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rss xmlns:dc="http://purl.org/dc/elements/1.1/" xmlns:content="http://purl.org/rss/1.0/modules/content/" xmlns:atom="http://www.w3.org/2005/Atom" version="2.0" xmlns:cc="http://cyber.law.harvard.edu/rss/creativeCommonsRssModule.html">
    <channel>
        <title><![CDATA[Stories by CCY=nageeni on Medium]]></title>
        <description><![CDATA[Stories by CCY=nageeni on Medium]]></description>
        <link>https://medium.com/@nageeni?source=rss-83388aa855fc------2</link>
        <image>
            <url>https://cdn-images-1.medium.com/fit/c/150/150/1*EtaU_JwbE_a6PuG1UE1RNA.jpeg</url>
            <title>Stories by CCY=nageeni on Medium</title>
            <link>https://medium.com/@nageeni?source=rss-83388aa855fc------2</link>
        </image>
        <generator>Medium</generator>
        <lastBuildDate>Tue, 17 Nov 2026 16:24:39 GMT</lastBuildDate>
        <atom:link href="https://medium.com/@nageeni/feed" rel="self" type="application/rss+xml"/>
        <webMaster><![CDATA[yourfriends@medium.com]]></webMaster>
        <atom:link href="http://medium.superfeedr.com/" rel="hub"/>
        <item>
            <title><![CDATA[肉體恐怖的（無）未來：《鈦》(Titane) 的酷異性敘事]]></title>
            <link>https://medium.com/@nageeni/%E8%82%89%E9%AB%94%E6%81%90%E6%80%96%E7%9A%84-%E7%84%A1-%E6%9C%AA%E4%BE%86-%E9%88%A6-%E7%9A%84%E9%85%B7%E7%95%B0%E6%80%A7%E6%95%98%E4%BA%8B-92adfde86666?source=rss-83388aa855fc------2</link>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s://medium.com/p/92adfde86666</guid>
            <dc:creator><![CDATA[CCY=nageeni]]></dc:creator>
            <pubDate>Tue, 31 May 2022 07:31:01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7-20T19:25:08.31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strong><em>影評原刊於「放映週報」707期（2022/01/05）</em></strong></p><p>當法國導演茱莉亞杜康諾（Julia Ducournau）的第二部長片《鈦》（Titane，香港片商譯為《變鈦》），奪得2021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之後，各家影評網站與片商迅速以「驚世駭俗」、「挑戰觀眾的道德底線」等詞彙，為這部電影定調，預期觀眾將會看見超乎想像、光怪陸離的「變態」之事，包含早早被洩露的情節：「一個女人跟車做愛的故事」。</p><p>或許對一般藝術電影觀眾而言，這段描述已經讓人倒彈，然而，對習慣觀賞恐怖電影，或說「身體恐怖」（body horror）片的觀眾來說，這個的確發生在此片中的情節，實在稱不上夠特殊，或足夠怪誕迷人的設定。事實上，這樣劃出一套特定詮釋與欣賞模式的「類型」（genre）思維，正是法國新極端電影（new French extreme）所欲挑戰或反思之處，因此，《（變）鈦》並非只是另一部求新求異的類型電影，而是在當代社會現實的脈絡中，嫻熟模擬種種經典符碼和橋段之餘，嘗試為這些要件提供新的觀點。</p><p>故事始於一場車禍，但在車禍之前的片頭，是一系列深入車身的特寫動態鏡頭，快速旋動的皮帶、引擎，以及金屬上油漬的濕潤光澤。從對器械運動投射生命力且飽含情感的拍攝方式，預示身在汽車後座、低吟模仿著引擎運轉聲的女童，可能具有與之共鳴的能力，然而前方開著車的父親沉默以對，無法理解女童的古怪行為，而轉高廣播音樂的音量。</p><p>父親感到煩躁的反應再合理不過，隨電影推進我們將會知道，這場車禍或許不僅是意外或一切的原因，而是與情感忽視的家庭關係互為因果：因車禍重傷的女童，獲得嵌入頭殼的鈦製金屬，且以生理學無法理解的情況下，獲得更強的與車交流的能力 — — 這裡讓人想到塚本晉也《鐵男》（鉄男，1989）的設定，然而，可以從《鈦》也看見的是，一次對生命安全的重大威脅之後，父親更加拒絕女童的怪異，兩人之間更加深誤解和嫌隙。</p><p>關於車禍與汽車給人的性吸引力，首先想到的是大衛柯能堡的經典電影《超速性追緝》（Crash, 1999），一次重大車禍使男主角巴拉德趨於乏味的性生活，透過反覆模擬車內瀕死感找回活力。對身體曲線、臉、車身金屬反光的大量特寫鏡頭，使觀眾得以親密參與人物對斷裂變形、沾染血與肉屑的汽車的戀物（fetishism）實踐，儀式性地在想像死亡的公路上，達到車身和人身相互撫觸的高潮體驗。</p><p>然而，《鈦》與宣傳詞給人的期待不同，攝影機下女主角艾莉西亞（Alexia）的慾望、與車的性愛和日後的懷孕產子過程，毫不耽美於神祕或禁忌，反而是以格外「寫實」的方式依序演繹。並且，只在她有意為觀眾的視線服務時，其展演身體的方式才會與攝影機共謀：片首一鏡完成的動態長鏡頭，貼身跟拍成年後的艾莉西亞，作為艷舞舞者登場。從踏入展示空間至其在車身上游移，完成與跑車的親密共舞，皆是她主動邀請觀眾的視線參與，但音樂一停下，鏡頭拉高拉遠，艾莉西亞瞬即臉色一沉，脫力地跳下車準備下班。幻想歸幻想，工作歸工作，不懂得尊重這一點而想越界的觀眾，必然付出代價。直到人潮散去後，洗刷方才殺戮污穢的艾莉西亞才能重拾與車的親密，小心翼翼地進入車內，接受汽車的邀約。遠景中車身滑稽地上下跳動，毫無神祕的空間，被宣傳強打的「女人與車的性愛」情節，以再日常不過的地下停車場車震表現，並且，觀眾不再享有貼身參與的機會，反而被正對攝影機、不斷晃動閃爍的車頭大燈用力照亮，照亮他們隱身在黑暗中的觀看位置與慾望。</p><p>比起電影第一段的與車做愛和暴力殺戮情結，更出人意料的是電影的第二與第三段，燒毀父母家屋後的艾莉西亞，在逃亡中隱藏身分、性別與懷孕的事實，潛入另一個破碎家庭扮演「兒子」阿德里安的角色，最後在扮演「父親」的文森特（Vincent）陪伴下生產的過程。</p><p>在恐怖類型片中，異常的性愛、非自然的懷孕生產，時常作為典型的生物恐怖（biological horror）情節，一方面，橫流的血液與體液，變形、損毀的身體，皆是被視為擾亂身體認知界線，而引起反感、嘔吐與厭惡反應的的賤斥物（abject），另一方面，傳統父權秩序下，所謂能者（ableist）或正常的身體，時常被預設為成年生理男性（男主角），而恐怖電影中威脅主角的「非人」，則常以具有母性功能的怪物形象出現。再者，當人與非人相結合，或是，性別形象難以傳統二元觀點區分，則更顯得異質而令人不安。</p><p>然而，《鈦》並未讓艾莉西亞成為吞噬父權秩序的「陰性怪物」（monstrous feminine），相反地，片首至片中，血腥暴力的畫風丕變，變成人物之間摸索愛的形式的家庭親情戲。</p><p>艾莉西亞隱藏身分，獨自面對逐漸膨起的肚皮、從陰道溢出的黑色機油，以及因長時間以繃帶綑綁胸部與肚子，而發癢紅腫的皮膚；身為消防員的文森特，表面上堅毅地帶著打火兄弟出生入死，私下卻深深擔憂自己逐漸衰老的肉體，而不斷在身上注射類固醇，以維持身強體壯的形象。電影聚焦於兩人面對即將失控的恐懼，仍追求對身體的掌握，以及躋身於父權、厭女的消防員社群文化中的種種不安，至此，諸多應當具有驚嚇或賤斥效果的情節，也變得沒有可供獵奇之處。</p><p>為了使觀眾有意識地觀賞、理解本片，電影不斷要求觀眾放下求新求異的窺視眼光，並拋下將健全身體、二元性別或其他生理機制，視為客觀事實或社會基礎的想法。因為，那些隱身在高舉科學與「自然」精神，以及劃分正常／異常的性、看／被看的思維背後，即是總是基於異性戀正典（heteronormativity）的保守意識型態。</p><p>當酷兒理論學者艾德曼（Lee Edelman）批判以大寫兒童（The Child）為象徵與社會共識的「生殖未來主義」（reproductive futurism）時，他認為酷兒不應視自身為外於異性戀二元性別的其他身分類別，或是證明自身具有追求同等「未來」的能力，而是，應擁抱其被異性戀正典視為脫軌異常、處於邏輯邊緣，且永遠拒絕進步未來想像的酷異性（queerness）。</p><p>我認為，《鈦》表現的酷異性合乎艾德曼所言，在於其不為任何看似異常的身體、性愛與性別表現，或不合邏輯的懷孕生產過程多做辯解，想跟車做愛就做（對，想跟摩天輪結婚就結婚），且指出生殖能力在片中並非異性戀特權，而家庭的框架或愛的概念，也不需要天真的誠信、穩定的性別角色或血緣來締結。再者，擁抱「異常」，並不意味著反向歌頌貼在身上的標籤，而是看見異常如何被建構為特定意識型態的對立面，既根本地社會結構緊密相連，也可能浮出壓抑的水面，擾亂任何幻想連續完整秩序的政治論述。</p><p>例如，當化身為「阿德里安」的艾莉西亞，在消防員揮灑汗水與陽剛男子氣概的聚會中，被起鬨拱至消防車上，攝影機順著艾莉西亞的目光，從上往下看著一群打著赤膊吼叫的男子，與片首跟拍艾莉西亞在跑車上跳艷舞的位置交疊，「阿德里安」果然不負眾望，再次充滿慾望地撫摸自己的身體，跳起陰柔艷舞，然而，台下觀眾的反應卻是一臉解嗨尷尬。此處電影向觀眾的提問是，到底是什麼讓觀看的慾望變質了呢？是艾莉西亞變得不夠性感？還是，她／他違背觀眾對「阿德里安」身分框架的期待，揭示原本被視為合情合理的慾望，也是強化父權與二元性別秩序結構的一環？</p><p>最後，相較於作為讓人畏懼反感的恐怖元素，片末的生產段落反而十分動人，文森特雖拒絕艾莉西亞踰越親子框架的求愛，但他也毫不猶豫地喊出「阿德里安」以外的、她的名字，接受眼前的人既是阿德里安，也是艾莉西亞，擁抱其異質對社會規範的挑戰。在這部電影裡，違反常識的情節並非獵奇或反向加強對秩序的渴望，《鈦》重新演繹、解讀經典元素的努力，指出的是既有知識與認知模式的盡頭，也是尚未被看見與想像的新的開端。</p><p><strong>日記（2022/05/31）</strong></p><p>Edelman的理論很有魅力，雖成為日後眾多酷兒學者的靶子，但在某些脈絡下又格外適合，端看是在如牢獄一般的當下，指向未來的生存策略，還是一套傷人傷己的七傷拳。(๑˘ ₃˘๑)</p><p>José Esteban Muñoz: “Queerness is not yet here. Queerness is an ideality. Put another way, we are not yet queer. We may never touch queerness, but we can feel it as the warm illumination of a horizon imbued with potentiality. We have never been queer, yet queerness exists as an ideality that can be distilled from the past and used to imagine a future. The future is queerness’s domain.[……]The here and now is a prison house. We must strive, in the face of the here and now’s totalizing rendering of reality, to think and feel a <em>then</em> and <em>there</em>. [……]Queerness is a longing that propels us onward, beyond romances of the negative and toiling in the present. Queerness is that thing that let us feel this world is not enough, that indeed something is missing.” (<em>Cruising Utopia </em>1)</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92adfde86666"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item>
