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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Stories by 劉燕婷 on Medium]]></title>
        <description><![CDATA[Stories by 劉燕婷 on Medium]]></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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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Stories by 劉燕婷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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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方信雄談海峽危機・三｜原來伊朗戰爭救了全球航商？]]></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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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劉燕婷]]></dc:creator>
            <pubDate>Wed, 26 Aug 2026 08:46:30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6-08-26T08:46:30.354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iAQ5RKZmRQ-XIcc_Kb5HUg.jpeg" /></figure><blockquote><em>2月下旬伊朗戰爭爆發起，圍繞海峽的博弈便反覆進行。</em></blockquote><blockquote><em>4月8日，美國伊朗達成臨時停火，以色列卻依然轟炸黎巴嫩，結果一度開放的海峽再被伊朗封鎖，美國也從13日開始了對伊朗港口的「反封鎖」；6月17日，美伊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簽署諒解備忘錄，以美國解凍資產、解除制裁等經濟誘因，換取伊朗重開海峽。至此，「雙重封鎖」的僵局一度緩解，原始問題卻又捲土重來：美國始終堅持海峽重回自由航行，伊朗卻反覆強調將在60天後開始收費，居中斡旋的阿曼一度提議採取馬六甲海峽模式、讓過路船舶「自願付費」，卻還是無法彌合雙方分歧。</em></blockquote><blockquote><em>而後伴隨美國、阿曼合作開闢新航道，伊朗又從6月下旬開始攻擊船舶，引發美國重啟轟炸，霍爾木茲海峽也因此重回戰爭狀態，「雙重封鎖」的僵局再度上演；7月13日，沙特忽然策動轟炸也門機場，導致胡塞武裝從20日開始干擾紅海的曼德海峽、襲擊沙特船舶，海峽危機出現聯動趨勢；25日，美國宣布暫停對伊空襲，後者也一度同意休戰，卻又因為美國沙特在28日打擊伊拉克的親伊朗民兵，導致戰爭於29日復燃，並且隨著伊朗無人機攻擊埃及港口，讓戰火一路延燒到了蘇彝士運河。</em></blockquote><blockquote><em>7月30日，沙特與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巴林、卡塔爾、約旦、科威特、也門等國共組海上防禦聯盟，宣示捍衛海峽航行自由；31日，特朗普（Donald Trump）一度宣稱準備對伊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8月2日，在卡塔爾、沙特共同斡旋下，特朗普宣布取消打擊，並稱新談判將從3日開始，重點就是重開海峽，以及重啟核談判。顯然，霍爾木茲海峽已不只是當前的美伊衝突核心，更與核問題、曼德海峽、海灣基礎設施、「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的消長互為槓桿，導致了停火進程的反覆波折。</em></blockquote><blockquote><em>而針對貫穿戰爭的海峽問題，《香港01》專訪到台灣省引水人聯合辦事處主任、台灣海洋大學運輸科學系兼任教授方信雄，以學者、船長、引水人（pilot，又稱引航員、領港）的三重專業視角，剖析海峽危機的成形與影響。方信雄曾任長榮海運公司船長、基隆港引水人、基隆港引水人辦事處主任、中華民國引水協會理事長，曾多次航經霍爾木茲海峽與紅海。</em></blockquote><blockquote><em>系列報道共四篇，本篇為第三篇，聚焦戰爭導致的船舶繞道好望角現象，以及對航商、消費者、供應鏈的影響。</em></blockquote><h3>繞道好望角的優缺點</h3><p>方信雄接著分析當前的船舶繞道好望角現象，並指從船員的視角出發，繞道好望角航線首先有五大好處。</p><p>第一，因為直接走穿越馬六甲海峽的路線，所以能夠避開亞丁灣的索馬利亞海盜威脅。</p><p>第二，可以免去蘇彝士運河單位需索無度的困擾，「官員往往無所不用其極敲詐索費，蘇彝士運河可以說是船員心中仇恨值最高的地方。」</p><p>第三，好望角航線沿途交通流密度低，可以降低事故發生概率。</p><p>第四，因為航程較長，所以船員能有較長且悠閒的作息時間，「有一個月的時間可以悠哉航行，不用頻繁進出港。」</p><p>第五，如果是在印度洋西南季節風時期穿越印度洋，可以緩和船體橫搖的幅度。</p><p>不過方信雄也指出，繞道好望角本身同樣有缺點。</p><p>第一，因為航程較長，燃油成本必然增加。</p><p>第二，補給不易。「對船員來說，40天吃不到新鮮蔬菜、維他命C不足，是非常痛苦的」，方信雄說明，如果走好望角航線，一般都會在新加坡採買蔬菜，但也很快就會消耗完，罐頭蔬菜也通常兩天就吃膩了。</p><p>第三，繞道好望角會經過西非，如果這時船上出現傳染病、重大傷亡，西非基本沒有急難救助資源，這也是一個巨大風險。「過了南非之後，就會進入這種時期，一直要到直布羅陀，才能比較緩解相關壓力。」</p><p>第四，好望角航線要航經緯度將近40度的海域，也就是南半球的高緯度地區，「這片海域幾乎每天狂風巨浪，即使沒有風也有很大的浪流，因此貨櫃船經過往往搖晃得很厲害，橫搖幅度有時高達10度。」</p><p>方信雄說明，這種現象還有一個成因，那就是全球貨櫃運輸不論美西線或歐洲線，都存在東西向的貿易不平衡，「遠東是全球的製造基地，所以遠東的船航向美西、歐洲，大概都是滿載出口貨物，但是回程就相對缺貨。」</p><p>而這種遠東出發貨多、返程貨少的狀態，就直接導致西航船舶普遍存在穩心高度（Metacentric height，GM）較大的現象，「也就是因為船本身滿載、重心下沉宛如不倒翁，所以稍微有風就搖晃得非常厲害，可能導致船上貨櫃翻覆落海。因此走好望角對貨櫃船來說，是有一定風險的。」</p><h3>戰爭意外緩解航商壓力</h3><p>不過繞行影響更顯著的，還是對整個航運業與供應鏈的牽引。「基本上，貨櫃船的主力市場航線是遠東到北美、遠東到歐洲這兩條航線；大型油輪的主力市場則是波斯灣、紅海到遠東航線，也就是這次最受衝擊的部分。」方信雄提到2020年新冠疫情對航運的衝擊，包括艙位緊張、缺櫃、運價飆升，並指出這次海峽危機對航運業的影響，其實並不同於疫情時期。</p><p>「疫情時的運價大約漲了6、7倍，這次則大概漲了3倍」，方信雄說明，疫情時的情況，是全球主要航商在航運低迷20、30年後偶遇良機，於是聯手運用技術性減班、減速手段來創造供需失衡，藉此哄抬運費賺取億萬暴利，「其實就是看準陸運暫時受挫，於是大家講好，聯手減班降速，明明有200艘船卻只讓100艘下去跑，導致運輸供給量下降，貨主只好被迫加錢，航商就因此大賺一筆，所以才有海運公司一次發數十個月年終獎金的現象。」</p><p>方信雄指出，這種不正常商業行為除了誤導許多志向不堅的年輕人紛紛投入海運職場，也在疫情趨緩後招來後續懲罰：不論是拜登（Joe Biden）或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都對疫情期間各國航商溢收、違規高額收取滯留費或遲領櫃費，祭出了罰款。</p><p>更重要的是，疫情期間的「情勢大好」，直接導致各家航商投入大筆經費建造新船，「基本上2萬TEU以上的船廠訂單都在排隊」。方信雄表示，結果疫情後出現了「船噸過剩」（overtonnage）現象，也就是市場上已經啟動或可用船舶的總運載能力，大於實際貨物的運輸需求，關鍵原因當然就是疫情過後陸運回升、海運需求下降，以及2025年之後紅海危機有所緩解。結果，本來大賺的航商紛紛因為航運市場運價下跌，而陷入營收縮水的窘境，「就如同飛機很多，卻沒有乘客。」</p><p>方信雄指出，正因如此，這次的霍爾木茲海峽危機，雖然與疫情時期類似，出現了「塞港」現象，卻是為航商帶來了不同效應。關鍵在於，海峽受阻正好替航商解決疫情期間暴賺，而用多餘資金猛訂新船所導致的「船噸過剩」現象，因為本來航經霍爾木茲、紅海的船舶，如今多因戰火而繞道南非好望角航線，航程變遠、航行時間多出1個月到40餘天，航商正好讓閒置（lay up）新船全部下水運貨，來支撐運輸需求，「例如航行蘇彝士航線，原本需要7艘船；但繞道好望角航線，可能就需要提高到至少15艘船。」</p><p>方信雄更補充，航商除了趁機緩解「船噸過剩」現象，還能趁機靠航程險、戰爭險拉高收費，更以航程增加為由提高了運費。過去的運費計價標準，都是評估「運力」（capacity），也就是計算運送貨物的「噸數」（ton），但現在戰爭導致大規模繞道現象後，就改成了以「噸/里（ton/miles）」為計費要素。「換句話說，以前是算一噸多少錢，現在則不只算噸數，還要多算里程數，把距離這個因素也加了進來。」</p><p>方信雄指出，因此儘管目前有航商公開抱怨，稱因為航程增加、燃油成本增加，所以導致了經營困難，但其實付費的託運人（shipper）不僅正在替過剩的船噸解圍，還必須付出超高額運費，「航商表面叫苦連天，其實可以說是爽在心裏。」</p><p>因此在可預期的時程內，無論是貨櫃船或油輪，營運前景都相當樂觀。「顯然，不管情勢如何演變，昂貴的造船成本終將轉嫁給終端消費者，就像戰爭擾亂供應鏈，受害最深的也永遠是最終端消費者。」</p><p>原文發表網址:</p><p>2026.8.7</p><p><a href="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E5%88%86%E6%9E%90/60377666/%E6%96%B9%E4%BF%A1%E9%9B%84%E8%AB%87%E6%B5%B7%E5%B3%BD%E5%8D%B1%E6%A9%9F-%E4%B8%89-%E5%8E%9F%E4%BE%86%E4%BC%8A%E6%9C%97%E6%88%B0%E7%88%AD%E6%95%91%E4%BA%86%E5%85%A8%E7%90%83%E8%88%AA%E5%95%86">方信雄談海峽危機・三｜原來伊朗戰爭救了全球航商？ | 香港01</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a1ec1117a721"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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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方信雄談海峽危機・二｜除了伊朗美國爭奪航道，港口也是關鍵？]]></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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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劉燕婷]]></dc:creator>
            <pubDate>Mon, 24 Aug 2026 09:54:29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6-08-24T09:54:29.475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iAQ5RKZmRQ-XIcc_Kb5HUg.jpeg" /></figure><blockquote><em>2月下旬伊朗戰爭爆發起，圍繞海峽的博弈便反覆進行。</em></blockquote><blockquote><em>4月8日，美國伊朗達成臨時停火，以色列卻依然轟炸黎巴嫩，結果一度開放的海峽再被伊朗封鎖，美國也從13日開始了對伊朗港口的「反封鎖」；6月17日，美伊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簽署諒解備忘錄，以美國解凍資產、解除制裁等經濟誘因，換取伊朗重開海峽。至此，「雙重封鎖」的僵局一度緩解，原始問題卻又捲土重來：美國始終堅持海峽重回自由航行，伊朗卻反覆強調將在60天後開始收費，居中斡旋的阿曼一度提議採取馬六甲海峽模式、讓過路船舶「自願付費」，卻還是無法彌合雙方分歧。</em></blockquote><blockquote><em>而後伴隨美國、阿曼合作開闢新航道，伊朗又從6月下旬開始攻擊船舶，引發美國重啟轟炸，霍爾木茲海峽也因此重回戰爭狀態，「雙重封鎖」的僵局再度上演；7月13日，沙特忽然策動轟炸也門機場，導致胡塞武裝從20日開始干擾紅海的曼德海峽、襲擊沙特船舶，海峽危機出現聯動趨勢；25日，美國宣布暫停對伊空襲，後者也一度同意休戰，卻又因為美國沙特在28日打擊伊拉克的親伊朗民兵，導致戰爭於29日復燃，並且隨著伊朗無人機攻擊埃及港口，讓戰火一路延燒到了蘇彞士運河。</em></blockquote><blockquote><em>7月30日，沙特與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巴林、卡塔爾、約旦、科威特、也門等國共組海上防禦聯盟，宣示捍衛海峽航行自由；31日，特朗普（Donald Trump）一度宣稱準備對伊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8月2日，在卡塔爾、沙特共同斡旋下，特朗普宣布取消打擊，並稱新談判將從3日開始，重點就是重開海峽，以及重啟核談判。顯然，霍爾木茲海峽已不只是當前的美伊衝突核心，更與核問題、曼德海峽、海灣基礎設施、「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的消長互為槓桿，導致了停火進程的反覆波折。</em></blockquote><blockquote><em>而針對貫穿戰爭的海峽問題，《香港01》專訪到台灣省引水人聯合辦事處主任、台灣海洋大學運輸科學系兼任教授方信雄，以學者、船長、引水人（pilot，又稱引航員、領港）的三重專業視角，剖析海峽危機的成形與影響。方信雄曾任長榮海運公司船長、基隆港引水人、基隆港引水人辦事處主任、中華民國引水協會理事長，曾多次航經霍爾木茲海峽與紅海。</em></blockquote><blockquote><em>系列報道共四篇，本篇為第二篇，聚焦航道之爭、TSS措施，以及船舶港口的遇襲影響。</em></blockquote><h3>航道之爭的潛在風險</h3><p>方信雄接著分析，觀察伊朗革命衛隊建議的進出港航道，也就是6月諒解備忘錄簽署後，伊朗方面開放的「安全航道」，表面上是要求過往船隻盡可能貼近伊朗沿岸，如此才有利於掌控；可是如果細看這條航道的水文特徵，就會發現革命衛隊其實也頗具航海專業。</p><p>方信雄指出，伊朗規劃的「安全航道」由兩條航線構成：第一，傳統上由東向西進入波斯灣的船舶，如今可以走霍爾木茲島（Hormuz Island）、拉拉克島（Larak Island）之間水深較淺的北邊水道，水深約25公尺；第二，傳統上由西向東駛離波斯灣的船舶，如今則可以走拉拉克島南方的深水水道。</p><p>方信雄說明，伊朗之所以這樣規劃，是因為進入波斯灣的船舶，大多是吃水較淺的空船，所以能走較靠近北岸的淺水水道；而駛離波斯灣的船舶，則大多是滿載的油輪，所以更適合走南方的深水水道。「空船吃水比較淺，所以在淺水航行比較不會擱淺，顯然革命衛隊並不是草包，還是有航行知識。」</p><p>不過即便如此，方信雄指出，霍爾木茲海峽原本就有分道通航制（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TSS）的措施，也就是由國際燈塔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al of Lighthouse Authorities，IALA）所制定的海上交通管理航線系統，用意是避免船舶迎頭相撞、處理進出港口作業、為深吃水船舶提供航線等。「其實也就像斑馬線，國際海事組織在所有關鍵水道都有畫線，規範船舶的通行秩序。」</p><p>因此方信雄強調，如今戰爭爆發導致海峽受阻，本身就已經讓原本的TSS失效，後續伊朗自畫航線，不論再怎麼依據水文進行規劃，其實都不如原本的TSS措施合適，也就是靠近伊朗的北側航道供船舶進入波斯灣使用，靠近阿曼的南側航道則供離開波斯灣的船舶使用，兩條航道中間設有緩衝區，能避免對向船舶碰撞。</p><p>方信雄指出，這本身就是經過測定，能最大程度確保航行安全、並且迴避淺灘的最優選項，「從引水人的角度來看，傳統航路不僅航行巷道（Navigation Lane）兩側的容錯空間較大，水深也夠深，才是大型油輪的最安全航道。所以不僅伊朗自己規劃的水道不夠安全，美國與阿曼自行規劃的水道也是如此。」</p><h3>作為雙面刃的TSS</h3><p>而這又會與當前的海峽危機相糾纏。</p><p>方信雄指出，與霍爾木茲海峽相比，曼德海峽又更狹窄：西向航道寬16海里，滿載沙特出口石油的東向航道則只有2海里（3,700公尺）寬、水深310公尺。但不論是霍爾木茲或曼德，兩大海峽都是潮流湍急，需要船舶進行大角度轉向，才能順利駛入波斯灣與紅海。