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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Stories by 書寫公廠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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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Stories by 書寫公廠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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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雲谷流の藝術創作法]]></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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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書寫公廠]]></dc:creator>
            <pubDate>Sat, 05 Sep 2026 19:25:17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6-09-05T19:42:31.323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CbZp72cHAy7b9UjWKpo9Sg.png" /><figcaption>期中評鑑之前準備好了嗎</figcaption></figure><p>雲谷跟伊茲米都是好老師。</p><p>雲谷比較走北方禪，神秀的漸悟路線；伊茲米走南方禪，惠能的那種一即是全全即是一的頓悟路線。（我口無遮攔亂比喻的）</p><p>藝術大學的創作課常常都是頓悟派的，但老師經常沒有做到頓悟派教學該有的教學準備。看看人家伊茲米，看似只是把愛德華跟阿爾丟到島上，但人家都有注意教學環境，確認島上都不會餓死冷死，也有規劃教學進度，甚至有僱助教那個肉鋪員工去演面具人。在這個前提下，說出「沒有比經驗更好的老師」這句話的時候，伊茲米才不會嘴軟嘛。（《鋼之鍊金術師》6:8）</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676/1*MP2-R-mjDQJapFMJ61JT1w.png" /><figcaption>不是伊茲米就沒資格用這種教法</figcaption></figure><p>雲谷則是另一種路線，但重看《獵人》時我才覺得，雲谷可以來教創作基礎。</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6pisQmDWooGb9eNOfZIdUQ.png" /><figcaption>好的老師</figcaption></figure><p><strong>以下盜版雲谷的念能力來教創作：</strong></p><p>創作是意志的力量。能自由操縱身體溢出的創造力的能力。創造力用在人身上的效果最顯著，無論好或壞的動機都是，防止被人用創作進行政治宣傳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也學會創作，並用纏來防守。所有人都有創作的潛能，但真正能使用創造力的人很少，所以他們會被稱為「天才」、「獨裁者」、「超人」等等。</p><p>一個人的個性對創造力有很大的影響，每個人都有他的好惡和擅長的技能，創造力也是。不同的創作方法，一個人如果用五年可以學會，另一個人可能要花上十年，甚至一輩子都學不會。</p><p>想鑽研到最高境界，最重要的不是模仿別人，而要發掘自己的資質：喜歡什麼、討厭什麼、想要什麼、到過哪裡旅行、遇見什麼樣的人、有過什麼經驗⋯⋯這些都會形成你們的創作。當一個人還在成長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盡量提升實力。為此要努力鍛鍊修行。而且要同樣努力享受人生。修行、休息和睡眠的時間要相等。</p><p>簡言之，創作能力一方面是與生俱來的才華，另一方面是從生活磨鍊出來的才能。學會越接近自己性格的越好，也比較容易掌握和他接近、相合的能力。</p><p>懂得創作，是成為藝術家的最基本條件。因為藝術家的專業與否是由創作的相對強度來判定。如果用創作能力來作惡，會成為可怕的破壞力。</p><p>雖然大家都會緩緩散發微量的創造力，但大部分人都不能控制這種流失。在被「發」打開原本阻塞的穴道之後，人體的創造力會大爆發，一直放任創造力流失，就會站不起來。</p><p>・「燃」是燃起心智的修煉，創作的前提。</p><p>・「點」：將心思集中於一點，鎖定創作問題。鍛鍊心智初期要一直練「點」，就不會被對方的作品所震懾。如果像小傑乖乖練點，就算不創作，還是可以更自然的啟動纏。</p><p>・「纏」：把創造力留在身體周圍，形成低度防禦，也就是用自己的創造力來防對手的創造力。能讓身體更強壯，青春常駐。想像創造力像血液般循環全身，通過每個部位，想像這道氣流放慢，並在身邊四周形成牆壁。</p><p>・「絕」：把自己的創造力隔封閉在體內，使之完全不能往外流的技術，讓自身存在變得微弱。「絕」的最高境界是「隱」。</p><p>・「練」：提升內在意志。產生額外創造力的技術，能治療極度疲勞及消除憂慮，但「練」練過頭很容易變得頑固，失去把錯誤糾正過來的彈性。用練把精神集中在眼睛就是「凝」，能夠看穿「隱」，這是看別人作品時常用的手法。</p><p>・「發」：「練」強則「發」。把創造力操縱自如的技術，是創作的集大成，可以分成六大系列。（下略）</p><p>纏、絕、練、發都掌握之後，就是練好了創作的基本功，之後就是深化基礎，加上創意來塑造自己的藝術風格。</p><p><strong>以下雲谷正版，整理自台版《獵人》6、7集：</strong></p><p>念是意志的力量。能自由操縱身體溢出的生命能量「氣」的能力。氣用在人身上的效果最顯著，無論好或壞的動機都是，防止被人用氣擊殺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也學會用念，並用纏來防守。所有人都有潛能，但真正能使用氣的人很少，所以他們會被稱為「天才」、「獨裁者」、「超人」等等。</p><p>一個人的個性對念能力有很大的影響，每個人都有他的好惡和擅長的技能，念也是。不同的念能力，一個人如果用五年可以學會，另一個人可能要花上十年，甚至一輩子都學不會。</p><p>想鑽研到最高境界，最重要的不是模仿別人，而要發掘自己的資質：喜歡什麼、討厭什麼、想要什麼、到過哪裡旅行、遇見什麼樣的人、有過什麼經驗⋯⋯這些都會形成你們的念。當一個人還在成長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盡量提升實力。為此要努力鍛鍊修行。而且要同樣努力享受人生。修行、休息和睡眠的時間要相等。</p><p>簡言之，念能力一方面是與生俱來的才華，另一方面是從生活磨鍊出來的才能。學會越接近自己性格的越好，也比較容易掌握和他接近、相合的能力。</p><p>懂得用念，是成為獵人的最基本條件。因為獵人的專業與否是由念的相對強度來判定。如果用念能力來作惡，會成為可怕的破壞力。</p><p>雖然大家都會緩緩散發微量的生命能量，但大部分人都不能控制這種流失。在被「發」打開原本阻塞的穴道之後，人體的氣會大爆發，一直放任氣流失，就會站不起來。</p><p>・「燃」是燃起心智的修煉，「念」的前提。</p><p>・「點」：將心思集中於一點，鎖定目標。鍛鍊心智初期要一直練「點」，就不會被對方的氣勢所震懾。如果像小傑乖乖練點，就算不能用念，還是可以更自然的啟動纏。</p><p>・「纏」：把創造力留在身體周圍，形成低度防禦，也就是用自己的氣來防對手的氣。能讓身體更強壯，青春常駐。想像氣像血液般循環全身，通過每個部位，想像這道氣流放慢，並在身邊四周形成牆壁。</p><p>・「絕」：把自己的氣封閉在體內，使之完全不能往外流的技術，讓自身存在變得微弱。「絕」的最高境界是「隱」。</p><p>・「練」：提升內在意志。產生額外氣的技術，能治療極度疲勞及消除憂慮，但「練」練過頭很容易變得頑固，失去把錯誤糾正過來的彈性。用練把精神集中在眼睛就是「凝」，能夠看穿「隱」，這是與對手初次交戰時常用的手法</p><p>・「發」：練強則發。把氣操縱自如的技術，是念能力的集大成，可以分成六大系列</p><p>纏、絕、練、發都掌握之後，就是練好了念能力的基本功，之後就是深化基礎，加上創意來塑造自己的念。</p><p>這節課上到這裡。雲谷老師再見，小朋友再見，大家明天見。</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db767ee1dd48" width="1" height="1" alt=""><hr><p><a href="https://medium.com/%E5%9C%A8%E5%81%9A%E4%B8%80%E4%BA%9B%E5%81%89%E5%A4%A7%E7%9A%84%E6%9D%B1%E8%A5%BF%E6%99%82%E4%BB%96%E5%85%B6%E5%AF%A6%E6%AD%A3%E5%9C%A8%E6%83%B3%E8%91%97%E9%A3%AF%E6%A1%B6%E8%88%87%E5%B0%BF%E5%A3%BA/%E9%9B%B2%E8%B0%B7%E6%B5%81%E3%81%AE%E8%97%9D%E8%A1%93%E5%89%B5%E4%BD%9C%E6%B3%95-db767ee1dd48">雲谷流の藝術創作法</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 href="https://medium.com/%E5%9C%A8%E5%81%9A%E4%B8%80%E4%BA%9B%E5%81%89%E5%A4%A7%E7%9A%84%E6%9D%B1%E8%A5%BF%E6%99%82%E4%BB%96%E5%85%B6%E5%AF%A6%E6%AD%A3%E5%9C%A8%E6%83%B3%E8%91%97%E9%A3%AF%E6%A1%B6%E8%88%87%E5%B0%BF%E5%A3%BA">在做一些偉大的東西時他其實正在想著飯桶與尿壺</a>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p>]]></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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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邊角料及他們的產地：論藝術是否保全了姜名駿]]></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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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書寫公廠]]></dc:creator>
            <pubDate>Sat, 22 Jul 2023 17:12:04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3-08-10T07:43:43.090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UlB3YN834B2BdJO4chXgvg.jpeg" /><figcaption>2023年姜名駿個展「A-Side B-Side」於何紹源的源造工作室。Photo credit: 姜名駿。</figcaption></figure><p>姜名駿尼好，</p><p>不曉得是在哪個節骨眼，大學畢業之後就斷了聯繫，和你的聯繫會撿回來，是因為你回覆我炸豆子王國很好吃的限動；而真的比較頻繁見面則是因為今年請你幫做一件作品的裝置，記者會那天，我們兩個的掛牌上一個寫藝術家，一個寫技術人員，突然覺得有點神奇，但我說不上來。在展覽做完要匯款時，你問我寫文章多少錢，我說常常藝術雜誌就是一個字1元或1.5元，「那你要不要幫我個展寫個短文，然後我們就抵掉」你說。聽到是滿高興的，但也有點擔心，畢竟如果是我寫評論，對藝術家生涯真的沒什麼正向效益。</p><p>「沒差，我只是想說紀錄一下。」你說。</p><p>「紀錄一下」是從哪裡紀錄起呢？我腦中浮現的幾個場景支離破碎：從2022年你在居酒屋跟我更新爸爸及阿嬤去世、以及《茶金》播出之後，姜家之於你的定義開始嗎？從2017年聽說你跟另一位同學周學涵一起開「大橋頭工作室」開始嗎？從2016年一起因為接陳愷璜的桃園燈會案子，在青埔編稻草做大烏龜開始嗎？從2013年聽說你跟李奎壁一起做「關係工作室」開始嗎？從2011年和同學們機車環島開始嗎？從2010年在搖滾音樂研究社重畫社辦展牆和辦跨年開始嗎？中間當然免不了有各種在山下麥當勞抱中美史的佛腳、熬夜睡在泥塑教室的石膏袋上、造型基礎課（簡稱造基）看彼此被老師ㄉㄧㄤ爆的時刻。雖然藝術學院時期的共同經歷應該要是出社會之後有意思的談資，但學院內學到的東西，與畢業後各自試圖在（泛）藝術領域生存的經驗間，所出現的巨大裂隙，或許就是使得我們總在久違的碰面時，無法藉由共同過往快速建立聊天平面的原因。</p><p>說到造基，突然又想起評圖時目睹的場景，一個到現在32年來見過數一數二的殘忍畫面：一位同學掏心掏肺的在說自己的生命歷程怎麼影響這件作品，評圖的老師聽完之後冷冷的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在這邊聽你講你的故事。