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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Stories by Eric Lai 黎恩灝 on Medium]]></title>
        <description><![CDATA[Stories by Eric Lai 黎恩灝 on Medium]]></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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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Stories by Eric Lai 黎恩灝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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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新書公佈：《在夾縫中抵抗：從依法治國與司法抗爭的比較經驗看香港》]]></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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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Eric Lai 黎恩灝]]></dc:creator>
            <pubDate>Sun, 14 Jan 2024 22:13:15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01-14T22:13:15.030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55/1*2x1Vcp9ItBCmGjqV6_dGlw@2x.jpeg" /></figure><p>本人的第二本中文專著《<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78845">在夾縫中抵抗：從依法治國與司法抗爭的比較經驗看香港</a>》， 即將在2024年1月公開發售。以下是拙著的簡介：</p><p>過往的香港享有國際社會公認的司法獨立和法治，也是「香港故事」中香港成功的基石與港人自豪的來源。對外資來說，優秀公平的商法及民法、廉潔的法官、高效的司法機構等，已提供足夠誘因來此通商；對港人來說，法治、司法獨立的概念深植人心，彷彿擁有法律和法律制度，便足以保障人權與自由。然而，香港真的是個法治（rule of law）社會嗎？</p><p>其實，香港法治之建立，可說是英殖時期的政治手段：香港的法律制度移植自普通法與便於管制的殖民地法例，雖有司法獨立之外衣，卻不曾擁有真正的民主問責，對政權始終缺乏有效制衡，也為日後威權主義式的法治制度和文化鋪路。主權移交後，威權色彩更為鮮明，司法逐漸與政權融合，甚而為其所用，成為權力意志的延伸，種種狀況在二〇二〇年六月《港區國安法》通過後益發嚴峻，「四十七人案」、「《立場新聞》案」、「黎智英案」等國安大案即為例證。</p><p>本書作者黎恩灝從法律的根本概念入手，討論何為法治的真實意涵，以及威權體制如何利用「法治」、「依法治國」等概念遂行對於社會的全面控制。同時也透過南非、美國、巴勒斯坦和臺灣等地的經驗，比較各國的行動者與法律人，如何以法庭為戰場與威權體制進行司法抗爭，及其產生的得與失，希望能為仍在夾縫中頑抗的人們，開啟新的思考空間與行動可能。</p><p>名人推薦</p><p>羅永生（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退休副教授）</p><p>阿古智子（現代中國研究學者，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p><p>專文推薦</p><p>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總主筆）</p><p>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p><p>倉田徹（立教大學法學部教授）</p><p>陳玉潔（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p><p>張潔平（媒體人）</p><p>許菁芳（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暨南大學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p><p>許仁碩（北海道大學媒體與傳播研究院助理教授）</p><p>黃丞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p><p>共同推薦</p><p>（按姓氏筆畫排序）</p><p>//黎恩灝的這部新著最為值得細續的，就是作者更為深入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歷史梳理和理論解釋，去解答為何香港原有的法治為何會如此脆弱，令致威權法治可以長驅直進的問題。更進一步的，雖然面對香港法治四面楚歌的困境，作者也不忘為讀者開拓縱深的歷史和環球視野，參照外地種種「司法抗爭」的經驗，為法治敗壞和理想失落的情勢下，提供坐困愁城之外的思考出路和精神鼓舞。//──羅永生（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退休副教授）</p><p>//李柱銘、梁家傑、戴耀廷 – —香港過去幾十年的民主運動是由多位香港法律專家所領導的。現在，在《港區國安法》體制下，民主派已不能在街頭或議會中開展活動，而被監禁者可以「自由」發言的法庭則成為了最後的抗爭舞臺。本書透過與大量外國案例的比較，仔細探討繼承中英文化的香港司法的獨特性，並探討司法抗爭的可能性，成為了一本絕望中的希望之書。//──倉田　徹（立教大學法學部教授）</p><p>目錄</p><p>推薦序 羅永生</p><p>推薦序 阿古智子</p><p>前言</p><p>PART 1依法治國的神話</p><p>1 法律、法治與「依法治國」</p><p>2. 「例外主義」下的法律體制與法律文化 – —二戰前德國的「雙重國家」</p><p>PART 2 香港的「威權法治」</p><p>3 由殖民到後殖民，香港「法治」體制的嬗變</p><p>4 後英殖司法系統的「安全化」 – —香港國安體制下的法律、法官與法庭</p><p>5 威權下的「司法獨立」，是美德還是煙幕？</p><p>PART 3 司法抗爭的啟示</p><p>6 比較司法抗爭之一</p><p>– —法庭的「超合作運動」</p><p>7 比較司法抗爭之二</p><p>– —抗辯者的顛覆意志</p><p>8. 香港的司法抗爭：從體制內到體制外</p><p>結語</p><p>何明修教授的專文推薦：〈<a href="https://voicettank.org/%E5%BE%9E%E8%8B%B1%E5%BC%8F%E6%B3%95%E6%B2%BB%E5%88%B0%E4%B8%AD%E5%BC%8F%E4%BB%A5%E6%B3%95%E6%B2%BB%E5%9C%8B/">從英式法治到中式以法治國：香港法律成為鎮壓異議人士的手段</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780d32e75ce3"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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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悼念八九六四，建構本土民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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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Eric Lai 黎恩灝]]></dc:creator>
