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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Stories by CJH of the Theoretical-Young on Medium]]></title>
        <description><![CDATA[Stories by CJH of the Theoretical-Young on Medium]]></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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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Stories by CJH of the Theoretical-Young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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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2024.08.14–5 【我敬愛的Iris Marion Young＋再論運動者人格】]]></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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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CJH of the Theoretical-Young]]></dc:creator>
            <pubDate>Thu, 15 Aug 2024 07:14:08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08-20T07:30:29.697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最近快馬加鞭閱讀業浩的《政治時差．時差政治》，頭一章就很精彩的去梳理以撒伯林在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之間的爭論，以及伯林後來如何回應他人對於價值多元論及自由主義之間關係的誤解。葉浩寫著寫著，提到伯林曾做過邏輯實證主義的分析哲學研究，而「抽象思考」與「現實經驗」無法相容，成為伯林捍衛消極自由與價值多元論的一大支柱。</p><p>這讓我想到Iris Marion Young在2002年〈回應Tebble〉的文章裡，認為Tebble在對差異政治之批評中「貶低了政治」。正如伯林以「價值的載體、現實社會」回應喬治克羅德的「價值的概念、抽象邏輯」；Young亦以「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在提供規範性理由上是改進關係」回應亞當詹姆斯特波「政治理論先行、政治實踐跟隨在後」。</p><p>正是這一點，我在今年三月到東華大學分享Iris Marion Young時撰寫一篇文章，而最後我大膽又富想像力的說Young建構出一種「運動者人格」，亦透過差異政治建構出一種「運動者社會」。要以容易或困難、以短程或長程、以個體或集體、以何種時差想像（借葉浩所言）來論述差異政治，最後會回到個人怎麼選擇。</p><p>只閱讀《正義與差異政治》，會受到被拋擲至此世的「社會群體」所吸引，而群體代表權、積極行動政策、群體隔離賦權等策略下，差異政治其實會受到主流社會質疑，不容易長久，也不容易看出群體中每個人的狀態。但閱讀《正義與差異政治》之後的作品，更能看出Young如何藉由序列、共鳴、認同、群體等出自政治理論或政治實踐的概念互相改進，並萃取出能夠提供差異政治進行論述的規範性理由。</p><p>看似只遊走在將近二十多年來的Young學術生涯，卻陸續有Ferguson、Nuti、McKeown接棒，在東方還有章涵。不要被現在這份無力感給沖蝕，保有初心，持續領悟，要努力繼續跟著Young才行。</p><p>昨日在敬愛Iris Marion Young的時候，我提到在講述差異政治的交織性過程時，結尾富想像力的將Young與差異政治分別賦予運動者人格和運動者社會的想像形容。這背後意味著：和不同人或不同社會的生活經驗或想像期許有關。</p><p>葉浩在論述以撒伯林如何回應喬治克羅德，或者說如何捍衛價值多元論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關係時，提出一個他認為很多人都沒有讀出來的基石：伯林的人生觀，正是這個人生觀使伯林著書立說，開拓出足以讓大家進行爭辯的價值多元論。</p><p>有不同社會與歷史條件的人或社會，會各自以容易或困難、以短程或長程、以個體或集體、以何種時差想像（借葉浩所言）來論述差異政治，並萃取出能夠提供差異政治進行論述的規範性理由，再以此規範性理由去對現實社會進行評價。那便是Young在《正義與差異政治》一開始提及從說與聽而非想與看來面對的緣由。</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f9e23992e93e"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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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2024.07.29 【迫使「那些人」回頭看向我們：讀Yael Tamir《為什麼是／要民族主義》】]]></title>
            <link>https://johhny290.medium.com/2024-07-29-%E8%BF%AB%E4%BD%BF-%E9%82%A3%E4%BA%9B%E4%BA%BA-%E5%9B%9E%E9%A0%AD%E7%9C%8B%E5%90%91%E6%88%91%E5%80%91-%E8%AE%80yael-tamir-%E7%82%BA%E4%BB%80%E9%BA%BC%E6%98%AF-%E8%A6%81%E6%B0%91%E6%97%8F%E4%B8%BB%E7%BE%A9-7af004a36683?source=rss-1838c603e47b------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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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CJH of the Theoretical-Young]]></dc:creator>
            <pubDate>Wed, 31 Jul 2024 14:34:35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07-31T14:34:35.274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最近時常思考人生為何走向至此，碰到無力以對的瓶頸，看書速度慢了下來，時常總覺得讀不入腦袋裡。不過，耶爾塔米爾這本《為什麼是民族主義》（*Why Nationalism*）讀來還是很暢快，全書由21個section構成，各個簡短明鍊又帶點腦力激盪，塔米爾文筆還是挺不錯的。</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410/1*JnvrtYCOx5xhK-CicxJkrg.jpeg" /><figcaption>“Why Nationalism”</figcaption></figure><p>這本書的主軸很簡單：塔米爾試圖用許多短sections來論述為什麼「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身處二十一世紀之我們所不可缺乏的理念與價值。不得不說，我原先還以為這本書只是重彈塔米爾第一本書《自由的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簡中譯本《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的老調。但是讀到後半本，才漸漸清楚「自由的民族主義」僅是塔米爾「重新擁抱民族主義」戰略的其中一環關鍵而已，真正重要仍在於藉由「（自由的）民族主義」回應這日漸分裂的世界，即便它三十多年來看似光明無限。</p><p>英文”Why”翻為中文即是「為什麼是」，但考量到塔米爾在這本書並不只客觀聲稱民族主義是當今世紀所需，而是一直主張作為規範性的民族主義「應當」是當今世紀縫合社會分裂之理念與價值，所以我想中文多翻一個「要」並不為過。<br>.<br>那麼，我們究竟為何在規範上需要民族主義？塔米爾給出的答案是：民族主義有助於打造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而社會團結不僅能夠使一國人民重視的經濟差距（gap） — — 塔米爾亦使用裂痕（rift）來形容之 — — 和文化包容（即自由的民族主義），更重要在於社會團結使一國人民能從繼承過去與立足當下的位置來想像未來，尤其是未來的世代子孫們。</p><p>為什麼經濟差距需要藉由民族主義所打造的社會團貼來縫合？