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澳門的夏天，總是悶熱得讓人透不過氣。

辦公大樓裡的中央冷氣開得極足，卻彷彿怎麼也吹不散空氣中那股隱隱的焦躁。技術部總監李志安站在主席辦公室寬敞的落地窗前，望著樓下內港碼頭熙熙攘攘的貨櫃車，背脊上卻滲出了一層細密的冷汗。

就在一個星期前，新上任的主席羅莎還在對面那家五星級酒店的包廂裡，笑吟吟地為他們這些部門主管夾菜。那時的她，穿著剪裁得體的深色絲質套裝，雖然體態豐腴，但舉止優雅，言語間滿是對未來的期許，甚至還逐一詢問了每位主管的家庭狀況、子女升學目標，似乎是一位相當關心下屬的上司。

然而，僅僅過了一個星期，那場午宴的溫暖便已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這座辦公大樓裡令人窒息的氣氛。

「這就是你的工作匯報？」

羅莎的聲音不算高，卻像薄刃貼著玻璃慢慢刮過。她沒有坐在寬大的老闆椅上，只是雙手撐著桌沿，身子微微前傾。那一刻，李志安覺得她並不是在聽自己說話，而是在等他出錯。

李志安張了張嘴，試圖解釋這次與合作夥伴開會的細節：「主席，其實對方對我們提出的方案很有興趣，只是他們希望同時可以……」

「我不是叫你來講故事，我要的是有建設性的結論。」羅莎打斷了他。她伸手一推，將那扇原本半掩的木門推開。門碰到牆時發出很輕的一聲，卻像在整個辦公區裡擲出一枚手榴彈。

門外，是技術部十幾名員工的辦公區域。

李志安的話語卡在喉嚨裡，他看著門外那些或驚恐、或麻木、或幸災樂禍的眼神，臉上的血色一點點褪去。他已經五十多歲了，在這家機構服務了二十幾年，從一個基層技術員熬到總監的位置，經歷無數風浪，卻從未受過這樣的屈辱。

「辦事不到位，完全沒方向，還要替自己找理由。」羅莎慢慢翻著桌上的文件，用指甲在其中幾行字下面劃過，「原來你只有這點斤兩，究竟憑什麼代表機構出去開會？如果不是念在你女兒在外國唸大學，你的家庭很需要錢，我今日就應該登報請人來代替你的位置。」她沒有罵得太急，反而一字一字地說，像把釘子釘在對方臉上。每一個停頓，都讓門外的人更清楚地聽見李志安所受的屈辱。

李志安站在原地，雙手垂在身側，指尖微微發抖。他想說明事情的來龍去脈，卻發現自己越想解釋，越像一個犯了錯的人。羅莎並不急著結束。她刻意越說越大聲，把一句一句話送到門外去。那絕對不是討論工作，而是粗暴地展示權力。

在那一刻，李志安忽然覺得，自己不像一個活生生的人，更像是一塊被隨意丟棄在砧板上的肉。

這場鬧戲演了接近一小時。出來時，李志安一時竟有些恍惚。他穿過辦公區回到自己的總監辦公室，沒有人抬頭，也沒有人說話。只有影印機在角落裡吐出紙張，一張接一張，聲音平直而悽清。

二、

羅莎的鐵腕，比所有人預想的都要來得快、狠、準。

她這種個性，並不是忽然長出來的。根據各位主管後來四處打聽綜合得來的情報，羅莎年輕時，總愛提起自己身上那一點混血血統，暗示自己高人一等。她說話時喜歡夾雜幾句流利的英文或葡文，又總把「以前的澳門」掛在嘴邊，彷彿只要把自己放進那段前塵往事裡，就能與眼前這些她口中「沒有水平」的新一代劃清界線。然而，也正因為那段歷史留下的縫隙，她的中文其實一直只停留在小學程度。九十年代以前，這並不妨礙她在某些圈子裡遊走；但一九九九年之後，公文、制度、政策、內地來往、人事規章，全都換上了她再也不能只靠幾句英文和舊關係敷衍過去的語言。她看不懂，卻絕不承認自己看不懂；她聽不明白，卻更要裝作比所有人都明白。於是，對很多事物的一知半解，反而成了她最尖銳的武器。她尤其看不起那些靠讀書、靠苦幹爬上來的年輕人，因為他們越是努力，越提醒她自己其實並沒有真正穩固的出身，也沒有足夠的學識。九十年代，她把握了晉升主管的機會，她的丈夫趁機去珠海花天酒地，後來更在那邊包養了一位北方佳麗。那場婚姻的失敗沒有把她擊倒，卻把她變成了一個更懂得仰望權力、也更見不得人好的女人。她學會在上司、權貴和名流面前笑得恰到好處，學會向上隱瞞、向下欺騙，更學會用諂媚的角度演繹工作的標準。

當初在飯局上，那些為了表達友好而交出的底牌，那些為了拉近關係而吐露的私事，如今都成了她手中的武器。她會在你匯報工作時，忽然提起你上個月無意間說過的抱怨，然後將其放大為對公司政策的質疑；她會在你提交方案時，用你曾經讚賞過的某個觀點，來反駁你現在的專業判斷。

財務部的梁美珍最先吃了苦頭。她在午宴上說過丈夫剛失業，家裡兩個孩子還在讀書。羅莎記得很清楚。第二個星期，梁美珍做付款審批時，只因把一個供應商名稱的簡稱沿用了舊格式，便被叫到會議室裡。羅莎沒有立刻責罵，只把那張表推到她面前，問她：「你馬上告訴我，是妳需要這份工，還是這份工需要妳？」梁美珍的臉都被她嚇得白了。她低著頭道歉，羅莎便微笑著點頭，限她在今日下班之前為財務部的所有表格設計新格式，改不完就不要下班。

