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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Stories by GSHTL on Medium]]></title>
        <description><![CDATA[Stories by GSHTL on Medium]]></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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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Stories by GSHTL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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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線的文化史》：不只是一種原初工具，而是一種存在姿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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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anthropology]]></category>
            <category><![CDATA[culture]]></category>
            <dc:creator><![CDATA[GSHTL]]></dc:creator>
            <pubDate>Wed, 03 Jan 2024 16:15:31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01-03T16:15:31.473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273/0*zenynwxEUZMRS5W6.jpg" /><figcaption>英戈爾德（Tim Ingold）的《線的文化史》</figcaption></figure><blockquote>書寫應是沉默地伏案、有序地在紙上表達那些話語所不能及之思？其身姿不應是擴展的，而是凝聚的，以備將思想毫無雜訊地傳遞於紙上，而為清晰的敘事、而為簡潔的命題？</blockquote><p>這即Ingold追問的起點：言語與歌唱的差異是否存在？而它又如何發生？對於前者，一般認為是抽象思維的表達，始於習得的形式語法，用以處理生活中遇到的種種意義內容。而後者嚴格來說，是沒有這種表達「意義」的，它是從更簡單聲響出發，瞄準的是人的低階功能如知覺、感覺與身體活動。</p><p>然而就Ingold回溯的人類學資料而言，這種區分是偶然的：在五線譜的早期前身「紐姆記譜法（Neuma，希臘文的點頭與符號之意）」，在西元前兩百年被發明於希臘與羅馬文的重音系統。該記譜法也已有令人熟悉的”點”與”桿子”，但額外列於文字之上以表重音，而連「歌曲」亦然。</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11/0*3sfvAMwUHM0EpQpi.jpg" /><figcaption>紐姆記譜法（<a href="https://academic-accelerator.com/encyclopedia/zh/neume#google_vignette">https://academic-accelerator.com/encyclopedia/zh/neume#google_vignette</a>）</figcaption></figure><p>但這怎麼可能？按現代五線譜而言，樂譜必須負責所有音樂內容，歌詞就只是歌詞，頂多將詞對應於節拍上。而這就代表，早期的記譜法，有許多音調上的資訊是來自字詞本身，而不必在記譜上複現。同樣的現象也在日本表藝中的音樂記譜出現：用片假名書寫，所以也讀出聲響。</p><p>而在書寫這方，用Ingold自己最喜歡的例子可見，即中世紀的僧侶在抄寫經文時，本身就是一種將手撫過文字低聲閱讀以意會的，有與誦經一致的精神性質。</p><p>失聲的語言若非來自書面與口傳的差異，那究竟來自何處？其實上述就透露了一些線索，就是記號中的「線」。由此本書才進入正題。</p><p>「線性」對於人類有強烈的意象。是規矩的、方法的、雄性的、理性的、簡潔的、秩序的、冷靜的、人造的、進步的⋯並對立於它們各自的另一元。然而Ingold則從人類發現於使用線的歷史，來證明這些都只是對線的貧瘠概念。</p><p>他將線簡單的分類成線縷（thread）、痕跡（trace）與邊緣（edge）。第一在經編織後可以獨立存在；第二則以加（繪、印）或減（刻、蝕）於特定的表面上；第三則形成並定義不同表面。而這些線往往能組織出與線本身不同結構，譬如織體、結、網或是平面。就如印加人的「奇普（khipu）」，由一條主繩纏繞上諸多副繩。用以紀錄各種資訊。</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25/0*b-s9s7pvOpLxd62M.jpg" /><figcaption>攤開的奇普。圖片來源：維基百科。</figcaption></figure><p>而按照線的活動姿態，又能區分成兩種，一種是漫步的，另一種則是運輸的。以「漫步線」來說，它就是獨立的，沒有固定的姿態與起始（但也可以有）。而「運輸線」起於兩個點，在二者之間以直線連起。譬如網路（network）乍看之下來自編織的網，但在現代意義下實則是運輸線的綜合：在複數獨立點間連線。</p><p>這其實包含了人類的空間活動模式：人在走路時的基本狀態是漫步，就算是從一處到另一處，走路也仍是隨著地形曲折而適應的線。在這個過程中，點實際上不存在：存在的是一條線在同一個地方滯留，之後形成結一般的結構，但這線並沒有被切斷，也沒有產生新的事物。</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UlIX75igNh0Ryfou.jpg" /><figcaption>世上第一份現代地圖集《寰宇全圖（Theatrum Orbis Terrarum）》圖片來源：維基百科</figcaption></figure><p>而運輸線則是在追求對平面的「跨越」，運輸過程區分媒介及載物，二者必須盡量不相互干涉，以保持運作與完整。就像被運輸者如何體驗高速？不是腎上腺素，而是在極其細微的震動，以及高懸的音頻中意識到，我正以高速”被行進”，就像在捷運與高鐵中那樣，速度意識不再迎面而來，而被變異成聽覺與震動正比的速率。</p><p>在時間上，也能問：人與其之上「系譜」的關係為何？按系譜，我們看到親-子代的聯繫，而諸多這種聯繫帶著人上到起源，下至終結。然而人的關係從來也不會按系譜那樣機制地發生，總是會隨著人間深或淺的湧流，聯繫到遠處。</p><p>這種遠處並非由運輸線的時空距離所定義，而在由漫步線的生成中浮現的。在漫步中，時間與空間都是孕育與生長的內在條件，而不是要被壓縮與省略外部成本。</p><p>這種省略與壓縮，則可見於印刷的實踐：預先花費大筆精力刻印文字，以此為大量印製的基礎，並透過單位的直線排列，組合出意義，並避免手抄的錯誤。文字最終跳過手跡與聲響，而獨立與智性直線對接。</p><p>由此，Ingold認為這便是直線與現代性接合的機緣。書寫成為一種文字的智性技術，而與其他藝術區分開來。創造力這個概念便從工業革命後誕生：指稱一種原創而超越技術複製的能力。創造成為運輸起點，而脫離漫步的過程。</p><p>而後現代的解法，一種是前述的網路，另一種是無限割裂的線。但Ingold 認為這都不比漫步的線自由、更貼近生命的流轉與棲居。</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3370bcba6999"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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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黑圈：科耶夫的思想傳記》：人的慾望、歷史、絕對，糾纏形成的迴圈。]]></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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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continental-philosophy]]></category>
            <category><![CDATA[the-end-of-history]]></category>
            <category><![CDATA[philosophy]]></category>
            <category><![CDATA[hegelian-dialectic]]></category>