            <pubDate>Fri, 24 Dec 2021 19:02:59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1-12-24T19:13:38.789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strong>悼念八九六四，建構本土民運</strong></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95/1*5eq2lc3Z8Sowc3jxWoTBpw@2x.jpeg" /></figure><p>作者按：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晨，香港中文大學彷效香港大學及嶺南大學，在無事先預警下將，清拆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新民主女神像」，並移離校園，下落不明。筆者在二○一○年是中大學生會會長，負責協調「新民主女神像」落戶中大。本文來自自拙著《破解香港的威權法治：傘後與反送中以來的民主運動》，回顧二o二o年前香港悼念六四的光景，議論香港人悼念八九六四和本地民主運動的連結，以及新民主女神像落戶中大的反思，現全文轉載，以立此存照。</p><p>（相片，2010年6月4日，香港中文大學）</p><p>（一）民女事件，本土抗爭</p><p>二○一四年，香港的本土派政團「另起爐灶」，在尖沙咀舉辦六四晚會，明言不認同支聯會晚會的路線和質疑其目的，有數千人出席。二○一五年的六四，退出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的香港大學學生會在校內自行舉辦六四晚會，亦表明不認同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翌年，不少大學生組織和倡議本土主義的政團，仍然多番非議支聯會的六四晚會和「建設民主中國」等口號，甚至因有學生報刊文章以侮辱性言辭形容支聯會，引來社會反彈。時至今日，年輕一輩對應否紀念六四，以至應否「建設民主中國」等的討論，氣氛已變得相當冷淡。</p><p>對我來說，紀念六四不單是捍衛當下民主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更是發掘、肯定香港本土民主運動共同記憶的重要過程。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在任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時發生的「民女事件」。</p><p>二○一○年，我在任中大學生會會長，在八九民運二十一周年前夕，爆發了「新民主女神像」落戶中文大學的爭議（下稱民女事件）。爭議源於兩面：一，新民主女神像由外地運至香港期間，歷經官方的重重限制；甚至在時代廣場公開展覽時，被警方「沒收」，激起社會極大反響，視為政治打壓，踐踏公民自由。二，在新民主女神像「獲釋」後，以時任校長劉遵義為首的中大校方發出聲明，指校方基於「政治中立」的理由，拒絕學生會提出擺放雕像的申請。此論一出，旋即引起社會譁然。</p><p>六月三日，我和各校內校外學生組織（包括學聯）在記者招待會中指出校方立場是政治獻媚、破壞大學的學術和思想自由，堅持雕像在中大擺放。翌日，我和中大學生會以及學聯朋友，在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晚會「大台」上，公開呼籲市民和學生在晚會後到中大集會；終有二千師生見證新民主女神像落戶中大。雕像至今仍然矗立，成為中大「非官方」地標之一。</p><p>民女事件反映出「六四」本身，和香港本土的抗爭是唇齒相依的。民女事件之所以「升級」，是警察打壓表達和集會自由，和大學校方自我設限，破壞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為社會所抵抗。這些建制權力實在地侵犯、壓縮香港人享有的公民權利和自由。建制打壓的原因，就是因為香港人和學生會實踐公民權利時，觸動中共的政治神經，被視為衝擊「六四」禁忌。故此，在香港悼念「六四」，正好是一把尺去量度香港人能否完滿實踐和體現其公民權利。 在中共對香港全面統戰工程日深之時，這尤其重要。換言之，「六四」對香港而言，即使撇除中港民運關係的視角，它和本土人權發展，實在息息相關。</p><p>對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卻不認同「建設民主中國」的人來說，是因爲中國與她/他無尤，還是因為中國不值得有民主？如是後者，則這觀點本身是「反民主」的。如是前者，則她/他要分辨清楚，中國與之不相干，是客觀的事實還是主觀的願望？在客觀上中港政治經濟地緣的自願/非自願連帶關係下，明顯中國與之無尤，是出於主觀因素多。但我感到這種主觀願望，並未壯大民主運動，令運動更有實力抵抗、進迫統治者；它只是鞏固了一種對政治漠不關心和犬儒的集體心理，對促進民主，事倍功半。</p><p>當中共對香港的吸納政治日益膨脹，難道我們能無視大陸政權而迴避抗爭嗎？每年的六四晚會，就是香港和中共的暴政一直勢不兩立的最大象徵，是代表了香港拒絕遺忘中共暴政、拒絕讓步、並堅決捍衛香港人尋求真相、充實人權和建設正義的權利。這其實是香港人很重要的政治身份認同。既然「六四」大框架下的相關議題、價值和香港本土權利如此相關，那麼不論屬於哪政治光譜的陣營，如要關懷本土，其要務實在於肯定和論述「六四」，而非迴避「六四」；刻意迴避「六四」，只是駝鳥地無視香港本土公民政治權利的問題，甚至構成「選擇性維權」的話，最後可能與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更相違背。二零二零年國安法通過後，公開悼念六四，隨時成為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當紀念中國大陸的人權慘案而成為香港的政治犯，那麼悼念六四，必然是一個屬於香港的本土人權運動。</p><p>（二）港人主體，空間政治</p><p>中大學生會當年成功動員二千多人在中大見證「新民主女神像」矗立，固然和校方的錯誤及連日輿論氛圍有關，但我相信更直接的是中大學生會在當晚支聯會六四晚會台上緊接學聯發言，公開呼籲市民和學生到中大集會。</p><p>我清楚記得，我在台上發言的對象，除了八九年以來一直參與集會的市民，更有為數不少的中學生和年青一代。這十多萬人，構成了一個承先啟後的命運共同體。這份在同一時空下共負一軛的激情，其實頗直接鼓勵了晚會參加者繼續出席後續的抗爭行動。如果當年缺少了這一環節，我猜想到中大見證新民主女神像落戶的人數，尤其年青一代的香港人，必然大減。</p><p>其實，學生組織高度參與六四晚會，也是和在場同輩分享共同的語言，連結「六四」和香港本地政治困境，共同承擔香港民主運動。六四晚會的主體，始終是香港人。如鄭煒和袁瑋熙兩君在有關雨傘運動的研究中發現，參與佔領的香港年青人，大多參與過七一遊行和六四晚會。這更令我堅信，六四晚會不再單純是上一代「大中華膠」的周年聚會，更成為了接駁香港年青人與香港（對不少人來說，也包括中國）民主運動的場域，為凝聚香港的抗爭政治奠基。</p><p>抗爭政治的其中一個戰場，是爭奪公共空間。當年學生會堅持將神像及浮雕放置在鄰近鐵路站的大學廣場而非學校建議的大學本部，除了因為大學廣場的地利因素之外，亦是在於中大學生自主空間的稀缺。屬於學生會全權管理的室外空間，僅得范克廉樓外的「文化廣場」。在一些寬闊、適合舉辦大型活動的室外空間如大學廣場、百萬大道、峰火台等，均需經過漫長而僵化的申請程序。校方這種對室外空間的僵化管理，正正是窒礙了公共空間的發展可能。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神雕落戶中大，不單為香港獻出媚共辭窮之醜，更突顯校方對學生自主空間的漠視。校方要保持政治中立，就連空間也變得中立，什麼也沒有，失去了空間藉藝術品、人文活動帶來改變的可能，由中立變為孤立，成為一所「地空空，無一物」的學校。</p><p>法國著名空間理論家拉菲伏爾指出，對抗行動產生的力量，能夠挪用原有受權力機關控制的空間，進而創造出一個對立於現存建制的對抗空間（counter-space），最終可以解放被壓抑的社會性空間。雕像矗立中大，正是打破了中大管理層封閉公共空間的行動。面對校方以歪理拒絕雕像落戶，學生會除了沉默，就只有抗爭。三千人會師大學廣場，見證雕像和浮雕為中大的公共空間打開了一個新缺口，改變了大學廣場一塊草地的意義。這次行動，亦為推動大學廣場成為師生自主空間打下一支強心針。</p><p>爭奪公共空間，既是改變權力不對等關係的手段，亦是公民展現活力與創意、充權以充實社會運動的機會。大學實踐社會責任，應帶領社會進步，推動更豐富的人文生活。除了學術生產、向外參與社會，校園的空間本身就有一種服務社會的公共性。公共空間的公共性不只是向公眾開放，更在於透過公眾的參與，展示和塑造更多可能。在神像矗立後的周日，香港電台電視節目《城市論壇》移師中大舉行，吸引百多人參加，活化了大學廣場，令廣場成為一個新公共空間。神像成為新公共空間的「定海神針」，中大有此靈地，管理層就應該以寬容的態度彰顯校園的多元性，讓學生甚至民間社會能夠在校園舉辦更多有公共性的人文活動，既體現大學百花齊放的自由風氣，亦為我城推動公共空間發展作一示範。反之，當校方伸展權力規訓學生、打撃學生參與公共事務和在校園論政，作為近合政權的自保手段，大學自由、自主、多元的氛圍就會逐漸死亡，成為專制社會的縮影。由二零一零年的校園抗爭，對比今日二零二一年香港各大學高層打壓學生會自治的手段，就可見爭奪公共空間的抗爭政治，只能是大學生們和香港人的畢世修行。</p><p>（三）民主傳承，傳承民主</p><p>民女事件亦折射了實踐民主和忠於傳承的張力。誠然，由校方聲明拒絕新民主女神像在校園內擺放，到六四當晚在中大矗立雕像之間，僅有不足四十八小時的時間供學生會應對籌謀。當年的學生會對「六四」立場固然有民意授權，但面對這突發事件，學生會的處理手法在事後也惹來了部份同學的批評，例如未有充份諮詢同學意見、以對抗方式「違法」矗立民女云云。但我當時的判斷，是必須平衡縱橫兩面：我們除了有橫向視野，時刻警惕是否忽略廣大同學的民主參與外，也有縱向的歷史承擔。八九年後歷屆中大學生會均高舉平反六四、對抗中共極權為綱領，我相信並非僅僅是巧合而已。當每屆幹事對學生會在八九民運以降的角色、理念和史實有深度和充實的掌握後，應明白到同時向同學和歷史問責，至為重要。如果當年學生會應對民女事件時抽離學生會以至香港民運的歷史脈絡，相信連動員香港人參加中大集會的勇氣也沒有。在當時，平衡同學問責和學運歷史傳承的確艱難；但慶幸的是，我們最終沒有獨傾一方；在形勢下也得到輿論和同學的肯定。</p><p>當然，我們不應盲從傳統。批判社運領袖建立的「傳統」，對推進民主運動同樣重要。「本土派」對悼念六四的批評，某程度上提醒我們要更深入去反省紀念六四的意義和價值。