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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Stories by Jellyfish Huang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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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Stories by Jellyfish Huang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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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讀書筆記 — 《地下紐約》＆《南中國的世界城》]]></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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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讀書心得]]></category>
            <category><![CDATA[民族誌]]></category>
            <category><![CDATA[社會學]]></category>
            <dc:creator><![CDATA[Jellyfish Huang]]></dc:creator>
            <pubDate>Sat, 10 Dec 2022 06:07:04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12-10T08:10:41.64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strong>讀書筆記<em> — </em>《地下紐約》＆《南中國的世界城》</strong></h3><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340/1*vBwH3xwoZ13TdOI6pijx4Q.png" /></figure><p>Venkatesh, Sudhir著、黃意雯譯。2014[2013].《地下紐約》(Floating City: A Rogue Sociologist Lost and Found in New York’s Underground Economy)。新北市：八旗文化。</p><p>麥高登、林丹、楊瑒著、楊瑒譯，2019，《南中國的世界城：廣州的非洲人與低端全球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p><blockquote>窮人和你我都生活在相同的世界裡，社會學家的職責就是要凸顯這層關係。</blockquote><p>《地下紐約》的鋪排基本上由兩條軸線交纏而行：一是紐約開枝散葉的人際網絡，以及階級之間的跨界和流通如何在「漂移（floating）」中成形，二是抽開研究本身， Venkatesh 針對經年累月田野工作及學術事業的自我記敘。書中一再提及，相較塊狀、同質發展的芝加哥，紐約的社群不能以地理疆域劃分，必須改以看重人與人之間的網絡連結（p.33）。為了捕捉這些跨階級、跨地域的關係，Venkatesh 本身也隨著報導人不斷「漂移」，繼而指出地下經濟的產業型態深受全球化及地方政策影響，而紐約的人際紐帶也受此地下經濟的變動所牽引，窮與富、黑與白之間的界線已不再壁壘分明，書中可見豪門千金從事性交易的仲介工作，也可見街頭毒梟踏入紐約藝廊與畫展的大雅之堂。而在報導人間穿梭之餘，書中的另一個亮點應該是 Venkatesh 的研究自序。一般民族誌往往只收錄明確的、值得分析的田野材料，讀者未必能意識到撞牆碰壁的幕後才是研究者的日常，Venkatesh 的自述涉及美國社會學界對於研究者規範性立場的<strong>辯論</strong>，同時也描寫從芝加哥前往紐約後家庭生活及田野工作陷入瓶頸的心路歷程，雖然不一定與分析扣合，卻有助於理解孵化一份研究所需的事前工作及心理建設。（但應該是因為學術能力早已備受肯認，後來也順利拿到哥大的 tenure，這本書才可以這樣寫）</p><p>不過，《地下紐約》不算一本治學嚴謹的民族誌，以「漂移城市（floating city）」作為原文書名，反映出了這本著作的貢獻與限制。貢獻在於 Venkatesh 的確挑戰過去深耕單一地點、預設特定地理疆界的民族誌取徑，改而以報導人及其所處的社會關係出發，彰顯全球化之下金流與人流的跨界流動，以及其中階級與種族間的碰撞。而有了芝加哥與紐約的相互比較，也顯示出不同的人文地理特質可能得出完全迥異的理論視野和知識系譜，單一都市的研究未必能提出普同性的通則。不過，相對上述貢獻，或許是為了凸顯「漂移」這個主軸，書中將經驗材料概念化、理論化的分析成分相對薄弱，寫作上更像是追隨著原子化的個人在城市中游移。若連結到書中對於社會學界「科學 vs. 報導文學」的爭論，Venkatesh 明顯反對前者閉門造車的學院性格，但也承認社會學相較報導文學要求更多實證和分析。而至少就前面的章節，我認為 Venkatesh 的寫作策略若是能將個人生命史與外在社會的連結勾勒得更清楚，立論應該能更站得住腳 — — 若談及漂移，大都市中的每個人都在漂移，那麼全球化時代，或說紐約這個都市所推進的「漂移」究竟有何特殊性，能夠使窮人與富人的世界相互接近和串連？</p><p>而同樣研究全球化時代下的地下經濟，《南中國的世界城》將研究的尺度擴展到國與國之間的非正式經貿系統，一批匯聚於廣州從事非法貿易的非洲商人，透過將仿冒品流通至母國獲益，同時也使消費不起奢侈品的母國人民有機會在市場上購買品質與價格相稱的商品。這些經濟活動反映出全球化時代的背光面，金流與財貨不平等的流向某些人手中，對於非洲人來說，是流向美國等消費得這些商品的「先進國家」，而對於美國國內的都市底層而言，全球化所帶來的機會也並不屬於他們，反而排擠了原先賴以為生的經濟活動。雖然能夠看見這些人在時代變動之下展現韌性，努力尋找新的生計，但也能看見主流世界所設下的阻礙，《地下紐約》，由南亞移民至美國的孟江最終因捲入非法的性產業仲介而「被消失」，《南中國的世界城》中，來到廣州的非洲商人也被簽證制度及警政系統百般刁難，無法衣錦還鄉卻又進退兩難。若是回歸 Venkatesh 所說的「漂移」，可以發現全球化之下創造了更多流動的機會，創造了不同階級、族裔的相遇。然而，跨越有形的地理疆界容易，無形的階級之壘似乎仍難以被打破，最終的結論還是悲觀的：全球化造成的輝煌並不應許真正的平等，反而使舊有的社會界線更加清晰。</p><p>＊《地下紐約》的翻譯很爛，ethnography 一下翻成民族誌一下翻成人類學（anthropology），重要的社會學關鍵字如社群（community）、網絡（network）也沒有特別註明原文。還好本書已經絕版了。</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b4b06ea06ffe"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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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讀書筆記 -《人行道》]]></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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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社會學]]></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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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讀書心得]]></category>
            <dc:creator><![CDATA[Jellyfish Huang]]></dc:creator>
