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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Stories by 雨城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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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Stories by 雨城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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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製造歷史與荒原──《惡托邦記》]]></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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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歷史]]></category>
            <category><![CDATA[書評]]></category>
            <category><![CDATA[閱讀]]></category>
            <category><![CDATA[book-review]]></category>
            <dc:creator><![CDATA[雨城]]></dc:creator>
            <pubDate>Mon, 15 Apr 2024 07:31:4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04-15T07:49:48.413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43/1*se0SzezgoYbIzIJCg6tTgQ.png" /><figcaption><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11515?sloc=main">《惡托邦記》，Kate Brown，2021</a></figcaption></figure><blockquote><strong><em>正是這些人，這些最後關燈的人，最能引起我的興趣，或許因為他們有助於訴說我的一部分故事，或許也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故事遭到忽略，儘管重要，卻被視而不見。地方不可避免位於這些傳記的核心，因為就算只剩下地方本身，地方依然會繼續述說故事。</em></strong></blockquote><p>《惡托邦記：核城市到鐵鏽帶，未忘之地的歷史》（<em>Dispatches from Dystopia</em> <em>: Histories of Places Not Yet Forgotten</em>, 2015）是歷史學家凱特．布朗（Kate Brown）的文集，回顧她學者生涯中走訪過的各處「荒原」。</p><p>荒原是如何誕生的──《惡托邦記》的魅力之一，來自布朗別出心裁的書寫，賦予了失去故事的荒原吐露身世的機會。面對被遺忘的大地，單憑歷史檔案往往力有未逮，她必須同時援引眾多參與「荒原製造」的行動者，方能為眼前的無名之地立傳：凋亡住民的口述碎片、逐步解密的政治文件、土壤與空氣中肉眼難辨的分子……</p><p>一路走過眾多荒原，布朗體認到史學傳統的侷限，對研究生涯有了更深的反思，也終於從中看清：自己生命的「歷史」如何引領她走上這趟荒原之旅──《惡托邦記》的魅力，在於它不僅是無名之地的、更是作者布朗自己身為一位研究者，有血有肉的「傳記」。</p><p>──走過哈薩克與烏克蘭「右岸」，乃至孕育自己的美國鐵鏽帶等「現代主義荒原」，布朗體悟到歷史學科的侷限究竟為何？又該怎麼樣，才能更好地述說這些荒原的故事？</p><h4><strong>一、</strong> <strong>檔案館：不在場的歷史</strong></h4><p>在作為全書導論的第一章〈親臨現場〉中，布朗反思了她所受的歷史學科訓練：「史學界對於第一人稱敘事避之唯恐不及，部分是因為坦承自己親臨現場，會讓自己的客觀性與正當性遭受質疑。」透過第三人稱觀點這種哈拉維（Donna Haraway）所謂「上帝的戲法」，史學書寫得以跳脫現場的時空，維持超然的客觀性。</p><p>然而，史學書寫對研究者「在場」的刻意掩飾有其盲點。布朗指出：史學界缺乏人類學界對「觀測者效應」（observer effect）的反思──參與式觀察中，觀測者的在場，可能會改變被觀測者的言行。而人類學家採用的應對方式，是將取得資訊的過程與脈絡，同時提供給讀者，讓讀者自行判斷上述脈絡，是否、或如何影響人類學家獲得的觀察結果。</p><p>另一方面，史學書寫追求的「超然」立場，等於漠視了研究者本身的條件，如何從發想問題意識開始，便一路影響他們尋求答案的過程──有些疑問孕育自研究者的過往生命，而他們本身的「階級、文化、種族、公民身分、性傾向或性別」等屬性與侷限，也不時影響史料的獲取。如《惡托邦記》第五章中，布朗因為身為女性而無法進入烏曼的猶太會堂，卻也因為美國人的身分，得到當地警察提供的另類門路。</p><p>儘管如此，歷史研究對「現場」的抗拒有其道理──現場往往無法呈現具「可見性」的歷史。物換星移，無論多重要的歷史現場，通常只剩下廢墟與殘骸，「所有的結構與秩序都被抹滅。」散落一地的往日碎屑，從中拼湊出的故事有太多衝突的版本，能在不同目的下，被「策展」（curate）出各自的敘事脈絡──第三章〈車諾比禁區：（不）可能的歷史〉中，布朗追著精彩的網路文章來到車諾比，才發現文章中的繪聲繪影，不過出於作者私自的「場面調度」。能將「史料」放進武斷敘事脈絡的，不只有史學家──還未受到揀選與研究背書的現場，因此讓歷史研究者敬而遠之。</p><p>因此，儘管揀選的過程無可避免地反映出權力結構與知識生產之間的張力，史料仍需經過檔案館的整理等大量幕後工作，才能在時光的漫漫長河中劃出一方可供參照的框架。如同布朗引用拉圖（Bruno Latour）的觀點：「能見度是許多不透明與不可見的事物所構成的結果。」對比現場的混亂，檔案館提供的「可見性」，讓歷史研究得以「主張過去的謎團深埋在檔案館的倉庫裡，這些謎團即使是親身經歷事件的人也無法得知。這種探索賦予了歷史學家權威與重要性。」</p><p>既然如此，為何布朗會在《惡托邦記》中提出以下主張：</p><blockquote><strong><em>把地方定位成檔案館；把敘事者安放在地方之中，讓敘事者對所有遭到損害與扭曲的性質進行知性的探索；親臨敘事現場。</em></strong></blockquote><p>地方──為何要冒著危險去到現場：迷失在混亂敘事中的危險；去到「鐵道另一邊」的危險。是什麼樣的研究歷程，讓布朗主張必須將「地方」引進史學研究中，填補檔案館的不足？讓她「花了幾年的時間才了解，最大的謎團不在檔案館裡，從來都不是。」</p><p>──在「荒原」上的那幾年，究竟讓布朗體認到什麼？</p><h4><strong>二、</strong> <strong>地方：檔案館之外</strong></h4><p>檔案館提供了清晰可見的史料，然而，不是所有地方或人的歷史都有機會建檔。「面對文盲、社會邊緣人或歷史遭到刻意抹煞的人，要透過文字記錄恢復這些人的歷史往往成效不彰。」布朗在《惡托邦記》裡走過的「荒原」，其實就是遭受不同形式的暴力破壞的各地社群。從社群中「被連根拔起的人」從此喪失完整的語言與身分認同，淪為「不可靠的敘事者」（unreliable narrator）；他們的歷史「遭到錯置、偷竊、破壞或掩埋」，注定「下落不明」（MUF, missing unaccounted for）。</p><p>這些未建檔的荒原，逼迫研究者去到當地，也讓布朗建立起她的方法論：將「地方」視為未經處理的原始資料，寫作者的敘事則成為揀選、反思這些資料的過程。而這並非什麼舒服的研究過程──布朗的文字不時呈現揀選時的掙扎、無法為彼此衝突的觀點提供詮釋的狼狽。相較於自信、具一致性的敘事，布朗因而自嘲她採用的是「懦夫」的觀點。</p><p>然而，這樣的「不舒服」或許是必要的。如果真如巴赫汀（Mikhail Bakhtin）所說：「敘事形式是作家為了支撐某種知識而創造的空間。」那麼布朗的敘事應該更貼近巴赫汀主張的「複調」（polyphony）：透過思想和語言的眾聲喧嘩，「保證了永久性的思想革命，防止出現『單一的真相語言』。」相較於布朗引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點出「神話」如何透過將事物放進純淨的一致性敘事，進而使「詮釋」成為武斷的「事實」；她的敘事形式，或許能在權力結構與知識生產的關係中，創造出更多反思的餘地。</p><p>將「地方」視為新的資料來源，一方面是為了填補檔案館的不足，讓布朗必須「追隨前現代史家……解讀地方、地質學、氣候、動植物群落、民間傳說與宗教儀式」；另一方面，也出自方法論上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探討空間安排如何形塑人類、自然與動物世界」，不再將地方視為「既存的」、「承載人類互動交流的中立容器」。人類不再是歷史舞台上唯一的演員，大地（terra firma）不再如我們過往認知那般靜止於人類行為之外──土壤、空氣、水源與植被，都成了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要角。</p><p>某些荒原的身世，不只無法仰賴檔案館解答，更得讓上述「空間」裡的成員共同發聲，方能清楚述說。這一點充分體現在《惡托邦記》的第四章〈克什特姆，身體的祕密〉中──布朗走訪前蘇聯境內的城市，追尋蘇聯第一座鈽提煉廠的故事。來到當地後她才發現：後冷戰時期的檔案解密，以及網路時代資訊的公開流通，讓曾被國安機制重重保護的核武資訊，不再是祕密。真正的祕密，來自更近在眼前的、當地居民的身體。</p><p>「身體的祕密」是什麼──當地居民急著向布朗展示各種診斷文件，以及佈滿傷痕的身體，為的是討一個說法：數十年的早衰、流產、白血症、甲狀腺疾病──真正的祕密關乎受苦的身體，需要被解答的是「數十年來暴露在提煉廠放射性廢料之下的人體謎團。」</p><p>官方說法的莫衷一是，讓當地居民身體的苦難成為長年的謎團，也讓布朗好奇：是什麼形塑了蘇聯的科學實作，使當地居民半個世紀得不到答案？而隨著冷戰結果出爐，蘇聯的核子科學被「勝出」的美國版本取代，後者卻也無法提供當地居民一個合理的答案。</p><p>作為一門「自然」科學，核子科學給人的印象，時常是研究者站在（社會）主體的位置，研究外在於他們的（自然）客體。然而，主體與客體、我群與他者所處的「社會」及「自然」並非斷然的二分。自然並非獨立於人類文明之外、靜待我們發掘的不變客體：人類文明的建構，本身就需要動員自然中眾多的「物」；而人類此刻身處的社會秩序，也決定了我們眼裡自然的樣貌。</p><p>近代的核子科學史本身，就能說明上述自然與文明的混種關係。對人類來說，在1898年居里夫婦的實驗以前，鐳並不存在於「自然」之中；如同鈽──冷戰核武競賽的核心、蘇聯與美國鈽提煉廠周遭居民一生的重擔──也是到了1940年才被「發明」。地球上的鐳與鈽原本只以極少的痕量（trace quantity）存在，現在「自然」中的這兩種元素，來自人類的發明。我們不只「發明」自然，更讓這些「自然」回頭構成我們的「文明」──放射性同位素隨著二十世紀中期的核試爆散落在大氣中，隨著鈽提煉廠的汙染物排放，沉積在週遭的土壤、水脈與居民體內，更隨著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宣傳，進入我們的文化想像。</p><p>有些「自然」的樣貌，不只來自人類的發明，也取決於當下文明的條件。鐳在二十世紀初期最主要的用途，是製造發光塗料：當時的工廠女工用舌頭舔舐塗料筆刷、將這些新奇的發光顏料塗在身上──那時候鐳的樣貌，還不是後來讓這些女工痛苦罹癌、引發世人警覺的危險放射性物質。同樣地，作為「自然」的一份子，鈽的性質、對人體與環境的影響，難道不該像太陽東昇西落、蘋果隨地心引力掉落這些自然現象一樣，放諸四海皆準嗎？為何冷戰時期的美國與蘇聯，會有截然不同兩套應對鈽的實作？為何鈽是否安全的標準，會隨提煉廠趕工的需求而隨時更動？如果知識論（epistemology）關乎的是事物在人們眼中的樣貌，那麼從上述歷史回顧中，可以看出知識論問題時常取決於當下社會、政治的條件，「知識論問題也是社會秩序問題。」</p><p>「沒有科學能自外於它實作的網絡」──如同布朗點出，「暴露劑量」與「安全閾值」等核安相關的科學討論，如何在冷戰核武競賽氛圍中「泛政治化」：「這些討論是為了反映危險化學物質與放射性物質的可接受暴露範圍，還是為了允許產業繼續生產有毒產品與廢料。」美蘇的社會秩序決定了兩國各自的科學實作，而冷戰的政治鬥爭結果，又進一步決定哪一個版本「勝出」。</p><p>對蘇聯來說，研究人員的當務之急，是確保受過訓練、有價值的提煉廠員工，能夠身體健康地繼續生產工作。然而，在史達林保密主義的氛圍之下，研究人員無從得知提煉廠產能、以及相應的環境暴露劑量，只能聚焦於他們眼前唯一的資料來源：受暴的人體。蘇聯因此累積了龐大的資料庫，記錄人體長期暴露於放射性同位素下的廣泛症狀。</p><p>相較之下，冷戰後成為主流的美國科學實作，重視的是不同面向。作為開放社會的美國，不僅無法像蘇聯一樣秘密記錄提煉廠周遭人員的身體狀況，更得注意公眾輿論──美國因此將研究聚焦於提煉廠周遭環境的監控，以向大眾提出安全保證。同時，美國研究輻射暴露的「保健物理學」（health physics）相信「閾值」假設：只要低於一定劑量，即使長期暴露也是安全的──儘管這樣的假設本身難逃前述「泛政治化」的嫌疑，也在後續研究中越來越站不住腳，長期暴露與人體廣泛影響之間關係的討論，至今仍未出現在美國對核子職業傷害的裁定中：</p><blockquote><strong><em>……「沒有所謂在暴露閾值之下，低濃度游離輻射是無害的證據。」此外，除了癌症，也證明了低劑量暴露「會對健康造成其他退化性影響」，但這些洞見並未整合到法律訴訟規則之中。</em></strong></blockquote><p>因此，相較於蒐集了大量長期受暴人體資料的蘇聯，美國重視的是放射性同位素對環境的影響，同時出於「閾值」假設，而「對於身體長期暴露在低劑量輻射產生的影響並未深究。」接著，布朗進一步指出另外兩個原因，解釋美國為何忽視輻射對人體造成的廣泛影響。首先，美國的保健物理學建立在單一因果關係的邏輯上：「單一的放射性同位素攻擊單一的身體器官，產生獨立的疾病。」美國的保健物理學脫胎自毒理學（toxicology）──研究外在因素如何對生物有機體產生危害的學科──而毒理學又發展自十九世紀晚期的病菌說。</p><p>在病菌說出現前，醫學界普遍相信疾病來自環境對人體的廣泛影響：蒸氣與溫度都可能影響我們的健康狀況。而病菌說改寫了上述理解，讓學界不再研究人體與環境之間的複雜互動，轉而聚焦單一的外在致病源。人體與環境作為各自獨立的主體，被劃分進不同的研究領域；即使美國能夠精確追蹤放射線同位素在環境中累積與移動的路徑，研究領域之間的區隔，依然「使環境變遷與人類健康的變化之間難以產生連結。」</p><p>另一個造成上述「身體盲目」的主因，來自一九六〇年代的美國環境運動。當年的運動分子無法證明DDT對人體的影響，因此轉而將運動策略聚焦於DDT對動物與自然環境的危害。自此，「活動分子便不再關注受環境災害威脅的人類，轉而聚焦於土地、動物與財產。」而如同布朗進一步點出，受暴於環境中的身體消失在研究視野中的現象，不只發生在保健物理學，更是近年眾多醫學、職業傷害與環境污染研究中共通的盲點。</p><p>檔案館裡封存多年的並非最難解的謎，官方統一公布的數據中也不見受苦的身體──研究者必須親赴現場，才能循「身體的地貌」述說那些疤痕與早衰的故事。