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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Stories by 台灣民眾黨政策會 on Medium]]></title>
        <description><![CDATA[Stories by 台灣民眾黨政策會 on Medium]]></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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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Stories by 台灣民眾黨政策會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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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少子女化下的政策思考與因應]]></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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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台灣民眾黨政策會]]></dc:creator>
            <pubDate>Thu, 20 Mar 2025 03:27:54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5-03-20T03:27:54.935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strong>黃心愉/台灣民眾黨政策會研究員</strong></p><p>台灣正面臨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的雙重危機，人口結構的變遷正在全面衝擊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根據國發展會的預估，台灣總人口將從目前的2340萬縮減至2070年的1497萬，青壯年扶養比在2059年將突破100。2025年，台灣也將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這個趨勢預示著台灣社會即將進入一個前所未見的人口結構變遷階段，勞動力短缺、社會福利體系的沉重負擔，以及經濟成長的潛在停滯，都將成為難以迴避的議題。</p><p>台灣民眾黨透過專家內部諮詢會議，提出「提升人口對策的行政層級」、「強化家庭價值觀與情感能力的培養」、「強化預算透明與精準資源配置」、「提升職場與育兒的兼容性」、「縮小資源分配差距與人口補充」等政策建議。</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00/1*BNn72bxQ6CyvWjMEMEWf-w.png" /></figure><p>(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報告(2024–2070年)，113年10月17日)</p><p>儘管政府自2016年啟動「少子女化對策計畫」，至2024年已投入超過1177億元，但生育率仍長期低於0.9，政策成效未如預期。問題的根源，不僅在於人口數量的下降，更牽涉到傳統性別分工與職場文化的矛盾。年輕女性在家庭與職場間的雙重壓力，導致婚育意願低落，進一步削弱了國家的生產力與競爭力。</p><p><strong>■ 現行政策與婚育選擇的矛盾</strong></p><p><strong>1.經濟補貼成效有限，無法解決深層問題</strong></p><p>現行政策多以經濟補貼為主要手段，期望藉此提升生育率。然而，政策實施多年，生育率非但未見提升，反而持續下滑，顯示年輕人的婚育選擇受到更為複雜的因素影響。結婚對現代年輕人而言，吸引力已大不如前，原因不僅限於經濟負擔，更包括婚姻帶來的角色壓力與生活自由的限制。許多年輕人因此選擇維持個人的自由與彈性，將婚姻視為可有可無的附加選項。</p><p>在生育政策方面，補貼的力度雖然逐步加強，但年輕家庭考量的不僅僅是經濟成本。他們更關心的是托育過程中是否能獲得足夠的社會支持與資源。單純提高經濟補貼的策略，無法有效改變生育決策，因為年輕世代在生育時考量的是長期的生活平衡。北大社工系教授陳芬苓指出，補貼政策應以減輕經濟壓力為主，而非視其為唯一提升生育率的工具。研究顯示，男性通常對補貼政策的支持度較高，因為家庭經濟負擔往往由男性承擔；然而女性的態度則相對冷淡，因為補貼不足以化解她們在職場上因生育而遭受的晉升障礙與薪資損失。</p><p>此現象在亞洲國家尤為顯著。儘管許多歐美國家透過補貼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亞洲國家卻難以產生類似效果。陳芬苓進一步指出，這是由於亞洲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結構，使女性在家庭中承擔過多的育兒與家務責任。當這些負擔無法透過政策或制度改善時，經濟補貼對女性而言僅能緩解部分壓力，卻無法成為推動她們生育的核心動機。當前政策設計未能充分聚焦於女性的需求，未針對托育服務時間、職場彈性等關鍵問題進行改革，使政策效能大打折扣。</p><p>此外，台大地理系教授溫在弘認為，低生育率並非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價值觀、都市化、工業化與教育結構共同作用的結果。研究顯示，生育率與都市化、女性就業、教育水準之間呈現強烈的負相關。例如，北歐國家雖然擁有全球最完善的育兒補貼與工作平衡政策，但生育率仍持續下降，這表明傳統的政策工具可能難以逆轉這一趨勢。台灣當前的政策，雖然具備善意，但缺乏與年輕世代需求的精準對接，導致政策效益無法有效轉化為行動力。</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941/1*jhWtMNRRjIpxzhUQSfALRQ.png" /></figure><p><strong>2.托育服務與資源分配的錯配</strong></p><p>台灣的托育資源供應、地區分布與品質監管長期失衡，影響家長的育兒安排，也直接削弱了年輕世代的生育意願。政大勞工所劉梅君教授指出，公立托育設施供不應求，家長無法獲得名額，不得不轉向價格高昂或品質不穩定的私人托育機構。然而，部分私人機構由於監管不力，服務品質參差不齊，甚至存在安全疑慮，使家長對托育機構普遍缺乏信任，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p><p>此外，托育資源的地理分佈高度不均。新興市鎮（如林口、三峽）因人口聚集迅速，托嬰與特殊教育資源嚴重不足，即使家長願意支付高額費用，也難以找到合適的托育機構。相對而言，資源較為集中的地區（如新竹）因家長競相登記少數優質機構，形成供不應求的惡性循環，導致托育資源的分配更加失衡。</p><p>根據衛福部與教育部資料，截至2022年底，台灣針對未滿2歲幼兒的公共化托育服務涵蓋率僅4.22%，而針對2至未滿6歲幼兒的公共化幼兒園涵蓋率也僅33.74%<a href="#_ftn1">[1]</a>。這意味著，即使有意願使用公立托育資源的家長，仍有極大機率無法獲得托育名額，最終只能選擇昂貴的私立托育，或讓長輩承擔育兒責任。特別是在就業機會集中的都市地區，由於公共托育機構收費相對低廉且品質較穩定，家長普遍偏好登記公立或準公共托育資源。然而，由於登記人數遠超可提供的名額，導致候補名單高居不下，但同時部分地區的準公共托育機構仍有招生缺額，凸顯政府資源配置的精準度不足，未能有效匹配地方需求。</p><p>此外，托育機構的服務時間與現代職場需求脫節，也是年輕家庭的另一大困境。多數托育機構下午五、六點結束營運，但在台灣普遍的加班文化下，許多家長根本無法準時接送孩子，導致時間壓力加劇。這進一步影響雙薪家庭的生育意願，使得家庭必須在職場發展與生育規劃之間做出艱難的取捨。</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68/1*CDbh7kMi5VIVMYoTt8Mzng.png" /></figure><p>(資料來源：立法院預算中心)</p><h3>■ 工時文化與生育環境的相互制約</h3><p><strong>1. 長工時文化對婚育選擇的壓迫</strong></p><p>台灣的長工時文化已成為影響生育選擇的重要障礙。根據OECD統計，台灣的年均工時高達2007.6小時，僅次於墨西哥、哥斯大黎加等國，高於OECD平均值（1,752小時），甚至超越日本（1,607小時）與韓國（1,901小時）。進一步分析台灣40歲以下工作者的情況，調查顯示每日平均工作時數達9.7小時，其中近半數（48.4%）每天工時超過10小時。</p><p>長工時所帶來的疲憊感與時間不足，使年輕人在生活中無法有效規劃戀愛、婚姻和生育。即便具備穩定收入，持續的高壓工作環境仍導致精神與時間壓力過大，使得個人生活與婚育規劃嚴重受限。當育兒成為難以兼顧的負擔時，年輕人的生育意願大幅下降。</p><p>與國際經驗相比，瑞典、丹麥等國家透過縮短工時（每週30至35小時），不僅維持了生產力，還大幅改善了員工的生活品質與工作平衡。台灣企業卻仍然深陷**「工時長等於生產力高」的迷思，導致員工的生活與工作長期失衡，進一步拖延甚至阻斷了家庭計劃。</p><p><strong>2. 性別分工與「雙重輪班」效應</strong></p><p>在職場高壓環境下，女性面臨的不僅是長工時帶來的職業困境，還有家庭內部「雙重輪班」（Double Shift）效應的負擔。根據統計，已婚女性每日家務負擔比未婚女性多出2.19小時，而已婚男性的家務時間幾乎沒有變化，顯示家庭內部的勞務分配仍高度不均。此外，80%的育嬰假申請者為女性，反映出台灣的育兒與家務責任仍主要由女性承擔，而男性的參與度極為有限。這種結構性的不平等，不僅影響女性的生活品質與職涯發展，也進一步降低了她們對婚姻與生育的意願。</p><p>從職場發展來看，申請親職假對女性的職業生涯發展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ABENDROTH、HUFFMAN 和 TREAS（2014）<a href="#_ftn2">[2]</a>針對13個歐洲國家的家戶數據進行研究，發現生育對女性工作的折損影響並非僅限於產假期間，而是貫穿整個職業生涯。請領育嬰假的女性，長期職業發展受阻，薪資成長受限，甚至可能被迫退出勞動市場。這種現象在台灣亦有相似的趨勢。</p><p>葉政維（2019）<a href="#_ftn3">[3]</a>透過分析台灣勞保與就業保險資料，研究請領親職假對女性職涯的影響，結果顯示，生育四年後，女性的就業機率仍減少12.3%，而投保薪資則平均下降7%（約1,975元）。這代表即便女性願意重返職場，她們的薪資水準與競爭力仍無法回到生育前的狀態，長期面臨職涯發展停滯或後退的風險。</p><p>除了短期的薪資損失，女性的生育決策與職業發展存在結構性的衝突。OECD的研究指出，子女數與女性職涯折損程度呈現正相關。當女性生育三名以上子女時，其就業率幾乎呈現斷崖式下降。這是因為育兒責任與職場需求的矛盾，使得部分母親選擇完全退出勞動市場，轉為全職照顧家庭。在台灣，這一情況更為嚴峻，因為勞動市場以長工時的全職工作模式為主，兼職選項極少，使得女性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幾乎無法取得平衡。</p><p>婚姻與職場的雙重困境，使女性在婚育選擇上受到雙重壓迫。一方面，她們必須面對職場晉升障礙、薪資減少、甚至職位流失的風險；另一方面，家庭角色期待要求她們在家務與育兒上付出更多時間與精力。這種結構性的不平等，使得許多女性對婚姻與生育產生強烈抗拒，選擇不婚、不生，或延遲生育以減少對職涯發展的影響。</p><p>這種結構性的不平等，讓許多女性對婚姻與生育產生強烈抗拒，選擇不婚、不生，或延遲生育以減少對職涯發展的影響。當婚姻與生育被視為職業發展的「犧牲選項」，年輕女性勢必更為謹慎地選擇是否進入婚姻，甚至直接選擇不婚不育，成為台灣少子女化問題的核心障礙之一。</p><p><strong>3. 高青年失業率與生育風險</strong></p><p>除了長工時文化與性別分工，台灣的高青年失業率也進一步壓縮了年輕人的婚育選擇。即使經濟成長，台灣年輕人的失業率仍長期維持在10%以上，遠高於其他年齡層，顯示出青年族群在職場上的不穩定性與高度競爭壓力。</p><p>當年輕人無法獲得穩定的工作與收入來源時，他們不可能進一步考慮婚姻或生育。即便政府推出各類補貼，年輕世代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使得他們對生育的風險感受更為強烈，進而選擇延遲或放棄生育。</p><p>國際比較數據顯示，台灣在對有子女家庭的國家福利支出僅占GDP的0.6%，遠低於OECD國家的平均2.4%。這反映出台灣政府在生育支持政策上的投入仍然不足，無法有效減輕年輕世代的經濟負擔，使生育風險與成本成為影響婚育選擇的重要障礙。這種政策的不足，進一步突顯出生育責任的個人化，使得許多年輕人無法在缺乏社會安全感的情況下規劃生育。</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801/1*_kt8RN0SCWADtnLeX__wPg.png" /></figure><p>(資料來源：OECD Family Database)</p><h3>■ 性別角色和婚期制度的挑戰</h3><p>1. <strong>受教年限延長與婚育時間窗口的壓縮</strong><br> 近幾十年來，台灣的受教年限顯著延長，導致年輕人進入職場的時間大幅推遲，隨之而來的便是婚姻與生育計劃的延後。根據統計，台灣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齡已達31歲，這意味著她們的生育時間窗口相當有限。尤其是35歲以後，女性生育能力開始顯著下降，使得晚婚女性難以順利規劃多胎生育，進一步壓縮了台灣的整體生育率。</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01/1*85tZQY4n_Rnq-PnNeI0EJw.png" /></figure><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41/1*k1aSxJ20tr9x5tKzAgUYTA.png" /></figure><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55/1*X2lER5_E_adBycE-z091Bg.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strong>2.</strong> <strong>婚姻與家庭價值觀的轉變</strong></p><p>現代年輕人對婚姻的態度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他們更重視個人自由與生活品質，對婚姻的期待普遍降低。調查顯示，許多年輕人選擇不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不願處理複雜的親屬關係。這一現象在女性族群中特別明顯，因為傳統婚姻模式往往將家庭責任與親屬壓力加諸於女性身上，使得許多女性對婚姻生活望而卻步，進而選擇延遲婚姻或直接不婚。</p><p>這一價值觀的變遷反映出台灣社會對婚姻制度的重新定義。婚姻與生育不再被視為人生的必然階段，而是變成可選擇的「附加選項」。世新社心所詹昭能教授指出，隨著個人主義的興起，年輕人對於長期親密關係的投入意願下降，轉而優先追求個人事業成就與自主生活。根據世新大學的調查，台灣有高達四成的大學生從未談過戀愛，這種對親密關係的冷漠態度進一步削弱了婚姻與生育的社會吸引力。</p><p>此外，根據Pew Research Center<a href="#_ftn4">[4]</a>的調查，台灣與南韓的少子女化現象在全球尤為嚴重。該調查涵蓋17個國家，其中15個國家將「家庭」視為人生意義的最重要來源，然而台灣與南韓卻是唯二將「家庭」價值放在較低順位的國家。相較之下，台灣年輕世代更重視「社會影響力」與「物質成就」，而南韓則將「財富」視為人生首要目標。這顯示出台灣與南韓的年輕人對於婚姻與生育的態度，已經出現根本性的轉變。</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475/1*6VHzVkCVAkbNVwxaeUbkHA.png" /></figure><p>(資料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p><p><strong>■政策建議</strong></p><p>少子女化問題並非近年才浮現，而是早在數十年前便已開始發展，並且其影響將持續累積，形成世代間的資源競爭與結構性矛盾。在人口變遷的長期趨勢下，政策的延遲效應使得現階段的決策將決定未來30年台灣社會的樣貌。因此，政府必須及早制定對應策略，進行結構性改革，以打造一個更友善的生育與家庭環境，否則未來的人口負成長將加劇勞動力短缺、社會福利體系的沉重負擔，以及經濟發展的停滯風險。在2024年總統大選期間，台灣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即提出針對少子女化問題的政見，強調少子女化不僅是生育行為的選擇，更關乎整體社會環境的建構。其政策內容涵蓋成立「人口發展委員會」、增設公立幼托機構、提升公立幼托教師及人員薪資、延長產假等具體措施，期望透過綜合性政策規劃來改善生育環境，提升年輕世代的婚育意願。</p><p>在此次「少子女化下的政策思考與因應」內部諮詢會議中，本黨邀請學者專家進行深入討論，並綜合各方意見，總結出一系列政策建議，期望能夠從經濟支持、托育改革、職場環境優化等層面，建立更全面的少子女化對策。以下為具體政策方向：</p><p>1. <strong>提升人口對策的行政層級</strong>：</p><p>目前，台灣的少子女化政策由多個部會分散執行，缺乏統一規劃與資源整合，導致政策效能不彰。各部門在推動政策時常因目標不一致或資源重疊，無法有效協作。為解決此問題，建議成立隸屬行政院長的跨部會「人口發展委員會」，由政務委員專責統籌規劃與協調政策，整合資源、改變補助思維，並加強政策執行與績效管理，確保政策能系統性地改善少子女化現象。</p><p>2. <strong>強化家庭價值觀與情感能力的培養</strong>：</p><p>現代年輕世代對婚姻的抗拒，並非僅出於經濟壓力，更受到社會價值觀的影響。過去的社會框架將婚姻與生育視為人生必經階段，然而在個人自由與生活品質日益受到重視的當代，婚育逐漸轉變為一種附加選項。許多年輕人缺乏足夠的情感支持與關係經營能力，導致他們對婚育產生不確定性，甚至感到恐懼或排斥。政府應透過家庭教育與情感教育的深化，幫助年輕世代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觀念，使婚育選擇不再帶有過度的心理壓力。此外，應營造更具包容性的社會氛圍，推動多元家庭形式的友善環境，包括保障單親家庭、同居伴侶與非典型家庭的權益，使年輕人在更自在與自信的狀態下考量婚育問題。</p><p><strong>3.</strong> <strong>強化預算透明與精準資源配置</strong>：</p><p>少子女化對策涉及龐大的公共資源投入，然而當前政策的預算運用仍缺乏足夠的透明機制，使得資源分配的合理性與政策效能難以被全面監督與評估。現行補助措施雖涵蓋托育、產假、住房補助等多個領域，但這些資源是否真正落實於最需要的群體，仍是政策成效的關鍵問題。例如，公立托育機構的建置與補助計畫是否確實擴及人口密集且托育需求高的地區？女性支持政策是否有效改善職場性別不平等與職涯中斷的問題？這些都需要透過數據公開與政策監測機制，確保資金投放方向能夠切實回應生育環境的實際需求。</p><p>政府應建立透明且可追蹤的預算監督機制，確保所有生育相關政策的經費分配與執行進度能夠被民間監督與審查。同時，應透過公開數據，讓社會大眾、學界與相關專業機構參與政策成效評估，避免資源錯置或政策流於形式。</p><p>此外，生育決策受多重因素影響，單純依據整體生育率來規劃政策，難以真正解決少子女化問題。政府應深入分析不同世代的生育行為與決策模式，針對不同經濟背景、職場環境與家庭結構的群體，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支持措施。例如，高學歷、高齡初婚者的生育延遲問題，低收入家庭的托育負擔，女性職涯發展與生育規劃之間的衝突等，都應該透過精準數據分析，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工具，確保資源能夠公平分配並實際促進生育率的回升。</p><p>4. <strong>提升職場與育兒的兼容性</strong>：</p><p>職場與育兒的錯配，是影響年輕家庭生育意願的關鍵因素之一。當前多數企業缺乏性別友善措施與彈性工作安排，員工在工作與家庭責任之間難以取得平衡。雖然政府已推動部分相關政策，例如工時彈性、產假與育嬰假的保障，但在實務上，這些措施的適用範圍仍然有限，尤其對中小型企業與非典型工作者而言，現行制度尚未能充分支持其育兒需求，導致家庭在面對生育決策時，仍需承擔極大的職場風險。</p><p>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九條<a href="#_ftn5">[5]</a>雖針對僱用未滿30人的企業規範了彈性工時協商機制，但「得依雙方合意辦理」的條文，使勞工的權益仍受限於雇主的意願，難以有效落實育兒家庭的需求。此外，根據現行規定，僱用250人以上的企業須設置哺(集)乳室或托兒設施，但由於適用範圍過於侷限，導致多數中小型企業未能提供足夠的托育支持，使得許多雙薪家庭在托育安排上面臨困境。根據勞動部統計，自107年至113年執行《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以來，雖然獲補助的托兒設施數量有所成長，但政策落實進度緩慢，未依規定設置的案例仍達484件次<a href="#_ftn6">[6]</a>，顯示企業端對此政策的落實度仍不足。</p><p>為改善此現狀，應逐步將企業設置托兒設施的門檻從250人以上降至100人以上，並透過租稅優惠與補助機制，鼓勵企業建置職場托育設施，或與鄰近托育機構合作，提供員工可負擔且可近性的托育資源。此外，政府應進一步強化彈性工時與遠距辦公制度的適用範圍。目前部分政府機關與企業已可依業務需求調整辦公時間，但多數僅限於1小時內，且執行效果不一。未來應擴大彈性工時的適用對象，並提供遠距辦公、部分工時等靈活工作模式，確保育兒家庭能在不影響職涯發展的前提下，取得更彈性的工作安排。針對無法提供彈性工時的產業，應推動相關的補助機制，支持員工在家庭與工作間取得更好的平衡。