行政部的白家偉也不能倖免。他太太剛生了雙胞胎，他每日都要準時離開公司回家照顧妻兒。這件事原本只是飯桌上的一句閒話，後來卻成了羅莎手裡的一把利刃。每到傍晚，她總會把幾份不急的文件放到白家偉桌上，語氣溫和地說：「我急著要看這些文件，你先處理完再走。」白家偉坐在位子上，看著手機裡太太打來的未接來電，手指停在鍵盤上，焦慮得腦海一片空白。

還有負責清潔的麗姐。她在這裡服務多年，人緣極佳，但畢竟年紀大了，未必能應付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一次颱風襲澳之後，羅莎要求麗姐爬長梯抹乾天花板的滴水，而且要把十層樓的天花板都抹乾淨。完成之後，麗姐站都站不穩了。羅莎則坐在一旁，一邊喝咖啡，一邊用手機為天花板拍照，然後批評麗姐工作馬虎，完全不尊重主席下達的重要指示。

如此這般，整間機構，陷入了一場荒誕的風暴。

沒有人再敢在茶水間久留，也沒有人再敢在會議室說完整的句子。杯子碰到水槽，大家都會下意識回頭。鍵盤聲變輕，腳步聲變輕，連午飯時塑膠飯盒打開的聲音也像犯了忌。整幢大樓仍舊亮著燈，卻像一間早已入夜的屋子。

同事之間，開始互相猜忌。誰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變成羅莎下次攻擊的目標。以往維繫團隊的信任和默契，居然在這麼短時間之內被無情地摧毀。

然而，沉默底下也有細小的裂縫。儘管人們無法明目張膽地反抗，卻能把怨氣藏進手機裡，藏進下班後的短訊，藏進那些不敢在白天說出口的稱呼。

在那個沒有羅莎的私人加密工作群組裡，再也沒有人叫她主席。

「那死肥婆今天又發瘋了。」

「死肥婆剛剛把我的方案當垃圾扔了，她看得懂嗎？」

「噓，別再發語音，我怕被聽見，那死肥婆耳朵靈得很的。」

群組裡的訊息飛快地閃過，帶著一種怯懦的快感。大家只能在虛擬的世界裡，用「死肥婆」這三個字來詛咒那個現實中不可戰勝的暴君。訊息一行一行跳出來，很快又被新的訊息壓下去。大家並沒有因此勇敢起來，只是暫時覺得自己還沒有完全被壓碎。

羅莎卻彷彿對這一切渾然不覺，或者說，她根本不在乎。

她依然會展現出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熱情」。她會忽然買來昂貴的甜品，笑盈盈地放在茶水間，讓所有人享用；她會在會議開始前，親切地詢問大家的週末過得如何。

但這種溫情，就像是暴風雨前短暫的寧靜。

「這個圖表的顏色不對，重做。」

「這個數據的來源是什麼？你確定嗎？去查清楚。」

「你連這麼簡單的文件都寫不好，前幾任領導到底是怎麼帶團隊的？簡直是一塌糊塗！」

她召開會議，往往不是為了解決事情。她會把甲的報告拿來問乙，又用乙的一句話去追問丙。她問得細，卻不一定懂；不懂的地方，她便反覆追問，直到對方也開始懷疑自己。那時她才停下來，慢慢合上文件，說一句：「你們做事，要像我這樣細心，對每件事都要反覆追問。」

每當這時，她就會開始那段每日必演的獨白：「這家機構，早就被前幾任領導搞得危機重重，要不是董事局請我回來力挽狂瀾，你們現在早就在街上喝西北風了！」

她緬懷著三十年前的老澳門，那個她記憶中充滿人情味、講規矩的時代。但她卻用最野蠻、最粗暴的方式，親手摧毀著眼前這個時代僅存的人情與尊嚴。

她不需要下屬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她只需要一群聽話、恐懼、隨時可以替她當「替死鬼」的傀儡。當需要與外界接洽，或者向董事局匯報時，她總是會把李志安或其他主管推出去，讓他們代勞。而一旦出了任何差錯，承擔責任的，也永遠是他們。

在這座大樓裡，羅莎就是絕對的權威，也是不可抗力的上帝。而她治下的臣民，只能噤若寒蟬，發不出任何聲音。

三、

在這堆「垃圾中的垃圾」之中，羅莎對來自北區的馬慧敏「情有獨鍾」。

馬慧敏是個二十三歲的年輕女孩，瘦弱、安靜，總是穿著洗得發白的襯衫和黑色的長褲。她在黑沙環長大。那一帶樓宇舊，巷子窄，夏天時連牆身都像會滲出熱氣。她的父親原本是裝修工人，靠一雙粗糙的手養家；但在她小六那年，一場交通意外忽然奪走了這個家裡唯一穩定的支柱。從那以後，母親就在茶餐廳後廚洗碗，日復一日地把手泡在混著油污和洗潔精的水裡，靠那一點微薄工錢，把她和哥哥拉扯長大。

也正因如此，馬慧敏升上中學之後，便像是早早明白了世界的殘酷，讀書讀得近乎不要命。她不敢懶，也不敢輸，因為她知道，自己每一分成績，背後都是母親一雙泡得發白的手。後來，她在哥哥的資助下完成了碩士學位。她的成績好，研究能力強，做事也細緻，可是在澳門這座講關係、講門路的小城裡，沒有背景的人往往連被看見的資格都沒有。