            <pubDate>Tue, 29 Nov 2022 10:41:5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11-29T10:41:53.354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lnExg6lLbKMbGRLuNsiJjA.jpeg" /></figure><p>Duneier, Mitchell著、黃克先、劉思潔譯。2018[2000]。《人行道》（<em>Sidewalk</em>）新北：游擊文化。</p><p>儘管生活在人行道上的群體不再同質，Dunier 承襲《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中對於理性都市計畫的批判，指出政府由上而下的介入並非造就美好生活的要件，地方及社區本身即存在一股守望相助的力量運行其中。儘管書中花上許多篇幅討論人行道上的經濟活動，但我認為本書的重要之處在於將「社會交往」所蘊含的復原能量詳實呈現，討論非正式的社會控制如何為人行道上的無家者提供助力。Dunier 指出，這些被外界視為零散且失序的「破窗」實則自成一個道德世界，彼此之間存在相互支持與提攜的可能，亦有助於際遇困窘的個人重拾美好生活。而透過穿梭於不同行動者之間（p.457所寫的延伸地點研究法），他也指出這樣的道德世界並非自然而然地誕生，而是在法律動員、政策制定、經濟轉型等過程中於焉成形，使得迥異的元素匯聚於人行道上，方才形成他筆下的空間及社群。</p><p>讀的時候忍不住和克先老師寫的《危殆生活》進行對照。針對無家者社群連帶的描述，Dunier 基本上抱持高度正面的態度，文中亦一再體現這些黑人街販勤懇且擅於互助的面貌。相較之下，《危殆生活》則提及無家者彼此的關係乃是「豐富而危殆的連帶」，一方面看似分離的無家者會基於物質利益或情感交流而聚合為互助社群，「抑制個體的自利傾向，成就更大的互惠體系」；另一方面，這些無家者卻也隱隱認為「連帶」是一種弱者的象徵，彷彿意味著自己是能力不足、需要他人協助的艱苦人，在彼此取暖的同時，也暗中較勁各種象徵資源來獲得高人一等的尊嚴感。這種矛盾的看法並沒有在 Dunier 的筆下呈現。當然，人行道之所以能建立如此具有包容力的共同體，或許是因為相同的種族背景為他們帶來共同的文化想像（尤其可見賣黑人書的哈金，為黑人同甘共苦這件事提供許多論述），也可能是由於謀生方式的共通及穩定，使街上的無家者們不需要互相競奪微弱的生存機會，而是協力培植共同的事業。不過，還是蠻好奇上述有關「連帶」正負並陳的觀點，是否也會出現在人行道上？究竟是 Dunier 刻意削弱了人行道社群可能的脆弱性，還是人行道真正創造了如此穩定、健康、正向的連結？</p><p>在方法上，我認為 Dunier 針對「民族誌謬誤」的討論很值得借鏡。民族誌常被詬病之處，即是只能紀錄現場的 snapshot，而若參照 Dunier 提出的延伸地點研究法，則有助於將視角從當下的時空抽開，追索至更前端的歷史及政策背景、各方行動者角力的過程；另外，他針對自己特權位置的反思和運用也很值得參考，除了針對報導人的研究回饋、邀請哈金寫後記和參與課堂外，他以白人特權位置作為控制組（p.475）的做法也很新穎。相較《下一個家在何方》中 Desmond 直接以第三人稱書寫、將自身抽離於田野現場，或是如《Body&amp;Soul》華康德潦草帶過自己的法國人背景，我認為 Dunier 針對自己白人身份進行反思，甚至運用白人的身份將自己作為與其他報導人相襯的角色，應該是比較有反身性的作法。</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b36e79a621c8"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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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讀書筆記 — Body & Soul: Notebooks of an Apprentice Boxer]]></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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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都市民族誌]]></category>
            <category><![CDATA[民族誌]]></category>
            <dc:creator><![CDATA[Jellyfish Huang]]></dc:creator>
            <pubDate>Tue, 29 Nov 2022 07:51:45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11-29T10:42:21.60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讀書筆記 - Body &amp; Soul: Notebooks of an Apprentice Boxer</h3><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826/1*UsZ4N8qAkgNat5JgOcEziA.jpeg" /></figure><p>Wacquant, Loïc. 2004. Body &amp; Soul: Notebooks of an Apprentice Box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在討論都市底層的謀生管道時，多提及報導人將毒品、暴力或性等非法經濟活動視作有限條件之下爭取物質生活及個人尊嚴的途徑。相較於此，Wacquant 以「拳擊」這項競技運動作為觀察都市底層的透鏡，是蠻與眾不同的嘗試。文中的拳擊館並不是真空地存在於地方當中，在 zoom in 到拳擊館本身之前，可以發現作者先行處理了社區居民的詮釋：在混亂叢生的街頭當中，拳擊館撐出一個相對有序、不被毒品及暴力滲透的道德社群；而因競技場上勝者為王的傳奇，拳擊也被視作底層族群翻轉貧窮人生的途徑。不過，Wacquant 卻指出，競技運動看似粗暴不經腦袋、訴諸個人天生的身體素質，但其實若要養成合格拳擊手的「拳擊慣性（pugilistic habitus）」，卻十分倚賴高度理性的自我管理及集體的經驗傳承，綿密的社群網絡在練習過程扮演重要的支持角色。Wacquant 也聚焦處理肉身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指出拳擊的知識與規則如何透過反覆實作而銘刻於身體，且活生生的肉體鑲嵌在社會當中，成為一名拳擊手所要求的身體及心性不是其來有自，而是扎根自特定的社會及經濟條件。</p><p>雖然競技運動作為底層居民社會流動的手段是很重要（而且可能比想像中普同）的切入點，但書中對於打拳的分析還是蠻形而上的，幾乎都在處理身體、處理打拳的具體實踐過程，很難想像這種關注於身體的討論該怎麼重新連結到公共議題？像是知道「拳擊的邏輯不是透過語言而是透過身體反覆實踐而掌握」，這種分析本身對於改善或理解都市貧窮有什麼幫助？這幾週閱讀的民族誌都能明確看到政策建議或至少能引起一些政治效果，但本書作者好像沒有處理這些問題的意圖。另外，讀的時候也能明確看到透過拳擊來發家致富的阻力，顯示拳擊館並不應允真正的底層族群美好的物質生活，然而作者沒有處理這些「被篩落」的個人之後會往哪裡，是會重歸街頭的毒品與暴力、還是繼續把拳擊館當成美德與秩序的烏托邦？雖然前言有處理拳擊館與社區的關係，但後來的分析似乎又把拳擊館當成一個真空的空間來處理，若是有辦法將分析回扣至拳擊館對參與者、對這個社區起的效用，應該會較有助於提供實務上的政策指引。</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6e9674ade5b5"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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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讀書筆記 -《下一個家在何方》]]></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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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讀書心得]]></category>
            <category><![CDATA[民族誌]]></category>
            <dc:creator><![CDATA[Jellyfish Huang]]></dc:creator>