</p><p>產假與育嬰假制度亦需進一步優化。台灣現行勞工產假為8週，遠低於國際標準，應逐步延長至10週，最終達到OECD標準的14週，以提供女性更充裕的產後恢復與育兒準備時間。</p><p>除了職場彈性，托育服務的延展性與靈活性亦應成為未來政策重點。政府應強化課後安親輔導體系，延長托育與安親機構的服務至晚間，使之與職場工時接軌，以減輕家長接送負擔。此外，針對雙薪家庭與輪班工作者，應提供假日臨時托育與多元托育選項，確保家長在不同工作型態下，皆能獲得足夠的育兒支持。當企業文化與勞動政策更加友善且彈性化，才能真正降低育兒對職業生涯的影響，使年輕世代能在較無後顧之憂的環境下考量生育，進一步提升整體生育率。</p><p><strong>5.</strong> <strong>縮小資源分配差距與人口補充</strong></p><p>台灣當前的育兒與托育資源分配不均，使得不同區域的年輕家庭面臨截然不同的現實條件，影響其婚育選擇。城鄉之間的公共托育機構、醫療資源、教育資源的落差，使得偏鄉地區的育兒負擔更為沉重，也導致年輕人口進一步流向都市，形成惡性循環。</p><p>在大都市，如台北、新竹，公共托育機構的需求遠超供給，導致候補名單積壓，而資源相對不足的偏鄉地區則面臨供需失衡，甚至出現招生不足的情況。這樣的區域性發展不均衡，使得年輕世代更傾向集中在都市發展，進一步加劇城鄉落差與生育率下降的趨勢。</p><p>政府應重新檢視少子女化政策的資源配置方式，確保財政補助能夠針對資源落差較大的地區進行調整，優化地區與世代間的公共資源分配。透過合理的資源調度，確保育兒與托育服務有效覆蓋至所有需要的區域，而非僅集中於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帶。同時，應強化地方創生計畫的投入，提供青年世代更具吸引力的生活與就業條件，使年輕人在非都市地區也能擁有合理的發展機會，減少因資源不足而離開家鄉的現象。</p><p>然而，過去的地方創生計畫往往過度強調KPI（關鍵績效指標），導致地方政府為了爭取補助資源，而忽略了政策的實質發展需求。例如，部分地方政府推動短期建設或活動，卻未能真正改善地方的人口與經濟條件，導致資源錯置。因此，未來在推動地方創生時，應確保政策資源能夠真正導向改善當地發展條件，而非流於形式化的績效評估。</p><p>此外，若台灣的人口結構持續惡化，僅依賴生育率提升恐難以應對長期人口壓力。政府應適度考慮移民政策作為補充方案，透過引進專業技術人才與移民家庭，來填補國內勞動力缺口，並促進多元文化的融合，以維持社會的活力與經濟競爭力。</p><p>在面對低生育率與人口結構變遷的挑戰時，單純依靠傳統的補貼政策已難以發揮長期效果。政府應以縮小區域發展落差、合理分配資源、促進地方創生與適度補充移民為核心，建立更具適應性的社會結構，確保未來數十年的人口發展趨勢能夠維持穩定。</p><p><a href="#_ftnref1">[1]</a>立法院預算中心報告 <a href="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6353&amp;pid=230740">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6353&amp;pid=230740</a></p><p><a href="#_ftnref2">[2]</a> Abendroth, A.-K., Huffman, M. L., &amp; Treas, J <a href="https://psycnet.apa.org/record/2014-42572-008">The parity penalty in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Motherhood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in 13 European countries</a>.，2014</p><p><a href="#_ftnref3">[3]</a> 葉政維 <a href="https://tdr.lib.ntu.edu.tw/handle/123456789/74085">婦女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對於產後職涯之影響</a>，2019</p><p><a href="#_ftnref4">[4]</a> 皮尤研究中心 <a href="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1/11/18/what-makes-life-meaningful-views-from-17-advanced-economies/?gad_source=1&amp;gclid=CjwKCAiAqrG9BhAVEiwAaPu5zoNpFi6lC7kLfhmVQkDeNq2kQJPMo-UTvgUNqbe9wZAeRYsAqWCkzxoC548QAvD_BwE">什麼使生活有意義</a> 2021–11–18</p><p><a href="#_ftnref5">[5]</a> 全國法規資料<a href="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14&amp;flno=19">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14&amp;flno=19</a></p><p><a href="#_ftnref6">[6]</a> 全國法規資料庫<a href="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6353&amp;pid=230740">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6353&amp;pid=230740</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71982466463f"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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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面對台灣能源與水資源危機]]></title>
            <link>https://tppnews.medium.com/%E9%9D%A2%E5%B0%8D%E5%8F%B0%E7%81%A3%E8%83%BD%E6%BA%90%E8%88%87%E6%B0%B4%E8%B3%87%E6%BA%90%E5%8D%B1%E6%A9%9F-714177b43def?source=rss-c417f4015110------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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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台灣民眾黨政策會]]></dc:creator>
            <pubDate>Thu, 20 Mar 2025 03:22:04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5-03-20T03:22:04.599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strong>謝毅弘／台灣民眾黨政策會研究員</strong></p><p>台灣再生能源及綠能產業發展不如預期，火力發電量占比約8成，燃料成本易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造成台電虧損失控。以及年降雨量豐沛，卻因為降雨季節分布不均，與山勢陡峭河流短急降雨來不及滲入土壤，而名列全球缺水國家之列。</p><p>面對氣候緊急時代，為達成永續發展目標，台灣民眾黨政策會經過與學者專家內部諮詢會議，理性探討台灣永續發展政策。提出「減輕政策性負擔，有效台電降低虧損」、「建立有利低碳電力發展的可競爭市場制度」、「重視空氣汙染危害，訂定改善空汙品質具體時程」、「強化開發多元水資源」等政策建議。</p><p>受到國際能源價格高漲的影響，自2022年起台灣電力公司連年虧損，截至2024年底累計虧損已達4,229億元新台幣<a href="#_ftn1">[1]</a>。雖然近年政府已為台電增資2,500億元、撥補500億元，又連續調漲電價。然而龐大的累計虧損，為今年電價費率審議委員會是否調漲電價，形成龐大的壓力。</p><p>氣候變遷下，台灣短延時強降雨發生頻率增加，枯水期與豐水期差距逐漸增大。台灣河流陡急，降雨可利用的水僅有約20％，80％降雨都會逕流入海或蒸發；上游泥沙也容易進入水庫，造成台灣水庫的淤積、優養化嚴重。根據行政院「台灣各區水資源經理計畫」推估，台灣在民國125年將會出現每日約67.59萬噸的供水缺口。</p><p>面對氣候緊急時代，氣候變遷影響每個人，需透過減緩碳排放和提升韌性調適來應對。應綜合運用科學、政策及技術來應對氣候變遷挑戰，理性探討台灣面對的能源、水資源危機，以期達成永續發展目標。</p><p><strong>■能源轉型迷航，台電虧損失控</strong></p><p>台灣地理位置特殊，缺乏自產能源，高度仰賴進口，2023年的能源供給有96.7％來自進口，進口能源九成以上都是原油、煤、天然氣等石化燃料<a href="#_ftn2">[2]</a>。同時過去百年來，台灣地區溫度上升約攝氏1.5度，較全球均溫的上升幅度明顯，而且2020年我國人均碳排量也是全球平均的2.63倍及歐盟的2.01倍<a href="#_ftn3">[3]</a>。</p><p>2017年修改《電業法》，對我國的能源轉型政策影響深遠，政府規劃2025年前核能發電設備全部停止運轉、並積極推動發展再生能源產業。然而再生能源產業發展不如預期，核能發電卻完全除役在即。造成2024年台電火力發電量占比達79.7％、再生能源占比為11.9％<a href="#_ftn4">[4]</a>，政府原定2025年再生能源占比20％的目標，已經確定無法達成。火力發電燃料成本易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又再生能源購電成本較高，是造成台電虧損失控的主因<a href="#_ftn5">[5]</a>。</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24/1*joJIk3m_B_UF29Yf1Ay9xA.png" /></figure><p>（台電各項發購電成本統計表，資料來源：立法院預算中心）</p><p>高比例的火力發電，亦對國人健康造成隱憂。尤其目前台中火力發電廠仍使用低效率、高汙染的「亞臨界」燃煤機組，相比之下大林、林口發電廠燃煤機組都是採用「超超臨界」機組，可大幅降低空污。PM2.5等多重空氣汙染物的長期共伴暴露，將增加各種癌症罹患風險，台灣每年有數千人因PM2.5早逝<a href="#_ftn6">[6]</a>。國家衛生研究院也證實，即使是低濃度PM 2.5對健康仍有影響<a href="#_ftn7">[7]</a>。</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804/1*QrIS7mw_rlNZEmdTUH41lQ.png" /></figure><p>（圖：我國能源結構轉型相關問題之探討，立法院預算中心，107年）</p><p>除了政府能源轉型政策造成的各種問題之外，政府也賦予台電許多政策性任務，使電價合理化更難以落實。根據台電公開資訊，112年度台電執行重大政策暨影響金額就高達2,356億元，其中「配合電價公式漲幅上限」由台電自行吸收減少的電費收入2,304億元為主要負擔項目<a href="#_ftn8">[8]</a>。</p><p>相較於台灣電力市場非常容易受政府政策影響，造成各種風險與虧損，可競爭的電力自由市場是世界趨勢。</p><p>2022年國際能源總署（IEA）報告指出，全世界約50％的電力都來自可競爭自由市場，一旦中國完成電力市場改革，這一比例將增加到約76％。相比之下台灣電力市場仍被歸類在「傳統壟斷垂直整合+開放民營發電廠」的低階自由化階段<a href="#_ftn9">[9]</a>。然而2024年底經濟部預告《電業法》修法，卻認為由於台電大幅虧損，預計取消原定的台灣電業自由化進程。</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861/1*cDdW05Qani1D-YLBFb7Ysw.png" /></figure><p>（2022年，國際電業自由化發展情況，資料來源：IEA）</p><p><strong>■台灣水資源的困境，節水誘因不足、未有效利用每一滴水</strong></p><p>水源調度問題與電價調漲也加劇台灣自來水公司虧損，立法院預算中心指出2023年台灣自來水公司每賣一度水就會虧損0.8元新台幣，負債總額已從2018年的1,217億元成長至1,602億元<a href="#_ftn10">[10]</a>。行政院今年1月初要求經濟部啟動合理檢討合理水價，一旦水價調漲就可能會影響物價<a href="#_ftn11">[11]</a>。</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67/1*HD2OvmDR4YgoAul73ZTXsg.png" /></figure><p>（圖：立法院預算中心指出，台水公司水銷售多年呈虧損）</p><p>台灣有8成的雨水悄悄地流失，除了現有蓄水設施應妥善維護更新、積極加強水源調配聯通管網之外，也應大力提倡廣設雨水貯集設施。台灣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中設置267處雨水貯留系統，儲存雨水量大約每年僅35.6萬噸<a href="#_ftn12">[12]</a>，相比台灣平均年降雨量約885億噸不成比例。</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569/1*_s0WrsK1V6x_EaPhTfAOdg.png" /></figure><p>（102~111年臺灣水資源利用平均值，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a href="#_ftn13">[13]</a>）</p><p>台灣再生水使用量每日約65萬噸，政府宣示至民國120年目標每日132萬噸<a href="#_ftn14">[14]</a><a href="#_ftn15">[15]</a>，卻僅相當於現有平均年總用水量約3％；台灣四面環海，但已完工營運中計24座海水淡化廠，總產水量每日4.3萬噸<a href="#_ftn16">[16]</a>，僅佔現有平均年總用水量約0.01％。</p><p>海水淡化成本昂貴每度約30元左右<a href="#_ftn17">[17]</a>，而台灣再生水廠售水價格則約每度 18.8～30.92元<a href="#_ftn18">[18]</a>，皆高於目前每度約11元的自來水水價。目前台灣的水價政策不僅導致節水誘因不足，也成為再生水與海水淡化推動的阻礙。</p><p>國際水協會(IWA) 2023年計算世界39個國家(或地區)之「平均單位水價」，台灣平均家戶水價為 9.24 元/度，僅高於印度 4.17元/度，相較於亞洲鄰近日本、澳門、香港、南韓都偏低<a href="#_ftn19">[19]</a>。台灣水價低廉早已不是新聞，一個十元硬幣就能買到約一噸（即 1,000 公升）的自來水，約等於1,600多罐瓶裝水的量。</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835/1*PA2zbNZnjK3TR2XFpE_TFg.png" /></figure><p>（2023 年各國平均單位水價，資料來源：台灣自來水公司）</p><p>觀察2014年至2023年全國每人每日平均生活用水量，整體呈現上升趨勢，至2020年達到289公升最高峰。民國2023年每人每日平均生活用水量為287公升，各縣市中以台北市337公升為最高<a href="#_ftn20">[20]</a>。與各國首都家戶用水量相比，國際水協會（IWA）2018年調查台北市家戶每日用水量在有公布資料的173個城市中排名第8，在30個國家首都中更是排名第2<a href="#_ftn21">[21]</a>。</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865/1*yn-COglPVtl7Lv_dbeV06g.png" /></figure><p>（自來水生活用水量統計，資料來源：水利署）</p><p>研究以色列水資源而出版《讓水暢流》的作家Seth M. Siegel認為:「全球水資源危機的最大問題不在氣候或技術，而是我們人類的態度」。台灣必須設法建立節水習慣，培養愛水惜水的觀念與生活習慣，讓社會形成一個節水型社會。</p><p><strong>■政策建議</strong></p><p>針對台灣在推動合理電價、水價的困境，提出以下政策建議：</p><p><strong>一、</strong> <strong>避免交叉補貼、減輕政策性負擔，有效降低台電虧損</strong></p><p>2023年台電平均發購電成本平均每度3.59元，但是住宅用電平均每度2.73元、工業用電平均每度3.26元，且我國住宅、工業電價遠低於大多數國家<a href="#_ftn22">[22]</a>，相當於台電近年都在「虧錢賣電」<a href="#_ftn23">[23]</a>。因此調漲電價並非不能討論，但在調漲之前，政府必需將資訊公開透明、誠實面對能源轉型政策的缺失，供全民檢視<a href="#_ftn24">[24]</a>。</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810/1*f_Qr4lyfpyHlOEeThc4_cA.png" /></figure><p>（2023各國平均電價比較，來源：台灣電力公司）</p><p>應檢討《電業法》第49條第一項規定之「公用售電業電價費率計算公式」，釐清住宅、服務業、製造業個別分群用電情形，落實使用者付費、避免交叉補貼。</p><p>同時落實《電業法》第52、53條規定，自來水、電車、電鐵路等公用事業、學校、庇護工場、社會福利機構等之用電優惠，確實回歸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編列預算補助，如此才能有效減少台電的政策性負擔，確實降低台電虧損。</p><p><strong>二、</strong> <strong>建立有利低碳電力發展的可競爭市場制度</strong></p><p>成立獨立電業管制機構、落實台電拆分（可延後期程）、開放競爭市場，避免政府球員兼裁判，確保電力安全、公平競爭與市場資訊透明公開；建立低碳電力公開交易市場，引入國際慣用的低碳電力銷售方式，讓所有符合低碳標準的電力皆可在市場中交易，例如：部分天然氣（初期）、CCS、混燒氫氨、核能、大水力發電及再生能源…等，皆可在市場中公開交易。</p><p><strong>三、</strong> <strong>重視空氣汙染危害，訂定改善空汙品質具體時程</strong></p><p>環境部「空氣品質標準」應追隨世界衛生組織PM2.5「年平均值5µg/m3、日平均值15µg/m3」標準，訂定明確達標期程與年限；加強空氣品質標準檢討週期，修正《空氣污染防制法》；加速火力發電廠燃煤機組汰換除役，大力推動綠色運輸加速運具電動化，邁向「無煤發電、無油交通」，保障人民呼吸乾淨空氣的基本人權。</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35/1*AVBXkOP66IwnRsSIXtodJg.png" /></figure><p>（圖：環境部於113年9月30日修正「空氣品質標準」）</p><p><strong>四、</strong> <strong>檢討水價政策、強化開發多元水資源</strong></p><p>2016年台北市政府自來水事業處將平均水價從新台幣8.39元提升到11.56元，但每月20度以下的民生用戶不調漲，僅讓高耗水的用水大戶負擔合理成本，有效增加節水誘因<a href="#_ftn25">[25]</a>。</p><p>台灣應勇敢解決低廉自來水水價政策的問題，使推動再生水、海淡水更具經濟誘因，也增加節約用水的誘因；訂定國家海淡水、再生水發展目標，據以分階段配合調整水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用水量不漲價，考量將工業用水單獨訂價，促進優先使用再生水、海淡水；調高水價增加的收入，一定比例用於水資源相關技術提升研發。