六四屠殺，是八九民運的結局；既然八九民運本身就是一個爭取反腐、自由和民主的運動，檢視運動的過程、組織、論述和得失，可以是對香港發展民主運動，尤其是透過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爭取民主的參照資源。</p><p>不少海外學者，透過比較八九民運和八、九十年代其他國家的大型非暴力抗爭，得出不少對非暴力抗爭如何爭取民主化的分析。對於身處香港的我們，如能在紀念六四同時，理性地比較、分析八九民運和香港多次大型群眾運動，定會充實紀念六四的價值。質疑紀念六四對香港民主運動沒有效用的人，更應花時間去研究、解說香港民運應如何從八九民運中吸取面對中共極權的教訓，這對香港本土的民主運動實在有利無害。我在二○一九年六四周年前夕，應邀在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六四論壇演講，和其他嘉賓以古鑑今，與紀念六四的晚會儀式既不相衝突，從理念上也「活化」了對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的認知，效果也是在對沖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前社會一片冷淡，甚至是「唔關我事」的政治文化。</p><p>二○一七年六四前夕，坊間出版了一本題為《從支援中創造：有待相認的八九香港》的小書。作者陳景輝透過整理過去幾年民間「八九紀念導賞團」的資料，重申香港人在八九民運中的參與，是屬於香港本土的重要記憶。他認為：</p><p>八九六四根本是百萬港人的一次民主洗禮⋯⋯縱然後來坦克車將之暴力輾碎，當時這一政治創傷，一定程度的造成犬儒、冷漠、移民，但同一時間，也有很多人沒有給挫折打垮，並懂得人間正義和自由民主的真諦，走上不一樣的路⋯⋯今天香港社會所著重的自由民主反專制氣息，絕非自然而然，其中一個重要部分肯定是八九六四所帶來的啟蒙及挫折的遺產。</p><p>八九民運的確深刻塑造了香港民主運動的軌跡。認識八九、紀念六四，是重拾香港民主發展共同記憶的其一關鍵。「八十後」一代如我，對香港民主運動的直接經驗多來自○三年七一大遊行或雨傘運動，但我們更需要貫串這些關鍵事件，重構一個更完備的「本土」民主運動的歷史叙事。這思想訓練我們的頭腦不會急功近利，而有長線、宏觀的視野去堅持民運到底。</p><p>（四）念茲在茲，人心不死</p><p>二○二○年，警方以防疫為由，反對支聯會在維園舉辦六四燭光晚會，成為八九年香港首次無法在六四當日公開、合法舉辦悼念活動的一年。</p><p>曾經有人道：「悼念六四，不一定要到支聯會維園的晚會。」去支聯會晚會與否，已不由我們自由選擇。這一天，終需來臨，只是想不到來得這麼快。</p><p>過去曾有想像過，最理想地悼念六四，是維園二十萬人集會以外，全港各地都有上萬人以至十萬人集會，百萬人悼六四嘛。香港在反送中運動有過二百萬人上街，難道我們會滿足二十萬人集會悼六四而已？</p><p>政權藉新冠肺炎和警察暴力打壓異見者和公眾遊行集會的權利，已是今日全球威權化的標準公式，香港情況並非孤例。不過，香港同時走在全球公民抗爭的前端。香港人在反送中運動的示威手法、策略、表達方式，揉合古今，亦創新猷，已有不少海外示威者模仿。抗爭方法與時並進，亦不必拘泥於一元的表現方式。</p><p>沒有維園燭光集會，對香港本地的抗爭運動來說，當然是一個打擊：我們被政權中斷了守護記憶的公共空間。但我們也記得在反送中運動裡，「拆一掛十」，「行動如水」的經驗，已經刷新了我們的抗爭想像。最終，在六四當晚，大批市民自發衝入維園點起燭光；全港各地也有上百成千的市民聚集，以燭光告訴全球，香港人悼念死難者和毋忘暴政之心不死。</p><p>政權以為肺炎和「非法集結」罪可以嚇走香港人的行動意志，打開「沒有悼念」的潮流，今次可謂輸得一敗塗地：</p><p>維園集會禁不了，反而真的和各區開花和平悼念六四，悼念的地理覆蓋面大幅擴大了；</p><p>過去是否由支聯會一枝獨秀搞悼念六四的爭論也不重要了；</p><p>對前往維園悼念六四有冷感的人，在大街小巷也見到了大中小型晚會了；</p><p>外國媒體也報導，在國安法和警察威嚇下，香港人仍然敢出來突破白色恐怖了；</p><p>以後每年，無論打壓有多大，走出來悼念六四、繼續抵抗暴政的信念也停不下來了。</p><p>（本文於二o一五年至二o二o年陸續寫就）</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800/1*IQty9a8aQJrrMgvHyYtU0Q@2x.jpeg" /></figure><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480/1*0wgKKflP3oB7C4PFDQV6xg@2x.jpeg" /></figure><p>（相片：2021年12月24日，香港中文大學）</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ceedf5a79bb7"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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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從政治學法治10] 美國司法抗爭的教訓]]></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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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法治]]></category>
            <category><![CDATA[司法女王]]></category>
            <category><![CDATA[美國]]></category>
            <category><![CDATA[香港]]></category>
            <category><![CDATA[社會運動]]></category>
            <dc:creator><![CDATA[Eric Lai 黎恩灝]]></dc:creator>
            <pubDate>Mon, 11 Oct 2021 20:44:39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1-10-11T20:44:39.550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在二○二○年九月以八十七歲高齡辭世。普羅大眾、法律精英和人權組織紛紛悼念巨星隕落，並向金斯伯格對美國人權運動的貢獻致敬。</p><p>金斯伯格最廣為人道的，是她透過司法訴訟，爭取性別平權的歷程。一九七一年，身為新澤西州立大學法學院教授的她，與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合作草擬兩份訴訟委聘書，一份提告當局沒有保障單身男士供養年老母親可享有與女性同等的扣稅安排；另一份入稟狀控告州政府偏袒男性可享有成為未有按立遺囑而死亡的親人遺產執行人，製造性別歧視。<a href="#_ftn1">[1]</a>結果是美國最高法院以該案違反《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為由，指州法律歧視女性，故判申請人勝訴，成為美國性別平權運動的里程碑。</p><p>翌年，金斯伯格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任法學院教授，並應邀擔任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婦女權利計劃」（Women’s Rights Project）協調人，開始她委身平權運動之路：透過司法訴訟，逐步挑戰在美國歧視女性的法律，以漸進方式改造美國的法律條文和法律文化，使性別平等成為主流。她最後的崗位，是被委任為最高法院大法官，亦是她終其一生的榮譽。</p><p>金斯伯格之所以在保障人權方面貢獻良多，既建基於她的個人際遇和心志，也由制度條件所塑造。她能用司法抗爭的方法開展性別平權運動，除了因為受害人願意入稟法庭，也因為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下稱聯盟）有效的資源動員。它是美國當地一所大型的全國性非政府組織，旨在「捍衛和維護美國憲法和其他法律賦予每個公民享有的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聯盟的策略除了倡導政策和動員群眾外，更會主動參與司法抗爭。它聘用律師成為組織的僱員，為受到法例或政策影響的公民提供法律代理，或者在一些已有律師事務所代理的人權案件中隨時準備加入訴訟，成為「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去陳述法律觀點和表達訴求。</p><p>聯盟接到個案，會和當事人、社運人士等共同商議訴訟策略，令這類違憲審查和維權訴訟，不止停留在一種防守性、保障當事人權益為本的方式去打官司，進取地把訴訟連結社會運動，直接要求司法和立法機關進行法律改革。透過善用法律資本和司法資源去謀求進步改革，在美國的法律文化和社運文化是平常事；聯盟對平權運動的觸覺和龐大的資源網絡，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當年的金斯伯格發揮其心志與所長，推進性別平權運動。