            <pubDate>Sat, 12 Nov 2022 08:06:00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11-12T08:06:00.916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00/1*ibRpxdmsNGq5bYOkbE-I0Q.jpeg" /></figure><p><strong>Desmond, Mathew，2017，《下一個家在何方》(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胡訢諄、鄭煥昇譯，臺北：時報。頁 18–220。</strong></p><p>以「關係性民族誌（relational ethnography）」作為方法論上的主張，Desmond 強調貧窮不只是特定歷史過程、社群文化、個人特質所促成的後果，而應理解為一組富者與貧者孿生共構的「關係」，貧窮研究觀察的對象不能只侷限於貧者本身。承繼這樣的主張，《下一個家在何方》的創見乃是將租屋市場視為聯繫貧者與富者兩者的橋樑，藉由質量混合、兼採雙方觀點的研究方法，對租屋市場的貧窮陷阱進行扎實及嚴謹的實證工作，並透過描繪房東與房客雙方在驅離過程的角力，捕捉貧窮如何在這一組經濟不平等的關係中被製造出來。</p><p>本書的獨到之處，是挑戰主流論述中將驅離視作貧窮後果的因果推論，指出「並不只是因貧窮而被驅離，而是因被驅離所以更陷貧窮」。房東藉由不合理的高額房租作為放任糟糕屋況的籌碼，使房客處於欠租、時時可能被驅離的危殆狀態。而在驅離之後，房客更可能因喪失穩定的居住環境而陷入長期動盪的生活，一方面因留下驅離案底而使未來在租屋、就業、申請福利等方面更陷窘境，一方面也使當地鄰里之間難以建立人際連帶及社區效能，混亂與失序集中的「貧民窟」於焉成形。換言之，驅離將房客一步步推入有進無出的惡性漩渦當中，驅離不是貧窮的後果而是驅力。</p><p>進一步，此處的「貧窮」所涉及的意義不只物質上的匱乏，同時也有心理上的效應。比方書中提及報導人放著積欠的租金不繳，反倒拿月初剛發下來的福利金買龍蝦或保養品。這種針對「短視近利」的描寫也在《泰利的街角》出現過，貧者沒有剩餘的資源，因此發展出迥異於中產階級「延遲享受、理性規劃」的價值觀，改以透過當下滿足及揮霍作為對無望未來的回應。而生育明明阻礙向上流動，這些底層女性仍舊不斷生育的作法，《Promise I Can Keep》針對貧窮社區中未婚懷孕媽媽們的觀察也許可以提供更細膩的解釋：書中認為，由於貧窮社區中個人自我實現管道的匱乏，底層女性難以在求學過程或就業市場獲得自我價值感，反而是擁有孩子能促使他們成為一個「成熟的母親」，開始尋求穩定的工作、遠離毒品與酒精，同時感受到自己實際被重視與需要，撫育孩子一事恰恰賦予他們人生的價值。我認為上述社會心理學的觀察很有意義，也映照出這些人主動脫貧的困難，除非倚賴制度性的力量，否則難以有脫身的餘裕。</p><p>本書的另一個特別之處應該是第三人稱的描寫方式。Desmond 在書末提及這種作法有助於讓作者的幽靈從敘事中抽身，讀者的視線也能聚焦於報導人的生命故事中。雖然他這麼說，但讀的時候認為田野工作也涉及研究者自身與報導人的關係，研究者既然身處田野之中，自然也會對報導人的言行選擇帶來非預期的影響，直接消除作者本人的在場畫面亦是某種程度的不寫實。這種立場是不是某種面朝公眾的書寫策略而已？身為研究者到底該如何衡量第一人稱／第三人稱的選擇？</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9b0411af8f4e"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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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讀書筆記 -《Stickup Kids》ch6,7,8 & 《尋找尊嚴》ch6]]></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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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Jellyfish Huang]]></dc:creator>
            <pubDate>Sat, 12 Nov 2022 07:57:12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11-12T08:00:36.348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830/1*bG6Dhtz_0toDGGFaLYCthw.png" /></figure><p><strong>Contreras, Randol. 2013. Stickup Kids: Race, Drugs, Violence and the American Dre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7–177 (第六、七、八章)</strong></p><p><strong>Bourgois, Philippe 著、葉佳怡譯。 2022[2003].《尋找尊嚴:關於販毒、種 族、貧窮與暴力的民族誌》(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新北市:左岸。頁 351–414 (第六章)。</strong></p><p>同樣投身紐約內城進行歷時多年的田野工作，《尋找尊嚴》的背景座落於快克交易大興其道的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期，其後則承繼《Stickup Kids》將目光轉向快克市場萎縮、犯罪率下降的 1990 年代中後期。隨著時間推進，紐約市的總體經濟狀況及公共治安狀似應運改善，Contreras 卻在內城看見了全然不同於官方宣稱的經驗謎團：書面報告顯示犯罪率與毒品交易量顯著下降，然而若走入街頭，未被警政系統紀錄的毒品暴力事件卻有增長之勢。過去以販毒維生的居民轉而成為持槍搶劫毒販的 stickup kids，以暴制暴並據此累積財產和藥物。有鑑於此，揭開亮眼數字之下經濟活動更趨暴力的內城景狀，進一步帶領讀者進入犯罪者的主觀意義世界，重新問題化「暴力」這個概念本身，乃是本書的主要貢獻之一。</p><p>一如 Philippe 極力避免以本質上的文化解釋將道德責難轉嫁至犯罪者本身， Contreras 在書中挑戰的對象則是盛極一時的貧窮文化與情感動力理論，即強調街頭文化及感官刺激是誘發犯罪行為的引擎。Contreras 將內城的犯罪活動引入歷史、社會及經濟力量的分析，據此勾勒出動態的歷史圖像作為本書基底：快克市場牽引著內城居民的生活選擇，市場蓬勃發展時，個人得以透過投入非法經濟追求理想的物質生活；而當市場萎縮時，隨著獲利機會的降低，這些人則轉向透過搶劫、凌遲及訊問毒販來維生。透過描述上述歷史條件與報導人生命史（輟學、販毒、入室搶劫等等）的互動，Contreras 企圖說服讀者「stickup kids 是合理的生存方式」。不過我認為他的立論並沒有充裕解釋為何這些人最後選擇從事高壓、高風險的犯罪活動而非進行其他穩定合法的工作，除了因客觀所得差異具備經濟吸引力外，他們主觀上如何詮釋自己與這些經濟活動的關係？有哪些可能的制度因素影響內城居民持續倚賴犯罪獲益？《尋找尊嚴》提及內城居民在合法經濟中處處碰壁而復歸非法經濟「尋找尊嚴」，相比之下，Contreras 的敘事在描繪這些報導人被引入這份職業的過程時，大多時候僅提及是因為報導人認為「賺比較多（又比較輕鬆）」，而沒有更精緻地分析，一方面缺乏部分解釋力，另一方面的風險是會讓道德責難的對象又回歸個人本身？</p><p>另外，本週閱讀的章節皆涉及女性報導人的性別化處境。藉由糖糖的生命故事，Bourgois 意圖指出父權體制與殖民歷史交織之下造就的雙重悲劇。其一是波多黎各裔男性被拔離原鄉並進入後工業社會，失去得以維繫男性尊嚴的物質基礎，因此發展出極端的家庭暴力；其二是糖糖看似為了對抗前述的家庭暴力而開槍射殺丈夫，但衍生出的種種反抗策略卻仍依附著父權體制的運作邏輯，並未逃逸既有的性別秩序。</p><p>我認為上述兩點都有待討論。針對第一點，Bourgois 對家庭暴力的詮釋是流離失所、無法養育家庭的貧窮男性藉此找尋失落的男性尊嚴及舊有的家庭關係，然而他在這部分卻沒舉出相應的經驗素材。舊時的波多黎各家庭幻想透過什麼機制持續影響第二、三代的移民？家暴是怎麼在社群當中被論述為合理的選項，使得菲力克斯明明有經濟能力養家還要透過家暴鞏固男性尊嚴？針對第二點，這類解釋頗容易陷入「結構 v.s. 能動」的千古辯論和打高空，既然 Bourgois 在序章曾提及希望能用文化連結個人與結構之間的拉扯，我認為與其直接詮釋糖糖的反抗受制於父權規範，不如詳實討論女性在街頭社群所處的角色位置如何縮限他們的選擇、糖糖的主觀認知又是如何在有限的選擇當中權衡他可以動用的資源及策略，如此一來，也許能更立體地描繪女性如何與既存的秩序協商。</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f101750bad71"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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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讀書筆記 -《尋找尊嚴：關於販毒、種族、 貧窮與暴力的民族誌》ch1,3,4]]></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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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讀書心得]]></category>
