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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Stories by 吳明鴻 on Medium]]></title>
        <description><![CDATA[Stories by 吳明鴻 on Medium]]></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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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Stories by 吳明鴻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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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貧窮文化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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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吳明鴻]]></dc:creator>
            <pubDate>Fri, 23 Oct 2020 15:42:54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10-23T15:42:54.58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科學的客觀性與文化墮落觀</p><p>Oscar Lewis《貧窮文化》的出版年為1959年，那時，他必須面對以統計（量化）為方法的實證派社會科學的挑戰，必須為其民族誌寫實主義（ethnographic realism）式作品是否缺乏科學性和客觀性做辯護。</p><p>該年為本書寫序的奧利維‧拉‧法濟在定位Lewis的民族誌書寫時，儘管認同其筆下「小說化」了的墨西哥城市家庭生活「維持人類無限多樣性」的嘗試，但在前述處境下，法濟仍需以「深入樣本法」這樣的科學之名捍衛其描寫五個家庭的一日生活時「資料的客觀性」：深入、沒有寓意、不評論、無結論、避免批評……。這在已經發生過「語言轉向」、「詮釋轉向」及「文化轉向」後的今天（丘延亮，2004）後的今天看來，過往對Lewis的辯護反向變成了質疑 — — -其問題性在於，1959的社會科學界似乎還將主觀/客觀、藝術/科學、小說/論述等二元對立、並以後者為尊，也因此法濟做出了這樣的辯詞，也會說出「…這是在社會科學和其他學科裡都免除不了的主觀因素」，一種將「主觀」定義為「不可避免之瑕疵」的論調。</p><p>讀此序言，第一層是讀取其意義，但第二層是將其當成一份歷史文件，透過閱讀文字背後的立論基礎來討論其未言明的預設或那個時代的思想氣候。</p><p>1920年代以來人類學家田野工作的傳統：遠赴一個距離歐洲遙遠的、「未開化」的「原始」民族區域，蹲點學習當地的語言、文化與習俗，在相對固定與封閉的地理範圍內以參與觀察、訪談、文物蒐集、照片等技術，最後做出某種整體論式的宣稱。但當人類學家面對的是工業化以來的、較為流動、分眾且人數眾多的城市，要如何透過必然相對有限的田野研究維持其文化的整體觀（holism）的宣稱，則成為一大難題。雖然法濟以「五個作代表的普通家庭」這種自然科學典範下樣本（sample）代表性的談法來辯護，但我們看出這種說法的薄弱性。</p><p>法濟另外一個論點是「文化墮落論」。法濟提出了經濟與科技發展導致了文化變遷，或說，物質文明的強勢入侵導致了精神處境的拔根、道德的淪喪、族群文化的困境。這裡頭有一種（屬心智的、情感的、道德的、社群的、精神層面的）文化剝奪或墮落的論述，即這些精神文化完全仿效了「機械世界」。此外他還並置了「帶來滿足的原始存在」和「不能滿意的、赤貧化的（現代是會）存在」，並以物質文化變遷來解釋家庭的崩潰、愛的匱乏、生活的愁慘、態度難以溫文、勢利眼等貧窮（次）文化的產生。</p><p>然而，一來，這樣扁平化地、負面地認識Lewis筆下的窮人，恐怕連Lewis都不會同意（他所受的眾多誤解又添一樁！），另一方面，我也不記得Lewis曾經做過這種類似「物質文明決定了精神文明」的二元論互動的簡化說法，他提較多的比較是貧窮（次）文化作為窮人在政治、經濟等結構性力量的剝奪下的自我調適、防衛、抗爭的某種保護或創造性作為。儘管他也提出以下對比：在現代國家中因階級敵對、社會問題與變遷需要而存在特定的「貧窮」樣貌，而「極度貧困」的「前文字社區」中的資源貧乏與技術落後狀態則是一種整體生活方式中「自然而必要」的一部份，故後者沒有前者意義下的「貧窮」；但他從未簡單地以「原初豐裕的精神vs.墮落的精神文明」這樣的「崇古」的道德化論述來解釋貧窮文化的肇因。我想這是學者自身「以古鑑今」的需求下產生的想像吧！</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3ac36f16f602"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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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貧窮文化  二]]></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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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吳明鴻]]></dc:creator>
            <pubDate>Fri, 23 Oct 2020 15:39:26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10-23T15:39:26.421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貧窮文化 二</h3><p>綜論《貧窮文化》與《香吉士一家人》</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s9PlbXwkPG3Ogc4p" /><figcaption>Photo by <a href="https://unsplash.com/@freestocks?utm_source=medium&amp;utm_medium=referral">freestocks</a> on <a href="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medium&amp;utm_medium=referral">Unsplash</a></figcaption></figure><h3>貧窮文化實體化的社會後果</h3><p>美國在1960年代對貧窮發動戰爭，由來於政府在政策擬定上援引了Harrington的理論，而後者則立基於對Oscar Lewis貧窮文化概念的某種解讀。我們可以看到，（集體的）文化與（個體的）人格有被僵化想像的可能，造就「煽情」或者「矮化」的效果，前者後果是「可憐的窮人」，後者則是「可惡的窮人」。窮人時常在國家社會福利的討論脈絡中被再現出特定面貌：煽情的操作易擴大福利服務的範圍，政府需對窮人「施恩」、「改造」、「教化」或「道德提升」；而矮化窮人的操作（ex.懶散、今朝有酒今朝醉、不負責任、消極退縮）則會剝奪窮困者受福利照顧的權益，因為窮人的人格或貧窮的文化浪費了社會資源，這是一種有缺陷的人類，這類窮人是「不值得幫助」的窮人（當然也就會有「值得幫助的」窮人）。</p><h3>再現貧窮：主體的聲音</h3><p>1950、60年代，左派從資本主義剝削、階級宰制和異化勞動的觀點來認識貧窮（=無產階級），右派則在自由市場與貧富差距的背景下，在政府與學術界將貧窮社會問題化與客體化的操作下，對窮人充滿刻板印象/偏見/污名。然而兩者皆同的是，他們都不把窮人當成主體，即具自決力和多元人性表現的群體。