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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Stories by Lester Yang 忻浚賢 on Medium]]></title>
        <description><![CDATA[Stories by Lester Yang 忻浚賢 on Medium]]></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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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Stories by Lester Yang 忻浚賢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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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書評：張超英 —不按牌理的台日推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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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李登輝]]></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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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Lester Yang 忻浚賢]]></dc:creator>
            <pubDate>Sat, 02 Apr 2022 18:47:5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4-03T02:28:03.767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sMLbVLAzDBU9nwP014Bq1A.jpeg" /><figcaption>若在外交官及記者行家談及近代台日關係，無人不識張超英，更誇稱其兩度駐日（1980–1985；1994–1998）為「張超英時代」。</figcaption></figure><p>《宮前町九十番地》，是已故前台灣駐日新聞處處長張超英的傳記，由陳柔縉執筆。如陳柔縉所說，張超英從來不在公眾視野之中，但若在外交官及記者行家談及近代台日關係，無人不識張超英，更誇稱其兩度駐日（1980–1985；1994–1998）為「張超英時代」。</p><p>劉黎兒在推薦序中讚張超英能「在沒有舞台的地方創造出舞台來」：第一個五年內讓台日新聞關係正常化，即使兩地並無正式外交關係，亦能令日本主流大報（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由冷淡漠視到熱切關注台灣動向；在第二個五年，成功將當時總統李登輝帶到日本主流報導，首次將台灣總統形象帶到本土以外，令李成為日本家傳戶曉的人物，同時為台灣爭取在國際社會最大曝光機會。</p><p>很多人以為，能創造如此對外關係的重大成就，操盤的縱然不為公眾所知，亦必定位高權重，但實情恰好相反，如陳柔縉後記所言：</p><blockquote>「名氣響亮，不是因為他當過甚麼部長、總司令，相反的，他的官位頗小，就只是個處長。對新聞界來說，他有點像電影裡布魯斯威利（ Bruce Willis）所飾不受節制的警探，以不按牌理出牌和神勇無比出名，單槍匹馬，做了跟他的職位不相當的大事來。」</blockquote><p>身處台灣1970年代開始的外交困境，不少駐外官員覺得難以力挽狂瀾，態度相當消極；而張超英在1980年接手台灣駐日新聞處，認為只有主動出擊才能為台灣開拓生存空間：</p><blockquote>「人生欠缺機會，常因我們單憑肉眼，或靠皮膚感覺溫度，馬上下判斷，認定沒有機會，試都沒試就放棄所致。」</blockquote><p>因此張超英一改機構頹風，開始別人眼中不可能的任務，由零到一、由地區報到主流大報、由冷淡漠視到熱切關注，一磚一瓦地建立起台日新聞關係網絡。他沒有因為台灣當時的外交地位而妄自菲薄，反而更實事求事，一步一步經營台日關係：</p><blockquote>「我認為，應該去了解日本需要什麼，我們的本錢又是什麼，即使只有一千元本錢，也有一千元生意的做法。不能自暴自棄說沒有錢，也不應該只有一萬元，卻妄想做十億元的生意，因為對方絕非傻瓜。應該自我分析台灣有什麼力量，日本有什麼力量，之間有什麼利害關係。再從利害切入，說服日本、要求日本。」