</p><p>方信雄分析，從船舶操縱的視角出發，海峽狹窄本身就會限制緊急情況下的閃避空間，且如前所述，轉向不僅會降低船速，還可能導致船舶動態更容易被偵測，增加被襲擊的機率；再來，海峽原本就狹窄，但船舶都需要遵守TSS，這就會產生「雙面刃」的複雜效果。</p><p>首先，出於遵守國際規範、避免保險公司以違規為由拒絕理賠等考量，船舶通常不會輕易違反TSS，也就是駛離國際規範的原有航道，因此承平時期的海上秩序得以維持。</p><p>可是也正因如此，一旦海峽出現緊急情況、例如這次的伊朗戰爭，船長即便有當機立斷的空間，卻也還是會傾向避免冒險。「因為只要船舶是在非國際航道的水域發生意外，保險公司就有理由拒絕給付，這就導致許多船舶即便情況緊急，卻還是不敢貿然駛離TSS規劃的航道，並也因此宛如甕中鱉，成為危險情境下的被鎖定目標。」</p><h3>一旦船舶與港口遇襲</h3><p>而如果船舶在霍爾木茲、曼德海峽等狹窄水道遇襲，馬上就會面臨避碰、擱淺等諸多複雜情境。</p><p>方信雄指出，一般而言，關鍵就是船舶的受創部位以及遇襲地點，如果是本船遇襲，就必須先確認主機是否還能順利運轉，「畢竟主機受創就意味可能失去操控力，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基本就已無法採取避碰措施，在水深超過300公尺的曼德海峽甚至連拋錨都不可行，只能任船自行漂流。」</p><p>而如果遇襲的是大型油輪，方信雄表示，油輪的方形係數（Block Coefficient，船舶工程中用以衡量船體水下部分肥瘦程度的重要無因次常數，定義為船體排水體積與相同長、寬、吃水長方體體積的比值）尤其可觀，所以不僅操縱性能差，慣性更大。</p><p>而一般滿載的大型船舶船長約400公尺，制動距離（stopping distance）約近2浬，所以一旦遭遇攻擊，便很容易偏離既定航道，進而發生擱淺沉沒。「雖說依照國際公約，船長應在他船遭逢危難時，就近提供及時救助，但在伊朗戰爭波及海峽的危險情境下，船長不太可能遵守相關公約進行馳援。」</p><p>此外，伊朗戰爭同樣會對全球引水作業、港口安全造成影響。</p><p>方信雄指出，霍爾木茲海峽航線受阻引發船舶繞道後，各地港口的引水作業也同受牽引。關鍵在於，因為少數港口湧進船舶、有的港口無船可領，導致了全球引水人的勞逸不均。</p><p>更重要的，是這次戰爭出現了對於港口的頻繁轟炸。方信雄表示，這必然導致水文與海底地形的變化，加劇戰後海峽復原的困難度。「當然，論及波斯灣的整體安全，戰後最重要的第一步還是清除水雷、移除船體殘骸，確保通航灣內各港口的航道安全無虞」，可是受到轟炸的港口，也必須全面測量水深、進行疏濬，由此確認可航水域（navigable waters）後，才能恢復正常港口作業。</p><p>方信雄也提到，損壞的碼頭基礎設施同樣必須修復，否則船舶難以進行泊靠作業，「因此即便美伊停火，在戰後一段時間，波斯灣內的許多受損港口，恐怕只能倚賴小型船作業，暫時無法供大型船舶停靠。」</p><p>原文發表網址:</p><p>2026.8.5</p><p><a href="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E5%88%86%E6%9E%90/60376863/%E6%96%B9%E4%BF%A1%E9%9B%84%E8%AB%87%E6%B5%B7%E5%B3%BD%E5%8D%B1%E6%A9%9F-%E4%BA%8C-%E9%99%A4%E4%BA%86%E4%BC%8A%E6%9C%97%E7%BE%8E%E5%9C%8B%E7%88%AD%E5%A5%AA%E8%88%AA%E9%81%93-%E6%B8%AF%E5%8F%A3%E4%B9%9F%E6%98%AF%E9%97%9C%E9%8D%B5">方信雄談海峽危機・二｜除了伊朗美國爭奪航道 港口也是關鍵？ | 香港01</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d3e78dd02371"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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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方信雄談海峽危機・一｜伊朗戰爭新挑戰，關閉AIS真能成功闖關？]]></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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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iran-war]]></category>
            <dc:creator><![CDATA[劉燕婷]]></dc:creator>
            <pubDate>Mon, 24 Aug 2026 09:48:57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6-08-24T09:48:57.97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iAQ5RKZmRQ-XIcc_Kb5HUg.jpeg" /></figure><blockquote><em>2月下旬伊朗戰爭爆發起，圍繞海峽的博弈便反覆進行。</em></blockquote><blockquote><em>4月8日，美國伊朗達成臨時停火，以色列卻依然轟炸黎巴嫩，結果一度開放的海峽再被伊朗封鎖，美國也從13日開始了對伊朗港口的「反封鎖」；6月17日，美伊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簽署諒解備忘錄，以美國解凍資產、解除制裁等經濟誘因，換取伊朗重開海峽。至此，「雙重封鎖」的僵局一度緩解，原始問題卻又捲土重來：美國始終堅持海峽重回自由航行，伊朗卻反覆強調將在60天後開始收費，居中斡旋的阿曼一度提議採取馬六甲海峽模式、讓過路船舶「自願付費」，卻還是無法彌合雙方分歧。</em></blockquote><blockquote><em>而後伴隨美國、阿曼合作開闢新航道，伊朗又從6月下旬開始攻擊船舶，引發美國重啟轟炸，霍爾木茲海峽也因此重回戰爭狀態，「雙重封鎖」的僵局再度上演；7月13日，沙特忽然策動轟炸也門機場，導致胡塞武裝從20日開始干擾紅海的曼德海峽、襲擊沙特船舶，海峽危機出現聯動趨勢；25日，美國宣布暫停對伊空襲，後者也一度同意休戰，卻又因為美國沙特在28日打擊伊拉克的親伊朗民兵，導致戰爭於29日復燃，並且隨著伊朗無人機攻擊埃及港口，讓戰火一路延燒到了蘇彞士運河。</em></blockquote><blockquote><em>7月30日，沙特與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巴林、卡塔爾、約旦、科威特、也門等國共組海上防禦聯盟，宣示捍衛海峽航行自由；31日，特朗普（Donald Trump）一度宣稱準備對伊發動大規模軍事打擊；8月2日，在卡塔爾、沙特共同斡旋下，特朗普宣布取消打擊，並稱新談判將從3日開始，重點就是重開海峽，以及重啟核談判。顯然，霍爾木茲海峽已不只是當前的美伊衝突核心，更與核問題、曼德海峽、海灣基礎設施、「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的消長互為槓桿，導致了停火進程的反覆波折。</em></blockquote><blockquote><em>而針對貫穿戰爭的海峽問題，《香港01》專訪到台灣省引水人聯合辦事處主任、台灣海洋大學運輸科學系兼任教授方信雄，以學者、船長、引水人（pilot，又稱引航員、領港）的三重專業視角，剖析海峽危機的成形與影響。方信雄曾任長榮海運公司船長、基隆港引水人、基隆港引水人辦事處主任、中華民國引水協會理事長，曾多次航經霍爾木茲海峽與紅海。</em></blockquote><blockquote><em>系列報道共四篇，本篇為第一篇，聚焦伊朗戰爭引爆海峽危機後，傳統船舶的動態避險策略為何無效。</em></blockquote><h3>風險難料的當代戰爭情境</h3><p>方信雄首先談及戰爭風險的今昔對比。</p><p>「基本上，一般商船都沒有防禦能力、也沒有武裝，加上移動速度偏慢且水線上面積大，所以相當容易成為攻擊目標。」方信雄指出，航行戰區必然會有心理壓力，但身處第一線的船員幾乎都要聽命公司決策；不過部分公司會給予危險津貼，加薪總是多少可以紓解不安氛圍，因此還是會有船員願意冒險。</p><p>方信雄回顧，1980年代經第五次以阿戰爭（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敘利亞軍隊、真主黨交戰）爆發時，自己正好在黎巴嫩的的黎波里（Tripoli）港外，同樣是每天目睹各方交火，不過當年的砲彈與火箭設定目標明確、可預期性較高，也不會刻意攻擊港外船舶，風險相對較低，「有一段時間，各方基本是談好下午1點準時開火，也不會以民用商船為目標，當時的衝突損害相對可預期。」</p><p>方信雄指出，過去冷戰時期的以阿衝突，整體還是在美蘇代理戰爭的框架下，但當前戰爭模式改變，尤其是伊朗戰爭，不只民用設施與軍事基地，就連能源與貿易都被當成第三類武器與外交籌碼，涉及衝突利害的國家又比過去更多，包括域外的歐盟、中國、日本、韓國等，都被捲入了衝突漩渦。因此船員面臨的現場變數與無力感，都比過去增加不少。</p><h3>關閉AIS效果有限</h3><p>而戰爭導致的海峽危機，也連帶衝擊船舶的動態避險策略，首先就是關閉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AIS）。</p><p>方信雄說明，AIS的原始設計功能，在於提供船舶識別、避免碰撞。「例如過去我們在海上航行時，有時候會出現因為頻率一樣，導致原本要與A船通話，結果卻是B船回答的情況。」方信雄指出，AIS能為這種情況提供進一步指引，因為只要雷達開啟，船舶資料就會出現，不會導致彼此誤認。</p><p>但這次伊朗戰爭引爆海峽危機後，媒體上也屢屢提到相關操作，認為這將是船舶「闖關」的可行策略。對此方信雄指出，關閉AIS以匿蹤「闖關」的操作，只有在多船同時航行的背景下，才能真正起到「混水摸魚」的效果；面對當前伊朗戰爭導致海峽流量驟減、每日只有零星船舶能通過的情境，關閉AIS其實沒有太大意義，因為現場並沒有可供「蒙混」的航行船群。</p><p>方信雄更強調，就當下的技術水平來看，即便船名未知、關閉AIS，也完全可以用船舶在雷達上的最後位置、搭配過往歷史軌跡，探查出船舶的當前位置，「也就是說，現在的技術已經可以做到，就算關閉AIS也能找到船，匿蹤效果已經不如過去顯著。」</p><p>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關閉AIS，究竟能不能讓船舶安全通過，「其實就是取決於對方要不要打，尤其是擁有完整軍事偵察技術的伊朗。」方信雄指出，這就要回到伊朗自身的政治與談判考量，包括船的國籍歸屬，以及攻擊本身能起到什麼施壓效果。</p><h3>改變航向與武裝保安同樣無效</h3><p>方信雄接著分析「改變航向」的避險作用。基本上在既有地形地貌不變、船舶大型化的兩大前提下，忽然改變航向相當危險，「尤其霍爾木茲海峽還是狹窄水道，改變航向不只邊際空間不大，還可能發生碰撞，所以伊朗戰爭爆發後，多數船舶都選擇了停止前進、原地滯留。」</p><p>方信雄更強調，在戰爭情境下，忽然改變航向可以說是最糟糕的避險作法，因為這段過程不僅會因阻力導致船速下降，還會因轉向過程的船舶運動產生的螺旋槳排出流、例如船尾的水花，而導致伊朗更容易從雷達上測知船舶移動軌跡，增加船舶的被襲擊機率。</p><p>再來是「武裝保安」。方信雄說明，船舶會選擇雇用武裝保安，主要目的還是防範海盜，尤其是航經索馬利亞周遭海域的船舶，畢竟如前所述，普通商船並沒有武裝。此外一般來說，往往是油輪會更傾向雇用武裝保安，因為油輪通常航速較慢、也較容易被強制登船；相較之下，貨櫃船因為航速較快、貨櫃堆疊較難被攀登，所以相對能夠避免海盜襲擾。</p><p>不過方信雄指出，從現實視角出發，海盜的武裝力量畢竟有限，船上的武裝保安也因此只強調嚇阻作用，難以應付當前具有毀滅性的軍隊重武裝攻擊。「海盜的武器主要就是步槍，伊朗革命衛隊的火力卻是遠超於此，而且完全可以從距離船舶幾百公里外發起攻擊，武裝保安根本沒有還手空間。」</p><p>方信雄補充，雇用武裝保安還涉及成本與港口國規範的限制。一來，武裝保安的費用其實不便宜；二來，如果船上雇有武裝保安，其實反而可能導致進港的不便，因為部分國家會出於安全顧慮，限制武裝保安的進出，因此即便不是在戰爭情境，雇用武裝保安本身，也反而可能造成航行不便。</p><p>方信雄接著指出，當下戰爭情境的一大風險，還包括少數雇用未開發國家船員的船舶，極可能因為船員英文素質不佳，而無法了解美軍軍艦或伊朗革命衛隊的指令，結果明明已被反覆警告，卻還背離指令、誤闖禁區，因此慘被強制登船或直接打擊，構成了海峽危機期間的船舶受害情境之一。</p><p>原文發表網址:</p><p>2026.8.4</p><p><a href="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E5%88%86%E6%9E%90/60376486/%E6%96%B9%E4%BF%A1%E9%9B%84%E8%AB%87%E6%B5%B7%E5%B3%BD%E5%8D%B1%E6%A9%9F-%E4%B8%80-%E4%BC%8A%E6%9C%97%E6%88%B0%E7%88%AD%E6%96%B0%E6%8C%91%E6%88%B0-%E9%97%9C%E9%96%89ais%E7%9C%9F%E8%83%BD%E6%88%90%E5%8A%9F%E9%97%96%E9%97%9C">方信雄談海峽危機・一｜伊朗戰爭新挑戰 關閉AIS真能成功闖關？ | 香港01</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8d76c98a6cc6"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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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海峽危機衝撞停火護欄：美國伊朗沙特正在準備中東越戰？]]></title>
            <link>https://yentingliu-melek.medium.com/%E6%B5%B7%E5%B3%BD%E5%8D%B1%E6%A9%9F%E8%A1%9D%E6%92%9E%E5%81%9C%E7%81%AB%E8%AD%B7%E6%AC%84-%E7%BE%8E%E5%9C%8B%E4%BC%8A%E6%9C%97%E6%B2%99%E7%89%B9%E6%AD%A3%E5%9C%A8%E6%BA%96%E5%82%99%E4%B8%AD%E6%9D%B1%E8%B6%8A%E6%88%B0-d7a1424e76f8?source=rss-3813780fd033------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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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iran-deal]]></category>
            <category><![CDATA[middle-east]]></category>
            <category><![CDATA[usa]]></category>
            <category><![CDATA[iran]]></category>
            <category><![CDATA[saudi-arabia]]></category>
            <dc:creator><![CDATA[劉燕婷]]></dc:creator>