她投出去的履歷一封封石沉大海；稍好一點的位置，不是早已內定，就是被願意接受更低條件的外勞擠走。最後，她只能勉強屈就在這家機構的低薪基層職位上，任勞任怨地承擔遠比職務複雜得多的工作。她寫報告、整理數據、替主管補漏洞，替部門收拾爛攤子，貢獻不少，卻永遠被視為「不夠主動」、「不上進」的年輕人。

很少人知道，馬慧敏中學時曾經練過柔道，而且多次在校際比賽中獲獎。她的身體看起來瘦弱，動作卻一直很穩，重心、距離、角度，都是多年訓練留下來的本能。只是進入職場之後，她很快學會把這一面藏起來。她知道，在這種地方，年輕女孩若顯得太靈活、太有力量，反而會被說成無心工作、愛出風頭。於是她只把自己縮成一個安靜、好使喚、沒有威脅的人。

羅莎看中了她的安靜，也看中了她的無依無靠。在那龐大身軀的陰影籠罩下，馬慧敏顯得更加像一隻隨時可以被碾死的螞蟻。她越是忍耐，羅莎便越覺得這種忍耐理所當然。

「阿敏，這份文件你今晚改完給我。」羅莎總是會用最溫和的語氣，在下班前十分鐘，把最繁重、最無理的工作塞給她。馬慧敏不敢拒絕。她只能點頭，然後在空蕩蕩的辦公室裡，對著電腦螢幕熬到深夜。

偏偏就在這段日子裡，母親被確診患癌。那個曾經在茶餐廳後廚洗碗，把她和哥哥一點一點養大的女人，已經無法行走，也無法進食，只能躺在公立醫院的病床上，靠家人在探病時間餵一些粥水維持生命。醫院人手緊張，根本不會代勞這些瑣事。哥哥在賭場輪班，幾乎不可能請假。照顧母親的重擔，就這樣沉甸甸地壓在馬慧敏肩上。

她開始苦苦哀求羅莎，讓她能準時下班，趕在探病時間結束前到醫院。但羅莎總是以強硬的態度予以拒絕。

「這份文件的格式還是不對，重改。」

「這個數據還需要核實，你今晚留下來弄完。」

這幾天，馬慧敏跟進的一份文件，已經被羅莎無理退回了三十八次。每一次退回，都伴隨著一頓毫不留情的責罵，無論她道歉多少次，羅莎的責罵都不會放過她。

羅莎最近迷上了小紅書，時時刻刻都在刷手機。連在電梯裡、在樓梯間，她那雙肥短的手指都要在螢幕上飛快地滑動。她還有吸煙的習慣，所以經常要求馬慧敏到後樓梯匯報工作。

後樓梯是室外通道，沒有閉路電視。這裡，成了羅莎的私人刑場。

「三十八次了！馬慧敏，你的學位是怎樣騙回來的？」羅莎靠在樓梯的鐵欄杆上，指尖夾著一支燃燒的香煙，煙霧繚繞中，她那張擠滿脂肪的臉龐顯得扭曲而猙獰。

馬慧敏低著頭，雙手緊緊攥著那份被畫滿紅色交叉的文件，紙角已被汗水浸得發軟。

「我改……我明天回來再改……」她的聲音極度微弱。「醫生剛剛打電話來，要求我去幫媽媽的手術簽文件，我真的需要馬上去醫院。」

「改？你還有臉說改？都改了多少天了！」羅莎猛地吸了一口煙，將煙頭狠狠按滅在欄杆上，「人人都有媽媽！人人都說自己媽媽有病！我管得了多少？」

這句話，像一把冰冷的刀，無情地刺入馬慧敏內心最痛苦的地方。

她抬起頭，看著羅莎那張因為憤怒和煙癮而顯得有些扭曲的臉。那一刻，她心中某種一直苦苦支撐的東西，忽然斷裂了。

那不是委屈，也不是恐懼。

那是恨意。

純粹、冰冷、無以名狀之恨。

四、

那天傍晚，馬慧敏再次被羅莎叫到了後樓梯。

這是第三十九次了。

夕陽的餘暉透過樓梯間的窗戶斜斜地照進來，將兩人的影子拉得長長的。羅莎依舊靠在欄杆上，低著頭，手指在手機螢幕上飛快地滑動著，嘴角還掛著一絲看小紅書時特有的、與現實格格不入的微笑。她那沉重的身軀將樓梯擋住了一大半，空氣中充滿了她身上特有的庸俗香水味。