塔米爾花了許多篇幅闡述過去三十年來全球化帶來的影響 — — 既是一國之內也是國家之間；既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p><p>用齋藤幸平在YouTube上的短講「齋藤幸平論人類世的馬克思：邁向棄成長共產主義的理念」（Kohei Saito on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來看，資本主義發展的立基點如高利潤、低成本、快速、無限、流動無阻，其財富與成就都是以外部化後果所換來的，而承受後果的首先是全球南方，接著才慢慢透過氣候變遷或海洋塑膠為例等方式來吞噬本應當主宰世界運作的全球北方、全球西方。</p><p>與此同時，正因為資本主義必須從一國之內向外發展才足以維持其成長速度，那一些能夠隨著資本在全球自由流動的「菁英們」，同時也是那些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可以產生涓滴效應、使國內人民受益、當前年代是有史以來最自由且富足之年代的「菁英們」。對於這群菁英來說，視野必須是向外的，而對於國內發生的社會經濟差距或人民訴求，總能藉由資本主義發展來解決。<br>.<br>要怎麼讓那些視野在外並聲稱當前年代是最自由幸福美滿之年代的菁英回頭審視國內同胞呢？塔米爾認為要恢復社會團結才能達成 — — 比如像福利國家那樣 — — 而此任務能藉由民族主義作為媒介打造社會團結。另一方面，民族主義也能避免宗教基要主義或政治極右翼的誕生，對於塔米爾來說，被菁英拋棄並深感不平等與剝奪感的人民，並無法像菁英一樣在全球自由流動來創造安全感，而只能透過「具有安全感的過去」予以維繫（這裡涉及到「時間」對於政治的影響，也是政大政治系葉浩近期新書《政治時差．時差政治》所欲探討之重點，閱讀中）。</p><p>不免地，塔米爾在這本書結尾還是將倫理轉回菁英身上，令人想起Maeve McKeown或Alasia Nuti等人在闡述Iris Young之”responsibility”概念時對於「有權勢者」的反省。但是塔米爾認為民族主義打造社會團結從而使社會經濟差距受到重視的想法，某種程度上也能夠從福利國家在過去幾世紀逐漸誕生的過程中得到些許省思。但基於我對福利國家史及其政治經濟意義尚不熟悉，暫且打住。</p><p>不可逃避的是，民族主義的集體性確實有其正向，不過民族主義始終預設了民族（族裔），不若愛國主義預設的是國家，或者共和主義預設的是人民（people），是否「國家」或「人民」始終是人類歷史進入現代性以來的創造物，而「民族（族裔）」始終保有人類歷史在前現代的發展，亦即更加符合人類互動與演化過程的生活方式？不論是何者，在當今民族國家仍是政治上主要預設框架的時代，這三大主義之間的關聯勢必逃脫不了。</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7af004a36683"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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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2024.05.20 【吃慢政治】]]></title>
            <link>https://johhny290.medium.com/2024-05-19-%E5%90%83%E6%85%A2%E6%94%BF%E6%B2%BB-7e098cdb1065?source=rss-1838c603e47b------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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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CJH of the Theoretical-Young]]></dc:creator>
            <pubDate>Mon, 20 May 2024 08:47:4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05-20T08:48:09.583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最近臺灣食安問題頻出不窮，面對上至餐廳下至路邊攤，其實政府很難事前全面把關，而有人認為必須仰賴店家良心。然而，店家在食材購入與處理上必須跟上現代社會的步調，所以儘管有良心，也不見得真的能全面把關。那麼問題出在哪裡？</p><p>今天看到這陣子食安問題以來，甚至有史以來最可怕的一則新聞：連鎖日式壽司店的壽司爬出活蛞蝓。這跟一般在網路上看到有毛毛蟲、菜蟲在食物裡是高蛋白質完全不一樣，活蛞蝓有極高可能會毀了那位享用食物的人的一生，以及那個人身邊所有的親朋好友。</p><p>政府能夠做到的只是去稽查與罰鍰，可能還有各種檢測指標，爆出食安問題的店家必須過關才能繼續營業，但這些「稽查」動作並不代表未來安穩無虞。原因在於食材購入與處理必須跟上現代社會的步調，而這個原因作為「食材檢測過關所以不會有食安問題」因果關係中的一個節點，介入並截斷了這條因果關係，造成食安問題的風險一直潛藏著。</p><p>尤其像壽司這種要快速處理大量食材並不斷出餐，以供客人挑選的店，是這種所謂跟上現代社會步調的典型，更不要說壽司上面的主菜很多時候追求生且鮮。其他例子諸如生菜沙拉，在大量製造的生產線上，漏網之魚也許真的很難注意到。</p><p>可是，我們又不能百分之百要求跟上現代社會步調的店家放慢步調，因為這樣店家將難以面對客人想盡速吃完閃人的需求，尤其在現代每個人中午休息僅一小時的情況下（當然也許還有其他可能，我暫時沒想到）。或者食材購入在把關時，面對大量食材或檢驗時間有限的狀況下，漏網之魚是可以想像的。</p><p>所以那是結構性的問題，店家的良心與政府的稽查和把關，終歸只是在結構當中設法面對並處理的策略，但它並不會回應那結構性問題。</p><p>然而，在食物消費中，還有一環始終沒有被我們討論到：客人。現在看到食安問題的討論，只會看到對於店家食安把關的討論。這是正常的，作為獲利的資本企業，想賺錢最起碼就是把你的產品搞好，否則怎麼會期待消費者掏錢捧場你。</p><p>但是，這個消費模式的假定並無法套用在食物消費上。晚近食農教育的出現，旨在拉近消費者與食物，以及組成食物之食材的產地之間的距離。不僅要我們吃的時候認識這些食物，也要知道食物是怎麼生產到你眼前的，這中間包含從種植到製造到運輸到消費的一系列過程。</p><p>不過，食農教育似乎並沒有教我們「要如何吃」，好像如何吃還是個人的事情，或者和食農教育本身並沒有關係。其實這和生理學也有關，因為有報導（應該是基於科學研究）指出食物吃越慢，傳遞到大腦的訊息就會越慢，因此也越容易讓身體知道你攝取足以吃飽的食物分量（希望我沒有講錯）；所以相反的，吃越快大腦跟不上，所以為了吃飽只好吃更多。日本飯前會先喝一碗熱湯，其實也是基於相似的道理。</p><p>所以我在想，這種「如何吃」能不能放在對食安有所警覺這件事情上？這是我自己也還沒有養成的能力，但如果仍然不改善的話，下次再遇到今天壽司這個案例的話，人生就沒有機會反悔了。所以面對食安問題、面對食農教育，吃慢政治是串聯兩者的關鍵。</p><p>吃慢政治在責任上並不是加諸消費者、赦免資本企業。正如Iris Marion Young在《對正義的責任》中所述，為了要對結構性不正義採取行動，其實遭受不正義的群體本身也有責任共同採取行動，而不是理所當然地可以被免除在外。</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7e098cdb1065"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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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2024.02.19 【一個社會理論上的”Pre-Trained Model”及其”Fine-Tune“ ：讀Alasia Nuti”Injustice and the Reproduction…]]></title>
            <link>https://johhny290.medium.com/2024-02-19-%E4%B8%80%E5%80%8B%E7%A4%BE%E6%9C%83%E7%90%86%E8%AB%96%E4%B8%8A%E7%9A%84-pre-trained-model-%E5%8F%8A%E5%85%B6-fine-tune-%E8%AE%80alaska-nuti-injustice-and-the-reproduction-7bd5ce0049df?source=rss-1838c603e47b------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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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CJH of the Theoretical-Young]]></dc:creator>
