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讀東野圭吾的《幻夜》，女主角新海美冬要求男主角水原雅也依照電影《死前之吻（A Kiss Before Dying）》中男主角麥特．狄倫的手法，在旅館的浴室中把被害人給分屍；並且說自從這部電影上映之後，大概所有人都知道要如何分屍才能不留下痕跡。

我沒有看過《死前之吻》這部電影，但對於這個名字卻很有印象。回家看了一下書櫃，果然有這本書，是所購詹宏志主編《謀殺專門店》套書中的一本，還沒有讀過。

有時候，你總是需要一個緣份來開始讀一本書。

《死前之吻》是描寫一個登徒子「力爭上游」的過程。他老兄在服役過後去唸大學，看上了銅業大亨的千金，兩人交往之後，卻讓女朋友懷孕了。他從女朋友口中得知他心目中的老丈人是個超級老古板，如果知道小女兒未婚懷孕，可能會氣到把小女兒趕出家門，那樣他不但分不到財產，而且一旦結了婚生了小孩，他也就登龍無望了。

於是乎他就先勸女朋友墮胎，女朋友不從之後，他又設計一個圈套騙女朋友寫下遺書，寄給她的姐姐，然後就安排了一齣女朋友自殺的戲碼。

這個登徒子殺了女朋友之後，居然利用交往中所得到銅業大亨家中的情報，換個名字轉學去追女朋友的二姐，而且也追到手。但後來二姐對於小妹的死因起了疑心，決定去查個水落石出。當然，在真相大白之前，這個登徒子又把二姐給殺了。我想電影中在旅館裡分屍的畫面應該是發生在這一段，不過原著小說裡並沒有分屍的情節。

接下來，登徒子又換了一個名字去追性情孤僻的大姐，而且不旦追到手，連婚期也訂好了。此時，恢恢天網罩下，兇手終於現形而被逼死，故事得到一個正義的結局。

這本1953年出版，艾拉．雷文所著的《死前之吻》，從頭到尾的描寫都是依著登徒子這條主線，可以說前面的百分之九十五是犯罪小說，最後百分之五才變成偵探小說。因此也可以說這本書啟發了犯罪小說的出現，為推理文類打開一片新天地。

之後，才有派翠西亞．海史密斯所著《聰明的瑞普利先生》一系列小說的出現，這部小說也曾被改編成電影《天才雷普利》，由麥特．戴蒙主演。

瑞普利先生是個小人，他受美國富豪的委託到歐洲尋找游蕩不歸的兒子，卻殺害了富家公子後冒充其人，在歐陸招搖撞騙，每到謊言快被戳破的時刻，就動手殺人，而且都沒有被拆穿，過著提心吊膽卻「幸福快樂」的生活。

《聰明的瑞普利先生》在1955年出版時，引起極大的道德撻伐，後來則成為犯罪小說的濫觴及經典。

當然，《聰明的瑞普利先生》中「變換身分」的設計，也有前輩之作足資啟發。1948年出版，康乃爾．伍立奇所寫的《我嫁了一個死人》，故事是一位未婚懷孕的少女，有一天回到紐約的租屋處，發現男友已經帶著所有的東西跑了，只留下一個信封，裡面有美金五元外加一張紐約到舊金山的單程火車票，叫她滾回老家去。

這個孤伶伶的女孩搭上了火車，巧遇了一對新婚夫妻，懷孕的媳婦是第一次要回家見有錢的公婆。途中火車居然發生了出軌意外，很多人都死了，那對新婚夫妻也未能悻免於難，但這女孩只是傷重昏迷不醒。當她醒過來時，卻發現自已陰錯陽差的被當成豪門的媳婦，受到良好的醫療照顧。

雖然她一直想向別人坦白說這一切都是認錯人了！但為了腹中的胎兒可以受到良好的照顧，她一再錯失表白的機會，就這麼戰戰競競的進到陌生的家庭，憑著火車上一場聊天的內容冒充起別人。

更意外的是她居然和小叔陷入情網。就在這時候，那個無恥的前男友居然找上門來勒索，強迫這個可憐的女子和他到別州去辦理結婚登記，以圖「父以子貴」、「夫以妻貴」，想要謀奪豪門的財產。

最後，有人殺了那個無恥的前男友。誰殺的？自己去看書吧！結局峰迴路轉，引人深思！

然而，更令我驚心的，倒不是前述幾本推理小說串聯起來的閱讀經驗，而是小說與事實之間令人頭皮發麻的相似性。最近看管仁健先生的部落格「你不知道的台灣」上有一篇精采的文章《台灣烏龍版的「少女殉情記」》。

這篇文章記述的故事大致如下：

1950年1月13日，在台北市涼州街淡水河十三號水門發現一具女屍和二封遺書，依據遺書的內容，二十一歲的本省籍女子陳素卿因與外省籍男子張白帆相戀，不被家人接受，張白帆又與另一名女子徐冰軒交往並使徐女懷孕而結婚，陳素卿因而殉情，並留遺書一封請父親勿再排斥外省人，另一封留給張白帆的遺書則表明伊與張的交往是那麼純潔不逾矩，都是狐狸精徐冰軒用身體來横刀奪愛，極為無恥云云。

當時的時空環境是本省人及外省人存有極多摩擦，彼此通婚時常遭到反對。此時有個純情的本省女子為愛殉身，而且如此讚揚外省男子，乃成為當局極佳的宣傳工具，甚至連當時的台大校長傅斯年都題贈輓聯一付曰：「無緣何生斯世，有情所累此生」；並提議募款將此痴情女子埋葬於台大校園之內，社會各界捐款不斷。

然而，在當時《新生報》記者姚勇來追查之下，才發現張白帆本名張清溪，福建人，1948年4月於廈門因犯竊盜罪被判刑，乃改名張白帆來台，並偽造台大學生證，在閩台日報謀得副刊總編一職。（這豈不是小說中的「改換身分」嗎？）

在閩台日報任職期間，張白帆認識了出身鶯歌望族，年輕美麗，家境富裕的會計小姐陳素卿。張白帆為圖嫁妝，乃死纏爛打，終於在11月初在中央旅社得到陳女初夜，之後上門提親。（這豈不是《死前之吻》中的登龍捷徑？）