        <item>
            <title><![CDATA[暗影、註腳，與可疑的羅馬尼亞歷史：哈都．裘德 (Radu Jude)]]></title>
            <link>https://medium.com/@nageeni/%E6%9A%97%E5%BD%B1-%E8%A8%BB%E8%85%B3-%E8%88%87%E5%8F%AF%E7%96%91%E7%9A%84%E7%BE%85%E9%A6%AC%E5%B0%BC%E4%BA%9E%E6%AD%B7%E5%8F%B2-%E5%93%88%E9%83%BD-%E8%A3%98%E5%BE%B7-cbc1c86512fb?source=rss-83388aa855fc------2</link>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s://medium.com/p/cbc1c86512fb</guid>
            <dc:creator><![CDATA[CCY=nageeni]]></dc:creator>
            <pubDate>Tue, 31 May 2022 07:10:45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5-31T07:39:59.661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strong><em>影評原刊於「放映週報」699期（2021/09/16）</em></strong></p><p><em>「拍電影總是非常可疑，拍一部關於歷史的電影更是可疑，而拍一部關於大屠殺（Holocaust）的電影，就更是十倍可疑了。」</em><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134#fn1"><em>1</em></a></p><p>本次台北電影節焦點影人之一的哈都．裘德（Radu Jude），在一次訪談中說及自己對電影的立場。有趣的是，當這話出自總拍「可疑」電影的裘德，既像是不懷好意地邀請觀眾拾起疑心，同時，也是提供觀眾一則絕佳線索，來理解他總是靈活多變、話中有話的電影風格與創作歷程。</p><p>1977年生於羅馬尼亞最大城市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裘德成長於國內經濟緊縮政策下，民眾普遍貧困、物資短缺的1980年代，以及革命後社會急遽轉型的動盪時節。童年幾乎沒機會接觸電影，他原先從未考慮以此為業，直到上了高中，才發現了充滿魅力的人文學科。此時他開始大量閱讀文哲作品、與朋友一起跑劇場、上電影院，除了看當時流行的好萊塢電影，馬丁史柯西斯、塔可夫斯基、布紐爾與維斯康提等導演的作品，更讓他深感震撼。裘德描述這個社會開放轉型的時期，彷彿整個世界在他眼前展開，讓他開始嚮往拍電影。即便日後求學之路並不順遂，特別是被羅馬尼亞當時最好的電影學校，拒絕入學兩三次後，他想學習電影的熱情也不曾減退。<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134#fn2">2</a></p><p>裘德最終進入布加勒斯特的伊昂．盧卡．卡拉賈萊戲劇與電影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ater and Cinema I. L. Caragiale of Bucharest），該校是今日羅馬尼亞最好的電影學校，在歐洲的電影學校中也名列前茅，但在他的回憶中卻是一間挺「糟糕」或「只放無聊電影」的學校。<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134#fn3">3</a>更重要的養分，來自裘德就學時開始的助理導演工作，他此時參與製作了數部重要作品，如希臘導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的《Amen.》（2002），及對裘德個人而言更重要的，羅馬尼亞新浪潮（Romania New Wave）<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134#fn4">4</a>巨匠克利斯提．普優（Cristi Puiu）的《拉札瑞斯古先生之死》（另譯：《無醫可靠》）（The Death of Mister Lazarescu, 2005）。普優作品中常見藉長鏡頭與簡潔的場面調度，著重人物與實景的動態關係，黑色喜劇、對大眾生活的興趣，以及諷刺當代社會的主題等，這些常被提及的羅馬尼亞新浪潮特色，也都能在日後裘德的作品中看見。</p><p>裘德學習電影之始，也正逢東歐藝術、劇場與電影創作者，積極表達個人意見、嘗試新主題風格，與既存的傳統全面決裂的時代。即便此時外國電影強勢輸入，而國內電影產業漸趨凋敝，新浪潮導演仍屢次在國際影展上收穫重要獎項。一般認為，普優2001年的電影《無命錢》（Stuff and Dough）是新浪潮的起點，新浪潮也包含之後湧現的十多位導演，包含克里斯汀．穆基（Cristian Mungiu）、拉杜．蒙泰安（Radu Muntean），及柯內流．波蘭波宇（Corneliu Porumboiu）和裘德等較年輕的世代。另一個觀察線索是，新浪潮導演基本上都是政令世代（decree generation）<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134#fn5">5</a>，亦即1966年獨裁者尼古拉．希奧賽古（Nicolae Ceaușescu）施行嚴格墮胎禁令之後出生的羅馬尼亞人。此世代也都在青春期或剛成年時，見證1989年羅馬尼亞革命的暴力顛覆（希奧賽古政權被推翻，與妻子一同被處死），和此時全體社會結構的劇烈轉變。<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134#fn6">6</a>從出生到成年，不可逆轉的時代創傷和變革，也成為推動新浪潮創作者藉由電影，探索長期被壓抑的性別、階級、族裔與不義歷史等主題的重要動力。</p><p><strong>日常生活的奇蹟，或傾頹</strong></p><p>「你絕對想不到，這樣一個簡單的父子故事，會一路成為羅馬尼亞電影史上獲頒最多獎項的短片。」<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134#fn7">7</a>《電視壞掉的一天》（The Tube With a Hat）不是裘德的第一部短片，卻是為他在歐洲主要影展，打開知名度的第一部作品。編劇佛洛林．拉查瑞斯庫（Florin Lazarescu）改編其短篇小說《週日故事》（Sunday Story），全片以手持鏡頭、直覺的連戲剪接構成，描寫一個陰雨連綿的星期日，荒涼鄉野的貧困家庭的父親，為實現讓兒子當晚看李小龍電影的承諾，與兒子一起拿沉重的映像管電視去修理的故事。</p><p>片中的自然光、非職業演員、刻意除去煽情的細節、不對人物情節加以道德判斷，在單一事件中同時呈現貧困、愛、溝通與希望等，圍繞日常生活的主題，讓人想起早期的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本片既是充滿羅馬尼亞風情的故事，也是普世的父子主題，易懂討好的風格也引起一些影評的質疑，但對裘德而言，這是一個讓他憶起童年，而想拍得盡可能「真誠」的故事。<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134#fn8">8</a>而片中給孩子吃冰淇淋、為孩子修理東西的情節，也成為下一部短片《親愛的亞莉珊卓》（Alexandra）的主題，卻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演出。</p><p>《親愛的亞莉珊卓》以單一事件展示的是以「愛」之名的權力關係。故事從一對父女返家開始，藉陸續登場的人物對話，一點一滴揭開家庭的失能與重組歷程。晚餐前的冰淇淋、親力親為修腳踏車，是「生父」以上，「父親」未滿，爭取種種資格和尊嚴的努力，但仍無法阻止這份「父愛」走味：鏡頭環繞這位父親周圍展開，使觀眾較易同理，同時也凸顯他觀點的偏頗和其有害的男子氣概。故障的電梯是失能的隱喻，如搖搖欲墜的傳統父性權威，而當爭論的焦點移到亞莉珊卓的童言童語上，更需同理的是，孩子夾在成人之間左右為難、備受忽視的狀態。日後裘德也透過數部短片和長片《Everybody in Our Family》（2012），繼續發展複雜親子關係的主題。</p><p><strong>以時間度量悲劇，或重複</strong></p><p>裘德的第一部長片《世界上最快樂的女孩》（The Happiest Girl in the World, 2009），故事從寵物店男孩樂團（Pet Shop Boys）的歌曲《Rent》開始，歡快的第一人稱唱出被豢養的愛與感謝，但畫面中只見一位鬱悶的女孩在移動的車上：來自鄉村的迪莉亞（Delia），正值探索自身想法和能力的青春期，她「幸運」贏下果汁品牌贊助的轎車抽獎，與一次廣告拍攝的機會，卻「不夠幸運」地捲入父母的投資計畫，與商場上剝削與角力的日常。敘事結構以「重複」為軸，讓單一事件因重複變得荒謬，我們也看見迪莉亞的信念逐漸消磨殆盡與每況愈下的廣告品質。此外，電影展現父母、劇組與品牌經理等成年人，時常任意評論或觸碰迪莉亞的身體，時而又檢討她表現不夠知足或「快樂」。失效的溝通，或許源於社會轉型過程中造成的世代隔閡，而電影也自反地揭露常見於拍片現場的，失衡的性別與階級權力運作。</p><p>本片的風格受侯孝賢電影啟發，裘德使用許多長焦鏡頭取中遠景，並以緩慢的推軌拍攝長鏡頭，將市街上的車流、佈景和攝影團隊，逐層壓縮於畫面上。<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134#fn9">9</a>複雜的實景時而遮蔽或顯露穿梭其中的人，觀眾彷彿與人物一同感受，身處於這個空間的混亂與不自在。裘德曾提及選擇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拍攝的原因，除了希望記錄這個他成長的城市中的豐富細節，電影中廣告攝影棚所在的大學廣場（University Square），也曾是羅馬尼亞革命和反抗揚．伊利埃斯庫（Ion Iliescu）政權的起始地點。<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134#fn10">10</a>在與重要事件發生的相同空間，拍攝一部關於重複和差異的電影，讓電影也成為空間歷史的一部分。</p><p>而反思影像拍攝的行為，與時限下的日常運作機制的主題，在本次臺北電影節選映的另外兩部短片中，則有不同的巧思：《一盡到底》（A Film for Friends, 2011）正如其中英文譯名，一名男子設置一台攝影機，一鏡到底拍攝自己死前的最後時光，為背叛自己的親友們，獻上最後的告白。而面對直視鏡頭的男主角，觀眾在無從判斷真實性或影像虛構程度的情況下，彷彿直接坐入他所質問的對象的位置，承受他直奔而來的情緒與指控。但觀眾的立場又在男子自盡後有所轉變：男子的意志逐漸被攝影機本身取代，觀眾也悄悄從直接的對話對象，回復為熟悉的「不在場」的窺看主體。電影在景框絲毫未動的情況下，使觀眾逆向反思觀看的權力關係。</p><p>《憂鬱的午後》（Shadow of a Cloud, 2013）則描述一位神父前往將死之人的家，帶領臨終者與其家屬，趕在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進行祝禱。然而親人間對袪病與善終不同的期望，使儀式的進行頻頻因溝通失誤、分心而不斷被打擾，讓已經有限的祝禱時間，變得更為侷促。這樣的情節設計，讓宗教機構的物質性與操作性質昭然若揭，也使神父的身份或責任，尷尬地陷入兩難的處境。長鏡頭下人物身份與行為轉變的過程，彷彿只在服飾與道具的更換之間，更進一步模糊了生與死、神聖與世俗的分野。</p><p><strong>聆聽歷史的缺頁，或改編</strong></p><p>除了自身對當代社會的觀察，裘德也從文學經典中尋找靈感，有時不只是將故事改編成電影，甚至讓文學或其他電影文本，以引喻或互文的方式出現。如短片《晚安，噓》（It Can Pass Through the Wall, 2014）改編自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馬車房裡》（In the Coach House），片中放入其他作品的元素，如盲人角色來自貝克特的獨幕劇《終局》（Endgame）、拉摩里斯與侯孝賢的紅氣球、來自柏格曼《第七封印》的雙陸棋 （backgammon）等，<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134#fn11">11</a>巧妙地讓多個主題有機整合。本片另一特色，便是將近16分鐘長的長鏡頭，定點攝影機對準小女孩黑暗的房門口，人物在對話不中斷的情況下進出景框，以畫外音的形式製造發聲源不明、不可辨識也不可預測的幻聲效果。