而一致性的敘事還有另一種危險：權力結構背書了檔案館的揀選，而透過拉圖所謂大量幕後工作產生的除了「可見性」，還有不可見性──要讓這麼多受苦的身體消失在乾淨一致的官方敘事中，如此武斷而「單一的真相語言」，讓荒原失去真正的故事、回頭被造就自身的暴力──權力結構──收編。</p><p>──而布朗的荒原之旅，讓她學會指認造就荒原的暴力、指認一致性的敘事如何收編，也讓她意識到：自己的生命歷程，就是從一個現代主義荒原開始的。</p><h4><strong>三、</strong> <strong>「鏽墟」與「反向的檔案館」：（抵抗）一致性敘事</strong></h4><p>在第七章〈鐵鏽帶，返鄉憶往〉中，布朗回顧了她成長的現代主義荒原──美國鐵鏽帶城市埃爾金（Elgin）。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中，是埃爾金作為世界鐘錶重鎮的輝煌歲月：全球產能第一的鐘錶工廠，為埃爾金帶來豐厚的福祉與經濟成長。然而，當鐘錶業隨著二十世紀中期美國的製造業外移──如同一百年前追著更廉價的土地與勞力來到埃爾金──這座城市的經濟陷入停滯；與此同時浮現的眾多社會問題，更加深了埃爾金的困境。</p><p>當初為了吸引產業進駐而放寬的環保規範，在產業外移後徒留被汙染的河川。城市的人口組成與分布也日漸複雜：拉美裔與墨西哥非法移民開始湧入，同時出現的還有越戰後逃來美國的寮國與柬埔寨難民；而一九七〇年代美國精神疾病的處遇經歷去機構化浪潮，大量鄰近機構的病患回到社區接受藥物治療，他們的身影也成為埃爾金的日常風景之一。最終，當芝加哥的郊區開始往埃爾金擴張，整潔嶄新的中產階級住宅區與商業中心，圍繞著的是已然破敗凋敝的市區。</p><p>──這是布朗成長經驗中，「處於半荒廢狀態，社區也被夷平、粉碎與布滿彈孔……卻從未遭遇過戰爭」的「現代主義荒原」。日後成為歷史學者的她，回首自己的學術旅程，原來也「一直記述著環境、人口與經濟上的反烏托邦。」而布朗認為這並非對自身過往的反諷──埃爾金的童年經歷，讓她理解「地方」如何深刻影響人們訴說生平的方式：那些對逃離的渴望、憂慮的話語──乃至失語。</p><p>「人們失去自己的地方時，往往因此受苦」──這份對荒原的理解與親近，讓布朗採取「傳記」這類帶有自傳色彩、令史學界避之唯恐不及的文體書寫：一來傳記得以乘載個人情感與經驗──這些積累賦予了布朗對「地方」豐沛的敏銳度與感性，也讓她敢於指出史學界對超然立場的偏執。而二來對布朗走過的眾多「無名之地」來說，傳記讓這些被破壞、徒留真空的社群，得以「重新校準被粉碎的認同，在文化地圖上重建自己。」</p><p>另一方面，布朗將尚待發掘的「地方」作為原始資料、以重新訴說荒原的故事，也是為了抵抗一致性敘事。在走訪各地荒原的「黑暗觀光」中，布朗並不孤單──鐵鏽帶從社會經濟的歷史痕跡，轉化為某種當代美國的文化樣板。許多人熱衷於探索鐵鏽帶廢墟，透過實地闖入、戲劇取景或成冊的攝影集，消費這些「空蕩蕩的失敗景觀」，彷彿當地已不再有人居住。</p><p>即使廢墟景觀中出現居民──如布朗引述加拿大小說家道格拉斯．柯普蘭（Douglas Coupland）創造的詞彙「底特律碎屑」（Detroitus）──也無關對他們生命細節的側寫，僅是為了佐證創作者的觀點：讀者無從得知鐵鏽帶居民如何生活，只會看到「……一千萬個靈長類動物……毫無臉孔與毫無聲音」，為的是描述北美製造業外移後、以服務業為核心的消費生活如何讓人厭倦。</p><p>乾淨、空無一人的廢墟，才不會反抗人們的凝視，可以做為敘事上一致的「整體」，被任意詮釋──這是布朗所謂帶有戀物性質的「廢墟攝影」（ruin porn），供人窺探、視作美景、化為譬喻，甚至收編進下一輪資本的流轉週期：「不斷移動的資本是一種賦予秩序的機制」，因資本撤出而破敗的荒原，成了供下一波資本開疆闢土的新邊疆，「在某些時候，即使是進步造成的破壞也有利可圖。」儘管這美好敘事中的荒原依然杳無人煙──沒有在企業掠奪、縉紳化（gentrification）過程中失去一切的受苦者；被消耗殆盡的廢墟，如今重新成為可被消費的對象。</p><p>高速公路的盡頭、民營鐵道的廢站──社會將荒原的失敗隱蔽起來，而「廢墟攝影」則提供誘人選項，讓人在安全距離外窺探。「廢墟攝影」所揭露的「真實」，看不見廢墟中的受苦者，也自然無從察覺「創造這些地方的暴力卻經常無聲無息地作用著。」相較之下，布朗則主張「懷鏽情緒」（rustalgia）──將臉孔與聲音還給鐵鏽帶居民，如同她在《惡托邦記》全書中走過的其他荒原，正視所有「被粉碎的認同」，乃至「失去自己的地方」時的「受苦」。埃爾金或底特律的破敗並非來自劇烈直截的戰亂，而是「低分貝、緩慢累積……的暴力」，瀰漫在居民間的，則是布朗熟悉的「潛伏的、深刻的與蔓延各處的失落感。」</p><p>全球流轉的資本週期所賦予的，是本質化的統一秩序，「設立基準來區分成功者與失敗者。」而布朗實際踏入的「地方」，則是「被全球潮流穿越的事物，是反本質的，不具備明確疆界，而且是動態的。」在荒原居民流動而複雜的臉孔上，讀者看到他們各自的哀愁、韌性及苦中作樂。「廢墟攝影」將鐵鏽帶化約為一則文化隱喻，以支撐下一波成長終將歸來的進步神話；「懷鏽情緒」則直面地方在資本週期間承受的破敗，點出「長期相信經濟持續成長是必要的想法有多麼粗略。」</p><p>資本週期與「廢墟攝影」帶來化約的秩序及敘事，本質上都是一種暴力；製造荒原與製造歷史背後的力量，相輔相依──權力結構與知識生產之間的張力。布朗深入「地方」、仰賴「不可靠敘事者」打造出的「懦夫」觀點，就是要抵抗一致性敘事的化約與消音。而《惡托邦記》的第二章，則記錄了另一種抵抗一致性敘事的路線。</p><p>在第二章〈巴拿馬飯店，日裔美國人與無法壓抑的過去〉中，布朗走訪西雅圖的巴拿馬飯店。這間飯店位於當地曾經的「日本町」；1942年，居住於此的日裔美國人在未經審判下被定罪為「敵國僑民」，七千人被迫拋棄家業，囚禁於愛達荷州的監禁營。而巴拿馬飯店的地下室，在過去半個世紀，儲藏了他們帶不走的家當──戰後獲釋的日裔美國人沒有來取回行李，「監禁後，這裡的日本人社區再也無法恢復了。每個人都四散到其他地方。」</p><p>當年美國官方提供的「神話」中，這批日裔美國人受到的是保護與安置。然而，神話的編織需要維持距離──如羅蘭．巴特指出：一旦拉近距離、讓細節浮現，神話與「廢墟攝影」這類乾淨一致的敘事就會崩解。</p><p>而距離也來自時間──二戰已遠，漫漫歲月讓美國社會得以生長出對「日裔美國人監禁」的諸多詮釋：從保護與安置的官方神話，到對美國自由精神的反省，乃至最終成為多元文化社會的催化劑──各個版本的詮釋，反映了當下美國政治與文化浪潮的「需求」。當巴拿馬飯店在塵封了大半個世紀後被重新發現，當地的博物館與檔案館人員，希望飯店老闆交出行李，供他們建檔、保存，以為「大眾的記憶」背書。</p><p>「但誰才是這些記憶的擁有者」──巴拿馬飯店第三代老闆珍．強森（Jan Johnson）選擇原封不動地保存那些積塵的箱子與雜物，打造「反向的檔案館」：檔案館會依當下需求揀選史料，並在消毒、整理過的史料背書下，創造出具一致性的敘事。而巴拿馬飯店的地下室做為「地方」，雜亂但確實地凝結了1942年日裔美國人離開西雅圖的瞬間；不論美國社會看待此事件的方式如何變動，想一探這段歷史的人，都能去到那裡，以自己的雙眼見證：</p><blockquote><strong><em>她教我如何拿起這些物品，感受這些物品的輪廓，然後再將它們放回原處，而非將它們包裝在嶄新、縝密架構的敘事裡。強森拒絕博物館的請求，她採取的藝術形式讓這些失落與被遺忘的物品從國家、種族與社群敘事中解放，使這些物品能向認真追尋它們的人傳達（或不傳達）專屬的訊息。</em></strong></blockquote><p>巴拿馬飯店的地下室，既是製造荒原的權力結構運作的後果，本身也以「反向的檔案館」姿態，抵抗製造歷史的知識生產體制。出身荒原，又走過眾多被暴力連根拔起的社群，讓布朗對製造荒原與歷史背後的力量格外警覺──但她畢竟仍是個歷史學家。不論布朗去到離檔案館多遠的「地方」，身為知識生產體制的一環，她終究得在遍地矛盾與破碎的荒原上，揀選史料、留下屬於她的敘事。</p><p>走出檔案館、奔赴地方的初衷，正是為了彌補檔案館面對荒原的力有未逮，並抵抗一致性敘事的收編──布朗又該如何拾起暴力肆虐後留下的記憶碎片，而不讓她的揀選與書寫，成為另一種暴力？</p><h4><strong>結論：至真理的門前</strong></h4><p>想讓荒原的歷史被重新理解，又怕為了提供能見度而劃出的框架，過份化約了複雜的現實──這樣的兩難，凸顯出一致性敘事的誘人之處。在第三章〈車諾比禁區（不）可能的歷史〉中，網路部落格作者「埃蓮娜」撰寫她探索車諾比荒原的經歷，讓布朗也為之吸引──埃蓮娜堪稱她的研究典範：親臨現場，卻還能留下完美的敘事。</p><p>而這也是埃蓮娜露出馬腳之處──親臨現場遭遇的龐雜現實，讓敘事不可能乾淨一致。埃蓮娜的自信文筆，恰恰來自她根本沒去過車諾比，因此「不需面對那些可能模糊她的愛國主義、犧牲與受苦的麻煩現實。」而埃蓮娜想以乾淨敘事捍衛的「愛國主義、犧牲與受苦」，也可以置換為《惡托邦記》第二章中日裔美國人被「保護」的神話，置換為第四章中慢性輻射綜合症不存在的官方診斷，置換為第七章中替全球化資本主義背書的「廢墟攝影」。</p><p>追著埃蓮娜文章來到車諾比的布朗，對於她形同欺騙的行為，竟產生了同理──非虛構學術寫作所採用的，也是類似的敘事模式：「前後一貫而穩定的主體，可以完全讓他人與自己所理解。」學術寫作──檔案館──為了劃出可被理解的框架而做的幕後工作，所有的揀選乃至「策展」，其實與埃蓮娜並無不同。</p><p>所有對「過去」與「真相」的探究，都有研究者介入創造的痕跡，布朗因而主張史學界對「超然」立場的堅守，反而徒增盲點──指出埃蓮娜與自身學門間的相似，不是為了抹消歷史研究的貢獻，儘管通往真相的道路，確實困難重重：檔案館的武斷與地方的破碎，讓布朗理解到歷史研究的高度主觀性──我們能得到的，僅是隨時都會改變的「臨時真相」。現場的矛盾一再衝擊她敘事的自信，而以研究者的身分面對荒原上的受苦者，也往往讓她愧疚：自己不過正以研究之名，（再度）消費對方。</p><p>《惡托邦記》中的文章，多半寫於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在當時，權力結構與知識生產之間的糾葛早已不是新鮮事，而對「真相」的探究，也在後現代浪潮中顯得曖昧。如今二十一世紀進入第三個十年，人工智能的深偽（Deep Fake）技術，讓網路世界的「埃蓮娜」們更加難以識破；而全球大疫、地緣政治下的軍事侵略，製造荒原的力量似乎也未曾減弱。</p><p>──當年布朗面對的難題，如今延續到我們手上。而儘管困難重重，布朗不想放棄歷史學者探究真相的職志：那些被檔案館排除、荒原上「最後關燈的人」，並非不值得或無法記述。我們只能像電影《潛行者》（<em>Stalker</em>）中的探險者那樣，格外小心地踏入禁區；不只因為現場就如車諾比一般，雜亂而充斥「眾多彼此衝突的歷史表述」，更因為歷史學家「處理的是強大的力量──知識、文字、曾經存在過的濃縮生命經驗。」</p><p>而懷著謹慎乃至內疚，歷史學者能做的，不過是在遍地破碎間盡力指出一條道路，「引領旅人們來到真相的門檻前」──門後不存在擺放唯一真理的房間，卻不代表一路謹慎的探尋，因此毫無意義。</p><h4>參考資料</h4><p>Brown, K. 著，張家綺譯（2019），《鈽托邦：失去選擇的幸福與核子競賽下的世界墳場》，台北：行人。</p><p>Brown, K. 著，黃煜文譯（2021），《惡托邦記：核城市到鐵鏽帶，未忘之地的歷史》，台北：左岸。</p><p>Latour, B. 著，余曉嵐、林文源、許全義譯（2012），《我們從未現代過》，台北： 群學。</p><p>Moore, K. 著，高紫文譯（2021），《鐳女孩：二十世紀美國最黑暗的歷史與一群閃亮的女孩改變世界的故事》，台北：商周。</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8be0e5254d8e"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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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亞洲製造：落合惠美子「亞洲的家庭與性別」課堂筆記（上）]]></title>
            <link>https://rainingcity46.medium.com/%E4%BA%9E%E6%B4%B2%E8%A3%BD%E9%80%A0-%E8%90%BD%E5%90%88%E6%83%A0%E7%BE%8E%E5%AD%90-%E4%BA%9E%E6%B4%B2%E7%9A%84%E5%AE%B6%E5%BA%AD%E8%88%87%E6%80%A7%E5%88%A5-%E8%AA%B2%E5%A0%82%E7%AD%86%E8%A8%98-%E4%B8%8A-0a0805788452?source=rss-3318470a8631------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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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sociology]]></category>
            <category><![CDATA[社會學]]></category>
            <dc:creator><![CDATA[雨城]]></dc:creator>
            <pubDate>Thu, 14 Mar 2024 13:57:52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04-15T09:16:33.075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blockquote><em>京都大學名譽教授落合惠美子（Ochiai Emiko），在2/24、2/25、3/2、3/3於台大開設密集課程「亞洲的家庭與性別」。惠美子教授專長歷史人口學與家庭／性別研究；本文為上述課堂的筆記與隨筆反思（若有詮釋或理解上的錯誤，責任在我）。</em></blockquote><h4><strong>一、</strong></h4><p>日本戰後的女性形象與性別角色，與當時的家庭型態脫不了關係，而現代家庭誕生自現代社會──Emiko檢視日本與東亞社會，如何以自己的步調和時程，受到現代性這個西方中心的概念影響。</p><p>西方社會的現代性，被兩次人口學結構的轉變切出不同階段──<strong>「第一現代性」（First Modernity）</strong>的基礎，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由「高出生、高死亡率」到「低出生、低死亡率」的人口結構變化。與此同時誕生的「現代家庭」，是與公共領域隔絕的緊密單位；「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也隨之出現。同時，父母開始將更多的愛與資源集中（child-centeredness），使他們不再能負擔像以往那麼多的子女。而降低的死亡率，也提供了可預期的生涯發展與更長久的家庭生活──現代家庭成為現代社會標誌性的基本單位，以及個體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p><p>第一次人口結構轉變，為西方社會帶來一段穩定的「短二十世紀」（The short 20th century），夾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與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兩次女性主義浪潮，以及隨之而來的第二次人口結構轉變之間。