「文件呢？」她頭也不抬地問。

馬慧敏走上前，將那份已經被修改了三十八次、幾乎要散架的文件遞了過去。

「主席，這是第三十九稿。」

羅莎依舊沒有抬頭，只是習慣性地伸出那隻肉乎乎的手去接。

就在她的手指即將觸碰到文件的那一瞬間，馬慧敏動了。

她的動作很小。只是把身子讓開半步，腳尖輕輕一帶，勾住了羅莎的腳踝。那動作像多年以前在道場裡重複修練過無數次，乾淨，安靜，沒有多餘的力氣。

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動作，彷彿只是出於本能的自然反應。

但對於一個正低著頭、拿著手機、重心前傾、站在樓梯上的人來說，這個動作是致命的。

羅莎的身體瞬間失去了支撐。在自身體重、慣性和重力的多重疊加下，她像一個被剪斷了線的木偶，連一聲驚呼都來不及發出，便直直地向前栽倒。

她沉重的身軀撞上樓梯邊緣，翻滾而下。

一下。

又一下。

聲音在後樓梯裡迴盪，似有千斤重。

馬慧敏站在原地，看著羅莎滾到轉角的平台上。那具身體停下來時，四周忽然安靜得很，只有遠處街上的車聲，隔著牆縫細細地傳進來。

空氣裡還留著煙草味。馬慧敏深吸了一口氣，才發現自己的手並沒有抖。

她邁開腳步，一步一步，緩慢地走下樓梯。她的皮鞋踩在水泥階梯上，發出輕微而穩定的聲響。

走到羅莎身邊，她蹲下身。羅莎側臥在平台上，頭髮散亂，口紅在嘴角抹開了一道暗色。她睜著眼，卻像沒有看見任何東西。

馬慧敏把那份第三十九稿放在羅莎身旁。紙張落下時很輕，像一片無用的白布。幾行紅筆批改歪歪斜斜地露在外面，仍舊刺眼。

做完這一切，馬慧敏站起身，從口袋裡掏出手機，按下李志安的手機號。

「安哥，我是阿敏，你還在公司嗎？……主席剛才在後樓梯看我幫她改的三十九稿，她一邊看一邊走，突然踩空跌下去了……對，好多血，情況看來很嚴重，我叫不醒她，也不敢動她，你快點過來，看看要不要報警……」

她的聲音平和、冷靜，但也流露出恰到好處的慌張。

五、

警方很快就趕到了現場。

調閱了大樓的閉路電視後，警方發現，馬慧敏確實每日都被羅莎強行帶到沒有監控的後樓梯。而羅莎的體重、跌倒的姿勢，以及後腦的致命傷，都與意外墜梯的跡象完全吻合。

沒有人懷疑一個瘦弱的、母親正病重的年輕女孩。

馬慧敏在警局裡表現得極度驚恐，她聲稱自己目擊了主席意外跌倒的過程，受到了極大的精神創傷，患上了嚴重的驚恐症。

董事會出於人道主義關懷，也為了安撫這位「受驚嚇」的員工，決定將她調到了另一個分部大樓的接待處。

這是一個清閑到幾乎沒有任何技術可言的崗位。她只需要坐在明亮寬敞的前台，負責收發文件，指引來訪的客人到不同的樓層。

薪金不減，永遠不會加班。

更重要的是，從那天起，再也沒有人會在她下班的時候，用各種荒謬的理由將她留下。再也沒有人會在後樓梯的煙霧中，用尖銳的聲音否定她作為一個人、一個女兒的價值。

馬慧敏終於可以準時下班了。

她趕到了醫院。母親已經到了彌留之際，呼吸微弱得像一絲隨時會斷掉的線。

馬慧敏坐在病床邊，握著母親枯瘦的手。她沒有哭，只是靜靜地看著母親的臉，彷彿要把這張臉刻進自己的靈魂裡。

在母親生命的最後幾個小時裡，馬慧敏一直陪在她身邊。她輕輕地為母親擦拭嘴角，用棉籤沾水潤濕她乾裂的嘴唇。

窗外，澳門的夏天依舊悶熱而漫長。但馬慧敏知道，屬於她的那個噤若寒蟬的冬天，終於過去了。

母親走得很安詳。

葬禮結束後，馬慧敏回到工作崗位。她現在不用再穿那件洗得發白的襯衫了，因為接待員都有統一的制服，她優雅地坐在接待處，享受著屬於「人生失敗組」的歲月靜好。

而在那個沒有了羅莎的加密群組裡，「死肥婆」的稱呼也隨著那場「意外」徹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沉穩、心照不宣的溝通互動。

（刊於2026年11月13日澳門日報文化-小說版）

為防自己變成固執的人，每隔一段日子，我都會調整生活細節，加入新元素，刪去可做可不做的事，學些新知識，試試新路徑，甚至會重新設定一些習慣。

以前習慣事無大小都在網上分享，現在可能會把個人行蹤盡量隱藏。連續讀了幾本小說，下次也許會讀財經金融的專書。發現看來不錯的新餐廳，就跟家人去吃一頓飯。電影看得多了，不妨找些時間去看看舞台劇。

有些人一旦投入了某件事，不知不覺就停不下來，慢慢扭曲成一種執著，擔心會被指為不夠專心，最後可能發展出一些偏離初衷的行為，沉迷到走火入魔，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所為何事。

常常聽到別人說：“我習慣了這樣，幾十年來都是這樣，怎麼可能改變？”真的是這樣嗎？真相會不會是當事人固步自封、害怕失敗、欠缺安全感？在我看來，投入一件事固然重要，但懂得在適當的時候作出調整，停一停，想一想，該不該繼續，可不可改變，能不能停止，這樣的客觀審視的過程更有意義。

當然，重新設定並不是一味貪新忘舊，更不是把所有堅持都當成負擔。有些習慣值得保留，有些事情也值得長久投入，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定期問問自己：今天所做的，還是不是當初想做的？現在的情況，是否還需要用同樣的方式繼續做？若答案已經不同，就不必為了證明自己始終如一，硬著頭皮走下去。

我希望自己年紀漸長，能學會變通而不是只能執著。偶爾換一條回家的路，放下一件勉強應付的事，婉拒一些無謂的應酬，未必立即有甚麼收穫，至少可以鬆一口氣。所謂重新設定，說到底不是要成為另一個人，而是不讓習慣替自己作主。設定合適的界線，對情緒和健康都很重要。來日方長，何必太早把所有可能性都關在門外？

（刊於2026年11月12日澳門日報新園地）

在澳門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看閉幕片《工廠》，入場前其實有點擔心：140分鐘，會不會太悶？結果完全多慮。事實證明，只要內容足夠好看，時間完全不是問題。周浩導演以其一貫冷靜卻極具穿透力的鏡頭，捕捉了無比真實的群像與細節，讓我的注意力被牢牢牽住。