            <dc:creator><![CDATA[GSHTL]]></dc:creator>
            <pubDate>Wed, 03 Jan 2024 15:45:28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01-04T10:12:37.597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375/0*msXyCxe9LzSZm81f" /></figure><p>在原著的書封上原本印著的，是俄羅斯至上主義者（Suprematism）馬列維奇的同名作品《黑圈（Black Circle）》。與他其他作品如《黑方塊》相似，圖中只有一個簡單至極的結構，由兩個幾何圖形所構成。在純白的空間裡，矗立著一個純黑之物，之間沒有妥協的縫隙。但《黑圈》的特殊處，在於它明顯偏離中心，且它的黑色圖形是個圓。整體結構不如《黑方塊》般工整。</p><p>人能夠思考「圓的方」嗎？除了特定的哲學立場以外，大部份的回答是「不行」。為何不？因為它違反了某種邏輯。而這指的又不是狹義的形式邏輯；而是決定幾何的、更形象化的邏輯。只能從形狀的現象學上說，「圓的方」是甚至在想像上也無法成形之物，有著直覺無法跨越的斷裂。</p><p>對於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一般哲學史所言甚少。只知道他是個於20世紀前半，在巴黎教哲學的俄國人，對黑格爾有其獨特詮釋，影響一代法國思想的老師。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謎。但，這本密度甚高的思想傳記，就如其副標，幾乎也沒有什麼科耶夫本人的生平；而是直接聚集於他的思想生命：他接收誰的影響，思考了什麼命題。</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50/0*Qcqt0S63Dd1HZ8f6" /><figcaption>馬列維奇的《黑圈》</figcaption></figure><p>真要歸結，可以說他探問的問題是：「人能追尋與實現絕對嗎？</p><p>人追尋絕對的方式是什麼？這與自由的定義有關。作為會思維的動物，人類半脫離了動物的範疇，就是因為他能抵抗自然需求。他不再只是滿足自己生命延續，而能夠為更抽象的價值，懸置這份需求。</p><p>這已經與啟蒙那種自律（self-ruled）即自由的想法徹底不同；而是意識到理性或更高的原理原則，對人這種從未完全透明可知的存在來說，是一種壓制而非解放。所以自由成為對這些既有原則的對抗。</p><p>就如在杜思陀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中的主角，就是這種否定自由的極端體現：他躲在地下室，嘲笑與排斥實踐與秩序，卻又否定自己的排斥。在他身上，實踐與思維是兩種不可調和的範疇，一旦行動就失去思維，反之亦然。</p><p>否定的自由是否有不陷入如此虛無的形式？這就與黑格爾有關了。科耶夫放了許多心力在詮釋《精神現象學》中特別兩個觀念環節：主奴辯證與比較後來的聖人與終結。</p><p>主奴辯證相較為人所知。它就像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隱喻：兩個想要把對方的實在性化約（併吞）到自身之中的主體，展開以生命為賭注的鬥爭。而能夠為了高舉超越的「價值」，將生命（也就是整個生物需求的概括）視若無物者將獲得勝利，成為主人。另一方因為吝惜自己生命，而成為以勞動供養主人的奴隸。</p><p>在此，科耶夫認為人類的「慾望」不等於物質需求，而是與上述「價值」的賦予有關：慾望是對慾望自身進行慾望。它發生在一個人看到他者慾望著他物的時候。就像是在《湯姆歷險記》裡那個看似無害的案例：哈克把刷圍籬詮釋成一種高尚的勞動，讓心生羨慕的孩子替他勞動。</p><p>這指向慾望的社會必要性，也指向在這場對價值定義的爭奪中失敗的奴隸，將透過勞動來代替主人逐步理解這個世界，最終否定與推翻主人。只有曾經身為奴隸，才有對自由與上升到絕對的企圖，而不如主人般鬥爭完便靜止。這種關係，也指向當時俄羅斯貴族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緊繃革命態勢。</p><p>但科耶夫的特殊在於，他繼續追問文明完美終點的可能性。假設奴隸逐步發展自身的技術，最後掌握了自然與它賦予人類的終極限制：死亡，並且真的用一套完美的自我治理技術，達成同質化而再無階級與鬥爭的國家，也就是：以人的手段在人已經失去上帝的時間裡，用自己的手段在現世實現「上帝之國」，之後呢？</p><p>對於精神現象學而言，為何歷史與時間，就是觀念？因為歷史作為人的時間，是人透過觀念來定義的。動物以為保全物種生命而運作的感覺與知覺看待世界；但人卻發展了部落、社會、國家，在這個不斷擴大規模的同時，用更大的尺度看待世界，有了事件、世代、朝代、時代等，內含時間性的辯證觀念。</p><p>若這個發展推到極致，我們是否就能不只是理解，而是真的看到「永恆」？也就是過去有限的人在觀審神的概念時，看到的時間？這時活在均勻世界與國家的人就已經是「聖人」，而他們會寫下「亡者之書」，以紀錄人類往永恆與絕對上升的否定史。</p><p>然而科耶夫問：這又有什麼意義呢？在同質化的國家裡生存的聖人（聯想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官僚治理），為什麼還需要知識、需要歷史？他們的世界與歷史已經終結，不再需要煩惱人類還有沒有「下個階段」了。</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84/0*LrS3QagAP9V2jBZD.jpg" /><figcaption>波希（Jhieronymus Bosch）的三聯畫傑作《人間樂園》在闔上時的圖像</figcaption></figure><p>此處才真正展現科耶夫理論中那令人怖慄的反諷：當人們上升並追求自由的歷史終結以後，人竟回歸到以本能活著的動物狀態，也就是一切的起點？這讓科耶夫立足於現代（歷史是進步的）與後現代（大敘事終將失敗）之間，一個針鋒相對卻無法調和的點：他既認為人必須追求自由並辯證上升；卻又不得不推出人類的無限生活將只是一種無止盡的重複，否則就不能稱作無限與永恆。</p><p>對此，柯耶夫沒有真正的解方。他的理論就停在了一個矛盾點，指出人在選擇理性而非信仰的時候，就必須面對的結局。</p><p>當然，還有一種可能解法：就讓一切重頭卻也重新開始。而這就與我們的時代，所設想的無限不確定的、充滿可能性的繁茂未來不同。但科耶夫諷刺地的預言，在後面這種歷史，人將永遠在知識上、信念上、存在上無家可歸。</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98e9a8173567"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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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美的濫用》：美何時從藝術的王座之上緩緩走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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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aesthetics]]></category>
            <category><![CDATA[beauty]]></category>
            <category><![CDATA[philosophy-of-art]]></category>
            <category><![CDATA[contemporary-art]]></category>
            <dc:creator><![CDATA[GSHTL]]></dc:creator>