</p><p>聯盟的經驗，能否複製到香港？答案是一半半。</p><p>首先，香港不少事務律師有維權與尋求司法公義的心志，但香港規管法律專業的制度卻並不鼓勵律師為公民社會和弱勢社群提供免費法律服務（pro bono legal service）。香港的律師要提供有償或無償法律諮詢，首先要所屬的律師事務所購買專業彌償保險（indemnity insurance），以管理客戶控告其所聘用律師的風險；一般而言，事務律師要為非政府組織提供免費法律服務，首先要得到其受僱、已有專業彌償保險的事務所批准。至於大律師，他們雖然可以為不同群體提供免費法律服務，但只是出於自願性質，行業公會未有仿效其他司法管轄區，強制要求大律師（訴訟律師）負起義務法律工作，強化「以法達義」的專業及普羅法律文化。</p><p>其次，香港的慈善機構並不能直接聘用律師進行法律專業的工作，因為按現時的法律執業證書規定，非政府組織及慈善團體並不屬於獲認可的僱主。即使是合資格成為法律從業員的人士獲該等機構聘用，也不能以事務律師身分工作。故此，香港不能如美國公民自由聯盟般有自己的律師團隊推動司法維權；即使是和律師合作，也要視乎其事務所是否願意負起挑戰政權的政治和司法成本。所以，香港的行業規定，某程度局限了有意投身維護人權、促進公義的律師發展其志業。<a href="#_ftn2">[2]</a></p><p>再者，香港除了有專業彌償保險的限制，還缺乏集體訴訟制度（class action），令香港的社會運動和法律界難以完全複製美國人權運動的策略。梅麗朗（Rachael Mulheron）在《普通法法律體系中的集體訴訟》（<em>The Class Action in Common Law Legal Systems</em>）一書中的定義指集體訴訟是：</p><p>「一種可讓多人針對同一名被告人提出的申索（或其中部分申索）在一宗訟案裏一併裁定的法律程序。在集體訴訟中，一人或多於一人（『原告代表人』）可代表自己提出訴訟，亦可以同時代表多名基於與原告代表人所指稱過失相同或相類的過失而申索補救的其他人（『該集體』）提出訴訟……集體成員雖然在該項訴訟的大部分過程中都沒有積極參與，但就共通的爭論點而言會受到訴訟結果約束，不論結果是有利或不利於該集體亦然。」<a href="#_ftn3">[3]</a></p><p>集體訴訟的例子，多數和消費者追討產品貨物不對辦而提告生產商有關，例如早年蘋果公司更新手機系統時，刻意令手機運作遲鈍，引發大批用家入稟法院追討賠償。集體訴訟更可用來挑戰公權力。在幾個月前再度爆發的美國「黑人同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和引發的連串警暴爭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便和一班在和平示威中受傷的抗爭者，向明尼蘇達當局提出集體訴訟，控告警察使用不必要及過度武力，違反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和平集會權。<a href="#_ftn4">[4]</a></p><p>集體訴訟的好處，除了令單靠個人則缺乏經濟能力追討賠償的申索人，可以集腋成裘追討損失外，也能有效運用法庭資源；更重要的是集體訴訟可以壯大申索人的支持群體以至社會運動，令司法行動不止是個人與財團或當權者的爭端，而是集體維權的公共行動。</p><p>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早在二○一二年已發表報告書，建議香港應採納集體訴訟機制。法改會相信一個全面的集體訴訟機制能夠強化尋求司法公正（access to justice）的渠道，並會提供一套「有效率、清晰明確和實際可行」的機制。然而，特區政府到二○二○年，仍然將法改會的建議停留在研究的階段。</p><p>金斯伯格的傳奇一生，反映在法治社會，要打破製造歧視的法律文化，群眾動員、人權教育和司法抗爭實在缺一不可。同時，要有更靈活和公平的制度設計，保障專業界別的行業利益之餘，也要令非政府組織、法律從業員以至市民大眾能夠活用法律資源，才能有效透過司法制度尋求公義。</p><p>香港幾十年來經過一場又一場捍衛人權的社會運動，愈來愈多法律精英對司法抗爭充滿熱忱，或許是孕育出更多港版金斯伯格律師的土壤；但要孕育一個港版「公民自由聯盟」的話，就有更遠的路要走。</p><p><a href="#_ftnref1">[1]</a> <em>Reed v. Reed</em>, 1971.</p><p><a href="#_ftnref2">[2]</a> 可參考三年前非政府組織PILNet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This Way: Finding Community Legal Assistance in Hong Kong（<a href="https://www.pilnet.org/resource/this-way-finding-community-legal-assistance-in-hong-kong/">https://www.pilnet.org/resource/this-way-finding-community-legal-assistance-in-hong-kong/</a> ）。</p><p><a href="#_ftnref3">[3]</a>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報告書：集體訴訟（2012年5月），第3頁。（<a href="https://www.hkreform.gov.hk/tc/docs/rclassactions_c.pdf">https://www.hkreform.gov.hk/tc/docs/rclassactions_c.pdf</a> ）</p><p><a href="#_ftnref4">[4]</a> <a href="https://kstp.com/news/aclu-minnesota-files-class-action-lawsuit-on-behalf-of-protesters-injured-during-george-floyd-demonstrations-/5809375/">https://kstp.com/news/aclu-minnesota-files-class-action-lawsuit-on-behalf-of-protesters-injured-during-george-floyd-demonstrations-/5809375/</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4d6b8c435aab"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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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從政治學法治9] 法律精英與公民社會並肩]]></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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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中國]]></category>
            <category><![CDATA[公民社會]]></category>
            <category><![CDATA[法治]]></category>
            <category><![CDATA[威權]]></category>
            <category><![CDATA[香港]]></category>
            <dc:creator><![CDATA[Eric Lai 黎恩灝]]></dc:creator>
            <pubDate>Sun, 10 Oct 2021 21:22:17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1-10-10T21:22:17.890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從縱向的角度看，香港的威權法治從英國殖民統治、英中主權移交、中共對港實施《基本法》及移植其法治觀念及操作而來。從比較政治的角度，威權法治，正是今日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s）重要的管治手段。</p><p>正如上一章所述，威權政體司法制度背後的價值基礎，不是法治（rule of law），而是法管（rule by law）──法律和司法系統僅僅是政權的工具，而非防止濫權的制度；即使其憲法保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在當權者操控之下，三權也無法發揮互相制衡的作用。</p><p>今日威權政體的成熟之處，在於無需事事嚴刑峻法，亦能收法管之效。學者Tamir Moustafa 和 Tom Ginsberg 在<em>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em>一書指出，威權政體和極權國家的差異，在於願意保留司法部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既能包裝自己有「法治」的形象，也能令法院成為鞏固政權的工具，例如：</p><p>一．