</p><p>裘德另一部改編文學的電影《心痕如詩》（Scarred Hearts, 2016），是他的第四部長片，改編自猶太裔超現實主義作家馬克斯．布雷赫（Max Blecher）1937年出版的同名自傳小說，也參考其詩歌作品和死後出版的病房筆記。電影隻字未題布萊切在前衛藝術史上的成就，忠於呈現原著小說中，主角艾曼紐長年在療養院的病榻生活的描寫。電影以4比3的學院比例呈現，且片中許多鏡頭的構圖色調，也刻意仿效文藝復興與巴洛克時期的畫作，特別是病房中以前縮透視法（foreshortening），定景拍攝人物全身的姿態，使其受困、難以行動的折磨，彷彿和基督宗教的聖性產生關聯。此外，頻繁穿插的字卡引用原著文字，取代具體的故事線，讓觀眾從其風格特殊的行文中，體驗人物思考自身的病、猶太人身分、他人之死、自由與恐懼的過程。然而，在極右翼團體鐵衛團（Iron Guard）崛起，與納粹政權即將聯手的背景之下，英年早逝的普世主題絕非浪漫勵志。對比窗外藍天、明亮的診療室與戀人的紅洋裝，艾曼紐對其身心和存在意義的期望，與國家未來一同在陰鬱的深夜中下沉、幻滅。</p><p>裘德在此部電影之前便開始研究戰前羅馬尼亞歷史，特別是藝術與席捲整個歐洲的極端意識型態，如排外主義、反猶主義、法西斯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的關係。前作《追拿吉普賽》（Aferim!, 2015）將故事設定於1835年的瓦拉幾亞（Walachia） — — 現代羅馬尼亞的前身，便是結合歷史、奇幻喜劇和西部片元素的有趣嘗試。而裘德的研究成果，也反映於在電影中使用史料文獻和檔案影像（archival footage），甚至全片只以檔案來構成。如裘德2017年的論文電影《The Dead Nation》以1930年代的攝影檔案為主，配上鐵衛團的宣傳記錄音檔，與朗讀一位猶太裔醫師的日記。並置比對什麼是檔案已說或能說的，及更多未說的，從國族歷史中缺席的生活記憶。</p><p>對裘德來說，以現下的眼光看過去的影像檔案，總會發現許多可疑之處，即便這些細節對當時的人並不重要。裘德與歷史學者亞德里安．喬福蘭卡（Adrian Cioflâncă）合作拍攝的紀錄片《1941亡者群像》（The Exit of the Trains, 2020），如同《The Dead Nation》的續作，也是全以圖像檔案組織而成，但更進一步嘗試讓檔案本身「發聲」：影片分為證言及事件影像紀錄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依姓氏拼音首字母順序，將在1941年6月29日發生的雅西大屠殺（Iași pogrom）中死者的圖像依序展示，如同死者名錄。此段落使用到的檔案，包含身份證明文件、家庭相簿或沙龍照，聲軌則是由受害者遺族、友鄰，或意外見證現場的人的證言組成。</p><p>如同讓檔案再次檔案化，電影使觀眾得以閱讀受害者的具體面貌、姓名與其經歷上的個別差異，並提供觀眾想像檔案以外的空間，使受害者不只是同質的數字。然而，少數在片中只有目擊證言，而不知其身份的受害者，或在影片的末段，一位未公開身份的倖存者親自作證時，電影以全黑的畫面呈現。這凸顯檔案本身的不完整，或是刻意讓觀眾起疑，思考檔案至今不可能完整的原因，同時揭示檔案本身的建構形式，與必然落在幀與幀之間的，難以彌補的空白，便是對嘗試壓抑、抹消反猶歷史的當權人士的有效質問。</p><p>同一年完成的《塗鴉少年祕密檔案》（Uppercase Print, 2000），改編自劇作家兼劇場導演賈妮娜．布卡那留（Gianina Cărbunariu）的同名文獻劇（documentary play），關於街邊出現以白色粉筆的大寫字體，寫下對共產政權「不利」的文字，以及日後針對逮捕到的嫌犯 — — 少年穆古．卡林內斯庫（Mugur Călinescu），與對其親友的監聽和案件紀錄。電影完整保留原劇對1980年代秘密警察檔案本身的「重演」手法，亦即揭示檔案形式的操作性和壓迫性，而非單純將其作為故事素材，此外，攝影機的存在也讓「表演」歸檔：當人物面對攝影機、表情僵硬地念出證言，觀眾彷彿與秘密警察坐在一起，見證監控檔案再次生成。</p><p>而關於檔案未能紀錄的，裘德則使用了當時電視廣播的檔案影像，填入檔案之間的空缺。此時的廣告、政宣與新聞節目，一方面服膺著少年穆古所欲抵抗的主流意識型態和美學形式，另一方面，也在過度樣板化或遊走於批判邊緣的設計中，暴露關於美好未來的承諾的虛無，以及時人對獨裁政權的不滿疲態。有趣的是，電影結束前最後的橫搖長鏡頭中，時間來到按喇叭也不會被懲罰的年代，鏡頭緩慢展示獨裁結束後商業化、西化與車流擁擠的街景。沒有宣傳詞或旁白，而是以最「電影」的方式質問：這是否就是更好的未來？藝術是否再次淪為替政治服務的工具？</p><p>贏下本屆柏林影展金熊獎，裘德的最新作品《倒楣性愛和瘋狂A片》（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 2021）拍攝時，正值羅馬尼亞國內第一波COVID-19病毒大流行期間，裘德決定不冒險，讓劇組與演員隨時戴好口罩、保持安全距離，讓因為疫情而改變的種種，直接成為電影創意的一部分。故事主要講述小學女教師艾咪（Emi），因與男友的性愛影片遭人外流到網路上，而不得不面對學生、家長與校方，對其私生活與適任資格的質疑和意淫。精采的是，這個故事加入疫情的背景，並未讓電影變得不協調，反而呼應著艾咪面對歇斯底里的家長們的無言處境，與整個社會對「人與人的連結」的雙重標準，和焦慮恐懼的精神狀態。</p><p>此外，本片幾乎放入裘德鍾愛的所有可能主題、風格與手法：橫跨劇場、私密錄像、紀錄片與論文電影種種形式，羅列假新聞、陰謀論、歷史失憶症、失衡的性別權力、生殖未來主義、貪腐的政客與宗教組織、反猶或反羅姆人情緒等，充斥當代羅馬尼亞社會的問題。整部電影容納海量各異卻又相關連的主題，使得許多影像元素如同註腳之於主要的故事，或許無比混亂，但也是裘德以其創作生涯中前所未有的激進姿態，質問在早已是例外狀態的現實中，電影藝術的意義與位置。</p><p>三段式展開的電影，事實上在每一段都提供了不同的答案：當艾咪穿梭於布加勒斯特的街頭實景，攝影機不總是跟著艾咪的腳步移動，反而像是長出自己的意識一般，轉向街道上令其在意的標語、壁畫或行人，驗證電影總是具有人和非人、紀實與虛構、看與被看的、意識和無意識的雙重性質；第二段的奇聞軼事小辭典或許是最荒唐的，引用或引喻種種文哲藝術經典與檔案影像，也積極使網路流通的各式影像被電影檔案化，如同強調電影永遠與其他藝術形式、人類行為、歷史和社會現象，互文且互相建構的關係；而電影最後一段提供的三種結局，並非只是常見的開放式手法，更像是提醒著觀眾，永遠別忘記，果斷指向未來或過去的那隻手，永遠可疑無比。</p><p><strong>日記（2022/05/31）</strong><br>叫喊得太多反而無話可說的感覺，內向人需要克服的問題。(๑˘ ₃˘๑)</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cbc1c86512fb"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item>
        <item>
            <title><![CDATA[凝視、同理誰的動物觀點？《農場我的家》(GUNDA)]]></title>
            <link>https://medium.com/@nageeni/%E5%87%9D%E8%A6%96-%E5%90%8C%E7%90%86%E8%AA%B0%E7%9A%84%E5%8B%95%E7%89%A9%E8%A7%80%E9%BB%9E-%E8%BE%B2%E5%A0%B4%E6%88%91%E7%9A%84%E5%AE%B6-gunda-1bcfa3af312a?source=rss-83388aa855fc------2</link>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s://medium.com/p/1bcfa3af312a</guid>
            <dc:creator><![CDATA[CCY=nageeni]]></dc:creator>
            <pubDate>Tue, 31 May 2022 06:09:2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5-31T06:09:23.317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strong><em>影評原刊於「放映週報」690期（2021/04/20）</em></strong></p><p>「豬界梅莉史翠普！」起初看到這一行顯眼的宣傳詞，讓我有些疑惑，之後才於多篇訪談中讀到，這是來自導演維克多柯薩科夫斯基（Victor Kossakovsky）本人的說法。<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113#fn1">1</a>我的疑惑或許觸及本片的核心問題：電影中的豬是在演戲嗎？她能意識到鏡頭、拍攝者的存在，和影像背後的觀看關係嗎？從另一個角度提問：作為演員的梅莉史翠普，可以不只是演員嗎？她也可以有獨立而豐富的生命體驗與思考嗎？</p><p>看到這裡或許會讓人想翻白眼，梅莉史翠普作為一個人當然可以，那片中的豬呢？或是，更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把豬看得像「人」一樣，才能賦予應有的尊重與同理嗎？這樣一句不怎麼好的比喻，可以成為我們思考人、動物與影像關係的起點。<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113#fn2">2</a></p><p>分別於挪威、西班牙與英國三地拍攝，全片以觀察視角記錄了農場動物的生活，許多對動物的超近特寫都讓人大感不可思議。在訪談中，導演也提及為了能夠拍到更多無人介入的畫面，劇組參考被稱為甘妲（Gunda）的豬本來居住的小屋空間，仿造了一間極度相似但更適合攝影機拍攝的農舍，因此電影得以呈現她與剛出生的孩子的私密互動、小豬為奶水毫無保留的競爭卡位。同時，經過降噪處理，觀眾得以清楚聽到他們一舉一動所發出的種種聲音（也或許是後製擬音）。</p><p>相較於以文字語言積極解說、介入，鏡頭如此貼近，與他們的視線齊平的效果，就像是看著電影中的演員，即使他們無語，或發出不可以人類語言理解的聲音，依循著電影的剪輯推進，凝視他們的種種行動、猜測行動背後的心思，敘事便自然開展，一般觀眾所熟悉的電影在此是成立的。</p><p>然而，為什麼拍攝農場動物，而不是其他野生動物？為什麼選擇位在相對開放的自然環境的農場拍攝，而不是更常見的、精密控管的大型養殖場？電影刻意不拍到人，卻時刻暗示人類痕跡的在場，固然暗示著缺席的事物更具威脅，但也有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仍是一個非常人類中心的電影。</p><p>穩定的中遠景焦距下齊整的黑白農村影像，慢速移動、調整焦距的長鏡頭，低聲迴繞的氛圍音樂，高格數、穩定的剪輯節奏，讓動物的身影在壯麗的風景中，如同值得被稱頌的電影英雄，像是那些凝視公雞在草石間的一步一伐與昂首，攝影機迫近地特寫乳牛有力的眼神。電影種種引導對於母性、自由、獨立與互助關係的投射，讓農場動物顯得更有「人性」。</p><p>一方面，我們可以直覺地從身為素食者的導演，和本片監製瓦昆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長年試圖提昇動物福祉的努力上，來理解這樣的策略：共感農場動物與「人」那些相似又相異的地方，但卻都富含感受力的生命；另一方面，這樣對於「人性」的假設也是很侷限的，我們真的能從這樣的影像更認識動物嗎？再者，難道人就沒有受休戚與共的「動物」所影響，而產生變化嗎？</p><p>身為觀眾，發現眼前愈是和藹流暢，且無介入、少有積極引導的觀察式紀錄片，愈需留意影像成為「鏡像」的效果，意味著這樣狀似直面「現實」的影像中，觀看者受那如同實時（real time）發生的事物所觸動，不可避免投射自身的慾望與思維。</p><p>故事從農舍狹小的門口開始，觀眾看進去農場動物的生活，電影也在這個門口結束。當小豬被貨車載離，最後一組鏡頭是甘妲一邊叫喊，一邊繞著攝影機與農舍來回走動，或許是為無可挽回的小豬悲鳴，也或許是在向攝影師求助，十分刻意地安排母親失去孩子的形象，強調人類對農場動物的剝削，作為簡單有力的結尾，緊抓著觀眾的心，質問食肉的正當性。問題是，農場動物又會如何解讀自身與人的關係呢？</p><p>當然，如果有人看完本片大受感動，而決定要吃素或少吃肉，我舉雙手贊成；還是無法放棄吃肉的人，也絕非就需要感到罪惡慚愧，或遭受「偽善」的指責，轉而否定任何試圖提昇動物福祉的努力。</p><p>電影吸引我們用一定長度的時間，凝視這些長久被刻意忽視，卻實際上與人類生活緊密相連的動物，專心的觀看永遠是第一步，正視這段馴養歷史中的明暗，人與農場動物之間的共生與衝突。但也必須認識到，身為人的我們，不可能代為詮釋「純粹」的動物觀點，也不可能代表其他「人」來詮釋人與動物關係，終究要留意自身視野的侷限，意識到一個人所認知的世界，總是與其他生命有所差異，卻也總是相互影響。</p><p><strong>日記（2022/05/31）</strong><br>寫這一篇的時候，剛好身邊出現許多動物福利的危機事件。試著用一個比較平易近人的口吻去談，影像再現和日常實踐之間的難處，視而不見永遠是最糟糕的。可喜的是，那位被某單名藝術家，任意放置在新北市某藝術場館的鴿子妹妹，遇見了非常珍惜她的人，看ig似乎長成充滿自信、略帶跋扈的樣子，這是最美好的事情。(๑˘ ₃˘๑)</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1bcfa3af312a"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item>