惟陳素卿的父親發覺張白帆的不良居心，斷然拒絕親事，並為女兒另行婚配。張白帆見圖謀不成，又腳踏兩條船的與播音員徐冰軒交往，使徐女懷孕並結婚，婚後卻仍與陳素卿往來。

後因陳素卿婚期在即，催促張白帆要做個決定，張白帆乃以陳女身分書寫遺書二封，要陳素卿照抄一遍（這簡直是《死前之吻》的現實版），說是把遺書寄出，讓家人以為她死了，不再尋找，便可帶她私奔而去云云。

陳素卿依約寫了遺書，張白帆卻不肯私奔，且為了擺脫陳女糾纒，詐騙陳素卿要一起殉情。於是二人相約在淡水河十三號水門，張白帆拿了一個綁了死結的套環給陳女，自己卻用一個活結的套環，二人相約一跳，女死而男存。張白帆將陳素卿手寫的遺書二封留在現場，故佈疑陣，隔天經警方通知才故作驚訝的到場。（和《死前之吻》中登徒子詐騙富家女去辦理結婚登記而殺人的手法，可說是異曲而同工。）

這個真實事件比起《死前之吻》或《我嫁了一個死人》還來的有故事性。而且和《死前之吻》的情節設計有驚人的雷同，害我簡直要懷疑艾拉．雷文是不是有看過台灣的報紙，才得到《死前之吻》這部小說的靈感。

淡水河十三號水門案件，除了上述男女主角的曲折故事外，牽涉其中更恐怖、更離奇的事情還有非常非常多，真可謂再好的故事都沒有真實人生來的精采，關於這個部分請看管仁健先生的原文，於茲不贅了。（亦可參考李敖〈笑傲江湖〉節目內容）

而這位張白帆先生出獄後，居然仍是個文化名人。隱地先生寫過一篇文章〈誰寫得最少？〉，文中提到：「還有一位張白帆先生，他早年在中廣公司服務，後來是文星雜誌的主編和經理，也曾是大林書店負責人，一支健筆，連當年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都為其才華驚嘆，然而張白帆直到今年（2009）二月過世，始終未能將其文稿結集（生命不如意，讓他對自己的作品也不看重，生前他就焚燬了自己一切的信件和手稿）。」

這位焚稿的老人在塵埃落盡之後，到底怎麼看待自己的人生，恐怕也將是個永遠的謎題了！

原作於2007年4月26日

（括弧內補記一些後事）

知道我政治立場的人，對於我怎麼會介紹這麼一本書名深具統戰意味的書，一定是大大的不解。事實上，就算抛開政治立場的問題，這本書也是寫的很爛，文筆爛，編排爛，印刷爛，好像是記流水帳一樣，筆鋒毫無感情。除了書中的照片有幾張可以看到在下我本人的尊容以外，可說是一本一無是處的傳紀。

何德和是我外公的堂弟，現年逾九十，在動亂的時代中，一生相當的傳奇。

（何德和先生已往生極樂世界了）

從小我就「沒」聽大人們提過這個人，因為在那個年代，這個人算是【共匪】，因此能不提就不提，乃是亂世中的保命之道。一直到我讀國中，高中的時候吧！這個人才突然出現在我母系的家族親人口中，這時候他已經從哈爾濱退休，從妻子入了日本籍，與台灣的家人取得聯繫，並且回台探親；據說他在機場受也到了情治人員小小的關切，不過他們並沒有找這個老人家什麼麻煩。

何德和先生出身於台中地區的地主之家，年少優秀，家資富厚，被送往日本學習工程。畢業後到「偽」滿州國工作，並娶了一位日本女子為妻。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戰敗，何德和一家人在碼碩上搭船逃難之際，因高級技術人員的身分被中國共產黨盯上，抓了回去，一別家鄉近半個世紀。

而何德和先生在中國的生活，有很苦的時候，也有很風光的時候。文化大革命時期，他不但是蔣匪一派的台灣人，也是為日本鬼子工作的日本人，又是黑五類的地主階級，黑上加黑，抄家批鬥，景況相當淒慘。但他以高級工程師的專業，在中國東北創建了數十家的工廠，造就數十萬人的就業機會，作出中國第一部電晶體收音機等等功業，也讓他當上了哈爾濱總工程師，黑龍江省人民大會代表等職務，還曾經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裡接受鄧小平同志的表揚。

七十歲後，何德和先生以健康不佳為由申請退休。他後來偷偷跟我們的說，他是在量血壓時，用氣功師教的方法緊扣腳大姆指，讓血壓升高；在驗尿時，偷偷把痘子丟到尿液裡檢出潛血反應；這不知是老人家的玩笑話還是真有其事。總而言之，他獲得中共中央的批准退休了，並以妻子是日本人為由，申請全家歸化為日本國籍，遷往日本居住。

為了這件事，中國還拍了一部電影叫＜只是人離去＞，用來說明我的外叔公何德和只是人離去，心還是在祖國的。（可惜不知那裡還找得到這部片子來看一下？）

在台灣初開放前往中國探親旅遊的前幾年，外公家鄉下幾位老人家一同組團赴大陸旅遊，當然行程就由何德和叔公打點了一番，結果這個鄉下人旅行團到了北京，居然是工業局的局長設宴頤和園招待，到地方上連省長階級的官員都幫忙提行李。這下子，我們才了解到何德和先生原來在中國官當到這麼大。到了這幾年，叔公不幸發現了癌症，除了在日本醫治，也到中國作氣功的輔助治療，因為是「國家有功人員」，一切免費。

關於我叔公這些「建設祖國」的豐功偉業，我想中國官方有不少史料，所以我也懶得再提。我想記述的故事，是何德和先生的羅曼史，是我阿姨從叔公和嬸婆的口中聽來的。

話說何德和先生到日本留學時，愛上了一個相當漂亮的日本女孩，為了接近這個女孩，搏取佳人芳心，他跑去當這個女孩子妹妹的家教。雖然他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人，但因為他也是東京理工學院的高材生，因此不但抵銷了這種身分上的不利，女孩的爸爸媽媽也十分喜歡何德和先生。兩人的感情日漸加溫，眼看好事得偕。

某一年，何德和先生回台省親，在台中縣新社鄉中和村的老家（當時名為「抽藤坑」，中和村的名字是戰後由我外公取的新名字），看到家鄉開出了美麗的白山茶花，就想到了伊人，這個浪漫的年輕人就摘了一朵最美麗的白山茶花，想要帶回日本給他美麗的情人，讓她也看看他家鄉的美麗。他將山茶花裝在一個木盒子裡，乘輪船漂洋過海，一路上用手捧在懷裡，就怕損傷了花朵。