            <pubDate>Wed, 03 Jan 2024 14:54:18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01-03T14:54:18.879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oNJCtmftxLCOxrQ1" /><figcaption>亞瑟．丹托的《美的濫用》</figcaption></figure><p>對於藝術有興趣者，多少會在如北美、忠泰、當代等，指標性的現當代藝術場所，觀察到美術館正在“博物館化”或“人類學化”：策展論述中，提到的往往不是藝術品的審美價值；而更多是對歷史、政治、科技與文化議題，進行倡議式的論述。而本書的作者分析美學家亞瑟．丹托（Arthur Danto），在更高的層面上，追問了這個問題：「美是何時、如何從藝術當中被褫奪權力的？」</p><p>在西方歷史上談論到美（beauty），可以回溯到希臘時期，而美學（Aesthetic）進入到現代哲學的視野中，嚴格來說則是在康德；儘管是鮑姆嘉登先使用這個詞，即一門感官要素如何按法則綜合起來的科學。與美學相關的，則有修謨對於「品味（taste）」的討論。</p><p>對於啟蒙哲人來說，美或者審美指的都不是最直接的感官愉悅。修謨認為品味作為一種判斷而非感受，是可以透過教育鍛鍊的文化感知。而康德則著名的將藝術視為通往道德認識的過渡與啟發，從中有許多的原則是相似的：譬如非自利的、作為最終目的而為其自身的。</p><p>丹托另外特別對黑格爾美學進行詮釋：藝術之美之所以優於自然之美，在於它是人類精神所再生，屬於心智而非自然的產物。我沒有讀過黑格爾的《美學》，無法妄加解釋，但按照《精神現象學》的態度，黑格爾可能也把藝術視為精神在自身的發展中，自我認識所需要的環節。由於這個功能，丹托也提到黑格爾認為藝術終將退出歷史，讓位給哲學與宗教來達成更高的自我認識。</p><p>這種「藝術-美-道德教化」的掛鉤，直到二十世紀初期的哲學家如摩爾、維根斯坦都還保持著。而將這條鎖鏈徹底斬斷的事件，則是兩次世界大戰。</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507/0*1umjR23wlux1xSFU.jpg" /><figcaption>達達主義的標誌性人物Hugo Ball及其演出。圖片來源：維基百科</figcaption></figure><p>要是把當時的文藝領域做個並列展示：達達主義、無調性或甚至噪音音樂、荒謬劇場……諸如此類的前衛實踐，似乎都在呼應卡謬所言，即在我與世界之間，永遠有無法解決的荒謬。</p><p>當世界被戰爭所蹂躪，而藝術家繼續生產與談論美時，這是什麼景象？大概就是不知亡國恨的商女仍然為娛樂而唱一樣。而具備自知或良知的藝術家，自然無法再用相同的心態創作，因為這個荒謬的世界不再值得美的事物。</p><p>由此，美就在創作中，也在哲學理論中，與藝術切割開來。美原是藝術教化眾人的核心，現在卻成了美化、粉飾真實的遮羞布，猶如為入殮的死者上最華麗的妝，恰好成了最不道德的事物。如何重新揭示殘酷而逼人不可言語的真實，對人的生活及其形象進行反思，就成為戰後藝術的目的。這也是丹托重新定義於藝術品內部的「內在美」，與過去「承載著美」的藝術品不同。</p><p>在杜象的《噴泉》登場於藝術史之際，有一種為其辯護的方式，是指出那個倒放的小便斗仍然是“美”的，只要看看那陶瓷材質的現代設計……而丹托卻認為任何能說《噴泉》美者，都不夠誠實。畢竟這根本與日常用品無法區分，而小便斗也沒什麼值得被視作美的。反而，若不先誠實地接受其經驗為醜，就無法理解杜象崩解傳統審美語彙的企圖。</p><p>當然，這就使藝術與美失去邏輯關係：藝術仍然可以美，但也可以是不美的，或是醜的。可以是違反直覺與品味，而令人厭惡的。但這並沒有真的違反所有啟蒙時代的精神：丹托確實認為藝術仍如黑格爾所說，是人得以自我認識的精神產物，它仍然透過感知來傳達觀概念與意義，只是它變得更加激進。而這比起希臘式均衡的「美」，更加接近襲捲與超越人類經驗的「崇高」（但仍與康德的意思非常不同，丹托確實有公認“特殊”的詮釋方式），帶來超越人所能構思範疇之物而引發敬畏與驚嘆，甚至引起困惑、排斥、愧疚與荒誕，那些過往藝術不曾給予的。而這在丹托看來，是一項成就。</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553/0*I4Y6nVNAsJHAxGYI.jpg" /><figcaption>林纓的《越戰紀念碑》（圖片來源：<a href="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846078">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846078</a>）</figcaption></figure><p>由此，這也才使美術館內藝術實踐的動機與形式日趨異質，甚至開始將藝術視為傳遞文化知識的手段。儘管如此，丹托也並非對這個趨勢全盤揭受：藝術仍然有自己的手法與媒材的特殊理解，而自成獨立的結構與張力。將關於某文化的資料、影像或敘事一字排開給大眾觀看，可能很有文化上的意義，但這不達藝術的標準。除非這些素材被重新以特殊的手法處理，脫離其原有的功能，以更整體的方式在感覺中呈現。而美術館仍與博物館有別。</p><p>我想丹托到最後仍然是帶著矛盾的：他仍認為美是人類生活所必要之物，畢竟沒有美，世界將徒留可憎。美雖然不再是藝術的必要條件，卻仍然是人類判斷，或者是更進一步「回應」世界的重要方式。而將作品的意義，略帶偷換概念嫌疑的稱為「內在的美」也是在暗示：儘管這些型態新穎的藝術已經接近某種猜謎、腦筋急轉彎、甚至笑話的弔詭形式，但它仍然是嚴肅、深邃而神聖之物。</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f2e471b3d25a"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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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War and Cinema: Logistic of Perception》：身體-技術、感知-行動的割裂與重組。]]></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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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philosophy-of-technology]]></category>
            <category><![CDATA[phenomenology]]></category>
            <dc:creator><![CDATA[GSHTL]]></dc:creator>
            <pubDate>Wed, 03 Jan 2024 14:28:35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01-03T14:59:48.380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84/0*Hf2DyJPi9PupqUiI.jpg" /><figcaption>維希留（Paul Varilio）的《War and Cinema: Logistic of Perception》。</figcaption></figure><blockquote>如書名，Logistics是「後勤（學）」的意思，即在戰場後方進行支援與補給的系統。就此而言有可能會把法國技術現象學家維希留想說的，誤解成電影單純作為戰爭的宣傳媒介，譬如在納粹時期的電影與廣播。</blockquote><p>但他透過「後勤」真正想表達的，是梅洛龐蒂意義下的「背景」：一切為我們可見的事物，背後必定有不可見的背景在沉默地運作。然而「後勤」比之更進一步，有著整套物質與技術結構，將知覺延伸、延遲到過去無法想像的距離。在戰爭與電影之下，這套光學與資訊的結構徹底改變了人類對時空的知覺，而孿生了上述二者。</p><p>兩次世界大戰與過往世紀的戰爭差異是什麼？他提到了一個例子：戰時著名的電影導演D.W.Griffith在親臨1917的戰場前線觀摩時，對眼前的景象大失所望：因為戰場上根本沒有人。所有人都只能躲在壕溝與碉堡裡伺機而動。</p><p>在過去，戰爭是一種即時發生於當下的事件。士兵或者用劍、弓箭、或者火器，進行面對面的交鋒；將領或者在附近的制高點觀察，或者在前線英勇的衝鋒陷陣。到了二十世紀，戰爭卻從正面僵持，轉換為大量投入飛機偵察的手段。而飛機在如此的高空中，無法只依靠人類肉眼對地面進行觀察，就必須仰賴某種超越裸視的視覺。</p><p>由此，維希留便回溯到比盧米埃兄弟還要更早的動態攝影先驅馬雷（Étienne-Jules Marey），在人類飛行方興未艾時，為了觀察鳥類的飛行動態，發明了連續攝影槍（chronographical gun）。從外型而言就能看出來，它是從當時的加特林機槍的旋轉機制所演化出來的。如果手槍是破壞的相機，攝影槍就是影像的自動機槍。</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80/0*cMWbMsfGddwecLFN.png" /><figcaption>連續攝影槍（<a href="https://fr.wikipedia.org/wiki/Fusil_photographique">https://fr.wikipedia.org/wiki/Fusil_photographique</a>）</figcaption></figure><p>以這個發明為標誌，人造視覺便與戰爭產生了密切的孿生關係。飛機逐漸從單純的偵查成為進攻的一部分。除了配備索敵、瞄準所需的光學技術，也逐漸增加了機槍與投彈等武器。</p><p>這導致戰場的整體知覺被激進地重塑：新的人造可見性超越平面，進入立體俯視的全觀視角，而不再限於當前的在場。這種可見性與破壞能力之間的操作空隙被直接抹除，被見即被滅。戰爭已經不是當前發生的事件，而是在技術之上盡可能地往未來投射與預測。一旦遭遇，戰爭便早已結束。</p><p>時間與空間被特化的技術切割成離散資訊而重新配置。