透過司法判決加強社會控制、將反對派邊緣化；</p><p>二．維持法制一定程度自主，予公眾一個「法治」形象，鞏固政權的管治正當性；</p><p>三．控制行政官僚及處理體制內不同派系的鬥爭；</p><p>四．維持司法機關在處理商業法及私產的公信力，保障商界的產權和經貿利益；</p><p>五．透過具有非政治化形象的法院就政治爭議作裁決，使政權表面上置身事外，實際上藉判決獲利。<a href="#_ftn1">[1]</a></p><p>總而言之，威權體制下的司法部門，儘管享有局部自主處理日常民事或商業案件，但在涉及政治敏感的案例，往往不敢觸碰政權，更有可能被政府利用作打壓異己的工具。</p><p>以上形容法院在威權政體下的特徵，能否映照香港的現況？</p><p>中共全國人大在二○一六年就香港立法會議員宣誓就任時提出反中口號作出第五次釋法，「詳盡」解釋《基本法》第一○四條有關公職人員宣誓和「政治效忠」的規範，變相修改《基本法》內文。人大之舉，除了衝擊香港法治，本質上就是威權中國出於政治利益，利用中共《憲法》和《基本法》訂立的法制打壓反對派，既成功排斥政治異見組織日後參選議會，也向溫和民主派收殺雞儆猴之效；透過釋法提供彈藥於政權去撤銷不符新宣誓議員的資格，更能製造政治機會，令建制派在補選中有機可乘。人大選擇在法院判案前釋法，等同在訴訟過程直接施加政治壓力，令判決成為香港法制是否向政權示忠的尺度。</p><p>按威權政府的如意算盤，只要容許香港法院仍有一定自主，在無關政治鬥爭的民事及刑事案件作公正判決，做到「儆惡懲奸」，法院亦能維持公正不阿的公眾形象，保住本地商界和外資對法制的信心，繼續在香港發展經濟活動。而《基本法》第158條有關人大釋法的條文，從根本上已令香港無法享有完整的司法獨立體制，加上香港特區本質上從屬一國，中國憲法不改，即使修改《基本法》，人大威權仍然無法動搖。退休法官胡國興論釋法時言希望人大「有權唔好使到盡」，正正點出關鍵：中國政府一直有權向香港法制大動干戈，只是以往未嘗用盡；如今出於政治利益，「有咁盡得咁盡」，以法管壓過法治。到了二○二○年中，中共在北京強行立法通過適用於香港的《國家安全法》，繞過諮詢和在香港立法的正常程序，等於完全撕破畫皮，觸發外商準備撤出香港，外國政府亦陸續直接或間接制裁特區政府以示抗議。但筆者要指出，在中共撕破畫皮前，其威權法治的手腕，一早在香港張馳；尤其在二○一四年雨傘運動之後，政權愈來愈「敢於亮劍」，用盡一切法律工具去鎮壓異己。</p><p>香港過去數十年來，有不少法律精英和公民社會組織積極推動法治和人權教育，司法獨立、三權分立、民主憲政的理念應深入民心，但在香港特區和中國的威權體制下，理念和現實的落差，始終難以縫合。畢竟，香港早在英殖時代已無終審權，主權移交到中國後，所謂終審法院，在中國主權之下，也變成無最終釋法權。退休法官包致金早有明言，香港人應誠實地面對在沒有民主下，香港享有的只是「類法治」（approximation of rule of law）的司法制度（二○一五年九月廿三日）。</p><p>認清現實，不等於要認命。不少國家往往需要漫長、持續的抗爭過程方能完成民主化，這過程背後，也許就是抗命的決心。爭取法治其實殊途同歸。</p><p>Moustafa 和 Ginsberg不忘指出，威權政府容許司法機關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其實要冒上政治風險，因為社運人士可透過向法院提出訴訟，挑戰政府政策；而法院在訴訟過程中，無可避免會提供空間予提訴者將政治爭議公諸於世，向政府施加壓力；當社運組織和法律專業團體推動司法獨立，並頻頻在法院向政府提出訴訟時，他們能建構一個「司法支援網絡」（Judicial Support Network），在司法界的平台與威權政府抗爭。兩位學者以威權時期的台灣為例，指出當年的社運律師、律師公會和民間組織相互合作，抵抗國民黨政府，成為力爭司法自主的關鍵力量。儘管威權政府能以政治手段收窄反對派運用司法機關抗爭的機會，例如為司法覆核內容設限、改變司法部門升遷制度以利誘司法人員自我設限、及大力打壓民間和司法界主導的「司法支援網絡」等，但政治抗爭的過程永非線性，長期鬥爭亦能爆發不斷的可能。面對巨人，大衛也可以得勝。</p><p>香港的法律界除了以專業知識和地位推廣自由人權和力陳威權法治之害以外，亦能參考周邊國家司法抗爭的經驗，思考如何進一步連結公民社會，有策略地抵抗日益操弄法制的威權政府。由二○○五年香港反世貿示威起，有律師自發為抗爭者提供法律支援，到二○一九年反送中運動，大批義務律師自發組織，到警署和法庭支援成千上萬的被捕人士、維護他們的法律權益，正是香港法律精神和公民社會建立支援網絡、抵抗威權法治的支點。</p><p><a href="#_ftnref1">[1]</a> Ginsburg, Tom, and Tamir Moustafa, eds （2008） <em>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em>. New York, 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troduction.</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d3f46bb9c2c2"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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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從政治學法治8] 拒絕迷信殖民「法治」]]></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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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china]]></category>
            <category><![CDATA[hongkongprotests]]></category>
            <category><![CDATA[rule-of-law]]></category>
            <category><![CDATA[authoritarianism]]></category>
            <category><![CDATA[hong-kong]]></category>
            <dc:creator><![CDATA[Eric Lai 黎恩灝]]></dc:creator>
            <pubDate>Sat, 09 Oct 2021 11:43:37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1-10-09T11:43:37.985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從政治學法治8] 拒絕迷信殖民「法治」</p><p>二○一七年夏天，十三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抗爭者和三位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因著香港律政司向法庭提出刑期覆核，終由上訴庭推翻之前下級法院的判刑，將十六位充滿理想的抗爭者送入監牢。</p><p>政府覆核抗爭者刑期，被視為弄權打壓異己，輿論譁然，群情洶湧。不過，在聲援「新界東北案」入獄者的晚會，有立法會議員發言指，不能因為一單案件就對法庭失去信心，港人仍要相信香港的法治，因為這條防線不能失守。筆者聽後，認為此論頗堪玩味，值得細思。</p><p>威權政體信奉以法管治（rule by law），不視法律是限制政府權力的防線，而是鞏固政府權力的管治工具。香港背靠威權中國大陸，又有「人大釋法」作為政權強大的「法律武器」，在體制上實不足以抗衡「有權用盡」的威權政府。</p><p>「以自由民主為本的法治」與「威權政體的以法管治」在理念上南轅北轍，前者強調以公正的法律限制政府，保障人權；後者則將法律從屬政治權力，除了透過嚴刑峻法打壓異見，也開始懂得利用法庭的「光環」去鞏固統治。當中的佼佼者，不能不提新加坡。</p><p>法律學者Jothie Rajah在《威權式的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論述與正當性》（註）一書指出，新加坡實行以法管治的指導思想，是將法治當中的自由民主價值，從屬於國家經濟發展和危機意識濃厚的「生存至上論」，有策略地將不少維持政權利益、限制人權的法律包裝為法治的體現。 換言之，就是新加坡式的「儒表法裏」。</p><p>這策略之所以奏效，和新加坡的殖民歷史有莫大關係。世界歷史經驗可見，追求（民族）獨立的反殖鬥爭，也許是凝聚群眾重視個人權利和法治，以及打破殖民式法管的一個決定性事件（the one defining event），但這並未在新加坡的獨立過程出現；反之，新加坡獨立後，幾乎完全繼承殖民政府的司法體系和其強大的、非自由主義式的法律傳統（powerful illiberal ideological tradition）。新加坡殖民政府將法管發揮得淋漓盡致，藉法例賦予政府控制各種發牌、監控、攏絡利益集團。所謂「法治」，只是面紗。</p><p>Jothie Rajah引當地《出版法》、《宗教和諧法》等為例，指出它們的條文排除自由法治的內涵，融入殖民年代《內部安全法》的元素 – —即行政機關在緊急狀態下能蓋過司法機關運作、甚至防止司法覆核──令緊急權力能透過法律條文在正常狀態下運作。