</p><p>而1970年代後發生的第二次人口結構轉變，主要特徵除了生育率再次下降，同時更伴隨了離婚率的上升。<strong>「第二現代性」（Second Modernity）</strong>因此迎來了家庭結構的轉變：婚／家不再是社會中必然的組成單位，而回歸到個體的人生選擇。親密關係（intimacy）取代了對家庭生活（domesticity）的強調；非婚生子女比例的上升以及各種同居型態的出現，反映出第二現代性中對「成家」、共同生活的多元想像。</p><p>同時，在第一現代性中標誌出「現代家庭」的性別分工也不再明顯：以往標示出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典型「M型曲線」[1]消失，男女雙方的勞動參與率逐漸趨同。除了意識型態的推動，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也不容忽視：1973年能源危機造成求職不易，出於經濟需求，男女都必須外出工作；而較早邁入現代性的西方社會，為了填補現代社會高齡化下的勞力空缺，也開始號召女性投入勞動市場。</p><p>除了出於經濟需求的轉型，第二現代性的社會型態也迎來改變。定義出（第一）現代性之雛形的黑格爾，曾劃分出三種道德社群：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而伴隨第二現代性，市民社會一方面向內擴張，突破了以往「清官難斷家務事」的私領域壁壘，讓個體重回公領域、進而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另一方面也向外突破，以國際市場和強國政治權力的全球投射等形式，打破過往分明的民族國家疆界──這一內一外的擴張，就是標誌第二現代性的「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p><blockquote><strong><em>「性解放經常是以一種群體夢想的方式呈現，事實上它是歷史朝向個人主義進程的中的一環。正如同『夫婦』這個美麗的字眼所代表的，夫婦與家庭是自由主義社會中原始團體思想最後的一座堡壘，性解放的結果就是這座堡壘的滅亡，劃分個人與大眾最後的一條界線。」──Michel Houellebecq《無愛繁殖》</em></strong></blockquote><p>總結來說：預設每個社會成員都會進入婚姻，從而讓「家庭成為社會基本單位」，來自第一現代性。第一現代性下的現代家庭，特徵是公私領域分明下的性別分工（女性的<strong>「主婦化」housewifization</strong>），以及資源集中、子女數量減少後的核心家庭型態（nuclear family）。而進入第二現代性後，曾經由單一家庭型態構成的壁壘消失，個體與公眾間的界線消亡，卻也得以探索更多元的「成家」形式。在意識形態與社會經濟因素的推波助瀾下，女性也開始重回勞動市場（<strong>「去主婦化」de-housewifization</strong>）。</p><p>──而上述是西方社會的狀況。那麼，亞洲呢？</p><p>亞洲如何受到現代性的影響──同樣從兩次人口學結構轉變的角度來看，日本、以及其他亞洲國家，都經歷了與歐美不同的現代性。日本的第一次人口結構轉變遲至戰後1950年代才開始，兩次人口學結構轉變之間的穩定期，日本只享受了短短二十年，便在1970年代進入第二次人口學結構變化。</p><p>而其他的亞洲社會，雖然又比日本更晚、在1960到1980年代之間才開始經歷出生率下降，那條下墜線卻再也沒有停過了──未曾經歷歐美與日本走過的穩定期，許多亞洲社會甚至一路衝進了二十一世紀的超低生育率（ultra-low fertility）。</p><p>這是亞洲版本的「現代性」：亞洲國家在短時間內，加速走過歐美持續了百年的現代化過程，這被南韓社會學家Chang Kyung-sup稱作「壓縮的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而日本走過的路與歐美相仿、每一段的持續時間卻短上許多，則成了Emiko所謂「半壓縮的現代性」（semi-compressed modernity）。</p><p>──而從「半壓縮的現代性」中誕生的，就是日本的戰後家庭。</p><h4><strong>二、</strong></h4><p>日本的戰後家庭，便是日本社會接受現代性洗禮後誕生的現代家庭型態，其基本特徵因此和西方社會的現代家庭十分類似：女性的主婦化、出生率下降……然而，日本社會對「家」的想像，來自更早以前。</p><p>家庭是日本社會建構自我認同的重要核心──曾一度流行的「家社会論」認為：堅實的家庭觀不只為社會提供了穩定的基礎，更是1980年代日本經濟起飛背後、獨一無二的文化根源。而佔據日本人心頭的家，性質與起源卻不屬於現代家庭（modern family）。Emiko透過歷史人口學的研究，就是要點出讓日本人留下統一印象、標準化的「家」（<em>ie</em>）從何而來、本質又如何。</p><p>相較於主流的兩種論述，認為「家」起源於17世紀（德川幕府前期）或19世紀末（明治維新後），Emiko主張：日本的「家」誕生於18世紀末（德川幕府末期）到19世紀前半（明治維新前）；相較於主張明治維新催生了日本的傳統家庭，Emiko認為德川幕府末期出現的家庭型態變化，影響了明治維新，為日本的現代化與民族國家誕生鋪路。</p><p>而Emiko的主張，來自她透過歷史人口學發現：日本社會認知中的「家」，其人口學特徵變化，出現在上述時期。</p><p>──也正是因為Emiko的歷史人口學研究，勾勒了歷史上真正的「家」到底有哪些人口學特徵，她得以點出：「家」，並非一直以來都是日本社會魂牽夢縈的版本；傳統家庭的所謂「傳統」，是被建構出來的。</p><p>以下是一些日本社會認知中，傳統家庭的特徵，以及Emiko實際上發現的人口學特徵：</p><p><strong>（一）</strong>「日本家庭都可以傳承百年以上？」：世代を超えた永続性</p><p>實際上：以往能存在百年以上的家庭很少。直到18世紀末與19世紀初，能存續五十年以上的家庭數量才開始持續增加。</p><p><strong>（二）</strong>「日本家庭一直以來都是長子繼承？」：単独相続（長子相続が主流）</p><p>實際上：日本不像中國那樣強調血緣的傳承，對繼承人的需求主要來自對家業的繼承，更貼近某種經營觀。「長子繼承制」與相應的stem family型態，也是直到德川幕府末期才被強化。</p><p>人口學資料指出：德川幕府末期，長子之外的兒子之所以離家，自行成家（branching）的比例大幅下降，入贅或被領養的比例則大幅上升──換言之，需要找個兒子當繼承人的家庭變多了，哪怕得招贅或領養。</p><p><strong>（三）</strong>「stem family才是日本家庭的主流？」：直系家族世帯</p><p>“stem family”這種家庭型態，主要特徵為：長子為了繼承家業，在成家生子後依然與父母同住；這樣的家庭型態同時強調家戶長（household head，通常是祖父）的角色。</p><p>而實際上，stem family從不是日本主流的家庭型態（根據地區人口學資料，在中央地區和西九州尤其不是）。stem family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才逐漸成為日本人印象中「家」的模樣；這樣的變化，則可從兩項人口學資料看出：「家庭平均人口數」與「人口統計時『描述家庭成員的角度』」。</p><p>直到十九世紀中期，日本家庭的平均人口數，才逐漸從核心家庭的3人，上升到stem family的5、6人。而反映這項變化的是：此前人口統計時，小家庭裡的成員習慣以彼此間的關係互相稱呼；這樣的稱呼方式在後來轉而強調「該成員相對於家戶長的關係」──畢竟stem family相當重視家戶長的角色。</p><p><strong>（四）</strong>「日本家庭都很慎終追遠？」：先祖祭祀</p><p>實際上，日本家庭曾出現家庭成員彼此隸屬不同寺廟的情況（「半壇家」）。直到18世紀政府為了行政效率，下令一家只能隸屬一間寺廟，一家共同祭祀一個祖先的情況才出現。</p><p><strong>（五）</strong>「日本家庭都是男性當家作主？」：家父長的権威</p><p>實際上，日本各地都有女性家主──其比例的差異（中央地區：35%、東北：11%、西九州：21%）也反映出「家」的標準化前，各地的家庭型態其實五花八門。</p><p>另一方面，延續上述對家父長／長子繼承制的討論，根據Emiko散落不同課堂中的線索，日本曾是更貼近雙系親族（bilateral kinship system）的社會──父母雙方的家族同樣受到重視，兒女也因此享有同等的繼承權，相對於只強調父親家族、因此只賦予兒子繼承權的父系（patrilineal）社會。</p><p><strong>父系（patrilineal）</strong>與<strong>雙系（bilateral）</strong>社會的繼承權差異，也直接反映在兩性關係上──父系社會中，女性的身體／性自主高度受制於居主導地位的男性，因而出現貞節牌坊、「烈女不更二夫」等對於貞操或改嫁的道德枷鎖。而從德川幕府時期的人口學資料，能夠看出雙系社會的男女之間沒有從屬關係、相對平等。在統一化的「家」出現前，東北地區的人口早婚，也因此在後來離婚的比例也高；而出於生產力的考量，透過再婚重新整合勞動力也是稀鬆平常。相較之下，西九州的低離婚率來自普遍晚婚，但由於頻繁的婚前性行為（夜這い）──為了在婚前證明生育能力──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偏高，其社會地位也不如今日想像地背負汙名；在Emiko一篇口述史的研究中，為了回應長子繼承制日益增加的需求，曾出現私生子繼承家業的故事。</p><p>上述作為雙系社會的日本，是日後受到位居亞洲文明中心的父系社會──中國──影響，才在制度與意識形態上逐漸走向父系社會。而與中國同為亞洲文明中心的父系社會，還有印度與西亞伊斯蘭社會。</p><p>總結來說：日本各地曾有多元的家庭型態，在雙系社會的框架下，發展出對（女性）性自主、離婚再婚與非婚生子女不帶汙名的務實價值觀。直到明治維新前，統一化的「家」才逐漸成形──長子繼承同時三代同居、圍繞著家父長的日本「傳統家庭」，才開始根植日本人心中。</p><p>──那麼，上述長期被認為是日本社會根基的「家」，與戰後的「現代家庭」之間，又經歷了哪些改變呢？</p><h4><strong>三、</strong></h4><p>日本從傳統的「家」過渡到戰後家庭的過程，必須從人口學的角度來看。在迎來1950年代第一次人口學結構轉變的生育率下降前，日本在1925到1949年間經歷了所謂「多產少死世代」：高出生、低死亡率。照慣例留下來繼承stem family的長子，如今有了大量外出成家的兄弟姊妹──他們組成的是生育率下降後的核心家庭，讓日本核心家庭的比例從1960年代開始一路上升。另一方面，這個世代也打造出強大的親族網絡（kin network），讓兄弟姊妹家族間的互助，成為戰後日本社會堅實的核心力量。</p><p>緊接在「多產少死世代」後，日本在戰後迎來的生育率下降，被Emiko稱為「二人っ子化」（two-child revolution）：每個家庭的平均出生人數降到兩人。同時發生的，還有Emiko所謂「再生產平等主義」（reproductive egalitarianism）：回顧德川幕府時期的人口學資料，會發現除了前述離婚／再婚、非婚生子女的比例都高於現代之外，還有相當比例的人終生未曾組建家庭──一定要成家終究是個伴隨現代性而來的概念。所謂「再生產平等主義」，便是日本社會期待每個成員，都要在特定的年齡步入婚家、進而生育後代──或許不用像從前生得那麼多，卻也無法像從前一樣，選擇不生了。</p><p>這樣的「平等主義」，在戰後為整代日本人打造出相似的家庭景色──</p><blockquote><strong><em>「我出生於一九五一年的一月四日，也就是二十世紀後半段的第一年的第一個月的第一星期。</em></strong></blockquote><blockquote><strong><em>……</em></strong></blockquote><blockquote><strong><em>一般的家庭總有兩個或三個小孩。那是我所居住的世界裡，平均的兒女人數……有六個或七個孩子的家庭固然稀少，但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就更稀奇了。」──村上春樹《國境之南，太陽之西》</em></strong></blockquote><p>如此統一的現代家庭景色，也大大影響了戰後日本社會的女性形象與性別角色。Emiko曾在其1997年的研究中，分析戰後不同時期日本雜誌中的女性形象，以檢視該時期日本社會對性別角色的想像。而Emiko將她的分析分為三個階段──</p><p><strong>第一階段（1945–1965）</strong>：主婦的誕生、「性感」的白人──《主婦之友》</p><p>日本雜誌中的女性形象，曾在戰後短暫透出自由氣息，服裝與姿態都更為活潑奔放。直到1955年，隨著日本經濟開始復甦、戰後家庭逐漸成形，「主婦」此一性別分工下的角色，也正式透過大眾傳播的圖像誕生：儀態更為拘謹、優雅與自制，從「戰後（活潑）的女兒」成長為「得體（decent）的少婦」。</p><p>與此同時，美國在戰後對日本的經濟援助，也夾帶文化輸出：性感魅惑的女性形象。而這也讓戰前便已存在的二元審美觀延續至戰後：強調官能美的西方女性，以及強調健康形象的日本女性。上述日本戰敗後受美國接管／援助下形成的性別形象，也影響了日本女性（及男性）看待自身（性別）形象的方式。</p><p><strong>第二階段（1958–1975）</strong>：單身工作女性、性解放？──《女性自身》</p><p>Emiko劃分出的第二階段，便是日本在第一與第二現代性、兩次人口學結構轉變之間的穩定期：從廢墟中復甦成長的經濟，以及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戰後家庭。「主婦化」的性別分工觀點，以及相應的M形曲線已然確立；《女性自身》等在這個階段蓬勃發展的週刊雜誌，鎖定的客群為都市通勤族的單身工作女性（BG, Business Girls），儘管她們本質上仍被視為「主婦予備軍」：工作一段時間後進入婚家並生養後代，仍是社會的、乃至被她們內化的期待。</p><p>有了上述對戰後家庭的認識，我們才能正確理解日本社會如何回應1968年以降、從西方流入的性解放浪潮。法國五月學潮與性解放運動，確實讓日本大眾傳媒圖像中的女性形象出現變化：帶有情慾意味的西方拍照姿勢隔著二十年的時差傳入日本。然而，第一階段提及的二元審美觀仍舊存在：只有白人女性能與性感掛勾，變相使得日本女性與性感「絕緣」──這個階段的日本女性，如果想展現性感，得先透過妝容或服飾「偽裝」成白人女性。而那樣的偽裝中仍透露上述性別形象的二元性：廣告中不時出現穿著裸露西方服裝、肢體語言卻仍舊僵硬拘謹的日本女性。</p><p>而這個階段的日本女性之所以要展現性感，也是將其視為吸引伴侶、進入婚家的策略──「家庭」在日本社會展現出的強大影響力，讓Emiko在課堂上拋出疑問：什麼才是真正的解放？性自主與自我物化間亙古的兩難：在進入婚家這樣鋪天蓋地的社會期待下，展現性感究竟是凸顯了女性的自主性，還是為了回應外在期待、提升自己在婚配市場上的可欲性，反而陷入自我物化？</p><p>日本女性要偽裝成白人女性，也是因為當時婚配市場的另一半──日本男人認為白人女性是可欲的。除了前述二元審美觀的影響，Emiko研究1960、70年代同樣蓬勃的男性週刊，發現其中不乏日本男性渴望與白人女性平起平坐、甚至受其仰慕的圖像──Emiko認為，這是為了彌補日本戰敗後的國族自卑感：在戰場上被美國男人擊敗的日本男人，只能透過征服白人女性來扳回一城。</p><p>總結來說：在「成家」強大的壓力之下，日本社會經歷的性解放，不僅沒有像西方社會那樣「毀家滅婚」，反而強化了家庭框架下的性別角色：日本女性透過模仿白人女性所實踐的「性感」，回應並內化了日本男性的渴望，讓自己成為一個更適宜的成家對象──Emiko在研究中指出：在1972年日本迎來女性解放運動高峰的前後，卻也是全職家庭主婦比例最高的一段時期。