他們都普同化也刻板地化約窮人的生活景況，將之固化與他者化。</p><p>這就是Lewis透過貧窮者都市生活的民族誌所要駁斥的再現方式。讀過《香吉士一家人》每位家庭成員所敘說豐富生命經歷、心靈轉折、情感表達、社會互動方式的人，一下子就感受到貧困者作為「有聲音、有自我、有主體身份的主體」，而且，讀者會立即從前述荒頹傾圮的貧窮想像中脫離出來，因為他看到一個個「有生活創造力，討回生活意涵」、能「在人們以為不可活的場域中築構可活的秩序（livable order）」的豐富個體，及其資源稀缺環境中血淚斑斑的奮鬥史。</p><h3>平反與翻案</h3><p>透過「不是…」或「不是只有…」，和「窮人也有…」的隱藏語法，Lewis要為窮人平反，或者為「窮人沒有文化」的偏見翻案。譬如，窮人生活「不是」枯燥乏味，「不是只有」暴力、苦難、受剝奪和死亡，「也有」濃密的情愫與人情。張少強（2004）則引了Henri Lefebvre的「空間使用」概念，探討香港居住於「籠屋」的窮苦人怎麼樣超出屋子本來的形式、功能和結構，進行轉向與挪用，因而能活出「家」的意味，或者是寓居於世（being-in-the-world）的存在結構。他用自己貧窮研究的田野經驗，認為Lewis是在描繪貧窮社區中「道德的力量、相互的救助、真切的社區情感、互相激發愉悅生趣的努力」，以及窮人如何建立「具備個人性、社會性及文化性的社區空間」。其實，這充其量也只是要說，貧窮中人也有「中產階級也有的」人生/社會/文化的多元、多產的豐富樣貌，當然，他們所面對的日常生存政治是更加有挑戰且需要全力對決的。</p><p>事實上，學術上這種平反或翻案，從未過時，1999年的《人行道》指出紐約第六大道在人行道上討生活的街賣者、乞討者、露宿者如何組成一個道德社群，該社群如何具有相互提攜及提供道德和合法經濟行為上指引的功能；2014年《全員在逃》告訴我們貧民窟犯罪黑人男性的愛恨情愁，他們的親情與友誼如何展現，他們的成年禮如何在獄中、審判與出獄的循環中完成……。這些著作的出版都為美國和國際社會帶來了「原來他們（這些底層族群的個體）也跟我們一樣有……」的人性迴響與恍然大悟，都有遏止他者化和妖魔化的社會想像。</p><h3>受限「結構-能動」的思想框架</h3><p>貧窮家庭日常生活中千絲萬縷的複雜向度 — — 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性別的、家庭的、親密關係的……一一在書中被勾勒出，明顯是衝著當時主流的結構功能論而來的。不滿於普同化、抽象化的「文化模式」，Lewis以家庭研究為衝破理論空洞化的利器。Lewis不談典型人，而是具體人（儘管他有大量的社區統計資料做為基底）。儘管1960年代以類似小說的民族誌寫實主義形式關注窮人的日常生活已然是創舉，但六十年後的我們，自然能後見之明地看出其侷限性。</p><p>他的貢獻之一在於展現出制度如何決定個人，及在「文化的極端概念」和「人格的極端概念」之間搭起橋樑，透過現實生活的描述串起這兩端。在此，「一」與「多」、「普同」與「特殊」、「大社會」與「群體」、「結構」與「個體」的辯證仍在進行著，儘管Lewis著重「多元的、有變異力的在地文化踐行」以及「不同行動者的主體和視野」（張少強），但充其量也只能置放在「結構 — 能動」的框架下，為田野中人的經驗知識上予以定位。</p><p>該怎麼說呢？Lewis的論述顯然趕不上其書中田野報導人主體的多元性路徑，思想工具剛剛萌生，最多能以類似Boudieu關係論（relationism）式地從個體生活的社會性（ex.家庭的父權制度、政權對人民的傾軋、城市居住空間、雇傭就業議題上），或從特定社會關係得以出現所涉及的個人性談起。關於個體陷入貧困的複雜因由，關於窮困景況的不同可能性，他也沒有後來討論主體性（subjectivity）的人類學、關於生命政治（bio-politics）田野工作的思想資源，歷史地看，他還在1960年代掙扎著，抵抗著科學實證主義的浪潮與各種刻板印象操作，他堅定卻無聲地書寫著窮人的民族誌，默默地承受這個世界對其理論的誤解和誤用、反對以至於他死後的忽略。</p><h3>論述貧窮與貧窮敘說的分裂</h3><p>不過，Lewis「貧窮文化」之說會被誤解、忽視、否定、錯誤挪用似乎是必然的，這由來於其貧窮文化的論述與其民族誌實踐本身的不一致。《貧窮文化》、《香吉士一家人》兩本書的主體都是窮人的故事，十足意義上的故事，幾乎不帶評述、結論與分析，儘管其用心剪裁，但生命或生活敘事的開放性給出了多種詮釋的可能。我認為這些民族誌書寫才是Lewis在當代的礦脈所在，2020年的今天，它繼續給出了「我們怎麼理解（譬如）香吉士一家人」的問題，以及透過他的文本怎麼幫助我們面對「當代的貧困家庭」這個更複雜的問題。</p><p>相對於民族誌的多元、多聲、複雜、偶發性，及人道主義者凝視下的溫柔接納，「貧窮文化論」背後的文化實體論觀點依然從各方面將為貧困者的「文化」加以「定性」 — 包括生活方式、語言、社會心理、世界觀、社會行為、人格等。例如，窮人多半疏離與孤絕於主流社會，無望而被動，有敵意、易怒，早婚、犯罪率高、低成就、易感而脆弱。一種動彈不得的人生狀況與社群處境，重視當下，視野狹隘，頹廢的世代循環……諸如此類的論述（抱歉我應該更負責任的引述）。</p><p>Lewis將貧窮文化定位為一種次文化（sub-culture），它是窮人在現代國家的結構性位置中發展出來的，它作為一種防衛機制，發揮了保護、持存和調適或是反抗的功能，但當然也對其成員造成了特定社會及心理的後果。他希望對於民族特質的再現不要只將焦點放在中產階級，超過80%上的普羅大眾的文化不能被忽視。矛盾的是，「以人民為主體」和「讓人民發聲」的貢獻是清晰的，但如前所述，其加劇既有污名化效應或刻板化認識的理論效應，也一樣讓人擔心。</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f934dd097526"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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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Joao Biehl《求生意志》]]></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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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吳明鴻]]></dc:creator>
            <pubDate>Thu, 15 Oct 2020 18:06:22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10-15T18:16:30.763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João Biehl《求生意志》</h3><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67GtLINcWikdF9J3" /><figcaption>Photo by <a href="https://unsplash.com/@enginakyurt?utm_source=medium&amp;utm_medium=referral">engin akyurt</a> on <a href="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medium&amp;utm_medium=referral">Unsplash</a></figcaption></figure><p>隱蔽的疫情</p><p>「隱蔽的（愛滋）疫情」嚴格說來不是被故意隱蔽的，而是幾個層級連動運作下的結果。Biehl說這是一種「不可見」的技術 — — 把被邊緣化的、貧窮的或底層的愛滋患者「變不見」的技術。然而，它同時彰顯了一些東西：疫情報告（立基於流行病學統計與分析）其實透過愛滋患病率、死亡率、存活率、患病人口比例等數字來再現出「愛滋疫情漸獲控制」、「成功壓制疫情指日可待」或「愛滋藥物普及化發揮了效用」等榮景，繼續呼應並支持了巴西作為全世界愛滋治療領頭羊的標竿地位（的確，她的起步早了世界五年，她的藥物取得的普及率是世界第一，但是她在2000年前後的公立基礎醫療品質是差到不行）</p><p>不可見的技術是多個層次共做的結果，不只是「服藥順從性」的問題，只歸因於這一點，會把無數「無法治療成功」的案例所揭示的背後問題給個人化，將責任歸諸於個人道德上的瑕疵（生活混亂、吸毒造成無法順從服藥、咎由自取等）。