            <pubDate>Mon, 19 Feb 2024 10:12:41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02-19T10:22:24.856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2024.02.19 【一個社會理論上的”Pre-Trained Model”及其”Fine-Tune“ ：讀Alasia Nuti”Injustic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History: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Gender and Redress”】</h3><blockquote>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em>Nelson Mandela (Nuti 2019: 194)</em></blockquote><p>自從今年1/9寫完艾莉斯‧楊《交織的聲音》後，我便開始在上下班通勤時看Alasia Nuti的《不正義與歷史的再生產：結構性不平等、性別與矯正》。相比楊的書大概三週可以看完，Nuti這本硬是多花一倍的時間去看，不禁讓我納悶怎麼會有這樣的落差。寫作手法是一個原因，不知道是不是歐陸過來美國加上用英文寫作都會這樣，另外當然就是Nuti對於「結構性不正義」的微調（Fine-Tune）和許多進一步發展，都需要花時間去仔細咀嚼它們。總之還是看完了（撒花），儘管裡面還是有看不懂的地方，不過讀書嘛，不就是這樣。</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67/1*1hOUohnpSsxr-QaWxiv50A.jpeg" /><figcaption>Nuti, Alasia, 2019, Injustic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History: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Gender and Redre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igcaption></figure><p>在進入Nuti的書之前，我想先說一件關於Nuti在這本書的工作：“Fine-Tune”，在神經網絡、深度學習裡面翻「微調」。我在知乎〈CNN入門講解：什麼是微調（Fine Tune）？〉得到淺顯易懂的介紹：假設神經網絡符合”Y=W* X”這條式子，那麼當我們X代入2、Y=1時，也就是希望W=0.5。這時下一步工作是初始化W，去一步步猜測W為多少時（X固定為2）會得到Y=1的結果。從0.1開始會得到0.8的誤差（1–0.1* 2），接下來提高W值為0.2會得到0.6的誤差（1–0.2* 2），這樣慢慢經過數次測試後得出想要的0.5。</p><p>然而，當在初始化那個步驟中，有來自他人的資訊告訴我們要達到Y=1的結果，W值應該在0.47，此時誤差就會縮小到0.06（1–0.47* 2），這個「來自他人的資訊」被稱作「預訓練模型」（Pre-Trained Model）。相比0.8、0.6這種「從初始化開始」，從預訓練模型帶來的誤差進行修正以達預期結果的過程就是「微調」，而微調節省了大量計算資源和時間。</p><p>我認為《不正義與歷史的再生產》是Nuti對楊結構性不正義、結構性群體等概念的「微調」。為什麼說是微調？原本我在CH4看到「結構性與非結構性群體分類表」時，會覺得Nuti很敢於在概念上創新，不過整本書看完後，我倒覺得她就是站在楊的基礎上，對這些概念做出深刻的思索與延伸。所以如果說楊是預訓練模型，那麼這本書是對其的微調。</p><p>我也不是憑空就把”Fine-Tune”硬拉進來，因為這個詞彙出現在楊1997年回應Nancy Fraser的’Unruly Categories: A Critique of Nancy Fraser’s Dual Systems Theory’當中。楊不同意Fraser提出再分配與承認 — — 以及後來加入的政治代表權 — — 構成的理論框架，她認為與其將不同群體遭受的結構性支配、壓迫及其對應提出之正義訴求放進一個框架，不如在理論上與政治（實踐）上「多元化」類別，而看似不同的結構性不正義現象背後實則彼此交織著。因此，楊認為如果我們要抵抗既存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力量，應該用更”fine-tuned and compatible”的方式來闡述各種問題和鬥爭。</p><p>楊多元化理論上與政治（實踐）上類別的方式，可以在《正義與差異政治》中看到，例如結構性壓迫的五種（剝削、邊緣化、無力、文化帝國主義、暴力）運作方式，又或是結構性支配的三種（決策結構與程序、勞動分工、正常化）運作方式。Nuti則是將上述結構性不正義的過程注入歷史面向，所以她多元化的方式則是將結構性群體細分為HSG、NHSG、HGSD三種類型，以及結構性不正義運作的Banal與Radical兩種形式。這些是Nuti認為有助於我們分析過去歷史上結構性不正義如何在當今社會再生產，以及如何對其進行矯正的概念。</p><p>以上，是我認為Nuti這本書如何放在楊的脈絡中來理解。礙於對每一章進行討論於我還是很困難，所以我想先敘述Nuti在這本書的整體思路，接著再對裡面我有興趣 — — 或者說我記得ㄏㄏ — — 的課題進行討論。</p><p>這本書的思路大概是這樣：Nuti想要建構「歷史」對於不正義在理論上和規範上的重要性。針對這個問題，最主流的是向後看（backward-looking）與向前看（forward-looking）兩種取徑。向後看主張過去的歷史不正義必須受到重視，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過去歷史不正義的受害者已經不在世上了，「矯正」的對象是誰？更重要的是，對於當今同樣群體遭受的不正義，過去和當今的關聯是什麼？</p><p>向前看相對來說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它有留意到過去歷史不正義對於未來的重要性，例如楊在《對正義的責任》基本上採取這種方式來理解人們對於結構性不正義應該負有的（集體政治）責任。然而，向前看取徑相較向後看有更多型態，例如平等主義懷疑論者（egalitarian sceptic）認為群體之間不信任的來源是特定群體之間的不當對待與特定群體的弱勢狀態，所以「建立群體之間的承認與保證」，而非矯正過去不正義，對於建立社會合作才是必要的。又或者是「多餘的反對」（redundancy objection），認為當今處理群體之間不平等的分配正義會讓歷史不正義的觀點顯得多餘。</p><p>Nuti認為要嚴肅對待歷史會面臨兩個概念上的挑戰：（1）為什麼我們要為了遙遠過去犯下的錯誤而擔心？（2）究竟在過去與現在世代的關係中，什麼是規範上顯著的？對於Nuti來說，重構歷史不只要看其對現在帶來的影響，還要看歷史裡面「作為現在」（as present）的層面。</p><h4>去時間化的不正義：持續與變化</h4><p>Nuti認為不論是向後看或向前看的取徑，本身都假定了一個時間線：向後看重視過去發生的事情，向前看則聚焦在想像一個更正義的未來。但是時間化會讓人們的重點擺在過去、現在或未來，導致不容易看出「過去如何再生產至今」，白話點就是過去怎麼存活到現在。</p><p>因此，Nuti在CH2引入Reinhart Koselleck來談去時間化的不正義，Koselleck透過對時間性的思考揭示出過去到現在（到未來）之間的複雜關係。緊接著藉由討論Jeff Spinner-Halev的「持久性不正義」（enduring injustice，這是他一本書的標題），Nuti認為「歷史不正義」並沒有這麼簡單，因為不正義從過去到現在既有延續也會變化。</p><p>不過在這個論證之前，Nuti還是提到歷史（不正義）的一個特質：過去發生的事情會逐漸成為「長期結構」的一部分，成為影響人們行動與互動的背景。所以Nuti某種程度上是反對持久性不正義的說法，因為過去所施行的不正義 — — 殖民主義、奴隸制度等 — — 很難以原本型態存在於當今，所以歷史不正義幾乎都會變化其形式在當今繼續發揮其功用。</p><p>從CH3開始一直到CH6，是這本書最精彩的部分，也就是Nuti對於結構性群體的各種微調，並以女性作為範例來討論「不正義和歷史的再生產」。</p><h4>楊論序列</h4><p>這個討論以楊在’Gender as Seriality: Thinking about Women as a Social Collective’提出的「序列」（series, serials, seriality）為基礎。在這篇文章中，楊認為可以用序列來取代性別（gender）來解釋女性，以解決女性主義者對於性別此概念帶有本質化的爭議。序列是用社會結構觀點來理解「女性」的一個解釋方式，人們要被帶入同一個序列當中，必須有三個彼此相關的條件：（1）在一套社會實踐中，並且有規則可以遵循；（2）這些社會實踐及規則將一個人連結到另一個人；（3）這一套社會實踐及規則＋連結人們還必須以「「物質對象」為依據才得以運作。</p><p>楊以搭公車為例，我們每個人會帶著不同目的搭乘公車前往不同地方。搭公車這個序列的物質對象就是公車本身、公車站，而規則則是搭車要招手、下車要按鈴，可能還有上下車要刷卡，這一整套搭公車以達成我們目的的方式成為社會實踐。搭公車本身並不要求我和前面或後面的乘客共享什麼屬性或認同，因此我們位處共享一套社會實踐的序列當中。然而，楊說當今天公車嚴重誤點時，等車的人彼此之間會互相抱怨、分享彼此關於公車誤點以致於影響後續事情的恐怖故事，甚至打電話向誤點公車的單位反應，或者一起出資共乘計程車，原本帶著不同目的的人們會形塑成一個「群體」（group），這個群體的人們開始在記憶、認同或情感上有了共同性。