        <item>
            <title><![CDATA[《他的模樣》(A Good Man)：跨臉扮裝與跨性別觀看]]></title>
            <link>https://medium.com/@nageeni/%E4%BB%96%E7%9A%84%E6%A8%A1%E6%A8%A3-%E8%B7%A8%E8%87%89%E6%89%AE%E8%A3%9D%E8%88%87%E8%B7%A8%E6%80%A7%E5%88%A5%E8%A7%80%E7%9C%8B-27967ee3ed00?source=rss-83388aa855fc------2</link>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s://medium.com/p/27967ee3ed00</guid>
            <dc:creator><![CDATA[CCY=nageeni]]></dc:creator>
            <pubDate>Tue, 31 May 2022 05:56:48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5-31T07:41:00.365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strong><em>影評原刊於「放映週報」680期（2020/11/02）</em></strong></p><p>在院線電影中看見跨性別（trans）角色不難，當觀眾為《男孩別哭》或《丹麥女孩》裡人物的悲劇而流淚時，卻也看見頒獎典禮上演員卸去角色的外殼，為他們原有的性別角色穿上恰當的晚禮服，彷彿「跨性別」是暫時的扮演，一種演技，一場流動於不同性別的遊戲，對比他們所扮演的人物困境，顯得格外諷刺。</p><p>由法國導演瑪西卡絲媞蒙松夏爾（Marie-Castille Mention-Schaar）執導，選入今年金馬影展「性別越界」單元的《他的模樣》，在今年法國多維爾影展首映之前，便備受批評，主因是本片由去年在《燃燒女子的畫像》精采演出的諾耶米梅蘭特（Noémie Merlant）主演，飾演一位因伴侶不孕，而決定擔起懷孕產子的跨性別男性，消息一出便引起指責，認為其選角沿襲了好萊塢的負面傳統「跨臉扮裝（transface）」。跨臉扮裝的概念可參考扮黑臉（blackface）<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085#fn1">1</a> 一詞，意指由順性別（cisgender）演員，來扮演跨劇中的跨性別角色。在好萊塢電影中，這樣的角色時常以引人發噱或反感的負面形象出現，或是強調演員在短時間內改造身體外觀的技藝，如增加或減輕體重，與種種維妙維肖的特效化妝。<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085#fn2">2</a></p><p>憑心而論，我認為《他的模樣》動人地描寫了跨性別者的心境和生活，較無上述提到的醜化問題，然而，比起啟用擁有實際經驗、更具說服力的跨性別演員，導演仍選擇順性別演員主演，其實可以想見其因市場考量的選角，然而，當導演瑪西卡絲媞蒙松夏爾受訪，被問到如何看待對其選角的批評時，她的回應卻是「法國缺少跨性別演員」<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085#fn3">3</a>。其實，片中正有一位跨性別演員喬納斯班哈邁德（Jonas Ben Ahmed）飾演順性別男性，導演也以此為自己辯護，主張是為了凸顯無論演員本身是什麼性別，皆能扮演不同性別的角色。問題是，當跨性別演員仍在業界備受忽視，僅能在為數不多的演出機會中飾演小角色時，這樣的辯護實在沒什麼說服力。</p><p>種種爭議之下，這部電影製作的愈是完善盡心，演員愈是貼切地詮釋，似乎讓人更感遺憾，本片在敘事或形式設計上皆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然而，順性別演員與否，這樣看似文本外的因素，實際上也深深影響觀眾對電影的理解，而沒有先備知識也難以體會的觀眾，又該如何看電影呢？通常，缺乏性別意識的主流影像再現，往往強調角色總是「被看」（to-be-looked-at-ness）的特質，而新酷兒電影研究提倡的「跨性別觀看」（transgender look）或許可以作為起點，由這樣的觀看組織而成的影像，得以讓觀眾有機會與跨性別角色一起看（look with），一起迎向那些看向自己的目光，也一起看見自己，與他們一起體驗生活中的喜憂。</p><p>故事環繞主角班（Ben）展開，做為護理士的他，與長年交往的伴侶奧蒂（Aude）一同搬到小島的鄉村生活。人物的登場從特寫背影開始，看不清正面，削短的頭髮跟綿延臉龐的鬍鬚，觀眾預期著是一位男性的背影，接下來，卻從超遠景拍攝，一樣看不清人物的臉孔，而身著泳褲、赤著上身的人從岸邊一躍入海。這樣在特寫與中遠景來往的設計，在片中多次出現，不輕易地讓人物的身體，在攝影機下成為觀眾可以在舒適的距離下檢視、滿足窺看心理的對象。片中的身體僅是自然地包含在情節中出現，身體便是日常生活，但當觀眾先於片中人物，辨識出身為順性別女性的演員，其身體出現於影像的當下，他（演員的）的過去與現在便共同存在，沒有什麼謎底需要揭曉。</p><p>因此，當電影回顧班仍以女性的外觀生活，並與奧蒂相遇的追絮情節，讓觀眾與班、奧蒂一起看向鏡中讓班痛苦的身體（觀眾早就知道的，演員的身體），對於難以回溯過往的人而言，這種「能見度」（visibility）顯得冗贅而殘酷。</p><p>關於班，關於跨性別者，電影唯一應該揭曉的，是跨性別者在現實中時常遭遇到的種種困難：法律和醫療上對跨性別者或其家庭的不公平待遇、出櫃是否必要、不出櫃就被質疑「不誠實」、被誤會為是基於個人好惡而作的「選擇」、不被家人親友接受等等，即便班與奧蒂遠離原本的居住地，到全新的環境展開新的生活，困境仍如影隨形，電影透過描述兩人多次嘗試懷孕未果，最終班決定由自己來產子，以及這個決定所帶來的種種影響，所幸電影敘事平實且不刻意凸顯身體變化的描寫，使「懷孕的男人」<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9085#fn4">4</a>的主題鮮少可供獵奇的空間，這個主題在電影中的功能，更像是照見班的自我認同、親密關係和其身處的社會的鏡子，讓觀眾與班一起經歷懷孕過程中的困境與喜悅。</p><p>片末，極遠景的長鏡頭拍向覆滿綠草的公園，一組組父母和孩子野餐嬉戲，影像充滿餘裕地讓時間自然流動，不知不覺，班和奧蒂帶著孩子和野餐組合的身影，從山丘隱沒處慢慢浮現，就像其他家庭或其他人一樣，沒有什麼需要揭曉，沒有人需要被否定、被質問誠實與否，未來原本便屬於所有人。</p><p><strong>日記（2022/05/31）</strong><br>與朋友討論著離開學校/現職後前途茫茫，知道就是得腳踏實地繼續學習吧，繼續尋找那個像醃肉一樣深刻入味的語彙。(๑˘ ₃˘๑)</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27967ee3ed00"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item>
        <item>
            <title><![CDATA[不完成的人物肖像 — — 2020公視新創紀實短片（下）：《殺人之眾》、《咪咪貓的奇幻之旅》]]></title>
            <link>https://medium.com/@nageeni/%E4%B8%8D%E5%AE%8C%E6%88%90%E7%9A%84%E4%BA%BA%E7%89%A9%E8%82%96%E5%83%8F-2020%E5%85%AC%E8%A6%96%E6%96%B0%E5%89%B5%E7%B4%80%E5%AF%A6%E7%9F%AD%E7%89%87-%E4%B8%8B-%E6%AE%BA%E4%BA%BA%E4%B9%8B%E7%9C%BE-%E5%92%AA%E5%92%AA%E8%B2%93%E7%9A%84%E5%A5%87%E5%B9%BB%E4%B9%8B%E6%97%85-6a21f8b4318d?source=rss-83388aa855fc------2</link>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s://medium.com/p/6a21f8b4318d</guid>
            <dc:creator><![CDATA[CCY=nageeni]]></dc:creator>
            <pubDate>Mon, 30 May 2022 08:51:56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5-30T10:49:17.56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不完成的人物肖像 — — 2020公視新創紀實短片（下）：《殺人之眾》、《咪咪貓的奇幻之旅》</h3><p><strong><em>影評原刊於「放映週報」676期（2020/09/15）</em></strong></p><p><strong>無名的自畫像：《殺人之眾》</strong></p><p>夜晚行進的公車上，窗中模糊的倒影是一位手持攝影機、正在拍攝自己的男子，坐在面向窗戶的側邊座位上，看向外頭閃爍的市區風景，之後，畫面中顯示發送時間為2011年12月22日的簡訊畫面，點明了故事的時序。先於轉為黑白的影像發出聲音的，是幾名男子之間關於買賣的對話，而導演林聖文的綽號「阿文」也出現在對話之中，然後，毫無頭緒地進入一段拍電影過程中的NG片段，熟悉趙德胤電影的觀眾，或許從登場的演員面容、返回緬甸的主題，猜測到這是來自電影《歸來的人》的花絮。手持的觀點鏡頭，記錄其日常生活中和趙德胤合作拍片、與演員喝酒聊天、街頭閒晃、在神明桌上供上餐食的父親等種種片段，林聖文不直接向觀眾發聲介紹自己，而是藉由許多生活記錄片刻，提供其身世背景的線索。</p><p>從「0」開始到無限符號（∞），在公車行進之間開始的獨白，影片以畫面上數字標示出五個段落，依序揭示作為獨立電影工作者之外的其他面孔：他是與父母同住在小公寓的兒子、積極投入社會運動的抗爭者，也是新聞媒體眼中的「擋車哥」。故事從士林王家拆遷前一晚開始，以簡便的手持iPad鏡頭，拍下深夜聚集士林橋下的抗爭參與者，現場同步錄下的獨白，隨時記錄自己對當下情況的解讀，而當建商、都發處與警察都聚集起來，鏡頭的視線從平視逐漸轉移到高樓上方俯瞰，最終退至狹窄的室內，彷彿帶領觀眾跟著他的鏡頭，體驗抗爭者在現場的情景。當最後一道防線被衝破，頓失影像的黑暗中，聲音記錄警察向抗爭者施行暴力的事實。</p><p>看不見並不代表不存在，讓人想到艾未未《老媽蹄花》（2009）中，為了確實記錄成都警察對他違法監控與暴行，而在旅館房間藏起已經開機的攝影機，黑暗中拍下的聲音記錄，正證明了國家暴力的無所不在。而有時更甚黑暗中的控訴的是，當林聖文被身前身後的警察帶離現場時，他以iPad拍向自己，直面鏡頭的是他特寫中巨大的臉，即便他盡可能冷靜地描述自己所遭受的待遇，但這樣在影廳中逼近觀眾的一張臉，更強化觀眾直接被指定為對話對象的壓迫感，觀眾不得不面對，作為片中實際遭遇暴力驅離的抗爭者，又是本片作者的林聖文。</p><p>本片即是林聖文以自己的經驗，作為影片主題的「自畫像」，全片聚焦於他身在運動現場的種種行動與思考，而不同素材剪輯之間所插入的場記板，使數字標示的段落之間再切割為一段段的時間序列，彷彿自己不只是鏡頭之後的導演，更是鏡頭前扮演「自己」的演員。「個人」或「主觀」並不意味著耽溺或自戀，當電視轉播將運動描述成由特定「社運英雄」所喚起的、盲目的集體能量，其實是忽視這樣的社會運動，多是由眾多獨立的個人，與政府暴力拚鬥而成的創傷事件。像是，抗爭者必須在現場依憑個人的判斷，學習用自己的身體卡位、抵制驅離，或是，在怪手前建立起承受暴力的第一線人牆，拉攏更多人撐過深夜與清晨。於是，沒有團隊、沒有將攝影機換手給他人的餘裕，同時身為抗爭者與電影工作者的林聖文自己，就是現場唯一的主題。</p><p>當時間來到2014年立法院前的反核四抗議行動，手機畫面中一群人追逐質問時任立法委員蔡正元，本以為是由林聖文自己拍攝的主觀鏡頭，然而當人群散開，林聖文出現在畫面之內、擋在蔡正元的轎車之前。場記板再次切分，現場尖叫聲四起，在道路上以不慢的速度行駛的轎車，正前方是被拖行的林聖文，人群一邊喊著一邊追逐轎車，卻紛紛落後或摔倒，最終這位持攝影機拍攝的人，也被轎車遠遠甩下。但最殘酷的竟不是暴力發生的現場，當畫面呈現出一幀幀日後318佔領立法院運動的黑白靜照，聲軌中卻傳出蔡正元向其選民溫情喊話，以及對抗議示威學生的嘲弄與批評。</p><p>相較於今日毫無「中華民國」包袱，愉快接受中媒採訪的情境，回頭看幾年前高舉「人民」和「民主」語彙的蔡正元，便顯得更為諷刺。在蔡正元版本的故事中，趴在車上的林聖文，不再是名正言順的抗爭者，反而變成對媒體擠眉弄眼，有意在攝影機前演戲受傷的「擋車哥」。