一方面，駕駛員在戰鬥機機能日益推進之時，將知覺投注於增生的各式儀表，以解讀諸如高度、速度、方位、距離、角度、時間等功能特化的異質表徵。駕駛艙也從開放轉為封閉，以隔絕”真實”環境影響。而真正的戰場也轉移到大後方的司令部，在屏幕上全觀地以種種資訊重構遙遠的真實。而現場的士兵則深陷被迫投射於不可見想像的疏離感，身體不再是自己的身體，而如列維納斯所說，以近在眼前卻無法在場的死亡，與另一頭的素未謀面的士兵綁死在一個永遠無法被肯定的當下。</p><p>這種時空、自我與真實的割離與重組，也發生在電影當中。剛開始電影還多少以擬真的結構，以創造一種新的現實為目標，譬如盧米埃兄弟的《火車進站》就是經典的例子。</p><p>然而隨著越來越多媒體從業者進入宣傳體制，或者是軍事將領帶著技術進入影視產業，電影開始挑戰變化的手法與形式。其中就包括從靜止視角到動態視角，平視到俯視；由或者是把敘事切割成劇場無法比擬的分裂程度，頻繁的切換不同的時間性，甚至是蒙太奇。</p><p>這裡電影之下的身體也與戰爭下的身體相似。在可見性被特化地精煉與提取之時，身體則被隱蔽於無從定位之處，與腳下的現實失去聯繫，成為無差別的唯一觀看視角，躍入一個自身不在場的世界之中。</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CPcuIPQZZTWHgP5j.jpg" /><figcaption>德意志導演萊芬史塔（Leni Riefenstahl）的《意志的勝利》</figcaption></figure><p>由此可以看見，並非電影作為戰爭的後勤；而是戰爭與電影「互為後勤」。戰場在虛擬的意義下被電影化地操作；而能被電影化的場景則成為戰場，譬如納粹對柏林奧運的電影化，以及美國的色彩飽和的戰爭電影。戰爭成為了爭奪感知話語權的戰爭。</p><p>維希留毫不停歇的追溯了大量電影與戰爭之間的歷史事件與技術演進，但這並非一種抵制或控訴。為了要剖析這些當代事件，他給出了一套形上的速度學（Dromology）：過去為了要理解這個世界，人們想盡辦法要預先澄清或設定一套穩定的時間與空間。然而，在一個人造物逐漸沉積而承載人類的世界，要理解事物如何存有，則必須把「速度」設定為形上學基礎。最初該問的不是「此處、彼處有什麼？」，而是「身處何種速度的關係中，我看見什麼，如何行動？」</p><p>在跟隨梅洛龐蒂研究現象學之前，維希留從事的是有關彩繪玻璃的工藝。在書中他就用了這麼一個譬喻：為什麼教堂要讓光變現為彩色？是因為唯有彩色的光，才是祂的光，也才是「真實的光」。這個譬喻或許捕捉了所有他對藝術、技術、知覺與速度所想說的一切。</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e57d8ff24456"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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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視覺藝術的現象學》：藝術是日益複雜的，通往世界的複數道路。]]></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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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phenomenology]]></category>
            <category><![CDATA[visual-art]]></category>
            <category><![CDATA[virtual-reality]]></category>
            <category><![CDATA[philosophy-of-art]]></category>
            <category><![CDATA[philosophy]]></category>
            <dc:creator><![CDATA[GSHTL]]></dc:creator>
            <pubDate>Thu, 02 Nov 2023 09:14:44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3-11-02T09:21:15.817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45/0*6h1ArLTigH-hIYDB.jpg" /><figcaption>保羅．克勞瑟的《視覺藝術的現象學》</figcaption></figure><blockquote>克勞瑟稱自己的方法為「分析現象學（Analytical Phenomenology）」：“分析”來自二十世紀後半，以分析哲學為主要方法，討論藝術價值與定義的分析美學。這個組合乍看之下確實相當弔詭：概念分析與現象學直觀似乎是方法論遙遠的兩端。</blockquote><p>但它們的共通點，在於認為藝術有其普遍的審美本質。這就要說到本書的意圖：反對藝術（史）的化約論（reductionism，簡譯還原主義）。這種化約論，即是認為藝術的意義必須參照它們的各式背景：歷史、種族、階級、性別的，才能夠解釋其審美價值。有名的例子，則可舉社會學家布迪厄對文學與藝術及其作品做社會學分析，所誕生的場域論與稟性論。<br>.<br>但克勞瑟批判這種脈絡化的化約論，實際上與一種市場的消費主義相去不遠：藝術自身的符號價值僅在相對社（客）群有效而各有所好，蒐集藝術就是在做文化資本的投資。</p><p>克勞瑟認為要解釋藝術的價值，則要回到它怎麼改變我們的經驗整體。這些經驗要素不只是作品本身的物質性，而同時是自我意識的構成來源。自我意識包含種種心智上的能力（注意、想像、理解…），這些認知能力在以身體為必要條件的創作過程中，藉由作品開啟了一道有別於現實的虛擬維度，讓作品總是能破壞、分解與重構時空結構，以可能性為視角。<br>.<br>這些視角卻預設人類在世的存在性（existence），讓圖像的虛構性投射人類作為一個能追問自身的物種，擁有形上超越的自由。這種主體與對象相互構成的循環，被克勞瑟稱為「現象學深度（phenomenolgical depth）」。這個深度就是藝術必須掌握的本質結構，而創作與審美必須相互預設。</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iOUw9fujLqkINdH2.jpg" /><figcaption>作畫中的康丁斯基</figcaption></figure><p>由此，克勞瑟分析了繪畫、攝影、雕塑、抽象藝術、觀念藝術、數位藝術與建築，幾種以視覺為主的藝術形式。我認為最有意思的，則是抽象、觀念與數位；畢竟它們經常被視為最脫離感官與身體直接性的藝術形式。<br>.<br>然而克勞瑟非常堅持，在這些類別中，體感依舊扮演核心的角色。抽象藝術就以James Turrell的《Armta》為例，其中僅有透過光為媒材，構造出了幾乎只有色塊的空間。然而在人類視覺的活動下，這些簡單之至的要素塑造了以身體為軸的空間感。這些空間要素本來在現實或寫實的狀況下是以隱而不顯的位置運作，現在卻被純化地彰顯。而其中“空”、“不在場”等概念因此能夠被抽象的呈現。<br>.<br>而觀念藝術則講求媒材的偶然「發現」與「遭遇」：這些在生活世界中有各自用途的物件，現在被集中起來，以特殊的形式結合、組合在一起。它們可能被重新冠名（Designated），讓人們必須懸置並重新運用其深埋於身體背景的日常用途，以新的、諷刺或詼諧的方式，想像與聯想。即作品以一種隱喻的手法，給觀者下了一道開放的謎語。杜象的任何作品都有這種性質。<br>.<br>數位藝術則在存有論上必須稍遠一些的考慮數位技術的特質：精準運算、無限的可複製、激進的迭代變異性，即時互動，打破了許多傳統視覺藝術的創作結構。它們更講求集體作業、歷時性的流動與演化，讓過往單一的圖像身邊圍繞著無數變異形式，也讓單一的創作者進入更廣的社群當中。<br>.<br>本書寫於2009，卻也預示今日諸如以Stable Diffusion等AI工具的影像內容：看到AI如何在學習之後，具現了人類在夢境中無限變異，只能用概念與詞彙勉強把握，卻仍生成保持高度合理性的幻覺。一切像是既視般真實，卻也因為其無限並置而產生特殊的虛擬感。<br>.<br>有趣的是，克勞瑟在此反對班雅明認為機械複製會導致靈蘊消失的論述；在數位時代，作品確實沒有所謂的「此時此地性」，但是作品卻存在於許多終端，以不同的時空與媒體中，以近用者的不同意圖與意識被呈現與操作。這可能也是迷因何以是當代最重要的文化載體，而有著它獨特的數位靈蘊。</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BiJXdCXUFhPzdnKT.jpg" /><figcaption>展出於《記憶崩塌之宮》裡的作品，許哲瑜的《白屋》</figcaption></figure><p>最後克勞瑟也對以圖像為主的視覺藝術進行反思：圖像是否已經走到了盡頭？他認為儘管到了二十世紀，仍有畢卡索、康丁斯基或波洛克等天才個體，但繪畫本身作為平面的方法論，已經無法再有大規模的創造力革命。而這在線（描繪）-面（塗抹）、平面-具體等幾組二元辯證之後，已經發展完全。也因此，他對於以新技術如數位與虛擬思維來創作保持樂觀。<br>.