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是，巴西各個層級的愛滋治療機制都只能以「慘烈」來形容：流行病監控機制的漏洞百出（數據不可信）；公私立醫院醫療資源的有限性&amp;受到政府的支持不足；監控機制的類別與醫院診斷類別無法完全相容（許多因而未被登記）；醫療主權凌駕於生死決策之上（哪種病況/病人可以接受治療）；愛滋污名化造成病人不願意承認與接受治療，因而造成的患病黑數和死亡黑數（直到出現病徵後被棄，或第一次住院然後死在醫院）；邊緣化族群在各種日常暴力中沒有獲得穩定治療的條件。</p><p>哪種病人值得治療？答案是「合格」的病人 — — 主動向醫院通報自己染愛滋病的人，願意接受所有檢測的人，服藥順從性高的人，按時回診的人（相對的，p.247「藥癮者」、「搶匪」「妓女」或「不順從者」都被認為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臨床上因愛滋被獲准能住院、接受治療的病人，卻一定要是「愛滋典型」的病人，發生的病徵為非典型時則不予以收容。一個私立的慈善醫院，則會先讓病人去使用公家醫院資源，轉診兩次仍被拒收後，才有可能收容住院，但這之間，很可能耐心已被磨光，已經有許多病人放棄治療了。有些病人來的時候，已經是病危了，因此第一次住院也是最後一次住院，這時醫院不敢開轉診單，因為病人若在轉診等待過程中出事，他們會有責任。</p><p>Biehl很厲害地去找到卡薩這個愛滋之家和一家醫院的統計數字，去和州政府的傳染病監控系統的數據核對，發現裡面極大的問題。在這兩個單位登記愛滋死亡的名單，在州政府的數據中，有登記的只有26%左右，其餘的實際死亡的名單，不是登記為「康復」就是「失聯」，但根據一個被政府指派治療最貧窮族群的醫院醫師的經驗，真實的比例應該更低，或許，十個愛滋病例（或十個死於愛滋的人）之中，只有一個被通報，甚至更少。似乎，疫情的蔓延是超乎監控機制所給出的樂觀數字。</p><p>在民間，拒絕承認愛滋對主體而言有其調節性的意義。對許多家庭和鄰里而言，為維繫社會連帶與自身的生存，不承認愛滋反而是上策，但這卻帶來周遭他人真實的風險，無論是吸毒者共用針頭或是夫妻之間皆然，或是垂直傳染（給嬰兒）。那些後來被發現身上有病徵出現的人，因其早期隱匿而被家人鄰里咒罵，此後不共餐、不共居一個空間、家人對之冷漠、甚至驅逐出家庭、流落街頭者不在少數。</p><p>猶如Biehl另一本書的主人翁卡塔莉娜遭「誤診」為精神疾患的患病人生軌跡，有些罹患愛滋的憂鬱症患者不認為自己有憂鬱症，而是由於家人的對待、精神疾病的診斷及過多的藥物治療所一起造成的。那是一個滾雪球或者走下坡的連環的、停不下來的過程。</p><p>無家可歸者的愛滋病人相當悲慘，Biehl在跟不同底層住群一起工作後認為，可能「只有強化……照顧網絡」（p.251），醫療介入「才開始」有辦法產生效果。很多無家者有診斷為陽性的證明，但後來覺得藥物無效，就自行停藥（不了解這是必經的療程，或者未被說服或教育），有人說他認為威士忌還比較有效。但他們卻會拿這個證明來乞討，很多人一看到就會施捨他們金錢或食物。所謂的「悲慘」是在這群靠著乞討、搶劫、賣淫或販毒來討生活的人，原本就是連身份證件都沒有的居無定所者，很難找工作，非正式經濟（從娼和販毒）成為主要收入來源。在無人照看、律法幾乎不存在的城市廢棄歷史建築裡共同生活的他們，無政府狀態下的日常身心暴力、排斥、忽視、彼此傷害，營養不良、愛滋引發多重併發症、痛苦所造成的精神疾病等等。</p><p>透過見證他們的生活，Biehl透過報導人的話說出「要將街頭生活與愛滋治療結合在一起，基本上是不可能的」（253），而慈善收容機構也是有限性的服務，他們收的是「不知道自己的權利，也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人」（253），太多意見的人會被視同搞革命份子而被拒收。這些多重困境的愛滋患者沒有政治上的價值，他們如此的脆弱，多數Biehl兩年後回訪的人，多數幾乎都死了。</p><p>有一些醫院重視研究，他們參與國際的研究計畫，讓病人嘗試新的藥物或療法，以此換取更多的醫療資源。但他們可能重視自己的研究更甚於在傷檢門診及醫療照護上的品質。</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a31451d7fb05"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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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學校-勞動力養成-成為做工的人]]></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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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吳明鴻]]></dc:creator>
            <pubDate>Tue, 13 Oct 2020 22:18:55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10-13T22:18:55.908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Paul Willis的辯證法</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739hBrVM3KvOq7z-" /><figcaption>Photo by <a href="https://unsplash.com/@hobiindustri?utm_source=medium&amp;utm_medium=referral">Hobi industri</a> on <a href="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medium&amp;utm_medium=referral">Unsplash</a></figcaption></figure><p>Wiliis的辯證式論證，過往讀馬克思資本論時，也有類似的閱讀經驗。類似這樣的命題方式：</p><p>反抗卻作為一種洞察/穿透…<br>洞察卻有所侷限（阻礙/扭曲）…<br>反抗最終因其不徹底的洞察而服務於（被收編於）社會結構再生產…<br>資本主義以其「自由」之呼召及本質的不確定性而獲得了基礎及不斷自我更新的動力……</p><p>小子們所有的自由是「被設定好」的自由……<br>學校權威和教育的意識型態以其受挑戰及崩潰邊緣的岌岌可危，才成功地排除工人階級子弟的「成功」，因而維繫自身迷思（=因為你不努力取得文憑）……<br>短期的歡樂/反抗as長期適應/接受的準備……</p><p>前半部，Willis花了很多篇幅描述小子們在校園裡的脫軌演出，或者父執輩在工廠文化裡偷工或逗弄年輕人之類的「創作」和反抗圖像，即有著破壞性、佔有性、創造侵略性及讓人不安的「反文化」（當然廠房文化似乎相對「成熟穩重」，能拿捏尺度或玩弄較為訴諸腦力機巧的把戲）。在倒數第二章，他也針對「階級文化」中所謂的「文化」給了理論性說明，第一，文化的象徵、符號系統和思想體系層面；第二是文化生產（vs.物質生產）層面，包含目的論和非目的論的兩種形式；第三是談文化為主體的建構與認同提供了基礎。但這個細分是為了後頭的論證 — — 人類如何透過文化的領域實現「外部的結構和基本階級關係」，將之吸納、轉變為「象徵性的、概念化的關係」（334）。在1970年代的英國「民主」政體，各類結構性壓迫關係不可能透過政治壓制的形式達成，因此（Willis認為）階級也是在文化的中介中被活出來的，要不然，以人類的利益與生存導向，怎麼可能會接受一個不被社會允諾的未來呢（成為一個工人） — — 小子們在走入工廠前，並非不知道他們的未來長什麼樣子。</p><p>所以這裡有一個扭轉，一種文化層面的轉譯：透過與性別分工/性別歧視的結合，並將後者與腦力/體力兩種勞動的區分相結合，即「真正的男人」如何與勞力工作相結合，或者「一個工作（為家庭擋風遮雨、精疲力盡也無怨無悔）的父親」及其每月「薪水袋」的象徵意義，及其中的精神力量，就變得相當顯著。