            <category><![CDATA[民族誌]]></category>
            <dc:creator><![CDATA[Jellyfish Huang]]></dc:creator>
            <pubDate>Sat, 12 Nov 2022 07:47:4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11-12T07:59:31.18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00/1*740mhQHu7pOjtumpEuSjvg.jpeg" /></figure><p><strong>Bourgois, Philippe 著、葉佳怡譯。2022[2003]《尋找尊嚴：關於販毒、種族、 貧窮與暴力的民族誌》(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新北市:左岸。（導論、第一、三、四章）</strong></p><p>儘管以快克交易作為描繪內城世界的起點，《尋找尊嚴》所欲探討的不僅限於眼前物質濫用及自我毀滅的個體，而是在全球經濟結構重整、服務業高度取代工業部門的時代，制度性的種族歧視及殖民歷史如何使東哈林區的波多黎各裔移民由合法經濟出走，最終一步步被捲入地下經濟的漩渦當中。值得一提的是，由宏觀的政治經濟結構回應少數族裔的社會受苦固然關鍵，然而本書透過扎實的田野技藝將結構面的分析填入報導人的真實血肉，且相較其他民族誌作者，作者 Philippe 極有反身性地討論了再現政治及後現代學者批判之下描繪底層族群的兩難問題：如何對抗大眾對於邊緣群體的道德偏見卻又如實呈現他們「失序」的日常？揀選與詮釋田野材料的權力把持在研究者手中，行文內容所涉及的不只是學院內部對於研究倫理的喃喃自語，更肩負著對整個研究對象社群的政治責任與諾許。</p><p>針對這個問題， Philippe 花了不少篇幅敘述其掙扎後的價值判斷。首先，儘管種種殘酷及非法事件的書寫極有可能淪為大眾獵奇窺淫的對象，但相較淡化、棄捨甚至消毒被視作禁忌的災難現場， Philippe 認為研究者應反映實情，一方面不避諱將「醜惡難看」的街頭場景公開呈現，一方面也將這些看似特殊的情境放入美國社會的種族及政經脈絡當中，避免暴力行為被個人化或非人化地解讀。其次，後現代理論針對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權力不對等的批判固然有其道理，但這並不是學者自囚於象牙塔及文字遊戲的理由，知識分子不該迴避觸碰真實世界發生的苦難、也不該無視既存的社會分類的確帶來政治後果，而是應該在認知並反思己身權力的前提下戮力達成公共社會學的目標。最後，若回歸社會學長久以來「是結構還是能動」論戰，菲利普認為這並非二選一的選擇題，人的行動的確受限於特定的歷史因素、社會條件及物質基礎，但他們也可能成為自身歷史積極的行動者，於是在研究取徑上，他兼採文化生產的理論洞見，嘗試以街頭的反抗文化重新連結個人與結構面的分析，處理個體如何因應匯流並壓迫於自身的社會力量。</p><p>由上述觀點能看出， Philippe 非常明白自己作為研究者的限制與優勢，且踩穩價值立場，並未模稜兩可地迴避田野現場及寫作策略中棘手的倫理問題。此外，我自己很喜歡的一些方法上的細節，首先是他和《人行道》一樣盡可能採用錄音的方式確保書中對話的真實性（不過也令人很好奇錄音機關掉時發生些什麼），再來是因爲波多黎各裔使用的語言混雜了英語、紐約拉丁裔英語、西班牙語以及大量的肢體語言，他（和譯者）在書中也盡量如實呈現這些語言的原文，並未多加轉譯，也回應了他在書中對於「語言」本身如何形成壓迫的見解。在分析上，資本主義將人抽離既有的社會共同體，並且移植於新的、沒有扎根的水泥地；產業轉型造成有色人種男性被工廠資遣、流離失所；以白人中產階級為中心建立的職場文化造成底層男性的受辱等……在其他民族誌也可以看見類似的觀察，不過相較本書的波多黎各社群有機會遁逃至發展成形的地下經濟獲取相對充裕的收入，其他民族誌的內城男性卻可能仍困於合法經濟中，從事低薪的非典型勞動或是受領福利金過活，蠻好奇這些經濟活動的殊異是否和時代背景、地區條件有關？另外，本書所描繪的波多黎各裔移民雖然共享了一套「街頭文化」的抵抗論述，也形成了具支持性的社會網絡，但仍舊無法形成一股真正挑戰主流世界的力量，反倒是在雙元文化的衝突之下形成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作者認為街頭文化促使他們「尋找尊嚴」，離開合法經濟，是「自由意志及反抗姿態的展現」，但從報導人對於合法經濟的嚮往來看，他們心中認定的「尊嚴」似乎又必須拆分為不同的面向來看。職場上，種族歧視與陽剛氣質的折損使他們失去街頭文化所認定的尊嚴；街頭上，藥物濫用、從事非法交易和經濟危殆的情形，也未嘗不是主流文化中失去尊嚴的表現？「尋找尊嚴」這套論述中隱含的矛盾似乎必須更小心地處理。</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d3f9cdf55cff"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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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有光必有影——1990年代臺灣愛滋運動圖像]]></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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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Jellyfish Huang]]></dc:creator>
            <pubDate>Wed, 27 Jul 2022 05:51:28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7-27T05:51:28.25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blockquote>「如何重新認識戒嚴時期被遮掩起來的同性戀人事物，並不是當年作者的責任，而是21世紀讀者的功課。」— — 紀大偉（2017b）</blockquote><p>1990年代，在為人津津樂道的臺灣同志歷史中，可說是《孽子》那群永夜王國的青春鳥，首度看見曙光的時刻。彼時同志運動與文學欣欣向榮，彷彿一甩過去委靡，一腳踏入歡騰起舞的康莊大道。一種常見的歷史解釋，認為這一股社會運動與文化生產的動能，源自於 1987 年解嚴後的政治改革浪潮，視解嚴啟動了一連串為弱勢群體平反、追求社會公義的社會力量，同時使得以同志議題為主軸的電影與文學得以登堂入室於主流文化場域，並使得以這些文本風潮為根基的同志運動得以開展（朱偉誠，2008）。然而，紀大偉（2017a）出版的《同志文學史》，作為完整爬梳及理論化台灣同志文學歷史的重磅之作，卻一改過去將解嚴視為同志歷史轉捩點的史觀，挑戰同志文學與運動共生共時的關係。他認為，單以解嚴作為時序上的歸因，將只瞧見同志歷史歡騰與進步的面向，並將 1990 年代興旺的同志運動單純視作當時眾多社會運動的支脈而忽略其特殊性。相較於繼續著眼於解嚴，他認為 1990 年代的同志盛放乃奠基於 1980 年代的愛滋恐慌。愛滋恐慌自美國傳入台灣，又在官方與媒體論述中與同性戀身份相互綑綁。愛滋之名，如同一把雙面刃，一方面導致同志的病理化及污名化，另一方面，卻也使同志進入大眾的視野，且於同志社群內部催生一股「絕處逢生」的能量，在 1990 年代同志浮上檯面之前，先行匯聚一股洶湧的暗流（徐美苓等，2003；王雅各，1999）。</p><p>若按 Foucault 的觀點，沒有一種歷史只能容納一種觀點，所有歷史都是複數，且在時間的發展過程中，充斥不同價值觀念的並駕與折衝。1990年代的同志社群，開始意識到「記憶」的重要，不再拒斥過去的傷痛歷史，而是企圖追溯並重建主流歷史之外，斷簡殘章中的同志身影。同志社群的群學爭鳴當中，世紀末組織化的同志運動被不同學者反覆彈唱，也成為今日同志社群津津樂道的往日。正因這些討論所在多有，本文不欲重述這一段光明、進步的歷史，反而希望借鏡紀大偉老師對於愛滋傷痛的關注，以及 Foucault 多軸歷史的觀點，改而討論如今已歸於寂靜的愛滋歷史，在 1980 年代於臺灣生根後，如何於 1990 年代成為國家政府與同志社群競逐論述的戰場。</p><h3>1990年代臺灣愛滋運動圖像</h3><p>黃道明（2012）指出，1980 年代，台灣政府與媒體始將愛滋形象扣連於男同性戀的負面性愛活動；而於 1990 年代初期，臺灣愛滋運動則開始組織性地回應此「愛滋恐慌」。針對 1990 年代的愛滋論述，本文將區分官方、民間、大眾傳媒三條支線，透過併呈三方在歷史舞台中的角力，試圖拼湊彼時臺灣愛滋運動的圖像。