影片表面從2020年初武漢封城寫起，記錄聯想集團在武漢的工廠如何應對停擺、復工、訂單與防疫的壓力。鏡頭裡有廠長、各部門經理、駐廠醫生、生產線班長，也有成千上萬普通員工。但看到中段，疫情漸漸不再是唯一焦點。影片真正捕捉的，是「工廠」這部巨大生產機器的運轉原則：成本、效率、供應鏈、貿易壁壘、自動化，以及每個人在其中如何被安排、被教育、被消耗，也如何努力維持自己與家人的生存。

周浩沒有使用旁白，也不刻意製造衝突。片中甚至不乏管理層對同事的關懷，防疫帶來的不便被拍得非常具體，可正因為沒有煽情，觀眾反而更清楚地看到這類高科技企業能夠迅速恢復生產、維持產線、應對全球訂單，背後是無數工人長時間的任勞任怨與重複勞動。那些被產品生產數字掩蓋的青春，才是這部巨大機器真正轉動的燃料。

影片最令人心酸之處，在於它平靜地呈現了一個幾乎無解的現實：許多年輕工人勤奮、守紀律、能吃苦，工資卻不算高(而且隨時可被壓得更低)；而體力密集型崗位對年齡並不寬容，到了三十五歲之後，不少人便難再承受高強度勞動，職業道路並沒有寬廣的前途。他們不是抽象的「勞動力」，而是一個個有家庭、有顧慮、有能力卻沒有太多選擇的人。

電影散場後，不免感慨：所謂成功的高科技巨企，其實由一批又一批工人日夜辛勞堆砌而成。他們支撐了產線、訂單和出口數字，卻往往難以分享同等份量的尊嚴與經濟成果。《工廠》沒有大聲控訴，卻讓這些無名英雄的處境變得無法忽視。

昨日到香港看了梁祖堯執導並與阮韻珊聯合編劇的全新舞台劇《寫不得你 Love at Last Sight》，這部都愛情喜劇由梁祖堯、王菀之、谷祖琳與盧鎮業主演，是一部把婚姻危機與演藝生態巧妙結合的優秀作品。

劇作聚焦於一對演藝圈的編導夫妻（梁祖堯與王菀之飾）。他們曾因拍出經典浪漫電影而備受矚目，步入中年後卻面臨理想的失落，以及為生計低頭的無奈。

最令人驚喜的敘事切入點，是男女主角為了解決生計，逼不得已轉戰拍攝他們極度鄙視的網絡弱智「微短劇」與。這些充滿喜劇感的「戲中戲」設計精妙，大灑狗血，爆笑連場，諷刺當今速食文化與點擊率至上的娛樂潮流，加上監制妙想天開的「真人Show」設計，更成為眾人關係變化的催化劑。在虛實交錯的拍攝過程中，角色之間的壓抑、慾望與妒忌被無限放大，將幻想與現實揉合在同一個空間，殘酷地呈現。

在演員表現方面，梁祖堯與王菀之在劇中的吵架戲份火花四濺、句句到肉，將老夫老妻之間的疲態與不甘展露無遺，張力直逼台下觀眾。然而，當劇情轉折，他們分別與谷祖琳、盧鎮業展開談情戲時，調子卻出奇地溫柔細膩，浪漫動人，令人賞心悅目。

而全劇最令人驚歎的「神來之筆」，莫過於谷祖琳在劇中突如其來唱出那句經典歌詞：「能成為密友大概早帶著愛」。此時梁祖堯在台上的微表情與細緻反應，隨即帶出了兩句精闢對白：「你都幾適合做祝英台」與「我覺得我適合做梁山伯多啲」這一幕很難不讓人想到《梁祝下世傳奇》。

《寫不得你》的前半部異常好笑，後半部卻隨著劇情而變得嚴肅、緊張、沉重，展現男女主角在婚姻關係中的傷痕纍纍。我特別喜歡兩人婚姻結局的處理，讓觀眾多了很多思考空間，編導真是功力深厚，除了情節、對白寫得好，場景的安排也令人拍案叫絕。

Netflix 原創日劇《有人剛好提起我嗎？》由役所廣司主演、宮藤官九郎編劇，以超現實的故事設定，探討人生的困頓與轉型，上線後大獲好評。

役所廣司飾演一位在日本家喻戶曉的資深演員，剛在倫敦成功演出莎士比亞的《李爾王》，以為國爭光的姿態回到日本後，卻發現所有人都忘記了他。無論是家人、工作團隊，甚至是他的情人們，都沒有人知道他是誰。於是他由高高在上的大明星，變成淪落街頭的流浪漢，然後由零開始，改名換姓，在影藝圈重啟人生。

追劇的時候，我特別喜歡男主角失意時的處境，如果有一天，你的身份地位都被奪去，你還剩下什麼？如果有一天，再沒有人記得你是誰，你還可以依靠什麼人？劇本以天馬行空的情節設定了這個困境，在現實之中，很多曾經風光的中年人都有機會遇上機構改組或裁員，由高處跌落谷底，他們面對家人與朋友的時候，同樣需要重新學習與適應。至於一些臨近退休的人士，似乎也將面對男主角那種被全世界遺忘、丟棄的情境，如何調整心態，也是一門學問。

故事中男主角在失意時遇上不同的怪人，從而學會接受厄運、面對現實、檢討得失、解決問題、放下執著、重新上路，這些細節都是劇本的高明之處，不動聲色地讓觀眾明白人生最終仍然可以靠自己奪回主導權，不一定要受制於人或任人擺布。