父母坐在家中看電視的影像，頻頻穿插在這些現場畫面之間，如同他們便是惡質媒體的目標觀眾，而始終沒有看向攝影機的父母，可能將在電視中看見身為兒子的林聖文，被政客與媒體扭曲後的不堪形象。至此，可以更理解導演為何將拍攝主題轉向自己，揭示其有著複數身份形象的自我肖像，並非是為了增加曝光、將自己塑造為「英雄」，也不是將自己的生命經驗作為個案，來隱喻更大的群體和背景，或許，只是更單純地，想再次拿起攝影機，奪回被政客、媒體所掏空的自我詮釋的權力。希望從無良媒體中過度曝光的「林聖文」，再次成為拿著個人攝影機、投身抗爭的「無名」群眾。</p><p>後續的影像從傾向觀點鏡頭，配合獨白的拍攝方式，轉為以現場群眾與抗爭者的中遠景鏡頭。在國道收費員自救會的遊行現場，短焦鏡頭從遊行隊伍身上，愈拉愈遠，將周圍遊盪散落的行人、遊客、居民與警察，都漸漸收攏在畫面之中，形成彷彿無中心的抗爭現場。之後，另一個更具衝擊力道的片段，是多名受警察拘捕的抗爭者在車上與警察辯論，其中一位面向鏡頭的警察，重複著媒體上醜化的說詞，無視他人激憤的批評和質疑，而抗爭者艱難又神經緊繃的日常，早已讓他們熟悉這些話術與暴力，從兩方的對話中可知，雙方早因大小事件多次接觸，而經歷這些令人滿目瘡痍的抗爭後，彼此的矛盾卻從未化解。</p><p>比起歌頌青春熱血或感傷於理想失落，本片揭露更多抗爭中的狼狽、困頓與創傷，影像佈滿更多無處宣洩的情緒，學運世代的觀眾或許在觀片時，更能同情抗爭現場的壓力與挫折，但非同溫層的人，會不會如同影像中詭辯、施行暴力的警察，立場倒向片中用以嘲諷守舊思想的片段，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律令和說詞呢？影像終究沒有清楚回答，選擇對話、進行遊說的是什麼樣的觀眾。片末，當公車即將從華山公園前往行政院，如同駛向2014年3月24日，警方以水車、警棍與盾牌，與抗爭民眾爆發流血衝突的那一天，雖然是近年國家暴力的代表性事件之一，卻也因媒體高度曝光而讓「暴民」形象，更深入一般民眾的心理。或許，這隱藏了一個更刁鑽的質問：若類似的事件重演，誰會為鏡頭前看似莽撞、粗暴、不理性，卻承受著警察暴行的抗爭者聲援呢？這是影片作者同時留給學運世代，也留給保守立場的電視觀眾的憤怒回望。</p><p><strong>遺留人間的分身：《咪咪貓的奇幻之旅》</strong></p><p>熟悉淡水的觀眾，看到片名大概都會心一笑，在淡水老街、碼頭和海灘的角落，總是能見到黃底黑邊的「咪咪喵」塗鴉，以雙腳站立、舉起單手的咪咪喵，可能還在下方寫有「小孩牽好」、「注意來車」的提醒，像是淡水名產一般的存在。不過，除了美麗的淡水風土人情，本片也關心著另一個當代淡水名產：清晨，從高處俯拍整個美麗淡水河出海口，前景有人在釣魚，然而遠方一隅卻是整排的高樓建築；牛在寬廣的草原上悠然自得，後景的山坡上是數棟正興建著的高樓。導演鄭治明不透過字幕或旁白發言，僅是以簡潔的影像構圖和剪輯，來傳達這個令人不安的情景。人在淡水，怎麼暢遊於大自然和老市街風光，都無法從視線中排除的，便是不斷增加的超大型建案。</p><p>下一個片段，觀眾看到一早上身穿著警消制服，下身還穿著四角內褲的「咪咪喵」，拿著香在街上拜天公，下一個鏡頭回到室內，「咪咪喵」正完成著裝，扛起瓦斯桶到車身也刷成黃色的小卡車上，準備展開他忙碌的一天，有趣的是，鏡頭焦距向背景中的電線桿上一拉近，一隻咪咪喵便畫在上頭。這位自稱「喵喵油氣捕捉器」，在信和液化煤氣行工作的林容生，即是淡海名產「咪咪喵」的作者，他所畫的咪咪喵，似乎無所不在。導演拿著攝影機坐上小卡車，陪著林容生東奔西跑、穿梭於淡海風景之間，許多重要的對話，也都是發生在車上或工作進行之間，像是對穩定收入的期望、離婚的挫折，以及對他稱為「夕陽產業的夕陽」的不安。而在素樸的影像中，總能看到林容生對浪貓、浪狗等小動物，以及對老淡水的柔情似水。當工作夜歸的青年或獨居老公寓的長者，急需瓦斯，接起電話使命必達的林容生，在工作途中時常停下來繪製「咪咪喵」，與那些溫柔提醒的文字，咪咪喵便像是他的「分身」一般，在每個角落守護著漸漸被高樓包圍、淹沒的淡水。</p><p>前一節寫到的《殺人之眾》和本片的配樂，皆是由電子音樂藝術家鄭各鈞製作，而不同於《殺人之眾》更為尖銳的噪音氛圍，本片配樂的元素，有些像是模擬或取樣自瓦斯桶撞擊地面的清脆聲響，和諧的慢板顯得溫馨，卻也給人略帶寂寞的感覺，而隨著小卡車漸漸往密集的大樓社區前進，相較於「咪咪喵」常出沒的、四處是榕樹草叢等新鮮綠意的老社區，冷色的高樓和柏油路之間非常空曠，沿路是各家建商的售屋廣告立牌，鮮少人車商家，只有一棟棟風格與設計皆一致的高級住宅，以及彼時還在建設中的淡海輕軌工地。</p><p>而林容生除了是瓦斯行負責人、關心淡水社區的老好人及咪咪喵的原作者，影片在中段以數張消防打火的照片，介紹林容生另一個更出名的身份和事蹟。聲軌引用的了新聞報導的片段，女主播字正腔圓的聲音，熱心介紹著白天工作、晚上值大夜班打火的「義消林容生」，此時的他理平頭、戴著眼鏡、著正裝，戴著獎牌的他顯得如此年輕有為。然而，新聞中塑造出「義消林容生」的英勇、堅強、樂於助人的形象，更像是在小學公民課本上，或是在乏味的朝會上由校長介紹的好人好事代表，這樣拼命鼓勵民眾向其看齊的說詞背後，其實更多是「咪咪喵」林容生口中的「很多看不到火的火災」。畫面重返林容生四處送瓦斯的情景，一邊吃著早餐，乾笑提到前妻對他的不滿，相對於前面的歌功頌德，這個片段的安排顯得諷刺，他無奈自己的瞎忙，不僅重創自己的身心，也讓自己終究失去親人，過去到處救難，卻看不見自己的人生正時刻崩塌。</p><p>導演鮮少透露更多其人生細節，總是點到為止，不知道是林容生不願意傾訴，還是導演選擇不用這些片段，或許，這說明了導演製作紀錄片的態度，畢竟羅列人物隱私，為觀眾提供種種獵奇、具新鮮感的人生奇觀，並不會讓人更認識「咪咪貓」的思考與感情，而是需要給予人物充足的尊重與同理，如同林容生一邊在瓦斯桶上噴漆，一邊看向鏡頭說道：「感謝你把我當成一個人物在做記錄。」。也如同林容生帶導演去山間小廟拜拜時所言，唯有從神明的視角看出去的淡水，才會完全了解咪咪貓，觀眾隨鏡頭向山下的淡水市區，與傍晚海天連綿看去，這個由「咪咪喵」用心守護的風景，或許是他希望自己應當被認識的方式。</p><p>然而，接連出現畫面中，是美麗雲海前即將完工的巨型社區大樓，當鏡頭愈帶愈遠，剪輯的節奏愈來愈快，這些大樓彷彿無邊無際，鋪滿整個淡水海灣。一下子，顆粒飽滿的電子音樂，氣勢磅礡地進入前景，攝影機運動在樓層之間天旋地轉，以短焦鏡頭仰視的效果，更讓高樓建築聳入雲間，矩型與矩型交疊的幾何之美，搭配起明亮的快板節奏，這樣的音像組合根本是「淡海新市鎮交響曲」。然而，諷刺的是，畫面中呈現了在鷹架上毫無防護設備，以及風吹雨淋、高舉售屋廣告招牌的工人，這樣的美總是建立於對高工時、高風險勞動者的剝削，而這是本片最著力批判的時刻。</p><p>影片末段，入晚仍在送瓦斯的林容生看來十分疲憊，特寫下的雙眼渙散，數度停下車子吃藥休息，此時身體的異狀預示著他日後的辭世。鏡頭前，光線明亮的靈堂掛出林容生的遺像，照片中的他，頭上是齊整的可愛的瀏海髮型，穿著他的招牌義消制服、燦爛笑著，插入字幕告知在本片拍攝期間，林容生因病驟逝的事實，至此紀錄中止。影片未繼續著墨於此，直接將時間拉到半年後，在豔陽高照的一天，淡海輕軌總算建設完畢、通車啟用，捷運站口人潮大排長龍，是林容生未能親自見證的，象徵淡水地區開發盛世到來的一天，而這不惜花時間排隊，也要及早看見什麼呢？車廂內，乘客舉著照相機，討論著窗外彷彿無邊無際的豪宅社區大廈，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出去，都是這些大同小異的建設，而這可能已經是今日淡水最具代表性的風景了。</p><p>片末無言地陳列出更多各式各樣、無所不能的咪咪喵，像是在抵抗著「新市鎮」的成形：搭公車、彈吉他、變魔法的咪咪喵，甚至是摘星星，彷彿林容生仍開著他的小卡車四處跑、四處畫，繼續照顧著他深愛的淡水，繼續叮嚀著行人、騎士和遊客，珍惜自己的生命也珍惜其他生命。即便林容生的驟世，將使他的肖像永遠保持在「未完成」的狀態，但他遺留人間的分身「咪咪喵」仍繼續遍佈淡水各個角落，堅持著其守護淡水的任務，而鏡頭最後停留在一個路燈桿上，被新的塗漆稍微蓋過的、未畫完的咪咪喵殘影，或許預告著這個淡水守護神，總有一天將被新市鎮的風景給遺忘，但未畫完的肖像永遠向所有機會敞開，永遠在等候有緣人的加筆、修復，以及傳承。</p><p><strong>日記（2022/05/30）</strong><br>個人比較喜好上篇的兩部短片，以至於下篇在身心復健（詳上篇日記）中成為挺囉唆又沒重點的一篇，實在是對兩個創作者感到抱歉。為咪咪貓製作配樂的小各，身為百合花《不是路》製作人入圍金曲獎，請各位鄉親要本放死守啊。(๑˘ ₃˘๑)</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6a21f8b4318d"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item>
        <item>
            <title><![CDATA[不完成的人物肖像 — — 2020公視新創紀實短片（上）：《天亮前的戀愛故事》、《地洞》]]></title>
            <link>https://medium.com/@nageeni/%E4%B8%8D%E5%AE%8C%E6%88%90%E7%9A%84%E4%BA%BA%E7%89%A9%E8%82%96%E5%83%8F-2020%E5%85%AC%E8%A6%96%E6%96%B0%E5%89%B5%E7%B4%80%E5%AF%A6%E7%9F%AD%E7%89%87-%E4%B8%8A-%E5%A4%A9%E4%BA%AE%E5%89%8D%E7%9A%84%E6%88%80%E6%84%9B%E6%95%85%E4%BA%8B-%E5%9C%B0%E6%B4%9E-455d708d9db7?source=rss-83388aa855fc------2</link>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s://medium.com/p/455d708d9db7</guid>
            <dc:creator><![CDATA[CCY=nageeni]]></dc:creator>
            <pubDate>Mon, 30 May 2022 08:32:38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5-30T08:32:38.637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不完成的人物肖像 — — 2020公視新創紀實短片（上）：《天亮前的戀愛故事》、《地洞》</h3><p><strong><em>影評原刊於「放映週報」676期（2020/09/15）</em></strong></p><p>《天亮前的戀愛故事》（以下簡稱《天亮前》）、《地洞》、《殺人之眾》與《咪咪貓的奇幻之旅》四部短片作品，出自公視「新創紀實短片」系列，於今年台北電影節的「明日．臺灣」單元首映。「新創紀實短片」從2018年開始的短片公開徵案，徵案條件讓人想到目前已經完成11屆的「觀點短片」系列，皆是希望透過25至40分鐘的短片篇幅，鼓勵樂於挑戰傳統的影像工作者，製作表達獨特觀點的影像作品。但不同於一般短片的招案，「新創紀實短片」的寓意更深，明確指出影像須在廣義的「紀實」範疇之下，顯得又「新」又有「創意」，因此，創作者如何在手法、觀點，或題材的選擇上表現新與創，且這些處理又回應哪一種普遍的紀錄片形貌，正是觀看這些作品的趣味所在。</p><p>四部短片皆選擇特定一位人物作為影片主題，而如個人肖像（portrait）般的影像再現，幾乎是最常見且普遍的紀錄片類型。通常，這樣的影片藉由觀察人物的生活細節，或由人物與導演的互動，來引導觀眾認識人物的個人特質與生命體驗，再揭示如階級、族群、歷史或性別等，更大的社會背景與議題。然而，觀眾在看這四部短片時，卻很難依循影片的敘事邏輯，來逐步深入影片所指定的人物，看到更多的卻是，關於人物的零散傳言和隨拍片段，以及在鏡頭之前，與人物形成似有若無關連的行人、顧客、臨時工、社運人士，或創作者本人的生活與思緒。不同於一般人物導向紀錄片，所忠實闡述的個人生命歷史，這樣的敘事看似失焦，執意刻劃著永遠不（或不可能）完整的肖像，和人物身處的脈絡忽遠忽近，甚至推拒、延後著刻劃的動作。</p><p>有趣的是，不緊握顯而易見的因果關係，也不輕易重演、詮釋個人的生命體驗，這樣的影像一方面強調經驗不可（被影像本身）複製的特殊性，另一方面，積極分享其釋義自身與其所呈現的人事物的權力。無論是凝視他人，又或影像工作者返回私領域，拍攝家族、親友或自己的肖像（自畫像），這樣標示著「不完成」的肖像，總是將其他人物、時空和思維，隨時且隨機地產生聯繫，辨別身份為何不再關鍵，而是讓觀眾觀看肖像的過程，如同見證多個主體的交會。是故，除了關注影像讓「誰」代表了什麼、「說」了什麼，更應留意言語和因果邏輯失效時，影像如何挪動人物與其身處場景、人物與其肖像、肖像和觀眾之間的種種關係，探索未知的感性配置。</p><p><strong>不尋人的啟示：《天亮前的戀愛故事》</strong></p><p>本片由林君昵與黃邦銓共同執導，影片從一張照片開始，隨意傾斜放置的照片中，兩三位身著白衫黑褲的成年男子，與一位身著夏季洋裝、被牽著手的小女孩，他們都背向鏡頭，等待一輛電車走過。這樣一張關於人與電車的照片，作為整部影片的開場印象，讓人想到黃邦銓先前屢次獲獎的影像作品。在照片之後，觀眾彷彿隨攝影機坐進這班行進中的電車，看向沿途窗外忽明忽暗的城市風景，一同踏上了這個尋人之旅。