            <pubDate>Fri, 21 Aug 2026 08:45:30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6-08-21T08:45:30.419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mRNu1HGh4I423PmKoofyOw.png" /></figure><p>從6月達成協議到7月戰爭重啟，美伊停火還未真正進入核談判深水區，就已經被海峽危機炸回原點，甚至衍生了戰爭擴大的新風險。</p><p><strong>首先就是作為導火線的「阿曼水道」</strong>，這也正是海峽僵局的核心體現：早在美伊6月17日簽署諒解備忘錄時，雙方就對海峽未來「各執一詞」，美國強調海峽的徹底自由航行，伊朗卻主張將在60天後開始收費。斡旋其中的阿曼於是設法「迂迴前進」，也就是表面與伊朗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兩國將就海峽未來管理達成協議，私下卻與美國合作開闢伊朗控制外的新航線，想要鞏固海峽自由航行的既成事實。</p><p>顯然，阿曼雖然能與伊朗溝通對話，卻終究不能擺脫親美的海灣國家底色，只好在安撫伊朗之餘「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但這種極限操作直接觸發了德黑蘭反撲：6月25日，伊朗以「船舶不能穿越未指定的航線」為由，襲擊一艘航經阿曼水道的船舶，引發美國對格什姆島（Qeshm Island）、伊朗南部沿海祭出報復性打擊。</p><p>之後就是類似場景的惡性循環、反覆升級：伊朗不斷攻擊使用阿曼水道的船舶，美國於是陸續在7月7日撤銷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在8日宣布「與伊朗的臨時停火協議已經結束」、在13日正式通知國會重啟對伊戰爭、在14日重新實施對伊朗的海上封鎖。</p><p>隨後就是各方導彈與無人機的此起彼落：美國為了海峽問題空襲伊朗，伊朗於是開始打擊海灣各國，甚至連約旦、伊拉克、敘利亞都成為報復對象。如今隨著美國轟炸伊朗民用設施，伊朗也開始攻擊海灣各國的海水淡化廠、電廠、煉油廠，甚至造成美軍新傷亡，引發了後者的更強烈空襲。7月18日，伊朗宣布停止履行早前與美國達成的諒解備忘錄，特朗普（Donald Trump）則稱自己毫不在意伊朗是否履行，並且誓言將為美軍傷亡祭出「強烈報復」。</p><p><strong>再來就是與海峽危機同步升溫的沙特、胡塞武裝對峙。</strong>7月13日，美國正式重啟對伊戰爭當天，沙特支持的也門政府軍也同步行動，以「阻止來自伊朗的飛機降落」為由，對也門薩那機場的跑道進行轟炸。雖說攻擊本身並沒有造成傷亡，卻直接導致胡塞怒火沖天、推升了也門與紅海局勢：先是在13日打破2022年以來的停火協議，對沙特發射導彈，又在20日無預警宣布對沙特實施「海上禁運」。</p><p>基本上，這條支線雖然是從也門內戰的脈絡爆發，卻無疑連動了美國與伊朗的代理衝突。因為根據美媒Axios披露，沙特其實早在9日就向美國表示：「出席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喪禮的胡塞代表團，可能會在回程專機上夾帶伊朗軍備與軍事顧問」，因此沙特要為後續的可能打擊請求美國「開綠燈」。如果報道內容屬實，這代表沙特早就預判自己與胡塞的衝突可能升級，所以要先確保美國日後的軍事與外交支持。</p><p>當然從目前發展來看，胡塞並沒有進行猛烈的軍事回擊，卻是打出了「封鎖港口」這張牌，其實也就是複製美國對伊朗的作法，要增加籌碼、擴大槓桿，畢竟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升溫後，沙特便極度依賴紅海與曼德海峽的石油出口線。如果胡塞選擇出手干擾、即便只針對沙特或往返沙特的船舶，也已足夠刺激全球油價上漲、增加美國的戰爭成本，因為途經紅海的船舶保費已經上漲，而這必然會反映在油價上。當然，沙特與周遭國家參戰的機率也可能因此同步拉升。</p><p>整體來看，因為海峽危機炸裂，衝突已經退回4月以前的高強度對峙，甚至出現擴大跡象。即便當下仍有斡旋努力，包括17日的中巴外長呼籲「美伊立即停止敵對行動、恢復對話」，以及20日由卡塔爾、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共同提出的「10天停火方案」，看似仍有重回諒解備忘錄的可能。但衝突的反覆爆發無疑暴露戰爭前景的高度不確定：美伊交火的盡頭，究竟是維持乃至達成新協議，又或是一路升級為地面戰役，甚至走向長期膠著的「中東越戰」？</p><p>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分析身涉海峽危機的各方考量。</p><h3>美國：出動地面部隊並非毫無可能</h3><p>首先是把「開放海峽」當作底線的美國。</p><p>筆者曾在6月18日的文章<a href="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E5%88%86%E6%9E%90/60361498/%E5%81%9C%E7%81%AB%E8%A7%A3%E9%AB%94%E6%88%96%E6%8E%A8%E9%80%B2%E5%8D%94%E8%AD%B0-%E7%BE%8E%E5%9C%8B%E4%BC%8A%E6%9C%97%E7%B5%82%E5%B1%80%E5%B0%B1%E7%9C%8B%E4%B8%89%E5%A4%A7%E9%99%A3%E7%87%9F%E5%8D%9A%E5%BC%88">《停火解體或推進協議：美國伊朗終局就看三大陣營博弈？》</a>中分析，在參與伊朗戰爭的三方陣營中，美國、以色列、阿聯酋屬於代表攻方的「第一陣營」。其中，以色列毫無疑問是戰意最強的國家，阿聯酋則因為隸屬海灣，而能扮演第一陣營的天然護欄。至於美國則是在進攻與護欄間反覆切換，為的就是在不透支過多成本的背景下，盡可能推進戰爭目標。</p><p>而在6月諒解備忘錄出爐前，美國要的明顯就是「伊朗屈服」的退場台階，所以採用了軍事攻擊、外交談判的「組合拳」，從5月起就持續打擊伊朗各地軍事目標，同時接受巴基斯坦等國的外交斡旋，最終達成了以美國提供制裁豁免、資產解凍等經濟誘因，換取伊朗開放海峽、推進核談判的外交安排，也就是6月17日簽署的諒解備忘錄。</p><p>這就解釋了當前停火解體的根本原因：連作為底線的「海峽開放」都已不復存在，美國如果不願認賠殺出，也就只能重新調動過去「組合拳」，繼續對於伊朗的軍事攻勢與外交施壓。以筆者慣用的西洋棋戰術來比喻，軍事打擊、經濟封鎖其實也就如同冒險打開局面的「王翼棄兵」（King’s Gambit）；解凍資產、豁免制裁、甚至持續延後最後通牒，則就如同為求控制而進行策略性讓步的「后翼棄兵」（Queen’s Gambit）。</p><p>聚焦當前局面，基本上因為伊朗姿態強化、美軍死傷增加，美國的「組合拳」已經大幅傾向「王翼棄兵」，也就是暫不充當護欄、持續進行高風險施壓，包括恢復軍事打擊，且目標已從軍事設施擴及基礎民生設施，此外還有封鎖伊朗港口、取消暫時的石油制裁豁免。</p><p>當然，「后翼棄兵」的路線也沒有完全消失，否則就不會有卡塔爾、埃及、阿曼、巴基斯坦正與美伊反覆交涉的「10天停火方案」。基本上這一路線的訴求顯而易見，那就是凍結衝突、重返諒解備忘錄，讓美國繼續用經濟誘因換取伊朗開放海峽。根據各方媒體透露，斡旋國已在與美伊的來回溝通後新增更多方案內容，當中一項就是在霍爾木茲海峽建立「中間通道」，位處阿曼控制水域與伊朗控制水域間，供船舶安全通行。如果美國真的毫無談判意願，斡旋國也就不可能有前述施力空間。</p><p>不過這也同時突顯一個致命問題：如果伊朗始終不肯讓步，也就是堅持控制海峽並在未來收費、同時不斷攻擊途經阿曼水道的船舶，那麼美國為了讓伊朗改變立場，能將「王翼棄兵」用到什麼程度？說得更直接，為了重開海峽，美國還有多少軍事升級的空間？派遣地面部隊又是否可行？</p><p>平心而論，相關問題的答案除了連動軍事成本，也必然與政治考量相交纏，尤其是在民意場域，伊朗戰爭明顯不受美國輿論歡迎。</p><p>根據《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和益普索（Ipsos）在7月13日發布的最新民調，有高達68%的美國人認為伊朗戰爭「不值得打」、只有28%認為「值得打」。這一差距大過了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前者的最糟糕數據是 2013年的67%與28%落差，當時戰爭已經進行將近12年；在2007年的伊拉克戰爭民調中，約有三分之二（66%）的人認為這場戰爭不值得打，但認為這場戰爭值得打的人數比例則從未低於33%。</p><p>更重要的是，認為戰爭「不值得打」的民意往往需要時間醞釀。在阿富汗戰爭，美國是耗費了近8年時間，才讓多數民意如此這麼認為；在伊拉克戰場，直到美國投入4年後，才有三分之二的人認為伊拉克戰爭不值得打；甚至是更遙遠的越戰，要等美國投入6年後，認為戰爭是錯誤的民意才在1971年5月達到61%。顯然，伊朗戰爭不得民心的程度，遠比前幾場戰爭迅速。</p><p>不過這或許也與美國民意對伊朗議題的疏離有關。蓋洛普民調（Gallup）顯示，1967年，有高達55%的美國人認為越戰是美國面臨的「最重要問題」；2007年，這個數字在伊拉克戰爭上達到了36%。可是聚焦當前的伊朗戰爭，大多數民調都顯示，認為伊朗戰爭或對外戰爭是美國最重要議題的比例，其實往往只有個位數。而這背後原因，或許也有美國尚未出動地面部隊，軍人的死傷數字遠遠不及過往戰爭的緣故。</p><p>而這恐怕就會對戰爭產生近似「雙面刃」的複雜作用。一方面，美國選民重視油價與通脹等經濟議題，而伊朗戰爭明顯會在這個場域打擊特朗普；但另一方面，關注伊朗戰爭的民意其實佔比不高，這或許就會衍生另一種效果：即便伊朗戰爭衝擊選情，但特朗普所面臨的路線調整壓力，卻恐怕沒有外界想像的巨大。這或許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美國始終敢對伊朗操作「王翼棄兵」，也就是明知後續會有升級風險，卻還反覆用軍事打擊來施壓，因為伊朗戰爭根本尚未進入美國政治的越戰情境。</p><p>至於是否出動地面部隊，則是另一個更加複雜的問題。基本上在海峽危機導致美軍出現新傷亡後，美國戰略圈便對是否擴大軍事行動進行了激烈討論。反對派當然警告，直接將地面部隊送入伊朗領土或戰略島嶼，將會面臨極高的軍事風險與長期泥淖；但主張出兵的聲音認為，如果只依賴空襲與防空攔截，不僅會消耗龐大的彈藥庫存，也無法徹底迫使伊朗讓步，美軍的死傷恐怕還會繼續出現，海峽開放則遙遙無期。</p><p>例如美國退役中將、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代理國家安全顧問、第二任期的前烏克蘭問題特使凱洛格（Keith Kellogg）就在7月20日呼籲，僅憑空襲無法從根本上平息衝突，美軍若要獲得決定性的槓桿籌碼，必須考慮派遣地面部隊執行針對性任務。當然凱洛格也強調，派遣地面部隊不代表必須一路打到德黑蘭，而是可以鎖定關鍵據點，採取精準戰術佔領，以達到掌控戰局的目的。</p><p>基本上，這套劇本其實也不是凱洛格首先提出，而是從戰爭爆發以來就被媒體反覆提及，甚至連特朗普自己都多次放話，稱美軍可能出兵佔領哈爾克島（Kharg Island）、攻佔海峽周遭的關鍵小島、又或是進入內陸搶奪濃縮鈾。可以這麼說，凱洛格的呼籲其來有自，出兵建議顯然不是憑空出現，而是反映開戰以來，美國戰略圈便持續湧現的一派主張。</p><p>因此現在關鍵，其實就是特朗普的一念之間。當然，此前諸如萬斯（JD Vance）等官員都強調，美軍絕對不會重返中東戰場；但如果特朗普是一個安於低風險策略的總統，伊朗戰爭其實也根本不會爆發。所以，未來美國究竟會將「王翼棄兵」的軍事施壓操作到什麼程度、又是否會冒險派出地面部隊，其實就取決於特朗普的腦迴路，也就是在他的認知想像中，高風險升級是否有助帶來高回報，包括衝破眼下的海峽僵局。</p><h3>伊朗：革命衛隊正在主導對外行動</h3><p>再來是把「控制海峽」同樣當成底線的伊朗。</p><p>在筆者6月18日的文章《停火解體或推進協議：美國伊朗終局就看三大陣營博弈？》中，伊朗、中國、俄羅斯屬於圍繞戰爭的「第二陣營」。其中，以革命衛隊為首的伊朗強硬派，明顯帶有較高的作戰傾向；但主張談判的溫和派與改革派、希望海峽與海灣局勢穩定的中國、深陷烏克蘭戰場的俄羅斯，其實都不樂見衝突無限擴大，因此往往在局勢升溫時扮演戰爭護欄，最終也促成了諒解備忘錄的簽署，其實就是接受美國以經濟誘因換取海峽開放、展望核談判的外交安排。</p><p>只是從後續發展來看，美國「用經濟誘因換取伊朗開放海峽」的邏輯，似乎僅限於說服伊方談判代表，而沒能讓革命衛隊改變立場。因此或許可以推測，力主談判的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Masoud Pezeshkian），以及代表伊朗進行談判的議長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外長阿拉格齊（Abbas Araghchi），當初或許是基於「先讓美國解凍資產、豁免制裁」的經濟考量，曾經私下對美方傳達：伊朗在海峽問題上並非毫無彈性，只要美國持續解凍資產、豁免制裁，伊朗未必會在60天後真的控制海峽。</p><p>當然，情況也不排除是另一種可能，那就是美伊強硬派雖然立場相反、行動邏輯卻是如出一轍，都將諒解備忘錄當成了某種「中場休息的權宜之計」：美國鷹派希望暫時緩和油價、疏通滯留霍爾木茲海峽的大量船舶，等到行有餘力、例如期中選舉結束後，再次進行軍事升級；伊朗革命衛隊則是想用諒解備忘錄配套的資產解凍、制裁豁免，暫時緩和伊朗的經濟與金融壓力，等到時機許可、例如60天談判結束後，再直接遂行對海峽的控制與收費機制，因此不論談判代表到底承諾什麼，革命衛隊從一開始就不打算全盤遵守、而是準備「見機行事」。</p><p>不過這種情境在伊朗政治史也並不罕見，而是1979年革命後傳統的再次復現：革命衛隊作為主導伊朗政治的「國中之國」，始終更與保守派結盟、排斥主張緩和對美關係的改革派。</p><p>早在1997年改革派代表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就任總統時，雙方的矛盾就已層層積累，包括哈塔米在接受CNN專訪時表示，「對於1979年的人質危機事件感到遺憾」，此舉立刻遭到時任革命衛隊司令薩法維（Yahya Rahim Safavi）的猛烈批評，強調「如果行政體制和伊斯蘭革命的根基受到威脅，我們必須敢於應對並施加干預。」1999年7月伊朗爆發大規模學生示威時，革命衛隊也直接指責哈塔米政府「毫無作為」，並批評哈塔米宛如「伊朗的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p><p>無獨有偶，2013年5月改革派的魯哈尼（Hassan Rouhani）就任總統時，革命衛隊也在同年12月指責魯哈尼政府可能成為「深受西方學說影響的政府」；魯哈尼則公開回擊革命衛隊，「早就超越政治體制、不受拘束」。2018年特朗普單邊退出核協議後，革命衛隊又指責魯哈尼工作失職。</p><p>當然，在伊朗的制度設計上，最高領袖理應平衡民選總統與革命衛隊的分歧，但受到美國單邊退出核協議、啟動對伊極限施壓、甚至在2020年擊殺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Qassem Soleimani）等事件影響，哈梅內伊晚年已經基本成為革命衛隊的擴權保護傘，並也連帶對改革派候選人進行了系統性壓制。</p><p>此外伊朗近年屢屢爆發大規模示威，安全部門的鎮壓角色因此上升，這就反向突顯革命衛隊與政權生存的休戚與共，並也無疑延續到了2026年2月後的伊朗戰爭脈絡：如果不是革命衛隊封鎖海峽、打擊海灣國家，其實未必能夠形成4月臨時停火的僵持局面。此外穆傑塔巴（Mojtaba Khamenei）又在革命衛隊支持下就任最高領袖，顯然進一步確保了革命衛隊將來的政治角色，可以更加凌駕於技術官僚、文官系統與民選領袖之上。</p><p>正因如此，諒解備忘錄出爐後，不只美國內部反覆爭論「3,000億美元重建基金是不是戰敗賠款」，伊朗內部也同樣是暗流湧動。6月18日、協議簽署隔天，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表示自己「雖然原則上持不同意見」，但已經批准了諒解備忘錄。隨後，革命衛隊便主張黎巴嫩停火必須掛勾於美伊談判，並為此在6月20日一度宣布關閉海峽，要迫使美國向以色列施壓，徹底停下對真主黨的軍事行動。</p><p>6月25日，在革命衛隊主導下，伊朗首次對途經阿曼水道的船舶發動襲擊。接著28日就有60位專家會議成員發表聲明，警告外長阿拉格齊、議長卡利巴夫等談判代表「不要觸犯穆傑塔巴的紅線」。雖說專家會議秘書處隨後澄清，這份聲明並不代表專家會議的官方立場，隨後卻又至少有84名議員、其中大部分與極強硬派的「穩定陣線」（Paydari Front）結盟，支持了6月28日的專家會議聲明。</p><p>7月4日英法兩國宣布同意與阿曼合作，共同確保船隻安全通過阿曼水道，結果伊朗隨即發表聲明，警告兩國不要在海峽進行任何軍事活動。而也就在同日，最高領袖駐革命衛隊代表薩德吉（Abdollah Haji Sadeghi）直接在致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指揮官的信中表示：穆傑塔巴近期就諒解備忘錄發表的聲明，是政權採取行動的最終依據，並稱關於「官員是否強迫穆傑塔巴簽署諒解備忘錄」、「是否玩忽職守」、「是否背叛穆傑塔巴」等爭論，已經損害伊朗的政權團結，也與穆傑塔巴的聲明意旨不符。</p><p>顯然，在伊朗內部暗流湧動的背景下，薩德吉的聲明代表了彌合政權分歧的內部努力，同時試圖淡化圍繞最高領袖的強硬派喧囂，表示不該將諒解備忘錄解讀為對於穆傑塔巴的不忠。這或許就解釋了，為何在這次海峽危機尚未導致美國宣布戰爭重啟前，伊朗方面一度釋出風聲，稱打擊阿曼水道船舶並非政府立場。</p><p>但這依然無法阻止局勢升級，更沒有讓革命衛隊停下攻擊。尤其7月3日至9日的哈梅內伊國葬期間，不只圍繞海峽的美伊戰爭重啟，伊朗的反美情緒也被動員到了新高點，許多激動民眾因此對參與喪禮的總統佩澤希齊揚高喊「妥協者去死」，甚至對負責談判的外長阿拉格齊投擲石塊，迫使後者在一片「賣國賊」罵聲中提早離場。出身革命衛隊的議長卡利巴夫則面臨愈發強烈的保守派抨擊，指責他對美承諾不關閉海峽，是「自棄伊朗的戰略影響力」。</p><p>顯然，不論是對黎巴嫩戰線、海峽、甚至是停火的諒解備忘錄本身，伊朗內部都稱不上鐵板一塊，這就導致前述議題的彼此掛勾、反覆糾纏，正如美國也同樣在外交談判與重啟轟炸間擺盪，以至脆弱停火更加前途未卜。當然，眼下伊朗政府也並未放棄談判努力，否則就不會有「10天停火方案」在美伊之間的反覆傳遞；只是在革命衛隊主導海峽局勢與軍事攻勢的背景下，伊朗的整體姿態其實也就如筆者6月18日文章提到的兩種模式。</p><p>首先是當美國還在「后翼棄兵」模式、用解凍資產換取伊朗對阿曼水道睜隻眼閉隻眼時，革命衛隊便直接採取了「阿爾賓反棄兵」（Albin Counter-Gambit）策略，也就是發起主動進攻、打擊途經阿曼水道的船舶。基本上這種作法也就如同6月7日、諒解備忘錄還未達成前，伊朗便忽然主動打擊以色列的背後邏輯：冒著大規模升級的風險衝撞當前局面，豪賭美國會因各種政治與經濟考量，選擇推進停火談判。但差別在於，6月上旬的伊朗豪賭成功，美國並沒有選擇升級；可是到了7月上旬的這次，美國卻選擇跟進。</p><p>這就導致情境進入美國的「王翼棄兵」模式，也就是持續對伊朗祭出軍事打擊。不過因為革命衛隊也選擇升級，形同採用「福克皮爾反棄兵」（Falkbeer Counter-Gambit）策略，這就導致情況重回4月以前的交火狀態：伊朗報復式封鎖海峽、打擊海灣國家，要用玉石俱焚的方法迫使美國收手，並且讓步同意伊朗控制海峽。</p><p>當然，眼下伊朗也不是只有升級的策略可用，可是在革命衛隊勢大的背景下，伊朗的談判空間、對外行動，並非全都能由談判代表說了算。這就導致在下一個轉折出現，例如經濟惡化難再承受、又或是斡旋國協調出各方滿意的「美伊10天停火方案」前，伊朗的外顯行為恐怕都還會是「不怕持久戰」的強硬姿態，也就是不會停止對海灣的導彈與無人機攻勢，還可能不斷延長海峽危機。