</p><p>如果某個序列沒有在構成社會實踐或物質對象上出錯，人們就不會產生記憶、認同或情感上的交流，自然也就不會形成為群體，繼續馬照跑、舞照跳，或是被忍受。因此楊認為序列是「實踐惰性（practico-inert）的實體」，實踐惰性意味著未被人們反省而傳承下來，甚至形成往後人們行動的阻礙。但也正因為這樣，所以楊認為位處同個序列中的人們還是共享著一套「社會怎麼運作」的觀點，以及面臨同樣的賦能或限制。</p><h4>Nuti回應序列</h4><p>當加入歷史的向度進行分析之後，Nuti認為序列並不如楊所認為可以解決本質化爭議，因為此概念認為同個序列中的人們會共享一套社會觀點、面臨同樣的賦能或限制。Nuti認為同個序列中的人們不一定會面臨同樣的賦能或限制，比如白人女性和非裔女性顯然就不會是位處同樣序列的情況。因此談論序列要很謹慎地加上「潛在」或「可能性」（potentiality or possibility）的前提。</p><p>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不僅歷史會以延續或 — — 更多是 — — 變化的方式再生產結構性不正義，我們還要思考不同序列彼此交織（intersect）的問題，因為交織會影響歷史的延續與變化，也會影響我們如何理解結構性不正義之載體 — — 序列 — — 變形的過程。接下來，我會來敘述構成這本書的兩大微調論證過程。</p><h4>一 歷史不正義平庸與激進的再生產</h4><p>Nuti在書裡所使用的概念詞彙是「歷史結構性不正義」（historical structural injustice, HSI），歷史、不正義不需再多說，但之所以要說「結構性」，原因在於過去歷史不正義內化成為長期結構，宛如細水長流般影響往後人們的行動與互動。</p><p>然而，歷史不正義要能成為結構性的，甚至影響人們行動與互動乃至再生產自身，Nuti認為有兩種形式：平庸與激進。激進且大規模的不正義 — — 例如殖民主義、奴隸制度 — — 大多被當今憲政民主所不容忍，所以更多轉換為平庸的形式存在。Nuti認為平庸是我們社會世界中的「自然成分」（natural components），而它例行運作且精細微小的運作，往往讓人們認為是可以被原諒的弱點。例如，Nuti花了很多篇幅敘述「刻板印象」作為HSI再生產的平庸形式，尤其是非裔美國人在奴隸時代因為白人作為而產生的對應方式，或者是白人因為要不斷控制其奴隸而產生的恐懼，成為當今美國人們 — — 特別是「警察」 — — 在面對非裔美國人時會採取行動的依據。</p><p>更重要的是，即便HSI很少能夠在當今再生產為激進形式，但警察對非裔美國人這個現象 — — 即來自「國家壟斷暴力」 — — 仍然是當今美國非裔美國人遭受HSI的一大來源。從這個案例中也能夠看出HSI平庸與激進形式之間的相互關聯，從而讓我們知道：本來是可以被人們所原諒的刻板印象，最後可以產生那麼可怕的後果。</p><p>除此之外，Nuti還以美國內戰後聯邦政府以法律廢除奴隸制度的脈絡為例，說明結構性不正義遭遇某種合法性危機後，因為其「正當性」仍然存在，所以可以繞道而行以「地方自治」或「刑法」 — — 比如「定罪租賃」（Convict Leasing） — — 的形式繼續存在。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平庸的變化可以更自然地進行，激進的變化卻需要考量到政治經濟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p><h4>二 結構性群體的深化</h4><p>Nuti將楊結構性群體再細分成三種類型：<br>1. 歷史結構性群體（historical structural group, HSG）：女性、非裔美國人。<br>2. 非歷史結構性群體（non-historical structural group, NHSG）：退伍軍人、⚠️酷兒。<br>3. 帶著結構性動態的歷史群體（historical group with structural dynamics, HGSD）：民族。</p><p>HSG與NHSG之間的差別在於某個群體是否在歷史中遭受「法律上認可與執行」的（嚴峻）系統性不正義。女性或非裔美國人在過去所遭受的不正義背後有明確地正當性與合法性所支撐，而其遭受的歷史不正義在社會發展中逐漸被放棄，不過當初圍繞著那些系統性不正義的假定、觀念、價值或某些作為卻變化為平庸形式存續至今。Nuti在以女性作為範例進行討論的CH5–6中，特別指出儘管北歐國家有著全世界最高指數的性別平等，但是北歐國家的女性仍然被假定負有義務執行過去被認為女性「應該要做的事情」。</p><p>相對的，NHSG單純只是某些特定導致結構性不正義發生的積累過程，例如退伍軍人並不是過去遭受嚴峻系統性不正義的一個群體，而是因為服役過久、所學與社會主流並不直接相配，導致其適應困難、遭受某些不當對待。倒是「酷兒」作為NHSG而非HSG，我覺得或許還有討論空間。因為就我所知，性傾向至少在近代 — — 至少兩三百年？ — — 以來同樣有來自政治、科學與文化的形塑和控制，所以那個遭受不正義對待的份量應該不亞於女性。Nuti在此給的解釋是酷兒並沒有在政治經濟上被排除，僅止於在科學道德上被視為不正常，但我想那個「政治經濟控制」並不是表面可以顯性看見的控制，而是高夫曼污名的那種隱性控制。所以真要說的話，我會將酷兒列入HSG，只是遭遇HSI程度的排序應該會是：非裔美國人＝女性＞酷兒。</p><p>最後，Nuti對HGSD的一個界定是：它不會因為HSI得到矯正後而消失。民族（nation）相對女性或非裔美國人的特殊之處在於其聲稱一塊領土，並且該民族的文化界線＝政治界線。</p><p>Nuti這本書透過加入歷史向度，帶給我們對結構性不正義的兩個反省及其磨練觀察的機會：HSI的平庸與激進變化，以及平庸如何有助於促成激進形式的產生；不同類型的結構性群體，以及同一個結構性群體因為其交織性而繼續分化其在序列上的「潛在與可能性」。</p><p>還有一點，Nuti並不因為HSI內化進長期結構而忽略握有權力的行動者對HSI的作為（還可以參考Maeve MeKeown在博士論文中的論點）。去時間化不正義除了要認知到特定有權力作為的行動者，也可以去分辨在矯正HSI的過程中可能涉及到的不同行動者們。</p><p>為什麼要「不斷地分辨」、不斷地微調？Nuti認為楊在《對正義的責任》的觀點是有問題的。楊認為一個結構性不正義中的「特權者」與「不利者」都同樣有（集體政治）責任去做出行動，人們能夠因為其做出行動或不做出行動而貢獻於結構性不正義而受到批判。雖然Nuti認為楊並不是「責怪受害者」，只是說位處社會結構中不同定位的人們在消除結構性不正義中會有排列優先順序的不同理由，但將其未能於矯正結構性不正義做出行動這件事歸因於不利者是有問題的。</p><p>也就說，不同序列的人們彼此要承擔之責任是有份量差別的 — — 尤其是「國家」 — — 而藉由歷史向度的加入，我們能夠再更精細辨識不同群體應該承擔的不同份量。</p><p>不錯！這趟微調與更精細辨識之旅好不快樂。雖然閱讀過程感到多次困難，但能夠把楊的東西藉由歷史和思想做這麼精彩的論證，只有佩服。最後再來slogan：力求成為楊和Nuti這樣的人，並在台灣繼續發揚她們的學術思考（太偉大了啦喂！）。</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7bd5ce0049df"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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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2024.01.09【來自女性主義的滋養：讀Iris Marion Young”Intersecting Voices: Dilemmas of Gender, Political…]]></title>
            <link>https://johhny290.medium.com/2024-01-09-%E4%BE%86%E8%87%AA%E5%A5%B3%E6%80%A7%E4%B8%BB%E7%BE%A9%E7%9A%84%E6%BB%8B%E9%A4%8A-%E8%AE%80iris-marion-young-intersecting-voices-dilemmas-of-gender-political-5dc532027b63?source=rss-1838c603e47b------2</link>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s://medium.com/p/5dc532027b63</guid>
            <dc:creator><![CDATA[CJH of the Theoretical-Young]]></dc:creator>