</p><p><strong>第三階段（1970–1990）</strong>：「少女」、亞洲的反撲──《non-no》</p><p>Emiko所區分的第三階段，銜接上了日本的第二次人口學結構轉型──儘管1960、70年代根深蒂固的家庭觀與蓬勃的家庭生活，讓進入1980年代的日本社會，尚未體認到家庭結構的改變。無論大眾媒體是否嗅到了即將伴隨第二現代性而來的「去主婦化」，包括《non-no》在內的雜誌，開始呈現主婦以外、更多元的女性形象。</p><p>多元形象──從戰後便被常態化的「主婦」、以及相應為了成家而呈現性化／物化的女性形象，在這個階段開始鬆動。女性（性）吸引力的展演，開始與成家這個目的脫鉤；許多不必然為了回應男性凝視或想像的裝扮，也開始出現在大眾媒體的圖像中──如強調肌肉線條、運動能力的女性。</p><p>而在1980年代多元的女性形象中，最顯著的便是「少女」。與年齡脫鉤、作為一種文化符碼的「少女」，不用背負社會對「女人」的期待，因此反而能夠盡情嘗試各種風格乃至人生選擇的可能；在性別意識尚未完全啟蒙的80年代，「少女」在日本社會面前的豁免權，不啻一種靈巧的逃逸路線。這樣的「少女」也在日後和「可愛い」一起，成為世界認識日本的重要文化符碼──不知道李維菁筆下的「少女學」，是否也曾受到80年代的日本影響？</p><p>與此同時，日本社會與西方之間的關係也迎來變化。1980年代日本的經濟成功傲視全球，減輕了日本社會在西方國家面前的自卑感。以往雜誌中佔據畫面中心並享有人數優勢的白人臉孔，開始和混血（halfs）、乃至東方面容平分秋色。日本女性開始意識到：自己不用妝點得像白人女性，也能有吸引力──資生堂等日本美妝品牌，開始推出更適合亞洲人膚色的眼影；日本女性終於能夠自信地「像個日本人」了。</p><p>總結來說：上述三個階段，戰後日本雜誌中的女性形象，始終圍繞著一內一外兩個因素：現代家庭，以及與他者（西方、美國）關係中發展出的國族認同。日本戰後家庭在1950年代第一次人口學結構轉變後，創造出牢固的性別分工觀念與相應的「主婦」形象。而日本在戰後面對美國的接管／援助，戰前就存在的二元審美觀在國族自卑感的推波助瀾下，將白人女性視為性化的對象；被認定與性吸引力無關、卻又背負社會期待的「主婦予備軍」們，只得將自己偽裝成白人女性。</p><p>這一內一外的兩個因素，都在1980年代開始鬆動──迎來第二次人口學結構變化的80年代日本社會，「去主婦化」讓M型曲線的峰頂谷底落差不再那麼顯著；進入婚家不再必然，日本的「少女」們開始了她們的逃逸。而80年代日本的經濟成就，讓日本得以與西方平起平坐的同時，卻也讓他們忽略日本社會的家庭／人口結構，早已悄悄改變──而關於80年代後日本面對的人口轉型、照護議題，就留待筆記的下篇再論吧。</p><blockquote><em>2/24的課程結束前，台大社會與社工系館四樓會議室，以為台灣會很溫暖所以只帶了輕裝卻一頭撞上寒流的Emiko老師，問了大家這個問題：所以，台灣女性的形象是什麼呢？她用來做教材的研究止於1997年，對她來說，日本的女性形象或許還停留在「少女」。而她也好奇：台灣的女性形象又是什麼呢？</em></blockquote><blockquote><em>──對台灣社會來說，身為女性是什麼意思；而對台灣女性來說，成為自己，又代表什麼呢？</em></blockquote><h4>註釋</h4><p>[1]「M型曲線」：對包含日本在內的若干社會，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呈現M型──離開學校進入職場時是第一個高峰，在結婚生子成為主婦後降到谷底，接著在小孩長大、無須照顧後重返職場，形成第二個高峰。M型曲線是現代家庭性別分工的顯著特徵之一。</p><h4>參考資料</h4><p>Ochiai, Emiko, 2013, “Introduction: Reconstruction of Intimate and Public<br>Spheres in Asian Modernity,” in Ochiai Emiko &amp;amp; Hosoya Leo Aoi eds.,<br>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imate and the Public in Asian Modernity, Leiden: Brill.</p><p>Ochiai, Emiko, 1997, “Decent Housewives and Sensual White Women: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Postwar Japanese Magazines,” Japan Review 9, pp.151–169,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p><p>Ochiai, Emiko, 2023, “A New Vista on Asian Families and Intimacies:<br>Creating common foundations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within and on Asia,” Families, Relationships and Societies, 12–1: 91–102.</p><p>Ochiai, Emiko, 2019, “The Logics of Gender Construction in Asian<br>Modernities,” Jieyu Liu and Junko Yamashita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East Asian Gender Studies, Routledge, 13–35.</p><p>Houellebecq, M.著，嚴慧瑩譯（2008），《無愛繁殖》，台北：大塊。</p><p>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2016），《國境之南，太陽之西》，台北：時報。</p><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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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致A]]></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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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雨城]]></dc:creator>
            <pubDate>Tue, 18 Oct 2022 20:14:59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10-18T20:14:59.630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展信平安。</p><p>如上一封信最後提到的，我暫時離開台北，回台南陪家人。所有在學校沒處理完的藕斷絲連，也跟著我回來，一起過上半吊子的生活。當然，這也讓我有理由回去台北，在酒吧遇到最近總泡在那的你。</p><p>好幾年沒有在這城市認真過活，一切都得從頭校準。上星期我總算弄到一台腳踏車，可以比較像樣地四處活動。</p><p>今天傍晚騎著車離開健身房──我生活中比較接得上社會常軌的那一半──台北受大雨圍困的這幾天，台南只有漸強的涼風，吹久了依然足夠帶走體溫。</p><p>停在光線漸暗、沒什麼人車的路口，我吹著風，突然覺得此刻像是一種錯失的青春場景的彌補──如果我高中時這樣通勤，那麼我會更常在向晚的街上等紅綠燈吧。這樣的想法讓平淡的回家路變得新奇起來，幾乎近似一種體驗。</p><p>綠燈起步，轉進下一個巷口，我便領悟：待到體驗重新成為生活，我們便不再覺得新奇，只會為了重複而厭煩。也因此體驗之為體驗，便是出於它尚未成為生活，也不該成為生活。</p><p>從這個角度來說，生活或許不過一種揀選：我們在被允許的範圍內，決定能進入我們日常的人事物。當然社會科學的反思此時登場：每個人揀選的資本各不相同；像是錢包有不同預算去到店裡，接著該決定的，就是要往購物車中放些什麼。</p><p>想到這裡，我突然理解了我們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在這樣的年紀，我們「購物車」裡的東西，不應該這麼少。</p><p>＊</p><p>我不知道你對社會學的想像是什麼。目前幾乎只算得上是寄居於此的我，擅自的解讀如下：社會學關乎社會整合，而不管對什麼時代的人來說，社會整合關乎的，就是告訴他們該往生活裡放哪些東西。</p><p>社會整合創造最大公約數的集體想像，以及相應的實作、規範與界線。這是人類作為群體生活的動物，在動物性以外最本質的部分。</p><p>那麼，社會學呢？</p><p>社會學是隨著現代性一同誕生的學門。現代性除了創造相應版本的社會整合，卻也創造了其反面：有意識的批判；對整合力量的嘗試消解。</p><p>我不知道如果當面聊到，你會不會這樣反駁上述論點：可是，異議者從古至今都有……至少此刻我得先跟心裡的歷史知識打一架。我們生活的時代或許真的不那麼特別，而社會學也是。學門的建制化或許代表了某種煞有介事，然而建制本身不正是社會學要消解的整合力量？</p><p>寫到這裡，我很高興不會有其他人讀到我們的信，更別說所上的老師。上面的論點或許比我的成績，更能暴露我對這學門的貧瘠認識。</p><p>離題了。現代性。且容我抗辯：現代性創造了巴托比（Bartleby）這樣的角色。在憑記憶寫信的此刻，我不會進到文本細節，但他確實代表了一種抗拒──他在對現代生活提供的「購物清單」說不。「不，我寧願不要那些東西進到我的購物車裡。」</p><p>但是這依然沒有解決我們的問題：學會說不之後，我們的購物車，還是空的。</p><p>＊</p><p>別誤會。學會說不始終是個重要能力（在你常拿來講幹話的性別議題裡，也是）。尤其在現代生活替我們決定一切、卻不是為了保障個體幸福的此刻，更是如此。從前的教會信仰如果是鴉片，至少能夠確保你無痛結束此生的旅程。用現代生活教我們的方式去作夢，得到的只是反覆驚醒的無眠夜晚。足夠清醒、或是抗藥性已經夠高的人，或許就會像韋勒貝克小說，或是《鬥陣俱樂部》中的主角那樣，連作惡夢的機會都沒有吧。</p><p>現在想想，或許社會學真的是特別的──不論當初有意無意，這個學門此刻面對的，都是一隻凌駕於其中個體的巨獸。現代生活不再庇蔭底下生活著的個體，只為了其自身的存續不斷向前狂奔。</p><p>謝謝你耐心看完上面我兩週前才當面跟你提過的想法（順便驗證一下，我是否真是個寫起來比說起來更有條理的人？）。然而這就是我們問題的成因──我們空蕩蕩的購物車，來自我們不敢向這世界去要。而原因，則是我們這些年的養成，讓你我對這世界失望。</p><p>要到的，都是收編，都是潛在地為高牆添磚。當代的技術資本主義無孔不入，活在這世上就直接是他們的共謀。</p><p>我們的失望，也造就今天各自弔詭的處境。明明對世界失望、明明購物車空蕩蕩，又是什麼絆住我們，不索性離世而去？</p><p>大概就是購物車裡那寥寥的什麼吧。尼古丁、酒精、電影、小貓小狗，以及、或許，他人的體溫。我們現在確實就是被這些瑣碎鉤在世界邊緣，卻無從用他們填補生活的空虛。</p><p>而對你我來說，還有另一種小對體──我們所學的那些抽象事物。</p><p>拉岡確實說過，知識也是慾望投注的對象。但對我們來說，還有更實際的考量。那些抽象理論，為我們揭露讓人失望的世界實相的同時，也提供了中介──理論揭露了現況之難、結構之大，卻也提供了我們談論現況與結構的語言，讓渺小的你我與不可撼動的現況之間，有了可共量性。</p><p>儘管這些理論也讓你我耽溺。我寧願相信你是真的喜愛，但最近的我有些想通了：我的談論，有多少是無從改變世界下的自我安慰？思想本身無罪，可怕的只是空轉與虛耗，將我們困在這裡。</p><p>──困在這裡，而不是去生活，去試著填滿購物車。我不知道你對自己的現況是否滿意，但最近的我確實覺得：我們的問題，比起這讓人失望的世界，更來自我們為此卻步而不去填滿的購物車。</p><p>＊</p><p>可是要填滿購物車，就必須要妥協，對吧？</p><p>我不知道上面這一番自願被收編的發言，會讓我在你的意識形態光譜上移動到哪裡去（之前你說我越來越不左了？）。上一次見面，我說我去了春浪，第一次的音樂節。你半開玩笑地說聽團仔都是一群後現代主義者所以你不喜歡。在這些聽團仔喜歡的樂團裡面，有個叫deca joins的寫過這樣一句歌詞：「必須在沈淪和失望間選擇。」</p><p>──這大概就是我此刻，能對我們的兩難提出最好的詮釋。選擇失望，好一點的就是持續憤怒：像胡波那樣，用藝術與這世界玩一場零和遊戲。或是像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談美國小說家加迪斯（William Gaddis）的那篇文章裡所寫的：「作家最不憤怒的作品，會最早被寫出來。」</p><p>（我猜你大概不會看我以前的IG貼文，且容我回收一下自己的文字）</p><p>壞一點的，就是此刻的我們：困在原地，聽著虛無在門外步步逼近，準備某一天真的將我們變成我最討厭的相對主義者，變成你最討厭的後現代主義者。</p><p>而選擇沉淪──這就是有趣的地方了。我們是不可能真正沉淪的。我還沒看你推薦巴塔耶的<em>Theory of Religion</em>，但就像上次我與你說的：哪怕現代社會整合再如何鋪天蓋地，現代人心中總有一個永遠清醒的角落，讓他們看清眼前人造的偽神，已不再可能完整承接他們的人生。</p><p>我們都是──請容我像Zizek一樣重複同樣的笑話與比喻──韋勒貝克筆下的主角，因為過於清醒而無法被現代生活的甜言蜜語收編，只能麻醉失效地看著世界燃燒以及自己的無能為力。</p><p>＊</p><p>而我不知道這是否就是希望所在。我是指我們的清醒。</p><p>前兩段把我們的所學寫得像是詛咒，而某種程度上或許正是如此。但我們還能怎麼辦呢？你或許還會去念博士（這也是我相信比起我孱弱的信心，你是真的喜歡這些思想的主因）我們注定清醒。但這不代表我們必然得像現在這樣，因為清醒失望而裹足不前。</p><p>我曾經跟你談過卡繆嗎？</p><p>我理解的卡繆，在經歷荒謬與反抗之後，創作的終點是「愛」。而我擅自解釋的愛，正是投身其中──如果我們還愛這個世界，如同當初正是這份愛讓我們對世界失望，那我們無從逃避的，就是去往其中，去其中生活。</p><p>而愛的前提，對我來說，永遠都是清醒的理解。</p><p>現代生活要我們相信無痛的親密、同一套政經秩序腳本複寫下虛假的多元與自由。如果你還渴望不同的可能，那清醒就是必要的前提。知曉遊戲規則才有重寫（或逃離）它的可能。</p><p>暫時逃避學校職責的這個學期，我跟很多人見了面，下次或許也介紹給你認識。儘管還是不脫同溫層，但我相信與他們互動，你會發現他們不是抽象理論能輕易分類的對象，而是──沒錯──能撐起你心心念念哈伯瑪斯公共領域的、用自己的方式在清醒著，卻也同時愛著的活生生的人。</p><p>懷著愛，或許能讓清醒的痛苦減輕一點，也讓醒著的我們，有個方向能前進。</p><p>我最近剛讀完卡繆的劇本《卡里古拉》。希望未來我對他的理解能再深點，有機會與你聊聊他。</p><p>In solidarity, 2022/10/18</p><p>p.s. 我依然和當初愛情社會學期末報告裡主張的一樣，不想輕易相信左派意義下的&quot;solidarity&quot;。但話又說回來，我也認為這個字，能夠有其他堅實美麗的脈絡。</p><p>又p.s. 整封聚焦在現代生活問題的信，「購物車」的比喻還是擺脫不了作為現代生活問題之一的消費主義。或許我們就是活該被收編吧。</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37886034042b"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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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女影2020】（不）通往何處的沉眠—《衰弱症》]]></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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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film]]></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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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movie-review]]></category>