</p><p><strong>一、官方政策／政治人物宣言中的愛滋性道德建構</strong></p><p>1980 年代，臺灣本土發現愛滋病例的初期，「愛滋病是同性戀的天譴」這種說法即在臺灣社會流傳，臺灣政府的愛滋防治政策充滿對同志的歧視，醫界也提出肛交比陰道交更易感染愛滋的論調， 不斷鞏固愛滋是同性戀的天譴的說法（官曉薇，2019；徐美苓等，2003）。早期的愛滋防治主要由衛生署與警政署合作，透過違警罰法或其他迂迴手段，對同性性行為針對性地執法。其後，為了讓愛滋治理工作有明確的法源依據，1990 年代的官方政策也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其中最重要的，則是 1990 年三讀通過的「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p><p>「防治條例」作為日後主導愛滋防治的法源，乃是愛滋運動者長期注目並爭論的標的之一。這部法律主要以國民健康、公共衛生為目的，旨在防止愛滋病毒在國內的蔓延，其中，唯一與感染者權益有關的明文規定，只有主管機關及醫事人員不得無故洩漏感染者姓名、病歷等針對隱私權的保障，其餘條文，則致力於賦予政府機關執行各項防治工作的公權力，譬如衛生署得以針對特定族群強制進行愛滋檢測或隔離治療，或是以刑事手段處罰感染者因隱瞞而使他人感染的行為。在這當中，感染者在就醫、就學、就業或居住等日常起居中可能遭遇的污名、歧視與各種不利的社會處境，都並非法律制定時所關注的對象（官曉薇，2019）。</p><p>此外，若細究當時國會內審議該部法律的過程，彼時有關感染者的檢驗與治療規定，各方提出的草案都同意讓疑似感染者進入醫院「免費檢查」（羅士翔，2010）。然而，當多數立法委員皆贊成進一步免費提供感染者治療所需的醫療費用時，衛生署卻提出了不同意見：「依感染途徑而言，因輸血而罹患愛滋病的血友病患者，以及醫護過程中不幸遭受愛滋病毒感染的醫護人員，因屬非本意的意外傷害，景況堪憐，政府有義務為他們擔負起醫療費用。但是對於共用針頭的毒癮者，以及因不正常性行為罹患愛滋病的同性戀，衛生署堅決反對以納稅人的錢幫忙免費治療。」 （民生報，1999）</p><p>在此，衛生署對於感染者的分而治之，在鞏固藥癮者、男同志等特定族群污名形象的同時，也在愛滋感染者內部制定出了一套孰善孰惡的道德階序。儘管「全面免費治療」的法案最終仍三讀通過，但在日後衛生署所制定的各項愛滋防治政策中，對於特定族群的污名建構依然以防止病毒擴散之名實踐。比方衛生署公告的「供血者健康標準」 ，將藥癮者、同性戀視為愛滋高風險族群因而永久不得捐血；或如「應接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查之範圍」，除了依舊將藥癮者與同性戀納入應強制檢測的範疇，也將性工作者、外籍勞工等族群視作潛在的感染者（羅士翔，2010）。</p><p>衛生署不斷將特定族群納入公權力部署的範圍中，時任衛生署署長的張博雅亦在愛滋防治的過程中發表各種道德性恐嚇言論：「一旦得（愛滋）病，除了不幸被迫感染者外，如為自作孽者，將會是失去尊嚴，活得痛苦，死得難堪又難看」這些廣為宣傳的官方政策與政治宣言，一再鞏固對特定族群的污名形象及道德秩序，形成一套恐同、忌性、反毒的治理邏輯（黃道明、陳柏旭，2012）。</p><p>綜上所述，在 1990 年代的臺灣社會，愛滋已成為「公衛－司法－道德」三位一體的治理匯集點，此也呼應 Foucalt 所稱「生命權力（biopower）」在近代國家的展現（蔡孟哲，2015；林冠廷，2020）。相較古代君主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絕對權力，近代國家則透過對於生命的監管來揮舞國家權力的魔杖，以特定的知識、技術、政策工具建構出何謂「正常」的健康標準，並透過蒐集及歸整個人資料形成人口統計數據，進而服務國家對於個人身體及生命的教化，以維繫國家的統治運作。在愛滋的刻印當中，官方政策與政治人物界定出正常／不正常、道德／不道德的分野，看似是奠基於現代醫學與人口學等「科學」基礎上，實則卻支撐起了整個社會的歧視與偏見。</p><p><strong>二、大眾傳媒的愛滋形象生產</strong></p><p>大眾傳媒被視作形塑觀念世界的重要媒介，宛若一扇民眾觀看世界的窗口， 對於界定人們眼中的「真實」有極大的影響力。不過，「客觀中立」的宣稱之下，新聞媒體的產製鏈卻從來不外於社會，Check（1987）即點出愛滋新聞中的政治性，認為報章雜誌中的愛滋論述的背後充斥不同利益與權力關係的角力，而在爭奪愛滋詮釋權的戰場中，公衛政策的制定者與執行者乃扮演知識的生產者，大眾傳媒則是以增強者之姿近一步強化及拓寬知識。對一般民眾而言，大眾傳媒為主要的愛滋資訊來源，這些有關愛滋的健康資訊雖可提供治療與預防的知識，卻也建立了長期性的公共論述，對於形塑民眾的立場以及將特定現象問題化有其影響力，甚至可能成為將特定群體污名化與邊緣化的幫兇。</p><p>Netter（1992）整理出世界各國對於愛滋進入國內的反應，徐美苓、黃淑貞（1998）則近一步將由新聞報導的角度切入並分類，指出英美等醫療系統較完善的國家，在有效控制感染人數後，媒體對於一般的愛滋防治新聞已意興闌珊，故傾向製播煽動力強的新聞，譬如炒作明星的感染與死亡；而若來到人民識字率與個人所得較低的國家，新聞作為政府向民間推廣防治資訊的重要橋樑往往窒礙難行，且在方言眾多的非洲國家，轉譯英美語系的愛滋資訊時易有詞不達意的困境。最後，東亞等國的愛滋蔓延較為晚近，有他國經驗可供借鏡，感染率相對和緩，新聞內容基本上立於上述兩者之間。</p><p>若觀察臺灣早期的報章雜誌，1980 年代，愛滋的消息也被西方媒體極富煽情性的愛滋報導所影響，因性濫交與愛滋的連結，「墮落的西方」是當時的重要隱喻，國內仍視臺灣為乾淨無憂的土地（羅士翔，2010；徐美苓等，2003）。及至臺灣首例愛滋感染者被揭露為男同志之性史在媒體上大量放映，愛滋方成為男同志性生活骯髒、混亂的明證，媒體也一再以「愛死病」之名強化男同志的偏差形象。</p><p>不過，直到 1990 年代，愛滋病在台灣本土所啟動的污名機制，也由「同性性行為」擴張至「異性性行為」，包含媒體中因母嬰垂直感染而被放大檢視性史的母親、因性關係頻繁且難以追蹤而被視為愛滋罪魁禍首的性工作者等等「壞女人」（徐美苓等，2003）。此外，因彼時臺灣經濟結構轉變、大量引入外籍移工，報導內容也開始關注因感染愛滋而被遣返回國的東南亞移工，在這當中，媒體結合衛生署「觀光莫去泰國」等將東南亞視為愛滋氾濫地區的公衛宣傳，動員了民間對於東南亞的獵巫與恐懼（黃興隆，1991）。而儘管此時同性戀仍舊與愛滋形象緊緊相連，但在 1990 年代的臺灣媒體中，愛滋的呈現相較單與同性戀扣連，不如說是已概括形成一套與「壞性」相連的認知機制，在這當中，生物性的疾病特徵轉化為精神缺陷、道德淪喪的文化符號，愛滋不再只是疾病，而是一種罪名。</p><p>這種針對「壞性」的認知機制，也呼應 Gayle Rubin（1984）提出「性階層」理論，即社會將各種不同的性實踐評價為不同階層，其中異性戀的、一對一的、婚內的、生殖目的的性處於最高地位，其餘性實踐則程度不一地被視為反常且邪惡的「壞性」。愛滋的出現，使得前述抽象的道德責難，進一步獲得醫學、公衛與法律等專業論述的背書：壞性的壞不是虛無飄渺的，而是存在於疾病身體的苦痛、提高他人感染風險的行動、法律地位上的罪與罰……以上種種，賦予社會控制「壞性」的正當性基礎，與此同時，新聞媒體作為民間認識愛滋的主要管道，煽情性地將「壞性」拉至螢光幕前成為大眾鞭叱的對象，恐慌之下，再度加強了壞性與愛滋的認知。</p><p><strong>三、在地民間組織的論述與倡議行動</strong></p><p>儘管愛滋恐慌早已於 1980 年席捲臺灣，但直到 1990 年代初期，台灣民間才開始集結愛滋組織與愛滋社群，並改善愛滋感染者全然被社會孤立的處境（黃道明，2012）。1992年，台灣第一個民間感染者支持團體「誼光義工組織」成立，當時，一名化名「韓森」的感染者在中國時報發表了名為〈韓森自述〉的文章，開誠布公地講述自己的心路歷程，並訴求社會對感染者的接受，呼籲感染者集結自助的支持性團體。在韓森的文章當中，「愛滋感染者」由扁平的身份標籤轉化為有血有肉有喜有悲的「人」，原先零散各處的感染者透過組織行動集結群體認同的可能性也因此萌芽。在此之後，中國時報接連發表一系列有關感染者社會處境的報導，引起大量的社會關注及資源挹注，在涂醒哲醫師的推動下，催生了「誼光」的成立（廖娟秀，1995）。</p><p>誼光的成員，主要來自台大醫院網絡中的醫師、感染者及其家屬，草創時期，感染者的集結乃著眼於情感上的相互支持，而非為了進行政治意義上的抗爭及遊說。其後在涂醒哲的主導下，誼光的組織工作才由情感支持轉為防治宣導，不過，因其長期倚賴醫界資源，與官方單位的合作相對頻繁，誼光主要仍是柔性地從事教育改革、知識普及，鮮少站在政府的對立面要求政治或醫療資源的再分配（羅士翔，2010）。而韓森由誼光出走後進入的「希望工作坊」，也是以醫療系統作為靠山的民間組織，整體而言，兩者走的皆是相對非政治性的路線。且值得一提的是，這種非政治性的路線，基本上亦承襲著官方忌性的立場，以希望工作坊在 1997 年出版的《同志枕邊書》為例，這本專門針對同志編篡的性行為指南，內容寫道：</p><p>「真正安全的性行為是沒有與他人性行為，所以也不希望讀者看此書之後，像是剛閱讀完色情書刊，情慾澎湃地急需找人發洩慾望。