            <pubDate>Tue, 09 Jan 2024 08:29:21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01-12T07:24:39.787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2024.01.09【來自女性主義的滋養：讀Iris Marion Young”Intersecting Voices: Dilemmas of Gender,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cy”】</h3><p>自從開始工作後，我習慣在上下班通勤時用手機讀電子書，陸續看完《一激到底》和《被抹去的歷史》，艾莉斯‧楊的這本《交織的聲音：性別、政治哲學與政策的困境》應該是第三本，大概從12月中看到今天中午。</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40/1*KvIEsQZ6K2u4zx2_wY5C7g.png" /><figcaption>Young, Iris Marion, 1997, Intersecting Voices: Dilemmas of Gender,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figcaption></figure><p>作為要繼續研究楊的結構性不正義和差異政治等概念來說，《交織的聲音》討論的課題集中在女性主義，這本書維持楊一貫的書寫風格，並沒有因為「女性主義」而過於理論化及晦澀（望向納思邦罵巴特勒的那篇文章）。《交織的聲音》討論的課題包括：「女性」概念的本質化（CH1）、不對稱相互性（asymmetrical reciprocity, CH2）、溝通民主（CH3）、美國應對成癮孕婦的三種政策取徑（CH4）、家與母親概念的反思（CH5–7）。可以說，除了Ch2和Ch3以外，楊全都緊扣著女性主義的立場討論各種主題。</p><p>那麼，楊的女性主義立場究竟是什麼？楊在《交織的聲音》導論一開始即指出：</p><blockquote>關於「女性主義」這個術語，我並不指涉特定學說或具體的政治方案。相反地，這個術語在兩個面向上指涉一種質問的方法、一種傾向以及一套承諾。首先，這裡女性主義意味著對建制與政策之結果、關於女性福祉與機會之理念的關注，特別是在這個範圍內錯誤地限制、傷害或不利於許多女性，如果不是所有女性的話。……其次，這些文章的一些工作是女性主義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借鑒於女性經驗；或者是從女性觀點自身進行社會與哲學反思，以作為發展社會描述與規範論證的資源。上述兩者關於女性主義的意思，都並不承擔關於所有女性分享共同屬性、處境或傷害的宣稱。</blockquote><p>相較《正義與差異政治》聚焦在足以面對結構性支配與壓迫的設計（差異政治）、《包容與民主》聚焦在差異政治所處的溝通民主脈絡、《對正義的責任》深刻剖析社會結構過程與釐清何謂「責任」，《交織的聲音》的討論對象就複雜很多。然而，仔細深思一番之後，我才發現楊所謂的「兩難」似乎隱藏在這些文章的討論裡面：楊以「序列」（serials）取代「性別」（Gender）的論證（Ch1）、以「不對稱互相性」取代「對稱相互性」（Ch2）、以「溝通民主」取代「審議民主」（Ch3）的討論，看起來都意在以前者取代後者，但楊其實並沒有嚴厲拒斥 — — 比如像Ch7談及女性主義者拒斥「家」的理念 — — 性別、對稱相互性和審議民主。楊的態度越到後面稍微明確一點，在以「賦權取徑」取代「懲罰和治療取徑」（Ch4）、對「家庭（families）、母親（mother）、房屋與家（house and home）」的反思（Ch5–7）等討論中，楊比較明確地批判「懲罰和治療取徑」或蓋爾斯頓（William Galston）對「純粹家庭」的想法。</p><p>這個兩難既表現在政治哲學與政策上，同時還是所有圍繞在女性身上的政治哲學與政策。走入一群又一群的兩難、挑戰那些「假定」、掀開支撐那些假定的觀念或實體base，正是楊自《正義與差異政治》以來不斷努力的事情。</p><p>序列與性別、非對稱相互性我分別在「<a href="https://www.facebook.com/capylovesoc">知性的水豚</a>」12/19和12/27的貼文談論過；溝通民主與賦權取徑核心在於強調人們之間的「對話」（dialogical）與制度對其的包容與排除，比較是《包容與民主》裡談論的內容，四章暫且不論。我想把篇幅留給這陣子才閱讀，讀完後回過頭看差異政治較有感觸的後面三章。</p><p>楊透過對蓋爾斯頓的回顧，延續了蓋爾斯頓的兩個區分：本質傳統主義（intrinsic traditionalism）與功能傳統主義（functional traditionalism），前者認為一個政治社群由特定制度形式與個人行動構成，但這個「構成」的理由只是人們遵照過往實踐、宗教戒律或權威命令而實行，毫無任何理性或批判思考存在；後者則認為一個政治社群連結著特定的道德準則和公共美德，制度形式或個人行動是為了邁向道德準則和公共美德，從而打造一個成功發揮功能的政治社群而存在。</p><p>為此，蓋爾斯頓認為離婚或單親家庭是造成貧困與失能（disability）的主因，而這長期下來將不利於一個國家的發展，因為國家發展所仰賴的是在德育、智育、體育、群育、美育、勞育皆足以培養出基本能力的公民。楊則揭開蓋爾斯頓對國家公民的獨立假定內涵哪些條件，從而延續對社會定位（序列、Ch1）和社會結構的討論，批判「獨立公民」在理念上既會強化排除自願／非自願的單親母親，同時在現實上的統計資料看來，單親母親所養育的孩子並不與喪失基本能力之公民相關。</p><p>楊有兩章（Ch5、Ch7）在處理主流社會和女性主義關於「家庭」、「房屋」與「家」的討論。楊從海德格對「居住與建造（dwelling and buliding）」出發，談論居住與建造如何結構化人們的行動、如何在人們之間建立關係。</p><p>波娃藉由存在主義的方式，將男性分派給「超越性」（transcendence）、女性分派給「內在性」（immanence），這個區分與漢納．鄂蘭對「工作」與「勞動」的分類相當類似。超越性或工作意味著人們能夠創造出永恆不朽的事物，在其中投射出無數的期望與理想，例如「豎立一座城市」、「創建一個共和國」。與此相反，內在性或勞動則是日復一日的保存（maintenance）和維繫（preservation）。波娃、Biddy Martin、Chandra Mohanty、Teresa de Lauretis、Bonnie Honig都因為女性在資本主義和歷史文化上被綁在家中從事日復一日的保存和維繫，所以主張女性主義應該拒絕家的概念，不僅是因為女性在家中每天為在外工作創造超越性的男性提供物質與情感基礎，同時女性也因為家本身被剝奪了透過工作創造超越性的機會。楊在這章藉由一個插曲來講述自己媽媽的故事，提到因為楊父親突然逝世，母親打擊太大以至於家中環境持續惡化，導致政府機構把楊和姊姊、弟弟帶走住進寄養家庭，母親則入獄的結果。Désirée Lim在《哲學家女王》的”Iris Marion Young 1949–2006”當中，認為透過楊的生命經驗帶出了這個問題：我們究竟認為「哲學家」是誰？而楊早年的困難與其說是後來人生的「阻礙」，更應該看作「形塑」楊豐富智識的一個重要過程。</p><p>楊並不從上述女性主義者拒絕「家」的理念，相反地，楊認為「家」本身就反映了我們每個人的生命經驗、習慣興趣，因為有哪些東西、東西如何安排，本身就體現了我們每天的routine。而當東西髒了進行打掃、重新把某些東西安排順序位置，或者增添能夠與現有物品連續的新東西，各種”preservation”作為都在保存與改變我們的生命經驗、習慣興趣、routine、記憶敘事。”preservation”放大到一個家庭、一個群體、一個城邦、一個社會，它就產生了群體認同。家成為人們能動性與政治可能的條件。</p><p>所以，「差異政治」亦是「維繫政治」，楊認為包含四個條件：safety、individuation、privacy、preservation。楊最後引述bell hooks思考「家」的正面意義，簡單來說，hooks認為以非裔美國人的歷史經驗來看，「家」是抵抗支配與剝削社會結構的所在，同時也發展出不同於支配的自主、自我價值和更有人性的關係。</p><p>閱讀這本書還是很享受，楊的溫柔流竄在字裡行間當中，同時又兼顧分析哲學上對文獻、概念或論證的要求。還是覺得楊是最棒的，可惜從不能親自或在Youtube上看她說話、聽她說話。</p><p>力求成為楊這樣的人，並在台灣繼續發揚她的學術思考（太偉大了啦喂！）。</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5dc532027b63"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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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2023.11.05 【成長是一道自助餐？讀《一激到底：在競爭環境中扶養孩子》】]]></title>
            <link>https://johhny290.medium.com/2023-11-05-%E6%88%90%E9%95%B7%E6%98%AF%E4%B8%80%E9%81%93%E8%87%AA%E5%8A%A9%E9%A4%90-%E8%AE%80-%E4%B8%80%E6%BF%80%E5%88%B0%E5%BA%95-%E5%9C%A8%E7%AB%B6%E7%88%AD%E7%92%B0%E5%A2%83%E4%B8%AD%E6%89%B6%E9%A4%8A%E5%AD%A9%E5%AD%90-7606d6512638?source=rss-1838c603e47b------2</link>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s://medium.com/p/7606d6512638</guid>
            <dc:creator><![CDATA[CJH of the Theoretical-Young]]></dc:creator>