            <dc:creator><![CDATA[雨城]]></dc:creator>
            <pubDate>Sat, 24 Oct 2020 00:59:26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10-24T00:59:26.188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Iq_5cWHJ78ERK0vGKCHm7Q.jpeg" /><figcaption><a href="http://www.wmw.org.tw/tw/film/227/1511"><strong>《衰弱症》（The Asthenic Syndrome）（蘇聯，1989）</strong></a></figcaption></figure><p>作為個人觀影經驗中、整場放映過程讓人最不安（unsettling）的電影之一，這篇文毋寧想單純記下關於《衰弱症》的些許想法，權充幫助自己理解這部作品的筆記。</p><blockquote><strong><em>「我們年輕時曾相信：如果所有人都讀了托爾斯泰，我們就能善待彼此。」</em></strong></blockquote><p>或許是過程中影音的疲勞轟炸，讓我在走出光點後、才驚覺《衰弱症》中自己理應十分感同身受的核心命題──<strong>沉睡作為逃避現實的手段</strong>。關上意識就能暫時忘卻報告的死線與超載的文本量。而如果現實更加荒蕪，我們或許也不難理解，男主角任旁人怎樣拉扯打罵、都不願輕易醒來的決絕。</p><p>而導演琪拉・穆拉托娃（Kira Muratova, 1934–2018）拍下《衰弱症》時眼裡的「現實」，又是何種樣貌呢？</p><p>＊＊＊＊＊</p><p>1985年，戈巴契夫接任總書記，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被後人視為改革者的他，最初不過是為了處理前人留下的爛攤子──如同《衰弱症》穿插於背景的控訴：自1970年代以來蘇聯的經濟衰敗與民生凋蔽，以及作為背後成因的意識形態先行、乃至政治的貪腐與顢頇[1]。</p><p>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政策（glasnost）試圖力挽狂瀾，開始四處敲打蘇聯以往鐵板一塊的政經－社會結構[2]。而他確實努力試過了：統治權力的下放與鬆動，無疑直接瓦解了蘇聯此一政體存在的基礎──絕對的掌控；戈巴契夫為他熱愛的黨（國）親自調製的藥方，最終毒死了蘇聯。</p><p>而遺毒也引發了「衰弱症」──電影裡的蘇聯人民，正同時受著肉體與精神的痛苦。戈巴契夫終究未能扭轉國內經濟長年的頹勢，物質條件上的欲振乏力，消磨著蘇聯人民──甚或其他生靈──的肉體。而改革過程中對傳統權威的鬆動、乃至逐步的自由民主，衝擊了蘇聯人民根深蒂固的認知：如此生活三十年，一夕間老師都不老師了。稱其迷亂（anomie）也好、虛無也罷，那是價值體系與精神依託的真空。</p><p>＊＊＊＊＊</p><p>於是我們終究得回頭探究「衰弱症」（asthenia）其本身──表面字義無非喪失活下去的生命力，對應電影中蘇聯人民斷裂的未來及相應的惶惶。但「衰弱症」難道不也指涉從個人（文本中的文本：黑白片段中的喪夫女醫師）推及集體（彩色片段中蘇聯的「現實」）的歇斯底里症狀？《衰弱症》中充斥突發而不符常理的暴力與激烈反應，蘇聯人民滿載焦慮與負面情緒，場景呈現爆炸邊緣──卻又好像無從迎來、真正一了百了的痛快解脫。</p><p>徹底act out的不可能，使「衰弱症」帶有喬伊斯（James Joyce）式「麻痺」（paralysis）的意味[3]：讓蘇聯人民煎熬的不是迸發的火，而是長期積累、癱瘓肉體與精神的毒[4]。觀眾所見的爆炸邊緣，不過是腐爛的氣體造成的膨脹腫大；火焰至少還能淨化，等著蘇聯人民的終究只是緩慢的朽壞，直至徹底瓦解的那天。</p><p>＊＊＊＊＊</p><p>上述情境實在稱不上賞心悅目──讓我回到最初令我不安得動筆、《衰弱症》的「手法」吧。電影中對觀眾構成侵略性的刺耳人聲、過分擁擠而無從分辨說話者與內容的對話、嘔吐般無能停止卻又意義闕如的獨白──全部和男主角的昏睡一般，都是衰弱症的「症狀」（symptoms）。導演穆拉托娃有意識地讓觀眾「不舒服」，讓蘇聯人民的處境作為一種集體病症，被銀幕前的我們深切感受到。</p><p>＊＊＊＊＊</p><p>──於是，「麻痺」式的衰弱症，促成了男主角在教書時認為該努力去除的、蘇聯人民的自掃門前雪心態。面對主宰蘇聯社會的冷漠，懷抱人文精神作家夢的男主角仍竭力主張一種普世之愛，並換來友人的訕笑：我們不可能教化人的靈魂，頂多只能用暴力管好他們。</p><p>「總會有人不喜歡我」──在那場幾乎被週遭嘈雜人聲蓋過的辯論裡，男主角的友人指出普世之愛的不可能。如同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主張，基督宗教的「鄰人之愛」無法作為（政治）社群的基礎：我們畢竟無法一視同仁地接納與愛所有世人。而在《衰弱症》裡的蘇聯社會，似乎連善待彼此的微小可能，都消失殆盡了。</p><p>所以要徹底沉眠、放棄抵抗了嗎──電影接近尾聲，愛慕男主角的女學生闖進精神病院、救出終日昏睡的他時，說了什麼？「以後我會努力叫醒你的……我很樂意為你煮飯洗衣……所以別睡了，你可以寫小說，可以寫短篇故事，可以寫詩……」</p><p>只要成為托爾斯泰，就能拯救這一切──但導演穆拉托娃，顯然並不這樣想：</p><blockquote><strong><em>我願意以此部片向托爾斯泰致敬，因為這涉及我的作品核心理念。他曾提及知識份子的天真，就是相信文化和藝術可以為這個世界帶來轉變，我則認為我們頂多只能去引起人們的注意，去激發人們思考，藉此讓靈魂昇華，提升心靈高度，但是最深層的核心意識是無法被改變的，這部片便是一場體現此概念的悲劇。</em></strong></blockquote><p>於是一切終於徒勞──男主角再次沉沉睡去，怎麼也喚不醒他的女學生，只得任他倒臥空無一人的電車車廂，並一路駛進黑暗之中。再次醒來會在何處、車廂搖晃間的一線光亮是否表示黑暗並非無窮無盡──熟睡者唯一的幸福，便是連這些問題都無須在意了罷。</p><p><strong>【註釋】</strong></p><p><strong>[1] </strong>Tony Judt《戰後歐洲六十年：卷三》</p><p>「這時候，使共產經濟陷入癱瘓的缺陷，乃是意識形態所造成而普見於各地的效率不彰。蘇聯集團頑固堅持初級工業產出對『社會主義建設』至關重要，因此錯過了從數量掛帥的生產向密集型高價值的轉變──這是使西方經濟體在六○、七○年代期間改頭換面的轉變。」（p. 230）</p><p><strong>[2]</strong> Tony Judt《戰後歐洲六十年：卷三》</p><p>「戈巴契夫很快就看出，若要在解決蘇聯經濟困境時化險為夷，就得認同蘇聯經濟難題不能孤立處理的觀點。它只是更大問題的表徵。蘇聯的統治階級，基於既得利益，極力想維持遂行指令式經濟的政治手段、制度性工具；蘇聯普見的小荒謬和無日無之的貪腐，正是他們權力的來源。黨要改革經濟，就得先改革自己。」（p. 264）</p><p>「真正的經濟改革，意味著得放鬆或廢除控制。這不只一開始就使它所欲解決的問題惡化，還意味著會走到它所說的：失去控制權。但共產主義靠控制來維繫──事實上，共產主義就是控制：控制經濟、控制知識、控制遷徙、意見、人員。」（p. 263–264）</p><p><strong>[3]</strong> 最近聯經剛好出版James Joyce新版的《都柏林人》（<em>Dubliners</em>），裡面收錄莊坤良老師的〈麻痺：《都柏林人》的文化病理學〉；儘管本文不願也無力將Joyce筆下的愛爾蘭經驗，與《衰弱症》的蘇聯直接比較，「麻痺」的概念本身依然有相當可觀之處。</p><p>「喬伊斯看到愛爾蘭人民在英國長期的統治與羅馬天主教的教化之下，生活艱辛，精神苦悶。許多人為追求一個溫飽，被迫在政治上迎合統治階級；同時因生活困苦，反而更加仰賴天主教的救贖。但宗教高於一切的極端表現，反而導致教會腐敗沉淪，人民陷入肉體與精神的雙重麻痺狀態。」（《都柏林人》，p. xliv）</p><p><strong>[4]</strong> Tony Judt《戰後歐洲六十年：卷三》</p><p>「從六○年代晚期到八○年代初期，左右生活者不再是恐怖或限制自由，而是黯淡與單調。小孩越生越少；成人飲酒量變多……而且早死。」（p. 234）</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bbfad4d00192"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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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影評】在明日的廢墟相擁──《火口的二人》]]></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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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movie-review]]></category>
            <category><![CDATA[movies]]></category>
            <dc:creator><![CDATA[雨城]]></dc:creator>
            <pubDate>Sun, 05 Apr 2020 16:25:06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04-05T16:25:06.74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JTEpfbtAArRL-uC6262grQ.jpeg" /><figcaption>《火口的二人》，荒井晴彥導演，2019</figcaption></figure><p>既然明天世界就要毀滅，此刻我只想與你在一起──幾個轉折、飽滿的情慾張力拉扯到最後，電影《火口的二人》想傳達的，乍看只是這近乎老套的命題。</p><p>電影裡沒有明天的性愛，確實有種享樂式虛無主義的氣味。但這種即時行樂，應該被放進特定的社會脈絡看待──電影中反覆提及的311東日本震災，反映出《火口的二人》透過情慾真正想碰觸的主題：災後廢墟中倖存的人們，該如何重新衡量自己的人生？</p><p><strong>倖存</strong>──電影裡女主角直子對活下來的負罪感，反映出生命本質上的隨機性：為什麼活下來的是我而非那些人？倖存因此注定是一次重生──我們換上「活下來的人」的嶄新雙眼，看待自身存在的眼光從此不同。</p><p>──比起「生命」，「<strong>存在</strong>」這個詞更能凸顯我們「置身」此世的動態與物質性。以血肉之軀存於此世，注定會遭遇外在環境的種種束縛：社會的倫常框架、自然的天災威脅──在常見的敘事傳統中，前者往往是人們壓抑自身情感及慾望的主因，而後者則會在某些情境，藉由對日常的破壞，帶來對倫常價值的反思、解放，乃至重構。</p><p>因此，《火口的二人》談的是情慾而又不只是情慾──至少在我眼裡，這部作品處理的是「後311時代」日本社會普遍面對的問題：體驗過存在於世本質上的隨機後，接下來該如何看待被重新給予的、置身此世的入場卷？哪些價值與事物依然重要？哪些過去沒能把握的溫暖與重量，值得此刻再度緊擁？</p><p>然而，天搖地動、浪湧襲來，就能徹底抹去社會倫常畫下的禁忌界線嗎？人生確實好難：明明身體忠實地記得所有快樂，而心裡也扎實知道自己是愛著這個人的，花了一輩子時間練習擠進去的社會框架，卻還隱約束縛著自己。</p><p>而《火口的二人》在接近結尾時，透過虛構（但又不完全虛妄）的再一次天災，將男女主角重新逼上了抉擇的舞台，也確實地給出了某種答案。《火口的二人》結局面對天災的答案，看似是呼應日本官能敘事傳統的、沒有明天的肉慾耽溺──但我總認為最後直子與男主角賢治的歡愛，追求的是比即時行樂更深層的、一種朝向未來投射的連結。</p><p>「<strong>連結</strong>」──儘管嘴上說著末日將至、思考未來毫無意義，電影尾聲那段歡愛，說過難以接受為了小孩結婚、一向小心翼翼的賢治，問了直子可以不要再像以前一樣避孕嗎──那是從來認為自己與直子不可能有任何結果的賢治，展現出的想與她共同孕育未來的渴望。以徹底的虛無回應末日已是太司空見慣的手法，《火口的二人》以一種耽溺此刻卻也盼望未來的內部張力，反映出面對末日，我們既無力掌控又不甘就此結束的、太人性的現實。</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cc36e27ca9ca"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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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當代電影大師]]></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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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雨城]]></dc:creator>