另一邊廂，新加坡的《法律專業法》亦曾規定，法律專業團體只有得到政府邀請，才可以評論法例，削弱律師公會維護法治發聲的力量。</p><p>新加坡政權一方面通過歷史論述建構，例如多番歌頌殖民政府有效管治、殖民政府的司法體制是國家遺產等等，向公眾美化其「假法治」；另一方面，通過雙重體制（dual state）的操作，司法機構在商貿法制上力保公平公正迎合外資，卻在涉及政治和人權的案件以嚴法打壓異見人士，營造出「真法治」的表象。總而言之，新加坡政權抽走法治中重視人權保障的精髓，換上殖民主義以法管治的內涵，以所謂「法治程序」立法保障政權利益和限制人權。對新加坡國民來說，行使自由不再是天賦人權，而要當局批准，造就「懇求式公民」（supplicant citizen）的文化。作者總結新加坡的司法體制，本質上就是承接英殖遺產的「新殖民主義」。</p><p>相信讀者看罷上文，一定感到熟悉。該書作者筆下的新加坡，和香港的經驗有太多相似之處了。</p><p>香港由英國過渡到中國，經歷的就是劉兆佳提出的「沒有獨立的非殖化過程」。一國兩制的本質，就是繼承英國殖民時代包括司法的體制，即使香港在主權移交後設立了終審法院，在「人大釋法」的設計下，真正的終審權只是由倫敦搬移到北京。中央和特區政府過去談論法治和司法獨立，不從保障權利着眼，只聚焦吸引外資、維持投資者信心等等。</p><p>近十年來，政權對司法體制的論述，由強調「法治」的經濟效益，擴展到推廣司法體制維護執政權力的政治效益。二○○八年，習近平以國家副主席身分訪港，提出「三權合作論」，指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要「互相支持」；二○一四年，國務院發表有關一國兩制的「白皮書」，提出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而香港各級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員也是「治港者」，要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等職責；到二○一七年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稱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而是實行特首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指中央依憲法和《基本法》對港行使「全面管治權」，變相否定司法機關的獨立和制衡權力。四年後，中共主管港事的港澳辦、中聯辦、特區政府齊聲指香港沒有三權分立，甚至將前法官有關「香港三權分立」的簡報在網站移除。</p><p>在上述的歷史和政治結構下，儘管香港仍然有司法覆核和人權法，整體的「法治」也會逐步被威權法治的意識型態所侵蝕。</p><p>從具體司法操作來看，政權除了有「人大釋法」的「尚方寶劍」，更懂得活用《基本法》和英殖法律遺產來鞏固統治，例如香港主權移交後的臨時立法會，恢復了英殖過渡期廢除的《公安條例》若干條文，凡遊行集會，主辦者必須先得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方為合法，等於行使集會自由要有警方批准。</p><p>前述被覆核刑期上訴的十六位抗爭者，本因觸犯公安條例而被捕；但他們之所以被加監判囚，並非由法庭主動提出覆核，而是由政權任命的律政司提出。政府「有權用盡」要求覆核刑期，更明言上訴庭的判決書為日後同類案件提供量刑準則的指引，客觀的政治效果就是主動藉法庭提高日後參與社會行動的風險，以及剝奪在囚者未來五年不得參選區議會和立法會的權利。</p><p>今日香港法律制度的特色，就是「新殖民主義」和「以法管治」。</p><p>律政司提出覆核社會運動參與者和組織者刑期的上訴判決出爐後，坊間對判辭以至法官裁決譁然，也對抗爭者因律政司覆核刑期而鎯鐺入獄感到憤慨。回應者、評論者有從判辭內文入手，分析判決合理性；亦有從法律專業技術着手，指出如何從現有體制的空間去繼續上訴，推翻結果。但新加坡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繼承殖民司法體制的威權政府，其法律制度和文化結構斷不會以促進法治為依歸。要準確理解香港有無保障自由人權的法治體制，總要扣連歷史、政治、經濟的條件和限制作分析。</p><p>筆者相信法治，不是因為香港已經有真正的法治，而是因為更相信民主。唯有真正民主化，方能保障法治。香港人也不能再迷信殖民年代留給我們的「法治」面紗，而要認清：中國法制打壓人權，不等於英國遺留的法制全面體現法治。在香港推動民主，和推動體制去殖化以達致真法治，其實是分不開的。</p><p>註：https://www.cambridge.org/core/books/authoritarian-rule-of-law/E7911140302F6029C738AD13A5D58D0F</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bd7baff68b07"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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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破解香港的威權法治》自序]]></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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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反送中]]></category>
            <category><![CDATA[法治]]></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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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威權]]></category>
            <category><![CDATA[民主]]></category>
            <dc:creator><![CDATA[Eric Lai 黎恩灝]]></dc:creator>
            <pubDate>Thu, 22 Jul 2021 22:15:44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1-07-22T22:16:26.145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aVs9TxpHcRFY7INS5vrisg.png" /></figure><p>“The only way to assert the right to publish is to publish.” — Ben H. Bagdikian</p><p>前華盛頓郵報總編、二○一六年辭世的 Ben H. Bagdikian，在七十年代美國「五角大樓文件案」中，面對政府威嚇出版越戰官方機密文件危害國家安全的壓力，堅持揭露真相，說下這一番話：「我們確保出版權利的方法，只有出版一途。」</p><p>這句話，也是我決定撰寫本書的重要原因。</p><p>香港在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正式由中共人大常委通過的港版「國家安全法」接管。親中人士形容是香港「二次回歸」的象徵；支持民主運動的大多數香港人就意識到歷史書上形容的極權時代已不遠矣。國安法正是對一九年修訂逃犯條例爭議引發之「反送中運動」的一次大反撲。的確，國安法通過後，至少有兩位社運人士被控其公開言論干犯「發表煽動文字」及「具煽動意圖」罪；輿論界、傳媒界、教育界、高教界的寒蟬效應和自我審查就更甚。因此，公開書寫和出版其實相當「不識時務」。</p><p>但放諸歷史，人要享受思想自由、良心自由、言論自由，始終靠持久的抗爭，是得來不易的瑰寶。出版的內容也許毫不浪漫，但出版本身，在公共生活窒息的年代，就是要守護陣地，證明自由和理性地表達尖銳的意見，堅持固守的思想信念是多麼可貴。</p><p>當然，如果只為出版而出版，只是一種空洞的呼喊。我寫作本書的另一個原因，是由追本溯源和立此存照兩個方向出發，令華文讀者從一個批判的角度，更加了解香港的政治、法律和社會面貌。二○一九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或「逆權運動」，令華文媒體在二○一四年的雨傘運動後再次關注香港，並深入反省中國大陸對兩岸四地至於世界的影響。</p><p>本書的內容主要是來自我二○一五年至二○二○年在香港發表的文章。在此之前，我已在香港媒體撰文，試圖介入公共討論。年少無知，在媒體月旦時事，也源於我在大學時代，已活躍於香港社運。不過，對我影響更大的，是中學年代響應教會呼籲，首次參與民間遊行，反對港府強行訂立國家安全法，成為我參與政治運動的啟蒙，使我對政治學、政治理論和憲法興趣日增，間接推動我在中大選修政治，又參與學生會，打開我參與社運、組織社運的大門。