</p><p>如果記得沒錯，大學時你很常帶著麥克筆，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自己做塗鴉，就是你為自己的錄像題字的那種風格，沒有太多銳利邊角，而是將字醜造型化成醜Q的線條，這件事導致當你在雕塑組最後那兩年端出來的作品是《陸龜》、《寄居蟹》、《蝸牛》、《傻魟魟》系列、《撲哧》系列等木雕時，完全不令我意外：比起毀棄與再造，你更傾向遵循及微調；比起讓人看了覺得「好美」，你更寧可真誠的逗人發笑。</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vtfZpT1oXMsL3oEsDnm3Tw.png" /><figcaption>《傻魟魟》系列，2012。圖片出自姜名駿碩論《「比藝術還無關緊要」的時光》。</figcaption></figure><p>陳界仁到北藝客座的那幾個學期對我們的影響很大。我不曉得你會不會這麼覺得，但有時會覺得要能心悅誠服的肯認自己和他人的師生關係，真的是稀罕的事。太多時候學院內的「老師」們只會讓人覺得是同領域的資深前輩，不知道怎麼說，但倒不是尊不尊敬他們的問題（題外話，我總覺得高教似乎有很多教育者沒啥在思考教育功能及教學方法）。回到陳界仁，我想當時不少人都是嚴格意義的稱呼他「老師」的，要讓包含水墨、繪畫、雕塑、版畫、複合媒體等不同組別的人不互相看不起，並同時感受到「上課」實感並不容易。該學期的主軸是一起做「仙渡莊計畫」，透過展覽實作，讓展示的每個眉角都能讓不同位置的人在前分工的狀態下思考、討論。修課的同學們一起在淡水學府路短租了一個地板流著粘膩臭水的店面作為展場，在開幕當天，你完成了《愛的中正天鵝船》。天鵝船延續著你在大學階段的醜Q動物木雕，但這件從「宜觀賞」的尺寸變成「宜使用」的尺度，你和魏肇儀推著（後來腳斷掉變成扛著）天鵝船，從關渡一路到淡水展場，沿路上用了你爸留給你的Canon數位相機記錄下過程。做這個行動的時候，所有人都很開心，連行經的路人都被逗樂。那天是2015年5月30日，你爸爸在兩個月前剛過世。</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bprKM7kt50w8LrRd6ot9-w.png" /><figcaption>《愛的中正天鵝船》，影像截圖，2015。由左至右：魏肇儀、姜名駿、機車騎士、警察先生、陳界仁及其他同學。圖片出自姜名駿碩論《「比藝術還無關緊要」的時光》。</figcaption></figure><p>在《愛的中正天鵝船》之後，除卻你和他人合作的創作計畫或是委託製作，拿著低配相機長期隨拍，並在累積一定的量之後剪輯成錄像，成為你延續至今的工作模式。《哈囉、親親、我的好朋友》（2016）側拍同學、室友們在上課、玩耍、廢話、上街、夜唱、清水管等瑣事；《藝術保全，保全藝術》（2016）側拍你和其他承接桃園燈會案子的學生苦主，因為要顧作品所以決定在園區搭帳篷的歷程。今年在源造工作室舉辦的個展「A-Side B-Side」展出的《藝術家》（2021）及《B-Side》（2023）也是同樣的創作邏輯，前者主要的拍攝對象是大學同學江基名、何紹源、周學涵，三人都在靠著藝術（天曉得什麼意思）維生的路上，站在不太一樣的位置，包含商業畫廊簽約、公共藝術承攬、展覽現場施作等等，《藝術家》機台內的影像會某段結束之前跳出三個選項，「玩家」可以選擇要前往哪一個片段，有的選項是你事先寫程式時已經安排好的，有的則是隨機出現，四位「藝術家」 — — 加上鏡頭外的你 — — 在這個被遊戲機台框限起來的隨拍碎片中，一邊勞動，一邊抱怨著、調侃著對藝術的信仰以及對藝術圈的失望，掙扎著、徒勞著討論藝術的意義與無意義。《B-Side》則是一台供觀眾依循影片名稱點選影像片段的電腦主機，裡面的影片都是這近幾個月你和何紹源從關渡搬工作室去三重，自立自強地整修室內空間的過程。我在開幕隔天去看展，我們和何紹源在他剛搬遷、裝修完成的工作室，盯著《藝術家》機台，我邊喝你們幫買的清心珍奶，邊碎念從在學到出社會之後遇到的爛事，邊一次又一次的按著螢幕內的選項，試圖窮盡所有的隨機。</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OlNiUKwGTQv82GGKTvTuxQ.jpeg" /><figcaption>《藝術家》（2021）。Photo credit: 姜名駿。</figcaption></figure><p>老實說，可能因為我相信家中排序會影響個性，你又是我認識的親近友人當中少數的獨生子，所以我從大學開始就會偷偷判斷你的哪些行動是來自於獨生子的背景。每次看到你持續跟拍周遭友人及生活款的作品時，都會在好笑中有點感傷，因為拍攝者急切的想把這些對他人而言無意義的時光記錄下來，也因為記錄下來的影像總是反向的提醒了拍攝者這些時間正在逝去，影像中看似在批判藝術體制的無效話語事實上都不真的是重點 — — 我私自認為你在拍的東西是家庭電影（home movies），最大宗被生產卻也是相對少被專業討論的類項。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在2019年策劃「私生活、公空間」（Private Lives Public Spaces），一檔致力於家庭電影的展覽，策展人說，業餘者基於純然的愛而拍攝的影片，使得這些紀錄得已脫離電影工作室、公司及廣告，成為面向過去的時間機器。在我對你偏頗的「獨生子人設影響一切」的判斷中，從你拿起爸爸留的相機開始無目的紀錄開始，拍攝的就是一支 — — 僅僅一支 — — 家庭電影，將藝術學院內部化為家庭，同學內部化為家人，高大上的藝術問題內部化為現實問題：在這部長長的家庭電影中，校內老師、老闆、影響未來的權力者的三位一體上司如何面對，一如婆媳難題的情節；說服自己正在做的作品並未被市場、補助機制、標案所影響，一如逼婚的情節；要為了錢而去接案，或是為了渺茫的信仰去創作，一如在正宮與情人間難以抉擇的情節。這裡的藝術並不高級也不精英，是俗氣卻再真實不過的後台。</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cgLWsdjl_YCjLUJpxRwaXQ.jpeg" /><figcaption>《B-Side》（2023）。Photo credit: 姜名駿。</figcaption></figure><p>那天去了炎熱的三重之後，我覺得除了何紹源的工作室，可能再也沒有更理想的地方可以展你的這兩件作品。你跟何紹源在作品裡面討論藝術，我們三個也看著作品討論你們如何討論藝術，更明確一點的說，是討論由汗臭、低薪、威脅、情勒構成的那個面向的藝術。之所以將這篇文章的標題放入邊角料，如果沒記錯的話，這是我們邊看邊聊的過程中，何紹源講起某個你們共同經歷的糟糕工作經歷時，帶著調侃的語氣丟出來的詞彙。整個環境總將藝術學院的問題設定為「藝術是否是可教的？」，但這個問題錯誤的將畢業生的可能性限縮在藝術家及策展人，似乎除了這兩種職業之外都是邊角料，但是，在不可教的東西之外，有很多很多與創作不直接相關的具體技能、領域內其他可能的職業別所需要的技術，都還沒被教或告知，就已經被教育者推卸掉責任。</p><p>回到最前面提到記者會覺得很神奇的那件事。原先我打算給你一萬元的工作費，但後來這樣那樣的原因之後，我的製作費加藝術家費在做完作品後剩下一萬多，如果用數字來看，我們的勞動在最後換取的價值差不多，甚至我的工時更長，勞動也可以說是更不值錢，但在記者會現場，我們卻掛著不同的職稱，而在這個圈子中，「藝術家」竟然被誤以為是多了不起的生產者，這個誤會甚至使得大家穿上國王的新衣，明明每個人都只是在做不同類型的勞動。</p><p>請將我給你的這篇勞動回禮也當成家庭電影的一幀影格。</p><p>祝：傻魟魟</p><p>張紋瑄 20230723</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952344c37c04" width="1" height="1" alt=""><hr><p><a href="https://medium.com/practice-criticism/a-side-b-side-952344c37c04">邊角料及他們的產地：論藝術是否保全了姜名駿</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 href="https://medium.com/practice-criticism">Practice Criticism</a>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p>]]></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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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紙上極限運動 ✘ 名人來站台]]></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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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書寫公廠]]></dc:creator>
            <pubDate>Mon, 29 Aug 2022 16:02:10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8-29T17:31:13.510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QXxPLNv5LoGLCBiF2aYvjg.jpeg" /></figure><h4>📙 👉 <a href="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xsport-on-paper">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xsport-on-paper</a> 👈 📘</h4><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ycYmGhPs0YbTLN4GoqV81A.jpeg" /></figure><h4>丁名慶｜幼獅文藝主編</h4><blockquote>本書每一段讀來充滿思辯樂趣、時差與文化衝擊（跨八個國家，十三座城市！）的訪談，都讓人（尤其是有志成為藝術家、文化護育者或者更寬廣意思的獨立思考、行動者）更有能量，自我提醒與檢視，或者說，練習「覺察」：</blockquote><blockquote>如果環境不友善不理想、無資源無出路，那麼你我或「我們」，至少還有哪些門檻並不高更不陌生的工具（如語言、書寫）或做法可嘗試──也重新認識它們在情況各異的當代文明裡的積極意義──不輕易放棄、勤懇地跟內在與世界對話就能有所積累，甚至突圍。</blockquote><blockquote>最富啟發性的部分，我以為是藝術家紋瑄在求證對於受訪者們的好奇「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以什麼樣的方式做」並獲得理解的過程，同樣也是自問與分享──她是如何持續做著與這些受訪者相似也相通的事，且始終讓人可以期待並驚喜於其創造性和行動力？誠實、無私地建立「自己的文本」，宇宙與心靈將回報創造者多麼好的自信與自由？</blockquote><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pc1BMQ0jWskNr9UumFLcXQ.jpeg" /></figure><h4>朱盈樺｜攝影研究者、藝術家，北教大專任助理教授</h4><blockquote>相較許多創作者以自出版為個人表達或作品展演的途徑，《紙上極限運動》收錄的實踐者們，各自於在地不同的限縮條件下，以出版執行、刊物蒐集、空間經營、翻譯文稿等方法實踐自身的信念，也再次提醒文字或紙本這樣最小單位的媒介，如何得以整合造成更大的力量。這本文集以三個關鍵詞彙為軸心：「獨立出版」、「宣言」、「檔案」，張紋瑄透過訴說在中南美洲及東南亞旅程中的對話與觀察，指出不同方向的路徑，用這樣既是挑戰、同時也是邀請的手勢，使觀者在閱讀這本書過程中，得以翻找、堆砌、疊合，拼湊出自己對於「紙上極限運動」的註解。</blockquote><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xSOYzbTE3x63_0fqtlOgFQ.jpeg" /></figure><h4>黃以曦｜作家、影評人</h4><blockquote>這部將遠方旅程含括進一回又一回的凝視、長談、檔案刻記的書寫，除了是藝術家迴旋地朝向某個極外在因此內在的創作（而不是工作）軌跡，裡頭有太多時刻，亦以其之於現實和寫實的筆觸，於我顯得魔幻。</blockquote><blockquote>獨立出版、宣言、檔案……，人原來可以這樣通過書寫，以及更重要的是後設書寫，的進路，在回應或迫問處境的同時，在此一主體浮顯與持續確立的同時，也形塑了某個獨立的存在，與藝術家所走進、穿越的這一切互為某種Twilight Zone的鏡像。</blockquote><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khXzUVjDF3OAOCGUX-3kBg.jpeg" /></figure><h4>林君燁、劉兆慈｜傻瓜書日創辦人</h4><blockquote>大概是我們的計畫皆關注東南亞與自出版的關係，在閱讀此書以前，除了在網上搜索遇見他的文章，也會出現在與誰聊過之後，對方立即提起作者名字的時刻。因此我們以為，閱讀張紋瑄的新書理當要是熟悉的。</blockquote><blockquote>結果《紙上極限運動：出版實踐的全球南方取樣》並不是。</blockquote><blockquote>本書一打開就滿是抵抗。《紙上極限運動》以「突圍」、「行動」取徑出版實踐，作者在自己的旅途中訪問的不同實踐者，無論身處何地，姿態鬆緊，皆以出版作為一種自身參與「革命」的形式。書中有些篇章讀來是跳跳糖，有些則像危崖有花。在這樣的狀態之中，書也許並不只是書，如何用、怎麼讀、誰來讀，將會重新定義書之所以為書。</blockquote><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HSJZJatoDtfR1u3IymuvBA.jpeg" /></figure><h4>蔡胤勤｜「藝術家書籍文獻庫」（ABA）總監暨策展人</h4><blockquote>無論是未來主義者開始將刊物作為批判現實的手段，抑或超現實主義者把書籍視作個體潛意識得以操作的證據；出版作為藝術與政治實踐自二十世紀初已逐漸成為建構烏托邦的創造性共謀（creative complicity），經由印刷技術與出版機制的自主及其能動：揉雜、嫁接、游擊在跨領域之間，組配成一個思想得以被讀者 — 觀眾遭逢的對話場域。</blockquote><blockquote>在《紙上極限運動》一書中擔任採集者的紋瑄，揭示了出版實踐的政治性與當代性在全球南方的可能，通篇應證了前衛主義者埃爾．利西茨基（El Lissitzky）在一百多年前的宣示：「書籍永遠都會存在，是一個具有神奇力量的物件。它的力量跨越時空、歷史與文化的差異，將訊息傳達到每位讀者，而這種影響力是其他創作媒材難以企及的。」</blockquote><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6bf4ea99faf1" width="1" height="1" alt=""><hr><p><a href="https://medium.com/writing-factory/xsport-on-paper-recommended-6bf4ea99faf1">紙上極限運動 ✘ 名人來站台</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 href="https://medium.com/writing-factory">Xsport on Paper</a>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p>]]></content:encoded>