            <pubDate>Mon, 30 Mar 2020 00:08:20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03-30T00:08:20.874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所以，我們這些學社會學的，跟那些厭女殺人犯哪裡不一樣？」</p><p>K半開玩笑地說著，那是愛情社會學第一堂課，講解syllabus的尾聲。這學期其中一個小組專題，是當代厭女現象研究：K選了2014年美國Isla Vista的槍擊事件，來帶出”Incel”（「非自願獨身」，Involuntary celibate）、”MGTOW”等當代厭女現象<strong>[1]</strong>。</p><p>「非自願獨身」這樣的用詞，透露出男性渴望進入情感關係、獲取性滿足而不可得的挫折。當代異性戀交往自由市場化後，性資本──具體展現為性對象的多寡──轉而成為性場域中，決定地位高低的關鍵。主流文化推崇能夠累積大量性經歷的”alpha male”，自然使其餘相對不具競爭力、無法在交往市場中得到女性青睞的男性，產生相對剝奪感；而這樣的挫折，在某些人──比如Isla Vista槍擊案的犯人Elliot Roger──身上，就化為對女性的復仇與極端暴力。</p><p>而我理解K所說的相似之處──近年這些歐美重大案件的犯人，在動手前似乎都會發表一系列宣言，闡明自己的動機──通常是對於社會的不滿，將自己的行動視為對結構的改正，或無從改變下的反擊。2011年挪威大規模槍殺案件的犯人布列維克（Anders Breivik），也洋洋灑灑寫了一篇《二Ｏ八三：歐洲獨立宣言》（2083: A Europe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內容直指歐洲文明的女性化與伊斯蘭文化的滲透，是他必須採取行動的主因<strong>[2]</strong>。</p><p>「他們在宣言裡都會提到資本主義什麼的，那跟我們在社會學課堂上學的，有什麼不一樣？」K繼續說著，而我靠上研究室不甚牢固的椅子，身旁大半新同學的臉在口罩下，手裡握著的是紙筆而非槍械。</p><p>──所以，那些決心動手報復社會的人，和我們研究社會時共同看見的，是什麼？</p><p>＊</p><p>在那些犯人的宣言裡，社會往往作為一種「結構」，對存在其中的個體造成各種壓迫與痛苦。儘管不是這個學科全部的業務範圍，社會學確實也關注「結構」──或是更精確地說，個體的行為如何不同程度地，被階級、性別、國族與年齡等看不見的「結構」決定。</p><p>社會「結構」瀰漫在我們的生活中，不被肉眼所見卻影響甚鉅。社會學的訓練，便是要賦予我們一副雙眼，學習辨認結構與個體之間的關係。</p><p>如果說看見自己的行動究竟多大程度地嵌合於社會，是產生自我意識、知道自己不是漂浮在虛無之中的社會學意義；那麼運用社會學的雙眼，去看見結構對個體造成的壓迫，就是社會學的批判力道所在。</p><p>──從這個角度來說，社會學是一門<strong>「看見世界背面」</strong>的學科。</p><p>而這種批判性觀點不只存在學術高塔或犯案宣言中，總有某些媒介能作為窗口，讓眾人跳脫平日被自身階級、性別、國族限制的視野，看見結構中不同位置的人，眼裡的世界究竟何種樣貌。</p><p>那些媒介可以是電影：去年（2019）蔚為話題的兩部作品──《寄生上流》與《小丑》，它們讓人不安的觀影體驗，在在反映出創作者成功將觀眾帶離了平時孰悉的社會位階。《寄生上流》裡窮人在富人眼中的「不可見性」，本身就是階級如何作為隱形結構、支配我們看待世界方式的最好展現；而《小丑》中探討「正常」與「異常」的劃分，到底由誰決定──這也是挑戰所謂「理所當然」的、社會學式的提問。</p><p>看見結構是很重要的──如果缺少這樣的視野，我們將無以理解某些過於巨大的傷害：N號房事件裡，數以十萬的男性成員之所以認為自己無罪，便是因為韓國的社會結構，長久以來允許男性對女性的窺淫。同理也適用於各大臉書社團，留言索要外流性愛影像的男性。</p><p>對某些人而言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卻是建立在對其他人的傷害之上──這是社會學批判觀點下，從不光彩的<strong>「世界的背面」</strong>。</p><p>（帶來傷害的）結構──那便是我們與犯人之間，共享的視野。</p><p>＊</p><p>──所以，同樣看見結構的我們，到底有哪裡不一樣？或者，同樣看見結構的我們，<strong>可以</strong>有哪裡不一樣？</p><p>而我知道K只是順口問問，但他的字句確實弔詭而精確地，擊中了我碰觸人文社會科學後便無從迴避的問題：看見結構之後，然後呢？</p><p>如果說在某些日子裡拾起刀槍走進血泊，是一種答案；那幸運地沒有被結構傷害太多的我，該怎麼樣看待這個持續帶來傷害的結構？又有哪些行動是可能的？</p><p>從這個角度來說，比起《寄生上流》，我更喜歡同為韓國電影、前一年（2018）的<a href="https://medium.com/@rainingcity46/%E5%BD%B1%E8%A9%95-%E5%BB%B6%E7%87%92%E6%88%96%E7%86%84%E6%BB%85-%E5%A8%81%E5%BB%89-%E7%A6%8F%E5%85%8B%E7%B4%8D%E8%88%87-%E7%87%83%E7%87%92%E7%83%88%E6%84%9B-6ae85d8d2a26">《燃燒烈愛》</a>──因為它嘗試回答了<strong>「然後呢」</strong>的難題。當我們無可避免地發現世界很爛，即使自己能倖免於痛苦卻無以阻止他人受難，我們該如何理解而後（不）接受自己身處如斯世界的事實？</p><p>──如何<strong>自處</strong>與<strong>處世</strong>，這是在還沒被憤怒與挫折吞沒之前，都得不斷思考的問題吧。</p><p>而結構龐大堅硬，儼然世界本身。迎面撞上去的我們，或許也能有成為那個持刀少年以外的選項──在真正改變世界之前，我們能做的，或許只是不斷地問出更精確的問題。</p><p>──那樣也無妨吧；春日遲滯，而我還年輕。在這太容易有遲暮之感的二十五歲，近日我卻時常碰見少年般純粹的神色。開學至今一個月，愛情社會學下課後的空教室，越過便當與麥當勞，那些我一點一點變熟的同學，為著課堂上某個未能釐清的問題，持續拋出更多問題的熱切神情，在我眼裡確實就是少年。</p><p>只要還想持續理解這個自己被拋擲其中的世界，對我而言就是尚未老去的證明。<strong>自處與處世</strong>。我想著社會系裡被說到爛的那句話：「社會學只負責問問題。」但也許那樣才是安全的路徑吧：在這複雜的世界裡，能夠給出簡單的答案這件事，或許、才是危險的。</p><p>＊</p><p><strong>[1]</strong> 更多關於Isla Vista槍擊案，以及延伸的厭女討論，請參照<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1627?sloc=main">《不只是厭女》</a></p><p><strong>[2]</strong> 更多關於布列維克宣言，以及當代無差別殺人案的討論，請參照<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2229?sloc=main">《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49db16de6642"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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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2019年度選書：公民、女性、身心健康]]></title>
            <link>https://rainingcity46.medium.com/2019%E5%B9%B4%E5%BA%A6%E9%81%B8%E6%9B%B8-%E5%85%AC%E6%B0%91-%E5%A5%B3%E6%80%A7-%E8%BA%AB%E5%BF%83%E5%81%A5%E5%BA%B7-65a6ce634b2c?source=rss-3318470a8631------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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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reading]]></category>
            <category><![CDATA[books]]></category>
            <category><![CDATA[book-list]]></category>
            <dc:creator><![CDATA[雨城]]></dc:creator>
            <pubDate>Mon, 30 Dec 2019 11:00:10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19-12-30T11:00:10.903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960/1*6mFT4Ij6zNRWgHhd6F3kyw.jpeg" /><figcaption>2019年，以三個主題、13本書作結</figcaption></figure><p>（同步刊載於我的<a href="https://www.instagram.com/rc46/?hl=zh-tw">Instagram</a>，歡迎去看看更多書評）</p><p>對許多人來說，2019或許都是相對動盪的一年，而我也不例外。過去這一年經歷身份的轉換，離開又重返一些地方，惶惶的時候只好躲進電影院、躲進手邊的書。慢慢地我發現這成了與焦慮共存的小小練習：外頭風雨將來，我們還能為自己選擇入眼的文字與影像，積攢前行的養分。</p><p>今年也受到很多出版社的照顧。感謝許多合作過的編輯們，不只推薦好書讓我認識，也抽空和我聊了不少出版的事務與經驗。做為一個小小的讀者，希望來年我們都能繼續在各自的位置上，為閱讀盡一點心力。</p><p>今年的年度選書，形式會與往年稍微不同：我會以主題的方式，順帶介紹沒有擠進書單、但同等重要的好書。今年稍微放縱自己，選了13本書，完整的書單會在文末，歡迎自行取用。</p><p>那麼，2019有哪些值得關注的主題呢──</p><h3>📣<strong>公民抗爭、民主制度總體檢</strong></h3><p>從年中持續至今的香港抗爭，讓許多人開始反思，當代民主社會與極權之間的距離。汲取過往經驗、提醒我們民主得來不易的作品，如輕薄有力的<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20681">《暴政》</a>、小說<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37379">《2月20日的祕密會議》</a>、年底甫出版的<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2879">《抵抗的義務》</a>。</p><p>同時，今年也有許多分析民主體制的弱點、探討如何培養公民素養的好書，如不久前分享過的<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1512">《政客、權謀、小丑》</a>，以及社科出版大家八旗與左岸文化，為讀者帶來的<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1219">《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a>、<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1270?loc=P_asb_006">《為何我們總是選錯人》</a>等作品。</p><h3>🌡資本主義社會的身心健康</h3><p>搭配接近年底時上映的電影《小丑》，<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34609">《精神疾病製造商》</a>讓我們思考：當代社會對身心健康的危害。報導者的新作<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0558">《成為一個新人》</a>，則試著帶領讀者傾聽、長久以來被壓抑的患者的聲音。</p><p>幾個月前引起討論的外送員權益，帶我們重新思考：零工經濟是一種解放、還是缺乏保障的勞動？<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22073">《不穩定無產階級》</a>、<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19498?loc=P_asv_002">《沒人雇用的一代》</a>、<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14236?loc=P_asb_004">《被壓榨的一代》</a>等書，可以視為對當今資本社會的小體檢。而<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37386">《游牧人生》</a>這樣的紀實作品，則讓讀者看見了思考不同生活樣貌的可能性。</p><h3>👩🏻仍在路上的女性權益</h3><p>下半年上映的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與台灣大選年的時事，讓我們清楚看見：當代女性在私人的生命經歷與公眾參與中，依然有諸多困境。值得高興的是，今年也有不少相關出版品，包含台灣自身的經驗研究。</p><p>由台灣學者彙整的<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26662?loc=P_asb_010">《這是愛女，也是厭女》</a>、<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12493?loc=P_asb_001">《女性主義理論與流變》</a>，以及深入淺出剖析當代厭女結構的<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15235?loc=P_asv_005">《女力告白》</a>、<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1627?loc=P_asb_002">《不只是厭女》</a>，這些都是對女性權益、性別平權有興趣的人，非常值得一讀的好書。</p><p>最後附上我個人今年精選的13本書單。大家今年又讀了哪些好書呢？趕快分享一下吧！</p><p>📑<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20681">《暴政》，Timothy Snyder，聯經出版</a><br><br>📑<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34609">《精神疾病製造商》，Iain Ferguson，時報出版<br></a><br>📑<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09824">《為什麼愛讓人受傷？》