一通電話，來自臺灣的林君昵，以略帶口音的日文，請報社刊登一則尋人啟示，她所尋找的那位同樣來自臺灣，也曾住在東京高円寺，卻是80年前從臺灣來到日本的作家翁鬧，這通電話讓人有太多疑問無處安放，為什麼要在今天的東京，找一個來自過去的、不可能找到的人？為什麼是作家翁鬧？以及，導演也想知道的，這位在戰前留下數篇文學佳作，卻行蹤與身世成謎的作家翁鬧，到底是誰？</p><p>臺灣日治時期的「現代派」或「新感覺派」作家翁鬧，在世期間便行事神祕，何時出生又何時死去都難以考證，除了其風格與手法殊異的文學創作，和種種官方公布的獲獎與出版品刊登記錄，我們對翁鬧的了解，大多來自與他同世代作家對他的回憶與評論。從林君昵與當地居民對話中提及的事蹟可知，她是熟悉關於翁鬧其人與文學相關研究的，本片的片名即取自翁鬧1937年發表的小說篇名〈夜明け前の戀物語〉，但是，電影卻鮮少參考此篇小說觸及的種種主題，全片反而是環繞著林君昵在今日的東京，追蹤作家在戰前東京生活過的蛛絲馬跡的歷程。像是與尋人目的背道而馳，林君昵不在影片中訪問專業的研究者，也不將現有的研究文獻進行視覺化整理，而是選擇直接到今日的高円寺，按照翁鬧的文章中曾提及的線索，帶著幾張老照片四處詢問，是否有人曾見過80年前身著黑色校服、笑容靦腆的青年翁鬧？就這樣帶著輕便的設備、抓著舊書店翻出的老地圖翻拍相片，展開一場不計勝算、與機緣豪賭的尋人之旅。</p><p>在16mm的過期底片中，暈染藍夜的看板火光，為今日高円寺的舊市街，染上溫潤的懷舊色彩，而因步行大幅晃動的手持鏡頭，與低格數畫面形成的不連續感，隨性抓拍的畫面像是一幕幕酒醉行人的眼角餘光，讓沿路的紙燈籠、酒館、小吃攤，成為眼前倏忽即逝的殘影。木屐聲與獨立樂團的沉鬱歌聲，在溼漉漉的暗巷中響起，這樣屬於醉漢、文藝青年、學生、異鄉人、失業者等等，翁鬧筆下的「浪人」的混雜且光影曖昧的夜晚，或許就是位於現代都市角落的高円寺，最具代表性的風景。</p><p>但也正是這樣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社群組成，受訪者都忍不住吐槽說道，那時在這裡像「翁鬧」這樣的人實在太多了，像這樣一位來自殖民地的學生與文藝青年，光憑照片與軼事傳言，一般人不太可能會對他留有印象。於是，接受訪問的人能說的，總是自己曾身處那個時代的種種經驗，有趣的是，影片列出的每一則訪談，都巧妙地作為補充說明與證言一般，回應著翁鬧與其同代人筆下在戰前高円寺的生活體驗。</p><p>那個時代特有的氛圍，再離群索居的人都不可能「無感」。翁鬧於1934年到東京，傳聞於1940年凍死於東京街頭，他的東京體驗恰好開始於「昭和恐慌」、日本出兵中國之後，至「總動員」之前。一位受訪者提及，當時的景氣就算作為菁英的大學畢業生，都難以謀職，如同翁鬧所描述，經濟恐慌下高円寺人影與攤販稀疏的情形；另一位受訪者則回憶1937年「支那事變」（臺灣稱「盧溝橋事變」）後，在三菱銀行前舉行的凱旋慶祝會，隔年，翁鬧即發表詩作〈勇士出征吧〉（征け勇士），作家彷彿也深陷舉國沸騰的戰爭熱情。</p><p>然而，戰事愈演愈烈的時代，也是標誌著現代性的電影文化的黃金年代，而翁鬧作品中的風景和事件情境，也時常有如電影分鏡剪輯一般，在視覺上有著豐富的動態感。蔬果店的老闆看著導演提供的老地圖，想起揉合洋和風情的電影院「高円寺館」，兩層樓的木造建築，搭配可以躺臥的屋敷與榻榻米，上演著卓別林與美國西部電影。有趣的是，本片不節錄受訪者提及的電影片段，反而在畫面中呈現導演所在的當下，在街上戴著能面與小丑鼻子的雜耍表演者，呼應著卓別林喜劇的演出畫面，結合受訪者對往日回憶的描述，或許，今日紀錄片常見的音畫分離、旁白（voice-over），正巧妙地對應有辯士「談」電影的無聲默片時代。</p><p>影片觸及的歷史時空，逐漸脫離翁鬧的生年，來到他所不知的戰時與戰後東京。此行與其說是尋人之旅，更像是帶著攝影機來尋訪歷史的遺留物，如片中出現的古書店、地圖、相片一般，透過錄音素材或訪問口述，聲軌流出種種關於過去時間的線索，但畫面卻是現時導演所拍攝的東京街頭，像是受訪者正談到戰後取代電影館，大受歡迎的「低級趣味秀」，此時畫面正有一個用心打扮成河童的人，走在人潮擁擠的街道上，但人們早就不相信都市傳說，不再感到驚奇；又像是，音軌中傳出曾流行一時的「軍艦じゃんけん」的嬉戲聲，與受訪者描述遭受空襲、家屋全毀的獨白，畫面則是街頭藝人以手演繹飛行的白鴿、穿過樹蔭孔隙的太陽，與街道邊繽紛綻放的櫻花。或許多數人不再認同其戰時的象徵意義，但這些不祥的圖示與符號，仍如鬼魅纏繞不休，彷彿今日的日本從未走出戰爭陰影。</p><p>本以為影片將會結束在這樣開放的反思，結果在最後十分鐘，導演找到可能跟翁鬧有關的遠藤家後人，根據片中林君昵所述，翁鬧在東京時曾寄住於高円寺的遠藤家，雖然翁鬧寄住期間，這位後人已改姓武田、不住在家裡，也無法談得更多，但這是這趟尋人之旅最接近翁鬧本人的一刻了。相較於其他主要以旁白形式出現的受訪者，武田夫婦坐在攝影機前，景框內是他們胸口以上的上半身，像是拍攝肖像照一般，頻頻被鼓勵著直視鏡頭，自此，畫面中在東京街頭的尋人之旅，有了武田先生的加入，主要負責訪談的林君昵也出現在鏡頭中，與武田先生一起重返舊地、指認回憶，原本如旅客的眼角餘光的主觀鏡頭，有了可以明確跟拍的人物主題。</p><p>從不可能尋人的尋人啟示與尋人之旅，觀眾或許無法透過本片更了解翁鬧其人與作品，但藉由旅程中，創作者與今日東京種種人事物的機緣巧遇，這些音像素材卻漸漸疊合出翁鬧、受訪者及他們的父執輩所活過的時代餘像（afterimage）。翁鬧離世之前，時值日本與國際政治、社會劇烈轉變前的一夜，如同片末請受訪者朗誦翁鬧詩作〈鳥之歌〉的一段：「白晝太亮，夜晚太黑，唯有破曉，那短暫的片刻，你才是幸福的，雖然那是人們，最不幸的時光」。這首1935年發表的詩作在片中的安排，雖略嫌刻意，但卻像是預見翁鬧在日本幾年後的早逝，也預見了即將轉向舉國戰爭狂熱的日本的未來。</p><p><strong>不拍電影的劇本：《地洞》</strong></p><p>一道細小的光源在隧道深處閃爍，經過降噪後的現場收音，踩踏在水面上的聲響更為顯著，光源頻頻照亮幽暗隧道的邊際，下一個鏡頭，即是男子抱著紙箱材料走下樓梯，轉過隧道內的黑暗角落，推開鐵門，走出觀眾的視線。從導演許慧如直接向觀眾傾訴的字卡得知，《地洞》的製作契機，來自許慧如前一部紀錄片《臨時工》（2017）的演員施永鴻，平時協助劇組勘景，偶爾也客串片中角色的他，寫了一個改編自其生命經驗的劇本，而本片便是關於「施永鴻」，或說是施永鴻的「劇本」的紀錄片。</p><p>正當觀眾讀著字卡的內容，畫面中施永鴻跪在地上、專心組裝著白色桌子，在他身後，一位導遊突然帶領一群觀光客走入鏡頭，施永鴻狀似不受干擾，彷彿構成畫面中的兩種時空，但導演卻緊接著向人群說明是劇組在拍片，直接改變了觀眾對施永鴻組裝桌子狀態的解讀，直接刺穿攝影機作為客觀紀錄的前提，宣告鏡頭前的人總是在扮演著某個角色，但是，有所扮演、擺拍，並不代表眼前的影像就不足以探見「真實」。「人生做不到的事情，就交給電影吧」施永鴻的自白提到，在劇本中將暴力且品性不良的父親，設定為日後需要受人照顧的半癱狀態，劇本提供了父子兩人對峙的機會，讓身為兒子的自己得以傾訴仇恨，提供實現現實無法完成之事的機會，即便是想奪去自己或他人生命的心願，或許，唯有虛構的世界才能容納這樣真誠的絕望。</p><p>如何拍一部關於劇本的紀錄片？劇本同時又是改編自某人的真實體驗？《地洞》與前作《臨時工》有許多相似的設計，同樣安排了背景與年齡各異的「臨時工」，參與分段式的影片製作過程，在一處劇組挑選的廢墟，佈置起宛如一個三人家庭的生活場景，透過事件的時序安排、調動「家」的諸多形式元素，來挑戰傳統對家的功能的想像，和價值判斷，同時顯現工人階級克難的生活處境。在《臨時工》裡，施永鴻作為不斷隱身干擾「家」的實驗參與者，而在《地洞》裡則是同時作為劇本原作者、鏡頭前的受訪者與演員，介於實際的生活體驗和戲劇演出之間，片中施永鴻以各種方式表演與再現「自己」的形象，不斷變化、流動的主體如同水面上的漣漪，持續向外擴散，且頻頻與其他試鏡演員的生命歷程產生共鳴。</p><p>影片的構成宛如實際拍片順序，設計了勘景、試鏡到拍攝三個主要段落。「勘景」即是尋找適合拍片的場景，在施永鴻的劇本中，卻意味著在今日比對過往的時空，重返回憶中的成長環境。然而，當今日的施永鴻想要擁有自己的「家」，房仲業創造各種誇大不實的宣傳詞彙，卻讓人心寒。過去從未擁有家的歸屬感，而今日「家」的概念卻持續為資本社會所掏空，例如施永鴻記憶中緊鄰運河橋下的第一排公寓，應是比較車聲吵雜、潮溼的地點，但在今日可能被說成「水岸第一景」、「愛情河左岸」。話音甫落，畫面接連呈現數個售屋廣告，水面上歪斜、模糊的看板倒影，以及印有虛假溫帶森林的木製樣板屋，沉默的影像直接對此做出批判。</p><p>「試鏡」的段落則有更多關鍵的訪談，演員們雖然對劇本故事有著不同的理解，但與施永鴻在黑暗地道中的獨白交叉剪輯之間，卻揭露了彼此相似卻絕不相同的，來自原生家庭的創傷經驗。像是惡劣的成長環境、在體內躁動的暴力本質，以及受虐、被拋棄的體驗的惡性循環，悲哀與失落的情感彷彿聯繫起一個個主體，不斷向外暈染擴散，一次又一次將情感的能量伸向螢幕前觀眾的心。穿插其間的空鏡頭，彷彿也浸潤在這樣的情感脈動之中：手電筒光圈照亮墜落的顆顆水珠，流水沖蝕泛黃的鐘乳石，特寫鏡頭中是其層疊浮凸皺起的質地，又或是，細碎鳥啼聲下蒼白的天空，榕樹蔓生的枝幹在逆光裡，如同彼此交織、連結起的網絡。這樣從素樸構圖下的視覺元素，經由剪接，銜接起呼之欲出的隱喻和感覺，正是許慧如的拿手好戲。</p><p>原本僅是個體在成長中不斷喪失的私密經驗，但透過「劇本」對其人物形象和情境的重寫、「演員」參與詮釋的過程，以及編織起這一切感情的「影像」，鬱結的創傷或許有了得以向外敞開的契機。然而，本片不只是藉由剪輯來編織人們的關係，還安排劇組成員一起去看豪宅的橋段，而這也是演員之間和劇本原作者施永鴻的第一次見面，像是謎底揭曉一般地指認著彼此，在實體的互動交際上建立聯繫。但這個怎麼看都很「怪」的一家子，臉上都有著似笑非笑的表情，在這些人之間顯得很尷尬的房仲業者，還是盡責地向每個人遞上名片、介紹屋況和坪數價位，但施永鴻卻說起以前在找便宜划算的「凶宅」，實在很不給面子，尖銳又諷刺的事件安排，實在非常有趣。</p><p>但這個拍攝計畫終究不會進行下去，「不拍」可以是不想拍、不能拍、拒拍，有各式各樣的理由，一方面，可能考量到實際市場、經費人力上的限制，另一方面，正因為是關乎人的真實生命，才無法單純以劇情片的方式讓其「曝光」，或許，唯有在這樣的紀錄片，反覆斡旋於難以模擬的真實體驗，與經過人為設計的表演和再現之間，才能使難以量化的情感和記憶，顯現於觀眾眼前。「你們在那上面看著我嗎？」影片末段，施永鴻談到曾去西藏的珠穆朗瑪峰的經驗，在那個人稱距離天堂最近的地方，他拿出已逝母親和狗的照片，扮演起岩井俊二《情書》向遠山吶喊的藤井樹：「你好嗎？」，而在鏡頭下的施永鴻同時也是扮演他自己，那是今日的他，想要向已逝珍愛重複訴說、分享的真切心意：「我很好」。</p><p>最後，空無一人的地道中傳來防空演習專用的鳴響，如同貫穿整個地道的水泥牆一般，震動起水窪上的圈圈漣漪，而突然兩位劇組人員一邊說話一邊走入畫面，像是前面觀光客走過施永鴻身後的設計，再次消解影像可能的戲劇氛圍。而從兩人的對話中可知，在地道內發現了拘留室、日本軍刀和一間又一間的偵訊室，他們擦身經過的老舊招牌上以英文寫到「air raid shelter」，揭示了這個全片隻字未提及的地下空間的來歷，看完本片後搜尋才知道，這裡是近年才剛開放參觀的軍事遺址「鼓山洞」，在二戰期間作為防空洞使用，戰後則是交由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將空間隔成一間間拘留室，而延伸鋪滿整個牆身的保麗龍，是為了對外隔絕偵訊時的哀嚎聲，靠近逃生口的地方因經年累月的雨水浸潤，已經爬滿鐘乳石，而對照起本片關於扮演與創傷經驗的主題，使用這個空間作為試鏡和拍攝場景的選擇，顯得更意味深長了。</p><p><strong>日記（2022/05/30）</strong><br>非常長，時任主編幫我拆成上下篇，很難想像會有非學界的人讀完。開始寫這篇時，正深陷人生一個大坎。最初，只是單純地為了寫翁鬧而感到有壓力（「台文所的同學師長都在看著ㄋ」的假想壓力），但經歷了一個痛苦而蒼白的夏天之後，寫作本篇成為重要的身心復健。品酒課程的報名動機：想要活用能夠辨別新鮮腐敗與否的超能力。(๑˘ ₃˘๑)</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455d708d9db7"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item>
        <item>
            <title><![CDATA[《熱帶雨》：打在窗玻璃上的情感]]></title>
            <link>https://medium.com/@nageeni/%E7%86%B1%E5%B8%B6%E9%9B%A8-%E6%89%93%E5%9C%A8%E7%AA%97%E7%8E%BB%E7%92%83%E4%B8%8A%E7%9A%84%E6%83%85%E6%84%9F-d081db9c96a0?source=rss-83388aa855fc------2</link>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s://medium.com/p/d081db9c96a0</guid>
            <dc:creator><![CDATA[CCY=nageeni]]></dc:creator>