回到了日本之後，何德和先生迫不及待地把來自故鄉的白山茶花送給伊人，不料伊人臉色一變，也沒有說什麼，自此就不聯絡。隔了一陣子，何德和先生不但見不到伊人一面，還聽說伊人跑去相親了；不久，伊人居然就另嫁給一個日本農夫。

原來，當時日本該地的習俗，如果一個男子想對情人提出分手，又不好意思說出口，就會送女子一朵白色的山茶花，表示說我不愛你了，但為了你的面子不好明說，送你白山茶一朵，妳就了解了吧！這個美麗的女子接到何德和先生的白山茶花，以為也是如此，卻沒想到一個台灣來的留學生，其實是完全不了解日本的這種花語。

或許美女總是小心眼吧！一次偶然的錯誤，就毀了一段可能美好的姻緣。

這個女子的父母親，為了這件事情，對這個台灣來的留學生，非常不好意思。雖然女兒和這個大男生的婚姻是破局了，但老人家對年輕人的感情總是還在，三不五時就會送些吃的用的或節日的小禮物給何德和先生。而擔任送東西這個工作的人，就是伊人的妹妹，也就是何德和先生的家教學生。

而這個妹妹雖然年紀小，但心思可不小。她對何德和這位高材生家教老師很崇拜，也很愛慕。之前因為是姐姐的男朋友，無有他想。但一看姐姐自己放棄，就決定不能不把握這個機會。我聽說，在過了六十幾年之後，嬸婆仍對我阿姨說，她那個姐姐真是笨死了，居然會以一個無聊的理由放棄白馬王子；更誇張的是，歷經文革的抄家，我這個嬸婆仍然珍藏著我叔公當年表現優異的成績單，當成寶一樣，她說，她就是愛上這個成績單。呵呵！真是一對浪漫有趣的老人家。

寫到這兒，應該知道何德和先生，後來和他的家教學生，也是前女友的妹妹，陷入愛河，結為連理。而且還是女追男，在那個保守的年代，一個小女生能有這樣追愛的勇氣；也許才能在後來多年的苦難中活過來。文革時期，何德和先生被抄家，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三個女兒都得參加紅衛兵的時候，就是他的夫人沿街叫賣一些小吃來維持家計的。

歸化日本幾年之後，符合了台灣國籍法規定的資格，何德和先生就申請回復成了台灣籍。雖說他回復國籍之後，可以繼承一些並不是價值很高的農地，但我相信他要拿台灣的身分證，應該不是為了那些財產。他初歸化日本時固然一窮二白，受台灣親友一些接濟，但後來他成為日本許多大公司的顧問，作為前進中國投資的介紹人，收入就相當可觀。迄今，他也未曾出脫過他名下任何一筆祖產。

我想，雖然何德和叔公仍定居日本，行走中國，但落葉歸根的心情還是非常強烈。固然他的大半輩子都和台灣無緣，縱使他在中國混得這麼好，但這些都沒有用，到老來遊子還是要回到台灣，要入祖厝，要守祖公仔產，這就是故鄉對一個人的力量。

也由於這件事，讓我更能體諒那些國家認同和我是光譜兩端的老外省人，有人說他們吃台灣米，喝台灣水，就應該如何如何！其實，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那又怎樣？故鄉的召喚是一種魔咒，不是任何物質上的享受可以取代的。說台灣是美麗新故鄉，那是一個理想，而不該是強人所難的道德要求。

最近日本的電視台知道我外叔公何德和的故事之後，想要拍成連續劇。現在，每天看看劇本，回憶往事，增增補補，便是病中老人最大的生活樂趣。日劇會不會演不能確定，但何德和先生的故事，有出了傳記，有拍過電影《只是人離去》，有改編成新式京劇（好像叫《蝴蝶夢》？不太確定），還被我寫在部落格裡，也算是不虛此生吧！

（後來，何德和先生過逝於日本東京，歸葬於抽藤坑老家的家族墓。原本計劃中的日劇，應當是胎死腹中了。）

三十週年，物是人非，不如不要再炒冷飯。且把舊作重貼，當個過場吧！

看一看，好像重點是靜修女中？

《文章一》

【回憶】六四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紀念

2009年6月5日

六四天安門事件當然是一個意義重大，值得紀念、反省、追思、平反的大事。但是就比較「私人領域」的感覺來說，「二十週年」好是比較令我心驚的字眼。

「二十年」，居然已經「二十年」了嗎？我的自我感覺並不太老，然一晃眼竟可以談談「二十年」前的往事。這比起吾爾開希從那麼帥變成那麼肥，更令我深覺歲月變形的痕跡。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我曾身在六四天安門的「現場」，而且是出於一種無聊的巧合。

那年我高二將升高三，和二個同班同學要去補習，行經中正紀念堂的廣場，看到一個舞台，好像有人要唱歌，底下坐了一些人，尤其有一片白衣黑裙的女高中生，應該是靜修女中的。我們三個同學就在那群女生的後方不遠處，找了一個地方席地坐下來。

看了看舞台上的招牌，好像叫作「血脈相連，兩岸對歌」。這才有點意識到原來這個活動是為了聲援已經閙了些時日的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學生。彼時吾爾開希、柴玲等人在新聞報導中已經很出名，天安門廣場也樹了一座學生親手做的自由女神像。

在下當時所讀的那所著名的和尚學校，學生大都自命很「進步」，對於這種爭民主、爭自由的活動，當然要表示支持之意！

只是，原本我們同學三人只是想不如不要去補習，坐上個兩、三小時，看看熱鬧就要回家了，並沒有要坐上整夜的意思。

不料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多，我們原本是坐在台下人群的外緣，不知不覺裡廣場上都是人，我們變成坐在大批民眾的中心部位。

而且台上的主持人（已忘了是誰）開始用越洋電話跟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連線」，然後開始唱歌，這邊唱一條，那邊和一首，中間隨時插播現場報導，氣氛搞的很HIGH！四週的群眾都沒有要走的樣子。

這時候，靜修女中的老師帶著那群女學生魚貫退場回家去了，我們同學三人面面相覷，該走了嗎？又覺得我們三個大男生夾在一群女生中間在眾目睽睽下離開，會不會太丟臉一點？遲疑之中，女學生們都走光了，我們三個只好繼續坐下去。