</blockquote><p>陳柔縉透過傳記故事側寫大歷史，善用了張超英的個人經歷，以非傳統的角度折射出近代台灣史：傳記的前半部，張超英以本省人的視角，從其家族歷史開始，細說日治時期至國民黨遷台早期的人物風貌；而後半部，則偏離台灣史的慣常套路，不多提及國民黨戒嚴時期、美麗島事件、野白合學運等歷史轉折，反而利用張超英在美國、日本的新聞工作經歷，描述由退出聯合國、台美斷交以至台日關係重塑等等對外關係的低潮與轉型。在探索及開拓台灣外交、新聞空間的過程中，陳柔縉筆下張超英的一夫當關箇然精彩，但他與宋楚瑜、李登輝的公私場合的傾談互動，亦為這兩位轉型時期的重要人物，提供性格及思考上的立體側寫。</p><p>行走在如此的江湖，張超英肯定是幸運的一個，不單因為其背後顯赫家族所提供的各種見識滋養，亦因為他長期留洋海外，得以遠離台灣本土的各種政治風波，才能有機會做到忠於自己不群不黨，才能有機會去實踐信念驗證自己的眼光。我行我素，結果當然官位不高，但有時候卻必須與權力保持適當距離，才會有理性去思考未來，才會有彈性去製造改變。身處政治轉型的時代，張超英能淡泊名利、實踐自覺對得起良心及台灣的事，既是幸運，亦不容易。</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6b2a5d9500e5"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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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寫在端傳媒訪問之後：政治傳播、公眾傳播與網絡科技]]></title>
            <link>https://medium.com/@lester_ycy/%E5%AF%AB%E5%9C%A8%E7%AB%AF%E5%82%B3%E5%AA%92%E8%A8%AA%E5%95%8F%E4%B9%8B%E5%BE%8C-%E6%94%BF%E6%B2%BB%E5%82%B3%E6%92%AD-%E5%85%AC%E7%9C%BE%E5%82%B3%E6%92%AD%E8%88%87%E7%B6%B2%E7%B5%A1%E7%A7%91%E6%8A%80-ffd0ff5906f2?source=rss-6167584851d4------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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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hong-kong]]></category>
            <category><![CDATA[political-communication]]></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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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elections]]></category>
            <dc:creator><![CDATA[Lester Yang 忻浚賢]]></dc:creator>
            <pubDate>Sun, 13 Mar 2022 06:40:32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3-13T06:40:32.595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fLHxeq2IybfKywbrqAzHLA.jpeg" /></figure><p>（完整訪問：<a href="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216-hongkong-disappearance-of-the-election-atmosphere/">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20216-hongkong-disappearance-of-the-election-atmosphere/</a>）</p><p>篇幅有限，與記者其實有探討政治傳播／公眾傳播的不同面向，個人認為都比評論特首選舉選戰有趣，不過明白要應節，無關係的東西就由它石沉大海。襯著疫情留在家中，我也想為自己作一個思考上的紀錄：</p><p>1) 政治傳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與公眾傳播（Public Communication）</p><p>記者問，在當今時代與法制框架下，政治公關行業還有否生存空間？也有受訪者坦言，政治公關對現時的選舉作用有限。