</p><p><a href="#_ftnref1">[1]</a> <a href="https://www.taipower.com.tw/2289/2363/2373/2374/10352/normalPost">台灣電力公司_財務資訊</a>，2025–01–24</p><p><a href="#_ftnref2">[2]</a> 經濟部能源署，<a href="https://www.moeaea.gov.tw/ECW/populace/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14435">112年能源供給概況 </a>，113–07–04</p><p><a href="#_ftnref3">[3]</a> 立法院預算中心，我國與國際間之碳排放情形，2023–07–01</p><p><a href="#_ftnref4">[4]</a> 台灣電力公司，<a href="https://www.taipower.com.tw/2289/2363/2367/2372/10312/normalPost">電源開發規劃</a>，2025–02–11</p><p><a href="#_ftnref5">[5]</a> 立法院預算中心，<a href="https://www.ly.gov.tw/Pages/List.aspx?nodeid=46354">從財務面探討台電公司之營運挑戰及電力供應相關問題</a>，112年8月</p><p><a href="#_ftnref6">[6]</a> 中央廣播電台，<a href="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408368">PM2.5危害大 台灣每年奪命超過6千人</a>，2018–05–03</p><p><a href="#_ftnref7">[7]</a> 陳主智，<a href="https://enews.nhri.edu.tw/research/12053/">懸浮微粒PM2.5長期暴露濃度所導致國人的心肺代謝疾病的失能調整生命年與年平均管制標</a>準，2024–07–26</p><p><a href="#_ftnref8">[8]</a> 台灣電力公司，<a href="https://www.taipower.com.tw/2289/2363/2373/2374/10353/normalPost">財務資訊</a>，2025–01–24</p><p><a href="#_ftnref9">[9]</a> IEA，<a href="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29f8ffbd-20c9-406b-bae6-147434aaf08d/Steeringelectricitymarketstowardsarapiddecarbonisation.pdf">Steering Electricity Markets Towards a Rapid Decarbonisation</a>，September 2022</p><p><a href="#_ftnref10">[10]</a> 日期：112年8月 報告名稱：近年中央政府投入水資源建設及抗旱節水措施執行概況之探討</p><p><a href="#_ftnref11">[11]</a> 公視報導，卓揆指示經濟部檢討合理水價 凍漲31年料將向上調整， 2025–01–10</p><p><a href="#_ftnref12">[12]</a> 國家發展委員會，<a href="https://fi.ndc.gov.tw/result-content-county.php?rn=04&amp;nid=154124dZ1sfVQIzm&amp;cy=21&amp;zi=">施政亮點資訊網</a></p><p><a href="#_ftnref13">[13]</a> 經濟部水利署，<a href="https://www.wra.gov.tw/cl.aspx?n=6230">102~11年臺灣水資源利用平均值</a></p><p><a href="#_ftnref14">[14]</a> 中央社，<a href="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9250172.aspx">黑水變藍金 台灣估民國120年再生水使用倍增</a>，2020/9/25</p><p><a href="#_ftnref15">[15]</a> 內政部，<a href="https://www.nlma.gov.tw/filesys/file/EMMA/a1101222-1.pdf">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至 115 年度）</a>，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p><p><a href="#_ftnref16">[16]</a> <a href="https://www.wra.gov.tw/cl.aspx?n=35584">經濟部水利署</a>，水利櫥窗 海水淡化</p><p><a href="#_ftnref17">[17]</a> 中央廣播電台，<a href="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169970">水利署規劃8座萬噸級海淡廠 新竹、台南優先推動</a>，2023–06–06</p><p><a href="#_ftnref18">[18]</a> 內政部，<a href="https://www.nlma.gov.tw/filesys/file/EMMA/a1101222-1.pdf">公共污水處理廠再生水推動計畫（110 至 115 年度）</a>，表3–3，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p><p><a href="#_ftnref19">[19]</a> 台灣自來水公司，<a href="https://www.water.gov.tw/ch/Subject/Detail/3769?nodeId=4889">【各國水價比較？】</a>，發布日期： 2024/11/15</p><p><a href="#_ftnref20">[20]</a> 經濟部水利署，<a href="https://www.wra.gov.tw/News_Content.aspx?n=2868&amp;s=6999">自來水生活用水量統計</a>，113–07–08</p><p><a href="#_ftnref21">[21]</a> 中央社，<a href="https://www.cna.com.tw/project/20210706-water-restrictions/">缺水不只是老天不下雨 台灣每人用水量全球第2</a>，2021/07/06</p><p><a href="#_ftnref22">[22]</a> 台灣電力公司，<a href="https://www.taipower.com.tw/2289/2363/2388/2389/10734/normalPost">各國電價比較</a>，2024–11–27</p><p><a href="#_ftnref23">[23]</a> 台灣電力公司，<a href="https://www.taipower.com.tw/2289/2363/2373/2375/10359/normalPost">各種發電方式之發電成本</a></p><p><a href="#_ftnref24">[24]</a> 柯文哲，<a href="https://www.facebook.com/DoctorKoWJ/posts/pfbid02tAkS9V1rz5x6G3yBWCYYoyAGdpiqRneyi2ttXrezyG3KeCADnhwRbz48iha2wD4Wl">臉書貼文</a>，2024.04.30</p><p><a href="#_ftnref25">[25]</a> 台北市政府自來水事業處，<a href="https://www.water.gov.taipei/cp.aspx?n=19BB786E67F1CC20">新水價調整原則及價格</a>，105年1月25日</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714177b43def"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item>
        <item>
            <title><![CDATA[台灣公共運輸發展的挑戰與展望]]></title>
            <link>https://tppnews.medium.com/%E5%8F%B0%E7%81%A3%E5%85%AC%E5%85%B1%E9%81%8B%E8%BC%B8%E7%99%BC%E5%B1%95%E7%9A%84%E6%8C%91%E6%88%B0%E8%88%87%E5%B1%95%E6%9C%9B-c8fdb07ac291?source=rss-c417f4015110------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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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台灣民眾黨政策會]]></dc:creator>
            <pubDate>Thu, 20 Mar 2025 03:18:15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5-03-20T03:18:15.711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strong>謝毅弘／台灣民眾黨政策會研究員</strong></p><p>過去台北市政府於柯文哲前市長任內，交通政策的核心目標為「共享、綠能、ｅ化、安全」，持續辦理各種引導民眾使用公共運輸政策，以鼓勵綠運輸使用。為持續推動全國公共運輸發展，台灣民眾黨政策會經過與學者專家內部諮詢會議，總結出「精進TPASS政策，以常態預算編列所需經費」、「協助客運業者提升品質，促進私人運具移轉」、「提升東部交通建設效率，平衡東西部公共運輸建設發展」等政策建議。</p><p>台灣車輛至上、忽視行人安全已成國安問題，甚至遭外國媒體評論為「行人交通地獄」。同時台灣公共運輸使用率低，更加劇了道路安全問題的嚴重性，同時也難以落實綠運輸。</p><p>Covid-19疫情前，我國公共運輸及捷運之市占率已呈緩增趨勢，111年度公共運輸市占率僅有14.2％，私人運具市占率卻高達72.3％。全台灣除了雙北之外，其餘捷運所在直轄市之公共運輸使用率都低於全國平均值。自從1996年3月台北捷運木柵線(現為文湖線)通車後，高雄、桃園機場、新北及臺中捷運亦陸續加入營運，政府大幅投資於捷運等公共運輸，近30年卻未見公共運輸及捷運之市占率明顯成長(詳見下表)。</p><p>「減碳」乃國家能源轉型及綠色經濟成長的關鍵，交通面向的具體作法須從綠運輸或低碳運輸方向著手，如何建構大眾綠運輸基礎、完善低碳運具汰換機制及環境，並營造友善綠運輸環境，也是亟需探討的重點。</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56/1*vtAztFvKpcSTs9hDQK3Lxg.png" /></figure><p>（資料來源：立法院預算中心）</p><p><strong>■促使私人運具轉移成效不彰</strong></p><p>北台灣都會區於過去30年興建捷運期間已投入約320億美元，建造包括169.5公里雙北捷運及53公里機場捷運等網絡。但雙北登記的私人運具數量並未顯著減少，台北市忠孝東路底下有捷運，上面照樣塞車；往返蘆洲與台北市的台北橋下方有捷運，上面照樣有「機車瀑布」。</p><p>政府投入巨額經費打造大眾交通建設網絡，民眾卻依舊習慣選擇私人運具的主因是「使用及擁有汽機車的成本過低」。交通部資料顯示，機車使用者平均每月負擔養車成本（包含油耗、充電費或租用電池費、保養維修費及停車費）約新台幣730元；近9成機車使用者會於淘汰現用機車後繼續購買機車，購買類型仍以燃油機車為主<a href="#_ftn1">[1]</a>。以上數據，都顯示政府公共運輸政策的誘因仍然不足。</p><p>2022年第1次臺北市交通民意調查報告也顯示，有79.4％受訪者沒有使用過「雙北1280月票」，沒有使用的主要原因為：「搭乘公共運輸費用不到1,280元(42.0％)、開車或騎車較省時或方便(22.3％)」<a href="#_ftn2">[2]</a>。相對於前述低廉的機車每月養車成本，過去「雙北1280月票」、目前1200元「TPASS行政院通勤月票」，都有可能因為價格過高，無法與成本更低廉的私人運具競爭。</p><p>交通部自2010年起陸續推動「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99–101年)」直到「公路公共運輸永續及交通平權計畫（114–117年）」等5期計畫，總計15年將總共投入945億元在客運營運虧損補貼、車輛汰舊換新、新闢路線補助…等項目上<a href="#_ftn3">[3]</a>。</p><p>然而多年來投入大量經費，卻無法阻止全台客運載運量雪崩式下滑，2014年到2023之間市區客運、公路客運旅客大幅流失，客運人數分別從10.6億、1.7億人次，降至8.8億、7,836萬人次<a href="#_ftn4">[4]</a>。112年審計部決算報告也指出，公路局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幸福巴士偏鄉公共運輸服務，補助幸福巴士 227 條，按路線別分析計有30條空駛率5成以上、163條客座利用率未及5成<a href="#_ftn5">[5]</a>。</p><p>臺灣偏鄉交通有需求破碎、市場失靈等問題，以及目前台灣公路客運營收暴跌、客運駕駛嚴重缺工、公共運輸之市占率未能顯著提升問題，仍有待解決。</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863/1*xCcFuCFtR5IiV4wR0TLQNQ.png" /></figure><p>（市區、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實績，112年度交通年鑑）</p><p><strong>■東西部發展難以平衡</strong></p><p>極端氣候與地震造成東部聯外與內部交通系統更形脆弱，需要更有韌性、更安全可靠回家的路。西部地區的交通建設則相對完整，西部大多數縣市都同時擁有鐵路、高鐵、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等完善交通建設。東部地區不僅缺乏完善交通建設，建設速度也特別緩慢，例如：東部台九線拓寬、鐵路電氣化雙軌化等工程進度緩慢，更常面臨缺工及流標等問題。</p><p>同時目前東部公共運輸旅客因接駁轉乘機制不足，形同出了火車站即寸步難行，最終不得不回歸至汽機車等私人運具。交通部調查顯示，2022年花蓮縣、台東縣公共運輸市占率分別僅有4.9％、4.4％，遠低於全國平均14.3％。該年度台東縣私人機動運具市占率達到85.9％，為全國各縣市中最高<a href="#_ftn6">[6]</a>。</p><p>2020年林佳龍於交通部長任內曾喊出「西部高鐵、東部快鐵」，打造「6小時環島鐵路網」的計畫，2021年初估將花費1,083億元建置宜花東快鐵計畫，預計核定後12年才會完工<a href="#_ftn7">[7]</a>。然而政府對於東部軌道建設規劃舉棋不定，王國材、李孟諺兩任前交通部部長又一再拋出「環島高鐵」的構想。政府規劃一變再變，對於東部軌道建設始終無法明確定案。</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63/1*kY3G8Q3C1DH0P2n0KVgyRA.png" /></figure><p>（資料來源：2020年交通部鐵道局的「西部高鐵、東部快鐵」規劃）</p><p>目前東部地區軌道交通建設進度，都面臨著「規劃慢、建設更慢」的共通問題，規劃通常要耗時5年左右、建設時間更長達10年左右。加之政府規劃舉棋不定，如果20年之後，東部還沒有高鐵、也沒有快鐵，或者沒有一個足夠的韌性的鐵路系統，民眾應該無法再忍受。</p><p><strong>■台灣公共運輸發展的展望</strong></p><p>為響應全球「2050淨零排放」，持續擴大公共運輸使用。過去本黨柯文哲前主席擔任台北市市長任內，擬定台北市的「綠運輸低碳交通路徑與策略」，規劃透過建構首都捷運環狀線、公共自行車擴增、自行車道及步道擴增、擴大共享運具…等作為擴大綠運輸使用<a href="#_ftn12">[12]</a>。為更進一步推動全國公共運輸發展，經過與學者專家內部諮詢會議，總結提出以下政策建議：</p><p><strong>一、</strong> <strong>精進TPASS政策，以常態預算編列所需經費</strong></p><p>審計部「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TPASS行政院通勤月票」購買人數成長遲滯，私人運具使用習慣未見明顯改變<a href="#_ftn13">[13]</a>。《報導者》報導也指出，TPASS在推行一週年後，北北基桃路上的小客車、機車並沒有變少，反而有變多趨勢，無法對交通狀況帶來改善的效果<a href="#_ftn14">[14]</a>。然而關乎每個月約60萬餘人次購買的月票已經不能說停就停，目前3年200億特別預算也絕非長久之計，應思考TPASS的改進方案作為應對：</p><p>1. 監督TPASS實際成效，檢視其是否確實提升公共運輸</p><p>督促交通部應提出TPASS對於提升公運市佔率的整體評估，個別地方政府所提出之月票方案也應自我評估實行一年成果，對公運市佔率進／退步提報檢討原因和解方，並確實分析TPASS於尖峰通勤時段對公共運輸之影響。</p><p>2. TPASS2.0改以常態預算編列，尋找穩定財源符合財政紀律</p><p>雙北公共運輸定期票（通稱1280）時期，台北市政府透過「停車管理基金」補貼公共運輸，將私人運具的停管成本，用於公共運輸改革。未來應該將TPASS改為常態預算，尋求政府穩定財源以挹注，例如：碳費稅、汽（機）車燃料使用費、地方政府的停車費收入、國道基金…等等。</p><p>3. 交通月票方案納入共享運具，滿足城市交通最後一哩路的需求</p><p>台北市政府於柯文哲前市長任內，推動雙北1280公共運輸月票，以及「4U」共享運具(YouBike、U-Motor、U-Car及U-Parking)等政策。並於2021年推動推出公共運輸定期票加價購買共享機車優惠方案，透過共享運具有效結合公共運輸路網，解決大眾運輸的最後一哩路問題<a href="#_ftn15">[15]</a>。也將減輕私有車輛停車壓力、交通壅塞，並減少運輸碳排放，促進城市永續發展。</p><p><strong>二、</strong> <strong>協助客運業者提升品質、解決缺工問題，促進私人運具移轉</strong></p><p>目前客運業者面臨虧損，整體公共運輸經營環境非常困難。同時，客運駕駛的缺工問題以及年輕人投入駕駛工作意願低，更造成公車業者無力增加路線與班次，促進私人運具移轉的成效自然不彰：</p><p>1. 強化大眾運輸場站接駁轉乘與周邊區域連結 — 加速開發高鐵、台鐵、捷運車站周邊，落實大眾運輸為導向的都市發展（TOD），協助擬定大眾運輸場站周邊土地都市計畫，強化共享運具、轉乘設施，帶動運量及舊城區翻轉。</p><p>2. 扶持客運業者應有穩定預算 — 除了特別預算、短期計畫外，應有法制化的公共運輸政策，提供長期補助財源，鼓勵業者精進、提升服務水準。中央建立統一規範，地方執行回饋，使交通設計獲得通盤改革，以發揮成效。</p><p>3. 輔導客運業者資源共享、整合路線聯營合作機制 — 提供誘因引導客運業進行聯運，同時善用公設轉運站整合其路線及班次減少其成本，有效降低車輛閒置及人力成本。</p><p>4. 發展ITS智慧運輸，應用於公共運輸領域 — 建立標準化資料並開放資料，運用數據扶植產業，並與民間整合，推行「全國一站通行的交通APP」。透過智慧運輸減少部分對於司機的需求，緩解偏鄉地區人力不足和營運成本過高的問題。同時透過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協助交通安全環境的提升。</p><p><strong>三、</strong> <strong>提升東部交通建設效率，平衡東西部公共運輸建設發展</strong></p><p>環島高鐵議題凸顯東部地區缺乏安全可靠的鐵路，若是20年之後，東部仍未有高鐵或快鐵，當地民眾將無法接受長期缺乏韌性運輸系統。政府應以永續發展為目標，儘速評估並完善東部交通韌性：</p><p>1. 從「花東地區永續發展基金」中盤點資源項目，促進東部公共運輸發展</p><p>《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第11條明定「交通部應提高鐵路運輸能量及縮短行車時間」、「花東地區應建設完善的公共運輸網路」，並於行政院「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中規畫建構綠色人本交通運輸網。應追蹤計畫執行成效，評估新增優化東部公共運輸品質項目。另外，也要召開公民參與會議，客觀溝通建設效益與替選方案。</p><p>2. 研擬「交通受阻之預警及即時應變支援計畫」</p><p>東部交通屢因天災中斷受阻，尤其蘇澳新至花蓮間的北迴線鐵路受阻時，應立即透過南迴路線進行即時支援應變計畫，將原行駛北迴線鐵路的列車調度至南迴鐵路支援運輸，讓民眾買得到票、回得了家。</p><p>3. 優化台鐵樹林到七堵路線，避免北迴線塞車</p><p>台鐵樹林-七堵間為東、西路線重疊路段，此區間路線每增加一班普悠瑪開往東部，即會影響一班往返的區間車或西部幹線的對號列車。應解決台鐵西部路線「樹林至七堵間」路廊壅塞問題，有效拉抬東部運量<a href="#_ftn16">[16]</a>。應調整台鐵營運模式，處理北部路廊容量不足的問題，東幹線加開對號快車，西幹線加開區間通勤列車。</p><p><a href="#_ftnref1">[1]</a> 機車使用狀況調查報告，交通部統計處，112年10月</p><p><a href="#_ftnref2">[2]</a> 111 年第1次(4月)臺北市交通民意調查報告，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調查日期：民國111年4月21–24日</p><p><a href="#_ftnref3">[3]</a> 行政院，<a href="https://www.ey.gov.tw/Page/448DE008087A1971/a5b79517-0fd7-4f19-b91e-f9fd14a1122a">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永續及交通平權計畫_114~117年_」報告懶人包</a>，113–07–04</p><p><a href="#_ftnref4">[4]</a> 交通部，<a href="https://www.motc.gov.tw/ch/app/yearbook_list/yearbook_detail_list?module=directory&amp;id=21&amp;year=112&amp;yearId=9605&amp;volumeId=9817">112年度交通年鑑</a>，第五篇 : 汽車運輸及服務</p><p><a href="#_ftnref5">[5]</a> 審計部，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_第2冊</p><p><a href="#_ftnref6">[6]</a> 111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摘要分析，交通部統計處</p><p><a href="#_ftnref7">[7]</a> 記者鄭瑋奇，<a href="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777571">東部快鐵計畫核定後12年完工 經費估1083億元</a>，自由時報，2021/12/23</p><p><a href="#_ftnref8">[8]</a> <a href="https://trp.e-land.gov.tw/cp.aspx?n=82C445D960C162FA">宜蘭縣政府交通處</a></p><p><a href="#_ftnref9">[9]</a> <a href="https://trp.e-land.gov.tw/cp.aspx?n=674AD3B30627960E">宜蘭縣政府交通處</a>。宜蘭縣政府因財政困難無力負擔，地方爭取中央能「增援」中。</p><p><a href="#_ftnref10">[10]</a> <a href="https://www.rb.gov.tw/showpage.php?lmenuid=5&amp;smenuid=14&amp;tmenuid=447#HuaDongDuoRail&amp;gsc.tab=0">截至113年9月30日進度資料</a></p><p><a href="#_ftnref11">[11]</a> <a href="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4634806?fbclid=IwY2xjawGQVz9leHRuA2FlbQIxMQABHRQ75zvdShqa1ooSrcfRX_DMPZ0jaoofdz6744qYHf9ueSEV1GF4uo_Gag_aem_H5rUQvkKojB-vcFLDnV4uA">自由時報報導</a></p><p><a href="#_ftnref12">[12]</a> 臺北市2050淨零行動白皮書</p><p><a href="#_ftnref13">[13]</a>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_第2冊，丙－463</p><p><a href="#_ftnref14">[14]</a> 嚴文廷，【Data Reporter》TPASS上路一週年，基北北桃通勤車流卻惡化？數據告訴你】，報導者，2024/7/11</p><p><a href="#_ftnref15">[15]</a>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新聞稿，<a href="https://www.dot.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D739A9F6B5C0AB95&amp;sms=72544237BBE4C5F6&amp;s=FDAC4474BC970775">公共運輸定期票自110年5月13日起可加價購買共享機車</a>，110–05–13</p><p><a href="#_ftnref16">[16]</a> 鍾慧諭／解決台鐵北部軌道容量不足，並非只有基隆捷運一途，報導者，2023/4/18</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c8fdb07ac291"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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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文化基本法實行5週年 — 藝文政策檢討]]></title>