大學時期，我既從事基層運動，又成為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陣）的召集人，組織大大小小的抗議行動和一年一度的「七一遊行」，後來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進修，以及在菲律賓生活體驗貧民的壓迫，誘發我再思精英和資本家崇尚的法治社會，反而是對社會大眾的壓迫，繼而選擇走入博士班的「死路」，研究法治在後殖民年代的香港如何成為壓迫與反抗的載體。凡此種種經歷，令我體會到街頭運動、學術碰撞和日常抗爭三者，對塑造我當一個「公共人」，真是缺一不可。</p><p>在書寫的過程，我總是在想著一代又一代的香港人，前仆後繼，為打破威權專政的困厄而負隅頑抗。外人眼中波瀾壯闊的反送中運動，對香港人來說，是用血淚甚至生命編織而成的哀歌。這首哀歌訴說香港人的苦難。但它令人哀慟之餘，仍然是一部讓人毋忘初心的樂章。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在英殖年代被溶解成個人主義和過客心態掛帥的居民身分；但主權移交後的政治變遷和社會運動的頑抗，令飽受苦難的一代香港人，成為手足情深的命運共同體。</p><p>我自小便是天主教徒，常常記得聖經一句話：「默西亞不是要先受苦，才能進入衪的光榮嗎？」（《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六節）。在威權中國和國安法下的香港，民主運動的代價愈來愈高：超過一百人因國安法被捕和調查、過萬人因參與反送中運動被捕，當中超過七百人被告暴動。但同時，當我們回顧中國維權人士劉曉波、王全璋等的遭遇，其家人和其他維權朋友，受苦了多少年？又不妨回頭看看，波蘭、捷克的反共人士，以地下運作方式或坐牢，承受了多少年？我不是要強加比較，或要將受苦浪漫化，但今日香港，多少能更體會中國大陸諸位受苦的仁人義士，也更有空間去體會受苦本身的沈重、厚度，與背後所堅持的信念之強硬堅定，是成正比的。</p><p>的確，追求真理、追求民主的過程，必然經受痛苦；我們有勇力接受參與民主運動帶來的代價，有承受、承載自己內外之痛、離別之苦的能力，可以來自宗教信念，也可以來自理智和情感所陶成的內在力量。</p><p>不少香港人在國安法後決定移民，其實有如走入茫茫大海，心繫香港，卻被迫做浪人。無論選擇身土不二，抑或人在他方，相信大家的心志總不會割捨香港。這本小書，是給華人世界的一個邀請，讓大家都得彼此理解，分擔痛苦，共負一軛。</p><p>我有（無恥的）勇氣將拙作收集成書以供於世，說到底也是過去在社會運動和學術機構中體驗的成果。我尤其要感謝陳健民、周保松、王慧麟三位老師為本書撰序，他們的言教身教，一直鼓勵我繼續抱持人文關懷、堅持用知識和論述來參與公共事務。</p><p>本書得以付梓，要感謝新銳文創首肯出版，才能令本書成事。同時，我也要感謝為本書提供了不少反送中運動的照片的阿匡。本書大部分文章，皆曾發表於香港《明報》、《立場新聞》、《獨立媒體》、《時代論壇》、《眾新聞》和《端傳媒》，收錄於本書時，再一一重修甚至重寫，按主題編排而成。每篇文章末段同時列出原文出版日期，以供讀者參照。上述平台的各編輯一直支持和包容我的評論，我特此致意。當然，本書一切錯漏，皆是我一人的責任。</p><p>謹以本書獻給</p><p>沒有放棄和願意牢記的人。</p><p>（拙作《破解香港的威權法治》已在台灣及網絡書店上市，內容試閱可前往博客來網頁：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7568?sloc=main）</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22b1d630a3ad"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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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從政治學法治7] 檢控官如何在法庭操作政治？]]></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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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法治]]></category>
            <category><![CDATA[香港]]></category>
            <category><![CDATA[政治]]></category>
            <category><![CDATA[司法]]></category>
            <dc:creator><![CDATA[Eric Lai 黎恩灝]]></dc:creator>
            <pubDate>Sun, 18 Jul 2021 20:15:18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1-07-18T20:15:18.464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法治和司法獨立是兩個密不可分的概念，但法治絕不等於司法獨立。邏輯上，法官和裁判官負責審訊經執法部門（警方）和檢控部門（律政司）呈遞的案件，但這兩個份屬行政機關的部門如何選擇、先發敍述案件，實非法官之責。</p><p>刑事檢控社運人士，可以是不偏不倚的公權行為，也可以充滿政治色彩。一位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社運人士Carolijn Terwindt在二○一九年末出版專著《當示威變成罪行：自由民主下的政治與法律》，透過比較西班牙、智利和美國針對社運人士的刑檢制度並訪問三地檢控官，嘗試打破「刑事檢控政治中立」的迷思。<a href="#_ftn1">[1]</a></p><p>傳統智慧認為，民主社會下的法律制度，依從自由法律主義（liberal legalism）的套路，將犯罪視為個人盤算及行為的結果；但從社會學角度而言，刑事法的功能是在分歧的社會，協助政府控制社會（social control）。即使檢控官強調刑檢以公益為圭臬、法律以保障普遍的個人權利為依歸云云，現實是法律終究是不同集團維繫、競逐利益的工具；檢控官在法庭提出的檢控敍述（prosecutorial narratives），就成為不同利益集團正當化打壓社運或宣稱自己是受害者的基礎。檢控敍述並非單純陳述案情，它隱含控方選擇如何描述處境、詮釋事實、選擇元凶等等。控方如何敍述、描繪、扣連案情與背景，就會影響被控人士「該當何罪」。</p><p>在自由民主國家，檢控官確信自己不偏不倚，只是一位應用經民主制度訂立的法律之公僕。但事實又豈會這樣完美？Terwindt先後三個國家訪問檢控官，得出的結論正好相反。不少受訪者承認，他們有不同方法將案件事實「適應」在既有的法律規範，決非單單應用法例（applying the law）般簡單。然而，他們為了保住檢控的權威與正當性，維持「不偏不倚代表公益」的形象，就要搬出法律的「神主牌」，強調依法用法，掩藏檢控者面對不同利益集團的盤算。</p><p>控方為了服務政權的利益，面對反抗政權而被捕的抗爭者案件，通常採取兩種策略，第一種是「轉移視線」。當權者以刑事檢控社運人士，本身就是一個將政治訴求「靠邊站」的策略。這意味著政權將示威者的政治訴求是否合理的爭議，轉移成一個刑事問題，以刑事程序處理。一方面，自由民主政體下的刑法制度強調政治中立、不考慮案情的處境，將政治訴求「掃地出門」。另一方面，政權將與示威者的政治角力扭轉成犯法與否的問題時，就會將示威者塑造成罪犯、暴徒，從而有利政權拒絕妥協的取向。控方亦有更多空間將公眾輿論和傳媒焦點轉移到刑事案件的法律細節。</p><p>例如，智利原住民馬普切族與外來利益集團爭持土地與天然資源，最後演變成各方衝突。抵抗者成為「罪犯」、檢控官以《反恐法》控告示威者破壞私產、地主又多番強調「我們不會向恐怖份子妥協」云云，令原住民與外來者的政治矛盾，更難透過談判解決，公眾焦點也會由馬普切族的生計問題，轉移到運用反恐法用作抗爭者身上是否適切。</p><p>第二種策略，就是「上綱上線」。檢控官將個別刑事案件牽連到政治大環境甚至歷史背景，試圖論證刑事毀壞或搗亂份屬地下恐怖主義活動和分裂國家，令案件的層次由保障個人及財產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與民主政體的問題。但民主和國安問題，不必然和個別罪案有直接關係，但控方總會「蒐集」證據，引用被告的網上言論和公開文本，在刑事敍述中塑造被告行為有固定規律，證成被告並非個別人士，而是參與有組織或集體行為，從而以門檻更低、刑罰更重的《反恐法》作出檢控。</p><p>回到智利的例子，檢控官以《反恐法》起訴示威者破壞私人地方，就能以該法例賦予的權力隱藏證人身分，但馬普切族憂慮控方之舉，有利於收受利益者能夠保密身分，指控保護家園的抗爭者。而在西班牙，當檢控官以《反恐法》起訴當地抗爭者時所用的證據，就包括一些在示威現場公開展示的分離主義武裝組織成員近照。「上綱上線」的效果，就是控方用似是而非的證據和論述去強調示威者早有預謀、背後有未知勢力操控云云，從而引用更嚴厲的刑法去懲罰他們、打壓示威。</p><p>Terwindt的比較研究，旨在打破「犯法就是犯法」、「法律與政治無關」的慣性思考；即使在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刑事檢控制度，也能成為當權者的政治工具，關鍵在於不屬於司法機關的檢控方如何將政治問題扭轉為刑事問題，令反抗政府的示威成為一種罪。