<br>但這不是說過往藝術失去價值；素描、繪畫、雕塑等仍然能閱讀出人們用身體型塑世界與映射自我意識的具身意義。但我猜想，他的意思應該也包含我們的身體與過去數十世紀以來人們的身體，有文化與技術上的差距。而當代的身體是什麼樣子？這必須有當代的回答。<br>.<br>儘管這本書因為開闢了許多小戰場而顯得有點凌亂，但克勞瑟確實秉持「經驗為主」的方式，從各種媒材的結構出發來描述現象，而且將創作與審美相互依賴的具身（現象學）深度表達出來，解釋語境空間如何從知覺浮現。這也與許多逐漸嘗試各種新的還原重心的「後現象學」在許多地方能並肩作戰。</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91f6ef9892db"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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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Thinking Through Creativity and Culture》：創造力生成於文化沃土下，最不起眼的深處。]]></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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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philosophy]]></category>
            <category><![CDATA[creativity]]></category>
            <category><![CDATA[craft]]></category>
            <category><![CDATA[ethnography]]></category>
            <category><![CDATA[qualitative-research]]></category>
            <dc:creator><![CDATA[GSHTL]]></dc:creator>
            <pubDate>Thu, 02 Nov 2023 08:42:31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3-11-02T08:42:31.644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500/0*iTDSgYSH46GutYNz.jpg" /><figcaption>弗拉德．格拉維努的《Thinking through Creativity and Culture》</figcaption></figure><blockquote>格拉維努在《Thinking through Creativity and Culture》開篇提了一個問題：一個塗鴉的孩子，一個新銳的科技藝術家，以及傳統繪蛋工藝的匠人，誰具有真正的創造力？</blockquote><p>主流論述中最關心的通常可以分成兩個面向。從作為「對象」的造物來說，是它的新穎性（novelty）與價值（value）：一個事物、點子或方法之所以有創意，是因為它在心智或歷史層面上的原創性，而且是有用的。<br>.<br>而作為「主體」的造者而言，則把創造力當作是一種心理上的能力（capacity），一個有創造力的人能夠看見尚未於社會或世界上存在的事物，並且將它創造出來。它可能牽涉到聯想或分散式思考（divergent thinking）等認知功能。<br>.<br>這都暗示新銳藝術家是更有創造力的，因為她打破了規則，將異質性很高的領域結合，揭示了藝術與科技物的其他可能。<br>.<br>但格拉維努認為這種論述實際上是偏頗的。這不只是何者更具創意，而是創造力本身在概念上的歧義性問題。<br>.<br>創造力是一個相對很新（19世紀）但養分卻很古老的概念。其中影響西方社會最大的可能是啟蒙與浪漫時期的典範：二者都有一種關於天才的看法。這些科學或藝術上的天才或者獨立於世、不慕榮利，或者性格乖戾，總而言之，創造力是一個對抗社會與文化的個體所具備的天賦。<br>.<br>這種典範仍在當前的創造力哲學、心理學與認知科學中運作，卻把個體與他們創造的環境在各種尺度下割離，試著在實驗室等中立環境中，分別研究創造的人與物。而本書的目的，就是改寫出一套重新把創造力放入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語言。這套語言不只是建立在心理量表與原創性的評估上，而是在質性觀察與象徵分析的意義上。</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nkvYacm6CU_5ctTp.jpg" /><figcaption>羅馬尼亞的繪蛋工藝。繪製的工具被稱為chisita或condei</figcaption></figure><p>而格拉維努本身是羅馬尼亞裔的學者，因此他就回到家鄉，找到傳統的繪蛋工藝做案例研究。<br>.<br>這項工藝與許多基督教國家一樣，來自復活節傳統（在羅馬尼亞是是東正教）。而蛋本身除了復活，也包含誕生、起源的意涵。它除了在慶典時期會出現，至今也已經進入人們的生活場景之中，譬如放在博物館保存，孩子的美術勞作，相互送禮的選擇，或者就是商業販賣。<br>.<br>傳統與創新在這裡就呈現出一種光譜： 如東正教的祭司就認為蛋的宗教意義最為優先，傳統手段則最能將其保存；而更多繪蛋手藝人則試圖在形制上面做更多挑戰。<br>.<br>這就牽涉到繪蛋本身的物質性。在傳統繪蛋中，顏色與圖騰的選擇可以直接看出宗教動機，譬如紅色是基督的犧牲、黑色代表永恆與絕對，網狀是善與惡的分離，八芒星則是女性與完美。而在新彩蛋中，更具象化的圖案或貼紙，譬如花草，則更常出現，比起宗教象徵因素，色彩的使用也更關乎美感。<br>.<br>而繪蛋的技藝層面也相當繁複，需要選擇蛋的種類（雞、鴨、鵝…），將其處理成可以繪製的空蛋殼時，也要準備塗料與繪蠟，用鉛筆準備圖案，並且用一種在木柄上固定細鐵針的工具chisita或condei來做細緻的繪製。經過反覆上臘與繪製，一顆繪蛋才終能完成。<br>.<br>參與這項作業的族群則包含男女老少（古時候更有塗料由地方耆老製作的傳統），包含專業繪蛋師與素人藝術家。儘管並非所有人都會分享，但在這工藝中流動的形制與動機（motif）經常是整個傳統所共有的，而不會有人說某個動機只屬於自己。而創新則是在這些既有內容與方法之中，調整與改進而來。<br>.<br>由這具體的案例，可以反思當前的創造力論述如何造成割離。創造力也不該對立於既有社會與文化，因為有了一整套社會機制的生產、評價、轉移與解讀，創造力才能夠被定義。這就多少回應創造力經常二分於「專家-大眾」與「高端-低俗」對立的問題。</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ePufXtJQ648m1wiK" /><figcaption>在書中最簡單的創造力範疇圖式</figcaption></figure><p>雖然造物的新穎與價值分析沒有錯，但它們如果沒有相應的文化與社會參照，則會變得空洞瑣碎。普遍性與定義強度呈反比的trade-off。如果要避免這個困境，則要意識到其定義將隨著不同文化與技藝所需而更改。這則可以連結到文化心理學、人類學或社會學（如Bourdieu的場域與稟賦理論）。<br>.<br>另外，創造力不是一種固有的認知功能，而是在環境中塑造而成。這種環境包括文化、社會與身體性的環境。為了捕捉這種環境因素，需要一種擴散於（distributed）心物範疇的存有論，來描述連續的實踐過程。這則連結到具身與環境認知、現象學、與拉圖式的物質符號學等等。<br>.<br>我認為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反思，則是創造力的「意義」。當然，這跟用「強調一個東西的重要性」來說一個東西很重要一樣瑣碎，甚至瀕臨循環定義的危機。但人為什麼創造？單單說「一個事物很有創意、高速迭代、日新月異」並不會讓這個事物更具有意義（如果有，那為什麼？）人創造了自身文化，很多時候並沒有以「創意」作為意圖；而是在關乎自身生命與世界之間的關係，創造了象徵性的某物。<br>.<br>這種表達同時出現在最前面的三個例子當中，但並非以某種先天地，而是以人早已被拋於不同文化世界的方式，延伸其根、莖、葉、花，而創造力可能只是其胚珠與子房熟落的一瞬而已。</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efa16e9ece47"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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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改寫人性的人》普世真理的失利，以及人的真貌]]></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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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darwinism]]></category>