            <pubDate>Sun, 05 Nov 2023 03:31:19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3-11-06T01:45:37.364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書籍介紹：Hilary Levey Friedman著、董應之譯，2023，《一激到底：在競爭環境中扶養孩子》。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Friedman, Hilary Levey, 2013, <em>Playing to Win: Raising Children in a Competitive Culture</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271/1*hyUAzIO2ggscNg82ZVH1uQ.jpeg" /><figcaption>《一激到底：在競爭環境中扶養孩子》簡體中文版</figcaption></figure><p>＝＝＝＝＝＝＝＝＝＝＝＝＝＝＝＝＝＝＝</p><p>這兩週利用上下班通勤時看這本書，目前剩下附錄（談研究方法與對象）而已，整體來說已經看完。入迷到下車時還忘記拿置物架的東西，害我花一個多小時來回台北基隆QQ。</p><p>-</p><p>先來說說書名和翻譯。整體來說翻譯還不錯，讀的很順暢（可能也和原本作者的寫作習慣有關），只是一些名詞或概念譯者直接拿中國社會脈絡來翻譯，比如「雞娃」。不過這Google就可以解決文化障礙，所以無仿。</p><p>倒是我現在還搞不懂主標題「一激到底」到底是什麼。英文是Playing to Win，Friedman在CH6透過訪談揭示出孩子雖然在競爭性活動中是為了取勝，但這個過程總是伴隨著友誼和玩樂，所以它有雙重意涵。所以那個「激」到底激什麼？完全讓人搞不懂什麼意思。</p><p>-</p><p>雖然這本書出版時間已經是十年前了，不過作為理解當代美國、中國、台灣或世界各國努力「協作培養」孩子的中產階級來說，書裡提到的應該還是很切合。</p><p>Friedman透過足球、西洋棋、舞蹈三個在當代美國孩童參與的課外競爭性活動為例，分別挑選城市（梅特羅市）和郊區（西郡）為孩童安排課外活動的家庭，來帶出當代中產階級父母是如何為了讓孩子獲得未來進入大學甚至在社會中與他人競爭之能力，而仔細規劃安排的整個過程。當然，作為社會學家，Friedman在研究一開始花了點篇幅梳理美國自19世紀末迄今「孩童課外活動」的發展，「競爭性」伴隨著的是課外活動的高度組織化＆商業化。在當代美國已經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產業鍊。</p><p>Friedman透過訪談發現中產階級父母為了讓孩子在未來獲得大學入場券與社會上的競爭能力，努力在孩子幼兒園＆小學開始就藉由參與能夠和他人進行團隊合作或競爭的課外活動來獲得一系列能力，Friedman稱之為「童年競爭資本」（Competitive Kid Capital），包括：「內化獲勝的重要性」、「學會走出失敗，贏在未來」、「學會在有限時間內完成任務」、「學會在高壓環境下獲得成功」、「坦然地在公共場合接受他人的評判」。在美國，因為各州對於「義務教育」的年齡規定並不相同，所以出現有家長會選擇將小孩留在大班一年的「紅衫軍運動」（academic redshirt）「紅衫軍」本來是大學某些運動選手為了訓練和讓自身條件成熟，而主動選擇晚一年參與比賽，借用到教育這邊即是相信晚一年正式入學，能夠讓孩子在情感、學業、理解能力上更加成熟。</p><p>Friedman也提到競爭性活動在「年齡」上的區分可謂最嚴格，原因就是會有家長或教練試圖將「年齡較大的孩童」停留在「年齡較小的孩童」的分組或團體裡面，相信因為這樣會比較容易取得勝利。說是這麼說，但是對於沒有留級過的我來說，其實還是有點難以想像「一年」的時間真會讓我更有能力勝過他人。對這方面還不是很能了解。</p><p>-</p><p>Friedman也發現，足球、西洋棋、舞蹈三種競爭性活動有高度的性別差異。書裡她是說雖然想探討階級x性別、階級x族群、性別x族群等差異，但是因為研究對象集中在中產階級，加上研究對象比例多為白人，所以在這兩方面就沒有更多分析，此外為了城鄉對比，也分別從城市和郊區挑選研究對象。</p><p>但是，除了性別差異真的有被好好探討出來以外，我覺得其他都很少談到，包含城鄉差異在內都沒有。所以感覺Friedman就是將2000s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為孩童安排競爭性活動的社會再生產圖像描繪出來，但是除此之外的東西比較少。</p><p>-</p><p>不過，Friedman在結論一個關於教育哲學的反身討論倒是滿有意思的。以下段落摘錄自結論一處：</p><p>「通過進行這項研究，我很幸運能夠深入思考自己的育兒哲學，並在我兒子還小的時候把我所有孤獨的野馬都聚集到牧場上。但是，與其把整個童年看作一個規劃，我更願意把它看作一場自助餐。在自助餐會上，你可以品嘗許多菜餚，然後回去取更多你喜歡的菜。我計劃用享用自助餐的方式來對待孩子的課余時間：孩子們應該品嘗許多不同的東西，這樣才能找出他們的最愛。」</p><p>為孩子的童年規劃是一場「自助餐」，老實說剛看到她這樣的解釋，我在腦中還暫停了一下。因為在台灣指責別人是自助餐 — — 最有名的當然是「女權自助餐」 — — 基本上都是貶義，意思大概接近「提升權利卻不負擔義務」、「想要保有自身目前的狀態與位置，卻又要更多（本來屬於自己的）權利」。</p><p>那Friedman所說的自助餐是什麼？我想她到研究結束、生下小孩之後，更認同的可能還是「通才」（Generalist）的培養方式，當然這裡的「通才培養」指更多非課外競爭性活動的事情，包含單純玩樂、欣賞大自然或其他東西，而不是全部仍然栽在競爭性活動裡面，只是栽近的範圍很廣而已。</p><p>「自助餐」這個比喻和視角，倒是讓我開始想過去吃buffet的經驗，確實會想要在一開始先縱覽全部品項，然後再決定自己要從什麼開始吃起。當然如Friedman自己所言，會發現某些食物每個人都一定會點，或者許多人都從某些食物開始吃起，又或是都避免吃某些食物（比如容易脹的氣泡飲料？）。所以了解影響人們行動的社會建制是重要的。</p><p>-</p><p>Friedman是在描寫當代美國高度組織化與商業化的過程中，中產階級父母如何為孩童安排課外競爭性活動，以累積童年競爭資本來迎向未來。她透過研究對此的回應與反省是：協作扶養孩童應該像自助餐一樣。換句話說，即使要留給孩子多一點空間，但是仍然要有父母的引導在前，而這個過程依賴彼此意見和觀點的溝通交流。</p><p>-</p><p>總而言之，作為理解當代美國中產階級如何再生產自身、理解「競爭」的內涵與重要性等等話題，這本書還是值得閱讀。但是作為「社會學研究」，總覺得只把目前的建制、性別差異等描繪出來，還是少了點什麼。但不失為不錯的作品。</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7606d6512638"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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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泰國未完成的現代性及其普世性：紀念我的第一次出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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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CJH of the Theoretical-Young]]></dc:creator>
            <pubDate>Fri, 20 Oct 2023 06:34:59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3-10-20T06:34:59.548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2023.10.20</p><h3>Preface</h3><p>今年10/6~10/15是我人生第一次搭飛機出國玩（這一次就搭了四趟飛機），選擇泰國作為我的出國初體驗，那個「追求現代性」與「未完成現代性」之間強烈的對比與溝通，不得不說真的很過癮。所以先來回顧我的美好記憶，再來談泰國遊對我在思想上的影響。</p><p>這趟旅遊早在半年前、我還在當兵時就開始規劃，從買機票、訂房間、找吃的喝的、去哪個沙灘玩等等等，都是我寶貝的女朋友一手包辦，第一次出國的我則是好好學習，明年換我規劃。我唯一幫上忙的是將所有要去的點之間的交通方式規劃好，雖然到後面幾天我們還是懶了，直接Bolt叫車到目的地。</p><h3>Stuck in Traffic</h3><p>這次我在曼谷和普吉府玩，兩個地方在「交通」上都給我很大的shock。左駕、紅綠燈號顯示這些是小case，但一個簡單的十字路口卻要等240秒紅燈，著實讓我吃了一驚。仔細一看，才發現原來在台灣雙向同時綠燈，在泰國變成四向分別行駛，所以才拉長每一邊要等紅燈的時間。這麼設計的原因是什麼？我現在猜測是為了降低車禍事故機率，因為在馬路上混雜車公車、汽車、嘟嘟車、機車，所以要是雙向同時綠燈的話，那個交通狀況應該會很壯觀。</p><p>另一個讓我感到shock的則是：國高中生可以在泰國騎機車，還有不用戴安全帽，路上完全不會有人管你。跟台灣不一樣的是，汽車、嘟嘟車多數時候在路上可以臨時在路邊停車接送客人，即使後面有一大堆車，他們也都是原地等待，很少有任何一絲喇叭聲，這一點遠比台灣野蠻的汽機車進步得多（前面有一台計程車接送客人，我也會很不耐煩）。