        </item>
        <item>
            <title><![CDATA[在不得不說明白及不可能說明白之間：談再拒劇團作品《明白歌》]]></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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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再拒劇團]]></category>
            <category><![CDATA[白色恐怖]]></category>
            <category><![CDATA[明白歌]]></category>
            <dc:creator><![CDATA[書寫公廠]]></dc:creator>
            <pubDate>Sun, 08 May 2022 14:17:06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5-08T14:17:39.479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原載於Artforum艺术论坛｜ <a href="http://www.artforum.com.cn/slant/13975">http://www.artforum.com.cn/slant/13975</a></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z-ro8dLN6ZYJzKxpXfphzQ.jpeg" /><figcaption><strong>《明白歌》2022年在台北空總中正堂的演出</strong>. 攝影：唐健哲.</figcaption></figure><p>演出當天金瓜石大雨大霧，觀眾席右側成排紅燈籠的其中一盞，不曉得是否因為水氣造成短路，像所有電影預告壞事即將發生的典型手法那樣劈啪明滅。密集打在勸濟堂屋瓦、廟埕的雨滴如同成千上萬個巴掌賞在耳膜，老實說難以確認是否真的接收到了台上用樂器、物件制造出來的所有聲響。但也正是難以分辨音場範圍的情況，設在廟宇前殿的舞台及觀眾席被關進了另一種室內，在其中，由話語、歌謠、聲音交織的敘事，一方面期待著望周知，另一方面則維持秘而不宣。之所以會有這種雙面性，除了因為《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以下簡稱《明白歌》）談的是不可說的白色恐怖時期記憶，更是因為著重的是更不可說的部分：以1950年代地下黨為主的案例，明確標識出反抗者及其面對的現實的案例，並非委托方期待的「冤假錯」案例。</p><p>「白色恐怖」一詞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現今多被用來指稱政權統治者透過國家機器直接暴力的手段，來打壓、摧毀政治抗爭者的行為。台灣的白色恐怖，主要指涵蓋自1949年戒嚴，至1991年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及修正《刑法》第100條之間，超過40年的國民黨威權獨裁統治時期。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涉及的政治類型包含四種：涉共案件、台獨案件、民主運動案件及言論案件，1950年代以涉共案件為主，有些是牽涉到「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工作，有些則是因為思想（如組織或參與讀書會）入獄，1960年代後，台獨案件才逐漸增加。正因政治抗爭者有著差異極大的意識形態，再加上如何理解此時期也與當下台灣的政治現實緊密連動，白色恐怖成為具有歧義的名詞，所有對此的當代詮釋也都同時呈現了詮釋者本身的政治立場。</p><p>再拒劇團在2019年接受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的委托，制作《明白歌》巡回演出時，首先面臨的就是敘事上的多方困難：在國家機器迫使人民失憶之後，讓民眾有意願再一次理解歷史之難；在公家機關的監督之下，梳理不一定得到官方支持的論點之難；在對此段歷史具有歧見的當事人及其家屬之間，尋找既不偏倚又提陳出立場的實踐形式之難。上述難題的可能解套方案之間，帶有先天上的矛盾，這是個「中立」一字被作廢的疆場。</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gzYoBS1Co0N9aDS844tROg.jpeg" /><figcaption><strong>《明白歌》2022年在台中豐原的演出</strong>. 攝影：唐健哲.</figcaption></figure><p><strong>作為劇場作品的《明白歌》</strong></p><p>「我來唸歌予恁聽，無欲撿錢免著驚，姓明白哥我的命，今日講冊來到遮⋯⋯」右舞台有個冊頁般的白布，投影著唸歌歌詞及檔案影像；左舞台上是兩位負責音樂的表演者，蔣韜拉殼仔弦，曾伯豪彈月琴，以傳統閩南語唸歌中最常使用的《江湖調》開場；劉淑娟、洪健藏兩位演員坐在舞台正中寫著斗大「明白歌」三字的掛簾前。唱到戰後國民政府遷台至戒嚴前的階段時，演員兩次過早地打斷唸歌：「啊我知道啦！現在在唱的是二二八對不對？」</p><p>所有故事的開頭都是難題，以誤解作為理解白色恐怖的起始，似乎同時點明幾項現實，除了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分辨不清之外，殖民政權遞嬗下變化不大的個體悲劇情節，使得多數人在理解事件時，難以對事發理由有清楚歸因，歷史在常民的認識中，成為不是太簡單就是太覆雜的命題。《明白歌》透過虛構角色阿榮的故事，提出田產業主及佃農之間的沖突，以及阿榮的同鄉韜桑受左翼思想啟蒙，回鄉教書並倡導工人、農人及學生自我組織的經歷，作為白色恐怖逮捕及審訊的序曲，再拒在處理白色恐怖此一棘手命題所錨定的立場，已呈現在韜桑伴著改編自美國工人活動家、詩人弗洛倫絲·里斯（Florence Reece）著名的《站在哪一方》（<a href="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7ZHfZt4o6c">Which Side Are You On？</a>，1931）所做的陳述：「因為這是階級的問題，不是省籍的問題」，以此作為《明白歌》七個章節的前提。</p><p>《明白歌》的劇本由黃思農、黃亭瑋、曾伯豪、蔣韜共同創作。擔任歷史顧問的林傳凱主要研究內容為1950至1980年代抗爭政治的軌跡變化，在2008至2018年間采訪過三百七十多位政治犯，他組織的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的讀書會成為劇作前期創作的重要參考。在具體的敘事形式分工上，曾伯豪負責唸歌，蔣韜負責敘事歌謠，黃思農和黃亭瑋負責其他對話以及和檔案有關的敘事。所有敘事形式都同樣承擔情節推進的目的，但每種敘事形式有不同的效率，如唸歌就一定會比念白花更多時間說完故事，排練過程中視節奏感重新分配形式。全劇進行間也可看見台上表演者的多工，蔣韜及曾伯豪有時成為聲音演員，劉淑娟及洪健藏有時則成為畫外音。同時身兼導演的黃思農說，再拒對這種「聲音劇場」的實踐形式可回溯至2014年《諸神黃昏》，聲音劇場並不只是在台上透過多種手段 — — 如演奏物件、自制樂器、演員不同的聲音表現、使用不同的擴音器材 — — 制造聽覺經驗，更重要的是在現場暴露聲音的操作技術，使技術執行本身得到表演性，而不僅是為文本或畫面服務。相較於視覺對於事物的單向接收，所有的聽覺經驗都是先天上的VR，透過聽而得知方位與距離，透過聽而定義環境，透過聽而確立主體存在。從1990年代開始，莫瑞‧薛佛（Murray Schafer）於1968年提出的聲景（soundscape）概念開始被應用到劇場中，劇場中的聲音不再只是被孤立處理的效果，而是以具有延續性的整體，與視覺共構戲劇本體論的一環，聲音的範式轉換也直接影響了對於「噪音」的理解，因為「就現象學上而言，接受噪音就是接受一地」。</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8OnnMc1dtKcL_USiesZglg.jpeg" /><figcaption>《明白歌》2022年在金瓜石勸濟堂前的演出座談，回到故鄉的歷史顧問林傳凱正向相親報告當地曾發生過的白色恐怖案例. 攝影：唐健哲.</figcaption></figure><p>盡管歐美中心的劇場實踐進程是否適用於台灣有待商榷，但由聲音到環境、由個體經驗到集體共感的建構，提供了理解《明白歌》巡演及歷史鄉鎮化的聲音政治基礎，2019年及2022年的巡演場地都與白色恐怖歷史緊密相關，例如在我去看戲的瑞芳場次，此地瓜山國小教職員及礦工就因參與地下組織入獄或遭槍決。本劇的歷史顧問林傳凱自2018年開始實踐「到哪里，就說哪里的白色故事」，透過故事面對民眾對白色恐怖的大量誤解，在他對此持續性行動的階段性回顧中提到：「土親」使得敘事中的人物，很容易與自身或親友形象疊合，使「同情理解」更易發生，進而願意設身思考判決中的諸多暴虐，進而使情緒悸動。這可稱為「空間壓縮時間」的策略。</p><p>如果說該地的故事可以透過人名、地名等話語召喚出一地的有感，聲音劇場則透過聽覺，正在解壓縮不可得的經驗：手搖空襲警報器及蔣韜有腔的《戒嚴令》宣告，解壓縮了戒嚴下的身體；各種敲擊及摩擦的擬音，解壓縮了審訊中的身體；“同案朋友”在擴音器下音質變形的感召，解壓縮了自新的身體。除了給予接近特定經驗的通道，不同敘事策略的轉換也形成台下不同社群主體，以及各自帶有的能動性與框架，唸歌的說唱形塑了台灣早期以聆聽來行教化的大眾，民謠的聲音形塑了以國際主義為立足點關心工運的人民，戲劇的對白則形塑了以旁觀、後設作為基本姿勢的當代觀眾。</p><p>創作得以透過感性經驗嫁接起與歷史事件無直接相關的個人，也可以在歷史學科因為證據上的空缺無法言說之處接力，但感性同時是雙面刃。蔣韜認為，人們會因為檔案不帶細節而覺得模糊、冰冷，但也因為此種非人性，人才有可能透過詮釋得到不同面向，在講不清楚之處、不同檔案間彼此矛盾之處，才有好人曾經是壞人、壞人曾經是好人的片刻，但同時他也說：「藝術創作未必是把事情打開，反而是將事情定論，《明白歌》呈現出什麽樣的特務，特務在人們的理解上就會變成那樣的人」。</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adaQN8-dmLBGX0MDmY_JIQ.jpeg" /><figcaption>《明白歌》2022年高雄美濃青銀夥房首演搭台中.攝影：唐健哲.</figcaption></figure><p><strong>作為不是劇場作品的《明白歌》</strong></p><p>老實說，我在剛看完戲的時候是有那麽一些不滿足。這種不滿足針對的並不只是以台灣白色恐怖為題的作品，也包含世界範圍內在面對政治屠殺、文化創傷的議題時進行的創作，過分謹慎和過分輕浮都是常常出現的傾向。透過作品與觀眾溝通歷史命題時，有個會使之比透過演講、出版等發表形式更棘手的因素：觀眾更容易處在很了解及很不了解兩端，因此一方面必須提供最基本的資訊作為共同的先備知識，另一方面又必須將歷史命題處理為得以與大寫歷史相互辯證的原型（prototype）。為了達成前者知會的目的，時序及情緒經常成為被過度依賴的手段 — — 時序得以讓情節被清楚陳述，即使“清楚”根本不是歷史的天性，傷感及憤怒則在提高了解意願的同時，使同理心的全面占領早於對當時權力態勢的理解。而為了達成後者批判的目的，又經常發生犧牲歷史事件細節，過快的將一切無差別地歸納在極權、階級、性別等主題之下，使得歷史不過是初階道德課的教材。對於任一造的偏廢，都會形成理解的誤區。也許正因《明白歌》不可能說明白，讓我期待在劇中會有必要的後設手法，來刺破台上正在織就的敘事同時是如何具有先天缺陷，會有對書寫歷史的現實環境的彰顯，如本雅明所說，使「當下」保留摧毀歷史的連續統一體的精力，不再歷史主義的窯子裡被名叫「從前有一天」的娼妓吸幹。但蔣韜說的話讓我重新思考，或許在我判斷滿足與否之前，應該先理解在面對敘事的矛盾與空乏之時，再拒將哪些舞台之外發生的行動，也納入「作品」。