誰唱歌？唱些什麼歌？這麼多年過去了，我真的毫無印象。我們好像只是來湊熱鬧的群眾。

然後，有點突兀的，台上的人有些騷動，傳來了天安門廣場上出事的消息，線路變的很吵雜，一會兒說有軍人進來了，一會兒說有人開槍了，一會兒說好像有坦克車開進來了。

就這樣，線路突然中斷，再也連不上。原本有些救國團式團康的氣氛（一堆人拿著吉他唱歌），突兀的結束在一種不知所措的氣氛裡。主持人開始悲憤的發言，有人開始吼叫些口號，只是那種悲憤其實有點遙遠，畢竟我們感受不到恐懼，更像是一種「哇靠！居然會有這種事發生！」的感覺。

只是這麼一來，廣場上的群眾當然更不可能走了，我們同學三人就「義無反顧」的在那兒坐上一夜。那是沒有手機年代，有沒有打電話回家報備我也忘了，反正我這個讀高中的兒子在外徹夜未歸，好像也還好，可能那時的治安比較好吧！

那一天是六月三日，我們從傍晚坐到六月四日的早上六、七點才回家。完全沒料到原來自己經歷的是一件舉世震動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六四天安門事件」著實轟動了幾年，我有段期間頗為得意我可能全世界最早知道有人在天安門廣場開槍的人之一。但其實這是一種很無聊，甚至有點可恥的「看到人火燒厝」的心態！

隔年高三，中正紀念堂又發生了台灣史上重要的「野百合運動」。

聯考的壓力及社會秩序的解構動盪交織在我們那年輕的時光，但聯考還是最大吧！我們（至少我本人）還是一樣很蒙昧的過活。

對！我們是「經歷」並「參與」了那個時代，但彼時其實並不真的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些事情又有什麼意義。

二十年過去了，野百合世代在這些年不少人已經身敗名裂，淪為階下之囚。「六四」的紀念一年不如一年，逐漸變成媒體上一個空洞的名詞。

章詒和在其「雲山幾盤江流幾灣」一書中，便哀歎現在中國己經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還有「六四」這回事，不是不敢說、不敢談、不敢想的噤若寒蟬，而是完全空白的「不知道」。

（上揭書第236頁）
今年（二００七）六月四日＜成都晚報＞第十四版登出的「向堅強的六四死難者母親致敬」的廣告語。我剛看到它，心潮洶湧，立即給我成都的朋友發送郵件說：「我一整天都在激動！這個民族沒有死滅，真不知道應該怎樣地表達我的欽佩和敬意。」很快，興奮成了傷感。原來它的順利出台，是因為報社的從業人員根本不知道「六四」為何物，不知「六四死難者」為何人。這說明我們這個民族的「共同記憶」正在流失，正在有效、迅速地流失。

馬小九總統一向自許為六四民運的堅定支持者，然而，於今還不是低調以對？

不論是「統媒」、「獨媒」，在二十週年，對六四都做不出什麼可看的新聞，卻只有被罵腥、羶、色的「數字週刊」，登了一篇傷心母親的採訪報導，她那當年讀大學的兒子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被開槍打死了，她還要四處請託，才能去收屍。

脫離了真實的人生，再重大的事件，也可能在強權（政治強權？軍事強權？經濟強權？）的壓力下，莫名湮沒，被人漠然對待。

我們需要真實的故事，才能留住往事。就像今日就算很多人對二二八事件冷感，但只要讓他們去讀一讀這些年來有心人苦心搜求的口述歷史，能不動容者幾希！

二十週年，旁觀者縱有什麼正義的激情、感覺，也都不得不被消磨的淡了！而當事者到底留有多少故事可以將感動流傳下去呢？

保留故事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就不知有沒有人在做？

《文章二》

關於我的六四回憶

2012年6月4日

六四那一年，我高二。

六四那一天，我坐在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參加一個印象中叫「血脈相連，兩岸對歌」的靜坐。有些唱歌的人，是誰我真的已經毫無印象，他們用電話和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說說唱唱的。

那時候天安門廣場上面還立了一座學生做的自由女神像。記者李四端坐在一台計程車上，把廣場上學生拉到車子裡訪問。每天的新聞裡都少不了天安門。

總之，坐到了晚上，從電話中傳來一些消息。聽說有人開槍了，聽說有坦克開進來了。然後，就斷線了！

所以，我應該可以算是全世界最早知道天安門事件的一群人，現場電話直播。

那晚，我們坐到了早上，才散會回家。

我，以及兩個已經快忘了名字的同學（回去翻畢業紀念冊應該還認得出來），當天，好像只是經過該地，看人多熱鬧，而且不想去補習，還看到一堆靜修女中的女生坐在那裡（她們有老師帶來的），所以才坐下來的。

沒想到人越來越多，我們就坐在人群的最中間，不知怎麼走出去，所以才一直坐下去。（那天天色稍晚，靜修女中的老師帶著那群同學魚貫離場，我們三個同學愣在當地，也不好意思跟著女生後面一起走出去。）

隔天早上回到家裡，父母才剛起床，碰上一夜未歸的我，也沒有太多驚訝。他們到底知不知道我昨晚沒有回家睡覺呢？

那是一個對小孩這麼放心的年代嗎？我都快忘了！

隔年，我高三。同一個地方換成野百合盛開。我的同學汪青雲跟著他的哥哥汪平雲三天兩頭在廣場上過夜（然後隔天上學再來睡覺）。

我則認真讀書，準備聯考。事後證明有些人就算不讀書還是會考的比你好！

在野百合最熱的那個下午，建國中學的三年級簡直在唱空城計，我們班的同學陷入了到底是要去上體育課打籃球，還是到中正紀念堂湊熱鬧的兩難。後來在班長登高一呼下，我們就衝到難得空閒無人的籃球場去鬥牛了。

當我們衝去體育組搬籃球出來時，早已躲起來休息的體育老師，看到還有人在學校裡，還要上體育課打球，嚇了一大跳，連說今天有來上課的同學登記一下，全部加五分。

於是我在高二時莫名其妙參與了一場歷史大事，高三時又莫名其妙錯過了另一場歷史盛會。

二十多年過去了，想想，還真是無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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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空」是科幻小說世界裡古老的把戲。時序上大抵是接著「穿越蠻荒」而來。