《有人剛好提起我嗎？》每集都在提醒觀眾思考人生的下半場，鼓勵大家檢視現時生活中有哪些東西，是自己真正的堅持？又有哪些追求只是源於過去無謂的執念，可以調整位置，甚至整項刪除？走到人生下半場，我們才會明白，真正可以相依的，不只是身邊的人，還有那個放下身份地位之後，依然有能力重新出發的自己。

（刊於2026年11月5日澳門日報新園地）

幾日前去了一趟香港，回澳後便病倒了。最初是咳嗽，後來發展成頭痛、低燒。醫生的診斷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但我主觀感覺是中了新冠，因為喉嚨痛如刀割的情況，真的很像當年的症狀。只是，如今社會早已沒有了疫情期間的警戒。醫生給我開了一天病假，發了幾種藥，我便默默回家休息，獨自消化那股揮之不去的焦躁。

由於渾身無力，躺在梳化上，內心不免翻湧出各種負面情緒：現在年紀大了，一點小病都讓人辛苦得要命；雖然手頭上沒有甚麼了不起的急事要做，但這樣無能為力地躺平，感覺一點也不好。回想起那天在金巴上，車廂裡很多人在咳嗽，我猜想自己大概就是在那時候被感染的，可惜這種事終究抓不到確切的證據。以前搭金巴都會乖乖戴口罩，近來漸漸鬆懈了，最終還是要自己付出沉重的代價。

昨日原本考慮過去上班，但因為實在咳得太過恐怖，為免在辦公場所散播病菌，還是留在家中比較穩妥。其實疫情過後，我更傾向於這種選擇，不再勉強自己帶病硬撐。一來我的工作性質沒有勤工獎，二來病假機制本就理應被尊重，三來把病菌帶到工作崗位，絕對不是負責任的行為。當然，最核心的原因是，我並非甚麼舉足輕重的人物，少了我一個，機構一樣運作如常。因此，生病的時候，真的不必強裝積極，反而應該爭取時間好好休息，讓自己盡快復原才是正經事。

一場病痛固然打亂了我的生活節奏，卻也像是一個強制執行的暫停鍵，逼著我從日常的瑣碎中抽離出來。在這個凡事講求效率的時代，我們總習慣了不停運轉，甚至將「生病」視為一種軟弱或虧欠。然而，身體遭受病菌侵襲本就是無可奈何的事，這份無奈也在提醒我們：生命其實非常脆弱，稍一不慎，就會病倒。病榻上的綿長日子總會過去，而在那之前，且由得自己任性地躺平，靜待元氣恢復，再重新出發。

討生活越來越難。甲抱怨被控制狂主管虐待，精心撰寫的文件總被改到體無完膚，而且越改越混亂，既不受尊重又影響工作成果，他覺得很納悶。乙經常被愛搞小圈子的同事排擠，他們為了討好主管而針對某些同事，實質上是用工作內容來鬥氣。丙的上司有被害妄想傾向，對所有提案都疑神疑鬼，總覺得有人想害他，因此對工作決策一律拖延，出了事卻怪責眾人辦事不力。

類似的苦水，我聽過不少，當然覺得可惜、可悲、可恨。但聽完他們傾訴，我通常會苦口婆心勸他們：除非已經財務自由或已找到其他工作，否則不要因為個別賤人的行為而衝動辭職；如非必要，別妄想越級投訴或搞報復行動，因為通常只會玉石俱焚，得不償失；至於每日被影響情緒的情況，宜退一步想，面對現實，反正愁也是要上班，苦也是要賺錢，愁苦並不能解決什麼問題，倒不如得一日過一日，不用生氣，隨他們去，反倒乾淨。

當我們看清楚他人卑劣的一面時，別主動把問題扛在肩上，沒必要被破壞心情，更不用為人家的幼稚舉動感到緊張，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時日終會證明，誰在認真做事，誰人領導無方，誰只懂自導自演六國大封相。

即使他們把你的心血當成垃圾，說得一文不值，但這堆垃圾他們自己是寫不出來的。儘管小圈子活動極度無聊，但其實也反映那幾個人極度欠缺安全感，你表現得越專業，他們會感到越不安。至於上司的鬼打牆行為，那是他的自由，你完全不用介入這種爛得要命的內心戲。

在不理想的工作環境下，只要做足本分，就不用有多餘的期望，上班真正目標是準時下班，工作主要動力是定期入帳的薪水。至於別人熱衷扮小丑、玩雜技、甚至跳脫衣舞，都跟我們無關，不必理論，宜一笑置之。

（刊於2026年10月29日澳門日報新園地）

坦白從寬，我對 Facebook 幕後的那些風風雨雨並沒有太大感覺。無論外界給它的評價是好是壞，我對這類社交平台向來毫無好感，始終保持著戒心。

事實上，如今的 Facebook 早已不再是昔日那個幫助大家與親友聯絡感情、分享生活點滴的溫馨平台，它本質上就是一盤巨大的商業機器。它用各種精密的機制，一點一滴地誘使人們公開隱私，以謀取利益，更為一整代人帶來意想不到的心理困擾與現實危機。我深知，光憑一部電影的力量是絕對無法說清楚它背後盤根錯節的所有問題，何況這家公司後來還發展出 Instagram、WhatsApp、Messenger，以及近年運作方式更激進、更具成癮性的 Threads。如果觀眾是抱著想看The Social Network延續篇的期待走進戲院看The Social Reckoning，恐怕最終只會感到失望。