</p><p>訪談時提到，敘事視角訂定時的困難，除了委托方希望以沒有望文生義疑慮的冤假錯案為主，消解討論地下黨案例會引起嗜血媒體刻意曲解的風險之外，到鄉鎮巡演而斡旋於各種地方派系時，也觀察到國家與地方兩種視角之間的對立：「我們在面對的是各種地方勢力，國家在其中並不如想像的這麽有位置，地方的人會覺得地方的歷史比『中華民國』來得更重要，把『促轉會』三個字貼在身上只會為自己找麻煩。」黃思農說。</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cJ2xUH2F2zlbGVGTgyYtyg.jpeg" /><figcaption>《明白歌》2022年苗栗銅鑼雙峰草堂演前張貼募資紅榜單. 攝影：唐健哲.</figcaption></figure><p>統與獨、中央與地方、有意識的反抗者與無辜的受難人，正因為觀點上無法化約，容錯率太低的「一種」敘事方式反而是最有問題的手法，當有太多矛盾無法在時間、空間條件都有限的台上被說盡，戲劇之外發生的其他溝通形式也必須在審視作品時一同考量。2019年，《明白歌》選定八個鄉鎮巡演，幾乎每場次都搭配一場親子工作坊，邀請9–12歲學童及照護者參加，由制作人林欣怡及曾伯豪帶領，以馮守娥、葉菊蘭及鄭竹梅為主要內容，討論劇中較少提到的女性受難者、受難者家屬角度。2020至2021年間舉辦全台約15場「說故事的人」報告會，以學校、教師及青少年為主要對象，選映《明白歌》的部分篇章，並於映後舉辦不同主題的分享會，以導演、編劇、演員、制作等不同視角切入此作。2021年，再拒決定以自制節目的方式重啟巡演，4月啟動群眾募資之後，卻在5月遇到疫情大規模爆發，演出因而延到2022年。三級警戒期間，募資消息難以推廣，再拒除了舉辦線上音樂會之外，林傳凱也熱心的協助針對這年度的巡演場地開設線上座談。編劇之一的黃亭瑋說，線上和線下有著很不同的社群集結方式，線上使得在國外的後代也可以參與，原先以為是要講家鄉的故事，直到後來才知道，故事的主人翁是家族內一直不被提起的親人。在花費極高的溝通成本之後，《明白歌》終於在2月完成2022年度5地巡演。</p><p>如果《明白歌》一作的邊界，不只由舞台、燈光、聲音、表演、場面調度所框定，而是必須擴及上述行動，以及與地方鄉親、家屬、受難人的溝通；同時包括且不限於：為了籌募資金所以與親藍親綠各地方派系溝通白色恐怖、為了為高度政治敏感的議題找到合適的演出場地而必須遊說甚至擲筊請示神意、為了面對知與不知之間的鴻溝而必須以行動繪制白色恐怖在各鄉鎮的地圖呢？流言、口語、爭執、和解等話語似乎就必須一並被納入更宏觀的「聲音劇場」。</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fiCncoxu120US6jUzYWvDA.jpeg" /><figcaption>《明白歌》2019年於苗栗竹南跟隨演出舉辦的親子工作坊. 攝影：唐健哲.</figcaption></figure><p>2000年之後的藝術現象中，以機構批判為基礎的教育轉向得到許多討論，在《明白歌》面對的處境下，機構並不是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學校體制，而是因為多重殖民及政黨政治導致言說歷史成為燙手山芋的處境。藝術家、教育工作者克里斯蒂娜·李·波德斯瓦（Kristina Lee Podesva）整理出以教育作為形式的藝術生產共享的特性，包含強調集體及過程取向的生產過程、去除階層結構的學習環境、側重經驗性、多重領域的知識生產等，若以“一件計劃”而非「一齣戲」來看《明白歌》，可以發現更多待分析的面向。訪談最後，黃思農提到一次演後座談中，對兩家受難人家屬是舉發者與被舉發者的關系，同時出現在演出現場還很擔心，但兩家從一開場就開始交流，最後除了捐款之外，也約定之後有機會到嘉義巡演可以一起討論怎麽進行。「雖然《明白歌》基本上還是一般觀演關系，但整體的操作還必須包含所有連帶的溝通，這和布萊希特的學習劇（Lehrstücke）有點像的地方是，觀眾不只是觀眾，觀眾也是白色恐怖當事人，或是整個計劃的參與者，所有人一起練習一個情境。」</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aac24487bc85" width="1" height="1" alt=""><hr><p><a href="https://medium.com/practice-criticism/white-clear-song-aac24487bc85">在不得不說明白及不可能說明白之間：談再拒劇團作品《明白歌》</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 href="https://medium.com/practice-criticism">Practice Criticism</a>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p>]]></content:encoded>
        </item>
        <item>
            <title><![CDATA[以物喜的身體，以物悲的鬼：《國姓爺之夢》的文體實驗]]></title>
            <link>https://medium.com/practice-criticism/koxingas-dream-d6c1654a86b9?source=rss-bb40bd359e50------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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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國姓爺之夢]]></category>
            <category><![CDATA[三缺一劇團]]></category>
            <dc:creator><![CDATA[書寫公廠]]></dc:creator>
            <pubDate>Wed, 29 Dec 2021 09:30:52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1-12-29T09:30:52.648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blockquote><em>「</em>⋯⋯奧雷里亞諾決定不浪費時間讀他已經滾瓜爛熟的事件，跳過十一頁，開始解讀他目前正面對的一刻，他一邊解讀一邊經歷，一邊解開羊皮紙捲的最後幾頁，一邊預測自己的未來，彷彿照著一面會講話的鏡子。<em>」[1]</em></blockquote><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_zZaj9p4EyzwNaQ634LZbQ.jpeg" /><figcaption>照片提供：三缺一劇團；攝影師：馬翊淳</figcaption></figure><p>一開始會看到堆疊起來的木箱，當目光給了空景更多時間，畫框、米酒瓶、長桌、帆船模型、收音機、衣服等物件逐個現身，接續進場的演員以各自的方式祈福之後，開始了一個多小時的多重人格演示：長桌是戰情室也是船艙；畫框是遺照也是通道；神父之女是鄭成功的女人也是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日本老婦也是外省第三代女孩；國姓爺是西拉雅跟班也是房仲也是遠洋漁船的船主；尪姨是花鹿也是烏鬼也是移工之女也是外省老兵的本省妻子；西拉雅獵人是海上移工也是台籍日本兵也是選舉候選人；外省老兵是神父之女的夢中情人也是到台南置產的男主人也是命喪海上的Supriyanto；而場上的身體不僅說出了中文，也是發出西拉雅語及台語及荷語及印尼語及日語聲音的容器。在牯嶺街小劇場不大的空間中，不為一個角色所定義的演員，以及不為一種功能所定義的物件，讓我們再也難以一語指認眼前為何，面對著時間、空間及敘事人稱的快速切換，你沒有時間專注的發笑太久，一如你也沒有時間傷感。在幽靈船上激情的選戰之後，複數的幽靈在華美的宴席前坐下，他們吃著同一桌飯，但這並不等於和解，畢竟在中元普渡時，冤親債主的共桌也不帶有皆大歡喜的象徵意涵。</p><p><strong>物與非物、偶與非偶、人與非人</strong></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bZPWfVyOV-6HbgK0qDZlag.jpeg" /><figcaption>照片提供：三缺一劇團；攝影師：鄭雅文</figcaption></figure><p>《國姓爺之夢》作為三缺一劇團「土地計畫」的二部曲，其發想源於雋展在7、8年前閱讀駱芬美的《被誤解的臺灣史》時，發現書中被外國視為「殺人王」的鄭成功，與自己小時候從《漢聲中國童話》中認識到的民族英雄國姓爺大相逕庭，當時就認為，面對同個歷史人物的認知落差，與教育系統內建的意識形態習習相關，拆解國姓爺似乎也就可以探問身為台灣人在成長過程中，無所不在的斷裂感從何而來。在文獻閱讀、田調踏查之後，選定了物件劇場的形式，初步呈現的版本已經包含瑪麗亞、國姓爺歌隊、印尼移工等篇章，當時使用了超過50個物件，儘管試圖將物件進行篩選，數量砍半之後，「排練場怎麼看還是像在福和橋下」雋展說[2]。相較於「人」作為演員很快就做成決定，「物」作為演員反而經歷了漫長且卡關的試鏡過程，若是要談15分鐘篇幅的故事，物件選擇並不困難，但要說一個多小時的故事則另當別論，且因為大多數現成物為主的物件劇場都是小品，很難找到可供參照的既有作品。此外，雋展也坦言，自己擅長的是中性物件的符號轉換，而非將現成物透過擬人的操作，主體化為角色的作法，在苦惱之時，偶戲界朋友的提醒，事實上當代物件劇場並沒有單一定義，才排除物件劇場框架的包袱，以演員的多重角色作為本體，物件作為輔助來選擇物件。畫框成為第一個決定的物件，不僅契合大航海時期靜物畫，作為通道也能協助製造出魔幻的感受；鍋碗瓢盆作為聯繫起所有人的日常、與生命直接關聯的東西，但又可以作為奢侈品的物件亦雀屏中選，其他物件則逐步增加。</p><p>物件劇場框架的卸除，首先呈現在幾組矛盾元素 — — 物、偶、人 — — 的同時亮相上。首先，偶及物件一般而言不會並存，因為無論是物件本身，或是物件再組成物件偶，都看似與偶的功能形成同語反覆的效果；其次，當物件不僅是道具，而被活化出其他言說功能，觀眾的專注從演員轉移到物件上，以透過無生命的世界，消解以人為中心的認識方式。但在《國姓爺之夢》中，不僅人仍然是演員，而非僅作為操偶師；現成物也不僅是日常物，而是下一秒會組成物件偶的材料；偶則在作為被賦靈而有動作的角色之餘，同時作為純粹靜態物件被展示，當矛與盾同時起作用，在牯嶺街小劇場有限的空間中，所帶來的結果並非功能間的相互抵銷，亦非過於簡化的平等，而是在一個多小時不間斷的轉變中，使物、偶、人的定義逐漸失效，個別的邊界開始相互侵蝕，在某個動或是不動的瞬間，物成為了偶，偶成為了人，最終人成為了物。人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物化，成為雋展在思考形式的考量重點：似乎人從一開始就被規定了特定功能，無法服務於此功能的人，連人也稱不上，「黑鬼」、「移工」、「高砂義勇隊」非人；「統治者」、「偶像」、「無名者」亦然。</p><p>以現成物裝置開場，以荷蘭畫派靜物畫般的畫面作結，《國姓爺之夢》是個具有野心的製作，其野心並不僅是因為雜多的語言使用、魔術般的場景及角色切換，以及用劇場語彙製造從17世紀至21世紀的影像蒙太奇；更是因為這個從7、8年前開始發想的製作，試圖為「不是人的人」開展出屬於他們的台灣史。但在最後，原先朝向他人的探問，卻回到自己身上，「非人」的台灣史並不是「他們」的，而是「我們」的歷史。</p><p><strong>沒有證據的證言</strong></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cU_LVs_ALZYi0Hx29F3G7w.jpeg" /><figcaption>照片提供：三缺一劇團；攝影師：鄭雅文</figcaption></figure><p>為了準備這齣製作，三缺一劇團在2020年4、5月間拜訪了數個西拉雅族的部落，了解他們的語言、祭祀及文化，雋展說，原先希望劇中有西拉雅語的吟唱，但現存的吟唱大多是在夜祭唱的，夜祭之外的場合吟唱被嚴格禁止，後來在問萬正雄萬爺爺時，他哼了一小段兒時聽過的歌，這首歌最後成為苦力搬磚那一幕的唱謠，這首歌的起頭事實上是台語，描述東南西北四方之後，接續才是西拉雅語。對於混雜的文化現實，錦筵也有類似的經驗，他的「阿太」（奶奶的母親）現在已經一百歲，雖然是客家人，卻自我認同為日本人，錦筵一直到長大才發現，原來阿太在叫爺爺的語言不是客語，而是日語。在多重殖民的台灣島上，不僅語言及認同成為問題，感性也無法是自然物，雋展記得蔣經國去世時，明明家中父母都是獨派，年紀還小的自己卻跟著老三台上的新聞放送哭了，還翻開社會課本指著書上對母親說「沒關係他還在這裡」，雋展說，一想到到從小對社會、歷史的認識有這麼多斷裂，就感到深深的悲傷。</p><p>隨著斷裂而來的失語及失憶，使得證據不可能存在，但當歷史在闕漏、誤會的風險下，仍然不得不被敘說，講述台灣史就不僅是集體歷史的問題，也是個人史及家族史的問題；不僅是內容問題，也是文體問題。在雋展決定要將《國姓爺之夢》發展成長篇，請錦筵擔任編劇，並將手上荷蘭時期、對尪姨的訪調成果交給他之後，兩人面臨到的難題，就是如何、為何要用劇場處理台灣的歷史問題，解答顯然不會是控訴，因為倘若目的是控訴，書寫及街頭演講或許都比劇場更有力。錦筵說，近年有許多戲劇作品以歷史為基礎，但大多著眼於特定時期、事件、族群，或甚至是「加害者vs受害者」的關係，在看2019年的階段成果時，他就感覺到這個製作企圖打破上述的框架，在討論之後，決定不單單處理荷蘭及明鄭時期，而是將故事延伸至當代，企圖有意識地迴避看似批判、實則落於煽情感性邏輯的二元對立敘事。他們透過三個主要課題，製造出並非簡單對立的情節，以回應台灣斷裂、複雜的歷史：首先，是以箱子擺放為主的極簡空間使用；其次，以演員的多重角色切換，來形成精神錯亂；最後，以物件作為通道，釋放出不同的情感和記憶<a href="#_ftn1">[3]</a>。