            <category><![CDATA[cultural-anthropology]]></category>
            <category><![CDATA[anthropology]]></category>
            <category><![CDATA[colonialism]]></category>
            <category><![CDATA[history]]></category>
            <dc:creator><![CDATA[GSHTL]]></dc:creator>
            <pubDate>Wed, 12 Jul 2023 15:53:01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3-07-12T15:54:00.081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375/0*2HCo8Q8jv1NVtMKi" /><figcaption>查爾斯．金的《改寫人性的人》</figcaption></figure><blockquote>之所以能夠凝視，是因為有距離。這個距離可能是隔閡、階級、身份、差異。人類學的興起與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殖民歷史基本上是同源的：對於遙遠異族的控制所需的認識。</blockquote><p>人類學家出師眾多的英、法、德都是在19、20世紀間的殖民強權。而這背後的理論意識也多與種族上的位階有關：不管是本質論（不同種族生物性有導致文化差距），或是傳播論（文化由一優越種族傳播，有固定進步方向）。這就導致了許多以生物學/心理學包裝的歧視，來對人種進行能力與階段的區分，除可見的膚色，還有顱骨長度與身形等等。並且在這種分類中，直接連結到人種的文明與心智程度，引發一連串以政策管理與優生學唯名的迫害，甚是是博物館與博覽會“朝向我族”的空間配置。<br>.<br>與上述國家稍有不同，美國本身就是個種族與文化的熔爐。然而這並沒有讓它免於上述災難：不只是黑人，還有拉丁裔與斯拉夫裔等移民在美國的「亞利安」白人眼中，只是削弱起優越血統的次人類。由此，在生物演化長河頂端的北歐白人反而是珍稀的「弱勢」。而另一個著名案例是美國種族學家葛蘭特（Madison Grant）所著的《偉大種族的消逝》在德國出版後，被剛出獄的希特勒視為“我的聖經”，最後發展出了類似的種族優越論，以排除汙染歐洲白人的雜種。由此看來，把大戰的發生視為不同信念陣營的對抗，就只是一種俗爛的戲劇化；而敵意的幽靈同時籠罩敵我上空。<br>.<br>與此相反，以鮑亞士為始的美國文化人類學，用一種粗略的說法，對於人類及其文化再次做了「達爾文轉向」：如果達爾文的研究不在於預測，而在批判過去神造論與本質論的統治，那麼文化人類學就在抵抗被加諸在人類分類上的對等枷鎖。</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0ihnGi6KmVs118pt.jpg" /><figcaption>親身示範異族儀式的弗蘭茲．鮑亞士</figcaption></figure><p>除了從德國赴美，在哥大立足的鮑亞士本身，其學生如研究薩摩亞與性理論的米德（Margaret Mead）、對人類文化進行反省的潘乃德（Ruth Benedict），研究黑人民間敘事與儀式的人類學家/作家賀斯頓（Zora Nearle Hurston）與他們之間的種種人物，這些人所創造出來的新科學都有幾個特點，首先除了發現人種與文明/心智水平沒有必然的相關性，另外是進一步認識不同文化內部的系統。這些認識無法奠基在既有的科學方法，而更需要親身對談與參與該文化的語言與實踐，而形成目前我們所知的田野與民族誌等質性方法，也包含在各個領域裡聲名狼藉的「文化相對論」。<br>.<br>根據保存下來的記錄與書信，書中重構了這些學者在田野過程中的觀察，對自身的反思與對關係的改變。這些都在要求學者直接的走出學院與搖椅，置身於完全不同的文化中，以最直接的體驗徹底重塑理論。這些理論關乎種族，關懷人類發展的不同階段，關乎性別的分工與定位，關乎正常與疾病、文明與野蠻。而人類有太多可能，使固著（而非“選擇”）任何一種都是偏見。<br>.<br>當然，餘下的都是歷史。這種帶有敘事的科學史，總是比教科書式的提到一堆人名、學著與理論要立體得多。但讀到此處也總是在思考：哲學在這些年輕科學的發展中，經常扮演著黑臉：要不是對普遍真理太有信心，要不就是對偏見固著太深。由此看來，二十世紀之後的哲學都是往「預設沒有普遍真理」的方向前進也不是沒有道理的，畢竟太多在文明的視角之外，有太多的人因為這些“早產”的普遍真理而受迫。</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0*Cb85qGYyZhsab0gx.jpg" /><figcaption>1931年的巴黎殖民博覽會</figcaption></figure><p>而這些是在哲學乍看之下中立的「定義」過程中就捲入了許多價值、信仰與類比。這並沒有什麼問題，畢竟人類只能從已知事物的變異與推定來達成觀念上的理解。但一旦將這些擴張定義視為「全新的立基點」，就會掩蓋經驗既有的複雜，或被稱為前理解或前條件的存在。或者同義反覆，或者重蹈覆轍。<br>.<br>這進一步也牽涉到我對哲學的定義：一門揭示新問題的技術。就像達爾文或者文化人類學家們，按照他們揭示了新的問題意識，抵抗既有理論的過程，雖然方法上都是經驗研究，但結論卻是哲學性的：對世界分類的存有論進行重整。因此許多科學家在我眼裡也是哲學家：其結論產生了一個錐狀視角與方向，而不是一個答案。<br>.<br>不過很遺憾的，我們的時代仍然有許多偽科學。原先我仍在思考科哲是否能夠辨認真/偽，但後來越發悲觀。尤其是人文與心理，其中的誠實甚至只能要求研究者自身不嵌入任何干涉意圖。然而研究者不可能沒有理論意識，而肯定會使觀點、研究模式、歸納結論具有偏誤。這使所有人文學科，甚至接下來的人造智能化以後的新科學，都需要基本的人類學與詮釋學意識。</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591499502cfb"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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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說故事的人》：不合時宜的技藝，不合時宜的記憶]]></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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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philosophy-of-technology]]></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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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cultural-analysis]]></category>
            <category><![CDATA[narrative]]></category>
            <category><![CDATA[critical-theory]]></category>
            <dc:creator><![CDATA[GSHTL]]></dc:creator>