</p><h3>沙特：一有機會就「先下手為強」</h3><p>而這也就會連動沙特與也門胡塞武裝的紅海衝突支線。</p><p>平心而論，這條支線原本有機會避免，如今卻因為沙特的角色切換而忽然炸裂。在筆者6月18日的文章《停火解體或推進協議：美國伊朗終局就看三大陣營博弈？》中，沙特原本與穿梭斡旋的卡塔爾、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類似，同屬圍繞戰爭的「第三陣營」，主要作用就是促進美伊停火談判、凍結衝突。可是後來變化也正如美媒Axios披露：沙特主動策畫了7月13日的轟炸薩納機場，導致後續的也門局勢升溫，以及隨之而來的曼德海峽危機，其實也就是從戰爭護欄轉換成了新戰線的進攻方。</p><p>可是這種切換似乎無跡可尋，因為胡塞雖在此前不斷威脅要封鎖曼德海峽，卻也終究沒有付諸行動，更未曾在伊朗戰爭中對沙特發動攻擊，實在沒有迫使沙特不得不升級的理由。因此，要解讀沙特這次決策邏輯，恐怕需要連結上一次的「角色切換」，也就是2月的伊朗戰爭爆發。</p><p>回顧2月戰爭前夕，沙特的外顯行為其實就與其他海灣國家相同，反覆勸阻美國不要對伊朗開戰、更表態不願做美軍的進攻跳板；可是戰爭爆發後根據各方媒體披露，沙特其實私下與以色列進行了另一種斡旋，也就是力勸美國攻擊伊朗，原因就是經歷2年加沙戰爭削弱「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以及2026年1月的全國示威衝擊，當下伊朗正是十年難遇的最脆弱狀態，此時進攻將有最高機會促成政權更迭，或至少能夠大幅削弱政權能量。</p><p>顯然，沙特對伊朗的潛在焦慮其實就與以色列類似，那就是認為橫跨核計畫、導彈計畫、抵抗軸心的「伊朗威脅」一日不除，自己便無法確保安全，所以才選在伊朗最脆弱時兵行險招，用說服美國開戰來借刀殺人、先下手為強。</p><p>兩相對照，如今面對有能力攪動紅海的胡塞武裝，沙特或許也是類似考量。首先，有鑑於美國與伊朗的海峽衝突在7月上旬持續升溫，尤其特朗普8日宣布與伊朗的停火已經結束後，沙特就隨即在9日向美國請求允許轟炸也門薩納機場，這或許是預判美伊衝突一旦升溫，伊朗可能要求胡塞封鎖曼德海峽，所以自己必須「先下手為強」，對胡塞進行敲打。</p><p>當然，這種「先下手為強」的操作也可能弄巧成拙，正如2月沙特出於降低伊朗威脅的考量，遊說美國對伊開戰，結果就是讓伊朗威脅從無形的「抵抗軸心」包圍，直接升級成破壞力更強的導彈與無人機襲擊，導致海灣國家集體噩夢降臨。因此聚焦這次出擊，沙特事前或許也是有所評估，並且認為胡塞應該不會選擇報復，才敢放手執行。</p><p>而這背後根據，應該就是胡塞在伊朗戰爭爆發後的低調姿態，也就是相較於被以色列重挫的黎巴嫩真主黨、被伊拉克政府要求解除武裝的親伊朗民兵、已經宣布解除統治實體的加沙哈馬斯、早在2024年就已變天的敘利亞，胡塞雖然是「抵抗軸心」當中相對保存實力的板塊，卻遲遲不肯響應德黑蘭的戰爭動員。這背後當然存在胡塞自身的生存考量。</p><p>首先就是作為軟肋的經濟困境。2022年沙特胡塞達成停火協議時，前者就同意每年花費數十億美元支付也門公務員薪資，包括部分胡塞控制區公務員，且沙特也承諾將參與也門的重建投資。而在2月伊朗戰爭爆發後，面對德黑蘭不斷威脅要讓胡塞封鎖曼德海峽，沙特其實也早已開始用延遲付款來反向牽制、敲打胡塞。</p><p>此外過去加沙戰爭期間，胡塞雖然發動紅海危機企圖牽制美以，卻也因此遭遇猛烈空襲，基本上從2024年到2025年，美以的反覆空襲已不只削弱胡塞的襲擊能力，還成功斬首多名胡塞武裝高層，並且造成超過1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廣泛制裁更是嚴重削弱胡塞的經濟支柱，包括佔收入一半以上的石油和成品油貿易，支撐胡塞部落聯盟的庇護網絡便也捉襟見肘，這就導致胡塞最後同意與美國達成停火，並從2025年9月起停止襲擊紅海。</p><p>此外隨著國際承認的也門政府成功壓倒南方分離主義勢力，也門防長塔赫爾·阿基利（Taher al-Aqili）也已宣布，「行動方向正朝胡塞武裝控制的首都薩那推進」，暗示政府軍有可能對胡塞控制區發動地面攻勢。這就預示了，如果胡塞此時深度捲入伊朗戰爭，將有一定可能導致後方暴露在也門政府軍的攻勢下。</p><p>而以上種種集體解釋了，為何與真主黨、伊拉克民兵相比，胡塞始終沒有積極響應伊朗的戰爭動員，而是從2月以來反覆強調自己的三個「進場前提」：中東國家不得與美國、以色列結盟攻擊伊朗；美國和以色列不得利用紅海對伊朗或任何穆斯林國家進行敵對行動；各方不得持續升級對於「抵抗軸心」的攻擊。</p><p>平心而論，從後續發展來看，這些條件其實早就被滿足，胡塞卻遲遲沒有「高調進場」，而是只在過程當中對以色列發射了幾枚導彈；甚至13日沙特策動轟炸也門機場後，胡塞也是遲至20日才宣布「封鎖沙特港口」，而不是直接宣布「對全球封鎖曼德海峽」，似乎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反覆觀望，最後認為如果自己毫無反應，或許沙特未來將對也門反覆空襲，這才決定升級。</p><p>而毫無疑問，胡塞的封鎖威脅直接為局勢帶來新風險，畢竟干擾曼德海峽不只影響沙特能源出口，還將牽動全球能源運輸。正因如此，與沙特同為斡旋國的巴基斯坦已在7月22日發出伊朗戰爭以來的最強硬聲明，警告如果胡塞真的推進封鎖、攻擊船舶，自己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合法使用武力，以行使自衛權，保護海上資產和國家利益」的權利，而且將「堅定不移支持沙特的安全、主權、領土完整和繁榮」。換句話說，如果胡塞堅持一意孤行，巴基斯坦或許將因此下場動武。</p><p>顯然，沙特這次的「先下手為強」再度導致各方噩夢降臨，而且影響範圍或許更加廣泛，甚至讓戰爭出現多國混戰的可能，導致了海峽僵局的治絲益棼。</p><h3>停火護欄能不能阻止「中東越戰」到來？</h3><p>因此，當下戰爭的最關鍵問題，其實就是在美國持續發動打擊、伊朗由革命衛隊主導對外行動、沙特又意外觸發新戰線的背景下，停火護欄是否還足以避免大戰到來？</p><p>平心而論，不樂見大戰的斡旋國當然不會停止穿梭，但關鍵恐怕還是取決於衝突各方能否意識到，即便自己眼下擁有各種升級理由與動機，可是連環升級的危險盡頭，也必然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消耗戰。</p><p><strong>首先是為了海峽問題打擊伊朗、並且反覆討論「地面部隊方案」的美國。</strong>的確，在政權更迭已經失敗的背景下，美國的「地面部隊方案」可以如凱洛格所說，未必要直取德黑蘭，而是可以鎖定關鍵據點、採取精準戰術佔領，來獲取掌控戰局的槓桿籌碼。</p><p>但這個方案的最大風險在於，如果佔領關鍵據點後伊朗仍不讓步，例如堅決不肯放棄干擾海峽，那麼美國的下一步又該如何？是否只能在無效的持續升級後，步步深陷沒有盡頭的地面戰泥淖，最後重蹈朝鮮、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的戰場覆轍？</p><p>尤其，伊朗的衝突條件又與過去越戰類似。首先，兩國都具備阻礙機械化部隊平順推進的天然條件，越南是密集的雨林與沼澤、伊朗則有適合不對稱作戰的山脈地形；再來是正規軍與民兵結合的複雜作戰模式，當年越南是北越正規軍與越共，如今伊朗則是除了革命衛隊、正規軍外，還有數量可觀的巴斯基民兵。</p><p>接著就是與境外的連動，北越當年擁有中蘇支援，並能通過胡志明小道進行跨國補給，如今伊朗則手握海峽、「抵抗軸心」等籌碼，即使本土遭遇攻擊，也能持續對周遭國家、美軍基地、海峽商船發動無止境的導彈與無人機襲擊，導致戰爭外溢為跨界的網狀不對稱衝突，美軍也因此沒有真正的「安全後方」。更重要的是，美國可能找不到結束衝突的明確出口，之後隨著戰爭時間拉長、傷亡人數攀升、經濟成本失控，大規模的反戰示威必然帶來政治壓力，最終恐怕只能在未達戰略目標的情況下草草撤軍。</p><p>可以這麼說，即便「地面部隊方案」有其邏輯上的合理性，越戰經驗卻也會反覆提醒「重返談判桌」的重要性。或許正因如此，在《華盛頓郵報》揭露的「10天停火方案」談判中，美國據報已經要求延長停火期限，並希望在任何停火生效前，雙方至少要就海峽航行自由達成部分共識，其餘細節則將在擬議的10天停火期內敲定。顯然，降溫衝突、緩和海峽局勢的談判之門，美國至今還未徹底關上。</p><p><strong>再來是作為衝突核心的伊朗。</strong>確實，革命衛隊成功打出伊朗「不怕持久戰」的氣勢，可是戰爭對於伊朗經濟的持續放血，也必然牽制革命衛隊的強硬主張，這也正是6月諒解備忘錄的成立基礎：美國需要海峽開放，伊朗需要經濟輸血。</p><p>早在4月停火前，伊朗的戰爭損失就已高達2,700億美元、等同一年的GDP，更有超過200萬人因為戰爭失業；來到6月，伊朗的通脹年增率已高達近90%；接著是停火破裂後的7月20日，受美國重啟對伊港口封鎖、撤銷石油出口豁免等因素影響，伊朗幣值跌到了1美元兌195萬里亞爾的歷史新低，也就是從停火破裂以來下跌近一成。</p><p>當然，如果美國發動地面入侵，那麼伊朗如前所述，不是沒有打持久戰的底氣。可是問題在於，這必然要以伊朗的斷垣殘壁、經濟損失、漫長重建為代價，更不要提在1979年革命近半世紀後、大量中產階級已經出現的今日，伊朗民眾是否還跟兩伊戰爭時的情境一樣，願意不計代價打一場持續數年的宗教民族主義戰爭，答案恐怕值得商榷。此外，伊朗長期發展的抵抗經濟雖能緩衝外部施壓，包括制裁與封鎖，卻無法防禦戰爭導致的大規模破壞。</p><p>簡單來說，伊朗不是沒有打持久戰的理論條件，但問題在於：是否真的只剩這條路可走？從當前局面來看，不論是溫和派、改革派或強硬派，其實都還是對於情況的後續降溫留有餘地。</p><p>主張停火談判的溫和派與改革派自不待提。7月戰爭重啟後，面對強硬派媒體的反覆抨擊議長卡利巴夫「談判出賣國家利益」，這次反而是改革派站出來支持出身革命衛隊的曾經對手，例如改革派的主流媒體《選擇報》（Entekhab）就罕見公開表態稱，「卡利巴夫先生，繼續前進吧，整個社會都支持你，不要在意少數人的意見。」</p><p>當然，保守派與強硬派也有各自的克制表現。例如主導軍事打擊的革命衛隊，雖然看似打遍所有鄰近目標，卻還是在這波升級中避開了以色列這個關鍵對象，顯然不願牽動戰意最強的行為者、導致局面徹底失控。</p><p>此外對於胡塞在20日威脅封鎖沙特港口，可能引發雙重海峽危機的新發展，伊朗知名保守派報紙《資訊報》（Ettela’at）已在22日表示，同時關閉霍爾木茲海峽和曼德海峽，從長遠來看反而會對伊朗造成損害，「封鎖措施可能為伊朗提供短期籌碼，卻不會提供可持續優勢。」這種說法或許是意識到了一個潛在風險：一次封鎖兩個海峽，其實有一定機率倒逼各國加入美國的「打通海峽行動」，最終可能形成多國圍攻伊朗、攻打也門胡塞的混戰狀態。</p><p><strong>這也就會連動沙特與胡塞的新升級。</strong>基本上胡塞的考量如前所述，始終要在組織生存與伊朗動員間持續求取平衡。因為對比加沙戰爭與當前伊朗戰爭，兩場衝突在中東的動員結構其實不盡相同：加沙戰爭畢竟交纏以巴衝突的漫長脈絡，始終有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市場可以動員；伊朗戰爭卻無疑源自美國、以色列與伊朗的長期安全困境，而「抵抗軸心」作為親伊朗的阿拉伯武裝，其實本就夾在阿伊之間尷尬不已，為了支持伊朗而攻擊海灣阿拉伯國家所獲得的支持，必然少於為了支持巴勒斯坦人而攻擊以色列，這也正是胡塞在戰爭前期之所以低調的理由。</p><p>如今放眼整個「抵抗軸心」，基本也正面臨「美以秩序」對於「伊朗秩序」的持續清剿，而且阿拉伯國家其實都選擇了前者，包括正在施壓真主黨解除武裝的黎巴嫩政府、要求親伊朗民兵必須在9月30日前解除武裝的伊拉克政府、加入特朗普和平委員會（Board of Peace）並要求哈馬斯交出治權解除武裝的海灣國家們，更不要提2024年變天後已經成為親美國家的敘利亞。當然，這種清剿無法真的殲滅「抵抗軸心」，卻無疑會削弱這些武裝的原有政治地位與角色，例如被迫解除統治機構的哈馬斯。因此胡塞也必須考量，如果之後紅海局勢升溫，自己就算替伊朗爭取到了重要槓桿，也可能有一定機率要再經歷各方的聯合空襲，為後續治理帶來艱鉅挑戰。</p><p>再從沙特的視角出發，其本意原本只是「先下手為強」、確保自身安全，而非不計代價決戰伊朗、打通海峽，因此如今面對局勢升級，自然也就恢復到了原本的「第三陣營」斡旋國身分，能降溫就降溫。例如沙特外長法爾漢親王（Faisal bin Farhan）就在22日公開表示，「持久的區域穩定只能通過外交和永續政治解決方案來實現，而非武力」，顯然也是想對胡塞溫情喊話。</p><p>此外，海灣國家正在推進的產業轉型進程，包括沙特的「2030願景」（Saudi Vision 2030），其實都不能脫離安全的海上秩序與區域環境，這就必然成為推動斡旋的最大動力。尤其，根據《華爾街日報》22日報道，特朗普已正式批准與沙特的30年民用核能合作協議，這除了意味美沙關係的重大升級、美國將能在沙特未來核計畫扮演重要角色外，也同時連動沙特近年的產業布局：隨著「2030願景」大力投資雲端運算、人工智慧和新型工業城市，核能將能為這些項目提供穩定電力。</p><p>可以這麼說，當前的停火解體其實是各方同時「向前一步」的連鎖升級，但情況還不到無可挽回的境地。如果後續各方能夠意識到持久戰對於自身的巨大消耗，就有可能在反覆的底線試探後各退一步，讓三大陣營的斡旋力量再次形塑戰爭護欄；但如果各方都在豪賭對方打不起持久戰，所以反而不斷升級、要推進更多戰爭目標，那麼「中東越戰」的情境恐怕就會逐步靠近。</p><p>歸根結柢，不論是作為衝突核心的美國與伊朗，還是對峙紅海的胡塞與沙特，各方當然都有升級衝突的理由與動機，卻也必然都有比打持久戰更好的選擇。</p><p>原文發表網址:</p><p>2026.7.23</p><p><a href="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E5%88%86%E6%9E%90/60372727/%E6%B5%B7%E5%B3%BD%E5%8D%B1%E6%A9%9F%E8%A1%9D%E6%92%9E%E5%81%9C%E7%81%AB%E8%AD%B7%E6%AC%84-%E7%BE%8E%E5%9C%8B%E4%BC%8A%E6%9C%97%E6%B2%99%E7%89%B9%E6%AD%A3%E5%9C%A8%E6%BA%96%E5%82%99%E4%B8%AD%E6%9D%B1%E8%B6%8A%E6%88%B0">海峽危機衝撞停火護欄：美國伊朗沙特正在準備中東越戰？ | 香港01</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d7a1424e76f8"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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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劉燕婷]]></dc:creator>
            <pubDate>Fri, 21 Aug 2026 08:40:48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6-08-21T08:40:48.038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rZAeuhwcH-6pH-vk_RZBRw.png" /></figure><p>從4月7日美國伊朗宣布停火起，談判就因僵局反覆停滯不前，並在6月上旬出現兩股裂變。</p><p><strong>首先是愈發明顯的停火解體。</strong>這一跡象伴隨美伊摩擦，早在5月就已浮出水面：5月4日，伊朗對阿聯酋與阿曼發射導彈和無人機；7日，美國對伊朗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島（Qeshm Island）的軍事目標發動攻擊；10日，伊朗無人機襲擊阿聯酋和科威特；25日，美國打擊伊朗境內的導彈發射場；27日，美國再對伊朗境內一處軍事設施發動空襲；28日，科威特攔截一枚伊朗彈道導彈。</p><p>到了6月情勢更加緊張。6月6日，美國襲擊錫里克（Sirik）和格什姆島的海岸監視雷達站，引發伊朗對科威特、巴林的美國空軍基地發射導彈；6月7日，伊朗以美國反覆干擾海峽、以軍持續進攻黎巴嫩為由，對以色列發動停火以來的首波導彈攻擊，以色列也隨即在8日無視美國警告，直接轟炸伊朗多處作為報復；之後各方雖然勉強收手，卻又因為一架美軍直升機墜毀在霍爾木茲海峽，導致美國9日再對伊朗發動新一波空襲，後者也同樣對中東美軍基地祭出打擊，停火至此已是名存實亡。</p><p><strong>再來就是峰迴路轉的談判突破。</strong>6月11日，特朗普（Donald Trump）原本放話將「非常嚴厲」打擊伊朗，卻又在幾個小時後火速宣布「行動取消」，原因是「與伊朗的協議已接近達成」，而且「將在14日完成簽署」。即便伊朗外交部第一時間回應「協議確實接近達成，但不會在14日當天簽署」，穿梭斡旋的巴基斯坦卻也同樣證實，「協議有可能在24小時內簽署」。</p><p>到了6月14日當天，以色列忽然對黎巴嫩的貝魯特發動空襲，引發真主黨的後續回擊，作為伊朗談判代表的議長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一度表示「談判無法再推進」，後續發展也因此蒙上陰影。不過最終，美伊主和派還是成功取得共識，確立鞏固停火、繼續談判的階段性目標：6月15日當天，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Shehbaz Sharif）宣布美伊達成和平協議，將於19日在瑞士正式簽署；媒體也隨後報道稱，特朗普與萬斯（JD Vance）已通過電子方式，與伊朗議長卡利巴夫簽署諒解備忘錄（MOU），美伊即將進入為期60天的新一輪談判。</p><p>顯然，從4月同意停火到6月簽署協議，美伊博弈逐漸進入鞏固戰爭護欄的新階段。只是從說法不一的各方堅持來看，這似乎難言危機的徹底終結，而是更像避免大戰的再度拖延。</p><h3>60天談判的真實意義</h3><p>首先，協議落地當然帶來正面發展。