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在1864年寫出《地心歷險記》；1865年寫出《從地球到月球》；1870年寫出《海底兩萬里》。現在，這些玩意兒還能騙的你浮想聯翩嗎？

地球上幾乎已經沒有「蠻荒之域」了。

既然不能穿越地理，那就穿越時空吧！畢竟現在的人類科技沒有辦法穿越時空，那裡還是科幻小說的曠野，可以各自構築奇幻的結界。

向來，穿越時空的科幻情節分成兩大種，再各自分為兩小種。

一、有人從我們的時空穿越到別的時空。1、他回到了過去。2、他到達了未來。

二、有人從別的時空跑到我們這時空來。1、他從過去而來。2、他從未來而回。

當然也有像英國作家H·G·威爾斯這種人，他在1895年所寫的《時光機器》，一路從過去跑到了未來。

總之，從清宮穿越肥皂劇到文學史上的科幻經典，雖說把戲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但大抵仍不出於上述四種模式的組合。

回到過去的喜歡玩弄歷史（《蝴蝶效應》）；跑到未來的愛看地球末日（《猩球崛起》）；過去的人來到現世多半插科打諢（《摩登如來神掌》）；未來的人回到現在通常帶著預言（《魔鬼終結者》）。

《時間迴旋》是加拿大小說家羅伯特‧查爾斯‧威爾森的力作。他對於科幻小說中的「時間」，居然可以提出全新的架構，真的讓人驚艷。難怪可以得到2006年的「雨果獎」，這是科幻文學界的諾貝爾獎。

小說中，某種不知名的疑似智慧生物，在地球南北極的上空放置了一部機器，地球人稱為「時間迴旋（SPIN)」。這部機器讓地球的時間慢於宇宙的時間，地球上的生物過一日，地球外的宇宙卻已過了萬年。

原是寄蜉蝣於天地的人類，一日之間，集體變得壽與天齊。人間方一日，天上已千年。可說是顛覆了數千年以來人類文學的集體設定。

（具體情節，就不劇透了，以下省略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字……）

作者綁架了全人類在地球上過著日常生活，卻時刻要處理地球之外時間飛逝的「末日情境」。這真是一個宏大的故事格局，怎能不讓人擊節三歎！

或許可說，在這樣的經費之下，這部片接近完美了。

這部片子中的父女，遇到了一個法律障礙，就是婚生推定。（電影就自己看囉！不劇透了。）

所謂婚生推定，就是夫妻在婚姻期受胎所生的小孩，推定他的爸爸就是媽媽的先生。

這個法律上的推定，只有三個人可以用訴訟來推翻，媽媽、小孩、媽媽的先生。（最高法院後來又加了一種，先生的繼承人）

在上述這個推翻之前，真正血緣上的爸爸，是沒有任何權利，包括訴訟上的權利。如果他向法院提出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之訴，會直接被法院駁回，連調查都免了。

「婚生推定」是很古老的制度，為什麼要有「婚生推定」？個人以為有三個原因：

一、小孩需要男人養。

二、沒有百分之百確定生父是誰的科技。

三、維持家庭的安寧。

古時候，女人無法經濟自立，而且沒有扶養孤兒的社會福利制度。婚生推定制度，把養小孩的責任綁在了媽媽的先生身上。（現在，這個理由還存在嗎？）

因為古時候沒有確定生父的科技，如果吵這個，永遠沒完沒了。所以用一個法律制度來規避這個麻煩，非常合理。（現在，不是有DNA檢驗技術了嗎？）

所以，只剩下一個理由了。

有了婚生推定制度的保護，可以防止一個男人發神經跑去向一對夫妻說，你們的小孩是我的。

但仔細想想，這種制度保護真的能夠「維護家庭安寧」嗎？

當一個小孩，DNA鑑定出來的爸爸是婚外第三者。不准他用訴訟來爭執，就可以「維護家庭安寧」？

人生難道只有法庭嗎？

這種法律制度的限制，有時候反而製造了更多的扭曲跟不安寧，甚至是悲劇。

此乃兩面刃也！

而且，「婚生推定」並非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法律制度。比方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就沒有婚生推定。（哈！難得說他們的好話。）

台灣的家族法學者，好像還沒見有人在挑戰婚生推定制度。當然，一動不如一靜，也是蠻合理的選擇。

前言：

主張台灣獨立的人，總不能不談「台灣主體性」。然何謂台灣主體性呢？其由來與身世為何？此往往因論述者的政治立場或歷史悲情而予以過度的美化或醜化。

某些主張海洋立國的台獨派，喜歡將現時台灣的歷史上接南島語系的人類大遷徙，說台灣是南島民族之故鄉，後來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及明朝鄭成功都曾大力發展海上貿易，故台灣自古以來便是海洋民族云云。

依人類學之研究，台灣固然有極高之可能性是南島民族由大陸向太平洋散佈的原鄉，然台灣現時的歷史與新石器時代的歷史間，有著巨大的斷裂及不連續性，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又何能視而不見呢？

這和西方早先某些學者把法國南部拉斯柯(Lascaux)洞穴裡精美的新石器時代壁畫，引用作為西方美術之源頭，供奉為希臘藝術之遠祖云云，豈不是一樣的荒謬？

此外，有亟於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抱的「高級外省人」之流，往往從情緒上即否定了台灣主體性之存在。這種民族主義論調之荒謬，我們就毋庸多加解釋了。

過猶不及。極端的態度足以引領情緒，卻無助於認識事實。

日治時代以前：

在歷史上，台灣自古以來便「不是一個國家」。因此，我們不可能在百年之前的台灣去尋什麼「國家認同」或「台灣主體性」。（這與二次大戰結束前同為日本殖民地的韓國不同。韓國在被日本殖民之前，甚至可算的上是一個文明古國，其國家認同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

世居台灣的原住民，各自結社而散居於平地或山區，或和睦相處，或互相攻伐，並無以台灣為一「主體」之觀念。

荷蘭、西班牙、明鄭在台灣的經營，均偏處一隅，實質上並未一統全境。這些公司或政權各自另有所圖，台灣無非是他們貿易所用之港埠或暫時棲身之地，對台灣主體性之發生並無決定性可言。

