成為獨立於表意自由之權利」此一結論之下，雖然新聞自由具備不同於表意自由的權利內涵這個想法，並非天馬行空的想像，不過實際上，還是有許多問題需要被討論及解決。</p><p>貳、新聞自由的基本權利內涵之開展</p><p>一、緒論</p><p>如果要承認新聞自由作為獨立的、特殊的基本權利，勢必要解決下列的課題，即新聞自由之權利主體為何？權利內涵為何？以及在權利內涵此一課題下，最重要者，權利主體所作成的何種新聞內容是落在新聞自由的射程範圍？</p><p>如前所述，以第四權理論作為新聞自由得以成為獨立於表意自由之權利，是目前理由較為堅實的立論基礎。又因為如果以第四權理論出發，新聞自由毋寧會成為一種「工具性的權利」。詳言之，第四權理論認為，承認新聞自由作為獨立的基本權利，是為了確保新聞媒體的自主性，使新聞媒體得以不受干預，有效監督政府。因此如果要嘗試探詢新聞自由的權利內涵，以及權利主體，應扣緊第四權理論。換言之，應該嚴格地以第四權理論的旨趣，去開展新聞自由的權利內涵。</p><p>二、學說見解簡介</p><p>就新聞自由的權利主體及權利內涵，林子儀大法官認為，享有新聞自由的權利主體係新聞媒體，而新聞自由之實際享有人是新聞媒體的事業主、編輯、新聞記者。至於其權利內涵，林子儀大法官則認為，大別得以分類為防禦權、表意性權利、外求性權利，至於新聞媒體所作成之何種新聞內容受新聞自由之保障，似乎看不出林子儀大法官有為明顯表示；江嘉琪則大致認同上開林子儀大法官的見解（江嘉琪，論新聞自由，頁9至14）。不過對於新聞媒體所為之何種新聞內容受新聞自由之保障，江嘉琪認為「至於新聞『內容』為何並不重要。受新聞自由所保障的，不限於『正經的』新聞媒體，也包括以八卦、娛樂新聞、甚或羶色腥的題材為主要內容的媒體。」（江嘉琪，論新聞自由，頁8）</p><p>綜上，過去見解認為新聞自由的權利主體應限於具備一定規模之傳統媒體，單獨的個人，或在社會上不具備一定影響力的媒體無法享有、主張新聞自由；過去見解並認為新聞自由的權利內涵有上開防禦權、表意性權利、外求性權利；至於新聞媒體所作成之何種新聞內容受新聞自由之保障，過去見解並無定論，皆已如上述。</p><p>三、本文見解</p><p>本文前已論及，既然現今承認新聞自由作為獨立的基本權利的學說，大多，或至少本文所提及的上開二位學者，其論理基礎皆係第四權理論。果爾，新聞自由的權利主體與權利內涵就應該從第四權理論去開展，否則新聞自由就喪失獨立於表意自由存活的正當性。</p><p>已故的Potter Stewart大法官是第四權理論的提出者，氏認為媒體應成為政府三權之外的第四權，以監督政府之施政，發揮制度性之功能。基此，本文認為，就新聞自由之權利主體，不應僅限於過去見解所限定之傳統的新聞媒體。毋寧，應自第四權理論之目的出發，承認得以如同傳統媒體一般，對於政府之監督得以達到與一般人不同的機能與效果之組織或甚至個人，皆得以作為新聞自由之權利主體。至於何種新聞內容得以落入新聞自由之射程範圍，本文認為，倘同樣以第四權理論出發，最低限度地，該新聞內容仍必須以「監督政府施政」為目的而具有公益性之新聞為限，始為新聞自由所應保護之對象。江嘉琪認為新聞自由的保護對象包含八卦、娛樂新聞、甚或羶色腥的題材，毋寧是對於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礎有重大的誤解。蓋第四權理論已經明確揭示，憲法之所以保障新聞自由，係為維護新聞媒體的自主性，以落實新聞媒體監督政府之機能。江嘉琪的見解似乎是認為，不論八卦、娛樂新聞、甚或羶色腥的題材，是否與監督政府有直接或間接之關聯性（想像上其實這類新聞並非不可能與監督政府有直接或間接之關聯），皆得以受到新聞自由之保護，其實對於新聞自由乃至第四權理論，容有誤會。</p><p>參、對於新聞自由權利內涵之重新賦予（代結論）</p><p>一、權利主體的重新建構</p><p>本文認為，就新聞自由之權利主體，憲法應廣泛地承認具備「如同傳統媒體監督政府之機能與效果」之組織體甚至是個人，皆得以為新聞自由的權利主體，已如上述。不過，本文想說明的是，林子儀大法官認為應限縮於具備一定規模的傳統新聞媒體此一見解，在該時空背景下，並非錯誤。蓋現今社群媒體的發展，與往日實在不能同日而語。