綜合各方消息，美伊將會進行60天談判，聚焦處理核問題與解禁更多制裁。在此期間，雙方都將解除對於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在所有戰線停火，美國也將豁免伊朗石油制裁、解凍資產，算是皆大歡喜的新進展。</p><p>可是即便如此，各種莫衷一是還是暴露談判本身的前途未卜。例如海峽議題，美方說法是「徹底重開」，伊朗官員卻是描述成，「在與阿曼進行共同管理前，暫時重新開放」；至於60天過後的海峽管理，伊朗官員雖稱不會強徵「通行費」，卻表示可能會收取「服務費」。顯然，不論後續發展如何，這場戰爭都已改變伊朗對於海峽的認知：既是戰略籌碼，也是有助緩衝制裁的收入來源。</p><p>再來是解凍資產。伊朗一開始聲稱，美國將在60天談判期間，為伊朗解凍240億美元資產，其中一半將在談判開始前支付；但萬斯直接否認相關說法，表示只有伊朗確實履行義務，美國才會兌現承諾。無獨有偶，針對所謂「3,000億美元重建基金」，伊朗的描述是「美國及盟友必須提交總額至少3,000億美元的伊朗重建計畫」；但萬斯的說法還是將基金與談判進行掛勾，表示「能否成立取決於伊朗是否完全履行協議，包括放棄發展核武與停止支持區域代理武裝。」</p><p>顯然，即便當前停火的底層邏輯，就是美國以經濟誘因換取伊朗重開海峽，進而推進後續談判，可是在戰爭已經嚴重摧毀雙方互信的背景下，經濟上的激勵措施未必能夠扮演信心建立機制（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CBMs），而是更可能被雙方當成操作談判的籌碼與槓桿：伊朗想利用美國急於停火的心理，在進行最少談判讓步的情況下，獲取最多經濟回報與補償；美國則想利用伊朗日漸嚴重的經濟危機，盡可能維持海峽暢通，同時推動後續的核談判進展。</p><p>這就解釋了，為何比較15日伊朗邁赫爾通訊社（Mehr News Agency，MNA）、17日美國媒體先後發布的「諒解備忘錄14點」，美伊兩個版本會出現一個顯著差異：伊朗宣稱「在最終談判開始前，必須解凍伊朗被凍結的240億美元資金中的一半，而且在解凍資金、豁免對伊朗石油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鎖前，不會啟動最終協議談判」；美國版本卻是「基於最終協議談判取得進展，將釋放並全面解凍伊朗受限的資金和資產。」顯然，美國版本並沒有解凍資金的明確規模與時間表，也弱化了啟動最終談判的前置條件。</p><p>但是即便雙方各有槓桿，核談判也未必就能順利推進。根據萬斯受訪所述，伊朗要獲取3,000億美元重建基金，就必須接受美國開出的三大條件：全面拆除核設施、將濃縮鈾等敏感核材料全數銷毀或運出境外、接受嚴格的國際檢查。可是回顧伊朗在戰爭期間的相關表態，除了偶爾同意將濃縮鈾「移交第三方」、或在境內稀釋外，基本沒有呼應過美國的移交要求。</p><p>此外，戰爭本身也對核議題產生了複雜效果。一來，軍事破壞可能導致外界更不容易探知伊朗的核現狀，包括究竟剩下多少可運轉的核設施、離心機、核材料；二來，走過戰爭的伊朗政權也與過去不同，不僅作為強硬派的革命衛隊（IRGC）話語權大幅提升，核議題也更被當成政權生存的戰略保障，一如這次戰爭引爆的海峽危機，結果就是更加縮窄伊朗的讓步空間，即便所謂核談判其實與解禁制裁相掛勾，這次恐怕也未必能夠達到2015年伊朗核協議（JCPOA）的同等成果。</p><p>此前筆者曾在3月20日的文章<a href="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E5%88%86%E6%9E%90/60332360/%E4%BC%8A%E6%9C%97%E6%88%B0%E7%88%AD%E6%96%B0%E9%9A%8E%E6%AE%B5-%E5%BE%9E%E6%96%AC%E9%A6%96%E9%AB%98%E5%B1%A4%E5%88%B0%E7%88%AD%E5%A5%AA%E6%B5%B7%E7%81%A3-%E5%9B%9B%E6%A2%9D%E6%88%B0%E7%B7%9A%E4%B8%BB%E5%B0%8E%E4%B8%AD%E6%9D%B1%E8%AE%8A%E5%A4%A9">《伊朗戰爭新階段：從斬首高層到爭奪海灣 四條戰線主導中東變天？》</a>中預測，美國對於伊朗的持續施壓可能導致三種結果，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持久僵局迫使雙方各退一步，讓海峽以某種臨時安排重新開放，但伊朗核問題、導彈計畫、「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就繼續懸而未決，軍事烈度則顯著下降。從截至諒解備忘錄簽署的當前局面來看，情況似乎也正朝這一方向發展。</p><p>可是即便如此，戰爭陰影依舊如影隨形。因為不僅特朗普表示，「視後續談判隨時重啟轟炸」，以色列也明顯不滿意美國的「半途而廢」，更已表態絕對不從黎巴嫩、敘利亞、加沙的占領地撤軍。可以這麼說，諒解備忘錄本身就是某種程度的停火協議，卻只能夠確保暫時的海峽開放與休戰，而不保證後續談判的一馬平川，更遑論實現各方的長久和平。</p><p>因此，決定伊朗戰局後續發展，究竟是走向停火解體，又或是鞏固乃至推進協議的，恐怕不在衝突各方是否各自達成目標，而是戰爭「護欄」的持續作用，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說服各方保持克制，甚至是在終極協議持續難產的背景下，也心照不宣「得過且過」，而不強求解決方案的真正落地或徹底執行。</p><p>在筆者看來，這其實要回歸戰爭三大陣營的複雜內外平衡。</p><h3>第一陣營：美以阿「新軸心」</h3><p>首先就是有意解決「伊朗問題」的美國與以色列，以及開戰之後急遽靠向美以的阿聯酋。基本上，這三國既代表對峙伊朗的「第一陣營」，也構成了中東親美板塊的「新軸心」，並在戰爭期間展演一定程度的戰略協調。可是即便如此，三國的戰爭目標仍有不同，並也因此形塑了第一層護欄。</p><p>其中，以色列毫無疑問是戰意最強的一方。這背後一來牽涉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本人的10月大選考量，尤其是在兩位前總理貝內特（Naftali Bennett）、拉皮德（Yair Lapid）已經結盟的背景下；二來連動以色列的長期國家安全目標，那就是用政權更迭一次解決「伊朗問題」的三重威脅：核計畫、導彈計畫、抵抗軸心。</p><p>正因如此，即便美伊已從4月開始停火，以色列也始終沒有停下對黎巴嫩的攻擊，甚至還在加沙、敘利亞不斷蠶食鯨吞。當然，激怒伊朗可能導致以色列本土再被攻擊，但這也恐怕符合內塔尼亞胡的如意算盤：只要伊朗隱忍不發，包括黎巴嫩在內的「抵抗軸心」就只能被以色列反覆削弱；但如果伊朗憤而回擊、導致停火破裂，以色列就有機會將美國拖入更大規模的戰爭，持續推動政權更迭。基本上，這也正是6月上旬的危險情境。</p><p>可以說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以色列都是三國之中強烈主戰、不惜玉石俱焚的危險存在。</p><p>相較之下，阿聯酋就扮演了「第一陣營」的天然護欄。其實回顧戰前發展，阿聯酋原本就與伊朗維持一定往來，甚至在美伊關係惡化的背景下，阿聯酋還長期充當伊朗規避制裁的重要口岸。之所以走到今日劍拔弩張，關鍵還是戰爭期間阿聯酋承受最多伊朗導彈與無人機襲擊、甚至高過以色列，這才導致相安無事的雙方一朝決裂，阿聯酋也因此表態加入美國「打通海峽」的軍事行動、與美國討論貨幣互換、開放以色列防空系統入駐、關閉駐伊朗德黑蘭使館，甚至已在4月秘密加入美以對伊朗的空襲。</p><p>可是即便如此，阿聯酋與以色列的戰爭目標終究不同。後者意在終結核威脅、瓦解「抵抗軸心」與導彈計畫，所以竭盡所能要延長戰爭；阿聯酋卻是除了嚇阻伊朗，還把戰爭當成某種機會之窗，希望藉著美以同盟擴大自己在海灣、中東的影響力，為的是與沙特一別苗頭，而非不計代價決戰伊朗。</p><p>正因如此，6月停火逐漸解體時，阿聯酋反而開始勸說美國不要發動攻擊，尤其是在6月11日「嚴厲打擊」的最後通牒前夕，阿聯酋據報與巴基斯坦進行了十萬火急的對美斡旋。顯然，阿聯酋當前雖然身在「新軸心」，卻還是保有海灣國家的避險外交底色。</p><p>而這就會牽引出美國的複雜角色：既可以是戰爭發動方，卻也會在某些時刻轉成護欄。這種角色切換的背後邏輯，其實就與阿聯酋相當類似，也就是既想處理伊朗問題，卻又顧慮戰爭成本。一來，海峽危機直接推高油價與通脹，正好重擊年底的期中選舉；二來，經歷阿富汗與伊拉克泥淖，如果美國還要出兵重返中東戰場，必然面臨民意與政治的反覆拷問，同時影響其他區域的軍事部署。</p><p>正因如此，在推動政權更迭失敗後，對美國來說相對理想的戰局發展，其實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就是華盛頓不必大兵壓境，就能收穫伊朗「屈服」的退場台階，包括開放海峽、在核發展上接受監管。但可想而知，受損嚴重的伊朗不會直接讓步，即便溫和派其實保有談判空間，革命衛隊等強硬派也不會輕易點頭。</p><p>於是，美國只好反覆操作施壓與促談的兩手策略。如果用西洋棋來比擬，就是在施壓伊朗上操作「王翼棄兵」（King’s Gambit），但在促進談判上改用「后翼棄兵」（Queen’s Gambit）。</p><p>首先是「王翼棄兵」。基本上從豪賭政權更迭、冒險開戰起，美國就已在實踐這種策略，也就是主動挑起衝突，犧牲局部穩定或消耗自身資源，設法擊潰伊朗防線。體現在現實發展上，就是美國忽然在2月聯合以色列進行轟炸、斬首大量伊朗軍政高層，企圖實踐政權更迭；結果承受攻擊的伊朗隨後選擇封鎖海峽、掃射海灣，其實也就如同拒絕棄兵後進行頑強對峙，導致局勢整體陷入高度緊繃的僵持狀態。</p><p>於是，受制選情、力求脫困的美國只好改用「后翼棄兵」，也就是為求整體控制而進行策略性讓步，先是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又不斷在轟炸的最後通牒到期前唾面自乾，宣稱談判已經取得進展。平心而論，這種自棄尊嚴的反覆橫跳，其實對於伊朗強硬派的作用有限，卻是有機會直擊伊朗溫和派、強化「要談趁現在」的政治能量。因此，雖然CNN統計特朗普所謂「美伊即將達成協議」的說法，其實落空高達38次，卻也還是在第39次、也就是6月11日威脅「嚴厲打擊」後，取得了階段性成果。</p><p>當然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美國也並沒有放棄「王翼棄兵」策略，包括在停火談判期間忽然封鎖伊朗港口，要用石油收入寸寸勒緊伊朗咽喉，後續也一度在5月4日發起「自由行動」，企圖用軍艦直接在海峽護航，以及從5、6月開始恢復打擊伊朗。種種施壓的背後考量，都是要用可能摧毀停火的冒險犯規，來衝擊原地踏步的談判困局。</p><p>這就延伸到當前60天的談判情境：特朗普一面威脅可能恢復轟炸、強調伊朗只有讓步才能獲取3,000美元資金，卻也同時譴責以色列不該轟炸黎巴嫩，並且提議將打擊真主黨的任務「外包」給轉向親美的敘利亞政府。這種「加壓」與「護欄」的反覆切換，其實就與停火前後一脈相承，並也反映未來60天的博弈之問：美國為了達成「理想的談判結果」，願意付出多少戰爭成本？</p><p>如果特朗普有意操作「王翼棄兵」、對談判「加壓」，因此不再約束以色列，甚至主動恢復打擊伊朗，那麼後續風險清晰可見：只要攻擊伊朗，就有機率再觸發海峽危機與軍事反擊，接著或許就是油價暴漲、以色列再被打擊、海灣各國蒙受池魚之殃，美國則可能被局勢架著一路升級，最終不得不投入地面部隊。</p><p>但如果特朗普更想操作「后翼棄兵」、扮演戰爭「護欄」，所以持續把轟炸威脅當促談背景，並且反覆約束以色列、與內塔尼亞胡拉開距離，那麼即便對伊談判短期內沒有巨大突破，美國也能最大程度避免重返中東泥淖。</p><p>整體來看，「第一陣營」雖然整體保持攻勢，卻也還是存在阿聯酋、美國兩層「隱形護欄」，會隨情勢變換機動浮現。而其中關鍵，就是美國究竟選擇什麼策略，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為了停火約束以色列、唾面自乾。</p><h3>第二陣營：中俄伊「戰略防線」</h3><p>再來就是由伊朗、中國、俄羅斯構成的「第二陣營」。</p><p>之所以說「陣營」而非「軸心」，是因為中俄伊三國的戰略協調程度，其實不如美國、以色列、阿聯酋緊密。而且所謂「陣營」說法，也不意味三國已經結成同盟，而是反映近10年美伊對峙下的大國互動：從2018年美國單邊退出核協議起，與伊朗互動最密切的大國，無疑就是中國與俄羅斯。前者是伊朗最大的石油買家，後者則與伊朗共同經營敘利亞，並且竭力耕耘美國撤出中東的遺留真空。</p><p>但這不代表三國隨時休戚與共。以2026年的伊朗戰爭為例，中俄雖然都與伊朗交好，面對戰爭情境卻都始終保持謹慎、設法斡旋，而沒有展演美國、以色列、阿聯酋的高度綑綁。因此與「第一陣營」相比，這三國其實更像保持友好的「戰略防線」，而不是所謂「戰爭軸心」。但這本身，也就會構成第二重護欄。</p><p>從中國的立場出發，避免軍事介入、不過度選邊，始終是北京經緯中東的重要思維，應對伊朗局勢更是如此。一來，革命外交的時代已經過去；二來，與伊朗相比，海灣阿拉伯國家才是中國耕耘中東的最主要板塊，不論是能源貿易、「一帶一路」項目，又或是文化層面的軟實力交流，北京都更多布局相對親美的海灣阿拉伯國家，而非明顯反美的伊朗。因此即便中國有意介入戰爭、發揮影響力，也會更多聚焦海灣穩定、進行外交斡旋，而不是加碼伊朗發動攻擊。</p><p>無獨有偶，俄羅斯當然是伊朗的重要夥伴，可是2023年以來的一系列中東變局，正好爆發在俄烏戰爭已經開打的時空，這就導致俄羅斯分身乏術、無暇東顧，既無法在2024年挽救敘利亞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面對當前伊朗戰爭也同樣力不從心，只能就最壞情況做打算：一旦伊朗戰爭走向長期地面戰，除了觸發政權垮台的變天風險，也可能導致衝突外溢到高加索、中亞，為俄羅斯南境帶來新混亂。正因如此，俄羅斯面對伊朗戰爭爆發，始終展現斡旋停火的和平面孔，而不像過去經營敘利亞，先是打擊「伊斯蘭國」（IS）、又不惜正面交火土耳其。</p><p>換句話說，中俄雖然都與伊朗交好，卻也都出於各自考量，並不樂見戰爭擴大、反覆延燒，更沒有呼應伊朗內部發展核武、控制海峽的強硬主張。例如中國其實多次強調，海峽應該盡早恢復安全自由通行、支持和平解決伊朗核問題；正如俄羅斯也在美伊談判期間多次提議，願意協助處理伊朗濃縮鈾、其實也就是擔任移交稀釋的「第三方」國家。顯然，這種希望止戰的立場與姿態，正是特朗普感謝中俄促成停火的重要背景，並且毫無疑問構成了「第二陣營」的內部護欄。</p><p>再觀察伊朗內部。基本上如果把伊朗強硬派、溫和派看作兩個行為主體，其實溫和派本身也就構成了伊朗自己的戰爭護欄，能在國家決策上緩衝革命衛隊的強硬色彩。代表人物當然就是力主談判的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Masoud Pezeshkian）、伊朗外長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以及作為談判代表的伊朗議長卡利巴夫。</p><p>而這背後除了伊朗政權的路線之爭，也反映國家生存的現實問題，那就是反美底色與務實發展，究竟要如何在1979年以後的伊朗政權共存。基本上，這也正是哈梅內伊（Ali Khamenei）時代的政權大哉問，所以才有2015年的伊朗核協議，以及後續美伊關係惡化後，被制裁重擔反覆觸發的經濟危機、全國大規模示威，還有進入這次戰爭情境後，升級與談判路線的反覆博弈。</p><p>從革命衛隊等強硬派的視角出發，對美讓步無異於自我政權更迭，況且如果不是伊朗持續封鎖海峽、打擊海灣國家，在擴大損害之餘推升戰爭成本，最終恐怕也未必能夠形成停火局面；可是溫和派的談判訴求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伊朗經濟的崩潰顯而易見：除了美伊轟炸摧毀大量基礎設施外，戰爭已經導致超過200萬伊朗人失業，2026年4月伊朗央行公布的年通脹率更是高達65.8%，到了5月情況愈發惡化，部分產品一週內的價格漲幅已經超過100%，許多工人甚至連麵包等基本食品都無法負擔。</p><p>顯然，戰爭爆發直接推升了強硬派的政治能量，卻也開始了對伊朗的殘忍放血，這就導致升級與談判路線的必然競合：強硬派的存在體現伊朗無懼持久戰的氣勢，經濟的反覆惡化則暴露打持久戰的真實成本。最終，強硬派不得不直面經濟崩潰的現實，無法再堅持原有立場。</p><p>回顧4月3日、美伊停火前夕，出身改革派的伊朗前外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其實已經投書《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主張伊朗可與阿曼合作，確保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安全，換取美方允許伊朗自由使用該水道；同時伊朗應該承諾不發展核武，並將濃縮鈾濃度降至3.67%以下，接受國際長期監督，換取美國解除所有制裁；再來，美伊展開經貿與科技合作，美國甚至可以參與伊朗重建，補償戰爭損失；最終，雙方應簽署永久互不侵犯條約，恢復外交與領事關係，解除彼此的敵對標籤。</p><p>顯然，這是伊朗溫和派最極致的停戰路線圖，也就是用開放海峽、限縮核發展、淡化政權反美色彩，來為伊朗爭取最大生存空間，不過可想而知，這種規劃在當時受到革命衛隊的嚴厲抨擊，沒有成為官方立場。</p><p>可是對照如今簽署的美伊諒解備忘錄，可以說是涵納了扎里夫的半數主張，包括開放海峽換取美國解除封鎖、承諾不發展核武、要求美國出資協助伊朗戰後重建。當然在革命衛隊勢大的背景下，扎里夫的主張不可能完全落實，但能出現「半落實」的局面，其實已是伊朗強硬派被迫妥協的結果。</p><p>進入未來60天，伊朗同樣要在談判與升級間反覆抉擇。而這就必然連動「第一陣營」的策略選項。</p><p>同樣以西洋棋來比擬，如果美國選擇「王翼棄兵」，也就是不強力約束以色列、甚至自己也重啟轟炸伊朗，那麼伊朗除了進行談判讓步外，其實還可以有兩種選擇。</p><p>第一，「接受王翼棄兵」（King’s Gambit Accepted），其實就是伊朗面對攻擊自我克制，既不進行談判讓步，也不猛烈升級，而是更多讓真主黨、胡塞武裝、伊拉克民兵等「抵抗軸心」進行反擊，自己則在不付出更高戰爭成本的背景下繼續低烈度對峙，同時等待國際斡旋、美以分歧叫停攻擊。