            <pubDate>Wed, 12 Jul 2023 15:21:59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3-07-12T15:22:38.968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800/0*Nw8m4wTCFmZnJhK4.jpeg" /><figcaption>華特．班雅明的《說故事的人》</figcaption></figure><blockquote>一如班雅明其他寫作，總是漫遊於歷史、哲學、文學、藝術、都市景觀與政治之間；但特別之處是本書又彌漫著一種難言的，不只是他個人的，而是深埋於該時代之下的窘迫。</blockquote><p>這本書收錄數篇班雅明生命後期的文章，而這段時間，他或少或多已經面臨納粹的興起，流落歐洲各處。也許因為如此，本書由他本人協助翻譯成法文的文集，而非他所熟悉的德文。<br>.<br>嘗試從其中辨認，會看出一個不斷回歸的主題：記憶。這種記憶，與一種將一切資料彙整於宮殿之中，以供各種調度與參考的記憶不同：那是一種瀕臨粉碎，只能在眼角餘光中閃爍，一旦忽略就再也難以重新拾掇的事物。它不是人直視的對象，而是從側邊沉默地蔓延的蔓藤，已經從末端悶燒而嗅及餘燼。<br>.<br>由此，他提及在奧斯曼工程中逐漸現代化的巴黎，波特萊爾作為詩人的社會角色，從封建式的「閒暇」過渡到資本主義的「懶散」，多少被迫成為一個「閒逛/漫遊者（Flâneur ）」，捕捉那逐漸浮現於都市流動中，失去各色而往自動與規律靠攏的輪廓與步伐。提到玻璃與鋼鐵如何在城市中（聯想至水晶宮、奧塞美術館與鐵塔），帶著為商品展演的性質，附著於那些看起來像臨時搭建起來的建物之上，揭示一個元素無限組合而沒有盡頭的宇宙觀。</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40/0*iuoxy2utjOuvV7m5" /><figcaption>十九世紀的法國諷刺插畫家J. J. Grandville的作品”Wandering of a Comet”</figcaption></figure><p>又或者是普魯斯特，從那些非己的事物中所發散而來的記憶，編織成一個在有限性的織體中，而非無限性的延伸中，無數折射而終能顯現的永恆形象。在這記憶之中，連遺忘也被無差別的表達。證據是其後的懷念目光正暗示某種對幸福的觀看本身，製造一種無法在記憶增殖中抹除與否認的距離。而幸福同時出現頌歌與哀歌的面貌。<br>.<br>而就像普魯斯特示範的，這些記憶不光是在人的精神中，而也會從物質當中投射其光芒。此處班重拾他多次談起的攝影-繪畫議題；但不再如此中立的認為機械複製本身可以將藝術下放，而更像席捲一切視覺經驗的狂風。這與當前的AI有一種技術宰制的同源性：它們即將掌握我們目前所知所識的全體，而人類只得妥協。繪畫自身要對抗攝影，戰場不會在美學，而是在政治實踐的對抗性之中，畫出足夠批判的作品。<br>.<br>一種敘事不能以歷史主義那樣執著於客觀性；而必須從救贖的目光中，穿透由勝者為掩蓋與遺忘所造的巨大史觀之下，看見所以被掩埋的受壓與曲折之物，這些邊緣的記憶才有可能被捕捉。這讓銘刻於紙與書的歷史，與口傳敘事之間有根本差異：後者流傳於手工藝的時代，直接的對說者與聽者進行保存、選擇與傳播，並且具有祈使或訓斥等屬於口語的作動功能，充滿各種故事之外的意圖，必然與敘述者的生命相連。<br>.<br>然而對班雅明來說，這一切似乎都晚了。如保羅·克利的《新天使》一樣，祂與克利一般充滿鮮豔色塊的風格不同，只像是從背景浮現出來，分享著同樣斑駁的黃，而祂只能被從背後襲來的狂風，無能為力地吹展翅膀，或許又重演飛向太陽的悲劇。</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42/0*qU9_0eO8zBv1LjBX.jpg" /><figcaption>Paul Klee 的《Angelus Novus》</figcaption></figure><p>就如與他時代相近的奧派經濟學家熊彼得，以「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概念而仍統治著當代關於創造力典範：為了維持經濟增長，社會不能只是滿足需求，而需要一群勇於冒險的企業家，創造出新商品、新知識、新技術，來推翻既有價值體系，創造新的需求及其規模。<br>.<br>然而這些都要求人在斷裂的歷史中被迫遺忘，而捲入那陣班雅明稱為「進步」的狂風之中。<br>.<br>而至今，人類以為自身將智慧與記憶或歷史下放於技術之中，實際上卻是上貢給新興的數據諸神。人的目光也即將被改造為神的目光，然而一個全觀者是否還有「眼角餘光」？從那些最可被商業化的部份：內容農場、IG大奶正妹、名人影像，到各式創作，AI塑造訊息已經逐漸滲透到平台之台。人或者妥協，或者徒勞地辨認本真性，以維持人造的尊嚴。<br>.<br>而最後這種尊嚴也將連同焦慮一起被遺忘，新的人將誕生無數次，在物理死亡之後以資訊複製的形式存在，而以「無人能證明他不是本人」的方式延續身份。然而一個瀕死之人，對自身生命的最終體認，或許是滿足，或許是懺悔，都有其餘一切生命無法超越的權威，這對班雅明來說，正是「敘事之源」。<br>.<br>一個不斷新生的人，能夠懺悔嗎？</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7a24c13b5a83"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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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美育書簡》一個能夠遊戲的人，才是真正的人]]></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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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german-idealism]]></category>
            <category><![CDATA[philosophy-of-art]]></category>
            <category><![CDATA[aesthetics]]></category>
            <category><![CDATA[continental-philosophy]]></category>
            <category><![CDATA[philosophy]]></category>
            <dc:creator><![CDATA[GSHTL]]></dc:creator>
            <pubDate>Wed, 12 Jul 2023 15:07:41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3-07-12T15:23:37.980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435/0*aN5nQAJ7XnssqNNn.jpg" /><figcaption>弗里德里希．席勒的《美育書簡》</figcaption></figure><blockquote>對於一個動蕩的年代來說，美學究竟有什麼意義？或許大部分的人會答道：「自身都難保了，還有什麼餘裕管什麼美啊藝術啊？」而席勒的答案卻相反，並質問道：如果沒有美學，人將變成什麼樣子？</blockquote><p>關注美學與藝術哲學者多少會知道，席勒的美學理論多承襲自康德，將美感視為理性與感性之間的辯證狀態，而非單純的感覺或為概念形式所成就。而「遊戲」在康德看來，是指「知性功能的自由活動」，使審美判斷與認識判斷區分，而成為對作品反思後，更有彈性的說服與彰顯的實踐。<br>.<br>然而席勒更進一步，也許是歷史首次的將「遊戲」作為真正的核心概念來做哲學論述，指出能夠遊戲的人性才是真正完整的人性。然而這是為什麼？<br>.<br>席勒寫作此書的年代（1795），距離法國大革命還不足十年。儘管這是一次追求自由與平等的革命，卻沒有真正獲得一個自由的社會：不同的階級與派別仍然相互鬥爭，推翻了封建階級的暴政，卻又迎來革命階級的恐怖統治。<br>.<br>席勒指出，被壓迫的下層階級終於覺醒，意識到自身作為主體與自由的重要性，卻將社會上所有的法則性都視為敵人並一律摧毀；而上層階級則一面躲藏在搖搖欲墜的封建包袱，一面宣揚啟蒙的幻象，然後守著僅剩的財產與特權不放。<br>.<br>在此他做了一個柏拉圖式的「邦-人」對比，認為之所以這個時代的「國家」沒能把握住提升至自由國度，而退回到更野蠻的狀態，是因為當中的「人性」亦分裂成片面的部份。啟蒙告訴我們人能透過理性在教育自己，以脫離自然的蒙昧狀態，卻沒有意識到失去與感性聯繫而孤立的理性，與孤立的感性一樣，都只配稱為「衝動（Trieb）」。<br>.<br>當感性衝動由自然的物質需求凌越理性的自律，那麼人將顯得粗鄙，將所有禮儀都視為虛偽，將所有規範視為限制，而為「野人」。而當理性或形式衝動凌駕感性達到全面統治時，人將失去感受性的敏銳，用應然的規範來壓抑自然需求而來的多樣性，而為「蠻人」。<br>.<br>不論何者，人都是受到盲目衝動所奴役，就如暴政與無政府都受盲目所支配。</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78/0*PghcIk7QOqrvjxCm.jpg" /><figcaption>賈克—路易．大衛的《馬拉之死》，也象徵著法國革命精神之殉道者浪漫，卻也將其逼至極端的恐怖。</figcaption></figure><p>人必須意識到自己既不是動物，也不是神，必須時刻將失衡與碎裂的衝動之間進行劃定與辯證，才能夠擁有真正的意志可言。而這需要在對立的衝動間形成一個飛地以揚棄二者，這就是「遊戲衝動（Spielttrieb）」。就如同一個完整的人既有不變的人格，又有隨時間而變的狀態，但二者仍在辯證中相互構成：沒有人格，狀態則四分五裂；沒有狀態，人格則無從彰顯，人的完整性最終是漫長的來回逡巡，而不固著與任何一端。<br>.<br>最能夠實踐遊戲衝動的辯證之處，就是藝術。追求著生命（Leben）的感性與追求著形象（Gestalt）的知性在此匯聚而不相互吞噬，一個主體既按照形構的方式來感知，亦按感知的方式來形構，一個「活的形象」才終於呈現。就如羅馬人在殘酷的脅迫下體驗殺戮的恐懼與快感，希臘人卻在奧林匹克中有尊嚴地體驗競技的純粹審美，這份審美則來自於暴力與脅迫的片面衝動都被揚棄，卻在遊戲中同時上升為對意志與規範的審美。