</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hYYSySeLF_yuYjRwnJRr4g.jpeg" /><figcaption>照片提供：三缺一劇團；攝影師：魏雋展</figcaption></figure><p>在此種尋找合適講述台灣史文體的過程中，故事無法再僅僅是個待安排高潮及笑料的被設計對象，而是將所有參與者編織進敘事內的有機迷宮。錦筵完成約莫80場的事件表之後，雋展依照事前在家裡藉模型完成的準備工作，進排練場時，向演員描述結構但沒有台詞，直接請演員現場試一次，演員就像是現場的筆，找到角色的語言，如劇中飾演小喇叭爺爺（其原型是錦筵的外公）的演員劉唐成因為是外省第三代，因此語言可以很快就到位，在排練過程中，會出現很多支離破碎的片段，雋展及錦筵就在現場抉擇及調整序列，讓劇本在排練過程中逐步完成。錦筵印象很深的一次排練，是上半場的最後一場，瑪麗亞在道別時要講台詞以作為情感上的收束，但試了很多個版本都不對，就問飾演瑪麗亞的演員賀湘儀，如果是你會說什麼，湘儀在排練現場丟出來的話語，讓他們覺得，就是這個了，不是自剖也不是道別的言語，而是一串地名：「好望角、巴達維亞⋯⋯」。</p><p>不僅將「人」呈現為「物」，最後在整齣戲中，語言、名字、甚至空缺都以等待解壓縮之物的姿態現身。相較於近年許多著眼於白色恐怖時期的作品，《國姓爺之夢》之中，國民政府來台乃至民主化的跌宕過程並未直接被提及，蔣氏政權濃縮在小喇叭爺爺每每在情緒崩潰邊際高呼的「蔣委員長萬歲」現身，對於刻意讓此段歷史缺席的處理，或許透過波赫士可以找到一種解壓縮的程式，〈小徑分岔的花園〉內，漢學家問了暗殺者：「設一個謎底是『棋』的謎語時，謎面唯一不准用的字是什麼？」後者回答了「『棋』字」；換言之，在以位移及失所被組構起來的歷史碎片中，缺席的片段正因為其太過張揚的不在場，而使「遷佔者國家」作為可能的謎底顯得無所不在。那天訪談結束前，兩位都提到演出之後有不少觀眾的疑問是「難道沒有更簡單的說歷史的方式嗎？」，但雋展說：「一旦要選《百年孤寂》的路線，它就一定會是複雜的，而複雜的東西也一定會有複雜才會出現的味道。」</p><p>到了最後，在這趟漫長的航行中，可能的藥方是物，而不是時間，因為在這物傷其類的島上，我們並沒有擁有線性敘事的本錢。</p><p>[1]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百年孤寂》。</p><p>[2]出自與本劇導演魏雋展、編劇胡錦筵的訪談內容，訪談於2021年12月12日。</p><p>[3]同上註</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d6c1654a86b9" width="1" height="1" alt=""><hr><p><a href="https://medium.com/practice-criticism/koxingas-dream-d6c1654a86b9">以物喜的身體，以物悲的鬼：《國姓爺之夢》的文體實驗</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 href="https://medium.com/practice-criticism">Practice Criticism</a>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p>]]></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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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另一種更好的現實：訪The Reading Roo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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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書寫公廠]]></dc:creator>
            <pubDate>Wed, 06 May 2020 16:23:24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05-06T16:23:24.204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Bangkok</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jjmyWuiEtgEf8kdFaqBvxQ.jpeg" /><figcaption>Narawan Kyo Pathomva</figcaption></figure><p>The Reading Room所在的區域不是藝文空間聚集地，而是住商混雜的地方， 這個擁有近三千本藏書的獨立圖書館位在四樓，在氣喘吁吁的爬上無限上升的階梯後，我進入一個書圍繞的安靜空間，不禁覺得紙或許是很不錯的隔音材料，書櫃上的書以語言分類，再依各學科或作者姓名排開。The Reading Room是在墨西哥城的Aeromoto之外，我訪問的第二間獨立圖書館，或許因為此種實踐是我所有訪問對象中，最接近策展工作的類項，因此儘管每一間可能從視覺到氣味都很相似，但基於對當地社群的分析，各自採取的分類邏輯、流通方式、預期觀眾都讓任兩間獨立圖書館的差異比兩間獨立出版社更大。比如當Kyo聽到我在分享Aeromoto的「策書」方式時，他就非常訝異，一來是以一人之力無法想像如何基於每個計畫將藏書大幅移動位置，二來則是圖書館的定位問題，他試圖將The Reading Room作為一間標準定義的圖書館而非廣義藝術計劃，因此能夠讓讀者及自己都能明確找到書的藏身處非常重要，這和Aeromoto所強調與書在意料之外的遭遇就非常不同。</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3B0PDfaFz3oMBOt6Z90MlQ.jpeg" /></figure><p>或許實踐者本身的背景也影響了上述差異，Narawan Kyo Pathomva大學讀的是英文文學，碩士則是在紐約讀藝術行政，回泰國後擔任香港亞洲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AAA）駐曼谷的研究員，當時AAA還在建立東南亞當代藝術資料庫的階段，Kyo的任務就是協助做藝術家研究、收集出版品等建檔工作，後因階段性任務結束，AAA的方向有了調整，Kyo就離開了研究員一職，但這份工作對後來營運獨立圖書館是很好的經驗。談起運作The Reading Room的契機，他說，實際上並沒有決定性的瞬間，而是許多累積起來的因素導向這個結果，無論是針對當代藝術圈或是整體社會而言，泰國都沒有好的圖書館，多數圖書館屬於政府或是學校，且藏書乏善可陳；私人機構圖書館則會收取入場費，並且得付費成為會員才能借書，一般學生實在難以負擔，當他還是大學生時就因此無法進入。因此當Kyo在2009年要營運獨立圖書館時，就決定所有東西都必須是免費的，借書也只不過是在表格上填下名字及聯絡資訊，我問他如果有人把書偷了不還怎麼辦，他笑著說那也沒辦法啊，如果怕被偷那乾脆一開始就別做了，「有些人會覺得這種作法太理想主義或太烏托邦，」他說，「但我認為不能一味在系統的遊戲規則內憤世嫉俗地批評，個人是有能力提供另一種更好的現實的」。</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MXyehqj4XqOtauV0EbOrRw.jpeg" /></figure><p>The Reading Room在營運幾年之後，成為非常活絡的知識交換空間，但2014年泰國軍事政變，軍方宣布戒嚴，集會被禁止、媒體被控制，言論自由當然飄搖零落，這裡成為當權者的眼中釘。Kyo說，事實上他自己會以「學術的」而非「政治的」來描述這間獨立圖書館，因為所有活動都不是直接的政治運動，而是與獨立思考相關的知識討論，但一方面是因為學者及知識份子們的批判與關注總是與左翼思想習習相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極為保守的政治環境下，即使中立都很容易被掛上「左」的標籤。政變發生之後，軍方審查並追蹤所有異議者的動向，因為他們不想要知識份子們的聲音被聽到，The Reading Room許多活動因此受到影響，例如原先規劃了一個為期半年的的系列活動，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實踐者討論與民主相關的數個關鍵字，但在「民主」成為敏感字眼的局勢下，活動只得取消，其他取消的理由則包含講者必須逃離泰國、甚至被政治流放等難以預見的情況。即使得以舉行，也會有著便衣的軍人進來監控整場活動、拍照紀錄所有參與者等等，在此種處境下，活動必須找到另一種隱晦的方式策劃，當時有一系列關於文學的活動「This Is Not Fiction」，透過特定作品的閱讀討論議題，如藉由《華氏451度》討論審查制度；「Right Here, Right Now」則是透過其他國家為例，討論右翼意識型態中的幾種關鍵概念。監控的人都一次至少來兩位，儘管穿著便服，但從怪異的Polo衫、大手錶、金鍊子等打扮一眼可以認出不是一般觀眾，因此當他們走進來時，講者會談書、談他國政治，但在監視者離開或是因為無聊睡著時，話題又會轉回泰國。事實上，監控者的工作包含寫報告往上呈交，但後來因為太懶得寫加上聽不懂，就會請Kyo自己寫，「當然好！樂意之至！」他笑著說，「我就會在報告上寫很多理論專有名詞或是英文的難字，說服他們這一切與時事批判無關。」</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WX6tZd5R87d4hoijpRbdLQ.jpeg" /></figure><p>比起政治上的刁難，經濟才是更棘手的事，目前The Reading Room只有Kyo和另一位員工在管理，所有的營運經費都是由他自己掏腰包，申請補助或贊助當然是很好，但他盡可能避開官方或是大企業的資金，因為在今天，錢不只是錢，所有的事情都非常政治，因此必須很小心。這麼困難的話為什麼在數位時代還要做呢？Kyo說，人在天性上仍然有觸碰實體物件的需要，除非肉體本身也AI化、變得不再是動物，否則書無法全然被另一種載體取代，況且，書是如此感性的物件，閱讀從來都不只是視覺運動，每個瞬間的觸覺、嗅覺都同時在認知層面上產生非常複雜的交互作用。當聽他解釋著「印書」本就是朝向未來的動作，以及在晚餐時配著蟹肉咖哩聊到希望這間圖書館能脫離自己存在，不被錢用完了或是他死掉了所影響，我在想，今日的圖書館空間顯然不再是單一功能的場所，而是複合式的知識交換空間，甚至在許多國家中同時是政治激辯的前線，在這層意義上，開一間圖書館說不定在功能上如同開一間產房，等待該來、未來而將來的可能性。</p><p><a href="https://readingroombkk.org/">https://readingroombkk.org/</a></p><p>【「紙上極限運動」獲國藝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感謝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支持】</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a7ffe0e1627e" width="1" height="1" alt=""><hr><p><a href="https://medium.com/writing-factory/the-reading-room-a7ffe0e1627e">另一種更好的現實：訪The Reading Room</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 href="https://medium.com/writing-factory">Xsport on Paper</a>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p>]]></content:encoded>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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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自邊界回擊：訪Marjin Kiri]]></title>
            <link>https://medium.com/writing-factory/marjin-kiri-aeeef5dc387f?source=rss-bb40bd359e50------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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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書寫公廠]]></dc:creator>