            <link>https://tppnews.medium.com/%E6%96%87%E5%8C%96%E5%9F%BA%E6%9C%AC%E6%B3%95%E5%AF%A6%E8%A1%8C5%E9%80%B1%E5%B9%B4-%E8%97%9D%E6%96%87%E6%94%BF%E7%AD%96%E6%AA%A2%E8%A8%8E-9b6bf13f0383?source=rss-c417f4015110------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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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台灣民眾黨政策會]]></dc:creator>
            <pubDate>Mon, 30 Dec 2024 05:45:48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12-30T05:45:48.298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strong>文化基本法實行5週年 — 藝文政策檢討</strong></h3><p>撰稿人：許鈺羚、蘇子庭</p><p>《文化基本法》（簡稱《文基法》）作為《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文化面向補充，既是國際公約的國內法化載體，擔負連結各文化相關法規的母法地位，更承載了戰後至今人民文化生活與權利意識的變遷。而臺灣的文化社會變遷，也反映在《文基法》本身的立法過程中；自1997年首次被提出以來，期間經歷多屆國會的延宕，以及各方協商下的種種妥協，使得2019年的成功立法更具里程碑意義。</p><p>然而《文基法》立法迄今已滿五年，基本法精神的政策落實情況，以及是否有效回應了當前藝術文化領域的現況，仍有待檢視。臺灣藝文領域短期面臨新冠疫情的衝擊，長期則呈現民間文化消費下滑、中央文化預算占比停滯的趨勢；無論在文創產業、藝術、紀錄片與圖書出版領域，都仍有各自面臨的問題有待解決。</p><p>故政策會於今年10月29日辦理文化政策內部諮詢會，並在會前拜訪十餘名不同專業的文化界專家、學者，蒐集來自文化行政、文資保存與各藝文業別的意見，初步作成本黨文化政策建議。</p><p><strong>一、民主形構中的「臺灣文化」與文化自信</strong></p><p><strong>對內包容厚植文化共識：</strong>《文化基本法》雖兼涵《憲法》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等國際公約的精神、揭示了文化權的普世基本價值，卻對臺灣文化的具體內涵並無著墨（劉俊裕，2021）<a href="#_ftn1">[1]</a>。在本次訪談中，文化界人士則分別認為，應透過不同途徑來指認或凝聚「臺灣文化」是什麼，無論是藉由在地與常民記憶的保存、意見領袖的登高一呼、或留待時間發展，讓歷史給出結論；種種現象皆反映具共同體認同的「臺灣文化」尚未形成。</p><p>在兩岸特殊情勢下，凝聚文化共識的困難之一，除了在於多元族群文化的歧異性，更在於深受當前區域政治及意識形態影響，人民對歷史所採取的不同態度。基於歐洲與日本的殖民、大陸與海島的分離、閩客漢人與原民的族群遷移及衝突，再及戰後的冷戰局面下，親美的中華民國政權從戒嚴到民主化等歷史階段；面對中華文化，臺灣人民或採取認同、承繼或文化親近性的觀點，尋求面向兩岸、東南亞甚至全球華人的連結；又或者透過非華、漢的文化認同溯源，以區隔乃至於去中國化。這些歷史態度，不僅是回應兩岸政治與認同關係的不同方式，也是面向國際的多元「東方」想像提案，更同時是無法自外於歐美人文觀的現代化亞洲下，另一種精神性自決與建構的嘗試。</p><p>無論是因為漢人對原民的不義歷史，或是由於當前對岸在文化與政治上的擴張，而產生對中華文化的牴觸，臺灣都不可避免地同日本、韓國、中國大陸與越南一樣，在各自的文化體系中承襲並內化了儒家傳統的漢文化，並當然具備其詮釋權；相對於中國大陸敏感的領土政治主張，在文化上，中華文化反而只是「臺灣文化」的一部分。倘若臺灣放棄承擔起華人文化主體的角色，將持續陷於無法自洽的歷史自卑感與文化不自信之中，因此不管是直面漢人文化與移民歷史，宣示原住民族與新住民語言、歷史及思維為主要構成部分，還是主張以地方歷史與常民生活創造共同時代記憶，「臺灣文化」都必須經過時間的沉澱與累積，來形成主流社會對文化主體的肯認與共識，始能作為一文化主體而面向世界。</p><p><strong>對外不因循大國模式：</strong>除了對內的文化共識尚待凝聚外，兩岸人口與經濟規模的落差，也注定了臺灣無法如同中國大陸乃至於歐、美等世界大國，採取官方外交手段及大規模資源挹注的模式，在全球推展如「孔子學院」的語言、文化交流中心；而僅能透過「臺灣書院」、國際會展中的「臺灣館」等形式，以非官方節慶、民間交流活動與跨國組織合作，來點狀而多元地展示各自表述的「臺灣文化」。然而臺灣也並非難以凝聚文化共識的孤例，以歐盟27個成員國為例，雖並無單一國家可代表「歐洲文化」或作為歐洲的「文化首都」，但自1987年至今近四十年的緊密合作中，歐洲也逐漸形成了區域共同價值；另一方面，過去高度社會主義的歐陸國家，在面對新自由主義下公共資源限縮、榮景不再的挑戰時，也逐漸將目光投向亞洲，以尋求不同發展路徑的參照與新的機遇，臺灣應善用與鄰近區域各國在族群與文化上的親近性，作為匯聚「亞洲意識」並面向國際的平台之一。</p><p><strong>二、文化主管機關的定位與轉型</strong></p><p><strong>下放執行權力專業化、健全政策規劃職能：</strong>《文基法》立法後的五年間，多元、平權與由下而上凝聚文化共識的精神要旨仍面臨諸多挑戰，行政院文化會報、四年一度的全國文化會議等制度的落實品質，則往往取決於不同文化部長的態度。民間文化團體與學者皆指出，文化部對預算執行的掌控過於集中，在政策研究、調查與制定方面的專業能力卻相對薄弱，甚至將這些核心職能外包給民間中介組織，造成短期政策的不連貫，以及中、長期治理方針的缺失。</p><p>文化部應回歸《文基法》第14條意旨、重新檢視部會定位，減少預算補助的直接執行、降低對民間藝文活動的干預，以落實「臂距原則」（arm’s lenghth principle）<a href="#_ftn2">[2]</a>；並逐步轉型為主責國家文化統計、研究及政策規劃的策略性機構，依據專業調研意見制定政策方向，使預算經費的執行在長期策略的引導下，回歸民間主導；同時透過跨部會的溝通及合作，來減少行政程序與法規面的障礙、確保政策的落實。</p><p>臺灣在落實臂距原則與部會轉型的具體限制，包含行政法人制度工具，在過去二十年實務運作上的困境。行政、立法、審計與稅務各機關對於行政法人任務性質的陌生與誤解，限縮了董、監事治理的效益，使行政法人的人事彈性高於經費彈性，內控評鑑則因未納入文化影響等實質評估指標而流於形式，並侷限於與組織精神和發展期程脫節的經費自籌比率（朱宗慶，2023）<a href="#_ftn3">[3]</a>。克服上述問題，才能改善目前行政法人「機關化」的現象。</p><p>臺灣文化政策缺乏中、長程規劃，一方面呈現為各級、各類別的文化補助，在共時上重複且分散、在歷時上缺乏連貫性；另一方面則體現在中央補助地方建設場館的硬體先行，卻定位不明亦不具備區域資源配置觀的現況。總體觀的缺位與執行細節的過度掌控，使得文化補助既延續以往大型預算計畫與精緻藝術導向的特徵，不同計畫間又並無一致的政策邏輯；不但無法達到由下而上的文化共識建構效果，錯誤的補助方向更可能阻礙產業市場的發展。</p><p><strong>三、預算補助的非市場公共藝文領域</strong></p><p><strong>作為公共服務的非營利藝文領域：</strong>藝文活動多元而分眾的性質，既反映臺灣民間文化素養與產製活力，卻也注定了部分文化領域，即便成功市場化也無法實現產業規模的擴張；文化活力的動能一部分來自於民間消費，另一部分則需要政府依據福利國理論進行支持，確保優質藝文活動的存續與可近用。而目前政府正面表列的文化類型過於細瑣，不僅難以回應時代變遷下不斷新增的文化形式，也將加劇本已分散的補助資源與消費市場。</p><p>不僅表演與視覺藝術，文化出版的市場型態也是產能蓬勃、小規模且分散式的，消費需求的成長往往無法跟上文化商品與服務的供給；另一方面，表現為非營利藝文生產的人民文化權，則因仰賴政府補助而更大程度受到政策不明、補助資源分散的影響。許多專家都認為，市場化的藝文產業和公共文化生產應清楚區分，並分別依據新自由主義與福利國理論精神採取不同政策，後者未必能發展出穩定而持續擴大的市場，卻是市場化程度更高的前者的文化內蘊來源。</p><p><strong>文化工作與人力資源概況：</strong>就生產與勞動市場面而言，視覺、表演藝術與出版事業皆以小型團隊為主要構成，包含相當比例的非雇傭自由工作者，雖服膺於年輕世代自主安排工作時間與內容的趨勢，卻也同時受補助期程與生產淡、旺季的影響，而具備高度不穩定性。在產製經費結構上，表演藝術有技術與器材、文化出版有印量的固定成本，但扣除政府補助後，獲利與否則取決於市場波動極大的票房與銷量，使得小型製作案與獨立出版社呈現鬆散、游離的鑲嵌式工作結構；中、大型表演團隊與出版商的挑戰，則在於缺乏消費統計可資策略參考，以及相對於通路經銷商在定價能力上的話語權落差。</p><p>這類高度分眾小型市場的不穩定性，在2019年新冠疫情全球消費低迷時便顯露無疑；而伴隨疫情發展起來的新興媒體平台，更強化並加速了表演藝術在行銷效益失靈、文化出版在實體通路萎縮之下的典範轉型。</p><p><strong>國家記憶的抉擇與保存</strong>：各類形的文化資產，是社會集體情感與文化符碼的載體，也是藝文創作與創意經濟的基礎，其保存在資源分配、法制建立、專業人力與典藏上面臨多重挑戰。儘管《文資法》規範對象已無所不包，然而隨文化資產數量日漸增加的保存成本，亟待空間場域的活化以及文化內涵的生活化；經過1970年代的全球文資指定浪潮，未來的資產保存必然面臨原樣保存（重要歷史文物、膠捲或古跡）以及不同程度活化（歷史建築、檔案資料）的定位分野。</p><p>但文化資產局的現行量能，與民間文史工作者的營運活化專業技能，並不足以支撐未來將超出造冊、靜置的文化歷史記憶工程；因此需要中央層級的統轄規劃，來引導各級政府的協作與中介組織的參與，普遍將保存與維運交由民間自主進行，方能使資產透過近用與再利用融入現代社會生活、最大程度發揮其蘊含的文化價值。至於數位典藏方針，也不僅只是文化資產的需求，更是報章、圖書、公務文件等國家檔案共同的保存課題；因此國家在檔案保存與典藏上，必須對數位風險及未來技術變遷有所布局，依據資料類型、媒介年限與資訊安全，設定前瞻的官方保存政策。</p><p><strong>四、產業化藝文領域的市場生態培植</strong></p><p><strong>消費型態變遷：</strong>面向較廣消費人口的表演、出版及影視音產業，也同樣呈現生產活力旺盛而消費成長並未等比例跟進的過飽和情況。這不僅與國人文化消費水平、受工時限制的遊憩時間、文化商品本身的分眾性質或美感教育有關，更受到數位時代文化消費模式轉變的趨勢影響。藝文活動作為填充非工時的選項之一，與各類數位娛樂平台存在競爭關係，但消費者在日常中所缺乏的實體互動，以及動手創造、與參的欲求，恰是工藝與劇場領域之所長。</p><p>亦即，在可能形成中、大型市場的藝文領域，數位媒體的影響有三方面；其一是改變文化商品的行銷方式、成本結構與廣告市場版圖，二來是受到數位娛樂型態的競爭與排擠，其三則是數位日常帶來更廣闊的世界觀，以及資訊超載的反作用力，致使民眾在文化參與上，不再甘於只作為消費者，而有超出於商品購買以外的需求。為回應這些挑戰，未來藝文產業需要改變舊有廣告投放模式，朝向滿足非商品的互動需求，來開發客源並維繫消費族群的黏著度。</p><p><strong>完善消費統計與廢除陳舊娛樂稅：</strong>也因此除影視產業外，過往缺乏即時性產業調查的各文化領域，將更加需要統計數據的輔助，來與市場趨勢保持動態互動。文化消費的課稅方面，戰後生活水平艱困的戒嚴年代，政府透過娛樂稅徵收減少奢侈消費，而今臺灣的社會經濟環境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但與免徵加值型營業稅的出版圖書命運不同，表演藝術節目尚未從娛樂稅項目中被排除；表演節目的娛樂稅減免申請程序繁複、各地方徵收標準不同，不僅造成業者負擔，對於消費者而言，課徵藝文活動的娛樂稅只會釋放兩種政策意涵：其一，表演藝術在當今社會仍未被視為必要消費；其二，否定民眾參與優質文化活動的權益。</p><p><strong>人口基數的市場規模限制：</strong>受限於臺灣人口規模，前述各文化產業的「供給過剩」反映了國內消費市場的侷限，以及文化產業朝向國際與海外擴張的必要；尤其是以廣告作為主要收益來源、且正面臨跨國平台與進口內容競爭的傳播媒體及影視產業。政府對於文化內容的挹注固然重要，卻不足以支撐臺灣的文化內容走向國際；對於國際華人市場的忽視乃至於意識形態排拒，限制了臺灣文化商品的出口與產業規模擴張；高度朝內容產製傾斜的文化政策，不僅讓內容的經銷長期仰賴跨國外資平台、本土平台產業發展相對國際處於滯後階段，更喪失了搶占華語平台市場版圖的先機。</p><p>若要突破臺灣國內消費市場的規模限制，就不得不為豐沛的臺灣文化內容鋪好邁向國際市場的道路，而這條道路的建立，不能只靠政府自營的媒體平台或外交管道，還需要透過民間產業發展的參與，以及內容與平台、軟體與硬體相輔相成而不偏廢的政策方向，實現讓臺灣文化站上國際舞台的出海戰略。</p><p><a href="#_ftnref1">[1]</a> 劉俊裕（2021）。＜再論《文化基本法》:一份學界參與國家文化治理與文化立法的紀實及反思(2011–2021)＞。高雄：巨流。</p><p><a href="#_ftnref2">[2]</a> 臂距原則：指政府藉由專業、公正的文化中介組織分配資源，讓國家文化資源的分配能多元而持續，避免文化藝術受政治干預，充分保障藝術創作的自由。(《文化基本法》 — 再造文化治理，落實文化公民權，行政院全球資訊網，2019)</p><p><a href="#_ftnref3">[3]</a> 朱宗慶（2023）。《文化類行政法人之運作、發展及政策建議》(計畫編號：PG11111–0024)[委託]。文化部。</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9b6bf13f0383"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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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數位時代下的新教育藍圖]]></title>
            <link>https://tppnews.medium.com/%E6%95%B8%E4%BD%8D%E6%99%82%E4%BB%A3%E4%B8%8B%E7%9A%84%E6%96%B0%E6%95%99%E8%82%B2%E8%97%8D%E5%9C%96-c1475c20a7ce?source=rss-c417f4015110------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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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台灣民眾黨政策會]]></dc:creator>
            <pubDate>Mon, 30 Dec 2024 05:45:0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12-30T05:45:03.518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撰稿人：黃心愉</p><p><strong>壹、前言</strong></p><p>在全球教育數位轉型的浪潮中，台灣教育體系正積極邁向數位化教學。數位教育的推動不僅關乎硬體設備的普及與網路覆蓋，更深刻影響教育公平性與學習成效。然而，現行體制中的城鄉落差、數位素養差距以及學用脫節，成為阻礙數位教育進一步發展的主要挑戰。這些結構性問題不僅影響資源分配的公平性，也限制了教育體系在數位化浪潮中的轉型潛力。</p><p>如何弭合這三大落差，關鍵在於重塑當前的教育結構。這不僅包括硬體建設的完善，更需著眼於教師數位教學能力的提升、創新教學模式的落實，以及教育政策與產業需求的有效對接。政策制定者、學校管理者與教育者需通力合作，從基礎設施強化、專業師資培育到教育目標的調整，以提升數位教育的實踐與應用效果。</p><p>為深入探討台灣數位教育的現況與挑戰，政策會採訪了三位教育界權威：郭伯臣校長、陳佩英教授以及林崇熙教授。本文將整合三位學者的觀點，系統化構建出台灣數位教育的面貌，並深度分析數位教育推動中的核心挑戰。從硬體與基礎設施的現況，到教師角色與數位素養的再定義，直至教育政策如何回應全球化與數位化的產業需求，本文期望提出具體且可行的方向，助力台灣教育更有效地培育符合時代需求的跨領域人才。</p><p><strong>貳、三大落差現況分析</strong></p><p>隨著全球數位轉型與新經濟形態的快速發展，教育體系的革新已被視為各國推動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石。台灣自2017年啟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投入26億元建設智慧校園與網絡基礎設施，以促進數位學習的全面普及。此後，政府又於2022年啟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預計在四年內投入200億元，用以加強「數位內容充實」、「行動載具與網路提升」及「教育大數據分析」等多項目標。雖然政策投入為數位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礎，卻未能完全解決結構性差距，特別是在城鄉資源分配與數位教學能力培養方面，仍面臨挑戰。</p><p><strong>一、城鄉落差</strong></p><p><strong>(一) 硬體設備與基礎網路分配</strong></p><p>城鄉資源分配的不均一直是台灣教育的痛點，數位教育的推動雖然改善了一部分基礎設施，但仍無法全面消除城鄉差距。近年來，政府在硬體設備和網路基礎建設上的投資逐步增加，例如推動「校校有網路、班班有平板」的政策，希望提升學生對數位工具的應用能力。然而，實際情況顯示，硬體設備的普及與網路覆蓋的實現並不均衡，且城鄉之間仍存在顯著差異。</p><p>根據「112年國家數位發展研究報告」，台灣學校的網路基礎環境尚具差異，儘管已有37.6%的學校達到1G聯網速率，惟另有高達44.5%的學校因其師生數及使用需求未達300M。疫情後，數位教學的需求反而低於疫情期間，顯示出推動過程中仍存在瓶頸。城市學校基本已達成每班配備平板和全面網路覆蓋的目標，但偏鄉地區仍面臨設備不足及網路不穩定等問題。</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865/1*0JFhbF20kR_ilitGHli09A.png" /></figure><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865/1*SxLJPtzKa9Gsj5taWc-trg.png" /></figure><p>(資料來源：數位發展部-112年國家數位發展研究報告)</p><p>根據郭伯臣校長觀察分析，偏鄉地區在硬體設備和網路覆蓋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透過政府的支持，偏鄉地區已逐步達成載具的充分配備，一對一的平板分發幾乎普及，甚至在部分地區，偏鄉學校硬體資源已接近甚或超越城市學校。郭校長認為，這樣的分配已奠定了數位教育的基本框架，使偏鄉與城市學生在硬體獲取上站在了同一起跑線。然而，郭校長也強調，設備的到位只是起點，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提升教師數位教學的應用能力，從而確保設備能有效融入課堂。</p><p>與此相應，陳佩英教授強調，偏鄉學校面臨的問題不僅在於硬體到位，還包括技術維護的可持續性。