這時人既非殘暴的野人，亦非冷漠而麻痺的蠻人，而終能真正互為主體的看待彼此。<br>.<br>而不同的藝術有不同的起點，在音樂上以聽覺出發，在畫作則有形象出現，建築與雕塑則是空間形式的穩固。然而越是優秀的作品，就越能整合不同的衝動與功能，在限制中浮現無限：音樂出現可見的形式與線條，建築與雕塑出現音樂般的律動。這也對應著人在進入審美狀態時，在接受藝術的刺激前，亦需要將固有的內容與目的所懸置（借用現象學），以在一個無規定的狀態下使感性內容與知性相連，這時人不只是被動的感覺，而是主動的成為可規定的遊戲狀態。</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75/0*2uwwrlMcPYXIUPXl.jpg" /><figcaption>席勒像</figcaption></figure><p>相應的，席勒指出人的發展也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即與自然無法區分的感性狀態，第二是提升至而只看的見無限的而陷入超越形象的理性狀態，最後才是又回到了對世界的觀看，卻能在觀看中自由的將自我與世界區分，而讓彼此相互作用的自由狀態。<br>.<br>在這種審美自由中，它無法取代知識與道德，而藝術與這些相比，更接近某種脫離現實的假象。然而這種獨立假象並非錯誤也非幻想，而是指出了人真正自由的狀態應為如何。從打獵過程成為岩洞裡的壁畫，到戰鬥成為競技，通過這些抽象而去目的化，或者稱遊戲化的過程，人類存在層次下的自由才真正實現。而在文明中，教育必須透過美來使人們真正意識到這件事。如果沒有如此由內的進行革命，則人就還不配為人，再多革命也只能造成退化與反動。</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97f546dc5f08"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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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什麼是遊戲》：自律即自由，人類的弔詭本性]]></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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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philosophy]]></category>
            <category><![CDATA[epictetus]]></category>
            <dc:creator><![CDATA[GSHTL]]></dc:creator>
            <pubDate>Sat, 13 May 2023 05:45:22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3-05-20T05:21:51.471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375/0*8Styy-WWMYTLETVv" /></figure><blockquote>作者休維爾索追問的，直按書名，就是「什麼是遊戲？」如書中所言，對遊戲進行本質性概念分析簡直不可能，難到維根斯坦還親自唱衰過這件事，但作者仍認為可能逼近遊戲作為人類特殊的實踐模式，以及它之於人類存在的意義。本書大致分成二部分：對遊戲的概念界定；以及遊戲概念的倫理學應用。</blockquote><p>為避免歧義，休維爾建議先從日常語言的使用開始。儘管他使用的是法文，但相同區分也在很多語言中出現：「玩」作為動詞，與「遊戲」作為名詞。玩作為娛樂行為不獨屬人類：貓會玩弄獵物，人也會把玩橡皮筋。但這些都不算是遊戲。遊戲作為一個完整的體驗，似乎能有特定判斷指出一個人是否在遊戲的狀態，就像觀棋不語真君子，旁觀與參與有根本的差異。<br><br>而參與就與服膺於規則之下有關。遊戲不僅只是一種完整的體驗（如一個藝術品），而且是一種實踐的系統。這種系統必須要由規則所建立：然而是什麼規則？遵守交通規則算是一種遊戲嗎？甚至更激進的說：遵守物理法則算是一種遊戲嗎？休提出三種規則：<br><br>首先：假設我想要用最快的速度從山下上山，則我有數種手段。按照特定目的下，遵循屬於這個世界的物理、技術的法則，挑選出手段（騎車）。此即「最佳化規則」。再來，假設我今天選擇騎車上山，我需要遵守交通規則。沒有這種規則，我仍能上山，但顧及此目標之外的價值（行人安全），這個規範必須額外加諸於行為之上，此即「規範性規則」。<br><br>與此不同，體育競賽中也有其規則。譬如賽跑以槍響為始、有固定賽道與終點，以秒數最少者獲勝等等。這些規則與最佳化規則不同，並非既已存在於世；也不是規範性規則，非以某種外在的目的為準。它們的存在建立了體育競賽的行動本身，若不遵守，則無競賽可言。此即「建制性規則」。規則既判定了實踐，也創造了該實踐本身，其目的（勝利條件）內含於遊戲的規則語法內。而該規則在形上學的意義下，也限制了一個特定的時空條件，使一局遊戲成為在特定環境下有始末的「事件」。</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20/0*PVHMoHZDPticq_0V" /><figcaption>希臘的古代奧林匹克競賽項目</figcaption></figure><p>由此，遊戲作為一種實踐系統，由建制性規則的確立。這種規則可以由人創造，卻不能隨玩家在遊玩過程中任意扭曲，否則遊戲的系統性將不復存在。但這仍不夠逼近。假設今天我遵守茶道的規範，正確使用器具、語言、姿勢與行動、完成了一次由建制性規則所組成的實踐系統，這算是遊戲嗎？若非，除了它「比較嚴肅」這種攏統的感受以外，它與遊戲的差別又是什麼？<br><br>只要熟習茶道的規範，便可完美達成茶道的實踐。然而熟悉了所有西洋棋的規則，是否就能成為西洋棋世界冠軍？其中的差異就是完成的難度。休維爾稱其為遊戲中的「失敗挑撥因子」。它也許是隨機的運氣，也許是明擺著的難度限制，也許就是系統自身的有機程度，使一局遊戲不一定成功。玩家因此需要動用思維、策略、反應、經驗等等，自力鋪墊出通往遊戲目標的道路。它不是一本道的「步驟性實踐」，而是手段與流程高度彈性的「目的論實踐」。</p><p>由此，制式遊戲的內部定義就接近完成。作為人類創造的實踐，卻不由人類分說其運作與後果，反而是人必須尊重其獨立的生命，始得其門而入。休維爾亦將遊戲與神聖儀式、戲劇做比較。雖說許多遊戲本身即從宗教儀式發展而來，如奧林匹克為頌讚希臘諸神而生，但遊戲以自帶內在目的，其完成與否不依靠如敬神與否的外在條件決定。戲劇則大多由封閉的劇情所引導。<br><br>然而它們的相似之處，就在特定的時空條件、規則的建置，以及一種角色的扮演。當人進入到遊戲，他便成為遊戲所定義的角色，他的目的就是遊戲角色的目的。這在角色扮演中則最為明顯。<br><br>這便帶我們到遊戲與其他人類活動的關係之探討：為什麼人要遊戲？本書後半以斯多亞哲人愛比克泰德，與存在主義始祖帕斯卡，的節錄出發。</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509/0*AaR5OONLHN_rD4jI.jpg" /><figcaption>斯多亞主義哲學家愛比克泰德</figcaption></figure><p>愛認為達到不動心（apathiea）即是將人所可不可控之處分開，於可控之處謹小慎微，不可控則不下任何判斷。不可控之處有其後果，但這後果不是一個人的最終目的，人也非總能選擇扮演的角色；重要的是扮演過程中，如何對事秉持堅若磐石的判斷，作為一種活法。就如賽場上選手所在乎的不全是勝負或運氣，而是其中的精神狀態如何在竭盡所能之後，提升至不再遺憾的不動心。<br><br>而帕雖沒有直接提及遊戲，卻認為娛樂是人在意識到自身生命空虛之後，唯一的在世逃脫途徑。儘管只是暫時的，人們仍需要休閒從存在的重負中分心（divertissement）。在休維爾的存在主義式解讀下，人不只是在無神的情況下面臨生老病死等等，境況的不幸；而本質上就是需要「被佔據」的存在。人需要將自己拋於種種活動之內，才能在「忘我」中地活著。而遊戲的存在理由也許亦能如此解讀。<br><br>以上都屬於類比式的解讀，與其相反的則是反映式解讀：遊戲的存在提醒我們人類生命中非遊戲的部分。不可重來、不可更換角色、沒有公正規則建置的內在目的。遊戲就像是個自足的飛地，價值與法則都足以自洽；然而出了這塊飛地，所有都與所有相關。但遊戲卻又摹倣了人類生命的部分面向，反向的改變了人思維與感受的模式；它使人們體驗到狂喜與沮喪，卻能夠使人維持一定距離。就像亞里斯多德認為悲劇能夠使人淨化（catharsis），而不用親身經歷慘劇。那種反思與投身對反的辯證，才是遊戲為人類指引的自由。</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9b20c2d3e842"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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