同志間的情愛是需要時間讓世人認同的，在此之前，同志需要有更健康的身體……」</p><p>由此可以看出，希望工作坊所宣導的同志安全性行為，仍延續著社會對於性的忌憚，認為「最安全的性就是沒有性」（黃道明，2012）。這樣的論點，反映當時的組織工作者認為同志若要被大眾接受，並非是逕行挑戰社會制定的「忌性」邏輯，而是將同志性行為潔淨化並置入「去性」框架當中，透過服膺既存的性階序使同志被主流所認可。這樣的倡議手法，否定安全性行為本身需要在性實踐中互動並學習的積極意義，也複製社會對於性戒慎恐懼的態度，在同志內部劃下「健康／不健康」的階序。此外，「安全性行為」一詞在美國早期的愛滋草根運動當中，乃是為了抵抗忌性防治氛圍、擁抱性愉悅的社群實踐而創造出的概念，然而這套語彙被流行病學吸納後，當中的反抗意義便被消抹，成為要求個人謹守性行為界線的道德警語（Patton，2011）。在《同志枕邊書》當中，也能顯見「安全性行為」被挪用至臺灣後，與官方個人主義式防治思維站在同一陣線。</p><p>而儘管上述組織與官方密切交集，但 1990 年代的民間愛滋行動亦存在另一條反抗色彩較濃厚的支流，這些組織吸納過去婦女運動的經驗，與臺灣其他同志及婦女團體合縱，致力於挑戰國家對於特定族群歧視性的醫事政策（羅士翔，2010）。以「Speak Out」為例，這個成立於 1990 年代初期的組織，其社會行動相當程度映照著「同志與愛滋」交織的特殊性。Speak Out 曾於 1992 年去信國際同性戀人權協會，抗議台灣政府歧視愛滋病患，並在國際愛滋會議當日廣放傳單，引述張博雅「失去尊嚴，活得痛苦，死得難堪又難看」之言作為佐證，企圖讓世界見證臺灣對於感染者的暴行（黃道明、陳柏旭，2012）；其後，於婦女新知愛滋工作小組舉辦的愛滋公聽會當中，Speak Out 亦與台大男同性戀問題研究社共同發表聲明，反對官方將男同志視為愛滋高危險群，並呼籲醫療機構改善對於愛滋病患的歧視性處遇（黃道明，2012）。基本上，在 1990 年代的愛滋社群中，同志已逐漸由過去的悲劇形象，轉為透過團體名義的名義積極發聲與行動（徐美苓等，2003）。</p><p>而在 1995 年針對涂醒哲針對男同性戀所進行的愛滋研究爭議中，同運團體更發動了台灣同志首次的街頭遊行抗議活動（王雅各，1999）。由種種組織運動的發展，可以看出同志社群在愛滋污名之下，的確積蓄了一股「絕處逢生」的能量，由零散個人改為組織行動、由暗櫃陰影走向街頭日行，甚至當時在污名連線之下，動員的不只是同志，也是被官方與媒體所烙印的女人。不過，在這些行動當中採用的「集體現身」策略，雖大致解決過去同志總是遭到他人代言的問題，卻也面臨新的限制與挑戰。比方 1995 年針對涂醒哲的抗議遊行中，在面對涂本人「在場有沒有人是同性戀者，先站出來再抗議」的質問中，因沒人能有效回應而顯得虎頭蛇尾、功虧一簣（朱偉誠，1998）。</p><p>儘管面臨種種問題，但總體來說，1990 年代的組織行動與論述，的確由下而上地將愛滋人權保障議題置入議程，透過體制外不同團體合縱連橫的倡議，一方面將運動規模擴大攫取更多媒體關注，另一方面，也藉此衝擊主政者的政治決定，影響體制內的立法及政策改革。</p><h3><strong>小結</strong></h3><p>啟發於《同志文學史》對於愛滋歷史的關注，以及 Foucault 多軸歷史的觀點，本文簡短梳理官方、媒體、民間三條支線在 1990 年代愛滋舞台上的發聲與行動，企圖拼湊出主流敘事中趨於銷聲匿跡的臺灣愛滋歷史。在這當中，國家政府以「公衛－司法－道德」三位一體的治理模式建構出對於特定族群的愛滋污名及其內部的性道德階序，而大眾媒體則作為此套論述的傳聲筒，在普及醫療與公衛知識的同時，亦以獵奇心理將愛滋污名拉至螢光幕前，面向大眾將愛滋輸出為精神缺陷、道德淪喪的文化符號。不過，當面對官方與媒體所產製的負面論述，無論是成立互助互惠的社會支持系統，或透過組織行動反制官方政策及立法，都顯現出在特定的機會結構下，以愛滋啟動污名連線政治的可能。而在這當中，儘管上述三條支線既存的權力關係並不對稱，但在一系列拮抗與競逐的過程中，民間組織亦能透過媒體及法律動員撼動原先不利於己的論述，將原先刺傷自己的利刃，轉化為護己的盾防。</p><p>書寫歷史，除了追憶過去，也收納當下。各個年代皆有其正面與背影，而掀開 1990 年代的歡騰慶典，重新記憶愛滋浩劫造成的失落並藉此反思當今台灣同志社群如何發跡、從何而來，是 21 世紀讀者的重要功課。1990 年代的同志社群與愛滋行動面臨種種挑戰，而相較以後見之明任意評斷彼時的觀點與選擇，本文毋寧說是見證其中的勇氣與限制，並留下反思當代同志運動該如何前行的資材。在追憶這些吉光片羽的旅途當中，同志並非失根的遊子，歷史蹣跚，我們本是歸來的人。</p><p><strong>肆、參考資料</strong></p><p>William A. Check (1987). Beyond the Political Model of Reporting: Nonspecific Symptom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About AIDS. Review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Volume 9, Issue 5, Pages 987–1000.</p><p>Netter, T. W.(1992).AIDS Prevention through Education: A World View.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Patton, Cindy (2011) “Rights Language and HIV Treatment: Universal Care or</p><p>Population Control?”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41.3: 250–266.</p><p>王雅各（1999）。《台灣男同志平權運動史》，第三章〈抗議涂醒哲事件及其意義〉，頁65–86。台北：開心陽光出版。</p><p>民生報（1990）。〈愛滋治療免費有條件 衛署遊說立委翻案〉，《民生報》，1990 年11月20日，第23版。</p><p>朱偉誠（1998）。台灣同志運動的後殖民思考：論“現身”問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35–62。</p><p>朱偉誠（2008）。批判的性政治。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p><p>官曉薇（2019）。臺灣民主化後同志人權保障之變遷 — 法律與社會運動的觀點。台灣：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1 期 特刊。551–615 頁。</p><p>林冠廷（2020）。健保 IC 卡註記愛滋感染身份：生命權力的觀點，Medium，取自https://medium.com/@kuan_lin/健保-ic-卡註記愛滋感染身份-生命權力的觀點-6d62d80d1ec8</p><p>紀大偉（2017a）。 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台北：聯經出版公司。</p><p>紀大偉（2017b）。就算沒看到，也可以感受到：解嚴前後的同志歷史。新活水。<a href="https://www.fountain.org.tw/article/taiwan-lgbt-literature">https://www.fountain.org.tw/article/taiwan-lgbt-literature</a></p><p>徐美苓、吳翠松、林文琪（2003）。愛滋陰影下的情慾規範：新聞論述中的他／她者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0)，81–143。</p><p>徐美苓、黃淑貞（1998）。愛滋病新聞報導內容之分析。新聞學研究，(56)，237–268。</p><p>黃道明、陳柏旭（2012）。台灣國家愛滋教育之國族身體形構與情感政治：以世界愛滋病日為線索。文化研究，(15)，9–42。</p><p>黃道明主編（2012）。《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p><p>黃興隆（1991）。四分之一特種營業人員係愛滋病帶菌者： 觀光 莫去泰國。中國時報，1991年 8月10日，第13版。</p><p>廖娟秀（1995）。《韓森的愛滋歲月 : 愛之生死》 。台北：新自然主義。</p><p>蔡孟哲（2015）。愛滋病毒、派對藥物與酷兒壞情感：《愛我就趁夏天》的「毒∕藥」政治。台灣學誌，(11)，35–60。</p><p>羅士翔（2010）。反AIDS歧視與法律動員-以台灣AIDS防治法制為中心（1981–2009)。台北：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學位論文。</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bc8085b74e14"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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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Stand By Me — — 亞特蘭大前夕，亞裔同志酒吧的光與陰]]></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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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Jellyfish Huang]]></dc:creator>