我認同，如果將選舉傳播看作是政治公關／政治傳播的一切，確實自由度及可以做的相當有限。</p><p>但事實上，我所認知的行業（通稱為公共事務），對政治傳播／公關的理解並非僅此而已，行業開初所觸及的範圍，早已遠超選舉週期，例如處理持分者／公眾參與、政策遊說、公眾教育等等，通通也能在政治傳播／公關的框架下去理解；而客戶亦非只有政府或政團，非政府機構及私營機構也越見有公眾參與及認知的需要。</p><p>行業原初重心可能是政治傳播（與核心政策、政治有關的溝通工作），但因應時代、需求改變，漸漸己擴大至公眾傳播（與公眾利益有關的溝通工作，因此政治傳播其實是公眾傳播的一環）。以私營機構公眾傳播面向的擴大最為明顯，近例為古蹟保育、防疫及行業補助措施、過渡性房屋興建等舉措，其受眾已經由指定類別的消費者擴大至公眾。</p><p>2) 公眾傳播與網絡科技</p><p>所以公共事務行業的生存空間肯定是有的，而網絡科技應用肯定是上述重心轉向及發展的催化劑。公眾傳播的需求一直都存在，只是網絡科技（尤其是社交媒體）近年應用的高速發展，才讓這些需求擴大及有被回應的機會。</p><p>以選舉傳播為例，記者問到是否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市民才對候選人的非政治面向有好奇心，我說，市民需求可能一直都存在，只是以往的溝通科技／社交媒體的發展，並不足以讓候選人及團隊去回應相關需求。最簡單之例，2011年專頁功能在香港Facebook的應用，其實只在起步階段，所以建立與市民的個人化溝通，肯定非候選人的首要任務。而2012年及之前的選舉，新聞媒體依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候選人需要迎合新聞邏輯，做好一如以往、「大家」所理解的特首候選人，自不然要循規蹈矩，講好作為一個Decent Politician的故事，面向自然離不開政策、政治。</p><p>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社交媒體的各項功能／技術已經成熟，而立法會選舉的（部份）民選性質，讓候選人及其團隊（由其是民主派陣營）有建立與選民個人化溝通的強烈需要。科技成熟，讓選民需要有被回應的可能，才讓競選團隊有動機不斷「試當真」，提供不同種類、不同方式的內容（例如剪輯辯論內容達至「完美KO」，這種處理直接影響競選團隊如何去理解電視辯論：以往可能要求候選人對其政治立場、政策熟書，但為了在社交媒體上呈現「完美」形象，目標就轉為在辯論過程中製造soundbite，以提供足夠素材讓團隊加以剪輯），去測試選民反應，再基於反應再微調、改良。</p><p>2016年之所以關鍵，是在於一系列「試當真」下，為後來的選舉提供了很多成功、失敗的案例及體驗；而這一年的大開異彩，提高了選民對政治／選舉的參與期望，亦讓日後的團隊看見社交媒體的可能性、可塑性及創造性。所以2017年所出現的「曾俊華現象」，其實有其網絡科技、結構性的面向；而2016年的選舉，對後來的競選手段改革提供充分土壤，所以絕對功不可沒。</p><p>近年公共事務的行業發展方向，亦肯定與網絡科技應用掛勾。網絡科技成熟與市場、選舉越來越多的成功／失敗案例，讓公私營機構看見回應公眾利益、訴求的不同可能性，亦看見自己身處於網絡世界的脆弱及危機。在配置網絡／社交媒體科技、改革與公眾溝通的進程，如果網絡正處於「Social Media 5.0」，那為數不少的公私營機構仍處於「Social Media 2.0」，亦即理解社交媒體為發佈公式資訊（新聞稿、剪報、減價消息）的渠道。如何適當地引入熱門網絡科技，將公私營機構推展至3.0、甚至是4.0的階段，相信依然是公共事務行業的重要發展方向，同時亦有相當大的發揮空間。</p><p>3) 只有某派別才重視公關？</p><p>這個討論，沿自於記者問到，香港民主派及建制派重不重視公關？對讀者來說，這條問題可能有既定答案：A派別重視，B派別不重視。</p><p>我們嘗試從內容生產者的角度去思考：它們服務的其實並非「大家」，而是各自的「受眾」：透過針對目標觀眾（Target Audience）的習慣及口味，設計相應內容，從而植入信息及引導行為。如果你作為A派別的反對者，看不順眼、覺得奇怪其實是正常的，因為A派別從來沒有想過去迎合你、改變你，而它只是想透過內容生產去鞏固既有支持，而非擴大支持的光譜。</p><p>實例很多，有同齡朋友說「S師傅、K事行動啲片真係搞唔掂」，上去望一望，正面反應、留言成千上萬，當中不乏「S師傅好嘢」、「H律師好嘢」等真心留言，如此代表，你喜歡與否他們的口味、設計都好，他們已經找到方法、方式、渠道跟自己的支持者直接且有效地溝通。</p><p>所以網絡科技的應用，並非某一個派別的專利，而且只要擁有資源，就能快速學習及複製。所以，兩大派別都重視公關，但只限於針對自己支持者的公關。