勞動力與父權制在此結盟：體力勞動被聯繫到男性的優越感，而腦力勞動則象徵女性的卑微、無能、只能做些「辦公室工作」；「真正的男人」是運動的、行動的、主張的、能改變物質世界的，而那些守規矩的學生則被小子們貶為沒有男子氣概、不懂體驗人生的「娘兒們」。於是，白領階級工作在工人階級文化中透過性別刻板及歧視的象徵運作，被倒轉為「低下」的工作，相反地貼上了小子們不願碰觸的標籤。勞力工作的艱苦、環境的惡劣、所需的剛強意志、帶來的影響力等，正是一種男性的邏輯，它取代了工作剝削的邏輯，似乎可以用來「抑制疲勞」（295），讓工人克服軟弱和反抗，因而嚥得下這口氣。</p><p>全書在「自由-限制」、「主體-結構」、「自主選擇-階級宰制關係」及「人文主義-資本主義」等議題上，出現類似像上面這樣的辯證，許多事物的含義在涵攝愈來愈廣的思考中，不斷被反轉其在前一層次的意義。最後，工人子弟得以「自由地」承擔起其社會位置 — 從屬者的身份，以一種階級文化中隱藏卻盛行的勞動目的論，承其父兄，成為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大軍。</p><h3>其他想法</h3><p>完美的鑲嵌，完美的論證。卻也相當悲觀，我並不覺得本書在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框架下，其結論留給了讀者什麼希望。但Willis一定會反對我的讀後感，因為他在2001年的訪談中花了很多時間在談文化的創造性，要讀者別以為這是鐵板一塊，以及其不可預期性（非決定論），以及地方的多元展現。</p><p>1977年的他，還在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他的人文主義取向需要面對正統馬克思主義觀點及女性主義角度的極大的挑戰。他一方面清楚日常生活的領域是一堆事物、實踐和關係的組合（如他研究嬉皮的風格實踐），遠超出了各類二元分工理論，不可以什麼都用理論來套，或者用理論來遮蓋限向，但另一方面，他還是將田野資料收編到馬克思主義的「如何喚起無產階級」或「階級徹底覺醒如何可能」的關懷中去討論，儘管細緻到好似用熱熨斗詳細檢查並燙平了衣服上每一個可能會起縐折轉折彎角，但這樣的討論在今天看來可能過於侷限而單一（2001年的他，談的是複雜的地方景觀）儘管宏觀。（或者是否過了時呢？）</p><p>此外，第一部是田野，第二部是分析。田野的鋪陳，高度服務於主題，Willis是在拆分田野。第二部分，一開始提出「洞察」的議論，從階級分工理論的角度賦予高中生反抗文化的現象階級的意涵，這裡已經對素材進行相當的轉置，且田野結束，開始討論理論意涵了。</p><p>我在較新的（90年之後的）民族誌比較看不到這樣的操作，一方面是後來的研究似乎更重視地方的主體（不再只是回歸大理論），不只對主體能動展現做在社會理論上做評價，而是反過來，學者們慾望著要認識到結構性力量如何施作到具體個人的存在之上 — — 「…捲入…」、「…編寫入…」，後來甚至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被提了出來，因為要追蹤前述「捲入」或「挪用」（appropriation）的場景，除了事件性或特殊性之外，平庸的日常生活最以其奚鬆平常、不受注意的特性吸納了諸多結構性暴力、性別宰制體制，並夾入家庭生活、親密關係、生命軌跡與時間變異的力量之中。</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73ec10cbbcdf"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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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Paul Willis的《學做工》]]></title>
            <link>https://normancomplex.medium.com/paul-willis%E7%9A%84-%E5%AD%B8%E5%81%9A%E5%B7%A5-f28b00e46b4?source=rss-79d24510b360------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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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吳明鴻]]></dc:creator>
            <pubDate>Mon, 12 Oct 2020 16:02:50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10-12T16:02:50.537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研究問題、文化vs.結構、中層研究</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UgGmdTQ_1WYyRoCN" /><figcaption>Photo by <a href="https://unsplash.com/@fakurian?utm_source=medium&amp;utm_medium=referral">Milad B. Fakurian</a> on <a href="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medium&amp;utm_medium=referral">Unsplash</a></figcaption></figure><h3>問題</h3><p>本書探討：勞動階級子弟是怎麼（在後來）也去從事勞動階級工作、亦即其父執輩的工作的？</p><p>作者一開始就斷言了考察的進路（其實是結論）：要討論中產階級的再生產，要去看整個階級的環境、條件與資源怎麼溢注於個體，使之養成特定視野、風格並累積特定資本；相反的，工人階級文化的再生，關鍵在於考察個體及群體如何「自甘於」屈居這樣的階級位置？</p><p>這個問題的背後，隱藏著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大問題：社會結構的再生產如何可能？階級（class）究竟如何再生產自身？階級文化是否透過世代傳遞，又如何傳遞？如果工人階級文化是需要被學習的（或說經過社會化歷程才能被傳遞），那麼這個學習怎麼發生，與其他種文化又如何互動、最後鞏固自身的？最後，為何底層階級「甘於」其社會位置，為何最終的無產階級革命無法如期到來？</p><p>Willis在英格蘭中部的一個大城市周邊的衛星城（工業城）做研究，對一所高中的12個Wills稱之為體現了「反學校文化」的叛逆小子們（lads）進行了學校生活及課後時間的參與觀察、訪談、焦點團體，為期一年半的資料蒐集，過程中他得以進班上課，也參與了他們的職業培訓課程、課後閒晃、殺時間、PUB喝酒、聊心事等，他還訪談了他們每個人的父母 — — 這是他稱之為「實驗組」的研究群體，他還追蹤了其中幾位畢業、就業後的發展，為期半年，甚至到他們工作的廠房進行參與觀察，還與他們的同事、老闆進行訪談。他的「對照組」有五組，來自同校/不同校、同階級/不同階級、循規生/違規生等各種組合。他差不多是在「受類似水平的教育」、「不同階級文化」、「對教育系統接受與否的態度」等幾個標準上進行選取的。</p><p>小子們的叛逆事蹟過去寫過了一些，這裡就不多說。他們如何「看破」教育體制對學生所做之允諾適用在他們身上時的虛假性，但此洞察（penetration）如何地被限制、扭曲和攔阻最終無法成就對階級體制的「看穿」與顛覆性革命，也已在書中討論。</p><h3>文化與結構</h3><p>或許本書一個很大的貢獻在於，在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語境中討論文化與結構的關連性，並注入人文主義對於創造性與能動性的關注。Willis的校園民族誌描述中，致力描摹工人階級子弟的「反學校文化」，他運用人類學對於「象徵性表達、實踐和形式」的分析方式（38），先分析了該文化模式，及其與其他文化模式的斷裂性（34）。並指出文化傳承或更新中的諸種經歷、關係、選擇與決定，一方面的確是創造性和主動的，卻同時也是被設定好的：「選擇」一開始如何出現，某個「選擇」的社會認同意涵與群體輿論反應等，在在影響了該「自由」選擇的結果（34）。