            <pubDate>Tue, 21 Apr 2020 04:02:01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04-21T04:09:11.48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Jakarta</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ydaJFs6KzZFtvAXtV6E0UQ.jpeg" /></figure><p>Gudside位在南雅加達的一條蜿曲小路旁，一進大門之後，左右兩側會先看到一些賣簡單麵食的攤販及咖啡吧，兩側接續開展的貨櫃屋們則臥虎藏龍。Gudside是由Gudskul — — 發音為Good school — — 發起的，2018年，ruangrupa、Serrum及Grafis Huru Hara三個藝術團隊一起開啟了這個強調共用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生態系統（Ecosystem）等核心方法的公共學習空間。目前除了上述三個團隊及所屬計畫之外，另有十四個團隊進駐Gudside，獨立出版社Marjin Kiri即是其中一個。</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NG9Tg7l-84tdmPA4mfgq9w.jpeg" /><figcaption>Ronny Agustinus</figcaption></figure><p>走進Marjin Kiri的「辦公室」時先是被所見景象嚇了一跳，在小小不到八坪的空間內堆滿了書，一路頂到天花板，靦腆的Ronny Agustinus在被書牆圍繞的環境中工作。目前所有訪談對象中，當代藝術領域工作者決定辦獨立出版社的案例並不少，但大多是以出版實踐作為藝術實踐的延伸項目；Ronny則相反，他就讀於雅加達藝術學院，2000年與其他人共同組織了ruangrupa，當時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及規劃，但到最後覺得自己似乎不那麼「跟得上」當代藝術的變化：「後來ruangrupa的路線更傾向文化研究，可能我比較傳統，仍然覺得基礎、古典的經濟學與政治學理論非常重要」Ronny說。他漸漸淡出ruangrupa，並在2005年創辦了Marjin Kiri。Marjin是邊界（margin），Kiri是左（left），這是一個從名稱就能嗅到出版傾向的出版社，他們極其注重批判思考，致力於翻譯那些對印尼而言很重要，但卻不為其他當地出版社所青睞的著作，目前網站上的分類包含了哲學、印尼研究、女性研究、文學、社會政治、經濟政治及安那其研究等。一開始，每本書的印量都至少是三千本，流通管道則是在大零售商寄售，但近年無論是技術或是市場的改變都很大，印刷技術的進步讓成本下降、門檻的印量也不用這麼高，現在每本印量為一千本（更少的話會不符收支）；社群網站的興起也讓他們決定不靠零售商，而是省下中間的抽成，轉向藉由獨立書店及網路平台販售，這也是目前多數獨立書店的營運方式。Ronny觀察到，印尼的閱讀習性及書本市場越來越多元及分流，獨立書店越來越多，各自有各自的選書取向，且會與獨立出版社有良好的互動，和連鎖書店就有不同的市場分區。</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3QV9q-TvF4CugY2wTPHUEA.jpeg" /><figcaption>Ronny翻譯的印尼文版路易斯·塞普爾維達（Luis Sepúlveda）《讀愛情故事的老人》（Un viejo que leía novelas de amor ; The Old Man Who Read Love Stories），作者於2020年4月16日因COVID19離世。</figcaption></figure><p>談起開出版社的契機，以及對批判理論、拉美文學的興趣從何而來，他提到兩本影響這位愛書人的關鍵書籍：陳馬六甲的《唯物辯證邏輯》（Madilog）與馬奎斯的《獨裁者的秋天》。1999年，他23歲時，在一本政治經濟取向的雜誌Indikator負責版面設計，這份工作可以說是他政治啟蒙時刻，1998年蘇哈托垮台之後，曾有一波左翼思想書籍的出版風潮，雜誌出版社找到了在新秩序（New Order）時期被禁，但仍然以影本被秘密流通的《唯物辯證邏輯》並決定再版，Ronny擔任起這本書的編輯。書本出版之後，在學術圈激起熱烈迴響，許多學者、教授是第一次有機會讀到這本書，他們非常驚訝於印尼在40年代就有人能夠有如此的論述能力，而此書也開啟Ronny對左翼思想的閱讀。在拉美文學的方面，學生時期第一本接觸到的拉美文學就是《獨裁者的秋天》，不僅極長分段的美學實驗讓Ronny印象深刻，也打開他對政治文學的想像，Yusuf Bilyarta Mangunwijaya在序中提到，拉美文學對印尼讀者而言是未知的領域，這句話成為種子，在數年後長成了Marjin Kiri出版中的重要路線，他們至今已經出版了約120本書，全部都是印尼文的著作，早先翻譯書的比例很高，近年當地作家及翻譯書約為六比四，Ronny說現在是很理想的比例。他們對翻譯有個堅持，就是盡可能從原文而不是從英文再轉譯，因此合作的譯者就有不同的專擅語言，他自己則在學習西班牙文之後，2006年翻譯了第一本書，路易斯·塞普爾維達（Luis Sepúlveda）的《讀愛情故事的老人》（Un viejo que leía novelas de amor ; The Old Man Who Read Love Stories），繼後的翻譯對象包含了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等人，文學與政治理論皆涵括在內，在將西文翻譯為印尼文的過程中，也等於將另一個世界翻譯進來。《讀愛情故事的老人》的確是Ronny第一本自西文直譯的書，但他第一本譯作其實是副司令馬科斯的文集。副司令馬科斯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領導者、發言人，同時也是作家，Ronny說，那時候他的西文還沒那麼好，因此是從英文翻譯成印尼文。對Ronny而言，將拉美 — — 他同時強調，我們當然不能將拉美視為一均值總體，每個國家的差異都很大 — — 和印尼比較，許多在歷史、政治上的異同非常具有意義，作為都曾經歷殖民與獨裁政權的國家，印尼必須學習如何面對、處理持續纏繞當下的來自過往的鬼魂，並將這些經驗反過來變成追求正義的工具，而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國則可以成為重要的參照對象，以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為例，他們示範了當代左翼還有什麼樣的生存可能，也提供對於印尼而言難以想像的政治圖景。</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bNCTj--A9jRXamhSdc8dMg.jpeg" /></figure><p>Ronny解釋，儘管印尼在1920年即成立亞洲第一個共產黨，但這個理應擁有深刻左翼思想傳統的國家，卻在近代史的發展中，斷片一般清除了所有的記憶與論述能力。左傾的蘇卡諾在40年代領導印尼字荷蘭手中獨立，但在冷戰的局勢下，如同亞洲的其他國家，一國的「內政」根本難分內外 — — 1965年，親美的軍事強人蘇哈托推翻親共的蘇卡諾，並發動了對左翼人士的大清洗，在33年的統治期間內，言論自由消失無蹤。箝制言論自由的政策從來都不會單單影響一代人，即使在1998年蘇哈托下台，印尼步入改革時代（Reformasi）一直走到今天，蘇卡諾成為了偉人，他的大女兒也擔任了第五任總統、以及目前執政黨的領導人，他的形象不斷被用上，但到底蘇卡諾主義（Sukarnoism）的核心是什麼一直被略而不提 — — Ronny說，他的思想當然是與共產主義密切相關的，但當前印尼卻只想要萃取出蘇卡諾作為國父的形象，並隱蔽其思想脈絡。簡言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等左翼相關書籍並未全盤解禁，2016年，Marjin Kiri合作籌辦的Belok Kiri Fest（Turn Left Festival）就被勒令取消。「要談印尼的國家歷史不可能不談共產主義」，Ronny說。但如何與難以撼動的敵人 — — 國家、偏見及時間 — — 對抗？改革之後，儘管有許多致力於左翼思想的小獨立出版社及組織先於Marjin Kiri出現，但大多因經營問題撐不久，除此之外，一些小誌型態的出版物儘管有強烈政治動機，但難以觸及大眾與學界，更無法作為引用條目，加入學術圈的知識生產中。對Ronny而言，正因為對手太巨大，所有的策略都必須作長久計，在營運的方面，Marjin Kiri從一開始就以一個申請立案的合法公司來營運，同時對版權問題非常謹慎，避免當局以各種許可上的問題來找麻煩；在出版的方面，他們的出版品都是最狹義的「書」。當左翼論述在緩慢的出版工作中，能夠被引介進學術圈及教育現場，成為論文的備註、參照，甚至在課程中促成辯論，那麼儘管這場戰鬥無比漫長，但具有批判力的一代就不會只是妄想，而是可藉由一本本書拾級到達的現實。</p><p><a href="https://marjinkiri.com/">https://marjinkiri.com/</a></p><p>【「紙上極限運動」獲國藝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感謝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支持】</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aeeef5dc387f" width="1" height="1" alt=""><hr><p><a href="https://medium.com/writing-factory/marjin-kiri-aeeef5dc387f">自邊界回擊：訪Marjin Kiri</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 href="https://medium.com/writing-factory">Xsport on Paper</a>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p>]]></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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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敵人的書寫、與敵人的敵人的書寫：訪三個馬共村]]></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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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書寫公廠]]></dc:creator>
            <pubDate>Wed, 15 Apr 2020 05:04:59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04-15T05:04:59.345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Hatyai and Betong</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CR-85laOctU0CXZ7jpeF8g.jpeg" /><figcaption>第五友誼村（馬共革命派）販賣部販售的出版品</figcaption></figure><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oQlIChzlxaZJmsZb9_px3A.jpeg" /><figcaption>第十和平村（陳平一派）販賣部販售的出版品</figcaption></figure><p>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國家歷史博物館對於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亞的因果有著十分不同的詮釋，也因為這個關鍵年份的呈現差異，各自對民族的、立國的想像也都非常不同，甚至影響到今日的種族政策，但有件事是很相像的：馬共是敵人，破壞國家安全、族群和諧的禍首。共產黨作為國家要敵這件事並不陌生，在台灣亂七八糟的近代史中，無論當權者為何，反共也總是其中一組和弦。2014到2015年間，當我在史明歐里桑那裡幫忙，同時閱讀各方描寫臺灣共產黨創黨成員之一謝雪紅的資料時，在尚未理清的各種說法中 — — 妖豔的狐狸精或是獨立的新女性或是英勇的領導者或是脫逃的叛徒 — — 僅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越容易被標記為「敵人」、「反對者」的一群，在寫史時似乎就越在意書寫的動作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點意味著什麼：謝雪紅的「以上我把自我的家庭環境、父母親的情況、兄弟和二姐的經歷和他們的遭遇簡略地介紹出來，其目的是[…]因為他們的經歷和遭遇也反映了萬惡的就社會人壓迫人、人剝削人之罪惡事實的一部份，可以作為寫我的歷史的一部份社會背景」<a href="#_ftn1">[1]</a>；史明的「必須向讀者進一步說明的是，本書是：（1）站在台灣勞苦大眾的立場，（2）以分析基層構造即社會經濟為出發點，來觀察台灣社會各階段的行程發展，（3）根據史實（文獻、傳說、佚文等），（4）相當著重於陳述圍繞台灣社會各時代的國際形勢與時代潮流，以及外來統治者的國內情況及其殖民政策」<a href="#_ftn2">[2]</a>；或陳平的「歷史是活存下來或繼承其戰利品的人對事件的文字證詞或詮釋，在軍事衝突上，歷史必然是勝利者最終留在圖書館及檔案室的觀點，支配者及較強勢的那方，至少是在他們的有生之年，總有辦法阻止人們窺視那些把他們描繪為他們不想要的角色的文件。所以你會有許多三十年、五十年、甚至七十五年的機密文件，有些甚至不曾被公開過，避免讓勝利者面對歷史反省時的難堪。這是為什麼勝利者很少被嘲弄的原因。」<a href="#_ftn3">[3]</a></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G2Yi6mu0AqRbcVaAQ9wI9g.jpeg" /><figcaption>第五友誼村（馬共革命派） 考南康地道</figcaption></figure><p>原先是想，與其從正反面的詮釋試圖理解陳平筆下的「勝利者的戰利品」，不如就去馬共村看一下吧，殊不知在後來的發現中，歷史之於勝者與敗者的意義並不僅是兩個一組的對立，而是剝開之後永遠還有一層內裡、如俄羅斯娃娃般的結構。