例如，多數偏鄉學校的網路頻寬不足，導致學生在進行線上學習時經常中斷。此外，教育部固然提供了設備資金，但在後續的維修與更新需求上更需納入考量，才能增加多數學校設備的使用壽命，且讓設備能與時俱進。</p><p>針對這些問題，林崇熙教授建議政策應更靈活地調整資源分配方式，因地制宜而非盲目地無差別投入資源。他認為，不同學校有各自的需求，教育部應考量區域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執行政策。例如，在高溫地區安裝冷氣、在高海拔地區安裝暖氣，而非單純依賴統一經費分配解決問題。這樣的措施將更有效回應地方教育需求，縮小數位學習的城鄉差距。</p><p><strong>(二)教師的數位教學能力</strong></p><p>硬體與網路的普及僅是數位教育推進的基礎，教師的數位教學能力才是真正決定數位教育成效的關鍵。然而，偏鄉地區教師普遍缺乏操作數位設備的經驗，遑論利用數位工具進行個性化教學，這導致數位教育在課堂中的實踐效果有限。</p><p>郭伯臣校長強調，數位教學的成敗在於教師如何適應和提升數位教學能力。他指出，數位教育的核心目標是支持學生個別化學習，因此教師需要具備運用數位工具進行差異化教學的能力。根據其觀察，目前台灣教師的數位能力呈現「神人到小白」的極端光譜，為此，他倡導「入校入班（手把手）陪伴服務」計畫，透過資深教師進校提供實地指導，幫助新進教師在設備操作與數位教學法融入方面的過渡，進而提高教學能力。</p><p>陳佩英教授則從實際教學經驗中觀察到，數位工具使教師更容易實施個性化教學，並能迅速根據學生的不同學習進度提供回饋。她強調，數位平台的應用使教師能夠設計分層教學活動，針對各種程度的學生給予適合的教學內容。雖這類工具雖提升了教師教學的靈活性，但也帶來班級管理上的挑戰，例如如何保持學生的專注度和掌控設備使用。因此，陳教授建議成立「教師互助會」，讓經驗豐富的教師分享教學設計與管理經驗，幫助同僚應對數位教學的挑戰，這將有助於推動教師專業成長和提升教學整體效率。</p><p>林崇熙教授則從社會意涵角度分析，數位教育的普及為教師提供了一個重新定位的契機。他認為，教師應逐漸從「知識傳授者」轉變為「學習教練」，通過引導學生探索自我潛力，培養自主學習能力。然而，這種角色轉變需要制度上的支持，特別是在升學考試制度中降低對標準答案的依賴，以鼓勵教師採取更靈活的教學方式。</p><p>城鄉落差的縮小需從硬體建設與教師能力兩方面同時發力。政府應優化偏鄉地區的基礎設施與網路穩定性，並制定可持續的設備維護與更新計畫。同時，教育體系應強化師資培訓與支持機制，幫助教師將數位工具真正融入教學過程，實現個別化與高效能的學習。唯有如此，數位教育才能真正達到平等普惠的目標，縮短城鄉間的學習差距，並為每位學生提供公平的學習機會。</p><p><strong>二、數位落差</strong></p><p>數位教育的核心價值，不僅在於資源的普及與平等分配，更在於技術如何被有效應用於教學與學習中。然而，台灣數位教育的推動仍面臨顯著的能力差距，包括教師的數位素養、數位工具的使用效能以及教學策略與數據的結合程度。</p><p><strong>(一) 數位工具與AI技術的應用</strong></p><p>陳佩英教授強調，數位工具的應用為教師靈活調整課程內容提供了可能性，尤其在英語和理工科教學中，其價值尤為突出。她的團隊在課程中引入AI技術，不僅增強了學業成績，還有效支持了不同層次學生的學習需求。她進一步指出，AI應用應分階段推進：首先是針對教師的基礎數位素養培訓，其次是進階的AI輔助教學設計，最終實現學生的自適應學習，這這些都展現了AI技術在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和學生整體學習效能的潛力。</p><p>郭伯臣校長從實證導向的教學視角，補充了數據分析的重要性。他指出，透過智慧教育平台的數據功能，學校能更精準地了解學生學習的薄弱環節。例如，研究顯示，視覺化教學工具的應用效果明顯優於傳統文本學習模式，因此許多學校已將這些方法逐步融入課堂。他還分享了「Take Home Student Device」（THSD）方案，允許學生將學校的數位設備帶回家中使用，不僅延續了校內外的學習連續性，還增強了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並促進家長對教育內容的參與。</p><p>郭校長進一步強調，數據分析工具如「因材網」能幫助教師精準定位學生在知識點上的薄弱環節，進而制定有針對性的輔導策略。然而，教師在數據解讀與應用能力上的不足，成為制約數位教育進一步發展的主要挑戰之一。他呼籲加強教師在數據應用方面的培訓，確保技術能真正為教學效能服務。</p><p>林崇熙教授則從教育的本質切入，指出數位教育不應僅停留在技術應用的層面，而應成為學生日常學習方式的延伸。他強調，教育應兼顧文化脈絡與實體體驗的特性，讓技術不僅僅是工具，而是與創新和文化價值緊密結合的教育資源。他主張，在發展數位教育時，應始終關注其如何與教育的本質達成有機結合，從而打造具備多元價值的學習環境。</p><p>綜上所述，數位教育的推動需從環境建置、教師能力培養到工具應用三方面協同發力。 在建置完整學習環境的同時，提升教師的數位教學素養與數據應用能力，並推廣AI技術助力教學，才能充分發揮數位教育的潛能，縮小數位落差，讓每位學生都能享有高品質的學習體驗。</p><p><strong>(二) 政策執行與數據統合的挑戰</strong></p><p>推動數位教育涉及資源配置、技術支持和政策的有效執行，但現行政策中仍面臨多重挑戰。林崇熙教授指出，「競爭型計畫」的資源分配模式，過度著重於符合KPI（關鍵績效指標）的需求，使地方政府與學校易陷入形式主義，無法真正解決教育現場的實際需求。他強調，這種資源分配雖然能在短期內提高數位設施覆蓋率，但未充分考慮到各地區在資源可用性和執行能力上的差異，導致政策效果有限甚至出現資源浪費。</p><p>與此觀點呼應，陳佩英教授也認為現行政策過於僵化，未能靈活回應不同地區的具體需求。她建議，教育部應因地制宜分配資源，並建立互助平台，讓資源豐富的學校支援資源匱乏的偏遠地區，減少教育資源的不平等。除此之外，陳教授指出，教師的數位教學培訓應避免統一化設計，需根據教師背景與需求進行有針對性的規劃。</p><p>兩位教授一致認為，現有的KPI考核系統過於強調表面數據而忽略教學質量。陳教授主張，政策應更注重以學習成效為導向，而不只是追求數據表現。林崇熙教授進一步補充，數據統合問題也阻礙了政策的科學制定與有效實施。他建議設立國家級教育數據庫，整合教育部、勞動部、財政部等部門的數據，使政策制定者全面了解學生學習狀況，確保政策制定能滿足實際需求並提高其有效性。</p><p><strong>三、學用落差</strong></p><p>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台灣教育與產業需求之間的「學用落差」成為亟需解決的重要議題。從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如何讓學生掌握實務技能、銜接市場需求，並以創新思維應對快速變化的產業環境，是縮小學用落差的核心所在。</p><p>首先，義務教育階段需從解決考題轉向解決問題，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與實務解決能力。傳統填鴨式教學模式過於強調記憶與背誦，難以應對數位時代對創新思維的要求。林崇熙教授指出，教育應利用數位工具設計引導式學習過程，幫助學生在探索和解決問題中掌握核心知識。此外，教育部應結合科技巨擘的大型語言模型，或與新創教育科技公司合作，開發互動化的學習平台，將真實問題情境引入課堂，從而改變學生僅僅應對考試的學習模式。這不僅能提升學生對學科的理解深度，也有助於培養分析與應用能力。</p><p>其次，產學合作是縮小學用落差的關鍵。透過<strong>「企業出題、學校解題」</strong>模式，將教育與實務緊密結合。郭伯臣校長分享了與Google、Microsoft等企業合作的經驗，強調透過企業參與課程設計，可以讓學生在學習階段便接觸到真實的產業問題。他指出，學校與企業共同設計的實務課程，不僅能提升學生的問題解決能力，也能幫助教師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務產業需求。例如，企業提供的案例分析與實務操作，能讓學生在學校中模擬真實工作場景，從而縮短職場適應期。此外，郭校長強調，學校應鼓勵教師與企業建立長期合作機制，持續更新教學內容，確保課程設計能跟上市場需求的變化。</p><p>技職教育的優化與平衡發展是解決學用落差的另一核心策略。林崇熙教授認為，技職教育應結合數位工具，提早幫助學生進行職業探索與能力評估，讓他們在高中與高職選擇時能更準確地對應自身興趣與市場需求。他建議借鑑北歐的「轉換年」模式，讓學生在升學前通過志願服務或短期實習，累積實務經驗，避免因選擇不當而陷入職業迷茫。同時，技職教育應更加注重與數位工具的結合，例如建立職業探索平台或模擬技術操作系統，幫助學生在學校中獲得更具實用性的技能。</p><p>最後，設立二年制專業學院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職業發展路徑。林崇熙教授指出，這種學院應針對高中畢業生和大學畢業後發現學用落差的學生，提供彈性化的專業技能培養。這類學院應以實務導向為核心，強調課程的靈活性與市場導向，例如與企業合作設計課程或開設技術實習專班。學生通過短期的專業訓練，不僅能快速掌握產業需求的核心技能，還能提升起薪水平，減少學貸壓力，為整體職場競爭力帶來長期助益。</p><p>綜上所述，縮小學用落差需要教育體制的全面改革與創新，從課程設計、技職教育發展到產學合作模式均需精準銜接。義務教育應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幫助學生掌握分析與應用能力；高等教育可借助「企業出題、學校解題」模式，為學生提供實務操作的機會；技職教育則應結合數位工具與市場需求，為學生提供更靈活的學習選擇。各種創新舉措都能幫助縮小產學間的落差，並有效滿足數位轉型時代產業發展的需求。這也是台灣教育體系在數位時代下的一項重要挑戰。</p><p><strong>參、政策建議</strong></p><p>隨著數位化浪潮的推進，台灣教育系統正經歷深刻的轉型挑戰，不論從硬體建置、教學策略的改變，以及縫合教育與產業需求。檢視數位教育的推動過程，如何縮小城鄉、數位與學用三大落差，並確保每位學生享有<strong>均優質</strong>的學習機會，成為關鍵課題。三位教育專家分別從硬體、教師角色、數據運用及教育與產業銜接的角度，提供了具啟發性的見解。基於此，本文歸納以下政策建議，期望為台灣數位教育的全面發展提供實質助益：</p><p><strong>1. 強化基礎設施，逐步實現一比一載具配置<br> </strong>在設備配比上，建議逐步推動至一比一的載具配置，以支持學生的自主學習與課堂互動。同時，必須保障基礎網路的穩定性，特別是加強偏遠地區的設備維護和網絡基建，確保數位學習不因地理因素而受到限制。</p><p><strong>2. 重新設計教師數位培訓，支持專業成長</strong></p><p>為提高教師數位教學能力，建議在全國師培課程中將數位教學技能納入必修課程。由師範院校和教育專家共同設計的標準化培訓模組，應涵蓋AI技術應用與數位教學設計。推行「教師支援計畫」，派遣數位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提供現場指導，幫助於AI技術應用或數位教學設計未準備好以及感興趣的教師，使其快速適應並掌握數位教學技術，使理論與實務之間達成無縫銜接。</p><p><strong>3. 整合數據資源，促進精確施政</strong></p><p>教育政策的實施需要依賴精準數據的支持。現行的數據共享機制有限，影響了政策的實施和教育資源的配置。建議建立跨部門數據整合機制，形成國家級教育資料庫，讓政府機構、學校及研究團隊共享數據，增強教育政策的科學性和靈活性，確保政策能針對各地需求作出靈活調整，避免一刀切的資源分配方式。</p><p><strong>4. 推動數位學習中的AI素養發展</strong></p><p>在數位化學習中，教師與學生的AI素養至關重要。建議參考國際標準，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AI Competency Framework，設計本土化的AI素養框架並逐步納入課綱。此框架應分階段實施，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推廣，使學生逐漸習得相關技能。對於教師，應提供專門的AI教學應用培訓模組，並進行試點計劃，評估AI對教學效果的實際影響，從而支持教師更有效地因材施教，提升整體學習成效。</p><p>總結來說，數位教育的推動是一場涵蓋硬體、教學、政策與產業銜接的全面性改革，而非僅僅是技術應用的堆疊。本文探討了現有的挑戰與學者們的見解，希望能引發更深入的思考與行動。唯有透過公平的資源分配、支持教師專業成長，以及靈活的政策執行，我們才能看到教育從根本上實現質變，並賦予學習者面對未來變化的能力與自信。這不僅是教育的升級，更是對社會發展與人類潛能的長遠投資。</p><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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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產業數位轉型的發展與限制]]></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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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台灣民眾黨政策會]]></dc:creator>
            <pubDate>Fri, 27 Dec 2024 08:33:2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12-27T08:33:23.55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摘自 2024/09/05「產業數位轉型的發展與限制」諮詢會議。</p><p>本文基於講者所述內容，由台灣民眾黨政策會彙整編輯。</p><p>規劃整理：徐文路</p><p>台灣乃至於全球的產業發展，當前面臨兩大挑戰，一為因應淨零碳排，另一則是數位轉型。而後者的健全，又能增進前者調整。</p><p>我們可以從日本經驗，檢視數位轉型的重要性。2018年，日本經濟產業省調查該國政府及企業的數位化程度，並提出「數位政府行動計畫」（Digital Government Action Plan）。根據該份計畫報告，建議日本應正視「2025年數位懸崖」問題，即日本企業若未善用數位技術，自2025年起，每年經濟損失將達12兆日圓（約合新台幣3兆元）。<a href="#_ftn1">[1]</a></p><p>反觀台灣，政府於數位轉型的施政作為，雖行政院早在2016年11月即提出「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2017–2025年）」（簡稱DIGI⁺方案），今（2024）年伴隨新一屆執行團隊上台，又再提出以「2030實現創新、包容、永續的智慧國家」為願景，加速五大信賴產業發展，期望於2025年達到下列總體指標：</p><p>一、創新數位經濟</p><p>1. 數位經濟規模達6.5兆元，數位經濟占GDP比率成長至29.9%。</p><p>2. 數位服務經濟產值成長至2.9兆元。</p><p>二、活躍網路社會</p><p>1. 民眾數位生活服務使用普及率達80%。</p><p>2. 民眾具備個人數位競爭力人口占比達60%。</p><p>三、優勢寬頻環境</p><p>1. 高速網路寬頻服務達2Gbps(涵蓋率達90%)。</p><p>2. 5G網路非偏鄉人口涵蓋率達85%。</p><p>但是，何謂產業數位轉型？基本方向和角色為何？實不甚明確。例如，台灣要發展數位轉型的相關硬體產業嗎？能源供應是否可承載？又台灣自身的硬體產業已有相當基礎，可是軟體部分能否急起直追？適切的商業模式能否建立？產業轉型能否順利？</p><p>因此，本次台灣民眾黨政策會邀請學者專家、公協會團體和數位發展部、經濟部等官方代表，藉以清基本問題定位，並提出較為合理的政策方向。討論議題將聚焦於以下四面向：</p><p>一，<strong>數位轉型的層次</strong>：數位轉型只是既有產業的更新，或是可作為下階段台灣重要產業發展的領域？</p><p>二，<strong>中小企業的處境</strong>：中小企業在轉型過程中，面臨問題認知、人才缺乏、達成路徑等問題，政府該進行哪些政策作為，協助完成？</p><p>三，<strong>轉型作為一種新產業的可能</strong>：台灣市場規模固然小，但從其所造成的產業中長期優勢而言，又是必須要做的。該如何調動民間各層級產業彼此協力？</p><p>四，<strong>數位轉型人才培育的方向</strong>：從大專院校的教學方法、課程設計、分科設系調整，到國家技能檢定考試等，該如何調整？</p><p><strong>陳信宏：數位轉型的定義與盲區</strong></p><p>數位轉型的概念，長久以來被簡化成三個線性步驟：傳統產業的數位化、政府輔導的數位優化，最後達成的數位轉型。然而，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信宏指出，這樣的框架過於流程化，限制了轉型的視野與可能性。他強調，數位轉型並非單純的技術導入或優化過程，而是持續自我調適與超越的能力與心態，並且不設終點。</p><p>數位轉型的真正意義在於，對未來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沒有對後天的想像，明天就很慘。」盧希鵬教授的這句話道出了轉型的核心：數位轉型是一場關於未來的探索，而非僅是解決當下問題的工具。這也意味著，無論是智庫法人機構，還是具體產業的數位轉型，都需要以一種前瞻性、系統性的思維來進行。</p><p>關鍵議題一：目的性與內涵的數位化</p><p>現今，「數位轉型」一詞幾乎成為通俗用語，然而在熱潮背後，其目的性與內涵往往被忽視。陳信宏提出，數位轉型的核心在於如何透過科技重新定義產品與服務的生產與提供方式，使其更好地服務客戶，並實現經營目標。這不僅是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更是一種關於「為什麼」的深刻思考：我們為何要轉型，如何才能讓科技真正服務於長遠目標。</p><p>數位轉型不僅需要工具與技術的更新，更需要明確的價值驅動。例如，一個企業若僅僅關注技術導入，而忽略了其對顧客體驗和經營模式的長期影響，便難以實現真正的轉型。</p><p>關鍵議題二：科技疊加效應與產業變革</p><p>數位科技的發展，帶來的不僅僅是技術的進步，更是產業樣貌的劇變。陳信宏指出，數位科技的疊加效應正在從根本上改變產業生態，影響的不僅是技能訓練的內容，還包括整個供應鏈的變化與重組。</p><p>這樣的變革並非漸進式的，而可能是驟然發生的。例如，人工智慧、大數據與物聯網的結合，正在重塑我們對傳統行業的理解。這種疊加效應要求企業與政府，不僅要敏銳感知技術的趨勢，更需超前部署，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挑戰。</p><p>對於數位轉型格局的差異，陳信宏舉例說明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數位化停車場設計上的不同。台灣六都的停車場，雖然在智慧門禁與多元支付上已數位化，但缺乏整體生態系的規劃；相對之下，中國大陸的停車場數位化已提升至用戶體驗的層次，例如提供便利停車、預約停車及取車服務。這一對比揭示了數位轉型的本質 — — 不僅是技術的應用，更是從「原生數位化」的角度重新構建產品與服務的架構。當數位科技的應用從單一功能擴展至整體系統，並具有清晰的目的性時，其疊加效果才能真正改變產業的遊戲規則。</p><p>數位轉型的願景不同，往往決定了政策的起手式差異。例如，當前台灣政府聚焦於雲世代轉型計畫與中小企業競爭力提升方案，這些措施固然有助於基礎數位化，但若缺乏宏觀的系統性視野與前瞻性規劃，便可能無法充分發揮數位科技的長期效益。</p><p>數位轉型需要一種更大的格局與願景，而這不僅僅是技術升級的問題，更是一場觀念與文化的變革。唯有從未來的角度出發，科技的價值才能被最大化地釋放，產業的遊戲規則才能被重新定義。</p><p><strong>最適化進化，因「業」置宜</strong></p><p>台灣的中小企業固然限於自身的規模，做不到大規模和尺度的解決方案，須由自身的困境出發，尋求突破的角度切入；是以，政府於推動數位轉型時，必須激發企業想像，並有明確之目的：「提供更多客戶體驗，或更多附加價值。」</p><p>以某光電場帳款回收的問題為例，該案例從做好「認識你的客戶」（Know Your Customer，簡稱KYC）出發，除發展出設備，並提供新的解決方案：導入客戶管理系統、雲端智慧表單、知識管理系統，簡化帳款回收流程。</p><p>另一案例為某手搖飲機台企業，該企業於第二代接班後，意識到台灣的市場已呈飽和，開拓國際市場勢在必行，故第二代從單純的機台販賣模式，轉型為販賣課程商業模式，教外國人或海外華人如何賣珍珠奶茶以及如何經營奶茶店，除了擴大原始的機台販售業績，更因販售數位教材課程，成為其數位轉型的重要成分。</p><p>針對中小企業的數位轉型，並無所謂的極致之美，而是找到其最適合的數位化策略，根據其特色持續進化。此即所謂數位轉型沒有唯一終點的含意，以原生數位化的方式，重新定義自己的企業及產品。</p><p>陳信宏認為，各中小企業面臨的問題皆不相同，應先自我檢視、認知自身侷限及面臨的問題，進而想像自身要達成的目的為何，再思考如何透過數位轉型解決相關問題，絕非盲目地將數位轉型視為萬靈丹，認為只要進行數位轉型即可提高競爭力甚而業績成長。所以，關鍵在於企業必須「清楚自身的困境」，並「想要尋求突破」。</p><p><strong>傳統工業的數位轉型，衝擊上下游供應鏈，產值計算也要改變</strong></p><p>傳統工業的數位轉型大多僅停留於工業4.0階段，但真正的數位轉型，乃工業產品的重新定義。陳信宏再以某虛擬後視鏡廠商為例，當汽車後視鏡變成鏡頭時，相關零組件也改變，產品與服務架構亦須隨之調整，附帶目的性地去設想，進而改變產業的遊戲規則。同時，一旦後視鏡變成鏡頭，汽車的人機介面就受到衝擊和改變，供貨廠商也就從鏡子業變成鏡頭業。另外，由於智慧座艙出現，駕駛員的訓練和考照方式都必須改變。因此，不僅疫情和地緣政治會影響供應鏈，數位轉型也會改變供應鏈。</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01/1*I7nGZ9inQoofDUZpQSTylg.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strong>數位產值GDP：先重整對數位經濟的定義</strong></p><p>如何計算數位產業的產值貢獻（數位產值GDP）？