自十七、十八世界歐洲航海家所繪製的海圖來看，有的把台灣畫成一個島，有的畫成兩個島，還有畫成三個島的。這是因為台灣西部河流出海口十分廣闊，自航行中的船隻觀察，分不清楚是河口還是海灣，所以在繪製地圖時就出現謬誤。

由此可知，台灣的地理環境具有高度的區隔性。

台灣中有高達三千公尺以上之中央山脈，分隔東西；河流自中央山脈發源向東西流入海中，台灣西部有濁水溪、高屏溪、淡水河、大甲溪、曾文溪、大肚溪、大安溪等大小河川東西向的切割平地，形成台灣南北交通的天然障礙。

清朝時，若要從艋舺（台北萬華）到安平（台南），走陸路可是要跋山涉水，曠日廢時；遠不如搭船出海繞一圈來的快速。在這種情形下，住在艋舺的人和住在安平的人，可會形成「我們都是台灣人」這種共識？

清朝治下的台灣，客觀交通、生活情況大致就是如此。彼時吾島之民認同的是祖籍，我是泉州人，你是漳州人，他是客家人，那些是番仔。彼此間為了討生活而爭地盤，嚴重械鬥亦時有所聞。

近至劉銘傳興建台北城時，除東西南北四個城門外，又加設小南門一座。有一說即謂當地泉、漳人士水火不容，由同一個城門進出，易滋事端，故再設一門，以供分別出入。此說不論是否為真，然有此一說，即足以說明在清朝時，台灣仍未出現什麼同島一命的「台灣主體性」這事兒。

清日甲午戰爭結束後，台灣割讓給日本。當時的台灣最高長官唐景崧先生成立了一個「台灣民主國」，然而，這個短命的台灣民主國實際上只是高級官員及少數仕紳的一場遊戲一場夢，史料斑斑可考，於茲不贅了。此國之不國，當然也對「台灣主體性」的出現沒有什麼影響。

日治時期：

我認為「台灣主體性」之萌芽，乃在於日治時期。

在物理上，日本人興建了縱貫鐵路，並在各地推行具有一致性的現代化建設。從此台灣南北可朝發而午至，午發而夕至，成為「一日生活圈」。人群有了交流，「我們是同一群」的主體性觀念，才有發生的可能性。

在心理上，日本人對台灣實行殖民統治，用軍國的威權將島上之人分為兩群，一曰殖民者日本人；一曰被殖民者台灣人。原本島上的泉、漳、客家各色人等，在此權力結構下同時變成了受壓迫次等公民。這種不公平的結構使得台灣人與日本人形成了「己群」與「他群」的關係。日本人視台灣人是「非我族類」，台灣人視日本人也是「非我族頪」，而台灣人內部的泉、漳、客家人卻因此而形成了我們都是台灣人的認知。

雖然在二次大戰末期，日本人在台灣推行了「皇民化運動」，希望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然而彼時的大日本帝國已經是強弩之末，自身難保，遑論其他了。

是以在日治時期，「台灣主體性」隱然已經出現，然而，此一主體性實在是為了一個對抗殖民者的觀念而存在。因此，彼時之「台灣之主體性」，主要是用來與日本區隔，而不是與中國區隔。

老蔣時期：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在中國大陸上對中國共產黨的戰爭完全失敗，挾帶大量的軍民轉進（流亡）到台灣。這個事件對「台灣主體性」發生了絕對性的影響。

在物理上，老蔣以其軍事力量使台灣成為一個實際上完全獨立的地方。台灣既不屬於戰敗的日本，也不屬於戰勝的美國，更不屬於在內戰中獲得勝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的歷史上，一九四九年是台灣真正在客觀環境上獨立的一年。

日治時期，有錢的台灣人尚可自由在台灣、日本、中國之間交通旅遊。老蔣來了之後，中國頓成「匪區」，台灣與中國本土之間的聯繫管道，完全斷絕。在這種邊界條件下，隔絕的台灣人與中國人一定會慢慢產生「己群與他群」的認同歧異，「台灣主體性」的演化，將會從台灣與日本區隔，再走向台灣與中國區隔，此豈非不卜而知？

因此，老蔣雖然是個百分之一千的大統派，但如果完全排除當事人的主觀意志，只站在純然客觀的立場，老蔣簡直就是台灣獨立建國的國父了。

此外，老蔣在台灣的內政上，採取了高壓、歧視性的威權恐怖統治，二二八事件以降的白色恐佈，屠殺本省菁英人士之多，毋庸多論（當然，也有很多外省籍的被害人，不過因應本文討論之主題，此部分暫略不談）。因此，台灣人在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之後，想要擁抱祖國中國的同時，卻遭到了相當無情的打擊；台灣人在認同上的徬徨，只要讀一讀吳濁流先生的名著《亞細亞的孤兒》，當可知一二。

然生命總會自己找到出路，徬徨過後，有些台灣本省人開始對日本殖民者產生一種「鄉愁」；另一些，則痛苦的體驗到生於此世，無所依恃，只有自己靠自己了。這種自己靠自己的認知，也就是「台灣主體性」由客觀存在到主觀認知的轉捩點。

所以，若說台灣主體性乃至於台灣獨立意識，最早是發生在台灣本省人的身上，是大致不錯的。

小蔣時代：

老蔣逝後，父死子繼。蔣經國改其父之軍事獨裁為開明獨裁，並且在依附歐美集團之同時，不得不引進了民主的觀念，也不得不實施地方選舉。

而只要民主大門一開，本土化必然興起，因為民主必依憑此地之民眾，此地之民眾透過民主程序逐漸取得權力之後，整個政權必然要走向本土化，此乃大勢之所趨，吾人以後見之明觀之，自屬瞭然！

於此同時，世界局勢也在變化中。美、蘇二大集團冷戰方殷，而中、蘇之間則因共產主義教條信仰問題產生齟齬，美國總統尼克森、卡特為了聯中制蘇，非常想要把台灣推上談判桌，把台灣賣給中共，以換取中國的合作。（此觀諸美國當時智庫裡的大咖布里辛斯基的著作，以及國務卿季辛吉的所作所為，當可為明證。）

而小蔣畢竟是在共產黨、國民黨的大風大浪裡混出來的人，他深知美國要把他賣了。所以他籠絡美國的國會（以及最支持老蔣的時代雜誌發行人魯斯），在台灣悍然推行「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台灣與中國之間繼續禁止通郵、通航以及一切往來，違令者就變成匪諜。蔣經國以堅決（蠻橫？）的態度及相當暴力的手段，把台灣封閉起來，不坐上由周恩來與季辛吉安排的談判桌。事後證明此一舉措對於台灣的生存、台灣主體性的演化，乃至於台灣獨立都產生了莫大的助力。