馬來亞共產黨（1930–1989，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的前身來自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印尼共產黨（1914–1991），另一則是中國共產黨（1921-），因為星馬兩國打造單一國族敘事的需要，馬共常常被塑造為「都是由華人組成的反政府份子」的形象，事實上馬來人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有越來越多學者（如Mohamed Salleh Lamry））及紀錄片導演（如Amir Muhammad）在處理這件事，因為語言的關係，這次我去拜訪的三個散落在不同山頭的馬共村 — — 第一友誼村、第五友誼村及勿洞和平村（朱拉蓬公主第十發展村） — — 都是華人為主。1969至1970年初，以陳平為首的馬共北馬局在內部舉行肅反，許多原本的戰友被打為敵人並遭到殺害，原第八支隊和原十二支隊二區在1974年公開與陳平派分裂，前者組成馬共革命派（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Revolutionary Faction），後者則組成馬共馬列派（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Marxist–Leninist)），二者在1983年合併，組成馬來西亞共產黨（Malaysian Communist Party，簡稱馬西共）；1987年馬來西亞共產黨和泰國政府談判，結束武裝鬥爭，在原活動區建立了五個友誼村，1989年馬共中央、泰國政府與馬來西亞政府進行三方的合艾會談之後，終於結束游擊戰，並同樣在泰南建立了四個和平村。在前往合艾及勿洞時，我先在吉隆坡停了兩天，一邊參觀歷史博物館，一邊想像馬共村會如何回擊官方敘事，結果在歷史的戰場上，鬥爭更顯眼的並非來自共產黨人與反共政府，而是來自內部的派系分裂，這樣的分裂也讓和平村與友誼村在寫史的動作上似乎有著不同的目標及方法：和平村（陳平派的馬共中央）的重點在於為馬共作史，友誼村的重點則是為馬共的肅反作史。</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yQpLub2IHhhLpFu2KYFVYQ.jpeg" /><figcaption>馬來亞共產黨（革命派）黨章（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六日）</figcaption></figure><p>書、導覽、遺跡、博物館 — — 在義務教育之外，這幾個部件形成更廣泛的歷史教育，儘管我到的這些馬共村都或多或少將觀光視為重點發展項目，如花園、民宿、特色餐點等商品怪異地成為前共產黨人在今日的收入來源，但透過旅遊重新宣導特定立場的歷史，也的確都是我到訪的三個馬共村的重要目標 。第一友誼村主要是由前馬共馬列派的成員組成，留有由約一公里長的地道（Piyamit Tunnel），大概五十名人力花了三個月打造而成，這裡的步道整修得很易於行走，即使我去的那天正下著豪雨，也因為步道上加裝了塑膠棚頂完全不受影響，跟走著走著有種走在八卦山三清宮步道的既視感，跟著其他觀光客魚貫地進入早已上過一層水泥壁的地道，出地道之後參觀其實就是一個展廳的「歷史博物館」，除了展示馬共年表、書籍、衣物、火藥、手術用具、印刷用具、生活照片之外，有一櫃則是個人照，每張的圖說都是在譴責陳平當局「一意孤行」、「犯了極左的錯誤」，將同志「逼上梁山」並打為「敵奸」。由前馬共革命派黨員組成的第五友誼村相較之下冷清得多，走到考南康地道（Khao Nam Khang Historical Tunnel）入口之前會先看到同樣也只是一個展廳的「歷史博物館」，簡介上寫著「萬分感謝泰國皇上陛下和各界政府給予我們的支持與恩惠」，展示的物件和第一友誼村的差不多，還有一「馬共殉難戰士戰史館」，牌位標註人名及死因，可以見到「馬共北馬局指為敵奸而殘忍殺害！」的描述。接著在爬升的泥濘小道間，行經叢林內的會議廳、孔明灶、醫療所、戰士宿舍、甚至結婚室等生活空間，才到地道入口，地道約有三層樓高，由1972年挖掘到1979年，裡面什麼空間都有（醫療的、儲藏食物的、上課的、練機車的⋯⋯），到出口前是連續往下的一長段階梯，沒有任何轉彎地一路下三層樓，在差點踩到老鼠、差點被蝙蝠撞上、僅有我一人腳步聲的階梯上，下降成為永恆的動態。</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raE2CQNM2uNfjrvNd0GSQg.jpeg" /><figcaption>第五友誼村（馬共革命派）內之「馬共革命烈士為革命犧牲勇士之碑」</figcaption></figure><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jnzWbFzE_gh4-FMzwj_gmg.jpeg" /><figcaption>第一友誼村（馬共馬列派）「友誼村歷史展覽館」展品</figcaption></figure><p>我在販賣部收集了不少各馬共村獨立出版的書，兩個友誼村的出版（印行單位分別是考南康地道委員會及泰南勿洞第一友誼村，也有僅掛作者名的書）有許多書特別處理肅反過往，如《馬共內部風暴》（1998）、《北馬局「破獲敵奸」真相》（1999）、《肅反後又一次更大的肅反》（2005）等，即使是個人回憶錄如《四十年森林游擊戰爭生活回憶錄》（2000）也都著重在「黨中央的錯誤」，大部分的書結構都很混雜：個人回憶拼貼上歷史資料，某匿名評論信件拼貼上報導，史料摘錄拼貼上馬共歌曲，全書充滿了驚嘆號、問號與驚嘆號加問號，還有一看就知道是假名的名字（阿和、小忠、小海、小洋⋯⋯），這些無法以真名示人的證言不得已為了「歷史的真相」、「撫慰冤死者」而寫，因為「[…]在國內（此指中國）的『老馬共』對你們的分裂確實情況真的是很不了解，過去只聽陳平他們說你們的不是，這也難怪，陳平是中共承認的正統馬共[…]」<a href="#_ftn4">[4]</a>，也因為「這本書確實是《我方（陳平集團方面）的歷史》，或者僅是陳平的《個人鬥爭史》」。「革命派跟馬列派他們就是對肅反有意見，但後來才瞭解他們自己也肅反、也殺很多馬來亞人⋯⋯」在和平村遇到的Auntie帶我參觀不准拍照的馬共歷史文物館邊說，「本來這種事情是不用對外講的對嗎？這樣久都三十年了，上一輩人的鬥爭我們就不要再挖出來再分裂，所以如果你去那邊，他們會講的是另外一套。」在和平村遇到很多阿姨 — — 更正，遇到的全是女性，女醫生、女教師、女戰士，他們都是前馬共中央的成員，這個村子沒有地道，現在是以度假村的方式在經營，出版的書籍都是掛「21世紀出版社」之名，他們的文物館是獨棟的，隔壁正在興建另一棟博物館，在聽著此種「我方的歷史」時，一直轟隆作響。</p><p>在勿洞的時候，我住在蝴蝶公主旅館，不曉得是不是因為白天在考南康地道沒完沒了往下走的身體感，或是真的肇因於發生在泰馬邊境諸多大大小小的殺戮，睡到一半突然有種很不妙的感覺：這種緊張感和正在發生的夢境完全無關，而是強制性的全身緊繃。我不敢張開眼睛（或是就算敢也睜不開？），開始一連串的念心經，同時連珠炮地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我只是想來這裡知道你們的故事然後跟沒機會來的人講我不是故意要打擾你們的拜訪完之後就會回台灣了短短兩天而已，後來也不知道真的是膽小鬼的道歉被接受，還是只是在喃喃自語中催眠了自己，我就睡著了。夢，鬼魂，回音，下行。我方之內還有我方，膠林之外還有膠林。</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JZO4bp_scTSrsbY7PjIjZg.jpeg" /><figcaption>第一友誼村 Piyamit Tunnel</figcaption></figure><p><a href="#_ftnref1">[1]</a> 《我的半生記》，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1997，頁65–66。</p><p><a href="#_ftnref2">[2]</a> 《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序，史明，1979。</p><p><a href="#_ftnref3">[3]</a> 《我方的歷史》，陳平，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頁9–10。</p><p><a href="#_ftnref4">[4]</a> 《北馬局「破獲敵奸」真相》，考南康地道委員會，1999。頁3。</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7717ff2da124" width="1" height="1" alt=""><hr><p><a href="https://medium.com/writing-factory/pkm-7717ff2da124">敵人的書寫、與敵人的敵人的書寫：訪三個馬共村</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 href="https://medium.com/writing-factory">Xsport on Paper</a>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p>]]></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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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草根生與季風起的時候：訪林韋地]]></title>
            <link>https://medium.com/writing-factory/grassroots-629dff53be72?source=rss-bb40bd359e50------2</link>
            <guid isPermaLink="false">https://medium.com/p/629dff53be72</guid>
            <dc:creator><![CDATA[書寫公廠]]></dc:creator>
            <pubDate>Wed, 08 Apr 2020 16:01:31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04-08T16:01:31.831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新加坡</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jMDMV2NSEeRg_32-RFD2WQ.jpeg" /></figure><p>在新加坡的某個週末，我參加了武吉布朗墓園（Bukit Brown Cemetery）由在地文史工作者義務發起的導覽，在2011年反對政府開發的波瀾後，不少人持續整理、講述這個可回溯至19世紀的墓園歷史。走在榴槤樹及其他叫不出名字的灌木、攀藤植物中，華人面孔的解說員用新加坡式英語告訴大家每塊墓碑的由來、主人生平與雕刻風格。過程中一件沒什麼的小事卻讓我很驚訝：當在介紹某座墳墓上的對聯時，他向大家道歉說，雖然他會講中文及福佬話，但讀不懂中文。因此，當第一次踏進草根書室時，以中文書為大宗的藏書不由得讓我替他們擔心起銷售。走進書店迎面的是與新加坡研究相關的書籍，書櫃上可見台灣文學、香港文學、星馬文學、翻譯文學、南洋研究等類項，走到中間則是草根推薦選書，我去訪問林韋地時是八月，移動式書櫃上正展售「香港：自由之精神」專題，當時還沒有人能夠預料到，香港人的戰鬥必須那麼辛苦、那麼久。</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rPNsKEPRQ2QVT2dsuw8dkw.jpeg" /></figure><p>我和林韋地約在草根書室裡的咖啡吧碰面，這位比不務正業更不務正業的斜槓是醫生、作家及出版人，同時擔任馬來西亞大將出版社的董事、草根書室的董事及台灣季風帶書店創辦人。林韋地在檳城出生，祖父母是從中國移民到馬來半島的第一代，因為父母親都在台灣習醫，三、四歲到國中結束時都在台灣成長，並接受中華民國史觀的教育方式，直到回馬來西亞之後唸華文獨立中學、並在吉隆坡唸醫學院後才開始意識到自己與「馬來西亞」的關係，畢業後到曼徹斯特繼續進修，在英國生活階段影響了他對於政治的理解，後則到新加坡執業至今。從學生時期就有寫作習慣的他，得了一些獎項也出了書，2013年朋友問他要不要將詩集寄賣在新加坡的華文書店，於是第一次到了英培安先生創辦的草根書室。英培安是新加坡重要的華文作家，1995開了專售文史哲書籍的草根書室，年紀大了之後決定收掉草根，林韋地覺得新加坡最重要的華文書店消失的話會非常可惜，就決定加入林仁余、林永心接手營運的行列，2014年開始相關程序，並在同年11月從橋北路舊址搬到牛車水附近武吉巴梳路上。「當時非常熱血的接下來，但不曉得實際上會這麼難」，林韋地說，原先對新草根的路線想像是非常基本教義派的，但在營運過程中發現時代已經不同，最現實的一點就是能讀華文的人越來越少，以1980年代作為分水嶺，在此之後因為政府教育制度改變為全英授課，目前四十幾歲的人們可能是最後一輩本地華人菁英。因此現在的草根和過去草根的相比，同樣在意新加坡本地華人的歷史、文學，但實際選書上和傳統書店則不太一樣，傳統書店非常強調營運者的選書品味，基本上是一個屬於第一人稱的藏書空間；但現在的草根試圖在維持核心價值的前提下，讓選書更加開放，使最後書店的模樣是作為營運者與使用者的公因數，成為一種更社群性、由下而上的空間。