</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ffd0ff5906f2"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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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軍民同綫：烏克蘭的戰爭傳播與網絡科技應用]]></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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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information-warfare]]></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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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Lester Yang 忻浚賢]]></dc:creator>
            <pubDate>Sun, 13 Mar 2022 06:07:47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3-13T06:07:47.030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iframe src="https://cdn.embedly.com/widgets/media.html?src=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embed%2FGavaV2cQEjw%3Ffeature%3Doembed&amp;display_name=YouTube&amp;url=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GavaV2cQEjw&amp;image=https%3A%2F%2Fi.ytimg.com%2Fvi%2FGavaV2cQEjw%2Fhqdefault.jpg&amp;key=a19fcc184b9711e1b4764040d3dc5c07&amp;type=text%2Fhtml&amp;schema=youtube" width="854" height="480" frameborder="0" scrolling="no"><a href="https://medium.com/media/8d9e1707ea1102563d53986d7ff069f1/href">https://medium.com/media/8d9e1707ea1102563d53986d7ff069f1/href</a></iframe><p>戰爭不只有熱戰，也有資訊戰、傳播戰的部份。俄烏戰爭的資訊戰之所以特別，除了是一場專制、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傳播（War Communication）較量，亦在這是網絡革命後第一場現代國家間的傳播較量：以往資訊戰是由機構（政權、大眾媒體）主導，人民經常只處於接收資訊的一方，但現在社交媒體及網絡影音平台盛行，人民也有傳播及參與製作內容的機會。因此當代戰爭資訊戰是多角色互動、高流量且瞬息萬變。</p><blockquote><strong>抗爭傳播作為切入點－網絡科技如何介入政治對抗</strong></blockquote><p>在討論俄烏戰爭傳播之前，想先介紹抗爭傳播（Protest Communication），因為這個角度能夠為我們展示，當代網絡科技如何應用在富有對抗性立場的環境之中。撇除一系列反恐戰爭，在俄烏戰爭發生之前，世界大部份衝突都發生在單一政體之內，由2010年阿拉伯之春、2014年烏克蘭危機，到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這些衝突的共通點，都是政府與（部份）人民處於對立的狀態，而抗爭傳播就網絡科技應用提供以下分析角度：</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g50t0ZhamRluxU2z.jpg" /><figcaption>科技挪用（Technology Appropriation）在衝突事件中屢見不鮮。於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網民曾在網絡地圖上標示各種情況，為現場抗爭者提供最新資訊，方便資源及人員調配。