吸引我買票入場的其實是本片實力派的三位主角。作為一個追劇與看電影的愛好者，我長期支持兩位男演員的成名美劇，不論是 Succession（繼承之戰）中展現壓抑演技的Jeremy Strong，還是 The Bear（大熊餐廳）裡魅力十足的Jeremy Allen White，他們的演出從不讓人失望；同時，我也對女主角Mikey Madison先前勇奪影后的作品 Anora（阿諾拉）印象極為深刻。因此，這次入場純粹是為了看喜歡的演員，故事的內容反倒是其次的考慮。

平心而論，電影整體的表現不過不失，算是非常認真、中規中矩地搬演了那段震撼世界的真人真事。Mikey Madison飾演揭發黑幕的吹哨者，收起了過往的張揚，演得十分內斂且層次分明。看著她的角色在龐大體制下掙扎，我不禁感嘆，這個世界真的需要更多這種不肯為了利益而埋沒良心的好人。而在所有角色中，我最喜歡那位《華爾街日報》調查記者的設定。一個堅守傳統報館價值的新聞工作者，試圖去揭露新興社交平台對大眾造成的危害，這個對立面本身就極具戲劇性。電影細緻地拍出了傳統報館內部那套重重查核、嚴謹把關的編審程序，這正好與社交平台上放任大家隨意發言、假消息滿天飛的現狀形成強烈對比。特別是有一幕拍到報館內有專人把剛印好的實體報紙逐一派給每位記者的情節，那一刻的儀式感，令我這種「老派觀眾」看得很窩心。

至於飾演 Facebook 創辦人的Jeremy Strong，這次不論是神態還是語調都演得非常神似。戲中他為了應付官司而與一眾高層發生的內部爭論，在角色們機關槍式的唇槍舌劍之間，導演其實安排得很有層次，逐層剖析了該公司演算法當時在全球引發的道德爭議，這部分的討論非常好看且節奏緊湊。

然而，看完電影後，內心卻完全沒有大快人心的感覺。因為我們心知肚明，現實中的各大科技巨頭比起當時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世界不但沒有因為勇敢的吹哨者和記者揭發問題而變得更好，反而正在演算法的推波助瀾下，往更極端、更混亂的方向快速發展。步出戲院，看著低頭滑手機的人群，心中實在感到無奈又不安。

有些書像某些特定的人生階段，你以為你讀過一次就算明白，其實只是水過鴨背，與作者的深意擦身而過。我第一次遇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是在大學圖書館。那時握在手裡的是中華書局的簡體字版，紙質典雅，字裡行間散發著的並不是老派學術的艱澀，總之跟我對這家出版社的其他出品印象截然不同。然而讀畢全書，我也只懂讚嘆作者的歷史知識，卻摸不透他背後的宏觀視野，因為那時的我，真的很無知。

再次閱讀大約在 2011 年。那時我很喜歡買書，於是買了聯經出版的繁體字版，甚至把它帶了去泰國度假。在蘇梅島的陽光與海灘之間，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讀著黃仁宇筆下那個被沉悶禮教與官僚體制包裹得密不透風的大明帝國，那種閱讀背景的強烈反差，說來有些可笑。對於書中盤根錯節的政治角力、文官體制的集體平庸，那時的我依然一知半解。總覺得書裡的故事離我們很遙遠，都是幾百年前的歷史陳跡。

直到最近，因為買了進念．二十面體將於 11 月在香港公演《萬曆十五年》舞台劇的門票，我第三次把這本已經略微泛黃的書拿了出來。沒想到，這一次的重讀，卻讓我讀得驚心動魄、有滋有味。這些年來，我們共同經歷了全球政治地緣的劇烈震盪，目睹了無數社會時事的荒謬與瘋狂，國際大勢如同走馬燈般在眼前撕裂重組。此時再看公元 1587 年的京城，歷史的對焦突然無比清晰。黃仁宇的選材與敘事相當精彩，他沒有寫驚天動地的改朝換代，而是挑選了帝國命運步向衰亡的那一瞬間，看似平平無奇，其實所有危機都已出現。看著書中一眾歷史人物，每個人都懷著美好願望或治國良方，卻在體制的暗湧之中處處碰壁，那種巨大的無力感與納悶，竟然與我們當下的集體情緒產生了跨越四百年的情感連結。

從宏觀的敘事結構來看，黃仁宇截取了六個維度，分別帶出六個性格、命運、職能截然不同的人物：萬曆皇帝朱翊鈞、首輔張居正、繼任首輔申時行、清官海瑞、名將戚繼光，以及哲學家李贄。這六個人，就像是歷史坐標軸上代表不同社會階層與意識形態的意象符號。而貫穿這一切、如同巨大背景與隱形鎖鏈的，除了萬曆皇帝本人，還有整個帝國積存已久的各種陋習。對此，作者在書末留下了極具悲劇色彩的定論：「萬曆丁亥年（1587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黃仁宇沒有把萬曆寫成傳統史書裡的昏君或暴君。在書中，他更像是一個被困在紫禁城裡的「橡皮圖章」。萬曆的悲劇在於他太早看透了這個體制的虛偽。九歲登基，他曾是個渴望勵精圖治的少年天子，但文官集團需要的從來不是一個有想法的統治者，他們要的只是一件能維持帝國道德平衡的「道具」。當他發現不論自己如何努力，都無法打破厚重的官僚體制死循環時，他選擇了最決絕、也最消極的抵抗方式，徹底「躺平」了三十年。全書以皇帝的無聲反抗為軸心，延伸出去的另外五個人物，就像是圍繞著這艘即將沉沒的巨輪，各自試圖扭轉乾坤，最終卻不約而同被黑暗的漩渦吞噬。

