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一度的德國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15) 是當代最重要的藝術展覽之一。然而，今屆「文件展」因印尼藝術群集（collective)「稻米獠牙」(Taring Padi) 的作品被指控涉及「反猶主義」(anti-semitism) 而引起軒然大波。爭議爆發初時，藝術家以黑布覆蓋作品，將其描述為「人民無法對話的紀念碑」，但此舉反而招來更強烈批評，最終把作品完全撒下，策展團隊及藝術家公開致歉，總監引咎請辭。

但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所指，這所謂「反猶」的指控其實一定程度是由於去脈絡化的「誤讀」所致，若仔細審視作品的訊息，基本上看不到作者有宣揚仇恨猶太人的意圖，而這文想要探討的是，究竟這「誤讀」為何發生？

首先，一個不可忽略的背景是這次「文件展」的策展初衷。其實這次「文件展」實現了多個策長手法的突破，如首次由來自亞洲／印尼的藝術組織「Ruangrupa」負責整體策展規劃，他們在這次展覽提出「Lumbung」（印尼語：公共穀倉）此一概念，以「去中心、無大台」的策展手法將權力下放予14個參展團體，於是多場活動隨之擴散，展現與別不同的連結力與自發能量。

另一方面，展覽亦延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 命題的探討，建構「西方中心」以外的批判觀點。如阿姆斯特丹「黑人檔案庫」（Black Archives）的作品《黑人的過去與現在：關於團結的糾纏歷史》（Black Pasts & Presents: Interwoven Histories of Solidarity）展出一系列荷蘭黑人奴隸貿易的文獻資料，並分析當中的種族主義描述。來自海地的「貧民窟雙年展」 (Atis Rezistans／Ghetto Biennale) 展示一組看起來像人骨的小雕像，讓人聯想到當地曾因殖民統治而被打壓的原始宗教。「阿爾及利亞女性抗爭檔案」（Archives des Luttes des Femmes en Algérie）則展出當地自1962年獨立運動以來女性抗爭者的實踐，而在一本1988年出版的小册子裡則有一幅涉及「以巴衝突」的插圖。

除卻具爭議性的歷史檔案，展覽的另一軸線是「社會美學」－－一些強調「集體主義」和「社會參與」的藝術實踐。如在非洲烏干達貧民窟中以低成本拍攝特效電影的「華卡里活」（Wakaliwood）、印尼「加帝旺宜藝術工廠」（Jatiwangi art Factory) 則示範如何透過陶土連結民眾，打開不同方式交流、分享和合作的想像。這些實踐著重的是藝術家與民眾的相處、交流，而非一種物質性的美學作品，因此展覽也有被批評為「無藝術作品可觀看」。

從以上兩個策展框架可見，策展團隊在各方面其實都努力提出其具實驗性、批判性的觀點。然而，此一佈滿糾結歷史及不協調張力的現場，脈絡化的對話本來就充滿難度。展覽的設定期望讓人們改變一些習以為常的認知，嘗試挑戰主流藝術體制的權力結構 －－但前提是，人們願意抱持理解的態度進入展覽，而非將這些差異性當成景觀式的視覺消費。

無論如何，值得我們警惕的是，假如以情緒化的標籤，先入為主地判定藝術家的意圖，又或鋪天蓋地的道德指控，這或都掩蓋從差異中對話和學習的可能，並引導人們進入一些預設的（保守主義）立場。

一個事例是，在這次爭議爆發後，以色列大使館在網上發出帖文批評作品是「戈培爾式政治宣傳」（“Goebbels-style propaganda”) ，然而，若所謂「政治宣傳」是指一些對官方／主流的意識形態不加思索，只作為傳聲筒，其用意就是為了消解討論、消解政治的行為，那麼以色列大使館的帖文應才是「政治宣傳」。

事實上，「稻米獠牙」的作品不單涉及美學上的「政治不正確」（如其「社會現實主義」風格），同時常有意無意地透過作品引發討論，是一種逆向的「政治宣傳」。如在爭議後一篇訪問裡，「稻米獠牙」成員提及他們在展出前其實已知悉該圖像的存在，亦了解該圖像具有一定的敏感，但即便如此，他們仍希望保留圖像而非把它抹掉，藉以向當地觀眾對話，可是他們沒料到反應竟如此強烈。而且，當爭議出現後，藝術家們沒有迴避問題，他們以黑布覆蓋作品，嘗試將爭議留在現場，因此，「討論」由始至終都是藝術家的動機。