，Eva Illouz，聯經出版<br></a><br>📑<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0558">《成為一個新人：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張子午，衛城出版</a><br><br>📑<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1512">《政客、權謀、小丑：民粹如何襲捲全球》，Giuliano da Empoli，時報出版</a><br><br>📑<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22073">《不穩定無產階級》，Guy Standing，臉譜出版<br></a><br>📑<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37386">《游牧人生》，Jessica Bruder，臉譜出版</a><br><br>📑<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15039">《天亮之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賴香吟，印刻出版<br></a><br>📑<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19316?loc=P_asb_003">《我與狸奴不出門》，黃麗群，時報出版</a><br><br>📑<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22856?loc=P_asb_008">《可是我偏偏不喜歡》，吳曉樂，網路與書出版</a><br><br>📑<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09474?loc=P_asb_005">《苦雨之地》，吳明益，新經典文化</a><br><br>📑<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37387">《神經喚術士》，William Gibson，獨步文化</a><br><br>📑<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26662?loc=P_asb_010">《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大家出版</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65a6ce634b2c"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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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與世界格格不入。」]]></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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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雨城]]></dc:creator>
            <pubDate>Mon, 21 Oct 2019 19:46:06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19-10-21T20:07:17.191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今天帶著申請研究所要用的研究計畫，回學校和大學時的恩師K碰面。暌違近一年的對談，研究室開著過強的冷氣，我如常觀察K桌上堆成山的書。</p><p>發現老師桌上放著自己也讀過的書是很開心的事情，儘管都是英文版的：韓炳哲的《精神政治學》、Eva Illouz的《為什麼愛讓人受傷？》……某座書山最上面，擺了韋勒貝克最新的小說<em>Serotonin</em>。</p><p>是啊、韋勒貝克──畢竟是我想做親密關係研究的重要推手之一，我想到這幾天在IG上發了好幾篇書摘，摘了他的《情色度假村》，摘了韓炳哲的《愛欲之死》──每篇都讓我發得有點心虛。</p><p>從《無愛繁殖》一路讀到《屈服》，韋勒貝克對婚家的想像其實非常保守──他的認知完全來自十九世紀、社會學始祖孔德（A. Comte）的那個時代：他期望能有個幫他燒菜、彼此陪伴、共享床第溫存的妻子。</p><p>＊</p><p>「沒錯，他很保守，可是別忘了：《情色度假村》的男主角，當他的伴侶事業比他成功、必須整天在外工作的時候，<strong>他是願意待在家裡幫忙做菜的</strong>。」K指出，「也就是韋勒貝克認為，這種家庭中的付出是互相（mutual）的，我們沒辦法用單純的父權去解釋韋勒貝克的保守。」</p><p>是，我說，我可以讀得出來，韋勒貝克的重點在於，一段關係裡要怎麼付出，才能讓彼此都感受到快樂。</p><p>＊</p><p>快樂──當然都是為了得到快樂。最新的小說書名<em>Serotonin</em>──「血清素」──為什麼男主角要吃血清素的藥錠？當然是因為除此之外他從生活中感受不到愛、感受不到快樂，就跟過去二十年韋勒貝克每本小說的主角一樣。</p><p>而這也是包曼（Zygmunt Bauman）、韓炳哲、齊傑克（Slavoj Zizek）、乃至更久遠以前的弗洛姆（E. Fromm），對愛情何以使人快樂的詮釋：愛情裡包含自發性（spontaneous）的互相給予、奉獻，乃至某種程度的<strong>臣服</strong>、示弱、依附──韋勒貝克2015年的小說《屈服》，裡頭借用伊斯蘭教一夫多妻制中、妻子對丈夫的<em>Submission</em>，來緬懷歐洲已不復存在的、愛情裡的相互付出。彷彿當年阿拉伯人為歐陸的黑暗時代帶來文藝復興的光明，這是韋勒貝克慣常的諷刺，最政治不正確的那種。</p><p>循著這樣的理路，包曼等人作品裡批判的重點，便是當代親密關係中，這種無條件的付出，如何被追求利益交換的對價關係取代。<strong>親密關係的商品化</strong>。轉變的原因不一而足：個人主義、消費社會、治理手段從否定性壓迫轉為肯定性<strong>收編</strong>的新自由主義。</p><p>愛情裡自發性的相互付出與臣服──我IG上那幾篇限時動態的書摘，傳達的都是這樣的觀點。但老實說我沒有特別緬懷或感慨的意味，我滿懷不安地發出那幾篇書摘。</p><p>因為，不覺得、這樣的觀點，有點<strong>政治不正確</strong>嗎？</p><p>＊</p><p>桌子對面的K微微頷首，他理解我的困擾何在。</p><p>我看著寫著凌亂想法的筆記本，有些遲疑地說出我覺得「不對勁」的地方：如果愛情的本質包含某種不可言明的默契，某種允許親密與挑逗誕生的模稜兩可（ambiguity），甚至包曼他們說的對「他者」的臣服──這不就跟現在非常強調雙方合意（mutual consent）的「<strong>#metoo</strong>」運動，剛好處在兩極之上嗎？</p><p>這其實是老問題了──三年多前修K的課，那時正值#metoo運動開始延燒、川普與希拉蕊競選美國總統，關於<strong>個人意願</strong>、性別差異等話題，就已經在課後的閒聊間被討論了太多次。</p><p>兩極──我選用這樣的詞語，是因為我想尋找中間點。我某種程度上認同包曼與韓炳哲、甚至齊傑克的觀點：一份必須簽訂契約、言明所有規範的親密關係，想必會扼殺掉什麼吧？但另一方面，英文系給我的女性主義訓練，所有從壓迫之下擠出吶喊的文學作品──那些痛苦、壓迫以及權力結構，也都真實存在。</p><p>我想找到具體的解方，這或許是經營IG這幾年的下意識反射：我不能丟下對世界的抱怨就走，我期望自己能帶給所有讀我IG文字的人，一個不致失卻希望的答案。</p><p><strong>我們該如何保全彼此的主體性，同時依然懷抱去愛對方的激情？</strong></p><p>＊</p><p>聽完我目前還很模糊的、關於親密關係與#metoo運動的連結，K說起他之前讀到、傅柯（M. Foucault）的晚期研究。「婚姻是建構在夫妻互相的意願與情感（mutual affection）之上」，這樣將親密關係劃進私領域、與公領域邏輯分離的觀念，是到了羅馬時期才出現的轉變。</p><p>而在此之前的希臘時代，自由城邦成年的男性公民，如果和年輕的奴隸男孩發生性關係，是可以被接受的。此處無關同性性愛，重點在於「社會地位」──希臘時代的親密關係，是高度鑲嵌在公共的社會關係中的。那是個手握多少權力，就能在性領域享有多少宰制的時代。</p><p>「我讀到這裡也有點頭痛，傅柯你是想怎樣？回到這樣的時代嗎？」K說著露出無奈的笑，「可是對傅柯來說，性本來就跟權力緊緊扣連。他的源頭從巴塔耶（G. Bataille）下來，有禁忌才會有逾越（transgression）……」</p><p>「不過傅柯本來就認為，權力無所不在就是了。」</p><p>一直到稍晚離開K的研究室，我才意識到我們可能碰觸到了一個多麼基進的觀點：如果愛的本質註定與權力緊密相關，這樣一直以來被眾人渴求的「愛」，還會是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想要的愛嗎？身處這個時代，我們需要的是什麼，才能真正滿足情感需求？</p><p>＊</p><p>看到我無語的反應，K也沉默了一會，才緩緩開口：「從這個時代來看，很多前一兩個世代的思想家的想法，都是政治不正確……都是有點<strong>危險的</strong>。」</p><p>K抬眼看向我，「有這樣一種說法，1990年之後出生的世代，算是跟『系統』比較合謀的一代。」</p><p>也就是說，我挑眉，我們被<strong>整合</strong>和<strong>收編</strong>得很好？</p><p>「對，相較於前兩三個世代，40年代的巴塔耶，70年代的傅柯，甚至到90年代的包曼……他們的理論往往是與現況（status quo）保持一段距離的，而對於未來，也是提出警告居多。」</p><p>「而90年後出生的這個世代，讀他們的理論，能夠真正讀到多少，取決於<strong>你與世界有多格格不入</strong>吧。」</p><p>「與世界有多格格不入，可以說你對現況有多生氣、多無力吧。如果沒有這種感覺的人，頂多只能從他們的理論，讀到我們應該要追求公平正義之類的。」</p><p>＊</p><p>我安靜了幾秒鐘。我確實同意K說，我們這個世代被收編得很好這件事。對，我讀過《糖、脂肪、鹽》還有《過度飲食心理學》，因此我會<strong>有意識地</strong>在心情不好的時候，享受含糖飲料帶來的愉快感。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YouTube影片、虛擬遊戲等其他廣義上的消費品。我讀著批判理論，裡頭明確指出消費社會鼓勵人們用更多消費去解決消費帶來的痛苦，而我如實照做，只是我的痛苦可能是讀批判理論帶來的就是了。</p><p>總是這種時候，我會想起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說過的「要正面攻擊一個陷入危機的文化，偏偏危機就在於不可能正面攻擊文化」。</p><p>而法蘭岑談的是身為小說家的職責。我想起整個夏天的尾聲，我花了十幾天寫的六萬字未完成的小說稿。出於英文系文本分析的強迫症，我清楚知道，不管我給那篇作品安了多少意圖探討的核心議題、設計了多少情節上的曲折，整篇小說都只是在尖叫「我好寂寞」這個極其私密的情緒。</p><p>單是這樣，就讓我覺得自己果然還離夠格的寫作者很遙遠。好的寫作者不能只耽溺於自己的問題──至少我目前仍偏執地這樣認為。</p><p>但至少，那次彆腳的創作，也再次確認了，我果然是為了理解世界而寫小說的。這也是為何我會對電影《燃燒烈愛》的主角有高度投射吧：我們都是同樣在這個「仍被迷霧壟罩的世界」，想用寫作看清些什麼的人。</p><p>──或許學術上不怎麼努力的鑽研，也是為了同樣的理由吧。看著我那坑坑洞洞的研究計畫，K溫和地指出我不成形的問題意識，「情感，」他在一連串的討論末尾說著，「這確實是一個很不同於社會學研究常見的切入點，相較於性別、國族、階級……」</p><p>＊</p><p>我點點頭，舉起雙手比出兩個處在不對稱高度的矩形。一邊是我個人想解答的疑問，另一邊則是適合作為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我很清楚兩者之間有著明顯的落差。</p><p>落差──當我個人從當代的親密關係中，感到寂寞的時候，我其實無法確定，「我們」是否也同樣感到寂寞。抽樣與代表性的問題：這個適合做成社會學研究的「我們」是誰？該以世代、性別還是階級劃分？</p><p>寂寞，到底是「我」還是「我們」的問題──或許終究只是我，<strong>與世界格格不入</strong>？</p><p>＊</p><p>與K告別、走出社科院，外頭初秋的夜晚還比研究室溫暖些。一旁的廣場有搖樂社的期初成發。兩年前在同樣的地點，看了剛要火紅的老王，而現在的我，已經覺得自己好老好老了。</p><p>但我還是想知道，知道這個<strong>世界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strong>儘管我可能與它格格不入。</p><p>＊</p><p>「世界在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它是那樣之前，就已經是那個樣子了。」</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f57e9e24ac7"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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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書評】最後，女兒們都變成了母親──讀《弒母情結》]]></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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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book-review]]></category>
            <category><![CDATA[books]]></category>
            <category><![CDATA[chinese]]></category>
            <dc:creator><![CDATA[雨城]]></dc:creator>