</p><p>「勞動力」在其中扮演樞紐的角色：主觀上，體力勞動與「男子氣概的展現」這種主體身份與階級形式高度相關；客觀作為上，多數小子們離校後將自身勞動力運用到勞力工作。這些「工人階級的主題」如何被調和進個人和群體之中（36），實際上正是藍領階級勞動力如何「被準備好」以成為資本主義生產後備軍的過程。亦即，一方面是經濟與結構的層面，另一方面是文化與象徵的層面，而Willis在此抓準了「(年輕人的)男子氣概 — (工人的)體力勞動」這一連續的光譜，橋接了文化形式與勞動關係的社會再生產。以Willis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底層階級的自我詛咒」（36）</p><h3>中層研究，或地方研究</h3><p>Willis在2001年訪談中（見《學做工》最後）提出了對「中層」研究規模與方法的重視。</p><p>Willis擔憂若干多點民族誌研究雖並置了同一議題下對不同層級（全球的、國家/政策的、地方的、主體的）的考察，卻在意義挖掘的層級上顯得日益片段化、表面化和空洞化，一來犧牲了描述的厚實性（或說，無法讓我們做到深描（thick description），即：呈現不同位置的社會行動者之所以得以如此這般行動的客觀脈絡與主觀條件，以及此間行動相互交錯、編織而成的事件歷程及其文化和社會意涵），二來無法展現「地方」 — 群體/個體文化的創造性與能動性如何和全球性或結構性的政治經濟力量在地方層級交鋒斡旋，成就一幅幅不同的地方景觀。在實踐「全球地方性」的意義上，地方這個層級可說是知識生產的豐富礦脈。（太多我的詮釋了）</p><p>1977年的《學做工》，Willis還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下掙扎出一條人文主義的道路，結果呈現在書中：文化的創造性與勞動關係的再生產毫無違和地銜接，一幅具有主體創造性意義的文化再生產和階級分工與不平等之再製的圖像架接在一起。但這「又自由，又受決定」的折衷，在千禧年之後及全球化的脈絡下，不同的利益、地方、政治條件、歷史因素下，就有不同的在地變貌。Willis認為，避免多點民族誌的危險，以及將全球性與地方性連接在一起的「快速通道」依然是以民族誌紀錄個體與群體的創造性，然後針對各種錯綜複雜的結構性力量進行追蹤。故我們可以說，在25年之後，這個方法論（連結其社會學理論）的主張依然是一貫的。</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f28b00e46b4"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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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史林的桌 之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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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吳明鴻]]></dc:creator>
            <pubDate>Wed, 07 Oct 2020 15:25:27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10-07T15:25:27.988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貧民區周邊餐廳裡的都市民族誌</p><p>Duneier, Mitchell</p><p>1992 Slim’s table : race, respectability, and masculi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9gBCPG7DQUkVD9TP" /><figcaption>Photo by <a href="https://unsplash.com/@seitamaaphotography?utm_source=medium&amp;utm_medium=referral">Sandra Seitamaa</a> on <a href="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medium&amp;utm_medium=referral">Unsplash</a></figcaption></figure><p>一本輕薄卻精悍的書，讓人誤以為自己英文那麼好，這樣行雲流水。其實是作者在其都市民族誌書寫的白話文風格中做了很好的剪裁與特意簡白的選字、書寫，及清晰易懂的論證。這本書談一個芝加哥南區黑人貧民區周邊的一家餐館（Le Valois）的故事，以黑人客群為主的餐廳，卻是由一個來美國闖天下的希臘家族兩代人經營的。芝加哥大學座落於附近，但大學生基本上不來這家店混，來得很少，以50到80歲為主的黑人常客（白人也有）則對大學生有一番見解。</p><p>這書寫什麼呢？</p><p>它談友誼，特別是黑人與白人的友誼（第一章），當然這就包涵社會互動（族群界線與跨界）；它還談Le Valois餐廳的社交生活對這些住在貧民區租賃公寓裡中、老年黑人族群的意義為何，為何有些人每天一定要離開住處來這邊坐坐；它談這些人其實共同組成了一個道德社群，分享著某種「（怎樣的人是）值得讓人尊敬的」（respectability）的道德準繩，以此來建立認同與差異；它談餐廳的空間屬性中有某種開放性（openness），這個開放性涵納了「想融入更大群體」的慾望；接著空間，這家老餐館還回應了「與社會接軌」的需求，包括秩序如何建立，成員如何獲得歸屬感，如何產生樂趣和且具備某種社會學習的功效。</p><p>第七章開始，開始集力論述。這裡的黑人工作階層怎麼豎立一種道德孤立（moral solitude）姿態，成就「更高的自我」（A Higher Self），這個自我回應的是集體認同的問題，以及老時代的過去、中年世代在當下找不到認同與典範；相較於中產階級黑人和貧民區嘻哈文化或年輕人男子氣概文化，這群老朽中的阿伯在撐出一個社群生存、可彼此指認的道德空間。</p><p>第八章處理了一個迷思。有一種頗流行的想法認為，中產階級黑人搬出貧民區後，於是典範不再，造就了下階層黑人社群道德淪喪，於是暴力、藥酒癮、貧窮、犯罪.....接踵而至，不安全的街頭於焉誕生，前述的「哪種人是值得尊敬的」的那種道德理想也不再被追求了。Duneier舉出實例，證明這完全不是歷史真相，即便是幾時年前中產階級還在城中時，他們和底層黑人也是疏離、少接觸的，並無想像中「提攜」或對整體黑人社群有道德提升之作用。相反地，黑人中有著「老頭」（old head）傳統，他們在工廠或公司中工作很久，社會歷練豐富，年輕人碰到困難會來找社區中的老頭尋求諮詢或支持，而老頭的這個傳統跟Valois的中年黑人社群才是接近的。故研究者問的問題是：「老頭」怎麼消失了？現在，「老頭」怎麼多元化、碎片化、由不同勢力彼此競逐著？</p><p>第九章處理黑人研究中的刻板印象，已是本書中理論抽象性最高的一章，但還是很易讀。這裡Duneier作為年輕社會學者（博士生吧）斗膽批判芝加哥都市民族誌傳統下的大咖學者Anderson、Drake and Cayton、Hannerz、Charles Keil、Elliot Liebow，儘管他也自認屬於這個傳統，他批判他們依然生產出不正確的黑人刻板印象。麻煩的是，這個學術傳統興起的歷史時刻，人們以為破除量化研究就等於破除對黑人的刻板印象，從而就拾回了研究主體的生活世界及主觀經驗，然而當黑人男性的形象只被呈現其中一個面向，又有如此大篇幅和突出，扭曲的效應隨之而至。社會學家的社會負累在於其「清白」或「正義」的化身，對生活和生命細節的關注與描寫，容易被賦予其民族誌著作=啟蒙的正當性迷思，這反而是危險的。</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2c7b9b0f0556"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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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Life in Debt]]></title>