</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dCfoQF_R2SqN9dDzGCLYxA.jpeg" /></figure><p>正因不斷移動構成林韋地的成長歷程，他對國家認同及國際關係的視角都是同時作為局內人與局外人。談起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台灣在華文出版及閱讀慣性上的觀察，他說新加坡華人社群的中文使用上有很嚴重的斷層，已經沒有傳統的中文體系，新加坡的中文系也都偏向中國研究，且許多華文的闕漏都是由來自中港台馬的移民補上，他以2019年出版的《永發街事》為例，說明儘管這部小說被歸類在新華文學，但作者是中國人。哪裡人並不是問題，只不過因為中文掌握力影響的文學表現，會使這本書比起本地新華作家的作品更被重視，因此在台灣或中國的場域，就會有新加坡華人社群被代言的問題，且這樣的現象只會越來越多。弔詭的是，因為新加坡多元文化政策的緣故，政府大力補助英文之外語言的出版物，導致新華無論在人口或是文學質量上可能都不如馬華，但每年出版總數卻更高，許多馬華作家也會在新加坡出書，但相較於馬來西亞及台灣，新加坡的英文社群仍然維持一定的閱讀量，沒有像其他兩地一樣被社群媒體取代了實體書的閱讀（「在馬來西亞 — — 台灣也是 — — 你會發現只能讀五百字文章的會有一種政治意識形態，讀兩千字的會有另一種理解」林韋地說），除此之外，新加坡英文的藝術表現其實很強，比華文好太多，因此華文世界如果要了解當下的新加坡，就必須閱讀新加坡英文文學，但現在還沒什麼人在做翻譯工作。若將星華與馬華相比，因為馬來西亞政策保護了馬來人的特權，因此比起新加坡的CMIO民族共融政策，前者聚合而後者是離散，許多人都移民到中、港、台、星。當在講「馬華」，事實上大部分華人社群的文化、消費活動都集中在雪隆，且馬華文學並不被認為是馬來西亞的國家文學，因為後者必須以馬來文書寫，且要有伊斯蘭性，這樣的規範同時影響的馬來文的文學表現，比起來，印尼在出版上的多樣性就比馬來西亞高，但對於獨尊馬來人政策的反感，也讓馬華社群比星華社群在語言、文化傳承上更用力，反面來看則容易落入種族、文化上的本位主義，這和台灣非常相似，但林韋地說，台灣的本位主義表現在意識形態及學科上，當地菁英們讀得很深卻很窄，大家都覺得自己的學科最重要，但從來沒有任一學科與其他無相關。</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Ug7FRLKgXa1HYEI1SDttug.jpeg" /></figure><p>在集中又發散的漫談中，林韋地聊到有朋友問他幹嘛這麼關心台灣2020總統大選，他說如果發生不幸的事，馬華受到中國大中華意識形態的影響就會更深，華人跟馬來人的衝突也會更劇烈，一個國家的「家務事」其實都是國際勢力拉扯的結果。這或許就是為什麼他試圖透過出版、書店的經營，讓不同位置的人能不被代言、並能以連動的方式思考彼此的關係，不能固守本位主義，卻也不能放棄在地。談到他已經砸了幾千萬在這緩慢的工程中，「如果我是英國人我大可把錢拿去炒房」他笑著說，「所以我們其實活在一個無法好好做自己的年代，如果你真的關心，就會知道這不是可以放任的情況。」</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j8uAzpL2_kVO_5A8dnPI7Q.jpeg" /></figure><p><a href="https://www.facebook.com/grassrootsbookroom/">https://www.facebook.com/grassrootsbookroom/</a></p><p>【「紙上極限運動」獲國藝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感謝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支持】</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629dff53be72" width="1" height="1" alt=""><hr><p><a href="https://medium.com/writing-factory/grassroots-629dff53be72">草根生與季風起的時候：訪林韋地</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 href="https://medium.com/writing-factory">Xsport on Paper</a>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p>]]></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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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比紀實更紀實：訪akumassa]]></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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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書寫公廠]]></dc:creator>
            <pubDate>Thu, 02 Apr 2020 09:24:44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04-02T09:24:44.595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Jakarta</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DcgTVx2ByM4ApdfvIOnbuA.jpeg" /><figcaption>Alifah Melisa &amp; Otty Widasari</figcaption></figure><p>在前往機場準備飛離雅加達的Grab上，我用僅剩的流量傳訊息跟一位朋友說，我自詡為那種適應力很不錯，到一個陌生城市三天之後會被路人問路的人類，但雅加達是個我來過兩趟之後，節奏仍然預估失準、步伐仍然對不到拍點上的城市，儘管台灣與印尼的時差只有一小時，但無論是與美洲或歐洲相比，這裡都才是真正有時差的地方：時差不是肇因於時區造成的數學問題，而是因為時間是以另一套系統來被經驗的。這讓事情總比預期的更少或是更多，加上武漢肺炎的影響，一切規劃都變得過頭幽默，更少的狀況比方說，航班前前後後的影響導致我花了四倍的預算才飛到雅加達，到的當下收到通知，預定要訪談的一位老作家因為生病只得取消，等等及等等；更多的狀況則是，原本只是再度拜訪Forum Lenteng的朋友們，結果臨時多了一場精彩的訪談。</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QRu-QJCTCIF9rFj9ivL1yQ.jpeg" /><figcaption>akumassa</figcaption></figure><p>或許是ruangrupa擔任下一屆文件展策展人的關係，又或許是網路世代的反向逆襲，近來藝術圈熱烈地討論共作，但「一起的」、「有機的」、「平等的」卻也意即溝通成本是極高的，如何在時間越來越貴的世界避免承諾恐懼症？所有人都期待從動不動就成立超過十年的印尼藝術團隊身上得到一些啟示。Forum Lenteng也是個即將迎來第二十年的團隊，從2003年創立，一開始是作為讀書會運作，由Hafiz Rancajale及Otty Widasari及一些來自廣告、新聞、傳播等領域的學生組成，當時Hafiz是唯一有視覺藝術背景的人，Otty則是在電影產業工作過一陣子。談起組織讀書會的契機，Otty說，印尼的電影產業曾經非常興盛，但蘇哈托的新秩序（New Order）高壓施行言論控管，在電影的方面，他的義兄蘇威卡莫諾（Sudwikatmono）在1987年創立了Studio 21之後幾乎壟斷了電影產業，所有在印尼放映的電影都只有好萊塢片，當時沒有什麼本國生產的電影，1990年代中期有一些B級片的製作，但也完全沒有觀眾，以至於當蘇哈托在統治印尼31年並於1998年被迫下台後，儘管解禁後的印尼導演們磨刀霍霍，但創作參照卻只有好萊塢電影，看似蓬勃的影像生產景象遭遇到相關知識與評論上的空乏。讀書會就是為了面對此空乏而存在，他們討論何謂電影、何謂影像、何謂媒體；2004年的Mass Room Project可以說是基於前期影像相關知識討論的實作，這個計畫旨在問題化紀錄片，並實驗一種以經驗分享而非資訊給予作為目標的紀錄片語言，最後產出的九支關於雅加達的紀錄短片，都是致力於將影像中的客體翻轉為主體的成果。以讀書會及Mass Room Project作為起點，Forum Lenteng透過生產影像、紀錄、研究及自由流通上述的材料，他們在繼後的十多年間持續發展其他計畫，和在地社群及成員共同發展出影像及藝術的相關知識。</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n4uIGz51BO0uN4DuPimqsQ.jpeg" /><figcaption>akumassa一本有著超長書名的出版品《由「我－大眾」視角透過五種範疇（善治、人權、女性及／或孩童、犯罪及環境）研究當地大眾媒體》</figcaption></figure><p>在akumassa之前，Forum Lenteng的運作都是以單一計畫來推動，2008年成立akumassa之後，變成是以系列計畫組織起不同時間，目前在他們的網站上可以看到十個系列計畫，包含了影像生產、影展、行為表演等面向。aku是「我」（I），massa是「公眾」（mass, public），「我即公眾」的計畫其實也是應改革時代（Reformasi）來臨而生，計畫主持人Otty說，自己一直都很喜歡寫作與旅行，後來在雅加達社會政治學院（Institute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Jakarta (IISIP)）念了新聞學，發現記者的工作並不像一開始想像的那麼自由，儘管沒有完成學業，Otty對媒體及寫作的投注並不稍停。1998年前的媒體由政府全盤掌控，新秩序瓦解之後，小型的媒體雨後春筍般出現，但如此的景觀並沒有維持太久，在大企業開始併購、壟斷之後，媒體成為少數商人與政客之間的骯髒遊戲至今，在看似自由實則不然的狀況下，一個迫切的問題浮現：我們所吸收的到底是怎麼樣的資訊？資訊提供者又是基於怎麼樣的利益？為了找到真正的公眾觀點 — — 「我們的」觀點 — — 敘事，必須要先了解媒體，才能了解我們如何認知、「被」認知所有發生的社會、政治事件。akumassa作為一個與新聞學相關卻又不僅如此的計畫，各個階段都圍繞著媒體素養及公民新聞與在地社群共同合作，長時間的投入觀察、分析及各種形式的產出以試圖為印尼的媒體困境找出解方。印尼作為世界最大的群島國家，包含了超過一萬七千個島嶼、三百多個民族、七百多種語言，要在這種前提下找出「我－公眾」間的「我們」並非易事，如何避免爪哇中心主義（Javanese-centrism）以重蹈政府或獨佔企業的覆轍成為要務，因此，「位置」（location）一直都是計畫的關鍵字，他們與不同地區的在地社群一起組織為期一個月的駐村，了解何謂媒體、影像，並在細緻觀察周遭處境之後寫作，最終的目標是生產來自在地大眾觀點的資訊，這些資訊可能以各種媒介呈現，例如文章、影片、攝影、繪畫、漫畫等等。</p><p>在運作12年後，有些計劃參與者成為作家、影像創作者、或開始在當地自主辦起藝術節。Otty說，2018年他和Komunitas Pasir Putih的夥伴Muhammad Sibawaihi到菲律賓參與論壇，他們從2010年共同工作之後，始終維持聯繫及合作，他問Siba從什麼時候開始你這麼有批判性？他回答：「從我知道怎麼框出一個位置開始！（Since I knew how to frame the location!）」因此，儘管他們 — — 無論自我認定為拍片的人或寫字的人 — — 去的地方有著來自環境、族群、宗教、旅遊經濟等各種問題，當目標是忠實呈現「我－大眾」觀點，那麼重點始終不是議題而是位置，而這一切都必須將我們自以為沒問題的語言打掉重練才有可能。</p><p>Forum Lenteng: <a href="https://forumlenteng.org/en/about/">https://forumlenteng.org/en/about/</a></p><p>akumassa: <a href="https://akumassa.org/id/">https://akumassa.org/id/</a></p><p>【「紙上極限運動」獲國藝會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感謝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支持】</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fd836f4eda16" width="1" height="1" alt=""><hr><p><a href="https://medium.com/writing-factory/akumassa-fd836f4eda16">比紀實更紀實：訪akumassa</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 href="https://medium.com/writing-factory">Xsport on Paper</a>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p>]]></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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