可惜的是，這次事件被高度政治化，情緒化的標籤取消脈絡化討論事情的可能性，有如「秀才遇著兵」。總括而言，這次爭議不單是「文件展」的挫折，同時亦反映藝術的批判性在政治現實前的脆弱。在未來，相似的情況或許愈加頻繁，甚至成為新的常態，究竟可如何應對？這將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Ruangrupa #Documenta15 #TaringPadi #Anti-semitism

五年一度的德國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是當代最重要的藝術展覽之一，多年來以其具影響力的策展典範見稱。然而，今屆「文件展」因印尼藝術群集（collective)「稻米獠牙」(Taring Padi) 的作品被指涉及「反猶主義」(Anti-semitism) 【註：一種具排斥性的意識型態，主要表現為針對猶太人的仇恨，乃至排斥、驅逐和屠殺】而被口誅筆伐。以色列駐德國大使館在社交媒體高調發文批評該作品是「戈培爾式的政治宣傳」，卡塞爾市長格塞勒（Christian Geselle）及德國文化部長克勞迪婭・羅特（Claudia Roth）亦對此作出譴責，要求調查該作品為何被允許展示，並認為日後應加強對「文件展」的管控。在連串批評下，藝術家們最終撒下作品，並為作品所造成的不安致歉。事件發生約一個月後，文獻展的總監舒爾曼（Sabine Schormann）引咎請辭。

「稻米獠牙」是著名的印尼藝術家群集，成立於90年代末，即獨裁者蘇哈托倒台前後，他們一貫以左翼、反霸權的「人民民主」立場見稱，常透過創作參與不同抗議，並主動走進社區中與基層民眾一同相處、一同創作、一同行動，其工作方式後來啟發多個鄰近地區的藝術群集，如沙巴的「龐克搖滾舍」（Pangrok Sulap）和東京的「A3BC」。

是次爭議源於其作品《人民正義》（People’s Justice）中的個別圖像，如作品左下角一個頭戴猶太帽，長相如惡魔的人，以及另一個在頭盔上寫有以色列情報機構「Mossad」，並畫上豬臉的軍警。乍看之下，這兩個圖像或讓人聯想到一些過往曾發生在歐洲（特別是納粹德國）的醜化猶太人行為；然而，若進一步從其創作脈絡看，藝術家的政治立場一直傾向左翼／反法西斯，而且印尼並沒有猶太社群存在，為何要借此場合宣揚對猶太人的仇視？這讓人頗為費解。

要回答這問題，或許我們可先從《人民正義》的視覺呈現中找尋答案。這作品大致由左右兩邊的豐富圖像構成：左邊畫上政客、資本家與軍警，背後繪有現代化的工廠和武器裝備，意味其強大的工業力量；右邊則刻畫人民的日常生活，一些人在歌唱、聚會，另有些人正在列隊遊行，手上舉著寫有「Resistance Cultural Movement」（文化抵抗運動）的旗幟。

整體而言，作品透過明確的對比手法表現左右兩方（民眾與統治階層）的對抗。值得注意的是，從畫面左下角的標語「The expansion of multicultural state hegemony」可顯示，藝術家要批判／諷刺的是一個由不同文化／國家組成的霸權，而這次涉及「反猶」指控的圖像正是這霸權的一部分，亦即是說，這作品並非針對猶太族群。

另一重要問題是，在印尼的社會語境，進步人士普遍對美國及其盟友以色列抱持批評態度，當中除卻「以巴衝突」問題，在1965年印尼發生一場由CIA暗中支持，針對左翼／親共產黨人士的大屠殺「九三〇事件」，而政府至今仍堅拒道歉。在這作品中，創作者將作為美國盟友的以色列軍警加進畫面，是為了描述兩國的共謀關係－－然而，批評以色列的國家政策與「反猶」卻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正如反對美國的軍事主義與仇恨美國人亦是兩回事，兩者不宜混淆。