            <pubDate>Wed, 27 Jul 2022 05:46:1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7-27T05:46:13.114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strong>Stand By Me — — 亞特蘭大前夕，亞裔同志酒吧的光與陰</strong></h3><blockquote>任報章雜誌話我多失意 話我心裏滿空虛很多刺</blockquote><blockquote>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 開解我令我可以獲得你心</blockquote><p>布魯克林區的夜半，梅艷芳的《stand by me》落下第一個音符，亞裔變裝皇后亦踩著恨天高翩翩起舞。歡聲雷動的當際，旗袍、肚兜、斗大的中國摺扇在 disco 燈光照耀下熠熠生輝，東方符號與黃皮膚面孔共同織入電子音樂營造的迷幻漩渦。布魯克林區的夜半，夜夜笙歌的 Bubble T 、 Papi Juice 和 Onegaishimasu，有色酷兒的酒吧與派對，滴落在地的汗水和酒精攤平成一襲中國紅的綠洲。</p><p>在西方的同志社區發展史中，同志空間向與消費行為緊密相連。酒吧作為一種「集體認同的空間實際演出」，男同志得以展現出不被壓抑的文化（羅毓嘉，2010）。美國的同志酒吧，初來乍到，的確是性少數展現自我的情慾歡場，但對於生活在北美的亞裔男同志，躁動的身體卻隱含著不安 — — 在白人文化主導的酒吧當中，黃皮膚的面孔是永恆的他者（林知陽，2021）。</p><p>在美國男同志的交友環境與審美標準中，對於亞裔的想像大多是陰柔而乖順的 Asian Boy，他們不是被主流婚戀市場所排擠，就是被種族化的凝視所慾望（楊鈞傑，2021；Lim, E. B.，2013）。即使身處看似自由解放的同志空間，在那些舞動且交纏的豐富生命中，亞裔卻可能只活在白人的異國遐想當中，他們活生生的肉體，成為單一的、東方主義的符號。</p><p>這也是為什麼，近幾年越來越多亞裔同志酒吧開張並吸引大量人潮 — — 在這裡，他們才能真正被「看見」。電音版的梅艷芳與王菲取代美國天后的高亢嗓音，菲律賓與越南的傳統服飾融入變裝皇后的舞台元素，儘管刻板，卻讓人宛若踏入心安的故土。</p><p>由亞裔男同志在酒吧所受的擠壓出發，可以發現美國的同志社群並非鐵板一塊。作為全球同志運動的前沿，印象中的美國國旗似乎與彩虹旗並排，在自由、平等、包容的氛圍中飄揚。然而若細看白人男性成雙成對步入婚姻的浪漫圖像，也許能夠發現在一片純白的禮堂當中，看不見其他顏色的出現。</p><p><strong>西方白人中心的酷兒歷史想像</strong></p><p>1969年，石牆酒吧投擲的磚頭為美國同志長年的壓抑撬開一條裂縫，這場暴動被視為美國同志運動的濫觴，卻也引出一條線性的神話：石牆是同志運動的單一起點，由此起跑，我們才開始眼見解放的美麗童話。在後來的傳頌的版本之中，石牆運動填塞著白人男同志起身反抗的身影，原先由變裝皇后、跨性別者、有色酷兒等群體主導的運動，以及石牆之前所發生的其餘反抗，都在主流的歷史敘事中失去蹤跡（馬修陶德，2020）。近年以石牆運動為事實背景改編的電影《石牆風暴》，即是以白人男同志主角的成長故事為主軸，由他取代當年拾起磚頭揭開暴動序幕的黑人跨性別女性。電影弱化了歷史中其他族群對於同志運動中的貢獻，也被影評人戲謔是對於歷史的「洗白」（Richard Lawson，2015）。</p><p>早在 1977 年，黑人女性主義者共同發表的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即點出性別壓迫與階級、種族的交織關係。然而， 1990 年代以「超越身份認同」起家的酷兒書寫，並未延續黑人女性主義提出的交織性觀點，反而彷彿呼應了對於石牆的歷史失憶，以「反本質主義」的口號忽視酷兒蘊含的白人中心歷史想像，固守於「異性戀 vs. 酷兒」的單一壓迫框架中，甚至認為種族的概念將分裂酷兒社群。但是，正如同 Cathy Cohen（2005）指出的，事實上酷兒從來不是同質的群體，有資本「丟下所有身份」的實則只有不須面對外在社會歧視與標籤的白人菁英酷兒。 Cohen 的觀點，也與社會學家 Bonilla-Silva（2006）提出的「色盲種族主義」近似，所謂「I don’t see color, I only see people」的說法，是基於白人對於自己的種族特權視而不見，用「色盲」的口號拒絕承認有色人種面臨的結構性暴力。</p><p>延續著上述對於早期酷兒理論的批判，非裔美國學者Roderick Ferguson（2003）以「有色酷兒批判（Queer of color critique）」反思酷兒系譜（queer genealogy） 中隱含的白人性。他同樣踩穩性別與種族的交織觀點，提出政治經濟研究、文化研究、比較研究等取徑，認為必須檢視種族與資本的孿生共構關係，且追溯酷兒系譜中的「差異」找到抵抗的能量。除此之外，拉丁裔學者 Hames Garcia（2011）在〈重新檢視酷兒理論〉（Queer Theory Revisited）則系統性地將 1990 年代崛起的酷兒系譜分為「分離主義」與「融合主義」兩大類，前者將性制（sexualiy）視為性／別、種族、階級之外的獨立分析單位，後者則批判前者迴避處理其他軸線的交織壓迫關係，於是將性與性／別的問題置入多重身份的視角來討論。Hames 同身處反對分離主義的陣營，由自身經驗指出酷兒論述如何被白人學術社群壟斷，進一步，他也批判分離主義揮舞著超越身份認同的大旗，卻忽視旗下的酷兒論述實則依附在白人的歷史與身體想像中。</p><p>上述學者，無外乎是將性／別、種族、階級等多元的分析視角拉入酷兒理論的向度內，也影響後起學者對於有色酷兒的關照。</p><p><strong>亞裔酷兒的處境</strong></p><p>儘管有色酷兒似乎身處共同的戰鬥位置，但亞裔酷兒在美國的運動史中卻鮮少被囊括入有色酷兒的討論範圍內（劉文，2020）。美國語境下的種族議題，往往追溯奴隸制度與種族隔離的歷史淵源，聚焦於白人與黑人的關係（馬景超，2016）。而即使亞裔在十九世紀前亦飽受「黃禍」的歧視、被定調為廉價勞動力的來源，待二十世紀後，卻又因美國移民政策的修訂，使他們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並被招攬入中產階級。於是，這些亞裔被刻畫為當代美國兼容並蓄的象徵，是一群在「美國夢」的號召下，勤奮、刻苦、白手起家闖出一片天的「模範少數」，與之相對的，則是高犯罪率、接受社福救濟的拉丁裔或非裔（Choi &amp; Lahey，2006；劉文，2021）。有色人種被分而治之，前者的存在告訴後者：無法成為模範的你們，實在該自我檢討。</p><p>然而，在「模範少數」的神話之下，呈現的卻是亞裔的身份兩難。政治學者 Claire Jean Kim（1999）提出「種族三角理論」，強調亞裔不只落在「白人之下，黑人之上」的單一種族階序上，而是在「優等／劣等」、「本土／外國」兩條軸線上，一方面有其「模範少數」文化及經濟上的優越性，另一方面，卻是美國社群中永恆的異鄉人。這樣的種族架構，導致亞裔群體在面對針對亞裔的暴力與污名時，慣常以自身的「美國性」作為抵抗策略，即透過強調自己的「美國認同」來融入美國本土，或動員主流群體的同理情緒。然而正是爲了在雙文化的狹縫之中撐出生存空間，亞裔也更容易出現在邊緣和主流之間擺盪的焦慮和憂鬱（鄭秉信，2021；Wen Liu，2019）。</p><p>這種作為種族他者而感受到的衝突與擠壓，在相對邊緣的同志社群中顯得更為突出。在以高大威武的白人為擇偶標竿的男同志社群中，亞裔男性嬌小的身形和群體主義導向的特質，往往被視為陰柔、無性的「娘砲」（楊鈞傑，2021）。「No Rice And No Blacks」的標語在同志交友軟體中屢見不鮮，食物「Rice」作為亞裔的比喻，亦暗示對種族的偏好如同對食物的偏好，能透過「這只是個人喜好」的宣稱來掩蓋背後複雜的種族難題（Yusuf Tamanna，2020）。而在「No Rice」的另一頭，俚語「Rice Queen」則指稱偏好亞裔的非亞洲男同志。這類的關係想像，同樣有著對於亞裔男性種族化及性別化的凝望。在這當中，亞裔是異國風情的性感符號，是天真無邪、順從乖巧的男孩，而他們服侍的對象，則是作為主人的年長白人（Lim, E. B.，2013）。</p><p>無論是性化或去性化的想像，都導致亞裔男同志在白人環伺的夜店中或多或少帶著格格不入的不安，此時，專為亞裔開設的同志夜場，則成為他們療傷離散情緒的歸鄉。