由時間尺度來看，小蔣繼承老蔣與中國斷絕往來的政策，使得一九四九年由中國來台灣的那一群外省人都變成了老人。而外省第二代在長大的過程中，除了課本上的「偽知識」外，根本連中國長什麼樣子都沒見過。因此外省人在教育上無根的認同，慢慢地被生活中的現實認同給軟化，甚至給取代了！

此外，兩蔣父子在台灣的威權統治，也形塑了一個「國民黨的對面團體」。相較於國民黨的威權、獨裁、不義、封閉、落後；國民黨的對立面則代表了自由、民主、公義、開放、進步。這些價值與民族主義無關，也比民族主義重要。因此，不論是本省、客家、外省，只要是有良心的人，都聚集到國民黨的對立面結合在一起。

這裡面，有大統派、也有大獨派。但為了對抗不公不義的國民黨，這些人都變成了同志。（在爭取到台灣的自由、民主之後，有些人就反目成仇或形同陌路了。）

這個過程是意義重大的。因為除了國族認同之外，在台灣的本省人、外省人發現他們同樣認同一種東西，叫做「自由、民主」。並且在長達十數年的示威、抗議、乃至於議會路線中，讓這種認同更超越了國族認同，成為「台灣主體性」極為重大且珍貴的養份。乃至於到了今天，我們在說台灣主體性，在說台灣獨立時，都不能離開自由、民主的論述基礎。

隨著時日推移，開明獨裁的小蔣以開放政權的方式來維繫蔣家在台灣的統治基礎。由量變而生質變，到小蔣臨終之時，自言：「我也是台灣人。」，當是台灣主體性已近完全確立的最佳註腳。

後兩蔣時代：

趨勢是一種長期的力量，表相的混亂、擺盪，都不足以影響歷史的趨勢。我認為在小蔣時代末期，台灣主體性已經成為一種歷史的趨勢，歷史的長河或許會泛流，但終歸會回到這一個河道上面來。

小蔣之後的李登輝，是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在主觀意識上冀求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領導人。他的上台，也給了「台灣主體性」第一次情緒上的宣洩，彼時民心有一種「台灣人出頭天」的歡欣（相較於外省人的失落感），連民進黨主席黃信介都說出了「總統英明」這種話。

李登輝時代，也是「台灣獨立」從浪漫的革命情懷，轉變成為庶民的政治口號的時代。一個理想的世俗化（庸俗化），其實也代表一個概念由菁英而普及的過程。

此時兩岸交流伊始，鐵幕初開的落後中國再加上中國共產黨野蠻的態度，讓台灣人與中國人在情緒上更加的區分「己群」及「他群」。

簡言之，李登輝時代，促使台灣主體性從客觀存在變成了普遍性的主觀認知。

此後，陳水扁在二千年的勝選，讓中國國民黨失去政權，正式切斷了台灣政府自國共內戰以來一直延續的「交戰團體」的想像。陳水扁公開且強烈的台獨表徵，大概是台灣主體性在情緒上最高峰的一刻吧！

陳水扁用不道德的政治手法，把台灣主體性和他個人及政權綁在一起，在台灣興起了好一陣子高呼「愛台灣」就一切免責的荒謬流行。這對台灣當然是一種很大的傷害（至今猶未能痊癒）；但另一方面，這種極端的舉動也壓迫了國民黨不斷的表態他們也很「愛台灣」，並同時指責民進黨不可以攏斷「愛台灣」的權力。以至於「愛台灣」變成了一種政治正確的口號。

任何的政治口號都令人厭惡。但這件事的影響就是在政治上、在媒體上、乃至於在日常生活上，不論立場為何，幾乎沒有人敢說他不愛台灣。日積月累的口語流傳，對台灣主體性在民主政治及庶民觀念上的確立，又豈能說沒有影響？

陳水扁領導的民進黨在政治上因貪污無能而失敗後，馬英九的國民黨重新執政了。這當然是個「比陳水扁更親中」的政府，但由馬政府戒慎恐懼的一再聲明台灣利益優先云云，也證明了台灣民心之向背，更可推論台灣主體性早已經在歷史上達到了完成的階段。

後記：

這不是一篇學術文章，觀點有所侷限，論證也不完整。寫來只是紀錄自己的想法，歡迎指正，但請勿謾罵。

會寫這樣一篇文章，主要是想說明「台灣主體性」並不是一件源遠流長的事情，他形成的歷史非常短，在史家的視野中只能算是個BABY。

這是事實，我們應該有認清事實的道德勇氣。

「台灣主體性」在確立之後，我想許多人並不滿意「台灣主體性」只是個BABY，他們想要幫「台灣主體性」找出悠久的歷史，來定義台灣是個多麼獨特、多麼不同於中國的地方。

因此要把台灣定位為「海洋國家」，定位為「南島語系」，並把原住民拉來當台灣人的祖宗（可觀乎平埔族研究在解嚴前後過猶不足之論述）。

然而，把這個當作理想是可以的，但把這些東西當作事實來證明，則是荒謬的。

如果台灣是個海洋國家，如果台灣的歷史是以南島語系原住民為源頭，那也是「台灣主體性」出現之後，我們去追求的價值。或可稱之為「後台灣主體性」之價值追求。

換言之，這些論述具有的是「未來性」，而不是「過去性」。台灣主體性之出現與形成，和新石器時代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強調這些「史料」的價值來加強台灣自古就不屬於中國的論述，就好像那些腦袋壞掉的歷史學者，硬要把三國東吳的浮海求「夷洲」指為台灣，以證明（或暗示）台灣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一樣的荒謬可笑。

有些「去中國化」的論述或舉措，也是同樣思考脈絡下的謬誤。

談台灣之歷史，包括身為台灣人之我們，其文化之傳承大部分來自古老中國，這是非常顯而易見的事情。如果認知「台灣主體性」之BABY特質，便知所謂的「去中國化」其實並不是修正事實，而是價值選擇。

此外，在國民黨威權破滅之後，對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的現代化建設之貢獻加以公平的評價，並正視日本殖民政策對台灣歷史的影響（不論好壞），固然是再正確不過的作法。