            <link>https://normancomplex.medium.com/life-in-debt-42fe49662b76?source=rss-79d24510b360------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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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吳明鴻]]></dc:creator>
            <pubDate>Wed, 07 Oct 2020 04:30:28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10-07T04:37:50.705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Life in Debt 之一</h3><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GfNRS-ViI5mL5n-X" /><figcaption>Photo by <a href="https://unsplash.com/@jakobowens1?utm_source=medium&amp;utm_medium=referral">Jakob Owens</a> on <a href="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medium&amp;utm_medium=referral">Unsplash</a></figcaption></figure><p>我在跟一本書搏鬥</p><p>「寫那麼長幹嘛？」我都已經在喘氣了你還繼續寫。我都已經睡了又起來了一章還沒寫完…</p><p>Life in Debt: Times of Care and Violence in Neoliberal Chile，或可翻做「債命」</p><p>“descent into everyday”，作者Han循著Das，但這什麼路徑？</p><p>但慢慢讀，我懂那個氛圍。她描寫一個智利家庭，先生在1973–1990極權統治下是政治迫害者。2000–2005是清算前政權的時期，也是轉型正義、政治受害者獲得平反的期間。</p><p>我懂得是家庭的氛圍。或者，家庭的微妙平衡：第三個小孩即將到來的消息，兩夫妻快崩潰了。經濟和物質條件已經差到這樣了，怎麼迎接一個新生命到來。大哥則抱怨，爸媽都不在家，還因我通不過十年級升級考試罵我，他們的人生就是工作，工作就是要工作到死，顯然在生活周遭他看太多了。</p><p>家庭經濟線和家人神經線是繃在一塊的。先生做夜班，從看守工作調去勞力工作，年紀輕輕竟然有了骨質疏鬆症，背痛到快掛掉。太太換了好多工作後，沒個工作都沒能有長期的約，最後很不情願地去了一個有錢人家當褓姆，她之所以不想，是因為她在家裡對（那時兩歲了的）小寶寶能做到最好的事，就是讓他賴在一直在逢衣機上車衣服的媽媽的膝蓋上（搗亂或撒嬌一下），或者在他在旁邊玩到膩開始起歡的時候去抱抱他哄哄他，因為實在要把衣服趕出來給人家，這個月的帳單才有辦法付出去（在1990之後的智利，窮人是靠著負債（debt）和信用（credit）存活的）。怎麼還會想去照顧有錢人家的小孩呢？自己的小孩都沒辦法好好顧了，那時Ruby一天工作20小時。</p><p>什麼是創傷？什麼是平反？什麼是修復式正義？這個政治受難者的家庭生活怎麼在貧窮處境下存續？Clara Han放在家庭日常生活脈絡下來回答這些「大」問題，某程度上就是不滿於這個大問題的問法或處理方式。民族誌努力的方向在於，受冤屈者的政治受害者經過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後，他們的生存課題是什麼？當下的歷史平反對他們的意義是什麼？</p><p>首先，是Hector（先生）的傲骨。一開始，他拒絕去登記為政治受害者，他說，他不是為了要拿撫卹金才去做那些事情的，他只是希望未來的子孫讀到這一段不公不義的歷史時（1973–1990智利的Pinochet政權），知道他們的祖先（指他自己）曾經做過一些對的事情，而且，作為共產黨人，他要的就是平等，不要讓貧富生來差距懸殊好像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現在，看起來民主政權打敗了極權者，他們口口聲聲站在人民這邊，但是新自由主義讓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官僚體制可怕而無情。這不是一個站在人民這邊的政權。他希望把自己的犧牲、受凌虐、精神折磨和社會的真實改善聯繫在一起，但是這個社會現在竟是這個樣子。那麼，去登記、背認可受到傷害、拿到撫卹金，有何意義呢？</p><p>Hector有一個狀況，就是過往的積極份子，現在成為政治和社交冷漠者（很多受政治迫害者後來的情況）。此外，他不跟妻子或兒子透露他受過怎樣的傷害，兒子隱約知道，但那卻是作為一個禁忌話題被知道的。Ruby為新生兒登記名字時太趕了，沒講好，就登記為跟父親一樣的名字”Hector”，引起了夫妻的爭吵。Hector反對之！原來，他不希望他身上的傷痛和陰影，透過這個名字「傳給」這個剛來到世間、白紙一般的新生兒。Ruby則暗自期望，透過第三個孩子以Hector為命名，他希望Hector活過來，希望他不要再閉鎖著過去的自己、阻絕於當下的社區生活、對自己的孩子冷漠、辛苦工作下班後就是塞耳機聽好久的音樂、有高中文憑的他也不教通不過考試的大兒子功課（Ruby小學都沒唸完）、只在意那個未來的世代的評價目光以及自己曾懷抱的那個抽象的「社會」夢。但當下呢？</p><p>Hector的公司近期有加班的需要，他需要值13小時夜班，回家睡2小時候，再去值12小時的班。那一週整個家都亂掉了，Ruby快要崩潰了，那中餐誰做給小Hector吃？諸如此類，經濟與日常的不穩定，關係的承諾也變得不穩定。在夢中，Ruby哭紅了眼，他先看到結婚19年後Hector說他要去別的女人（現實中從來沒有），又看到路上一個女人在哭泣因為她兒子死在路中央，Ruby就跟她一起哭，場景又轉到一群工廠的女人，他們罵著老闆掌握他們生殺大權，Ruby後來也跟她們一起哭。這是一個哭泣與宣洩的時空，這在緊湊的日常中並不被允許。</p><p>後來，Pinochet被查到過去曾透過國際銀行洗錢，該銀行後來把大筆鉅款吐出來，智利政府就把它溢注入賠償基金，把第一波未被列入的潛在或其他形式的政治受害者，納入第二波的平反與賠償名單中。Hector一樣傲骨，一樣冷漠，Ruby很洩氣，因為家中雙薪各拿到每月基本工資都很不穩定、拿到之後要負擔每月開銷都很拼了，他們需要這筆錢，而且這個錢是Hector的權利，不是去跟人家求來的。她很希望Hector走出來，自此她態度有了一些轉變，她不要再只沈默地吸納他先生的痛苦，她開始試著幫她填表格，問他迫害發生的時間地點等內容，他表示忘記了，Ruby就想辦法找先生一起去拜訪媽媽（但媽媽的男朋友一直對這種政治異議份子有嘲諷不苟同的態度，所以他跟Hector的關係總是緊張的）。總之家庭的晚餐談話，後來帶到了多年前Hector在某天早上從家裡笑著跟她說再見後，就失蹤不見了，她怎麼打聽到一個關所有政治嫌疑犯的地方，在那外頭跟其他母親守上幾天幾夜的故事。話語帶來淚水和沈默，Hector適時轉移話題，轉向正向，不再繼續深入。</p><p>後來還有冷漠的行政登錄程序，以及漫長的等待，都是作者Clara和Ruby去跑的程序。結果公布的那一天，Clara打越洋電話給Ruby報告好消息（她從網站查到），Ruby笑著說家裡預計隔出的新房間那砌了一半的牆終於可以繼續做下去了，Hector接過電話，竟說了一句過去從未說過的話「總還是要適應（adapt to）這個世界」。</p><p>這個姿態，不只是接受平反和撫卹金，或者原諒過去。No。這個姿態是，看到Hector自己的親密關係，正視這個家的經濟需求，體恤老婆的吞忍和犧牲，走出自己冰凍似的冷漠。Ruby等待許久的這個時刻，發生在一個有陽光的平靜午後。</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42fe49662b76"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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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William Foote Whyte(1943), 街角社會 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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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s://medium.com/p/ea2a05f8924</guid>