顯然，這是伊朗過去沒有猛烈回擊時的一貫做法，但風險就是如果攻擊沒有停下，伊朗恐怕必須轉換策略或選擇讓步。</p><p>第二，使用「福克皮爾反棄兵」（Falkbeer Counter-Gambit），其實就是伊朗報復式封鎖海峽、打擊海灣國家與以色列，要用玉石俱焚的反撲迫使美以收手。基本上這也正是今年2月戰爭爆發以來，伊朗的主要求生策略，只是風險同樣如影隨形：兩敗俱傷未必能夠促成停火，而是可能導致更大規模的戰爭升級。</p><p>而如果美國選擇「后翼棄兵」，也就是反覆放話即將轟炸，實際上卻不斷延長停火與最後通牒，同時盡可能約束以色列，那麼伊朗會有三種選擇。</p><p>第一，「阿爾賓反棄兵」（Albin Counter-Gambit），也就是不理會美國的最後通牒與停火倒數，直接發起主動進攻，包括封鎖海峽、打擊以色列或海灣國家。基本上這也正是6月7日伊朗忽然打擊以色列的背後邏輯：直接衝撞談判困局，冒著大規模升級的風險，豪賭美國會因各種政治與經濟考量，選擇推進停火談判。而從目前發展來看，伊朗暫時沒有賭錯。</p><p>第二，進行「斯拉夫防禦」（Slav Defense），也就是即便美國反覆倒數，伊朗也拒絕在核談判上過度讓步，但同樣不主動進行戰爭升級。當然，這就意味美國不會輕易解除制裁、也很難解凍所有資產，伊朗如果要進行這一操作，就必然要有經濟危機可能炸裂、新一輪示威開始倒數的心理準備。</p><p>第三，「接受后翼棄兵」（Queen’s Gambit Accepted）。其實也就是為求美國解禁制裁、解凍資產，而在核談判上進行讓步，例如同意移交或稀釋濃縮鈾、拆除核設施、接受國際機構與人員的反覆核查。這麼做當然有助鞏固政權的短期生存，卻形同交出核議題這個長期的戰略籌碼。</p><p>顯然，前述策略集體反映一個現實，那就是不論美以是否進攻，伊朗都有升級、僵持與讓步的多重選項，一切端看自己為了理想結果，更願意付出什麼現實成本，是軍事、經濟或戰略籌碼，而這也必然連動溫和與強硬、持久戰與經濟崩潰的相互牽制。</p><p>總之，雖說伊朗身處戰爭核心，但「第二陣營」的三國其實都有機會扮演戰爭護欄，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衝「第一陣營」的不確定性。</p><h3>第三陣營：反覆斡旋的「四國集團」</h3><p>最後就是不直接參與戰爭，但在過程當中先後出面斡旋，竭力要避免衝突擴大的周遭國家，包括向來有「海灣調解人」之稱的卡塔爾，以及由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沙特共同組成的「四國集團」。基本上，這一陣營算是整場戰爭的外部護欄，並且體現區域國家的避險意願與兩難處境。</p><p>首先就是宣布美伊達成和平協議的巴基斯坦。整體來看，巴基斯坦與卡塔爾類似，是少數能夠同時溝通美國、伊朗、沙特的穆斯林國家。不過之所以要對這次戰爭積極斡旋，即便談判反覆失敗也不放棄，恐怕還是更多出自成本考量：只要伊朗戰爭從海灣向外延燒，就有可能波及巴基斯坦西部，從而擴大俾路支衝突、震盪連接伊朗與阿富汗的邊境局勢。</p><p>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已在2025年9月以色列襲擊卡塔爾後，應沙特要求簽署《戰略共同防禦協議》。這就意味著，只要伊朗戰爭炸裂為新海灣戰爭，六國也開始與伊朗交戰，巴基斯坦就可能被迫出兵沙特協同作戰。如此一來，不僅印巴邊境的軍事部署可能受影響，在俾路支省與阿富汗邊境的反恐行動，也都可能因多線作戰而走向透支。</p><p>此外，巴基斯坦的國內局勢也未必能夠承受參戰後果。一來，巴基斯坦存在一定什葉派人口，任何與德黑蘭的軍事衝突，恐怕都會觸發內部的教派緊張；二來，只要巴基斯坦參戰，就不能排除戰火可能波及內部基礎設施，包括中巴經濟走廊。這或許就解釋了，為何在美伊停火前夕，中巴也曾針對衝突提出「和平五原則」，希望推動戰爭降溫。</p><p>再來就是同樣面臨地緣風險的土耳其。</p><p>基本上，只要衝突導致伊朗政權崩潰、或是引爆長期地面戰，土耳其就可能被迫收容大量伊朗難民，畢竟兩國不只直接接壤，還共享將近500公里長的邊界。而且經歷更早的敘利亞內戰衝擊，土耳其至今依然收容超過300萬的敘利亞難民，雖說這一群體能為土耳其提供勞動人口、創造經濟效益，卻也無疑會對社會結構帶來一定壓力。</p><p>更重要的，是伊朗戰爭可能進一步催化庫爾德問題：如果美國、以色列決定對伊朗發動地面戰，那麼庫爾德武裝無疑會是有用的合作對象，這就會連動土耳其的深層戰略焦慮：如果伊朗境內重演類似敘利亞、伊拉克的現象，出現一個獨立的庫爾德自治實體，甚至伊朗變天有部分來自庫爾德武裝推動，從而引發庫爾德勢力在中東的更廣泛動員，土耳其恐要就會被迫在伊朗戰場重演敘利亞模式，也就是直接派兵打出緩衝區。</p><p>接著就是看似遠離衝突，其實同受影響的埃及，其中關鍵就是經濟問題。</p><p>3月10日，因為戰爭引爆海峽能源危機，埃及直接宣布所有燃油價格上調15%至22%；同時，埃及約有15%至20%的天然氣來自以色列，但以色列直接在2月28日開戰後關閉了利維坦氣田，埃及政府只好出於節能需求，勒令所有商店必須在晚上9點前關門。</p><p>此外，戰爭同樣波及蘇伊士運河收入。在過去2年加沙戰爭期間，受到胡塞武裝引爆紅海危機影響，蘇伊士運河的運量已經有所下降，並也連帶腐蝕埃及的國家收入。好不容易隨著加沙停火，運量在2026年初有所回升，卻隨即又因為伊朗戰爭衝擊，迫使各方出於風險評估進行繞道。</p><p>結果，在長期面臨外匯短缺與巨額債務負擔的背景下，伊朗戰爭觸發的航運、能源危機，直接重擊埃及的最脆弱軟肋，並且進一步推升了通脹，導致埃鎊對美元貶值，一度跌至1美元兌換55埃鎊。這就解釋了，為何埃及會在戰爭爆發後持續呼籲各方克制，甚至是在巴基斯坦協調美伊談判前，就已表態願意主辦任何斡旋戰爭的會議。關鍵就是戰爭引發的經濟衝擊太過猛烈，即便埃及不如海灣國家站在衝突前線、蒙受導彈與無人機襲擊，卻還是因戰爭外溢而被持續放血。</p><p>顯然，前述三國各自擔負這場戰爭的不同風險：巴基斯坦因為防務聯盟，可能被迫參與海灣衝突；土耳其出於地理因素，可能再次經歷類似敘利亞內戰的衝擊；埃及則因自身體質羸弱，蒙受了慘烈的經濟失血。</p><p>至於一度在戰前遊說美國攻擊的沙特，則是面臨發展戰略的受挫。關鍵在於，沙特正在推動的「2030願景」產業轉型，其實必須依賴可預測的能源和收入流動，安全的海上環境就是關鍵。正因如此，戰爭導致海峽受阻後，沙特開始嘗試「繞過霍爾木茲」，也就是將政策重心轉向紅海地區，通過管道從東向西輸送原油、再經紅海沿岸的延布碼頭出口。</p><p>可是歸根結柢，「繞過霍爾木茲」不等於徹底消除風險，而是只算轉移地點。因為也門的胡塞武裝即便已經勢弱，卻還是有能力干擾紅海水道，結果可能就是讓沙特的唯一替代路線再被封死。這或許就解釋了，為何在4月13日美國開始封鎖伊朗港口、導致伊朗威脅要讓胡塞封鎖紅海後，沙特會公開發難，不僅要求美國撤除封鎖，還愈發積極展開斡旋。</p><p>顯然，不樂見戰爭擴大的共同擔憂，就是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沙特的集體共識。所以四方先是於3月19日在沙特利雅德舉行會晤，又於3月29日在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堡進行會談，隨後更在4月17日至19日的安塔利亞外交論壇（The Antalya Diplomacy Forum）上多次會商，形成了斡旋停火的集體機制，並且各自面對美伊展開溝通。正因如此，即便戰爭最主要的斡旋角色還是巴基斯坦，但在6月15日美伊達成協議後，巴基斯坦同樣感謝了土耳其、沙特等國的支持。</p><p>可以這麼說，從2月28日開戰到4月7日美伊同意停火，再到6月15日達成諒解備忘錄、預備開啟新談判，伊朗戰爭的三大陣營國家，其實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護欄作用，如此才能形成當前局面。</p><p>可是一切也正如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1974年演講所說，「我帶著橄欖枝和自由戰士的槍來到這裡，請不要讓橄欖枝從我手中落下。」談判停火來之不易，毀棄卻只在一念間。放眼美伊終局的未來前路，戰爭風險依舊如影隨形。如果三大陣營能夠繼續維護戰爭護欄，美伊就有機會在反覆僵持中降溫戰火、避免復燃；反之如果三大陣營喪失平衡，戰爭的捲土重來其實也無需太長時間。</p><p>原文發表網址:</p><p>2026.6.18</p><p><a href="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E5%88%86%E6%9E%90/60361498/%E5%81%9C%E7%81%AB%E8%A7%A3%E9%AB%94%E6%88%96%E6%8E%A8%E9%80%B2%E5%8D%94%E8%AD%B0-%E7%BE%8E%E5%9C%8B%E4%BC%8A%E6%9C%97%E7%B5%82%E5%B1%80%E5%B0%B1%E7%9C%8B%E4%B8%89%E5%A4%A7%E9%99%A3%E7%87%9F%E5%8D%9A%E5%BC%88">停火解體或推進協議：美國伊朗終局就看三大陣營博弈？ | 香港01</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0a88d15be597"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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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Yves Tiberghien談全球南方・六｜為何巴西無法徹底親美？]]></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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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trump]]></category>
            <category><![CDATA[malaysia]]></category>
            <category><![CDATA[brazil]]></category>
            <category><![CDATA[global-south]]></category>
            <dc:creator><![CDATA[劉燕婷]]></dc:creator>
            <pubDate>Sat, 15 Aug 2026 03:21:0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6-08-15T03:21:03.463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TTnjXrbyqtDCyteYG9MGjg.jpeg" /></figure><blockquote><em>在中美博弈、俄烏戰爭、中東戰火等一連串變局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角色持續浮現。不論是在中美之間避免選邊、拒絕跟進西方的對俄制裁，又或是不願配合美國打擊伊朗，當前的「全球南方」既有反抗意志，更有避險實力，也正在形塑新一波全球秩序轉型。</em></blockquote><blockquote><em>4月30日，蕭逸夫（Yves Tiberghien）受邀至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和碩講堂演講，講題為「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形塑當前全球秩序的轉變」（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is Shaping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Transition），探討全球秩序轉型下，全球南方國家的避險原因、策略與影響。活動由台大社科院國際長、政治學系副教授郭銘傑主持。</em></blockquote><blockquote><em>蕭逸夫現為台灣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TSE）院長暨特聘教授，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程兼任講座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又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卑詩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亞洲研究所名譽所長、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並曾在東京大學、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GRIPS）、印尼雅加達公共政策學院擔任訪問學者。2017年11月，蕭逸夫被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授予國家功勳騎士勳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em></blockquote><blockquote><em>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六篇，本篇為第六篇，聚焦現場問答後半段。</em></blockquote><p><strong>提問四：您提到了馬來西亞，我也來自馬來西亞。我的問題是，馬來西亞試圖在中美之間避險，但馬來西亞同時又是反以色列的國家。那麼如果從這個案例出發，一些國家長期存在的既定立場，是否也會影響避險能力？</strong></p><p>蕭逸夫：是的，很有意思。我曾與馬來西亞的政界、學界進行交流，其實馬來西亞並非一直採取避險策略，可以說是一個「新避險者」。更早之前，馬來西亞其實是與英美保持一致立場，直到過去的近20年，馬來西亞才轉向更全面的避險，只是偶爾也會有例外。</p><p>觀察安華（Anwar Ibrahim）近幾年的政策就可以發現，他最初是因加沙問題而試圖疏遠美國，並對美國進行了大量批評；另外作為東盟輪值主席國，他又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和中國進行接觸，並與中國達成了一系列協議，包括允許更多進口，而這實際上損害了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利益。因此，安華其實正在失去民主行動黨（DAP）的支持。</p><p>貿易戰開始後，安華只能更堅定轉向美國，因為背後代價不容忽視。之前我待過檳城，檳城生產的電子產品有50%銷往美國市場，這就是殘酷的現實。與此同時，馬來西亞又需要從中國大量進口商品，所以也無法真正擺脫對於中國的依賴。不過正因如此，當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25年10月訪問亞洲時，馬來西亞、柬埔寨就同意簽署一項越南、印尼都拒絕簽署的協議，當中首次納入針對中國的「毒丸條款」，也就是馬柬兩國必須遵守美國對於中國進口商品的制裁。當時印尼就對馬來西亞的這種做法非常不滿，越南也是。</p><p>之後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關稅違法後，馬來西亞貿易部長一度表示「協議失效，馬來西亞將不受約束，因為關稅已被取消。」但與此同時，華人出身的貿易部副部長卻非常精明，表示因為馬來西亞50%的出口產品銷往美國，「所以我們不能太惹惱他們，因為他們可以隨意打擊我們。」</p><p>所以馬來西亞的案例值得留意，他們始終有在嘗試避險，卻在近期與美國越走越近，而民眾又因為以色列、伊朗戰爭的原因，對於這種現象強烈不滿。所以，當一國政府面對複雜的國內政治、經濟成本和強烈情緒時，情況就顯而易見了：避險變得相當困難，某種程度上，政府是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p><p><strong>提問五：我對結論的觀點感到好奇，想請您更多地分享一下，您如何看待年輕世代的力量？也就是在科技賦能的背景下，藉由去中心化的方式運作，推動民主改革或國家變革，而且無論身處何地，都能彼此連結並且共同努力做出改變，尤其是在長期問題上。這些問題並非像氣候變遷那樣具有急迫性，您怎麼看？</strong></p><p>蕭逸夫：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先說我的一個觀察。我在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書25年了。我們一直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學生。但在我教書的前10年到15年，他們大多試圖融入加拿大文化和加拿大的世界觀，而這種世界觀佔據主導地位，因此來自全球南方國家的外國學生，其實也會在某種程度上接受這種主流觀點。這種融合非常北美化、美國化，某種程度上是以美國為中心，帶有加拿大特色。</p><p>但在過去的10年裡，我看到越來越多的學生來自非洲、印度、南亞、東南亞、拉丁美洲，他們非常優秀，教育水準很高，也和北美學生一樣，完全是數位原住民，在社群媒體上聯繫得非常緊密。但他們現在也擁有更堅定的平權權利（affirmative right），他們會反擊加拿大人，也會譴責西方的虛偽。