            <pubDate>Thu, 18 Apr 2019 07:37:52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19-04-18T07:37:52.591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348/1*wXdOFEjmYuZLD32V2GxsLQ.jpeg" /><figcaption><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16040">《弒母情結：互相控制與依存的母女戰爭》，斎藤環，聯合文學，2019</a></figcaption></figure><blockquote><strong><em>「那麼，該如何是好呢？勒納描述如下：『母親所能給予女兒最棒的禮物，就是盡可能地過自己的人生。相同地，這也是給兒子以及給自己的禮物。』</em></strong></blockquote><blockquote><strong><em>原來如此，這建議非常正當，而且無可挑剔。但是，我也從這話當中感受到某種類似欺騙的東西。母女關係的困難，常常是因為母親對女兒過度的認同而產生。某些類型的母親一心認為，唯有控制女兒才是她『自己的人生』。」</em>──<em>斎藤環《弒母情結》</em></strong></blockquote><p>一個常見的故事原型：下定決心要對抗某股力量的主角，最後成了自己當初要對抗的力量本身。這其中除了手段與目的的政治哲學式討論，或許，也可做為母女關係的原型。</p><p>讓我們來看看另一個故事：</p><p>從以前就認為自己的不幸，都是他人造成，並因此以受害者自居、不斷怪罪別人的母親；還有被這樣的母親教養長大的女兒。當某天女兒回顧自己沒有結婚、交不到朋友的人生，覺得自己會這麼不幸，都是母親害的。</p><p>──然而，「把一切都怪罪到別人頭上」的思考方式，不正和母親沒有兩樣嗎？</p><p>想要反抗母親扭曲的價值觀，到頭來卻不自覺用上了從小被母親灌輸的價值觀來戰鬥──這是日本小說家角田光代的小說集《戀母情結》（マザコン）中〈洋香菜與溫泉〉（パセリと溫泉）的情節。</p><p>覺得似曾相識嗎──反抗母親、「弒母」的近乎不可能，反映出母女之間相較於其他親子關係的獨特，以及複雜纏結；這是日本臨床精神科醫師斎藤環在其著作《弒母情結》中，試圖捕捉的現象。</p><p>根據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男孩透過「弒父」來完成個體的獨立。象徵性的「弒父」之所以容易達成，主要因為父子之間所爭奪的，是純粹的控制權力。然而母女之間的關係卻複雜得多──儘管表面上看似是母親在控制女兒，這種「控制」的內裡卻也包含了<strong>女兒是否自願被控制</strong>、<strong>母親是否對控制不自覺</strong>等，比諸父子之間二元對立更複雜的緊密張力。</p><p>母女之間的緊密纏結，是「弒母」不可能的主因。以斎藤環在《弒母情結》中提及的<strong>「受虐式控制」</strong>來說：扮演犧牲奉獻角色的母親，讓女兒產生混合了愧疚與感謝的曖昧情緒，因而難以乾脆擺脫對自己人生造成影響的母親。</p><p>然而同樣的犧牲奉獻，卻不會綁住兒子──因為<strong>男性早已習慣女性犧牲付出的社會環境</strong>。這樣男性為主的社會，也是促使女性組成共享女性經驗的小型共同體、私下傳遞生存法則的主因。母女之間因為同為男性社會中的「女性」，而保有本質上的緊密性。</p><p>若從身處的社會背景進一步延伸，斎藤環指出這也是一個<strong>「異性戀霸權」</strong>的社會──相信「只有男女配對才是正常性關係」、兩種生理性別存在就是為了配對的社會。</p><p>在異性戀霸權的社會中，女性特質被高度和<strong>「身體性」</strong>連結──相較於「堅毅」、「勇敢」等抽象的男性特質，女性的自我認同從小就被教育要建立在<strong>「能夠承擔他人欲望的身體」</strong>上；同時透過「溫順」、「乖巧」等價值觀灌輸，將女性教養成放棄自我欲望、純粹承擔他人欲望的客體。</p><blockquote><strong><em>「男性命中註定成為擁有『肉慾』的存在，女性命中註定成為容納『肉慾』的『肉體空洞』。維持身為『肉慾』客體的『客體』，被視為本身不具備『肉體欲望』的肉體。這，就是女性的肉體。」──小倉千加子《夢魘》</em></strong></blockquote><p>同時，<strong>當代社會教養與撫育兒女的重擔，依然落在母親肩上</strong>。所謂教養，或許可以看做是「（女性）生存法則的傳遞」──上述提到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女性組成共享經驗的小型共同體；因此我們可以想像，能夠將理想的「女性樣貌」傳遞給女兒們的，一定是母親。</p><p>──這也是為什麼，在每個母女關係的故事中，<strong>外婆</strong>（母親的母親）一定會出現的原因。一代傳一代的生存法則，本質上也是一種控制。</p><p>而為了讓女兒養成符合自己（或言這個社會灌輸母親自己）價值觀的「身體」，等於在身體層面上掌控了女兒。當母親將上述厭女社會的女性身體認同，透過言語管教傳遞給女兒時，就會讓女兒產生認同上的混亂。想要反抗被強加在自己身上的「女性樣貌」的女兒們，卻會因為對抗的是同樣擁有「女性的身體」的母親，反而落入<strong>「自我否定」</strong>的僵局。</p><blockquote><strong><em>「只要對孩子的責任一直都集中在女性身上，『女性們成為客體』的厭女，就會一直悄悄潛伏在男性以及女性的心中。[……]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所有的孩子，都是藉由對女性的，也就是「母親」的權力提出異議，開始確立自己的人格的。」──Christiane Olivier《母與女的精神分析》</em></strong></blockquote><p>這種異性戀霸權社會中、被代代相傳的女性身體認同，根據斎藤環的觀察，也是造成許多<strong>女性對自己的身體感到不自然</strong>的主因。斎藤環多年的臨床經驗中，女性厭食症與繭居的案例，都可以視為對這個厭女社會中「女性身體樣貌」的反抗與質問。因為受不了既定框架中的兩性樣貌，而透過飲食失調的症狀，反映出自身的壓力，或是試圖消去自己身上女性的生理特徵。</p><p>《弒母情結》中相當比例的，都是如上述針對在當今異性戀體系中，<strong>女性的「身體性」如何對女性本身造成壓力，也在同為女性的母女之間，成為代代相傳的控制因子</strong>。相較於其他討論母女關係的作品，斎藤環的<strong>「身體性」</strong>論述，顧及文化社會層面的影響，卻不如女性主義著作具有那麼強的政治性；挖掘心理層面的深層活動，卻沒有像大眾心理學作品那樣給出清晰的解答──這大概是<strong>精神分析</strong>取逕的斎藤環，比較自成一格的部分。</p><p>近年來，關於親人相處、如何破除惡性情緒勒索等作品越來越多（如同為聯合文學出版、在台灣有不少作品的日本醫師<strong>岡田尊司</strong>）。這是值得高興的好事，代表以往深埋門後的問題得以曝光；受不良關係所苦的人們，終於有機會梳理已然盤根錯節的關係網絡。</p><p>梳理、看見問題有多複雜──這也是斎藤環在《弒母情結》中最核心的任務。相較於諮商與自我治療類的作品，本書更像是日本母女關係的<strong>文化社會學觀察</strong>。作者不執著寫下解決方法，除了因為臨床經驗告訴他，多樣的個案無法適用一體的療法，也在於面對纏結的母女關係，能夠意識到問題存在，已是關鍵的第一步。</p><h3>延伸閱讀</h3><p><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80080">《厭女：日本的女性厭惡》，上野千鶴子，聯合文學，2015</a></p><p><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41435">《好想殺死父母》，石藏文信，光現出版，2017</a></p><p><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33683?loc=P_asb_002">《後悔當媽媽》，Orna Donath、Margret Trebben-Plath，光現出版，2016</a></p><p><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42371?loc=P_asb_001">《情緒勒索》，周慕姿，寶瓶文化，2017</a></p><p><strong>→想看更多書評，歡迎來我的Instagram：</strong><a href="https://www.instagram.com/rc46/?hl=zh-tw"><strong>rc46</strong></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48d61e5a04df"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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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書評】貧窮是如何煉成的 ──讀《窮忙：我們這樣的世代》]]></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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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reading]]></category>
            <category><![CDATA[book-review]]></category>
            <category><![CDATA[sociology]]></category>
            <category><![CDATA[books]]></category>
            <dc:creator><![CDATA[雨城]]></dc:creator>
            <pubDate>Sun, 14 Apr 2019 10:33:54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19-04-18T07:40:46.663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n5VZJjE2773Y4Adk-K8ntg.jpeg" /><figcaption><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23215">《窮忙：我們這樣的世代》，David K. Shipler，時報出版，2016</a></figcaption></figure><blockquote><strong><em>「擺脫貧窮、遠離貧窮，似乎需要完美的陣容以及天時地利的條件，先決條件包括了全副的技術、好的起薪、有升遷機會的工作，而且還需要目標明確、勇敢與自尊、沒有欠下大筆債務、沒生病也沒毒癮、家庭功能健全、朋友誠實正直，還有私人或政府機構必要的協助。」</em></strong></blockquote><p>在謝普勒的《窮忙：我們這樣的世代》（2004年初版，2012年再版）中，他從二十世紀末、美國景氣正蓬勃時，開始追蹤這塊「應許之地」上，沒能跟上成功腳步的人們。謝普勒以<strong>「窮忙」（working poor）</strong>來形容他筆下的窮人，是因為他相信：認真工作的人不應該貧窮。然而，美國的核心立國精神顯然不這麼想。</p><p>美國社會中，在事業上獲得一定成就的人，往往會高舉「美國神話」：只要努力工作、吃苦耐勞，美國這一塊充滿機運的「應許之地」，便會讓任何出身的人都有成功的機會。這一套神話根植於美國建國時的<strong>新教倫理</strong>──努力工作是榮耀上帝的美德，偷懶則是種墮落──並在一連串的歷史發展中逐漸鞏固：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作家Samuel Smiles所寫的《自助》（Self Help）一書，記錄了只要具備堅毅謙遜等工作倫理，也能白手起家成功翻身的案例，成了美國強調個人責任的<strong>「自助文化」</strong>之濫觴；1940年代後逐漸普及的<strong>大眾心理學</strong>，又多以推崇自我實現，若不有所成就便是病態的正向心理學為大宗[1]；而近年來盛行的<strong>新自由主義</strong>，則將個體的價值完全交由市場裁斷，並認為遭市場淘汰的個體，如果接受社會福利這樣由公權力介入的救濟，也是一種道德墮落[2]。</p><p>於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美國夢」／「美國神話」，在當代不過是<strong>強調工作倫理、個人責任、正向自我實現與市場決定論的綜合體</strong>。謝普勒認為，這樣的美國神話雖然有激勵人心、以高道德標準鼓勵人們晉身上流的價值，卻也同時形塑了一種<strong>「譴責窮人」（poor-blaming）</strong>的文化：美國神話主張「只要努力就有可能成功」的反面，便是殘酷扁平的「如果你失敗了，一定是因為你不夠努力」。</p><p>將一個人的貧困完全歸咎於個人因素，忽略其他外在影響──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其著作<a href="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60192">《失控的正向思考》</a>裡，也曾對「美國神話」中這種自以為是的道德觀提出批判。認為窮人不過是一群好吃懶做、不思上進只想坐享社會福利的「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s），如此偏頗的批判其實未必只出於「美國神話」的擁護者。傾向將困境歸咎於個人，而忽略其他外在環境因素，這是心理學中一般人非常容易犯的「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也正是為何「譴責窮人」文化無所不在的主因。</p><p>由於「美國神話」過份高舉自我實現的神話，忽視其他可能抵銷個人努力的外在因素，一派與之抗衡的「反神話」論述隨之誕生。「反神話」論主張：種種外在的社會因素，是造成貧困的主要原因。以美國自身的狀況來說，這些外在因素包含：對非裔及其他拉美、亞裔移民的種族歧視；繁雜且讓人心生畏懼、因此失去功效的社會福利申請制度；階級複製──根本性的育兒、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低學歷導致就業困難，高失業率促成犯罪與家庭失能，最後將貧窮交棒給下一代。</p><p>神話與反神話，如同社會學中的「功能論」與「衝突論」──主張階級劃分有其正面意義，不同的階級各司其職，維持社會穩定的「功能論」，以及主張階級劃分，不過是上層對下層階級的壓迫與剝削之「衝突論」，究竟何者是造成美國貧窮現象的主因？謝普勒認為，貧窮無法單純歸因於兩極之一；漫長的採訪過程之中，他遇見的每一個故事，散置在神話與反神話構成的光譜之上。</p><p>如何定義貧窮、找出每個悲慘故事背後的成因，是美國社會福利及政治領域正面臨的難題。唯一的共識或許是：所有的貧窮，都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謝普勒銳利的觀察發現，將窮人推入困境的因素不僅環環相扣，更會在彼此交錯之下如化學效應一般加劇，讓原先就脆弱無比的窮人難以抵抗。一個悲慘故事的背後，確實有咎由自取的輕率決定，更多的卻是大環境壓迫下的無奈。</p><p>貧窮及其成因有千百張臉孔，卻鮮少有人看見。而謝普勒在《窮忙》的不同章節中，細細爬梳他們的苦樂與悲歡。他揭露了911事件後美國排斥外來移工，卻又不得不在收割季時剝削這些勞力的諷刺；他刻劃了失能的原生家庭、不友善的工作環境、無力點燃下一代希望的教育現場。但他的筆下也有貧窮而誠實的夫婦，他們仰賴對彼此的愛苦中作樂，撐過貧病交加的人生低潮；而儘管現行的社會安全網漏洞百出，依然有許多各領域的專業人士伸出援手，努力接住跌落的人。</p><p>→<a href="https://www.instagram.com/rc46/p/BwCIl3mnyfA/?utm_source=ig_share_sheet&amp;igshid=1243e0p1bk2o9">更多貧窮與階級書單。</a></p><p><strong>【附註】</strong></p><p>[1] 這一段美國正向思考發展史，可參照社會學家Eva Illouz的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2007)</p><p>[2] 關於新自由主義主宰的市場機制，是如何影響現代人的精神狀況，可參照義大利社會學家Franco Berardi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時報出版，2016）。</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3fc1598ded22"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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