            <dc:creator><![CDATA[吳明鴻]]></dc:creator>
            <pubDate>Fri, 02 Oct 2020 10:58:52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10-03T13:15:56.111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一個義大利人貧民區的社會結構</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dunCmZTqQhw345Xu" /><figcaption>Photo by <a href="https://unsplash.com/@ballonandon?utm_source=medium&amp;utm_medium=referral">Ben Allan</a> on <a href="https://unsplash.com/?utm_source=medium&amp;utm_medium=referral">Unsplash</a></figcaption></figure><p>非法團伙<br>懷特（William Foot Whyte）將非法團伙與警方的關係相當精彩，這不可以「包庇」或「賄賂」一言以蔽之，而必須要回到地方社會的平衡來說明。書中非法的彩票投注看起來類似我小時流行的六合彩，「二老闆」差不多就是六合彩的組頭，警察包庇與收賄不需太受著墨，而收買的系統、層級和方法也已清楚說明。</p><p>倒是，有一種人，即剛正不阿的警察或初出茅廬的熱血員警，讓被包裹在同一系統中的警察、彩票代理人或賭局老闆都很緊張、提防，因為你不知道他們會做出什麼事來。對於這些人的查緝行動或突襲，有收取「共同薪資」的警察會事先通風報信，讓人們預作防範；警局隊長會盡量讓他坐在辦公室不出外勤；有人事權的警官則可以行使調動權。但，這些少數員警還是會出去查，在你不知道的時候調查，查獲之後，老實繳納保護費的代理人會向他的管區警員抱怨，他的管區就有義務去「處理」此事，因為「正義使者」動到了他的生意，平常他可以從他「保護」的管區獲取金錢、物資、人脈關係等資源，現在其有效性受到質疑。上級警局也會開始注意，因為如果只有一個警員查獲私賭、其他警員都沒業績，那麼這裡頭一定有問題，這連帶造成只要「正義使者」一有斬獲，管區就向「二老闆」說他「需要抓兩個人」，「二老闆」這時則會轉向他的代理人說，我花五美元讓你被補，你只要被抓時報個假名就好，到時我會保你出去。</p><p>賭博在義大利及移居美國的義大利裔社區中，是大家都會做的事。天主教傳統反對的是拿他人的錢去賭、賭到傾家蕩產或者手法不誠實，但沒有反對賭博。家家戶戶都在賭博。在私酒生意之後，小額投注成巨大賭金的彩票成為在地主要的非法事業，且被予以企業化經營後，警局意識到它有正向社會功能。懷特比較了非法團伙典範在一二十年間的轉移：從非法暴力手段轉向合法、企業化經營、盡力創造和平。對警察而言，這些人不惹事，而且致力於某種平衡，一有搶劫、謀殺事件、受到輿論關注後，馬上影響警方的關注，從而影響其蒸蒸日上的生意，對非法團伙一點好處也沒有。掌握生意的十個幫派老大各有地盤，雖有強弱，卻能彼此平衡。而禁酒、禁賭令來自州政府，天高皇帝遠，雖然上級有一定的業績要求，但那也是可以做做樣子應付的事情。比較起來，非法團伙經營之彩票事業的人際網絡對警方是更重要的，那是警方重要「收入」的來源、給予管區其所需要的配合、又給予其必要的業績。非法賭局給予警方生意上的油水和「順民」表現，警方自然要固這個基本盤。</p><p>街角青年與賭局的關係：他為何不存錢而去賭博？他贏了賭局得時候如何幫助他的經濟生活、家族與朋友關係？作者一一說明了。甚至，非法團伙成員會借錢給落魄青年，會資助在地企業，會購買大量的舞會票作為社會福利支持。他們的「慷慨」有目共睹，他們的社會位置及功能是社區有目共睹的。甚至，理髮店、小雜貨店、小吃店和撞球間這些賣彩票的代理商，也是青年聚集的地點，也是會賒帳給他們的商家。這裡頭一圈又一圈的利益、情感、關係與日常生活的共生關係，讓警方不得不正視這樁事業的社會功能。這其中，還包括提供就業機會，特別是在1930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非法團伙事業所提供的「幫助」，在不同程度上實質幫助了許多貧窮的人。甚至，非法團伙成員會投資合法生意，他會希望漂白成為「有身份」的人，成為「體面」的人，畢竟，非法生意的社會觀感依然列為較低等的。</p><p>多克&amp;奇克<br>多克雖然是以打架能力闖出名號來，但他的聰明才智、政治敏感度、善於平衡與鞏固街角青年內外勢力的能力，是其居於最高權力位階的關鍵。但他一直是貧窮的，他的社會地位並未為他帶來財富或改善物質生活（他一直與姐姐、姊夫同住），依照作者懷特（William Foot Whyte）分析，街角青年遵循的是一種花錢的經濟學（相互接濟、分享財富的兄弟道義），我認為這個解釋似乎不合理：社會資本不但不能間接變現為某些經濟資本，還造成經濟資本的佚散，聽起來是有問題的。我猜還是跟1930年代大蕭條時代有關，也跟多克沒有涉入非法團伙的生意有關。</p><p>打保齡球這件事情是很奇妙的：權力的凝視（=領導階級的凝視唱衰）的壓力，使球技好的諾頓幫底層青年也會表現失常。球場上的較勁的原來是場外的社會地位，神奇的是，球技差、遊手好閒卻備受權力階層喜愛的朗約翰，經過練習和鼓舞之後，也可以打出好的成績。甚至，我們看到社會位置還影響了心理健康：多克退出諾頓幫之後，納特西變成了頭兒，開始在球場上及口語上極力攻擊（失去庇蔭的）朗約翰，朗約翰甚至為此無法睡眠或做惡夢；他找多克訴苦，多克後來將他拉到他跟隨的斯龐吉那兒，以自己的影響力，讓朗約翰也晉升核心團體，於是神奇地，朗約翰後兩年的打球成績越來越好，也不再聽說他有做惡夢了。</p><p>奇克則是上大學學的義裔青年，這是一個社區中少數、被期許未來有能力翻身、在美國社會站穩腳步的移民第二代。奇克也是貧窮社區長大的，在大學念法律，對政治有熱忱和天分，善於發表演說，組織公共活動。懷特說他執持一種「儲蓄和投資的經濟學」，這和前述詮釋奇克的「花錢的經濟學」迥異：奇克組織義大利人俱樂部，目的是社會地位的提升（儘管他說另一個目標是「改善義大利裔社區」，但懷特說這顯然是不相容的兩個目標，一個是以個人晉升為目的，一個是以社群為目標），無論在是否容納異己（非大學生）進入俱樂部，還是在要與本地姑娘或其他社區女青年會維繫關係的抉擇上，奇克必然是「向上看」地行事，任何組織活動都是他的跳板，他一抓到機會就攀上去，把先前的組織或人際關係甩開。他不像多克有那麼多在地的人際羈絆，他習慣的操作是民主制度下的議事程序與公開辯論，而非多克那種「正式會議只是要讓『以非正式方式取得的群體共識』獲得正當性」，而他也為自己沒有「非正式團體」的支持而吃到苦頭。然而，這對他的向上攀爬之路沒太大影響，在涉入共和黨政治組織之後，他在一次獎學金募資活動的政治集會中展露了頭角，開始受到注目，從而開啟了奇克的從政之路。</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ea2a05f8924"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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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William Foot Whyte(1943). 街角社會 二]]></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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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吳明鴻]]></dc:creator>