            <pubDate>Mon, 30 May 2022 08:14:59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5-30T08:16:12.133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strong><em>影評原刊於「放映週報」663期（2020/02/24）</em></strong></p><p>第一場戲，阿玲（楊雁雁飾）開著車，車內除廣播道出天氣和路況訊息，以及車外輪胎、雨刷的運作聲，剩下便是幾乎作為背景籠罩一切，打在車身與窗玻璃上的雨聲。攝影機從後座位置看向前方，鏡頭聚焦於車內後視鏡中阿玲淡然的雙眼，與做為背景的，是熱帶地區對流旺盛而充滿力道的雨，雨水擊下、散落在擋風玻璃上的窗外風景。電影是這樣表現新加坡的雨季，雨被隔絕於車身之外，對車內人或從車內看出去的觀眾而言，車窗雖是透明的，仍能讓人與外界保持著一段距離，可是，當雨水快速撞擊、四散，瞬間模糊視線，唯有雨刷掃過才能一時澄明，這樣的雨則構成忽隱忽現的第二道視覺屏蔽。但是，雨聲卻能穿透隔絕它的事物。</p><p>事實上，適切地描述本片的故事綱要是如此困難，像是三稜鏡一般，電影折射出複雜的生命樣貌與社會處境，如同導演陳哲藝首部長片《爸媽不在家》一般，大量屬於新加坡、馬來西亞華人的特殊歷史和文化符碼，圓熟地在本片主要情節間點綴鋪展。陳哲藝的兩部長片作品也都聚焦於為社會與主流價值所疏遠的「outsider」<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2849#fn1">1</a>，特別是女性角色的生命故事，考慮到其中可能牽涉到的國族、性別或階級等議題，至今，熱切的觀眾與影評，仍持續為本片提供不同的定位方式，以利解碼電影中重層展開的主題：是什麼讓一個人成為局外人？是什麼讓總是費盡心力的阿玲，始終與學生、摯親、夫家、同事，甚至是其所身處的新加坡社會產生隔閡？</p><p>電影中阿玲和其他人物的互動，正如同雨、玻璃和雨聲一般，雨做為電影的母題（motif），無論是視覺上，還是聽覺上的，都隨情節展開不斷浮現，一再強化人物內在與外在的困境，然而，雨的聲音難以獨立存在，必須與其他事物有所接觸，才得以為人所察覺，而具有穿透力的雨聲，正如同滲透於敘事中人際往來間的種種情感活動，圍繞著電影中的主要角色阿玲，觀眾主要透過負擔各方壓力的過程中變化擺盪的阿玲，看見新加坡華人社會中種種認同、價值思維間的複雜關係，阿玲的人物塑造正是關鍵。</p><p>除了可以從身為生理女性、已婚、華人、來自馬來西亞、在新加坡擔任華語教師等，種種交織身份指向的壓迫結構進行解讀，另一值得關注的是，相較於容易讓人觀察表情細緻變化的特寫鏡頭，電影反而常以中景、中遠景鏡頭，捕捉不同情境下阿玲的神色。那樣總是帶點清淺笑意，甚至如陳哲藝所言「清淺到偵測不到的笑容」<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2849#fn2">2</a>，使神情略微木然，但並非冷漠，也不至於讓人感到特別親切。頂著這樣一張帶有笑意的臉，阿玲謹慎又勤快，開著自己的車，穿梭於新加坡的華人家族、升學學校，與傾向功利和競爭的社會，而在電影的前半部分，阿玲總能在經歷種種折磨後，回復到那個平靜、略帶笑意的表情，沉重的生活因此延續，阿玲繼續負擔，疲勞與受苦的時間繼續積累，直到再也無法回復平靜。</p><p><strong>雨的隔絕，雨的連結</strong></p><p>雨是推動情節的關鍵，雨天，阿玲開車到學校停車場，從車上看出去，四濺的雨水糊弄車窗，雨聲將阿玲包圍，彷彿讓阿玲一時與世隔絕，阿玲便翻開上衣，露出遍佈淤血的肚皮，接著，在肚肉上施打排卵針。對於在家屋中總是忙於家務、照顧身體不便的公公（楊世彬飾）的阿玲來說，下雨天自己待在車上，或許比待在家裡，更能使她擁有屬於自己的私密空間。車身與車窗隔絕雨的入侵，車上的人也被雨所隔絕，因雨而隱身、不可視，幫助阿玲暫時將世界推開。</p><p>但車窗的玻璃是透明的，一旦雨停，人所身處的世界，便會再次清晰地迎面撲來。透明的擋風玻璃，無法讓阿玲不被車外的校長、同事給發現，私密空間隨著雨停而瓦解，阿玲一下子被拉入無處可躲的社會，進行不可能迴避的人際往來。透過透明的車窗，阿玲也不可避免目擊不樂見的事情。一個晴天，泛焦鏡頭同時清楚拍到車上阿玲目擊的外遇現場，與後視鏡內緊皺眉眼的阿玲，總是隱身於丈夫推辭中的外遇秘密，困境總是主動躍入阿玲的視野，中斷她毫不間斷的勤奮努力，狀似連續的時間，散落為一個個瞬間，當下的現實無處躲避。</p><p>但是，雨也可能讓阿玲與他人建立連結。在醫院檢查完之後，與帶著腳傷來看診的男學生偉倫（許家樂飾）巧遇，阿玲不打算回應偉倫的提問，快速離去，有趣的是，即便阿玲沒有看見，但觀眾卻可以注意到，偉倫被護理師叫去後，在座位上留下無人看顧背包，巧妙地暗示了偉倫無人陪伴、照顧的狀態。鏡頭隨著阿玲走出醫院，注意到夜色漸深且下起大雨，觀眾自然地被導演引導、期待阿玲有所行動，果然，下一個鏡頭知道偉倫上了阿玲的車，走入阿玲總是用於獨處的下雨的、車內私密空間，幾乎是毫無懸置，就讓觀眾的預期心理得到滿足，期待更緊湊的互動。</p><p>觀眾總是如同置身車內一般，從後座位置，看向車內的後視鏡與擋風玻璃外的風景，感受私密空間中阿玲的感情，像是大雨中開車送偉倫回家的路上，來自醫院的電話告知沒有一顆卵子成功受精，她讓偉倫看到了自己的感情，而觀眾看到了她的眼淚，聽著她的啜泣聲為背景中驟雨的聲響包圍。雨讓阿玲暫時脫離奔波於家務、照護和學校工作的生活，以不同於傳統華人媳婦、學校教師的身份和方式，來與他人產生聯繫，或說讓同樣為大雨、社會所孤立的人，找到彼此。</p><p>電影中，彷彿只要生一個由丈夫的精子（無論是新鮮的，還是冷凍的），和自己的卵子結合而成的「孩子」，阿玲便能獲得一次進入親密關係、家族、新加坡社會的入場機會，至少電影表現出如此。另一個進入新加坡社會的方式，對她太過殘忍，便是取得新加坡公民身份。但是新加坡嚴格禁止雙重國籍，必須放棄原國籍，來換得另一個身份，儘管母親在電話裡頻頻催促變更國籍，阿玲都閃避不回應，或許她還未準備好，或許她仍深切關心家鄉，擔憂地從電視與廣播接收，關於馬來西亞抗議政府活動的新聞。</p><p>然而，求子多年未果，兩人關係也疏遠，阿玲請丈夫一起參與家庭聚會，但是，應當為家族和阿玲之間建立溝通管道的丈夫不願出席，阿玲只能獨自推著家翁的輪椅出席聚會。客廳空間不大，前景是人與人摩肩擦踵出入活動，進入室內的阿玲在這個關係緊密的家庭空間中顯得突兀，直到阿玲接受邀請，抱起滿月的嬰兒，木然等候的臉孔才轉為笑顏。一樣發生在這個長鏡頭的情節：窗外開始下雨，有人將玻璃不透明的窗戶關上，阿玲抱在手中的嬰兒哭了起來，嬰兒被小姑順手接去，緊張的阿玲跟著小姑走出鏡頭，一個年紀稍長的婦人接著走入鏡頭、嫌棄地說「沒生過，所以不會抱」。</p><p>在這個鏡頭裡，讓阿玲與他人產生連結的雨，被關上的窗戶所隔絕，連具有穿透力的雨聲也一起消音，同時，電影刻意由突兀的臺詞來中斷阿玲狀似融入家庭的場景，如同「看電影的人」所提示，會不會抱小孩，絕對跟有沒有生過無關<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2849#fn3">3</a>，孩子的哭鬧，也不見得跟會不會抱有關，即便立意是為了彰顯阿玲不被接受，但電影設計這句臺詞，或許點明導演自身，以及電影中操使英語的新加坡人、家父長體制和異性戀生殖主義內的佼佼者（或倖存者），可能也包括阿玲的丈夫，甚至是男學生偉倫，所無法同理、再現阿玲的情感經驗。求子的動力不只是為了得到家庭、社會的入境資格，也是為了瓦解與他人的隔閡，孩子或許得以取代失能的丈夫，成為陪伴自己的分身，甚至成為與他人產生連結的契機。</p><p>但是，當這個求子、解除隔閡、通往理想生活的慾望，這份辛勤或說「殘酷樂觀」<a href="https://funscreen.tfai.org.tw/article/2849#fn4">4</a>的努力過程，反而成為妨害阿玲實現種種渴求的阻礙，午後的夢境顯現了阿玲最大的恐懼，可能連自己的孩子也激烈拒絕自己，阿玲從夢中驚醒，夢中嬰兒悽厲的哭喊，其實是侵入室內的大雨，窗戶開著，雨毫不留情地灑入，阿玲從私密夢境中的恐懼迅速拉回現實，試著平靜地詢問公公是否要起床，然而，沒有得到任何回應，阿玲一時遲疑，背對著觀眾的雙肩輕微顫抖，響起了阿玲的啜泣聲。這個持續將近30秒的鏡頭，讓我們「聽見」進入房屋的雨，以及湧入公共空間的阿玲的感情。</p><p>失去照顧者身份，原本便不安定的關係一瞬瓦解。無雨的日子，阿玲在靈堂前折燒給死者的銀條，聽著丈夫的姊妹討論買賣公寓一事，長輩離世，阿玲與丈夫一下子失去居住公寓的正當性，但事實上失去歸屬的只有阿玲，鏡頭稍稍上移，拍向掛有公公肖像的花壇，丈夫和姊妹們在與阿玲隔著一段距離的位置上說話，他的外遇對象和孩子突然走入鏡頭，先生自然地協助她們上香，彷彿阿玲在不在場都無妨，與她從車內看著先生與外遇對象的鏡頭如此相似，早已預示著阿玲被排除的未來。</p><p>之後，兩人一同在律師事務所處理離婚，阿玲忍不住酸溜溜一句：「她的孩子好像很喜歡你」，點名兩人遭遇的落差，相較於遭到夢中嬰兒拒絕、失去照顧者位置、頓時流離失所的阿玲，具有公民身份、獨立經濟能力、穩定的家族連結、家父長優勢的前夫，彷彿過份輕易地被接納、統整進另一個穩定的情感關係，或是說，新加坡社會中另一個合情合理且優勢的華人家庭。</p><p><strong>Break up</strong></p><p>若說華人文化中的餐桌禮儀，體現了講究身份秩序的思維方式，那華語電影中的用餐場景，絕對是觀察人物間權力關係的焦點。有趣的是，《熱帶雨》全片安排的幾次用餐場景，都強調了人物之間的分食行為，或許從同一個盤子夾菜，就能算分食，但電影安排的是更為親密的共享。在電影前段的一個場景，中遠景鏡頭拍下整個十人坐的中式餐桌，阿玲與公公在席間等著，手機響了一下，阿玲看過後便開始用餐，觀眾知道是阿玲的丈夫不回家吃晚餐，接著，阿玲詢問公公可否幫忙多吃點菜，便舀起一瓢嚼碎後再吐入湯匙、餵食給公公；或是，阿玲與偉倫在教室裡吃榴槤的場景，兩人並坐，桌上滿滿都是剝開的榴槤，但阿玲仍剝開手中的一瓣遞給偉倫；另外，更關鍵的是，在慶祝偉倫拿下比賽金牌的榴槤派對上，阿玲看著偉倫餵食手中的榴槤肉給長者，木然的臉龐有了更深的笑意。</p><p>陳哲藝導演所刻劃的餐桌，以親密、互利的分食行為，將阿玲、公公與偉倫之間聯繫起來，一時間取消了公婆與媳婦、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位階次序。一次次試著突破隔閡，與阿玲建立連結的偉倫，從最初使用著以英文為主、夾雜著部分華語的表達，之後面對阿玲則盡量全使用華語溝通，接著，以補習為名義，偉倫走入了阿玲的家庭生活、進入她的私人領域，佔據了餐桌的一角，取代了丈夫缺席留下的空位。有趣的是，阿玲推著公公的輪椅，一同前去觀賞偉倫的武術比賽，正反鏡頭下，分別是在臺上接受頒獎、展示獎牌的偉倫，以及在臺下看著偉倫微笑的阿玲與輪椅上的公公，兩人彷彿也取代了偉倫缺席的父母的位置。</p><p>然而，一旦長者離世，三人共享的平衡也迅速崩潰，劇烈雨勢中，鼻血是無法壓抑的慾望，不顧意願，強迫將阿玲壓上床的偉倫，毫無自覺站回壓迫者一方，「我哪裡錯了？」詰問的潛台詞其實是：「我沒有錯的話，就是妳的錯」。可以決定何是何非、何為有理等價值判別標準的人，便擁有權力，要求阿玲臣服、承認、心悅地接納他所認為的「戀情」，規定阿玲必須成為戀人、母親、包容者、照顧者與家務勞動者，而不能是受害者，更不能是獨立的自己，兩人的關係終究是建立於不對等的權力，這是性侵。</p><p>性侵發生之後，阿玲對偉倫的態度初是逃避，當兩人前後拉扯來到學校穿堂，突然被行進表演中的管樂團給沖散，隔著數十位走動著的管樂團成員，兩人頓時無語相視，不同於《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小四無畏地喊出承諾，在這裡，所有意念都被正在演奏的歡快曲目「拉莎莎揚唉」（Rasa Sayang）給吞沒，如同重複偉倫「我哪裡錯了？」的質問，這首起源於馬來亞群島，並流行於大馬、新加坡和印尼社會的傳統民歌，其中一個版本的歌詞是這樣的「我還只是正試著學習的新人，如果我錯了，請告訴我」（Saya budak baru belajar, Kalau salah tolong tunjukkan.），管弦樂團一離開，阿玲也一改逃避的態度，從驚慌的樣子，再次成為有責任感的教育者，試著好好勸服偉倫，也再次試著回復平靜，重拾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拉開與世界的距離，但每況愈下。</p><p>偉倫愈積極抹消阿玲生活的公私界線，便愈是將阿玲推入險境。從在校內毫不掩飾地表示好感，到開啟車門所導致的車禍，阿玲失去了得以讓人在不友善的城市中自由穿梭的轎車，再加上作為失婚女性、升學學校中可有可無的華語教師，且沒有公民身份的馬來西亞華人，身處在多重壓迫共存的交叉點上的阿玲，持續被新加坡社會給邊緣化。當兩人的關係被學校發現，校長也延續著課堂上學生輕視華語的態度，直接要求停課，相較於被重重保護、仍有未來可談的偉倫，學校委婉地要求阿玲離開，她也無法再假裝自己屬於這個社會。</p><p>「什麼break up，從一開始就錯了」阿玲否定偉倫口中的「戀愛」，明明傍晚的陽光仍照耀著，車外一瞬下起了大雨，偉倫知道毫無機會了，衝進雨和陽光裡，阿玲也一時追了出去，晴雨之間，夕陽的光照亮原本支配整部電影的陰鬱雨色，模糊了晴雨之間、遮蔽和透明之間、公共空間和私密空間之間的界線，阿玲無法再與世界保持適當距離，只能徹底讓雨浸透。偉倫像是仍對先前諸多險境的責任毫無自覺，青澀地說著令觀眾都感到難為情的「初戀」，彷彿這是兩人唯一需要break up的關係，而阿玲是這樣回應偉倫的傷心：「以後你就會習慣的」，這句話更像是阿玲說給自己聽的，為自己哀悼，無關共鳴，畢竟偉倫從未理解過，他不知道，對阿玲而言，在這個殘酷的社會中有太多需要習慣的break up：一次次習慣心痛、習慣被人和社會所拒絕、習慣努力得不到回報、習慣為自己的渴求傷心透頂，再一次次從痛苦中恢復平靜。