當我們把視野從萬曆的牢籠放大到整個帝國朝廷，會看到一種更令人納悶的體制困境。張居正是個實幹的政治強人，他看穿了明朝中葉財政的糜爛，於是積極推動行政改革，試圖以行政效率為國家挽回局面。但他個人的精明與嚴格，得罪了整個既得利益的文官集團，於是人亡政息，死後遭到了抄家削爵的清算。隨後登場的申時行，吸取了前任血淋淋的教訓，走上了另一個極端，他善於妥協，在皇帝與百官之間充當潤滑劑，試圖以太極推手來維持帝國的和諧。然而，歷史證明，張居正的猛藥救不了大明，申時行的溫和態度同樣只是在拖延死亡的時間。這兩位絕頂聰明的首輔，一個剛強，一個陰柔，卻最終都陷在了同一片歷史的泥沼裡。

更可怕的悲劇，發生在海瑞與戚繼光身上。海瑞是個將儒家道德理想推向極致的怪胎，他清廉得令人無話可說，甚至不惜抬著棺材去諫諍皇帝。他以為只要人人恢復到古人的純潔道德，社會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但他那套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改革，在實際運作中處處樹敵，最終連文官集團都覺得他是一個無法溝通的瘋子。海瑞的悲劇，是道德理想在複雜政治現實面前的全面潰敗。

而當整個國家的將士都習慣了得過且過、貪污腐敗，軍隊戰鬥力淪為紙上談兵時，終於出現了一個能打勝仗的軍事天才戚繼光。他擁有豐富的前線實戰經驗，知道帝國的首要問題是提升國防力量，不能只靠喊口號，必須認真升級裝備、革新戰術、建立能應付強大敵人的軍隊。但當他要做出實質技術改革時，就惹來了文官集團的不滿；當他的政治靠山張居正一倒，戚繼光這個想做實事的猛將便立刻成為利益集團的眼中釘，隨即被罷免，最終在貧病交迫中死去。大明帝國親手放棄了強化武裝的機會，為日後捱打滅亡埋下了伏筆。

如果說海瑞與戚繼光是在行動上四處碰壁，那麼哲學家李贄，則是從思想上徹底被體制絞殺。李贄是個敏銳的孤獨者，他看穿了帝國官僚「滿口仁義道德，骨子裡全是生意」的虛偽，於是用偏激而深刻的文字，試圖撕開儒家教條的假面。他渴望尋求個人的思想解放，但在一個以集體道德為唯一運作邏輯的帝國裡，異端就是原罪。他的著作被斥為「敢倡亂道」，最終在七十六歲的高齡被捕入獄，只能在獄中以剃刀自剄，用最慘烈的方式完成個人的終極控訴。

在那個似是而非、以道德雙重標準代替績效管理的體制之下，個人的力量已經變得不再重要。不論你是勤勞還是懶惰，精明如張居正還是昏庸如後來的廷臣，想做實事如戚繼光、空談理想如海瑞，還是冷眼看穿一切如李贄，只要你進入了那個由無數表面儀式與集體平庸組成的系統，你所面對的阻滯與高牆，全部都大同小異。所有人付出的努力，都只是在推一塊注定會滾落下來的巨石。

看看從前，想想現在。當我們看著當代社會裡，無數的官僚機構為了維持體制表面的「正確」與口頭「勝利」，選擇性地忽略真實的數據與眾所周知的危機；當我們看到職場或國際政壇上，做事的人往往要花八成精力去應付內耗與裙帶關係衍生的災難，而真正核心的問題卻永遠被視而不見，於是讀者不禁會想到:萬曆十五年，真是離我們那麼遠嗎？歷史即使不是在簡單地重演，但大同小異的困局，依然是我們揮之不去的夢魘。

合上書本，那種納悶與無能為力的感覺，其實有增無減。

十八歲那年，總覺得自己已經成年，懂得世間的一切規則，相信未來會像一張清楚的地圖，按部就班展開。那時以為成年等於成熟，等於不會慌張、不會犯錯，也等於擁有足夠的能力應付所有問題。後來才明白，人生是各自的修行，很少有標準答案。

步入中年，許多變故往往來得猝不及防。工作、家庭、健康與人際關係，有時會同時亮起紅燈，令人措手不及。在經歷數次人仰馬翻的崩潰後，才漸漸明白，人生的每個階段皆充滿變數：有人在歲月中成長，學會寬厚、沉穩與隨機應變；有人卻逐漸退化，變得固執、急躁，甚至將內心的不安轉化為對身邊人的指責。

曾幾何時，覺得父母無所不能。他們知曉萬事，記得家裡所有東西放在哪裡，也會在我迷路時準確找到方向。我習慣倚靠他們，以為那種照顧永遠不會消失。直到自己也成為大人，才慢慢發現，父母未必能跟上時代的步伐。手機更新、網上預約、電子支付，甚至是複雜得要命的巴士路線，對他們來說，不只是陌生，還帶著被拋下的慌張。他們走路慢了，記性差了，曾經堅強的背影，忽然顯得單薄。於是心裡會生出照顧他們的念頭，只是真正做起來，才發現並不如旁人想像那麼簡單。耐心、時間、溝通、責任，每一樣都是考驗。

父母的晚年，最需要的也許不是金錢與物質，而是家人更多關注。很多時候，對錯其實沒有那麼重要，他們講起舊事，重複同一番說話，未必有特定意義，只是希望有人聽見；他們發牢騷，抱怨身體、時政、鄰居或生活瑣事，也未必真的急於解決，只是想確認自己仍然被關心。

當角色互換，我們終將明白，比起面對衰老，更令人憂慮的是被當成負擔。了解與體諒，或許就是我們最需要溫習的人生功課。

（刊於2026年10月22日澳門日報新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