            <pubDate>Fri, 02 Oct 2020 10:58:01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10-02T10:58:01.369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William Foot Whyte(1943). 街角社會 二</p><p>從〈附錄一、關於《街角社會》的成書過程〉看來，懷特在進行社區研究前，並沒有受過社會科學的訓練。</p><p>他出身在「一個地位牢固的中上層階級家庭」，在1936年大學學畢業時，獲得哈佛大學的研究員獎金，為他希望從事的任何研究提供三年的資助。這在現在看來真是天上掉下的禮物。他喜歡寫作，有志於社會改革，受到啟蒙後致力於跨出自己的舒適圈，之所以研究科納維爾是因為他我印象中的貧民區就是「一些三至五層的破舊樓房，裡面擠滿了住戶」。</p><p>1930年代的社會學，似乎還掙扎著參與觀察法能否生產出客觀知識的討論，懷特與哈佛大學年輕研究員試圖創造一種在當時來說「新」的研究方法，譬如觀察人們在一起時間有多長、接觸多頻繁、在一起時由誰提出行動方案......這些資料，以此「客觀地建立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模式」，從而往上堆積「某一社區的社會組織的可靠資料」。此外，他想要研究的是不會因為他（研究者）的在場而影響的社會情況或事件，而這個預設也影響了他的田野工作，例如避免在任何組織任職或擔任領導。在這個時期，參與觀察法對知識生產信效度討論上的新穎性，這些在後來大專院校社會科學研究法中被教授的想法，在懷特的研究回顧記述中紀錄了其發展的歷史。</p><p>這無疑令人佩服，因為看來這是一個一切「剛開始」的年代。懷特除了有天分，相當努力，其想法遭有經驗的學者的無情推翻時，也還耐得住憤懣之情。這份附錄真實誠懇而翔實地介紹他作為一個田野工作學徒的緩慢攀爬歷程，這裡頭的時間性（是1930年代的時間性嗎？跟Alice Goffman的全員在逃好不同啊！）也讓我有種在讀「祖師爺的遠古傳說」的錯覺：他自己摸索了進田野的方法（犯過不少錯誤）、在田野何謂「跟人打成一片」、在政治競選中未深思情況下重複投票差點斷送了自己的學術前程卻對研究一點幫助都沒有、在義大利家庭中因受到整個家族的款待和接納而感動，從而穩住了其田野工作的波濤及倦怠時刻。犯錯--學習、犯錯--學習......是最珍貴的田野教育：一次亂講話後，多克終於忍不住向懷特上了一課：「比爾，你少提出『誰』、『什麼』、『為什麼』、『什麼時候』、『在哪兒』這類無聊的問題，你這樣一問，人們就什麼都不會說了」。懷特學到，他只要耐住性子在那一帶長時間這邊串串、那邊串串，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資訊------資訊不是用問的跑出來的。</p><p>1930年代，對於懷特想研究的課題，只有很少前例可循。他的附錄展現一個知識人如何「平地起高樓」的珍貴歷程，他逐步在田野與學院之間釐清其問題意識，一步一腳印，如此平凡，又如此傳奇。</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e63c4646bb83"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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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William Foote Whyte(1943), 街角社會 三]]></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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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吳明鴻]]></dc:creator>
            <pubDate>Fri, 02 Oct 2020 10:55:5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10-02T10:55:53.320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William Foote Whyte(1943), 街角社會 三</p><p>關鍵字：社會結構、地位、權力運作方式、社會流動</p><p>看起來在這本對於社會結構的研究中，懷特將之設想為以權力和地位為概念核心的權力力學與社會流動的研究。在其中存在著特定社會階級的文化（品味、行事作風、價值觀、品味、人際關係、社群凝結模式等），但這似乎是「橫軸」（有點兒附屬的意味），社會結構則是縱軸，這個軸線上，懷特抓的是群體的「頭兒」，如街角幫多克、義大利人俱樂部的奇克、社交和體育俱樂部中的卡洛、彩票賭局二老闆托尼，因為透過他們既可連結到其所領導的群體，又可向上或向外連結到其他社團或政治組織。</p><p>昨天提到，保齡球場上（實力）同時也是場下（在社群中的地位）的較勁，讓懷特有一假設：個體在群體中的地位、表現和精神健康三者有相當的關連，先用他的話來說前二者的關連：「社會結構正在起作用。它把每一成員......固定在他自己的位置上。......這是一種很奇異的感覺，彷彿當我揮動手臂，把球擲向木柱時，有一種比我自己更大的力量在駕馭著它。」（408-409）亦即，個體在群體結構中的位置將施予他向上推力或者抑制的反向力量，使他表現變好或變差。細緻來看，該位置給出一種人際間相互作用的模式，譬如誰發起話題或行動、誰跟隨之，而當「這依模式受到某種劇烈變化的影響，個人就可能出現精神健康的問題」，當朗約翰因為多克退出街角幫後「失勢」、遭到繼任領袖球場上、下的砲火無情攻擊時就是這種情況，而當多克策略性地讓他當時所服務的另一組織裡頭受到重視、加入核心團隊後，朗約翰「重建一種……與原來的相互作用模式相同的模式，神經症狀即可消失」（419），懷特說這是一個不成熟的假設，不過若此言為真，這無疑帶來一種權力觀點下的社會創傷與社會治療新學說。甚至，在懷特為多克介紹工作時，多克雖是能力卓越也能言善道，但那時真是窮到快瘋了，他帶多克去見組織負責人時，沒料到多克卻表現平庸而寡言，不像平時的他，事後得知多克那時頭暈得要命，懷特後來反省到那時沒有早料到，他說「…那麼，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收入--這能使他重新恢復他席以為常的社會活動模式--就可以治癒這些神經性症狀」。</p><p>所有細緻的政治運作的描述，都是從社會結構位置的觀點在描述結構的社會作用力如何發揮作用：它如何實體地影響了某個空間中（無論是街角還是俱樂部）人們的相對位置圖、事件的發起與響應、整體佈局的穩定與演進。這種從結構--人際動力學觀點的參與觀察，獲致相當的一致性。懷特抓緊了時間的要素，每一章幾乎都沿著特定群體在其田野工作的一、兩年內組織的演進、勢力消長、分裂或統一、成員的遞嬗。除了空間，有了時間這個軸現才能談權力鬥爭、社會流動、穩定性/危機等社會結構構想中的重要課題。當然，他厲害的地方是從某種合理性圖法煉鋼地發展出研究方法：研究街角幫時，對象大概就是十人；研究社交與體育俱樂部時，則是五、六十人的社交空間，他為此自己發展出了更正規、有系統的研究方法（也是用空間圖式的方法）。</p><p>最後，懷特說林德夫婦的《中城》一書（他難得可以參考的文獻）是「從整體上描述那個社區裡的人」，而「我要研究的是特定的個人和特定的群體」，他指出了他們之間的差異性。他的確是如他所說的那樣子做田野、進行描述，因為他的目的是讓「社會結構」這樣的想法在真實的社區組織、群體、政治組織及其所共構的地方系統中獲得穩固的實徵基礎。另一種描述底層人民的方式，是作為社會問題而顯現的人和群體，它較多出現在政策文字和社會工作論文中，懷特顯然不走此路。</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fbba9c1eb3c0"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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