</p><p>電影進入尾聲，阿玲收拾行李時偶然發現了驗孕棒，心血來潮地拿到廁所檢驗，鏡頭刻意不直接呈現阿玲得知懷孕的畫面，三個鏡頭剪接，從廁所內到臥房、客廳的空間，逐步退離情緒激烈爆發的場景，何雁雁以歇斯底里地笑著哭喊的聲音，精湛地表現阿玲被直面撲來的荒唐現實所震懾，陷入了連過往運作良好的理智與適應機制，都無法作用的僵局，無人的空鏡頭溢滿情緒，將連續的時間與因果關係一併懸置。</p><p>若是以搬家而言，顯得過於輕便的行李，似乎暗示著她可能再回到新加坡社會，繼續作為華語教師辛勤生存，但觀眾仍不知道阿玲會如何抉擇、會否留下體內的胚胎，便隨著阿玲回到綠意無垠、陽光燦爛的馬來西亞故鄉。相較於陰濕、灰暗的高樓公寓，馬來西亞的家屋門戶通暢，飄動的窗簾示意著穿越整個室內的晚風，看著母親的背影，阿玲也加入洗曬床單的行列，與母親一起，一人抓著床單的一端，把水擰乾，如同擰去在新加坡所積累、浸透身心的濕氣，電影最後一個鏡頭，阿玲迎向陽光的臉上有著飽滿的笑意，這個鏡頭如此刻意地、一次性地表現阿玲如釋負重的表情，卻讓我感到突兀與萬分不安，難以投入情感，終究，看完電影的我們，早已無法相信任何值得樂觀的可能了。</p><p><strong>日記（2022/05/30）</strong><br>能夠讀完全文的讀者，我只能respect。最初寫這一篇是想要偷模仿Lauren Berlant，來描寫影像所中介的情感經驗(affective experience)，現在看實在是滿囉唆又過度細節了。朋友建議我跳過WSET的L1，直接報L2的課程，距離開課還有一段時間，下載了眾人推薦的《我的葡萄酒生活提案》電子書。(๑˘ ₃˘๑)</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d081db9c96a0"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item>
        <item>
            <title><![CDATA[不曾離開、尚未沉沒的《蚵豐村》]]></title>
            <link>https://medium.com/@nageeni/%E4%B8%8D%E6%9B%BE%E9%9B%A2%E9%96%8B-%E5%B0%9A%E6%9C%AA%E6%B2%89%E6%B2%92%E7%9A%84-%E8%9A%B5%E8%B1%90%E6%9D%91-34f22c892c89?source=rss-83388aa855fc------2</link>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s://medium.com/p/34f22c892c89</guid>
            <dc:creator><![CDATA[CCY=nageeni]]></dc:creator>
            <pubDate>Mon, 30 May 2022 07:50:39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5-30T08:56:06.42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strong><em>影評原刊於「放映週報」650期（2019/07/16）</em></strong></p><p>從稍遠開始拍攝的鏡頭中，看不到邊際的廢棄鹽田之前，公車站牌下一位男子面向鏡頭站立，他身上的白襯衫與黑色西裝褲，顯得與此地格格不入，漠然的神情也使他看來更加彆扭，但在他身邊的是一個行李箱，證明自己來自其他地方，且隨時可以離開。從騎著小綿羊前來迎接的童年玩伴口中得知，男子曾經屬於此地，為了尋求更體面的、擁抱未來的生活，前往夢想中直登成功捷徑的大都市 — — 臺北，而漁村裡的人都忍不住好奇的目光，想要追問的是：既然你已經離開了，為什麼還要回來呢？</p><p>在捷克布拉格影視學院（FAMU）學習電影導演的林龍吟，第一部劇情長片《蚵豐村》在今年的臺北電影節進行首映，兩場放映都獲得觀眾滿場熱烈的好評。電影拍攝場景設置在嘉義東石鄉，以養殖蚵業為主要營生的網寮村，從〈以一個下沉的蚵村，作為台灣縮影：訪《蚵豐村》導演林龍吟〉一文中得知，導演與劇組長時間在臺灣西部沿海勘景，待確定拍攝地之後，再花費一年的時間待在網寮村進行田調，這樣格外費心的前製作業，對高成本的大製作來說，不算少見，但《蚵豐村》卻是在資金始終短缺的情況下開鏡，在22天之內全片拍攝完畢，導演的熱情與野心讓人印象深刻。</p><p>以16mm底片拍攝，影像中重層的明暗和色彩曖昧揉合，天空與汪洋般的蚵地、廢棄的鹽田之間相互投映，而傳統廟宇文化的紅，從濛濛的藍色背景中浮現，路邊懸掛起整排的紅燈籠，身著紅衣的人物高舉紅色的旗幟，是廣大海天之間最顯眼的色彩，王爺信仰深深影響著此地人的生活。除了豐富的視覺元素，本片的聲響設計也細緻的驚人，浪濤流水與蚵殼相伴響亮的聲音迴繞，時刻包覆著觀眾，投入電影的世界之中；錯落有致的嗩吶和打擊樂聲，則是穿透了整個影廳，帶領觀眾更加深入情境。</p><p>這樣以地方人物為主題，強調人與環境、物件之間關係的構圖和場面調度，令人想起臺灣新電影時期的王童、侯孝賢的作品，有趣的是，電影中相較之下不那麼「寫實」，高度風格化、並刻意留下缺口的部分，卻更深刻地影響著電影的進行。</p><p>主要的故事，以離開家鄉七年未歸的男主角盛吉為中心，在一次返鄉參加妹妹的婚禮的契機下，與父親和童年玩伴昆男的相處中，重新認識家鄉和自己的關係。然而，故事從未點明離鄉與返鄉之間的原因，父親從嚴厲的追問到低聲的關心，都未能從盛吉口中尋得答覆，片中一通關於可能的工作機會的詢問來電，讓觀眾知道對方已經多次詢問與等候，盛吉在漁村之外有所選擇，但他卻選擇終止通話，取出埋於櫃中雜物堆的指南針球，選擇留下。</p><p>像是忘記過往一般在外打拼，最後因有所成就，而值得載譽返鄉、誇耀一番，或是，在外地遭遇挫折後重返家鄉，最終在親族、友人溫柔的體諒中，與無法實現的自我和解，這兩者或許是最合理的因果邏輯，但是，關於「臺北」的細節，卻鮮少在片中出現，不只是沒有相關的情節與鏡頭（也可能是攝製成本吃緊的緣故），多年來的城市生活，也未在盛吉的習慣、言行之間留下痕跡，唯有盛吉介紹到「摩摩喳喳」時，才出現與傳統漁村非常不同的詞彙。</p><p>餐桌上半張臉陷在陰影中的盛吉，高聲與親友勸酒炫耀，說著自己在臺北每個月幾百萬、幾棟房、每晚陪哪些董座吃飯、喝的是多昂貴的酒，誇大的吹噓連觀眾都為他捏把冷汗。這些對「富裕」的理解非常侷限，更像是從未離開的人，對紙醉金謎的城市生活的浮誇幻想。</p><p>片末盛吉接到昆男的來電，昆男也重複著同樣的描述，盛吉聽著也笑著，似乎要讓觀眾感覺到一些正向的發展，但這些令人發笑的重複，更像是從未真正觸及「發財夢」的逞強之人的彼此指認，是如同《風櫃來的人》一般在城市中徬徨無措，認清階級流動與擺脫混亂的不可能，而令人幻滅？還是，盛吉從未去過台北？一起觀影的友人甚至開玩笑地推測，他可能只是去到市區。昆男電話中逐漸清晰的人聲，如同聲音脫離了指涉來自手機的聲源，或許昆男也正在家鄉之外的某處迷惘著。</p><p>當如浪一般蚵殼相互敲擊的聲音襲來，一波一波的現實使遊子終究認清，最嚴酷的困境不在令其理想幻滅的城市，而是離開家鄉與否失去意義，若是返回家鄉，無論怎麼振奮精神、尋求改變，也對早已與家鄉的產業、文化斷絕聯繫的自己，難以提供任何幫助，與同樣固執且壓抑的父輩之間的交流，如同對一棵孤立於水域之間的榕樹自言自語一般，單向且一廂情願。</p><p>電影中這樣一棵聯繫父子之間的樹，讓人想到的是，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犧牲》中父子在海邊一起種下的樹的情節，無垠的平面上直立起唯一的樹，構圖上線條的對立，作為自然環境與人之間關係的象徵，只要人堅持澆灌，文字（文明）終究浮現，終有信仰得以在荒蕪中扎根，但是，《蚵豐村》裡的卻是逐漸淹沒在水天之間的風景，身在其中的人是如此無力而渺小，電影中老榕樹也不曾以任何跡象答覆父親對祖父的問候、盛吉對父親的質問，風雨淹沒他們的吶喊，也吹倒支撐父子心靈的信仰。</p><p>另外，特別讓我注意的是，每一次在餐桌用餐的場景，都可以看到人物之間的關係與個人心境的變化，初回家鄉的盛吉在高角度鏡頭下位居畫面的左側邊際，隨著劇情演變，其位置與家人逐漸貼近，然而，父親在餐桌上的主位，卻從擲地有聲，最終因脊椎的傷勢坐上輪椅，故顯得孤立，關於住院的費用、在幫誰家剝蚵仔的問題，都未得到解答。</p><p>相較之下，每一次餐桌的成立，都有賴總是吐露勸慰話語的祖母與母親，這些刻意為電影敘事所忽略的女性角色，在清一色推動劇情發展的男性角色之間、在壓抑的傳統父權社會之中，持續在畫面的中心細心觀察、引導對話，她們工作之外的情緒勞動支持著日常生活的可能。另一個重要的女性角色，是與昆男做愛的年輕女子，近距離拍攝的景框中填滿兩人擁抱的身體，應是柔軟親密的時光，但觀眾卻看不清逆光下昆男哭泣的臉，月光照亮的是女子困惑無語的神情，女子也未能對昆男突來的哭泣表示拒絕。</p><p>當他們的吹噓與叫罵愈是虛妄破碎，而在敘事上缺席、無可置喙的她們，卻使景框中的世界連結起來，撐起了影像。但是，即便視覺的設計如此精巧，我仍然希望電影可以多描寫一些她們的情節，那些總是優先被忽視、空缺的心情，值得更多充實的展示。</p><p>片中，一個夜晚的遠景鏡頭，遠眺位於雲林麥寮的六輕廠區，一座座矗立著、閃爍刺眼紅光的煙囪，令人非常在意，但是鏡頭僅繼續在沙洲上盛吉與昆男關於觀光膠筏生意的對話，未曾再回顧。我在映後座談時未來得及詢問導演，關於這個鏡頭的安排意義，我也懷疑網寮村與其外圍沙洲的位置，是無法清楚拍到北方的六輕廠區的。這樣一個盛吉與昆男不可能看到的六輕場景，一閃而過，好像與他們的生活處境無關，事實上，六輕的設廠深刻地影響了臺灣西南沿海地區。</p><p>在電影前段，剛回到村裡的盛吉，拿起一個剖開後發黑腐爛的蚵仔，快速地暗示蚵田的問題與非自然的污染現象有關，而父親的病，或許是與污染之間最為關鍵的線索。</p><p>父親從醫院回來後，曾說過一句類似：「在這裡的人都知道，沒有機會了」的臺詞，為何只有「在這裡」的人都知道，一旦患病便是絕望？確切的文字記不清楚，但這句臺詞與咳血的父親，讓我忍不住否定關於宿命的假設，腦補到六輕造成的污染問題，對人民健康的傷害。臺灣中南部空氣品質的惡化，提高這些地區的居民罹癌的比例，有趣的是，電影中人物間的對話從未直接說出病名，鏡頭也刻意避開，讓觀眾無法清楚地看見病歷，無法想像病症的樣貌。</p><p>一方面，他們的絕望可能說明病症不可挽回的嚴重程度，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收入平均低落的討海家庭，不可能支付的高昂的醫療費用，可是，回到「不曾離開」的文章主題，正是因為其倍受污染的地理位置難以改善，環境正義的訴求尚未撼動政府與企業的共謀，「在這裡的人」僅能以自身的身體，驗證看不見的污染所帶來的傷害。</p><p>在燒王船的祭儀中，王爺代天巡狩的邪神、汙穢到底是什麼呢？或許，對經濟至上、偏重工業發展的國家而言，在媒體報導中與「地層下陷」的概念緊密相連、不名譽的沿海養殖漁業，以及以此維生的、衰虛病弱的人，才是有待驅逐、燒毀的對象。面對現實的無力或許導向人對信仰的執迷，但是，信仰可能也同時遮蔽了對巨大的結構問題追討、質問的機會。</p><p>電影中對信仰的質疑，透過一個在片頭以及片中各出現一次的段落，更為凸顯。盛吉與昆男坐上膠筏前往外海沙洲，發現在滿是垃圾、漂流木的沙丘上，有一尊非常巨大的濟公像，他們仰望著歷經海洋淹沒侵蝕、臉部破裂的濟公像，中景鏡頭強調了兩人困惑而無語的神情，盛吉打破沉默，說著「這後面還有」之後，走出景框，畫面中留下似乎意識到了什麼的昆男，但後面到底有什麼呢？</p><p>電影從片頭開始引領觀眾往「後」看，想像信仰可能使盛吉重新與篤信的父親、家鄉建立連結，期許走向和解的終局，但是，濟公像的後面到底有什麼？電影並未讓觀眾知道，或許，信仰、發財夢的背後，便是什麼都沒有。即便是電影結局中，盛吉接手父親的蚵田，片頭懷孕的妹妹也順利生下孩子，但來到漁村搭乘觀光膠筏的客人是那麼少，生活的難題仍未解決，現實仍然是殘酷，仍然看不清未來的可能性。</p><p>電影在一系列自我追尋與幻滅的敘事發展中，也一次次延展溫柔的時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父親受傷之前的夜晚，屋外響起的煙火聲讓正在用餐的一家人一同出門，緩慢推進的手持鏡頭中，紅色燈籠的火光在黑暗中暈染開來，點亮了他們前進的方向，而黑夜的終點，是天空燃燒飛散的煙花火光，照亮特寫鏡頭下一張張臉，緩慢移動的攝影機，留給觀眾充分的時間凝視種種細節，那樣經受悲哀與苦難的茫然表情，如同一再提醒著觀眾得牢記，在這片土地上仍艱辛地硬撐著、活著的人。</p><p><strong>日記（2022/05/30）</strong><br>為了未來的幾個計畫，開始整理以前的文章，同時在跟友人詢問報名品酒課的注意事項。如今回頭看最初寫的幾篇影評，真的是滿令人難為情。想法大致上一致，只是現在寫不出那種情緒與文字都毫無節制的表達方式。(๑˘ ₃˘๑)</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34f22c892c89"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item>
    </channel>
</r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