端視數位轉型對原本產業的衝擊。由於數位轉型包含各行各業，原本列為傳統製造業的產值，可能改列為數位產值。以錸德企業為例，原本生產光碟機，如今市場不再，子公司轉型生產不斷電系統（UPS），進入台積電供應鏈，甚至進入光電領域，母公司則轉型成控股公司。機械製造業現在大多走向智慧機器人產業，也可以納入數位產值。反觀傳統認為是數位產業相關的電信業，也必須數位轉型、疊加使用多種數位工具，才能營造出全新的解決方案。所以，傳統工業的分類也會改變，甚至是軟硬體互相鑲嵌。</p><p>資訊服務業近年大舉投入轉型，數發部也想推動大軟體產業。然而，大軟體產業不能用傳統思維視之。經濟部工業局曾委託研究電動摩托車維修技術人力議題，提及傳統摩托車工廠不能維修電動摩托車，但現今汽車維修廠都是用卡爾士達（Carstar）的解決方案<a href="#_ftn2">[2]</a>，以訂閱（方案）的方式進行技術指導。因此，委託研究單位也須接觸摩托車維修廠，了解其程序和問題，提供更多傳統摩托車廠轉型。因此，政府的輔導方式也必須進行數位轉型。</p><p>台灣的軟體產業大多只做專案，再根據專案的內容轉譯成英文再輸出（整廠輸出）。但是很多軟體是從它出現的第一天便面向國際市場，即原生國際化（born global），例如通用紡織。<a href="#_ftn3">[3]</a>如何讓企業從問題思考開始就原生數位化，甚至是原生全球化，擴大企業規模是更重要的議題。<a href="#_ftn4">[4]</a>至於數位產業和社會的數位化，包含智慧政府，都是廣義的數位化產業或社會數位化的議題。有些是端到端、全程（end to end）的解決方法，提出之後甚至能擴大運用。如此才能真正提升數位產值GDP。</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76/1*KRzx4f8sc6Z_A5HwEShQjw.png" /></figure><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78/1*K6JIRHsJxxYaw-JTSjXi9A.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strong>政策輔導的方向：要以原生數位化和原生全球化的補助為主</strong></p><p>陳信宏指出，政府目前在政策輔導方面，有幾個問題：</p><p>一、數位轉型需要較長的時間驗證成敗，但很多人陷入視覺陷阱，為求短期績效，興建不少科技蚊子館，誤以為硬體場館將帶來成功。數位轉型和規模提升當然需要政府輔導支持，但絕非這類的硬體場館。</p><p>二、台灣雖然已經知道要在數位轉型的過程中導入概念性驗證（Proof of Concept，POC），卻往往忽略了大規模應用時的可擴展性問題，導致POC雖然在小規模環境中運作良好，但在真實環境下卻難以實現。另外，POC經常是原型或概念展示，不具備完整的功能或商業化能力，多數企業卻未正視。因此，政府於計畫補助時，應從原生數位化和原生全球化的角度切入審查，唯有計畫本身具有原生數位化和原生全球化的內涵，未來這個計畫才可能有成長性，也才值得投入補助。</p><p>三、經過修正，目前政府補助審查時，不會只想到數位產品觸及率這個指標，還增加了覆蓋率這個標準。但是現在必須更進一步注意到使用者的黏著度，這才是數位產品可長可久的關鍵。</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86/1*cNEQUl5dfcxs-f5UccaiPw.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strong>洪春暉：外部變局考驗產業應變能力</strong></p><p>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所長洪春暉，在收集全球數位轉型發展的脈絡、並調查國內數位轉型的情形後指出，數位轉型與外部環境變化密不可分。「數位轉型」、「淨零轉型」在常態下本來就會推動，但在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速度加快，而且產生多套系統，企業必須投入更多資源，以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動。</p><p>舉例而言，今年底美國總統大選，若是川普當選，淨零、供應鏈的議題會不會改變？半導體的產業策略需不需要做調整？這些外在環境的變動，持續帶來許多壓力。在台灣出口導向的經濟體質下，面對外在不確定性的因素持續增加，對中小企業、甚至是企業龍頭廠商將造成很大的壓力跟挑戰。</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809/1*_v0gHiXrOd3V9tc3kr9-bg.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strong>數位轉型的四大關卡</strong></p><p>洪春暉認為，不管是外在環境或企業內部成長的壓力，都帶來了數位轉型的需求。即使有各種困難和觀念上的障礙，但總體而言，從資策會的調查中可以發現，多數企業仍然具數位轉型的企圖，因為從目前的情勢預判，多數企業仍會理解，數位轉型會有許多實質的利益，包括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力、強化決策速度與回應能力，並符合永續理念等。</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77/1*B0P-kxiuz3qIEYzOFFEo6Q.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根據調查，對於轉型過程中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普遍面臨四大障礙：</p><p>一、經濟成長停滯：目前全球都陷入經濟趨緩，各領域企業都感到本業的獲利難度提高。連帶影響企業轉型的力度。</p><p>二、轉型成功率不高：中小企業在轉型時由於風險過高，深怕一旦轉型不成便會倒閉。也有企業想轉型，卻是創意難產，不知從何著手，欠缺開拓業務藍海的能力。有些企業則是已經加碼研發，卻遲遲無法技術變現，有所焦慮。</p><p>三、缺乏資金與人才：在克服主客觀困難之後，想要進行轉型的企業都表示，數位轉型的成本高昂，且難以推估轉型的投資報酬率。而想知道如何轉型，便需要人才。但與數位轉型直接相關的人才非常稀缺。這可以說是數位轉型的兩個最大問題。</p><p>四、企業傳承問題：原有中小企業都是家族經營，企業文化中對於轉型接受度有限。再加上過往的歷史資料、數據極為龐雜，統整難度高。</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97/1*i3cQH_FclWMc_aareqCrLA.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strong>數位轉型的合理策略</strong></p><p>因此，洪春暉認為，合理的數位轉型策略，要注意下列四點：</p><p><strong>一、</strong> <strong>不要企圖一步到位，而是逐步調整的過程</strong></p><p>許多企業認為：「如果要做到最極致才叫數位轉型，那乾脆不要做了。」這種心態，導因於連商業模型都要做到轉型，難度較高。資策會在2020年的研究報告「展望2020年高科技產業整體發展」中，整理出「IABCDEF」<a href="#_ftn5">[5]</a>六個轉型面向，從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簡稱IoT）、5G至未來6G都互相關聯。當所有新科技不斷疊加，再加上半導體技術進步，科技名詞的複雜，將令企業經營者望而卻步。因此，數位轉型不應該一步到位，而是逐步調整的過程。例如目前還沒有數位化的企業，先進行數位化；已經完成數位化的企業，則可以進一步自動化或智慧化。這個說法也與陳信宏副院長所言「不要追求極致之美」相呼應。數位轉型牽涉到企業基因和內部文化的深層變革，因此企業應從成本控制、減少浪費、提升員工生產力、生產彈性及恢復力等角度切入，穩步推進數位化進程。</p><p><strong>二、</strong> <strong>數位轉型程度不同，宜因「業」制宜</strong></p><p>不同領域及規模的企業面臨的問題不同，應因時、因地、因業而調整。例如全球陷入美中貿易戰格局，製造業重視「多地多點佈局」，全球電子產業鏈要求「中國加一」（China Plus 1）、甚至「台灣加一」（Taiwan Plus 1），規劃於中國及台灣以外的地方佈建產線，不僅大型企業面臨挑戰，對中小企業衝擊更甚，除須跨國管理工廠，更須與外國政府交涉，故提出科技解決方案為首要策略。服務業方面，除餐飲業已邁入智慧化，包括學習、醫療、辦公、旅遊等領域，線上線下的整合（Online merge Offline，簡稱OMO）亦大力推行中。目前政府已根據產業規模及特性，進行分級、分類輔導與賦能，但效果仍有待加強。</p><p><strong>三、</strong> <strong>產業導入新興科技的社會經濟挑戰</strong></p><p>企業引入新興科技時，除了面臨專業人才及預算不足，更缺乏資料安全與應用的了解。AI在使用時可能會有模型幻覺：如果資策會推薦某項AI工具，提供決策便利，但企業根據此一決策導致失敗，如何確定責任歸屬？引入新科技，固然能增加產值，卻也可能導致不公平競爭、失業、加大貧富差距和水電損耗等，這都是決策者要想辦法達到平衡的問題。</p><p><strong>四、</strong> <strong>因應新產業課題，需要全面創新思維</strong></p><p>總體而言，數位轉型不僅帶來機遇，也帶來風險。根據調查，不論是全球或台灣，業界普遍認為現在是企業切入數位轉型的時間點，認知差異並不大。對台灣的企業而言，關鍵的問題在於找到適合自身的切入點和工具。此外，企業首先會著重自身改善營運為優先，並制訂數位化的策略。但是目前各企業的方向發散，需要明確的輔導，做出策略藍圖的規劃。因此，從基礎建設與數據治理的完備，再到算力環境的完善，都需要透過全面創新的思維因應。數位轉型不只是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更是提高附加價值、發展創新的經營模式的推動力。雖然過程中伴隨人才、法遵治理、基礎建設（不只是水電交通，還包括數位的基礎建設，如資料治理的機制、算力環境建立以及算力提供等）的挑戰。現在的確是一個契機，唯有把握住契機，始能增加附加價值和創新經營模式。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將決定數位轉型的成敗，也將決定未來產業競爭力的高度。</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70/1*_xWy-ePEOd_IN5z7D9jVbw.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strong>詹麗淑：長期規劃、優化採購，注重公協會角色</strong></p><p>資訊軟體產業本身既是產業數位轉型的火車頭產業，同時也是受到衝擊最前端的產業。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以下簡稱軟協）秘書長詹麗淑指出，數位轉型絕對是台灣產業下階段發展的關鍵，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全球競爭加劇，二是AI、雲端等新興產業崛起，三是台灣半導體及ICT硬體的優勢。因此，軟協在「資訊服務產業白皮書」（2024）中提出，政府對於這個趨勢，要有長期計畫（十年計畫），以因應未來的挑戰。</p><p><strong>優化政府採購資訊服務</strong></p><p>軟協在今年（2024）七月發表的白皮書中，提出幾個方向，希望政府可以調整和改善：</p><p>一、 訂定數位策略及優化法令環境：政府應訂定十年的國家數位策略，統合資源，實現願景。有長遠的規劃，民間和業者也比較清楚未來的發展方向。</p><p>二、 持續優化政府資訊服務採購相關法令：如合理之資訊系統維護費率、建議資安保險機制。外商在軟體投入的維護費比例約為20至30%，本土廠商卻只有6至8%。其中，本土廠商又有代理外商進行維護作業，因此，費用比例就顯得複雜。因此，該怎麼計價？政府的維護採購要跟得上國際水準。</p><p>三、 落實採用「政府資訊服務採購經費估算編列手冊」及「資訊服務委外經費估算原則」，編列合理政府資訊服務採購預算：由政府帶領正視資訊服務價值，採購數位服務佔數位產業(含硬體)的金額比重倍增，至少達50%。國際上的採購，軟硬體比重約為65%：35%，台灣則正好相反，硬體採購的比重過高。</p><p>四、 以民眾為中心，提高政府服務效能：搭配10年數位轉型政策，政府應盤點各部會對於民眾服務的臨櫃及線上服務比例，以訂定數位服務轉型目標。例如，推動數位身分認證、電子簽名認證及電子委託書認證，節省繁複的行政紙本文件，線上快速完成政府及私人單位服務申請等。對於必須臨櫃的實體服務，應該以民眾需求考量，相關服務採取一站式服務（例如戶政、地政），減少民眾往來的不便。</p><p><strong>輔導中小企業轉型，法人與公協會是重要助手</strong></p><p>目前中小企業所面臨的轉型困難，建議由四面向著手：</p><p>一、 縮減產業數位落差：針對中小企業，大量並普及舉辦數位新知、工具介紹及產業應用案例等推廣活動及深度課程，內容包含AI應用、資安防護及淨零減碳等，政府應透過財團法人及公協會合作，提升各行各業數位能力。</p><p>二、 重視高齡數位經濟：政府應協助提供公眾無障礙使用數位服務，加強輔導與推廣民間網站無障礙標章認證，強化各項移動裝置上APP無障礙認證，以建立無障礙社會環境，提供更全面無障礙數位服務。同時，鼓勵及補助產業投入高齡數位科技應用研發，從使用者角度及日常生活需求面著手，以擴大樂齡經濟。</p><p>三、 普及AI認知學習：年輕人對AI極為熟悉，反而是上班族及高齡的人較為需要。針對年滿18歲者，可以發放定額的AI學習券，用於AI課程，並由大專院校、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擔任課程訓練單位，為各年紀、各行各業提供各種AI課程，以加速推動AI知識及應用的普及化。</p><p>四、 以AI驅動產業數位轉型：籌組中小微企業AI數位轉型的顧問服務，結合法人、公協會及第一線的資訊服務業及領域代表共同進行診斷建議，提供中小企業數位發展諮詢服務並加速中小企數位轉型。此外，建立指標性的示範場域，大力推廣百工百業導入AI應用，資訊服務產業強化生成式AI，促進產業AI賦能積極推動電子簽章法，鼓勵各行各業發展應用服務，加強無紙化及數位服務流程再造等。</p><p><strong>從輔導面就鎖定國際化</strong></p><p>詹麗淑也贊成，政府補助和採購須有「原生位化和原生全球化」的想像。台灣市場規模雖小，但卻擁有靈活、創新的優勢，透過數位轉型，將優勢放大，並在全球產業鏈中佔有一席之地。要能有效調動民間各層級產業協力，共同推動數位轉型，需從以下幾方面著手：</p><p><strong>一、</strong> <strong>補助技術研發：</strong>數發部缺乏技術研發相關單位，應補強設立產業技術研發促進單位（比照經濟部技術司），補助資訊服務業研發技術，強化資訊服務業前瞻技術發展。學校科專計畫應落實與產業的應用結合，促使學校研發成果與產業介接。提供申請額外津貼的補助，以聘用及留任具特殊專業的數位人才。</p><p><strong>二、</strong> <strong>擴大國際影響力：</strong>政府資訊服務產業外銷政策，由新南向擴大至全球，使臺灣的資訊服務產業成為新日不落產業。數發部應有專責單位協助資訊服務產業外銷，例如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貿協）一樣的單位。</p><p><strong>三、</strong> <strong>輔導及補助台灣資訊解決方案外銷：</strong>優先補助／輔導以國際化為市場之資訊服務業者，並建構資訊服務生態系。建置臺灣數位服務外銷線上展示專區，遴選具外銷能量之產品或服務，並與目標市場組織合作。持續支持民間參與國際資訊業相關組織，如「世界創新科技與服務聯盟」（World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Alliance，簡稱WITSA）或「亞太資訊服務業組織」（Asian-Oceanian Computing Industry Organization，簡稱 ASOCIO）會員，並爭取辦理其年度大會，如「世界資訊科技大會」（World Congress on IT，簡稱WCIT） 、「亞太資訊服務業組織」（Asian-Oceanian Computing Industry Organization ，簡稱ASOCIO）舉辦的「2024年亞太資服業數位高峰會」（ASOCIO 2024 Digital Summit）等國際活動。加強推動在臺學習的外籍學生與數位服務業者合作，畢業後可直接留臺或赴國外服務，除可補充國內人力不足，亦可增加外銷可用人才。</p><p><strong>翟本瑞：因應國際趨勢，跨領域人才要重視</strong></p><p>逢甲大學通識中心主任翟本瑞首先提醒，人類的科技和產業日新月益，但教育的方式仍停留在大工業時期的教室教學，在空間設計、分科設系、求知方式和教與學之間的關係，都難以應付當前的變局。</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05/1*F_SUpqdnArG44dGiTs-dnQ.png" /></figure><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05/1*wTkpjdTE0eqQ8Xc6EjUfnA.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翟本瑞指出，現代台灣教育體系是基於過去一百多年前資本主義的大工業模式，為了大量培育人才，迅速灌輸知識給學生。然而現在需求已完全不同，教育體系卻仍停留於過去的模式，以經濟學為例，40年前的經濟學教學現場（教科書和教學方法），與現在教學內容並無差異。</p><p><strong>台灣人才特性：技術導向、缺乏跨域思維</strong></p><p>以微軟為例，台灣於微軟有三千餘位員工，然而台灣人能成為具跨領域之產品經理的人數為零，因為國外的高階主管普遍認為，台灣人擅長解決數學及物理相關問題，然而缺乏跨領域能力，因為目前台灣教育體系老化且其教育目標、學習方式、考試都過於單一，即使到大學也亦是如此，各學科基本上無法進行跨領域學習，而數位產業轉型的整合須有跨領域的能力，台灣學生面對複雜問題時無法應對，創意就不可能出現。</p><p>蘋果公司曾在2011年、庫克（Tim Cook）接任執行長時出現轉型問題，因為前執行長賈伯斯（Steve Jobs）是以創新著稱，輿論都擔心新任執行長的創意難以與前任相比擬。然而庫克憑藉供應鏈與智慧製造，將蘋果轉型為一個高度整合的智慧製造公司，蘋果公司不只保有其領導地位，而且市值倍增。所以，在人才培育方面，台灣所想的是如何去製造，但國外所想的卻是，盲人如何使用智慧型手機，解決生活上的所有問題。所以服務設計到智慧製造整合構成產品價值。</p><p>台灣在數位與智慧轉型上，就因為缺乏跨領域人才，出現了許多困境。舉例而言，有一家廠商原本是製造宜家家具（IKEA）的置物架，但其利潤太低，於是進行轉型，導入「企業資源規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簡稱ERP）和精實製造許多感測器，與物聯網相連接。其實有許多其他台灣的中小企業也想做智慧轉型，但是買了硬體卻無法運作，因為台灣很難找到既熟悉機械操作，又能寫軟體程式的人，量身打造硬體，配合生產需要。但即便開出了月薪十萬高薪也難覓人才。</p><p>翟本瑞認為，跨領域的知識面向，經過疊加，可以有很多可能。例如：資訊加上會計可以做企業資源規劃，資訊加上企業資源規劃與工業排程就是精實製造，機械加上感測就是智慧生產等。但是在台灣的教育當中，每個人僅熟悉其專業領域，卻無力、無意願跨出另一個領域。翟本瑞自身的經驗中，就曾經試圖與不同學院專業，組成一個團隊，作為智慧轉型的中小企業顧問，但因為大學科系當中的壁壘以及每個教授對於自身專業的堅持，導致其無法達成。</p><p><strong>翻轉傳統教育制度典範、多元跨域人才培育</strong></p><p>每間大學都在思考如何改變自身的教育制度，目前歐美的教育制度的典範（paradigm）已經轉變，從過去單純的知識傳授為中心，轉變為培養學生學習能力。然而今天台灣的教育制度還是以知識傳授為主。</p><p>翟本瑞也同樣觀察到，現在想進行智慧轉型的中小企業叫苦連天，因為良好的跨域人才都被大企業延攬，中小企業人才難尋。另一方面，傳統大企業如台積電，將跨域人才延攬之後，仍只讓他們進行專精化工作。</p><p>翟本瑞認為，教育部其實也意識到問題所在，但是目前的教育體系上存在許多問題。例如，目前我們從小學到大學的知識內容，可以濃縮到一片光碟當中，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進度，有效率地安排學習。然而目前的教育機制是九年、十二年國教，要求循序漸進。當前在數位環境刺激下，已經沒有小孩願意使用相同方式學習，時間、空間和進度都高度管制。但是，如果真要朝向符合現代情境的方向進行調整和改革，甚至是擴大到國家考試方式的改變，更改的幅度過大且困難。翟本瑞曾經擔任國家考試的命題工作，他發現，要出一個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又要變成單一選項的選擇題，難度太高，也窄化了問題意識。</p><p>在大學端，一方面，老師的角色必須要調整，另一方面，學生過於依賴標準答案的考試方式，除抑制創造力，更阻礙了整體創造思維，只追求考試及格。在現有評鑑制度下，各個學校也不敢自行更張。此外，目前台灣的企業最大危機是（管理領域的）接班梯隊空窗，加上面臨轉型的壓力，導致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即使想轉型，但由於缺乏能力，影響產業整體發展。</p><p>因此，目前國際上許多國家聚焦培養學生的軟實力，包括團隊合作、創意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能力。美國在小學就已經在學習人際關係及問問題，中學時期就已經有發掘問題、建立假設、收集資料、印証觀點的基本思考模式。</p><p>翟本瑞發現，目前教育部已經在研究問題，意識到問題的方向性，但能不能改則要看後續，因為變動太大，許多大學寧可採用傳統模式，不會影響補助。因此，教育部的補助導向，也要適度調整。</p><p><strong>產業結構特性與數位轉型</strong></p><p>我們另走訪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會長蕭瑞祥，以及數位轉型學院創辦人詹文男。多數的問題，與前述與談人有高度共識。不過，蕭瑞祥和詹文男又提出若干值得注意的事。