總之，雖然第一眼看過去會覺得泰國交通亂到爆炸，但背後隱約有調節這慘到爆炸的交通的東西存在。</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tNBYy4dji2R_H2GEARUCLQ.jpeg" /><figcaption>在普吉府騎機車</figcaption></figure><h3>Five Days in Bangkok</h3><p>這次泰國遊我們分成3天曼谷、5天普吉府、2天曼谷，桃園＝曼谷＋曼谷＝普吉府總共用上四張機票，人生第一次搭飛機就直接讓我搭四次。</p><p>其實在曼谷的生活就很像台北，不過可能是2000s混1990s（實施強制戴安全帽前）的台北，有多條路線的捷運、一大堆機車＆嘟嘟車＆汽車，除了市中心以外的人行道都偏小。所以基本上可以靠公共運輸解決交通，不過我跟女朋友兩人偏懶，所以有時候就直接叫車。泰國叫車其實滿便宜的，有時候MRT或BTS兩個人就差不多價錢，還要走一大段路，倒不如叫車。但是代價是超容易被轉單＋塞車塞到爆，所以就看如何取捨。另一個特色是泰國人日常就會在昭披耶河搭的各色旗船班。我們是搭橘旗到Wat Arun，以及搭藍旗南下到ICONSIAM。</p><p>說到ICONSIAM，不得不說我在曼谷逛過的幾間百貨公司全部打趴台灣：ICONSIAM、centralwOrld、Terminal 21（Central Phuket就差了一點，但還是比台灣的大）。範圍之大真的是會走到累，甚至常常找不到想去的店，還要上各家百貨公司看directory＋方位去找店家。最有趣的是在Terminal 21美食街先儲值一筆金額，然後到處去尋覓食物換來吃，價格很便宜，但味道真的還好。</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FE-d1dYdL3l_gHOdc4tj7Q.jpeg" /><figcaption>centralwOrld外面的街道</figcaption></figure><p>出去百貨公司外，走在街頭或住宿點附近，往往都會看到很多小吃或夜市。雖然不見得比台灣好，但那個售價真的香，所以我們都吃得很開心。不禁讓我想連台灣這種收入都可以玩這麼爽，日本、西歐、美國這些高收入跑過去豈不進入天堂。</p><h3>Five Days in Phuket</h3><p>在曼谷玩三天之後，我們搭Air Asia到普吉府，通關後轉公車到市區，而因為那邊很多舊房子，所以現在被大家稱為Old Town。我們吃完午餐（很雷）後在一間有超好喝泰奶的咖啡店叫車，準備去An Yon Beach那邊的住宿。普吉府往南會延伸東西兩部分，西邊是最多觀光客會去的地方，因為有Patong、Karon和Kata三大海灘；東邊人則比較少，但這邊卻有要跳Phi Phi島、Bamboo島等行程的碼頭。</p><p>隔天我們向住宿租機車，那是這次泰國遊兩次騎車經驗的第一次，結果我第一次騎上去出發就轉到馬路右側，但泰國是左行。第二次租機車是我們住在Patong那邊，印象真的超深刻，騎出去不到十分鐘被警察攔下兩次，還好有準備國際駕照，不然看網路上應該鐵定被索賄。然後垃圾新竹監理站出一個大包，我的國際駕照被蓋B而非A，結果第一個警察看了我的台灣駕照說OK，但第二個警察一直說nonono you only B。然後我女朋友拿出他的國際駕照，警察就說OK，結果我們兩個就輪流騎：Patong市區他騎，出市區外我騎。雖然我們兩個因為這樣騎很慢，不過因為泰國馬路上不像台灣趕投胎，所以感受上是很不錯的。</p><p>其中一天我們去了在Patong買的行程，參加旅遊團跳Phi Phi島、Maya Bay和Bamboo島。雖然感覺就是很觀光客的行程，但不得不說這裡景色真的都超美，美到幫女朋友拍完照剩沒多少時間，但我還是很享受。</p><h3>Modernity is also Universality</h3><p>時光流逝同時將美好的食衣住行育樂種在心中，我在此時是被動的狀態，但思想卻必須主動理清才會得到發展。</p><p>如果要說泰國遊給我在思想上帶來的體悟，那就是「現代性亦是普世性」，而這是碩班三年栽進政治哲學時比較看不到的，讓我們回到現實的樣貌。不過，現代性＝普世性＝單向度的人嗎？這是過去思想家對資本主義和現代性引領之社會發展所做的評斷，但若再一次地從現實的樣貌出發，我還是能夠看到現代性偏離單向度的地方，從而透過普世性非泰國人也得以理解與預測。</p><p>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發展帶來了普世性，讓不動泰文的我也能夠透過英文或手機搜尋照片來溝通、理解與預測。像在逛Chatuchak市集看到泰國人拿著手機看股票，也像在水門早市時掌握生存法則後買個兩三千塊衣服，亦像是在Phi Phi島、Maya Bay和Bamboo島看見一大堆人在拍照，又像是在住宿附設游泳池看見另一對情侶和我們一樣在拍照。</p><p>然而，泰國仍是發展中國家，亦即那個現代性是未完成的現代性。不論是因為沒有良好駕駛習慣，所以必須讓每個路口各自有一個專屬的綠燈通行，又或是路邊或夜市飲食還是很仰賴塑膠或紙的餐具。反正相比台灣總可以找到可以繼續努力的地方，但台灣在道路上應該沒比泰國現代化多少，同樣是個野蠻的戰場。</p><p>講到這裡，或許我過去理解的「普世性」必須具有社會學的意涵：它透過社會工程打造人們在現代世界會經驗到相似的生活，都市、度假勝地、碼頭、鄉間農村等。而我們能夠理解到的那個差異性或陌生性比起過去的人們來說逐漸縮減，但那一定是壞事嗎？我目前並沒有答案。</p><p>總之，僅以這篇遊記來紀念我的第一次出國，雖然比起許多人已經晚了許久，但還是燃起了以後出國旅遊的慾望，而不是去住一晚貴兩倍以上的台灣國旅。</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80547de38e05"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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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原文在「知性的水豚」，發佈於2022.11.07]]></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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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CJH of the Theoretical-Young]]></dc:creator>
            <pubDate>Sat, 22 Apr 2023 06:33:21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3-04-22T06:34:15.220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讀《津巴多口述史〉</h3><p>原文在「知性的水豚」，發佈於2022.11.07</p><p>每天朝九晚五工作之餘，無聊看了一本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世稱「Z博士」Dr. Z)的《津巴多口述史》。會有興趣看這本書的原因，主要在於前陣子在Netflix上看了《史丹佛監獄實驗》，而當時我就認為史丹佛監獄實驗其實是大膽又有創新的，即便這個實驗被認為有研究倫理爭議。</p><p>==作為情境主義者的津巴多==</p><p>如果要為津巴多的心理學思想、學術研究與政治實踐（並非「直接意義」上的政治）綜括一個詞，那當然就是「情境」。津巴多提到他從高中以來，就和身為同學的史丹利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兩人都是「情境主義者」。關於情境主義的描述，我認為津巴多為美軍在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犯下虐囚事件所做出的證詞，可以相當清楚地呈現出來，津巴多問了這麼一個問題：如果存在壞蘋果，那麼我們首先要詢問蘋果裝在什麼樣的桶子裡面？</p><p>以蘋果與桶子的比喻來闡述情境主義可以說是一目了然，當然這不代表桶子的形塑因素只由一種或單向構成，而這正是最複雜的分析階段。這讓我想到大學在修「心理學」（入門心理學或普通心理學？）這門課時，不斷在每週要交的類似上課心得或作業的東西上寫「心理學必定是社會心理學」，其實就是一種情境主義的觀點。</p><p>那麼，情境主義與社會學式強調社會結構的分析有什麼不同？如果真要做出區分的話，我覺得恐怕社會學還是更強調有某一種制約人們的社會結構的存在的觀點，即使研究方法和分析材料是非常微觀的個人敘事也是（例如：監獄的形塑、出版業的形塑、原住民族教育的形塑）。相對來說，社會心理學則不那麼重視「制約人們社會結構的存在」的分析，而是透過一系列情境的設定（例如津巴多以「監獄」為例）來進行實驗，從中調查人們「如何適應情境所設定的角色」。</p><p>最後再提一個有趣之處，雖然津巴多與米爾格倫同為情境主義者，也都做了情境主義的實驗（史丹佛監獄實驗、服從權威電擊實驗），但是津巴多的情境主義實驗或許朝向更深層的方向邁進。在《津巴多口述史》一兩個段落裡，津巴多提到心理學實驗多半「不會超過一個小時」，而很少有實驗像史丹佛監獄實驗那樣長達幾天。我在想正是要有沈浸的時間，才更能彰顯情境如何促使人們越來越適應。</p><p>==作為史丹佛心理系明星老師的津巴多==</p><p>史丹佛大學作為全美國乃至全世界排名前幾的明星大學，史丹佛心理系又是全美國最好的心理系，所以津巴多在書裡面提到的所有大學教學經驗，照理來說不應該拿來與我的大學經驗（以及台灣大學教學過程）進行對照。