總括而言，所謂「反猶」的指控相當程度其實屬「誤讀」，在我看來，雖然這「誤讀」有可能是源於藝術家的表達手法（如過於漫畫化的處理），或是策展單位的說明不足，也可能是由於兩地的文化差異（如德國人對「反猶主義」較敏感）；然而，也不能排除個別人士將這「誤讀」上綱上線，從而壓抑／審查「文件展」中批評以色列的聲音【註：事實上，在這爭議爆發前，當地團體「Central Council of Jews」便針對性地對展覽提出「反猶」的質疑。另外，巴勒斯坦藝術組織「The Question of Funding」的展場更被人促意破壞及留下恐嚇字句。】。

無論如何，在連串爭議聲中，道德譴責的聲音大幅蓋過脈絡化的閱讀，讓藝術家的批評空間在這次「誤讀」前顯得相當弱勢，究竟這情況是否能避免？這次事件又掩蓋了那些政治討論的可能？這兩問題且留另文再談。

最近香港不約而同出現兩個以「亞洲」為主題的展覽活動，分別是由CHAT六廠策展人王慰慰策劃的「再紡東亞：邊織邊拆的網」與及由獨立策展人吳君儀策劃的「普遍與特殊：亞洲木刻群像」。前者規模較大，媒介以錄象、裝置為主，後者則聚焦在社會面向的木刻實踐。無獨有隅，兩展覽都嘗試探討「何謂亞洲？」的問題，並提問「我們之間」互聯對話的可能性。

對於兩展覽提出的「亞洲意識」所構成的影響？要回答這問題似乎仍言之尚早。不過，正如在「再紡東亞」的研討會上，熊本市現代美術館策展人佐佐木玄太郎指出「亞洲意識」在日本／九州漸漸失落的語境，又或是在問答環場談到，東亞各地的觀眾似乎對這問題存在不同程度的「距離感」，這又倒是個頗有意思的問題。

這裡所謂「亞洲意識的缺席」，其實是對照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亞洲意識」的高峰期；又是或在1990年代初至2000年代，日本和韓國的批判知識分子就「東亞」作出的熱熾討論。在這時期，台灣的知識分子也曾作出不少貢獻，比如陳光興教授提出的「亞洲作為方法」（2006)，一直獲廣泛引用至今。然而，隨近年東亞地區關係變得愈來愈緊張，各地的「邊界意識」正在增強，而橫向的「亞洲意識」似乎落於弱勢。

至於香港，「亞洲意識的缺席」又有它獨特的語境。儘管香港自許為「亞洲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近年不少新落成的文化／經濟建設亦以聯繫「亞洲」為目標，但其實相對於台日韓，「亞洲意識」在香港知識界的討論並不算多，這與它在城市出現的頻繁度亦顯然不成正比。比如，我們今天為何需要討論「亞洲」？連結「亞洲」的意義為何？甚至是，在今天全球化的語境下，「亞洲」之於「西方」，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係？以上問題關乎香港「亞洲意識」的文化政治意涵，但個人認為其討論仍尚待發展。

另一問題是，「亞洲意識的缺席」一方面是文化地理層面的「連帶感」問題，同時某程度上亦是一個「歷史感」 （缺席）的問題。因為「亞洲意識」具有一定的歷史延續性，若這概念脫離其歷史發展的軌跡，人們很難開展其批判討論。然而，「歷史感」這回事其實正是香港文化的短板。或正因如此，雖然「亞洲」這詞即使頻繁地在香港的日常生活空間中出現，人們卻不一太關注這概念所隱藏的含意。

例如，「亞洲」（Asia) 這詞本來就是一個人為的認知單位，其源頭本來自古希臘人對「東方」的描述，到十六世紀末才由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翻譯到漢語。這概念其實內含某種「西方中心」的視角，仿佛歐亞大陸之間存在一道「想像的邊界」，而邊界外的紛異文明後來漸漸被歐洲人視作為區分你我的「他者」。在愛德華・薩依德的經典著作《東方主義》（1978）中，他便詳細闡述這種「他者想像」如何塑造歐洲人的身分認同，進而強化自身的優越性。而在香港，「亞洲」的討論不常放在這一批判語境。