現今的演算法，使單一個人，或不具備如同傳統新聞媒體規模之組織體，皆得以自己所持有的社群媒體帳號發布文章、圖片、影音等，達到與傳統媒體監督政府相近的機能與效果，許多社群媒體上的知名人物，即係以監督特定政黨之政治人物為該帳號之主要發布內容。此社會現象，大概是一、二十年前所無法想像。因此，本文認為，應體認現今資訊、媒體發展之現況，廣泛地承認新聞自由之主觀範圍，以收第四權理論預期達到目的之效。</p><p>另外，即便本文認為，將新聞自由的權利主體限縮在具備一定規模的媒體此一見解，在過去的時空脈絡下，並非全然站不住腳。不過，在傳統見解之下，如何界定「具備一定規模之新聞媒體」，亦即如何界定新聞自由之主觀範圍，而使之受到新聞自由之保障，過去見解並非沒有疑義。針對這個問題，林子儀大法官實際上也沒有正面迎擊，氏著新聞自由的意義及其理論基礎頁82認為「何謂新聞媒體，純為定義問題，也只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而已。如果對第四權理論所提的見解皆能接受的話，實不必以定義問題作為排斥的理由。」不過事實上，這個「技術層面的問題」是相當重要的，蓋如果我們認為新聞自由賦予權利主體的權利內涵，與單純的表意自由所賦予的權利內涵有重大區別，新聞自由的主觀範圍就變得十分重要，因為此關乎到誰可以主張新聞自由，而誰只能主張一般性的表意自由。</p><p>雖然本文提出不同的基本權利主觀範圍的見解，不過本文思考了兩天，針對此一問題，仍然沒有想到解決方法。本文認為，大方向上應盡可能擴大此一主觀範圍，不過具體的判準僅能留待學說與實務見解建構之。應強調者為，不能僅因主觀範圍難以特定，即認為只有傳統新聞媒體得以作為新聞自由的權利主體，國家倘以法律特定權利主體，該法律亦不得以違反憲法保障新聞自由的意旨所建構的權利主觀範圍，否則仍不得脫免於違反干預過度禁止原則之指摘。</p><p>二、權利內涵的重新建構</p><p>本文大致肯認林子儀大法官對於新聞自由權利內涵之見解，即新聞自由之權利內涵應大別包含防禦權、表意性權利、外求性權利。本文擬探討者，係何種新聞內容得以受到新聞自由之保障，即新聞自由之客觀範圍。</p><p>本文的見解已如上述，即以第四權理論出發，該新聞內容不必全然以監督政府為內容。毋寧，倘其內容、目的有稍稍觸及「監督政府」，即並非不得落入新聞自由之客觀範圍。</p><p>然而，不得不承認這種區分是相當困難的，縱使本文已經嘗試提出較具備可操作性的判準，然而在現實操作上仍然是困難重重。另外，有一個致命性的問題，就是如果仍然要做這種區分，區分者竟然是新聞自由所要抵抗的對象。這個困境與言論自由的雙階理論所遇到的困境相同，前者面臨由政府決定何種內容受新聞自由之保障，何種內容僅能受一般性表意自由之保障；後者面臨由政府決定何種言論受較高度的保障；何種言論受較低度的保障。個人認為，在言論自由的領域，在理論上較能找到開脫，其方式係根本地挑戰雙階理論。詳言之，在承認言論自由的唯一目的係「實現自我」的前提下，主張所有言論均應受到憲法相同程度的保障，事實上國內國外也有許多學者為如此之主張。但是，如同本文前面一再論及，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礎係第四權理論，因此新聞自由的客觀範圍僅得以局限在「監督政府之新聞內容」的範圍。因此無論如何，仍然要為內容之區分，而不能泛泛承認所有的新聞內容都得以落入新聞自由的保障範圍。</p><p>職是之故，既然針對新聞內容而為區分，是新聞自由想要蛻變成為獨立基本權利的原罪與宿命，學說與釋憲實務理當正視這個問題。本文認為，大方向上，應寬廣地認定新聞內容具備監督政府的要素為妥，即如同本文論及的，倘其內容、目的有稍稍觸及「監督政府」，即並非不得落入新聞自由之客觀範圍。至於較為具體的認定及判斷標準，留待公法學界與釋憲實務之建構。</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3e575e9cb2bc"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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