然而，如果因為反國民黨（或反中）的情緒而對日本殖民者產生好感，對台灣主體性的完整性反而是一種倒退。著有《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台獨大老史明曾說過：「如果對日本殖民統治還留下鄉愁，台灣獨立原則上是不可能的。台灣人有必要先從否定日本帝國主義姿態開始，建立明確的歷史意識。」

其實，不論要統、要獨、要維持現狀，我們都會發現所有的台灣人在思考這個問題時，都是以台灣為出發點（那些高級外省人除外）。認為統一對台灣比較好，所以支持統一（並不是為了解救大陸同胞啊！）；認為獨立對台灣比較好，所以支持獨立；認為維持現狀對台灣比較好，所以支持維持現狀。每個人思考的高度與廣度或許不同，但深層的認知與認同則具有相當的一致性，這已經說明了「台灣主體性」堅固的存在。

「台灣主體性」雖然是個BABY，但如果認知一個概念在歷史上的發生有多麼不容易，就不該輕乎（或不滿足）於她只是個BABY的事實。面對一個BABY，我們當做的事情，並不是努力去證明這個BABY是個老頭，而是努力使這個BABY長大、強壯。

就坦白承認我們是個BABY，坦白承認我們主要是來自中國的，坦白承認我們就是日本的一個殖民地。就坦白承認我們的過去和那些文明古國比起來也許並不悠久，並不精采，並不特別。

在這種坦白的基礎上，我想才能真正創造台灣的價值。

最後，容我引用韓國學者金容沃在《韓國心．台灣情》這本書中的一段話來作為結尾：

台灣人必須覺悟的課題狀況是，台灣的主體性問題不是引發和中國武力衝突的問題，反而要讓中國健全地發展、培養成大國，成為促進世界和平的21世紀世界史的極大關鍵。那是台灣人對世界史的使命。

我在此所指的「台灣人」不分本省人與外省人。現在我們必須從那無關緊要的意識型態或是來源意識中脫離。在台灣生活的大多數外省人，第一代已離開人世或早已台灣化了。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就已經是取得了台灣主體性。台灣越是形成自主的文化，反而越能建設人類豐富的未來，也更能進一步開拓中華文明的可能性。台灣絕不是中國的過去或現在，只會成為未來。台灣是中華文明未來的可能性，也是中國這個文明的展望。

那麼要如何追求台灣主體性？那絕不能光靠排斥中國文明或是對台灣原住民海洋文化的一味追求來達成。必須對台灣本身的歷史有深入的洞察，以及對目前生活在台灣的大多數人的文化有整體性的吸收。也就是說，必須以人為本位的角度去發掘人的所有可能性。

擅搞政治鬥爭的人只繫念於自身理念的獨善，而能實現其理念本質的華嚴的關係樣相總是黑暗的。政治性目的，經常是無法綜合掌握處於為實現其價值的有機關係網裡的整體狀況。因此不論韓國或台灣，主張改革的人總是不成熟的。其實看起來不成熟的本身，也是他們的誠摯與魅力。不過大眾卻不能容忍這種不成熟太久；但我們也不能因而原諒反動性的倒退。

其所謂「台灣割據」，乃指鄭成功在台灣之事。所記大抵自明天啟元年至清雍正元年，蒐集中日二國有關台灣及鄭成功三代的史料，一一比對勘誤，並逐句引註出處，實在是了不起的治學工夫。

本書作者題記為：「彰考館編修總裁川口長孺奉命編撰」。彰考館是日本德川幕府，為了提倡儒學所設置的官方學術機構，由本書可知，日本人對於台灣的研究，絕對不是從其近代帝國主義興起之後才開始的。

卷末作者自敘：「長孺曰：此志紀年，起明天啟元年辛酉，而終清雍正元年癸卯。根據諸書，必期確實；而其行文則會粹錯綜，務加刪潤，令其有次序。事雖專係鄭氏，傍及華夷之隆替。凡一百有三年間，治亂盛衰興廢之故，天命人心去就之際，蓋有略可觀省者云。」

由此可知，川口長孺治史遵從中國「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的傳統。所為並非實地考察，而是綜理史料，包括正史、野史、筆記、叢談等等，引用中國及日本之書目達五十七種之多。

又川口長儒為日本人，本身應該是「日夷」，居然也關懷「華夷之隆替」。可見其文化認同上可能相當的「中國」，這可能也是古代日本高級知識分子沉浸於儒家文化的「高級品味」。

這書小小一本，讀來卻很有趣味。非以歷史考證為專業者，大可當成小說來看。

比方說寫到鄭芝龍在明末投效官府之後，與大海盜劉香的激烈海戰，有一段記載如下：

「香偵知戰艦未成，大驅數百艘直突河下。芝龍即令沿河設兵，與芝虎領戰艦數十以迎。交戰之際，燒己艦以燒寇艦，令兵各以腰牌為號，火發齊投水中。寇亦投水。四圍小舟見牌號救之，無者斬殺，香逃去。」（明‧黃獻臣《武經開宗》）

此善用智謀、以寡擊眾之精采水戰，並不比三國演義中的火燒連環船遜色。而文中所提到的「芝虎」是鄭芝龍的弟弟，鄭成功的叔父。

「茲役也，芝虎竊隱於帆末，風轉及香船，大呼飛下，擊殺幾盡。芝虎勇悍，聲如乳虎，每戰深入，終戰歿矣」（引自清‧鄭亦鄒《鄭成功傳》）。

此段讀之，猶觀好來塢電影《神鬼奇航》中史派羅船長的特技身手。海上飛將軍，實在過癮！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國府倉惶奔台。在台灣猶是物力維艱的年代，周憲文、夏德儀等教授默默利用台灣銀行的資力，主持「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數十年，致力於台灣史料之整理及翻譯。此一「學術苦功」，曾讓當年許多三餐不繼的學者賺些外快，更為台灣留下可貴的研究資料。

這本《台灣割據志》便是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三百零九種「台灣文獻叢刊」的第一種，依古抄本內容勘誤、分段並加新式標點符號，出版於民國四十六年八月；八十四年八月，因「紀念台灣光復五十周年」，由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重印發行。

這大概是全世界仍在通行的唯一版本。此書就在台灣印行，中文寫成，說的都是台灣歷史。但讀過的台灣人似乎很少，豈不惜哉！

（2013/10/30刊登於人間福報縱橫古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