</figcaption></figure><p>一，人民如何利用網絡科技所提供的機遇，去促成抗爭的實踐及創新（例如在Google Map上製作抗爭地圖標示警力的位置及部署、在Telegram上建立快速傳播抗爭資訊的頻道、在網上號召參與線上聯署或線下示威抗爭），並建立抗爭傳播網絡（Protest Communication Network），透過媒體、社交媒體專頁群組及即時通訊群組宣揚及達到抗爭訴求；</p><p>二，政府如何利用資源上的優勢，透過購買及學習網絡科技（例如鼓動政府支持者建立專頁及群組以抗衡反對聲音、製作網絡資訊及廣告反駁訴求、監測及參與抗爭者資訊頻道的討論），縮窄與抗爭者的技術差距，並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抑制、打壓甚至是消除抗爭行為；</p><p>三，政府與抗爭者雙方爭奪話語權，在社交媒體及大眾媒體上各自地呈現或重塑抗爭「現實」，以影響大眾如何理解抗爭行為。</p><blockquote><strong>烏克蘭的戰爭傳播－軍民網絡合作與分工</strong></blockquote><p>上述抗爭傳播的分析角度，部份也可以借用在戰爭傳播之上。但俄烏戰爭作為案例、最突破原有分析框架的地方，就是在烏克蘭政體之內，政府與人民不單非站在對立面，更站在同一陣綫對抗俄羅斯的入侵，從而引發出戰爭傳播中的網絡合作與分工：</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976/0*RNS0uBZZpJi-sGHT.jpg" /><figcaption>澤連斯基一直努力對外宣傳及進行外交連結。3月8日，澤連斯基於英國下議院發表演說，是首次有外國元首在下議院（而非先在上議員）以視象發表演說。（Photo source: BBC）</figcaption></figure><p>一，政府主動領導論述，建立以總統、官員及軍象為核心的官方傳播體系。以往的抗爭衡突中，政府在傳播戰一直處於被動位置，而這次卻積極面對俄軍的步步進逼，務求對外對內也能夠建立有效的溝通及傳播：政府統一發佈重要資訊渠道，呼籲民眾只跟隨官方消息，同時快速回應各類謠言，以阻止虛假消息在民間散播。</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_m1hkkHD1sV_Qo-Y" /><figcaption>於戰爭初期，俄議長宣稱烏總統早已逃出基輔，而澤連斯基及其幕僚則在當地著名歷史建築物前自拍，迅速上傳社交網絡加以澄清。</figcaption></figure><p>政府亦善用數碼工具組織支持及對抗，例如接受加密貨幣捐款，以及號召全球駭客及網民對俄羅斯網絡組織攻擊；並盡力提供網絡科技基建，以確保穩定的傳播環境及條件。烏國副總理就此曾在Twitter公開呼籲Elon Musk開啟Starlink服務，最後成功爭取之餘，亦安排器材運送至各大城市，以提供穩定的網絡服務。</p><p>二，人民重啟抗爭傳播網絡，迅速就俄國軍隊的動向作資訊發佈及傳播（例如報告敵軍行蹤、展示敵軍傷亡、將傷亡統計製成圖表），並廿四小時更新周遭戰況；同時積極配合及融入官方傳播體系，不停轉發官方消息，用民間紀錄及觀察填補官方論述不足，從而加強國家機器的傳播效率。</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7LEA9_jEG6axxgmW" /><figcaption>民間媒體除了不斷向外、內部不斷更新最新戰況，亦為整場戰爭作完整紀錄。</figcaption></figure><p>抗爭傳播網絡有其經驗傳承的面向 — 人民汲取之前抗爭的教訓，很快就能將傳播經驗，套用在當前的戰爭危機之中，例如要在社交媒體上放佈甚麼有利整體軍情及提高士氣的消息、要在即時通訊工具向親朋鄰居傳遞甚麼安全及避難資訊等。這種經驗重啟，令人民加快適應及應對當前的戰爭危機。</p><p>而媒體及觀眾，亦有著類似的重啟體驗，例如在烏克蘭受襲第一天的前後，外國媒體已經在基輔及各個主要城市設立直播點；而香港觀眾也懂得如何找出這些直播頻道，並利用社交媒體及即時通訊工具分享烏克蘭的現場資訊。不論是烏克蘭人民還是外地觀眾，正正曾經接收及處理過海量的抗爭及衝突資訊，因此能夠迅速重新掌握曾經學習過的傳播技能。</p><p>三，政府與民間網絡共同對抗俄國論述，兩者並在網絡信息的操作上存有一定程度的互動，謀求在社交媒體及大眾媒體，影響國際社會及俄烏軍民對這場戰爭的理解。這次跟以往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在不同戰爭熱門題目上，政府與民間網絡不再各持已見，雙方身影的同時存在，目的在於合力在不同位置、角度呈現或重組戰爭「現實」：</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DUMDuPN6uk_WvTWv" /><figcaption>基輔之鬼：戰爭初期以一敵六的都市傳說，至今依然未能得到實證，但已經成為了烏克蘭軍民的精神圖騰。</figcaption></figure><p>「基輔之鬼」（Ghost of Kyiv）－在戰爭的初期，社交媒體開始流傳一位烏克蘭王牌機師，在基輔上空以一敵六，最後更用一天的時間，將敵機逐一擊落。因此網民稱之「基輔之鬼」，更為此提供不少短片「證據」，成為國內外網絡熱話；官方軍方Twitter帳號更向「基輔之鬼」致敬，將他描述成「俄羅斯戰機的惡夢」。最後傳媒揭發，熱傳短片只為電腦合成，軍方只能證實敵機被擊落的數字，而前總統Poroshenko所「實證」的機師，亦只為軍方舊有宣傳素材。