</p><p>西班牙、智利及美國的案例，和香港法庭審訊反修例示威案有無直接比較的價值？香港連自由民主制度也欠奉，即使有司法獨立，又如何能保證檢控獨立和專業執法？在威權法治之下，只要執法和檢控兩方不公不正或耍手段，增加抗爭者被捕的政治和司法成本、又把政治壓力全數轉嫁到法庭，那麼執法者和檢控者，當然是威權政體破壞法治的打手。</p><p><a href="#_ftnref1">[1]</a> Terwindt, Carolijn (2019） <em>When Protest Becomes Crime: Politics and Law in Liberal Democracies.</em> London: Pluto Press.</p><p>（初稿刊於香港《明報》，撰於2020年1月7日；本文亦已收錄在拙作《破解香港的威權法治：傘後與反送中以來的民主運動》）</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bd572e9f091b"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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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內在探戈之十一] 煉淨自我]]></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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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苦難]]></category>
            <category><![CDATA[自我]]></category>
            <category><![CDATA[鍛鍊]]></category>
            <category><![CDATA[人生]]></category>
            <dc:creator><![CDATA[Eric Lai 黎恩灝]]></dc:creator>
            <pubDate>Fri, 16 Jul 2021 07:45:30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1-07-16T07:45:30.373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468/1*k8GpsBDygyv4qRy62m-p1A.jpeg" /></figure><p>究竟置身於熔爐的金銀, 如何得以煉淨? 死亡的刺, 如果會枯竭而終?血漏病的人, 會血漏到如何才能死去? 這些問題再次變成了靈魂死亡的迴聲, 變成了阻止我告別自我的迷聲。</p><p>如果告別自己是為了自己, 那我無法真正告別自己。人為人而活, 不是將痛苦轉嫁別人, 而是要和自己講, 世界不只有自己一人。想像的世界之虛妄, 就是只有自己;真實世界之美善, 在於他她你我。</p><p>我在經驗的, 是一種主觀的、個體的痛苦。待在其中太久, 久久不能拔足。只有狠起心腸, 離開黏著幻象的一雙涼鞋,在荊棘路上行走, 趕上那在等候的, 和同行的。腐蝕靈魂的毒液不會一時三刻銷亡, 它將依附著我、阻止我離開舊我。這是意志理智與虛情幻感的抗爭, 它不是容易的仗。但退場, 就只能瑟縮到想像中那黑暗的角落。唯有向前, 才能擺脫令人沮喪和無力的恐懼和鬱結。</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4632882bdd12"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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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內在探戈之十] 被想像之我竹口]]></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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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真我]]></category>
            <category><![CDATA[自我]]></category>
            <category><![CDATA[人生]]></category>
            <category><![CDATA[幻想]]></category>
            <dc:creator><![CDATA[Eric Lai 黎恩灝]]></dc:creator>
            <pubDate>Fri, 16 Jul 2021 07:41:29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1-07-16T10:11:56.117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內在探戈之十] 想像之苦我</h3><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UQRb1ILaZ1MwNwNWpif9nw.jpeg" /></figure><p>想像的痛苦是迷糊了幻覺與真實, 在分辨情感狀態時, 被想像的而非現實牽引, 將問題想到最差, 令自己無法抽身, 不停地虐待自己的靈魂, 久而久之, 虐待變成習慣, 愛與美善的力量, 就要不斷與之抗爭。這種傷害, 不單令自己痛苦, 也造成身邊人的壓力沮喪, 到頭來成為有如深淵的痛苦。它有如蔓藤縛住整個身體, 刺傷身邊的人, 刺痛肉體之餘, 更會刺到冷漠的開關。這種痛苦帶來的孤單、無助、恐懼, 有如呼叫靈魂死亡的迴聲, 引你一步一步走向絕望的懸崖。絕望是有如一世患血漏病的婦人, 終生也不停心漏, 她永遠都滿足不了她的缺口, 別人多麼努力, , 無法填補、治癒她的傷口。對她來說, 痛苦的不只是自己的血漏, 更是因自己血漏而令身邊人無力沮喪, 敬而遠之, 最後又回到孤獨。</p><p>我想離開這種周期的顛簸狀態。它煎熬自己、消磨別人, 我要停止我腦海的盤旋, 我要告別這種思考。我要和想像的我講再見、和那「滋養」我的毒物講再見、和使我令別人受傷的刺講再見。這過程, 會相當痛苦, 猶如將黏在皮膚上的凝膠拔除, 可能是連皮剝落, 弄巧成拙, 早死收埸。</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7b7e04d7ebb6"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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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內在探戈之九] 水山想像之苦]]></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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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痛苦]]></category>
            <category><![CDATA[人生]]></category>
            <category><![CDATA[苦難]]></category>
            <dc:creator><![CDATA[Eric Lai 黎恩灝]]></dc:creator>
            <pubDate>Fri, 16 Jul 2021 07:38:32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1-07-16T10:11:24.628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內在探戈之九] 沉淪想像之苦</h3><p>痛苦可以是主觀的, 可以是客觀的。我在經驗的, 是一種主觀的、個體的痛苦。眾生之苦和個人之苦, 我不作比較, 我只能寫出個人經驗。最痛苦的, 不是因為自己有痛苦, 而是因為自己的痛苦, 成為了傷害人的痛苦。</p><p>我往往徘徊在想像和現實之間的鴻溝。現實是正常的、積極的、安穩的;想像是異常的、消極的、顛簸的。想像帶來的恐懼、幻想、焦慮、瘋狂, 比現實來得可怕得多。但我總覺投入想像中的恐懼。由想像和焦慮而生的憂苦懼, 就像幾只毒物, 在我身體吐上一點毒液, 細水長流地鑽入肌膚、血管、內臟, 不斷周旋。毒液只有幾滴, 不能致命, 但總是纏繞著人的身體、情緒, 猶如刺痛, 卻又不走, 無法揮去, 卻又迷醉。迷醉的是, 當習慣了, 竟難以不與之共處。但仍繼續傷害身心。</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af13d1cfea54"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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