</p><p>蕭瑞祥指出，台灣的產業結構不像美、日、中，全國上、中、下游產業結構相對完整，一個領域數位化，會橫向帶動其它領域一起更新。台灣的產業結構是國際垂直代工，橫向帶動效果不好。因此，數位轉型的速度更慢，推動政策時，技術的擴散效益較差。</p><p>此外，蕭瑞祥認為，政府應優先實現資料治理和法規安排。目前台灣的資訊產業早已具備模組化能力，但缺乏大規模的數位資料，應用效果不佳。</p><p><strong>法人機構角色加強、基本問題要有定見</strong></p><p>詹文男先是呼應陳信宏提出的軟硬體產值分類的看法。他指出，軟體業的定義必須更新。資通科技方面，目前軟硬體的產值比重是1:10。晶片設計被列為硬體，然而真正的工序應屬軟體。如果IC設計、靭體驅動程式、管理資訊系統（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MIS，包含資安、網路、資料庫等）都算為軟體，則軟硬體的產值比重其實是1:2。因此，賴政府期待它是另一個兆元產業，就是重新估算的思考，因此宣稱現在的軟體產值已有八千多億。</p><p>其次，詹文男認為，AI產業化，一開始就要從國際化與規模化的角度思考。實際上，這與「原生數位化和原生全球化」的方向異曲同工。</p><p>所謂的國際化，即所有的研究就要以模組化為研究方向，而不是個案解決。有了模組，容易擴大適用面，有助於走向國際化。</p><p>強調規模化的思考，則是台灣的企業心態要調整。大家往往都有「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心態，可是面對國際競爭，必須結合成為更大的機體。這種機體不能只是業界聯盟，各個中小企業之間要成為相互持股、共同經營的模式，有待法規調適和研究。目前中小企業已注意到轉型和競爭的重要性，政府只須法規調整，適時輔導，企業就會自己重組。</p><p>同時，詹文男也注意到政府研發法人（資策會、工研院等）的角色問題。早年企業仰賴這些單位的研發和技轉，現在多數產業已經不需要。因此，智庫法人須有清楚定位，勿淪為替行政單位寫談參的角色。</p><p>最後，是否要發展主權AI，政府的態度必須明確。目前在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小組討論中，似乎傾向於發展。當然，基於國家安全和資通安全有其必要，但是它必定是高投入、低回報，而且還必須建構相當可觀的基礎建設和能源耗費。因此，這個問題必須謹慎考慮。</p><p><strong>政策建議</strong></p><p>一、<strong>政府須有長期的數位轉型戰略藍圖及方針</strong>。台灣資源有限，唯有務實分析利基，制定長期且明確的戰略和方針，才能引領企業，產生政策信賴。此外，關於軟/硬體產業的界定、集體作戰的方針、是否發展主權AI等重要問題，必須定錨。</p><p>二、<strong>設立數位發展委員會，統一指揮</strong>。關於數位轉型和產業發展呈現多頭馬車運作，包括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中小及新創企業署等單位，以及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數位政府司等單位，業務分工不明確，責任亦難歸屬。建議應於行政院層級設立數位發展委員會，採矩陣式組織，指定政務委員督導，並由數發部擔任秘書幕僚機關，並決定國家層級的資訊統一規格。</p><p>三、<strong>落實「原生數位化」及「原生全球化」</strong>。從各項獎補助到政府採購，必須從原生數位化和原生全球化的角度審查，以成長性為重要評估指標。此外，政府應尊重市場機制，引導產業適性發展及轉型，但面臨數位轉型障礙時，政府應以魄力排除，建議初期以政策誘因輔導轉型。</p><p>四、<strong>以民眾為中心，政府率先數位化，提升服務效能</strong>。政府應以使用者體驗為出發點，訂定數位服務轉型目標。民眾對數位轉型有感，將有助整體產業生態系環境的建立及發展；政府帶頭發展「資料經濟」，由公而私、由內而外，同時建立個資保護及審查機制。</p><p>五、<strong>培育跨領域人才，調整現行教育模式</strong>。產學落差及教育體制僵化是重要議題，國家競爭力核心乃培育人才，教育部須賦予大學修課方式與畢業條件更多彈性，並導入數位教材、課程等工具；國民教育則須降低灌輸式知識，增加人際互動、問題討論與溝通思辨課程。</p><p><a href="#_ftnref1">[1]</a> 朱師右，〈借鏡日韓 加速數位轉型〉，《經濟日報》，<a href="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1162/7804695">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11162/7804695</a></p><p><a href="#_ftnref2">[2]</a> 台灣市占率第一的汽車保修技術顧問公司，近年來積極投入數位轉型的企業再造。未來，要利用雲端、 大數據、AI人工智慧等科技，提供包括經營、行銷、資源整合、企業結盟等更多元、更深入的服務，協助保修廠排除困難、解決問題。詳見<a href="https://www.carstar.com.tw/carstar/about/introduction">https://www.carstar.com.tw/carstar/about/introduction</a>.</p><p><a href="#_ftnref3">[3]</a> 通用紡織應用物聯網、AI人工智慧打造「數位紡織雲平台」，透過數位化系統，紡織業每一季的新樣衣開發流程，可以從約90天縮短到最快15天。詳見<a href="https://zf-creative.com/startup/frontier/">https://zf-creative.com/startup/frontier/</a>.</p><p><a href="#_ftnref4">[4]</a> born digital和born global：企劃案的原初設計，就要具全面數位化和國際化作為產品設計或計畫執行的企圖，而不是只有個別部門或單一產品本身的可操作性。</p><p><a href="#_ftnref5">[5]</a> 所謂iABCDEF包含物聯網(IoT)、人工智慧(AI)、大數據(Big Data)、區塊鏈(Block Chain)、雲端(Cloud)、資訊安全(Cyber Security)、邊緣運算(Edge)與5G等，也推動跨國、分散式的智慧製造體系進展。</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d3916ba34788"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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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製造業的核心價值與未來布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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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台灣民眾黨政策會]]></dc:creator>
            <pubDate>Fri, 27 Dec 2024 08:32:26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12-27T08:32:26.635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講者：許忠信 成功大學法律系教授/台灣民眾黨不分區立法委員候選人</p><p>本文基於講者所述內容，由台灣民眾黨政策會彙整編輯。</p><p><strong>製造業連結專利與智財權，美中都高度重視製造業</strong></p><p>我的專業是海商法，而不是國際關係或經貿問題，但是在成功大學任教期間，接觸了國際金融法、國際貿易法和智慧財產權，因此我也會從這些方面說明我的觀察。</p><p>美國現在迫切需要製造業，不只是高科技產業，連食、衣、住、行各方面的生活性產業，都希望能振興。當時在台灣推動ECFA的時候，我是持反對態度的，當時我就擔心，面對中國大陸這麼大的經濟體，一旦簽署ECFA這一類的自由貿易，台灣的製造業會不會受到重大衝擊。當時馬總統表示台灣可以轉型發展高端服務業，但是真正的高端服務業，不是律師、醫師、會計師等行業，而是服務對象以製造業為主的行業，不是一般民眾，例如海運、國際金融、產物保險等。當製造業外移，高端服務業也會出走，留在國內的一般服務業大多是低薪的行業。因此，這就是為什麼我主張要注重智慧財產權的原因。</p><p>我手上的這支手機，為什麼能賣數萬元，因為一支手機裏面有超過十萬個程式（pattern）和智財權（copyright）。製造業、實體商品的生產者會跟商標、專利權、著作權等智財權密切結合，它的附加價值才會提高。如果要讓人民所得和工資提高，就必須仰賴智慧財產權，就必須有強大的製造業。以歐洲為例，為何歐洲各國目前經濟表現不佳，只有德國稍好？因為德國沒有抛棄製造業，而且企業規模大多以中小企業為主。</p><p>川普這次再度當選，用最白話的方式講，就是美國的貧窮白人支持他。為何川普要重振製造業？因中美之間的衝突，導因於中國的「2025中國製造」政策。這個政策是要中國的製造業往高附加價值的方向發展，這才使得美中之間產生衝突。如果中國的計劃成功，中國成為高附加價值製造業的世界工廠，美國如何生存？因此，川普一定會落實他對選民的約法三章：移民、減稅、關稅。</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585/1*G_0amZGMJPkfh_JeRQsxyg.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川普在移民問題的處理上，第一任時引發很大爭議，不過這次選舉，行政立法司法都是共和黨佔多數，川普可能會更貫徹他的作為。</p><p><strong>川普寧可違反自由貿易也要重振製造業</strong></p><p>川普若要實施關稅，其實都會片面違反WTO、NAFTA的規範。為了自保，其他國家會仿效，隨之提高關稅，這就會對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產生很大的衝擊。川普策士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為法律與經濟專業，對金融也很有研究，雷根政府時期就參與政壇，是川普第一任期的美國貿代表處（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簡稱USTR）代表。2023年他寫了一本書：《沒有自由貿易這回事》（No Trade Is Free），他認為美國愈支持自由貿易的結果將導致美國損失愈大。二十多年來美國試圖揚棄製造業、發展服務業，這是錯誤的。因此川普勢必會貫徹其貿易政策承諾，如此一來便會衝擊WTO的規範，全球都會受到衝擊。</p><p>1994年全球形成WTO時，中國是以開發中國家的身分加入，美國希望透過智財權、服務業的優勢，向中國先予後取（give and take），然而中國並未開放服務業市場，智財權也有抄襲的情形，所以川普政府想改變這一長期的趨勢。順便一提：有些人看衰中國，認為它會弱化甚至分裂，這是不現實的。中國的高鐵已經有四萬公里長，可以繞地球一周；中國的智財權申請數量也是全球最大，因此中國不論怎麼變，不會變成一個弱國，國力只有更強，這是台灣要認清的事實。</p><p>為何美中兩國都要製造業？台灣要受什麼啟發？我再強調一次，唯有製造業才會跟智財權掛勾，台灣經濟的附加價值才會提高，所得和薪資才有提高的可能。台灣民眾黨政策會針對智慧農業部分，也注意到了農業領域實用性的知識和技術（Know-How）的重要性。台灣半導體在製程加工方面很強，製程的Know-How掌握在我們手中，這個營業秘密是台積電的保障，就是我們的資產。如果我們允許中國進來投資半導體，這些Know-How就會外流。然而，現在美國要求我們到美國設廠，這些Know-How能不能保住？根據「營業秘密法」是不可以外流的，政府必須特別注意。</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56/1*yCH-Lpb0jNCdMPhbKR-HJA.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strong>台灣國防經費要提高，未必是壞事</strong></p><p>最後，美國會要求海外各國增加對美高端防衛性武器的進口，由於美國國內減稅，美國國債問題將更加嚴重，十年後預估高達GDP的140%，亦即美國國內財政會更加惡化，這就是為何美國要求各國要提高對美軍購的原因，所以這對台灣的壓力會比較沉重，這也就是所謂的保護費。不過，如果真的可以買到高科技性的防衛產品，倒也不是一件壞事。</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d7179cd72f2d"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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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全球變局美中台三邊經貿格局]]></title>
            <link>https://tppnews.medium.com/%E5%85%A8%E7%90%83%E8%AE%8A%E5%B1%80%E7%BE%8E%E4%B8%AD%E5%8F%B0%E4%B8%89%E9%82%8A%E7%B6%93%E8%B2%BF%E6%A0%BC%E5%B1%80-1f2957c3af98?source=rss-c417f4015110------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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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台灣民眾黨政策會]]></dc:creator>
            <pubDate>Fri, 27 Dec 2024 08:31:31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12-27T08:31:31.301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講者：陳德昇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p><p>本文基於講者所述內容，由台灣民眾黨政策會彙整編輯。</p><p><strong>美國總統選舉與經濟背景</strong></p><p>在美國總統選舉中，川普展現了高度的民粹吸引力。他的競選活動中，針對美國中產階級和經濟困境的訴求獲得廣泛支持。主要在於以下二點：</p><p>一、高通膨與生活壓力：物價上漲對中產階級帶來沉重負擔，民眾期待更有力的政策來解決問題。</p><p>二、選舉操作的情感因素：最明顯的例子是，川普在造勢活動中播放《YMCA》歌曲，成功喚起了年輕選民的認同和共鳴，並讓他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p><p><strong>經濟的全球化挑戰</strong></p><p>《經濟學人》雜誌在選後馬上出了一期刊物，名叫「歡迎來到川普的世界」（Welcome to Trump’s world），全球各地，包括台灣，都在等待川普上任後會提出什麼政策。美國面臨的問題不僅限於國內，還包括在全球化進程中始終無法解決的貧富差距與就業問題。烏克蘭戰爭師老兵疲，每年投入數百億美元，戰爭卻看不到終點，美國民眾難以再忍受。</p><p>尤其是美中貿易競爭，根據美國自身的評估，如果2018年不發動美中貿易戰，到了2030年時，中國的GDP勢必會超越美國，這是美國不能接受的結果。包括貨幣霸權在內，美國在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皆具有優勢地位。中共的外交單位常常批評美國的霸權，導致中國在許多方面面臨困境。霸權問題未來在兩大強國之間還是會扮演主導作用。</p><p><strong>關稅早已是美國重要手段</strong></p><p>自2018年美中貿易戰以來，關稅已成為美國對中國施壓的重要槓桿。但這也帶來供應鏈重組的壓力，尤其對於出口型經濟體，例如台灣：</p><p><strong>高關稅的影響</strong>：這勢必會造成台商從中國外移。台灣的自行車業曾表示，原本設在中國的工廠無法忍受美國25%的高關稅，因而將先進製程移回台灣。然而高關稅的承擔者不只是國外廠商，美國進口商也會受到波及，物價還是會維持高檔，也會影響美國的降息過程。</p><p><strong>台積電的壓力與機遇</strong>：美國政府對台積電是否願意長期扮演配合美國政策，明確與中國切割有所疑慮。台積電的高毛利率問題，看來對台積電而言是有較有轉圜空間的，因為對手三星和英特爾（Intel），短期內是趕不上台積電的。</p><p><strong>保台態度的「可交易性」</strong>：所謂的保護費問題，其實美國一直在對台灣收費，只是明收或暗收。另一方面，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還是比較好解決的，日本和歐洲何嘗不是如此。只是這次對台灣而言，問題會表面化。另外，一旦台灣向美國購買較先進的武器，會不會引發中共的抗議，美中緊張關係會不會升級，值得注意。</p><p>美國如果進一步退出各種國際組織，這些組織會不會因此解組，或者，美國會不會跟這些國際組織更加疏離，也要注意。其它專制體制的國家，對於川普的作為，可能更為樂見，進而削弱民主自由的價值聯盟。美國的抗中政策正從以民主自由價值對抗極權政治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競爭，逐漸轉變為川普式的利益優先對抗。這種轉變是一頭巨大的灰犀牛，對全球秩序與台灣的安全都將帶來深遠影響。如果美中達成某種交易，而這筆交易要求美國在台灣議題上不進行軍事干預，那麼台灣可能面臨更大的風險。這樣的情況需要我們的政府深刻思考和警惕。光是強調台灣是主自由典範，未來未必有好處。</p><p><strong>中國大陸當前格局：政治強勢、經濟優勢、社會弱勢</strong></p><p>美中貿易戰以來，中共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控制，有朝向個人化、向黨的權力集中的趨勢，而不是更加開放。儘管中國有弱點、有繼承危機等，但是國家的資源管控能力仍然強大，政治強勢、經濟優勢、社會弱勢。合理的三角關係應該是三種力量均衡。但現在社會力量明顯處於弱勢。這就是為什麼大量的河南大學生集體出遊，騎車從鄭州到開封吃宵夜，或是珠海有人開車到處撞人，數十人因此死亡，中共會如此緊張的原因。這是中國社會在高度的政治壓力下，經濟又難以復甦，失業加劇，社會不穩定的表現。</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589/1*0Qc1GRDAHsBTmQX8Hv6qQA.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目前中國大陸內部存在巨大的經濟下行風險，因此中共也做了最壞打算，希望利用內循環政策，降低衝擊。但是這個方針難度很高，目前中國大陸內部的民間消費一直拉不上來，民間投資疲軟，政府的投資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出口競爭力也因為產業鏈分割的原因面臨瓶頸。目前看到中國的經濟數字，可能有灌水的成分，社會控制的能力受到削弱。</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710/1*w3Fi0e8QBP1A7oUpx5s3_A.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strong>台商外移是大趨勢，ECFA會削弱，不會全面中斷</strong></p><p>在這個情況下，台商必然會進一步外移，現在其實已經往台灣和越南移動。現在台灣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存度，從最高的44%，現在已經下降至30%左右。再加上許多台商其實是跨國供應鏈的一環，一旦美國品牌大廠基於經濟安全的理由要求撤出，更是如此。這個影響也是長期的。</p><p>至於ECFA，中共會進一步檢討優惠的項目，但是不至於廢除，因為對於中共而言，經濟的依存是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礎，如果把ECFA全面斬斷，對中共而言未必有利。近幾年中國大陸限縮的優惠項目，對台灣產業而言，影響相對有限。但是中國畢竟是極大的經濟體，高出台灣24倍以上，國防支出則是台灣的17倍，絕不能低估它的影響力。未來台灣不論是要加入CPTPP或是RECP，仍然會受到中共的阻礙。</p><p><strong>結論：美中台的未來互動與挑戰</strong></p><p>在川普的領導下，美國能不能再次偉大，有許多挑戰。首先，行政體系是不是願意配合川普的政策作為，甚至落實到每個州，能不能團結一致，內部徹底合作；其次，川普的外交思維，是否造成美國與其它傳統友邦的疏離，這種疏離是否造成地緣政治的挑戰，而台灣在這個情況下，如何應對和思考，這是我們要考慮的。台美之間目前固然有部分的高層關係，但是還是要有所準備。「做比不做好，早做比晚做好」。美中台目前應該都先把內政處理好，不要牽動結構性問題，政治緊張和經濟作為脫鈎，提升地緣政治的穩定性，是符合三方最大利益的。</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1f2957c3af98"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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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美國新政府之影響]]></title>