七零年代逐漸發展出的泛亞裔認同，在國籍、地域與階級的隔閡下，如今仍非緊密相連的群體（林知陽，2021；劉文，2021）。然而，亞裔同志夜店撐起的大傘下，涵納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來客，他們在不同的東方符號之中舞動，中國結綁著菲律賓譜出的韻律，越南旗在日韓流行樂上頭飄揚，他們有相異的來路，卻在他鄉的黑夜中凝聚與共鳴。</p><p>店門之外，亞特蘭大的槍聲在遠處轟鳴，驚破一場容易受傷的夢。走出店外，亞裔酷兒的戰場又將迎來更進一步的攻防。</p><p><strong>參考資料：</strong></p><p>林知陽（2021年3月28日）。愛慾錄：亞裔酷兒聚會巔峰，Bubble_T的紐約地下派對。報導者。<a href="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328-culture-sex-love-live-ny-gbt-club/">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328-culture-sex-love-live-ny-gbt-club/</a></p><p>郭婷、林垚、劉文、馬景超（2020）。《時差》Podcast：跨界的酷兒，跨性別，與情感理論。時差。<a href="https://www.buzzsprout.com/1171871/6139246-07">https://www.buzzsprout.com/1171871/6139246-07</a></p><p>馬修陶德（2020）。當彩虹昇起：LGBTQ平權運動紀實。台北：時報出版。</p><p>羅毓嘉（2010）。男柯一夢夢紅樓：西門紅樓南廣場的「同志市民空間」。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a href="https://hdl.handle.net/11296/5bbmtd">https://hdl.handle.net/11296/5bbmtd</a></p><p>楊鈞傑（2021年8月6日）。美國的「模範少數」？被性化的亞裔女、被陰柔化的亞裔男、集刻板印象於一身的亞裔男同志。關鍵評論。<a href="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4066">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4066</a></p><p>鄭秉信（2021年5月4日）。反亞裔種族主義風暴下，為什麼亞裔美國人與亞洲人需要互相了解。破土。<a href="https://newbloommag.net/2021/04/05/asians-and-asian-americans-zh/">https://newbloommag.net/2021/04/05/asians-and-asian-americans-zh/</a></p><p>劉文（2021年3月25日）。停止亞裔仇恨 — — 尋求美國主流支持的無奈控訴下，亞裔正義到底是什麼？。端傳媒。<a href="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325-opinion-stopasianhate-neglection-problem/">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325-opinion-stopasianhate-neglection-problem/</a></p><p>Bonilla-Silva, E. (2006). Racism without racists: Color-blind racism and the persistence of racial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Rowman &amp; Littlefield Publishers.</p><p>Cohen, C. (2005). Punks, Bulldaggers, and Welfare Queens: The Radical Potential of Queer Politics? ≤. In E. Johnson &amp; M. Henderson (Ed.), Black Queer Studies: A Critical Anthology (pp. 21–51). New York, USA: Duke University Press. <a href="https://doi.org/10.1515/9780822387220-004">https://doi.org/10.1515/9780822387220-004</a></p><p>Collective, C. R. (1983).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 Home girls: A Black feminist anthology, 1, 264–274.</p><p>Choi, Y., &amp; Lahey, B. B. (2006). Testing the Model Minority Stereotype: Youth Behaviors across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The Social service review, 80(3), 419–452. <a href="https://doi.org/10.1086/505288">https://doi.org/10.1086/505288</a></p><p>Ferguson, R. A. (2004). Aberrations in black: Toward a queer of color critique. U of Minnesota Press.</p><p>Hames-García, M. (2011). Queer theory revisited. In <em>Gay Latino Studies</em> (pp. 19–45). Duke University Press.</p><p>KIM, C. J. (1999). The Racial Triangulation of Asian Americans. Politics &amp; Society, 27(1), 105–138. <a href="https://doi.org/10.1177/0032329299027001005">https://doi.org/10.1177/0032329299027001005</a></p><p>Liu, W. (2019). Narrating Against Assimilation and the Empire.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47(1 &amp; 2), 176–192.</p><p>Lim, E. B. (2013). Brown Boys and Rice Queen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p><p>Richard Lawsons (2015). stonewall Is Terribly Offensive, and Offensively Terrible. <a href="https://www.vanityfair.com/hollywood/2015/09/stonewall-review-roland-emmerich">https://www.vanityfair.com/hollywood/2015/09/stonewall-review-roland-emmerich</a></p><p>Yusuf Tamanna (2020). ’No Rice, No Curry And No Blacks’ — The sexual racism running rampant within the LGBT community. SBS TV. <a href="https://www.sbs.com.au/topics/pride/agenda/article/2016/08/25/no-rice-no-curry-and-no-blacks-sexual-racism-running-rampant-within-lgbt">https://www.sbs.com.au/topics/pride/agenda/article/2016/08/25/no-rice-no-curry-and-no-blacks-sexual-racism-running-rampant-within-lgbt</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b5a671fb7f8"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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