</p><p>例如他們會問，你們對烏克蘭問題的立場是什麼？你們又為何沒有在2003年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其實，加拿大當時是反對的，而且在伊拉克問題上，這場戰爭也是非法的，最終導致一百萬人喪生。</p><p>同時，他們也對疫苗問題非常敏感，包括質疑西方為何沒有公平分發疫苗，而是先自己接種了6個月到1年，才讓全球南方國家在花了將近1年的時間後，獲得疫苗並開始大規模接種。他們也關心氣候變遷、原住民權利。他們大致同意加拿大人的觀點，卻同樣強調：「世界不再是西方說了算，那是殖民時代，現在是後殖民時代。」</p><p>這就是主要分歧所在。即便加拿大人在西方已算相對友善和開放，卻還是在面對這種聲音時感到震驚，不確定該如何應對，因為自己過去一直處於主導地位，如今卻在課堂上受到強烈挑戰；美國人就更加一頭霧水了，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天命所歸」，要引領世界前進。</p><p>這就是我看到的情況。這些學生最關心的問題，首先是地位和被平等對待，也就是在塑造全球秩序的未來中，擁有充分的發言權，並且受到認可。而且他們完全不接受西方說教，反對西方利用民主來打壓他們。實際上，民主也並非他們首先關注的問題。</p><p>如果你讀過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現實主義學者的著作，就會發現驅動人類行為的，終究還是身份認同、尊重和尊嚴，以及民族主義。這不是一場爭取民主的鬥爭，所以民主往往是次要的。</p><p>當然在一些曾經遭受極端專制統治的國家，因為專制政府犯下了滔天罪行，所以日後確實出現一股強烈的反專制與爭取民主的浪潮。但在許多其他國家，人們首先想到的並非民主與專制，而是曾經的殖民統治，因此他們首先爭取的是反殖，接著是氣候問題、良善的治理。他們也對全球公共財、全球治理，以及解決世界面臨的全球性挑戰、共同管制人工智慧（AI）感興趣。</p><p>從這個意義來說，全球多數國家的年輕世代間，其實存在廣泛共識。而如果我們能夠迅速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機構，就有可能避免戰爭；反之，如果我們不處理這種轉型，不開放現有機構，不找到納入這些聲音的方法，就可能導致衝突。這也是我的希望。我以世界和平為志業。我努力是因為我看到了潛力，看到了理解，也看到了希望。我們不能固執己見，認為只有美國才是正確的，而世界其他國家沒有發言權，這是行不通的。</p><p>從我個人的背景出發，我是法國出生的加拿大人。在當前加拿大，我們面臨了主權威脅，這個威脅就是美國。加拿大人普遍對美國所謂的「第51州」、扼住加拿大咽喉的貿易戰感到憤怒。特朗普直接放話：「我要摧毀你們的經濟，證明你們作為一個國家已經沒有生存能力，然後我會接管你們。」但這也正是卡尼（Mark Carney）當選的原因。</p><p>如果仔細觀察，你會發現卡尼無處不在。因為當前加拿大必須實現貿易多元化，尋找新的合作夥伴，尋求影響力，卡尼甚至爭取加入歐洲政治理事會，就像加拿大輿論也開始討論加入歐盟。因為我們必須生存下去。這就是加拿大的現狀，也是我腦海揮之不去的想法。</p><p><strong>提問六：我的問題比較偏理論。在您看來，避險者的能動性（agency）根源是什麼？是國內政治，例如國內制度或族群政治嗎？例如，一些國家可能存在分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那麼與沒有分裂政府的國家相比，或許有分裂政府的國家在面對美國時，能夠進行更有可信度（credibility）的避險；同理，有族群分歧（Ethnic cleavage）的國家，在面對中美操作避險時，也或許會比沒有族群分歧的國家更確實。您提到的避險，強調了不同單一行為體間的博弈，但我可能更關注辨別避險者內部的政治運作。</strong></p><p>蕭逸夫：是的，你說得很有道理。所以最終，持續的避險策略相當不容易，這其實需要一定程度的統一性，也就是外交政策的穩定性，因為如果你總是朝令夕改，你就不是一個可信的避險者，也沒有人會認真對待你的策略。</p><p>但策略性避險和不穩定的避險策略，其實都值得研究。不穩定的避險策略可能源自國內政治或族群政治的限制，導致該國很難進行持續且有效的策略性避險。</p><p>我們回顧促成避險的三個原因。首先，國際結構必須足夠開放，多極化是必要的；第二，國家的國力，如果國家非常弱小，其實不太容易操作避險，反之，如果國家的經濟正在成長，擁有金融、軍事或供應鏈優勢，其實也就等同擁有操作避險的資產與籌碼；第三，國內的共識願景，這是理念性的，也塑造了避險動機，當美國強徵關稅，許多國家會屈服，有些國家卻不會，這背後就是因為理念因素，塑造了不對稱動機。所以，當一個國家擁有不對稱動機和領導力，就更有可能持續避險。</p><p>而在《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應對中美競爭》（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Navigates the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中，我們列出了「8個最具影響力的避險者」，其中最弱的就是巴西，原因就是搖擺不定。對越南這樣的非民主國家來說，其實需要一位有長遠戰略眼光的領導人，才能穩定維持避險狀態；卡塔爾的情況也類似，他們的領導人非常聰明，而且極具長遠眼光。</p><p>但巴西的情況相當不同，從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到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政府政策搖擺不定，導致社會極度兩極化。博爾索納羅基本上放棄了地緣政治的避險策略，更傾向於與美國結盟，可是在地緣經濟方面，他又無法徹底執行，因為巴西主要的出口產品大豆必須銷往中國，同時巴西還必須從俄羅斯進口化肥。</p><p>因此即便博爾索納羅希望倒向美國，他主要的支持基礎卻還是富有的莊園主（rich latifundios），後者需要通過對華出口來盈利。所以經濟基礎並不允許博爾索納羅放棄避險，這就為巴西的避險操作提供了一定的穩定性。但在戰略層面上，博爾索納羅並不想這麼做，只是他不得不屈服。因此政治上的穩定，或跨黨派、兩黨合作能有助於穩定避險，你會發現韓國也是朝令夕改，正是因為他們缺乏這種合作。</p><p>原文發表網址:</p><p>2026.6.6</p><p><a href="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E5%88%86%E6%9E%90/60357237/yves-tiberghien%E8%AB%87%E5%85%A8%E7%90%83%E5%8D%97%E6%96%B9-%E5%85%AD-%E7%82%BA%E4%BD%95%E5%B7%B4%E8%A5%BF%E7%84%A1%E6%B3%95%E5%BE%B9%E5%BA%95%E8%A6%AA%E7%BE%8E">Yves Tiberghien談全球南方・六｜為何巴西無法徹底親美？ | 香港01</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f627265b432b"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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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Yves Tiberghien談全球南方・五｜韓國與日本有何不同？]]></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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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劉燕婷]]></dc:creator>
            <pubDate>Sat, 15 Aug 2026 03:15:58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6-08-15T03:15:58.916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TTnjXrbyqtDCyteYG9MGjg.jpeg" /></figure><blockquote><em>在中美博弈、俄烏戰爭、中東戰火等一連串變局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角色持續浮現。不論是在中美之間避免選邊、拒絕跟進西方的對俄制裁，又或是不願配合美國打擊伊朗，當前的「全球南方」既有反抗意志，更有避險實力，也正在形塑新一波全球秩序轉型。</em></blockquote><blockquote><em>4月30日，蕭逸夫（Yves Tiberghien）受邀至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和碩講堂演講，講題為「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形塑當前全球秩序的轉變」（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is Shaping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Transition），探討全球秩序轉型下，全球南方國家的避險原因、策略與影響。活動由台大社科院國際長、政治學系副教授郭銘傑主持。</em></blockquote><blockquote><em>蕭逸夫現為台灣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TSE）院長暨特聘教授，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程兼任講座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又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卑詩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亞洲研究所名譽所長、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並曾在東京大學、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GRIPS）、印尼雅加達公共政策學院擔任訪問學者。2017年11月，蕭逸夫被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授予國家功勳騎士勳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em></blockquote><blockquote><em>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六篇，本篇為第五篇，聚焦現場問答前半段。</em></blockquote><p><strong>提問一：眾所周知，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是一位優秀的領導人，也是一位出色的避險者，能在中國、美國和俄羅斯之間找到平衡。但我的問題是，印度擁有龐大的市場、年輕的人口，甚至擁有核武，但如果換成南非或一些東南亞國家，他們規模較小、實力相對較弱，是否還適合效法印度正在實施的模式？尤其是，這些國家總是各自為政，而不是進行集體合作。</strong></p><p>蕭逸夫：是的，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在《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應對中美競爭》（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Navigates the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中，我們也提到，印度是最大的避險者，也幾乎是個超級大國，所以我們特別用一章加以論述。</p><p>但是在我們的研究中，諸如越南和印尼這樣的國家，其實也在避險上游刃有餘，尤其是越南，基本上沒人能夠脅迫越南。首先，越南已經擊退所有大國，先是法國、美國，再來是中國，所以各方其實都知道，別招惹越南，因為他們不只擁有強大軍隊、山脈地形，也已經建立了軍事聲譽。</p><p>其次，越南也很會利用平衡。如果美國惹怒越南，越南就會大幅倒向中國，結果就是美國利益受損，後者因此不能對越南施加太大壓力。當然對中國也是如此，越南非常擅長反覆靠近美國，由此引發中國的密切關注。這其實就是一種位處強權之間的力量平衡。</p><p>越南甚至也會把俄羅斯當籌碼，以便偶爾反制中國。例如2年前普京（Vladimir Putin）訪問河內時，我就從美方消息人士處聽說，中美其實都對這件事相當不悅，因為越南並沒有事先告知，於是中美雙方通了電話，外交官們也討論了這件事，同時抱怨普京此舉有多令人憤慨。但俄羅斯和越南就是故意這麼做的，因為這是一種平衡各方勢力的方法。</p><p>印尼也時常這麼做。沒有國家能徹底站到印尼的對立面，各方都需要以某種方式與印尼合作。這背後有一個關鍵，就是印尼在供應鏈中扮演重要角色，手握大量鎳資源，控制全球的鎳供應。因此這也證明，部分中等強國即便弱於印度，卻還是可以利用某些資源，來維持自身地位並參與博弈。</p><p>接著是南非。南非確實面臨更多挑戰，卻還是在非洲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也在聯合國擁有一定影響力，時常擔任77國集團的輪值主席，更有來自歐洲的支持。所以截至目前，南非一直在努力，包括爭取歐洲支持以對抗特朗普（Donald Trump），即便成效未必有其他國家好，我還是不會把南非排除在「最有影響力的8個避險國」外。</p><p>因為對南非來說，操作避險雖然更難，卻也依然有辦法進行，而這背後除了道德合法性，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非洲正在崛起。2050年後，非洲將成為新的世界中心，而南非也可能因此一路崛起，成為非洲最大、也最強大的國家。此外，南非也跟印尼類似，擁有很多核心礦產與戰略資源經濟資源。</p><p><strong>提問二：謝謝教授，您的演講非常精彩。您剛才強調，全球秩序正處於崩潰邊緣。如果像世貿組織（WTO）或聯合國這樣的傳統國際支柱持續失效，您認為未來有什麼新治理模式或措施，能夠填補這一空白？全球合作的未來，又是否會由區域貿易協議來驅動？</strong></p><p>蕭逸夫：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未來確實有可能是將權力下放給區域倡議，甚至可能是跨區域倡議。</p><p>當前，美國是最反對全球機構的國家。美國反對聯合國、反對世貿組織，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雖說對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大體是持開放態度，卻還是附加了許多條件。</p><p>以世貿組織為例，在全球貿易佔比上，美國其實只佔13%的貿易額，這意味其餘87%的國家都希望遵守世貿組織規則。不過現在任何與美國有關的貿易都不受世貿組織規則約束，因為根據世貿組織的規定，關稅顯然是違法的。</p><p>但好消息是，現在和20世紀30年代不一樣了，其他國家總體並不像美國，反而是都希望保留這些組織。所以到目前為止，這是個好消息，意味體系在某些方面仍然有效，因為不僅歐洲、日本、加拿大堅決保留，越南等全球南方國家也有意保留，中國同樣不反對。</p><p>因此當前這個體系或許會維持下去，各方也都期待美國在混亂之後回歸正常，這是其中一種可能。但另一個可能的情況，則是可能會有更多國家效法美國，結果這個體系開始失去合法性或影響力，或者說，失去更多國家的認可。最終我們將進入一個混合的世界，舊體系將部分存續，新的區域協議同步誕生。</p><p>以全球經濟與金融為例，我們面臨著全球金融問題，弱勢國家則面臨巨大的債務危機。所以我們必須在全球層面採取行動，否則體係可能會像20世紀30年代一樣崩潰。但因我們正處於混合時期，各種因素之間相互競爭，舊體系雖然存在，卻已被部分削弱，於是我們有了新的區域性理念，也看到來自中國或全球南方國家的新全球倡議。競爭還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各方都會提出想法並進行測試。</p><p><strong>提問三：您認為，韓國可以被視為「全球南方中等強國」嗎？</strong></p><p>蕭逸夫：韓國總是很有趣。我以前寫過一本探討中國、日本和韓國在全球秩序方面的書，所以也對韓國做了完整的研究。</p><p>在《避險者們》中，韓國其實被排除在「8個有影響力避險者」的表格外，因為韓國與美國簽有安全保障協議，而我們基本是在避險者的選取中，排除了與任何一國或兩國簽訂安全保障協議的國家，因為這意味該國的安全保障來自美國，那麼避險的自由就會受限。</p><p>但如果與日本相比，韓國面對美國其實又相對避險，因為日本是絕對的「非避險者」（non-hedger）。在中美博弈間，無論美國對日本提出什麼樣的要求，日本都是絕對的對華平衡者（balancer）、對美扈從者（bandwagoner）。例如這次關稅談判，日本對美的5,500億美元投資內容，話語權其實在特朗普手中，即使這些投資在經濟上並不合理，雙方最終還是簽署協議。</p><p>韓國則進行了更多談判，最終也達成了更好的協議，也就是美韓必須在投資協議上擁有共同決策權，且有鑑於一半的資金已經到位，韓國投資只會聚焦造船與相關領域，確保後續執行更加容易。</p><p>總體來說，如果你觀察韓國領導人的思維模式，你會發現他們總是保有其他應對策略，也就是當事情真的出問題時，韓國會考慮其他可能性，同時回顧自己的歷史，希望從自身文明和思想中找到方法。</p><p>李在明就是如此。在對美談判後，李在明率領龐大的代表團訪問中國，大大改善了近年的中韓兩國關係，而這也是導致中國後續解除部分對韓禁令的原因之一。當然，他也同時與日本保持接觸。基本上除了面對俄羅斯，李在明政府始終努力要與各國建立良好關係，這當中甚至包括朝鮮，只是朝鮮不置可否。</p><p>所以，韓國外交其實還是有一定的避險色彩。如果未來保守派重新掌權，韓國或許會更像現在的日本；但我們也看到，非保守派其實傾向採取更具創造性的做法，也就是半避險（half-hedging）。</p><p>原文發表網址:</p><p>2026.6.3</p><p><a href="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E5%88%86%E6%9E%90/60356205/yves-tiberghien%E8%AB%87%E5%85%A8%E7%90%83%E5%8D%97%E6%96%B9-%E4%BA%94-%E9%9F%93%E5%9C%8B%E8%88%87%E6%97%A5%E6%9C%AC%E6%9C%89%E4%BD%95%E4%B8%8D%E5%90%8C">Yves Tiberghien談全球南方・五｜韓國與日本有何不同？ | 香港01</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5f9b8b6f7673"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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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Yves Tiberghien談全球南方・四｜誰是特朗普關稅戰的贏家？]]></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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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global-south]]></category>