不過在看完之後，我還是深深受到津巴多描述出來的圖像所感動。</p><p>對於我來說，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津巴多致力於讓學生在各方面有所成長，而不只是學科知識。書裡有一段津巴多提到他的”Office Hour”永遠歡迎學生到辦公室與津巴多談話。另一方面，津巴多有提到史丹佛心理系教師會為研究生即將到其他大學任教前的「試講」進行訓練，從這我是推估即使只是碩士生，史丹佛心理系教師也會努力幫助學生媒合各種網絡和資源。</p><p>換句話說，網絡和資源不是叫你自己去拼出來，也不是叫你就乖乖從底層幹起這些廢話。沒有網絡和資源，也許還要再加上時機運氣，即便在一個地方底層做再久也沒用，而且考量到情境主義的影響，底層工作只會讓我們逐漸對自己及世界失望下去。最近實在看太多這些廢話了，津巴多說的這些不只是一個該被羨慕的夢想與希望，而是指示了這樣一個問題：當我們遇到了各式各樣缺乏網絡與資源的後輩和新人之時，我們會怎麼做？</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bcda28e21b7b"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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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原文在「知性的水豚」，ㄈㄚㄅㄨㄩ2022.12.14]]></title>
            <link>https://johhny290.medium.com/%E5%8E%9F%E6%96%87%E5%9C%A8-%E7%9F%A5%E6%80%A7%E7%9A%84%E6%B0%B4%E8%B1%9A-%E3%84%88%E3%84%9A%E3%84%85%E3%84%A8%E3%84%A92022-12-14-c9dd0b73b7c2?source=rss-1838c603e47b------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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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CJH of the Theoretical-Young]]></dc:creator>
            <pubDate>Sat, 22 Apr 2023 06:32:02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3-04-22T06:32:02.03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讀瑪莎納思邦《憤怒與寬恕︰重思正義與法律背後的情感價值》</h3><p>原文在「知性的水豚」，發佈於2022.12.14</p><p>從讀納思邦《正義的界限》到《尋求有尊嚴的生活》，納思邦為自己設定的一貫立場是「後果論」或「結果論」。</p><p>但這個立場往往會使人們容易誤解，誤以為為了達成某種理想的「結果」，在行事動機或處事方式可以不擇手段。比如納思邦在《憤怒與寬恕》當中駁斥的「憤怒」情緒，或者是以「羞辱」（以降低相對地位）為主的懲罰方式。</p><p>從納思邦關於刑事訴訟制度、憤怒和羞辱的討論中，基本上可以看出即便憤怒很多時候是有「充分根據的」，但是由於憤怒的不理性、容易陷入過去的泥淖等因素，所以一個將憤怒視為刑法和懲罰假定的社會必然不會真正為「有利於人性尊嚴平等」的結果創造條件。</p><p>換句話說，「什麼動機、什麼方式、什麼假定、什麼目標」能夠創造有利於人性尊嚴平等的結果 — — 該結果既包含物質條件，比如納思邦在《正義的界限》、《尋求有尊嚴的生活》兩本書所論證的「能力取徑」；也包含文化或身分或認同條件（當然這種「經濟 vs. 文化」二分早在1990年代就被左派批判） — — 其實不是沒有限定，相反的，結果論本身對於我們能夠採取什麼方式達成該結果不說有高度限定，至少也有許多限制條件。</p><p>比如我想到可以提出來討論的一個可能，則是這種結果論與「至善論」 — — 比如約瑟夫費西金的《瓶頸：新的機會平等理論》裡面提倡的「機會多元主義」 — — 可能非常相近，費西金就認為機會多元主義是一種至善論。所以說，由於至善論本身就已經「界定」人類發展需要什麼結果，所以這種結果論往往是高度限定的。</p><p>我不說「假定」而說「界定」的原因在於，很多社會理論之所以能夠引發爭辯（比如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不論是本體論上或方法論上都是），就是因為不同理論家根據不同生命經驗以及不同思想來源會傾向以不同假定出發，而這些理論家之所以可以採取不同假定，則是因為人類生活實際上都包含那些面貌（比如個體與集體）。但是納思邦的基本能力清單太過於基本，涵蓋情感支持到物質支持的層面，所以很難說他的假定並不完備。</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c9dd0b73b7c2"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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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讀何乏筆〈新儒家、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能否會通？關於中國混雜現代化的弔詭格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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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CJH of the Theoretical-Young]]></dc:creator>
            <pubDate>Sat, 22 Apr 2023 06:31:05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3-04-22T06:31:05.201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原文在「知性的水豚」，發佈於2023.01.04 好久沒發文了。</p><p>今天偶然讀了何乏筆（2015）的〈新儒家、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能否會通？關於中國混雜現代化的弔詭格局〉。這讓我想到我一直對儒學在政治哲學的發展上很有興趣，只是礙於身邊沒這樣的學習資源（＝要靠自己從頭讀起），所以就一直放著，但還是偶爾會關注。雖然何乏筆這篇文章全文才八頁，不過我倒覺得他把中國政治現代化以及潛藏在台灣民主發展裡面的一股勢力梳理的算清楚，也就是新儒家。</p><p>簡單來說，何乏筆認為從甲午戰爭以來的中國陷入一種極致複雜的現代化道路，而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必須會通新儒家、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三者，才可能真正開創出所謂的「中國特色」。因為全然復古、反西式民主的新王道政治並不實際（讓我想到貝淡寧的《賢能政治》，不知道算不算？），而全面接受西式民主顯然也不可行，因此就必須要彼此會通。</p><p>但是會通也不能只會新儒家與自由主義，因為一方面中國奉行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所以（大陸）新儒家要談中國政治不可繞過；另一方面，何乏筆認為港台新儒家因為冷戰意識形態對立，從而將新儒家與社會主義的對話排斥到邊緣之處，這反倒會限制新儒家自身的發展及其會通。</p><p>為何如此說？何乏筆認為新儒家有唯心論的侷限，而不論是從康德哲學或社會主義來看，唯物論所強調的「歷史／物質結構條件」顯然是存在的，這也是要以新儒家構思現代政治所不可或缺的兩條道路：唯心論的自由主義，以及唯物論的社會主義。</p><p>何乏筆有一段提到港台新儒家顯然能接受「社群主義」，這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唯物論所要強調的歷史／物質結構條件。按照威爾金里卡、麥可桑德爾、查爾斯泰勒等人對社群主義的說明，社群主義主張人的自我認同受到出生地域、性別族群等廣義上的「社群」（或共同體，其實就是community）影響，因此所謂以唯心論來設想個人的自由與民主權利必須考量到「群體差異」，但這顯然並不和唯物論直接相關。</p><p>總之，雖然只有八頁卻還算的清楚，尤其把何乏筆自己的批判理論和哲學訓練彰顯出來，這陣子再找幾篇他的文章來看看。</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2c7effbd2227"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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