以上種種，依然無礙這個都市傳說在網絡繼續發酵，時至今天，「基輔之鬼」依然在官方帳號陰魂不散，可能對政府及民間網絡來說，現在的烏克蘭正正需要一個英雄傳說，去為處身危難當中的軍民給予信念與希望。</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q3eQFxP2NzFahFxFSOh2tg.png" /><figcaption>傷亡數字：民間網絡資訊，普遍數字、圖文並茂，向追隨者呈現戰爭「現實」。</figcaption></figure><p>「傷亡數字」－烏國軍方每天公佈的俄軍傷亡損失數字，從而向外界展示其防衛能力，足以為俄軍帶來實質性傷害，一方面營造有效抗敵的表象，提高烏國軍民士氣，另方面收阻嚇俄軍之用。雖然烏國數字廣受媒體採用，但其真實程度難以被查證。因此傷亡數字在民間的社交媒體及即時通訊媒體流傳之時，通常亦會配以不少俄軍士兵、戰車殘骸的圖片，或是敵軍戰機被擊中的畫面，用以呈現俄軍受到的「打擊」、「毀滅」，側面增加官方數字及論述的可信性。</p><iframe src="https://cdn.embedly.com/widgets/media.html?src=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embed%2FnyEoyTUl3_4%3Ffeature%3Doembed&amp;display_name=YouTube&amp;url=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nyEoyTUl3_4&amp;image=https%3A%2F%2Fi.ytimg.com%2Fvi%2FnyEoyTUl3_4%2Fhqdefault.jpg&amp;key=a19fcc184b9711e1b4764040d3dc5c07&amp;type=text%2Fhtml&amp;schema=youtube" width="854" height="480" frameborder="0" scrolling="no"><a href="https://medium.com/media/9e06fc83c0a2813ff3ea6d9ed008f2ef/href">https://medium.com/media/9e06fc83c0a2813ff3ea6d9ed008f2ef/href</a></iframe><p>「戰俘處境」－俄國年輕士兵在烏國的遭遇，最近也成為網絡熱話，講述的不是他們如何驍勇善戰，反而是怎樣誤入戰場、落荒而逃，或是無知地進入當地警局為坦克借油，被烏國軍民輕易逮捕。成為戰俘的年輕士兵，在鏡頭前得到善待，得到食物，得到透過電話向家人懺悔的機會；而同一時間，烏國官方社交帳號推出多項處理戰俘的措施，包括設立查詢熱線，及以戰俘母親前往基輔作前題的交還計劃。上述種種熟真熟假，國外內網絡觀眾無從得知，但政府與民間網絡所共同呈現的「戰俘處境」，就肯定是一場針對俄國軍民的政治宣傳心理戰。而俄羅斯亦不斷收緊社交媒體限制，可見網絡傳播的負面資訊，已經開始影響人民對俄國政府及軍隊的信任與期望。</p><blockquote><strong>網絡科技導致戰爭傳播出現質變</strong></blockquote><p>烏克蘭政府及民間網絡，有相當大的空間去進行戰爭傳播操作，全因媒體在報導戰爭時，相當依賴官方及民間的「資訊」提供。這種情況絕對可以理解，戰爭所涉之範圍幅員廣大，媒體根本不可能驗證所有戰況及事件，但礙於社會有著全天候報導及即時更新的期望，因此即使未經查證，也不得不對部份官方或民間的說法照單全收，而補救方法，就只有在文章加上「無法獨立查證」的免責條款。對首批觀眾來說，免責條款仍有提高警覺之效，但在二次、三次資訊再傳播之後，免責條款很快就會被人拋諸腦後；但由於曾經得到媒體機構的報導，為未經查證的內容增添可信性，亦令其逐漸成為網絡廣泛流傳的戰爭「現實」。</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16/0*b6A5gaXL7A9rDxZ8" /><figcaption>近年社交媒體及影音平台的一個重要突破，是越趨成熟且準確的自動翻譯及字幕生成功能，這大大降低接收及消化資訊的門檻，讓不同語言的觀眾無需等待自家媒體翻譯，亦能大概理解廣泛流傳的社交媒體內容，從而作出判斷及行動。</figcaption></figure><p>網絡科技的進步，讓政治傳播出現了更在地、更無時間地域障礙、更快速、更個人化的質變，亦同時衍生出很多關於網絡安全、用戶私隱外洩、網絡迴音壁效應、虛假資訊的挑戰。戰爭傳播作為政治傳播的重要部份，大家絕對可以預期，俄烏戰爭的繼續發展，只會增加更多傳播質變及挑戰。</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affa0b5329d9"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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