另一方面，在19世紀之前，「亞洲」這概念其實不甚流行，它一定程度上是人們面對西方殖民主義的威脅及其現代化的工業能力下的一種回應。在這脈絡下，明治維新後期的日本漸發展出「亞洲主義」（又稱「泛亞主義」、「亞細亞主義」，Pan-Asianism）的主張，提出以亞洲內部的團結來抵禦西方，建立自身的發展道路。這想法後來亦影響到中國和韓國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家。在此，儘管「亞洲主義」往後出現連串變奏，最終成了日本政客發動侵略戰爭的借口，但從另一角度看，這方案最初包含跨民族、跨邊界，反霸權，反壓迫的政治想像，這其實對今天如何拆解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之間的矛盾／敵對關係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然而，回到「亞洲意識的缺席」問題，以上談及的跨地域／區域聯動的視角，其實正正是香港主流的歷史敘述中，較不常見或較受忽略的面向；傳統的本地歷史的書寫多是從社會內部出發的線性描述，再「從內到外」指出其延伸影響。相對而言，另一種視角則聚焦在區域之間的互相參照，是一種「內外比對」的敘事框架；後者的關注點不在於本地的獨特軌跡，而是一個較宏觀的區域脈絡，以探討各地域之間的互動互聯為目標；而這或就如本地學者羅貴祥教授所言，「香港的『亞洲』想像與記憶的目的，恰巧是要將所謂國族歷史的完整性拆解 […] 藉以重覓那些帶來改變的時刻與可能，來釐清既有的價值系統，建立本身的認知方法。」（2014）。

不是容易答的問題，但想一下還是答應受訪。確實公開悼念的空間給壓縮了，不過，非公開／自發的其實可以，只是後者門檻較高，首先是風險自負，沒有大台給你擋，得被動變主動。在現實的香港，這是知易行難。然而，若加點理想主義，跟志同道合朋友一起圍內做點什麼，這又說不上是不可能，倒是值得思考之處。

其實，對於這歷史我開頭其實也是一張白紙，跟很多同輩的朋友不一樣，沒有一些熱衷告訴我這事情的家人師長，加上當年年紀甚小，之後要到成年才一點一點弄明白情況。

09年（20週年）與友人一起策劃「P-at-riot：80後六四文化祭」是轉折點，行動其實大多出自朋輩們推動，大家抵勵前行，但事件的前因後果，當時還沒有很仔細鑽研。事實上那計劃提出新世代角度談記憶承傳，本就有種政治正確性，是否將不自覺地把事情工具化？這問題較少討論。不過，如何以另類角度思考這歷史？ 這問題意識在當時也初步確立起來。

09年後我參與了「活化廳」，打開了從社區參與的軸線悼念的可能，於是在接著數年都開展大量豐富藝文悼念活動，最多人認識的應是「來往廣場的單車」和「碧街事變」行動劇，尚有北京藝術家陳光的攝影展。

接著，當每年做這事，歷史與我的關係，與社區的關係，與香港的關係，香港與中國的關係等問題漸漸圍繞。表面上你仍可以不斷重複地做，但我可怎樣對這事建立更深化認識？這要對自己交待。延伸的情況是，我開始對這事情如何影響一代香港人？特別是過往一些前輩的生命軌跡很感須趣；另一點是，中國內地的社會發展，包括一些權利問題，城市發展問題，表達空間問題，甚至邊緣勞工的問題，我也愈來愈關心。

後來網上開始有說法是將悼念六四和中華民族主義／民族認同拉上關係，對我而言，這說法挺奇怪，因我跟中國（社會）的情感聯繫多是經連串事件和朋友的接觸，這跟地理上的聯繫更密切。正如我同樣挺關心，東亞各地的問題，台灣、韓國、日本等，這裡的出發點是從批判角度出發的跨地意識，不是認同意識。再者，若說香港與其他地方的聯繫，也不太需要一個先後的前設，更不應就此構成膠不膠的問題。

訪問裡其實還有一條線，那就是藝術角度談六四，過往這路徑實踐不少，但編幅有限，沒多提，日後有機會再談吧。

訪問全文：

公開悼念不再，我們思考 - 20220529 - 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