            <link>https://tppnews.medium.com/%E7%BE%8E%E5%9C%8B%E6%96%B0%E6%94%BF%E5%BA%9C%E4%B9%8B%E5%BD%B1%E9%9F%BF-a0103125d2ad?source=rss-c417f4015110------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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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台灣民眾黨政策會]]></dc:creator>
            <pubDate>Thu, 26 Dec 2024 08:24:04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12-26T08:24:04.22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講者：劉大年 中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中心主任</p><p>本文基於講者所述內容，由台灣民眾黨政策會彙整編輯。</p><p>今天我將圍繞三個主題進行分享：第一，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與影響；第二，川普的政策主張及其影響；第三，未來的趨勢與我們需要關注的方向。</p><p><strong>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與影響</strong></p><p>這次大選，7個搖擺州都倒向川普，賀錦麗只拿到了民主黨的基本盤。在總得票數上，川普獲得約過7,720萬票，賀錦麗則約7,500萬票，相比上一次的選舉，民主黨少了約600萬票，而共和黨則增加約300萬票。川普在選舉中贏了31個州，但是他輸的州，得票數都是成長的。</p><p>這次選舉，經濟的議題是關鍵。美國的經濟數據表面上良好，雖然高通膨已經過去，但物價並沒有降下來。雖然賀錦麗指出，高通膨的源頭是川普第一任期的防疫不力所造成的，然而選民對政府的期待不僅僅是找到問題的原因，而是尋求解決方案。高通膨與生活成本問題成為民主黨選情失利的核心因素，再次證明美國總統選舉的鐵律：「經濟不好，一定下台；經濟好，不一定連任」。</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02/1*5g7tYqW0d6Nd6vuyRWgRzA.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strong>川普的政策主張及其影響</strong></p><p><strong>關稅與製造業回流</strong>：川普一直認為「全世界都欠美國」，其中中國欠得最多。因此，他要把所有欠美國的都討回來。另外，他非常相信關稅能解決所有事情，他曾多次說過，「關稅」是字典裏最美的字，並大力推行對外加稅的政策，包括：</p><p>一、對中國課重稅：川普在第一任期內已對中國課徵四波關稅，拜登也有一次。這五波將會持續，還要再提高關稅至60%。</p><p>二、全球基礎關稅：計劃對世界各地所有進口產品，包括台灣出口到美國的商品，課徵10%至20%的關稅。</p><p>三、互惠貿易法：如果進口國對美國產品的關稅高於美國，川普會要求對方降稅，否則將徵收對等關稅。</p><p>此外，川普也將針對墨西哥，因為中國許多廠商為了避開高關稅，到墨西哥設廠，主要是電動車。</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526/1*NQIuLMWD7l0DNPtG8NShhw.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strong>對外加稅，對內減稅</strong></p><p>川普在第一任期內，已將美國的公司稅從35%降至21%，並計劃進一步降至15%。這是他的政見，他希望透過對內減稅和對外高關稅的「胡蘿蔔與棍棒政策」，促使企業選擇在美國本土投資，讓製造業回流。這些政策對台灣的影響不容忽視。中美貿易戰後，台灣對美國的出口佔比大幅提升，達到總出口的25%，成為台灣第二大出口市場。未來如果川普執行其關稅政策，台灣企業將面臨更高的成本壓力。</p><p><strong>不支持近岸外包</strong></p><p>其中，中國對美國直接出口大幅下滑21%，但美國對墨西哥、越南、台灣等國卻大幅增加。因此有許多觀察認為，中美貿易戰減少了美國對中國的直接依賴，但間接依賴依然存在。例如，中國的產品出口至東協、墨西哥後，再透過當地生產鏈進入美國市場。川普並不接受這種貿易模式，並稱這種現象為「假脫鉤」。拜登對於這種發展趨勢是接受的，他認為轉軌需要時間。但是川普不接受這種情況，打算對越南、墨西哥都加大關稅。川普深信，只要提高夠多的對外關稅，就能吸引更多企業回流美國，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美國藍領階層的失業問題。</p><p><strong>不容忍貿易赤字</strong></p><p>2018年美國的貿易赤字為8,720億美元，到2023年增至1.66兆美元。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大幅下滑，但對其它國家的逆差卻大幅提高。川普已經點名第三大貿易逆差國越南，具體作為目前仍未可知。</p><p><strong>不支持補貼政策</strong></p><p>川普反對補貼政策，例如拜登政府的《晶片科學法案》和《通膨削減法案》，台積電因為這些法案受惠許多。雖然川普無法完全廢止這些政策，但預計將採取更加消極的執行方式。</p><p><strong>不支持對外結盟</strong></p><p>此外，川普對國際結盟態度冷淡，第一任期時，川普在上任的第二天便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未來也可能退出「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簡稱IPEF）。印太經濟架構在組建時，台灣因為國際因素未能入列，台美之間建立了「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Century Trade）。川普雖然沒有提到，但此一倡議的性質與「印太經濟架構」相近，台灣需要多加注意。</p><p><strong>不相信氣候變遷</strong></p><p>川普已經宣示，上任後會擴大美國境內油氣開採，並退出巴黎協定。這些宣示不但對商品市場、對金融市場也會產生衝擊。</p><p>拜習之間已見面七次，今年的APEC會有第八次見面。每次見面，台灣問題始終是核心，美中也會一再宣示對台立場。川普上任後，會有什麼不一樣？首先當然是「保護費」。這聽在台灣民眾耳中當然不舒服，但其實川普對世界各國都抱有類似的態度。對於俄烏戰爭，川普曾表示，美國援烏二千億美元，近在咫尺的歐盟卻只有一千億美元。但是無論如何，台灣必須增加對美軍購，勢不可免，雖然不至於高到GDP的10%。</p><p><strong>未來的趨勢與我們需要關注的方向</strong></p><p><strong>貿易戰與通膨壓力</strong>：「關稅」加「回流」，這是川普深信挽救美國經濟的方法。高關稅政策當然可能引發全球性的貿易戰，各國的報復措施將進一步加劇通膨壓力。川普並不是沒有考慮過他的作為會導致高通膨的可能，不過川普認為，只要回流到美國的企業足夠多，就能抵消這些衝擊，但實際效果尚待觀察。</p><p><strong>台灣的機遇與挑戰</strong>：台灣在供應鏈重組中扮演重要角色，但面臨的壓力也不容忽視：</p><p>• 出口依賴風險：對美國出口比例上升，意味著台灣將更受美國提高關稅政策的影響。</p><p>• 供應鏈調整壓力：若美國要求更多產業回流本土，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可能需要適應新文化和新的生產模式。</p><p><strong>政治與軍事壓力</strong>：川普提到「保護費」，要求包括台灣在內的盟友增加國防支出。雖然將國防預算提升至GDP的10%對台灣來說幾乎不可能，但美國在軍事方面的要求可能持續增加，這將是台灣未來的重要挑戰。</p><p><strong>自由貿易的挑戰</strong>：川普不相信自由貿易，他的政策強調「公平貿易」，但「公平」的定義完全由美國主導，這實質上挑戰了現有的全球貿易規則，也預示著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模式將逐漸式微，逆全球化將成為未來的世界貿易趨勢。</p><p>未來川普推動的供應鏈切割，將會更加全面，他會要求美國一般產業都要撤出中國，也就是「由美國供應鏈所製造」（Made by the U.S.），再進一步就是在美國境內製造（Made in the U.S.）。對台灣而言，我們的晶片和人工智慧伺服器（AI server）要不要進一步對美投資，一旦美國大廠配合川普的政策，台灣的供應鏈勢必也要跟著調整。</p><p>這些都是以川普會100%兌現競選承諾所做出的預判，但實際上能否全面落實還要觀察。總之，製造業回流，讓搖擺州的藍領階層重新就業，是他的政策核心價值。</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a0103125d2ad"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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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國際經濟變局中的台灣策略]]></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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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台灣民眾黨政策會]]></dc:creator>
            <pubDate>Thu, 26 Dec 2024 08:23:3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4-12-26T08:23:33.643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講者：王健全 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p><p>本文基於講者所述內容，由台灣民眾黨政策會彙整編輯。</p><p><strong>通膨和貧富差距是選舉關鍵</strong></p><p>第一場次已經談到許多美國總統大選本身的分析，因此我想集中在下面幾點。第一，為什麼這次的選舉敗選原因會如此明顯；第二，川普第一任與第二任之間有什麼差別；第三，台灣如何「以小事大」。</p><p>賀錦麗為什麼會敗選？很大程度出在經濟問題上。從全球的角度看，英國中低階層的工人不但買不起房子，房租也付不起。甚至英國的住院醫生也走上街頭抗議。日本的經濟增長率約有1%，但是通膨約2.5%至3%，民眾生活壓力非常大，薪資成長有限。因此，岸田文雄的支持率從50%降至20幾%，甚至連競逐首相的勇氣都沒有了。</p><p>美國作為一個GDP規模達25兆美元的大經濟體，增長率可以到2.7%。但問題在於，中低階層的生活仍然非常困難，通膨壓力持續存在。現在美國有四千萬人靠食物券過活，社會問題難以解決。</p><p>台灣的總體經濟表現其實很好，今年可以「保四」，明年預估「保三」。但我們的經濟結構有很大問題，台灣的半導體出口占總出口的40%，加上ICT相關產品合計約60%。此外，半導體貿易順差遠遠超過台灣貿易總順差，但半導體的就業機會僅占總就業人口的約7%左右(約70萬人)，意即著對廣大群眾的影響有限。</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81/1*TbzUH7-3uBFi7SNcXgkr3g.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台灣面臨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房地產已經漲到讓人無法負擔。這讓年輕人無路可走，只有「躺平」。買不起房子的，乾脆放棄努力。另一種則是家裡有好爸爸媽媽，可以靠當包租公，不用努力。所以「壯世代」的人，壟斷了資源，炒高了房價，必須反思。其次，我們過去的決策太慢，半導體和AI的亮眼，掩蓋了台灣的社會經濟問題。現在台灣的人均GDP是34,000美元，大約是台幣100萬元，但是所得中位數卻只有52萬元，就是因為半導體和AI產業把平均數拉起來。我們現在應該要進行一些更長期的改革，比如服務業如何鬆綁並推進產業化？傳統產業如何提升競爭力？這些都是台灣未來發展中極其重要的課題。</p><p>台灣不能沒有半導體，但也不能僅靠半導體。我們必須找到新的方向來支持其他產業的發展。除了科技領域，傳統產業和服務業也需要新的動能。</p><p>關於川普的第一任與第二任的差別。川普的第一任對台灣而言是有利的，如果沒有川普第一任，我們今天不會重新回到地緣政治的核心地位。高關稅的結果帶來了台灣企業的轉單和急單效應，甚至促使部分台商回流台灣。可以說，川普的第一任讓台灣成為了一個受益者。然而，到了川普的第二任，我們可能就需要繫好「安全帶」。雖然川普的想法似乎難以預測，但是台大經濟系榮譽教授林建甫、國政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李鎮宇研究過川普的推特（Twitter），發現大約40%到50%的推文內容，最後都會成為實際政策。這意味著，他的不可預測性中其實仍有一定的規律可循。</p><p>對台灣來說，川普的第二任可能會帶來一些壓力，例如川普曾提出所謂的「保護費」（國防預算要提高到GDP的10%）。台灣的GDP大約是26兆新台幣，若按10%來計算，相當於2.6兆新台幣，這幾乎接近台灣政府一年的總預算。如果我們需要支付如此高的「保護費」，勢必對台灣的教育、文化、基建、福利等各方面產生影響。</p><p><strong>美國過早去工業化，再工業化台灣有空間</strong></p><p>川普宣稱台灣賺走美國的錢，但是實際情況是，美國目前在全球半導體產值中佔39%，台灣只佔18%。美國於電子設計動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EDA）和IC設計等技術領域具優勢，而台灣則在晶圓代工與IC設計封測領域領先，這是一個高度國際分工的產業鏈。美國企業對毛利率的要求非常高，很多低於30%的業務都不做，因此將大量製造業外移至亞洲。結果台積電通過技術和效率優勢成為全球的壟斷者。但這也意味著，美國過去的「去工業化」政策對自身帶來了不小的衝擊。</p><p>一個國家如果過早放棄製造業，就會面臨「過早去工業化」的問題（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只依賴服務業的國家，可能會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的情況。醫師、律師、創投業者等高收入群體與餐飲、物流等低薪從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會變得更加懸殊。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現在開始重新重視再工業化，而台灣在這過程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台灣在製造業供應鏈的完整性上有極大優勢，從石化、鋼鐵、紡織，到汽車零組件與半導體等，台灣有能力協助美國完成再工業化，這也是以小事大的角色。</p><p>川普的反中政策和對台政策之間，其實有一定的空隙。雖然川普明顯反中，但是否「友台」卻值得討論。川普的核心目標在於美國利益，因此，台灣在這樣的框架下，如何建立「美台共同利益」，才是我們需要深思的問題。我們必須把美國的反中政策轉化為台美合作的契機，為此，我們可以在科技、製造、經濟等領域建立更深層的連結。台灣與美國之間需要建構一座橋樑，將我們在供應鏈上的優勢轉化為實質合作的動能。</p><p>去年我去印度訪問時，印度的產官學界都在問我同一個問題：台積電什麼時候來印度？印度要推動工業化，非常需要台灣的供應鏈協助。《經濟學人》曾說過，印度在某種程度上就像1990年代的中國，但是莫迪（Narendra Modi）絕對不是印度版的鄧小平。台灣應該要加入印度的工業化，可以幫助印度縮短學習曲線。透過台灣的參與，印度有機會成為「製造業的新中國」，而莫迪才有機會變成印度版的鄧小平。這對台灣來說也是擴大影響力的重要機會。</p><p>美國對抗中國一定是長期的，目前只是高科技產業，未來會進一步擴大到全產業，都要求將生產線移出中國。</p><p>現在的中國，也正在面臨類似的挑戰。因為外商撤出、台商轉移，加上中國本身的經濟政策失靈，許多產業和就業機會正在外流，例如移至越南、印度和墨西哥。這不僅是產業轉移的問題，也反映出中國的內需市場難以提振，進而惡化其經濟結構。</p><p><strong>中國三大挑戰：安全重於經濟，總體經濟疲軟，消費投資不振</strong></p><p>最近中國經濟面臨三大挑戰：第一是習近平的路線問題。他強調「安全重於經濟改革」，把長期目標置於短期成效之上，這使得市場改革處於停滯狀態。第二是總體經濟的風險，包括房地產泡沫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第三是消費與投資的疲軟，導致經濟下行壓力巨大。</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96/1*MKkAdG9b46au-0g3islPUA.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房地產方面，中國的房地產債務規模巨大，但目前的解決力度只是杯水車薪，政府拿出的資金遠不足以應對全面危機。地方政府的債務更是壓在中國經濟上的一座大山。據估計，中國地方債務可能高達GDP的70%左右，而中央政府的應對措施非常有限。這些結構性問題讓中國經濟在短期內難以恢復成長動能，並可能引發更多社會問題，例如青年失業率高、消費疲軟等現象。這與台灣2000年至2015年的經濟問題有相似之處，但中國的情況更加嚴重。一旦中國大陸的內需動能起不來，勢必會大力出口傾銷，鋼鐵、石化、水泥、電動車等。這就是China shock2.0。</p><p>應對中國的發展趨勢，台灣必須未雨綢繆，進行二次轉型。我們不僅要關注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更要對傳統產業和服務業進行升級轉型。傳統產業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但面臨美中貿易戰、淨零排放和數位轉型的三重壓力，我們需要更多的政策工具和資源支持，讓這些產業找到新的增長空間。例如，如何讓石化、鋼鐵這些傳統產業找到新的利基市場？如何把AI、ESG和數位轉型的理念融入這些產業？這需要政府與民間共同努力，推動第二次傳統產業的升級轉型。</p><p><strong>類主權基金，支持台灣轉型，扶持年輕人</strong></p><p>同時，台灣也應未雨綢繆，為未來的全球經濟風險儲備資源。我們擁有五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可以撥出一部分來設立類主權基金。一方面，用於財富移轉和扶持年輕人；另一方面，可以支持高科技和傳統產業的轉型。這些資源應該用在刀口上：如何確保「護國神山」台積電的領先地位，如何協助中小企業進行數位轉型，如何讓服務業解鎖更多的增長潛力。這些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責任。</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78/1*7ROJC_M8_KckZArdfDz5vg.png" /></figure><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77/1*qQm0MUPQgaU_fBoF6obxuA.png" /></figure><p>(資料來源：講者簡報)</p><p>台灣現在面臨的挑戰，不僅僅來自於內部的產業結構問題，更來自於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巨大變化。我們看到中國正在進行內部的產業調整，而美國則通過貿易政策強化供應鏈的重新布局。這些變化都給台灣帶來了巨大壓力。特別是在美中對抗升級的情況下，台灣供應鏈的重要性被放大了，但我們不能只依賴半導體產業的單一優勢。半導體的確是台灣的核心競爭力，但「只靠半導體」的模式終究是不穩固的。我們需要以此為基礎，發展多元產業，特別是那些能為中小企業提供支持的領域。例如綠能技術、AI應用，以及其他新興技術產業，都可以成為我們下一步重點發展的方向。同時，我們要強化傳統產業的數位化和綠色化，這樣才能為台灣建立更廣泛的經濟支柱。</p><p><strong>兩岸經貿聯繫減弱，台灣要爭取印太空間</strong></p><p>此外，兩岸的經貿互動在當下仍然是一個敏感議題。中國大陸是我們的重要貿易夥伴，但兩岸的經濟聯繫正逐步減弱。一方面，台灣企業正在逐漸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另一方面，中國也在推動內循環，試圖減少對外部供應鏈的依賴。我們要特別注意，中國大陸的內循環政策，可能會對台灣企業在當地的業務造成長期影響。這些企業需要提前做好準備，包括布局其他新興市場，如東南亞、南亞，甚至非洲市場。在這種國際局勢下，我們還需要認清台灣的地緣政治角色。我們是美中對抗中的關鍵節點，因此必須善用這一特殊地位，為自身尋求更多國際支持和發展空間。例如，如何在「友台反中」的國際氛圍中，爭取更多的實質合作？如何通過外交手段，進一步融入印太經濟架構等區域性經濟組織？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深入思考並積極行動的方向。</p><p>最後，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複雜的，既有內部的經濟問題，也有外部的地緣政治壓力。但我們也擁有非常強大的基礎：半導體產業、靈活的中小企業、以及與世界多國的經濟聯繫。未來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把握這些優勢，並針對挑戰制定出有效的政策和策略。無論是科技發展、產業轉型，還是對年輕世代的支持，都需要我們這一代人拿出責任感，勇於承擔歷史使命。</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310b7e59d361"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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