            <category><![CDATA[usa]]></category>
            <dc:creator><![CDATA[劉燕婷]]></dc:creator>
            <pubDate>Mon, 10 Aug 2026 13:04:52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6-08-10T13:05:52.575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TTnjXrbyqtDCyteYG9MGjg.jpeg" /></figure><blockquote><em>在中美博弈、俄烏戰爭、中東戰火等一連串變局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角色持續浮現。不論是在中美之間避免選邊、拒絕跟進西方的對俄制裁，又或是不願配合美國打擊伊朗，當前的「全球南方」既有反抗意志，更有避險實力，也正在形塑新一波全球秩序轉型。</em></blockquote><blockquote><em>4月30日，蕭逸夫（Yves Tiberghien）受邀至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和碩講堂演講，講題為「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形塑當前全球秩序的轉變」（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is Shaping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Transition），探討全球秩序轉型下，全球南方國家的避險原因、策略與影響。活動由台大社科院國際長、政治學系副教授郭銘傑主持。</em></blockquote><blockquote><em>蕭逸夫現為台灣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TSE）院長暨特聘教授，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程兼任講座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又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卑詩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亞洲研究所名譽所長、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並曾在東京大學、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GRIPS）、印尼雅加達公共政策學院擔任訪問學者。2017年11月，蕭逸夫被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授予國家功勳騎士勳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em></blockquote><blockquote><em>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六篇，本篇為第四篇，聚焦衡量避險能力的指標，以及特朗普（Donald Trump）會否終結避險。</em></blockquote><h3>避險背後的國家理念</h3><p>蕭逸夫說明，並非所有全球南方國家都具備避險能力。例如科威特，雖然能力與卡塔爾不相上下，卻缺乏避險的魄力，也不具備卡塔爾所擁有的領導力（leadership），而領導力在凝聚理念方面至關重要。</p><p>以印度為例，多方結盟可以追溯到後殖民時代，對於自治的追求以及甘地主義（Gandhism）的出現；印尼的多方參與則可以追溯到「獨立自由」（Bebas Aktif）的概念，而這其實源於1948年及獨立以後的政治主導；越南的竹子外交（Bamboo Diplomacy），也與胡志明對於不結盟、以及「始終像竹子一樣生存」的指示有關。</p><p>南非的多極化根植於種族隔離和去殖民化的過去；巴西「積極的不結盟政策」（Active Non-Alignment）則與認同的轉變有關，也就是從親美轉向建立全球南方領導地位；而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這三個海灣國家，其實都是在後英國殖民時代尋求認同、地位以及建設新國家。「順帶一提，這三個國家彼此也存在競爭，但這同樣會強化它們避險的動力和條件。」</p><h3>越南成功牽制三大強權</h3><p>蕭逸夫接著介紹衡量避險能力的八項指標：對於中美的貿易曝險（Trade exposur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全球生產總額佔比（Global GDP）、金融資源（Financial resources）、全球價值鏈的經濟整合度（Economic integr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軍事能力（Military capabilities）、戰略地理位置（Strategic location）、政治雄心（Political ambition）、國際建制存在感（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presence）。</p><p>蕭逸夫表示，光從GDP的維度來看，印度的避險能力正在上升，印尼也正在崛起，越南也是如此，幾乎達到G20的水平。但越南的故事尤其引人入勝，蕭逸夫引用一段越南外交官員的名言加以說明，「外交的原則並非等距（equidistant），而是微妙（subtle）。」</p><p>蕭逸夫解釋，這段話其實意指外交可以是模組化結構（modular structure），也就是在所有成立的當下，又持續發生變化。畢竟越南既要維持自主、進行抵抗，又必須同時與大國接觸。「這就體現了陰陽的古老原則，靈活、微妙而堅定，同時又兼具謹慎和務實。」</p><p>蕭逸夫指出，正因如此，越南其實成功牽制住了三大強權：中國與俄羅斯的博弈必須留有餘地，以阻止越南與美國結盟；美國在與俄羅斯的博弈也必須留有餘地，以阻止越南與中國結盟；中國同樣要給越南留下餘地，因為北京重視與維護越南共產黨。「所以，越南其實反覆進行各種複雜的陰陽博弈和力量平衡。」</p><h3>特朗普會否終結避險</h3><p>蕭逸夫接著提起，進入「特朗普2.0」，許多分析都在探討：避險是否還有可能？許多論點也都表示，特朗普可能終結避險，「但我不這麼認為。」</p><p>蕭逸夫指出，正是因為特朗普製造了混亂和不確定性，以及全球體系的整體風險，所以希望保持自主、不想成為魁儡的國家，反而更需要操作避險。「因此如果說特朗普2.0帶來什麼變化，那就是對於避險的討論出現了爆炸式增長，研究外交政策的學者會發現，當前一系列文章都在討論避險策略。」</p><p>蕭逸夫提到，甚至是海灣國家，也開始發現美軍基地並不能保護自己，反而是讓自己遭遇轟炸，因此現在各國也開始質疑這些美軍基地的效用，並且考慮採取更多避險策略，例如開始與中國進行更多接觸。「所以，不確定性和危機，其實為避險提供了更多動力。」</p><p>蕭逸夫指出，自己一直在研究世界各國對於特朗普關稅的反應，並把國家的反應分成五組：第一是綏靖（Appeasement），第二是合作、抵制與談判（Cooperation, Resistance and Negotiation），第三是槓桿化的抵制（Leveraged Resistance），第四是代價沉重的抵制（Costly Resistance），第五是轉移焦點與避險（Deflection and Hedge）。</p><p>蕭逸夫表示，自己的研究結論是，如果觀察各國的最終得失，獲益最多的其實是槓桿化的抵制者，也就是中國、印度與巴西；以及避險者，也就是越南和多數東南亞國家，最終其實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但綏靖者，尤其是歐盟，最終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且仍然受到美國的攻擊，無情的暴擊，可以說是貿易戰中的最大輸家。」</p><p>蕭逸夫強調，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全球南方中等強國（Global South Middle Powers，GSMPs）受到各方關注，加拿大總理也就此發表大量言論，因為他也看到了相關現象。</p><p>蕭逸夫接著回顧《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應對中美競爭》（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Navigates the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指出這本書的意義在於，書中論點與現實主義文獻相反，因為避險者們其實有能力對國際體系施加結構性影響，而且能利用國際秩序的多極性採取主動，可以拒絕結盟或專注於某些特定議題，並在塑造全球體係上發揮巨大影響。「而我們讀到的大部分新聞和分析都以美國為中心，以至於我們忽略了這一點。」</p><h3>Z世代的火苗正在蔓延</h3><p>蕭逸夫最後總結，人們正處於一個具有多極維度的混合秩序中，而非單極與兩極格局。在這種背景下，全球南方中等強國已經獲得更大的自主權，並且拒絕持續妥協。</p><p>「我還想補充一點，所有全球南方中等強國，其實都擁有高度互聯的Z世代。」蕭逸夫指出，在越南、印尼、印度、南非等等國家，年輕世代渴望重拾自身認同，也就是後殖民時代的認同，並且反抗來自中美的壓力。「他們非常渴望在體制內擁有、開闢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也相信全球秩序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他們希望參與決策，而不是讓外交官在秘密房間裡進行協商。」</p><p>蕭逸夫提到，社群媒體的存在，其實又助推了這種跨國參與的趨勢。「Z世代的反應相當驚人，就像野火一樣迅速蔓延。我們正處在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全球南方如今已經成為一股強大力量。」</p><p>原文發表網址:</p><p>2026.6.2</p><p><a href="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E5%88%86%E6%9E%90/60355754/yves-tiberghien%E8%AB%87%E5%85%A8%E7%90%83%E5%8D%97%E6%96%B9-%E5%9B%9B-%E8%AA%B0%E6%98%AF%E7%89%B9%E6%9C%97%E6%99%AE%E9%97%9C%E7%A8%85%E6%88%B0%E7%9A%84%E8%B4%8F%E5%AE%B6">Yves Tiberghien談全球南方・四｜誰是特朗普關稅戰的贏家？ | 香港01</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049ad698385d"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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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Yves Tiberghien談全球南方・三｜為何美國轟炸與關稅都沒用？]]></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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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vietnam]]></category>
            <category><![CDATA[donald-trump]]></category>
            <category><![CDATA[tariffs]]></category>
            <category><![CDATA[global-south]]></category>
            <dc:creator><![CDATA[劉燕婷]]></dc:creator>
            <pubDate>Mon, 10 Aug 2026 13:00:58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6-08-10T13:00:58.54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TTnjXrbyqtDCyteYG9MGjg.jpeg" /></figure><blockquote><em>在中美博弈、俄烏戰爭、中東戰火等一連串變局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角色持續浮現。不論是在中美之間避免選邊、拒絕跟進西方的對俄制裁，又或是不願配合美國打擊伊朗，當前的「全球南方」既有反抗意志，更有避險實力，也正在形塑新一波全球秩序轉型。</em></blockquote><blockquote><em>4月30日，蕭逸夫（Yves Tiberghien）受邀至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和碩講堂演講，講題為「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形塑當前全球秩序的轉變」（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is Shaping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Transition），探討全球秩序轉型下，全球南方國家的避險原因、策略與影響。活動由台大社科院國際長、政治學系副教授郭銘傑主持。</em></blockquote><blockquote><em>蕭逸夫現為台灣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TSE）院長暨特聘教授，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程兼任講座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又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卑詩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亞洲研究所名譽所長、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並曾在東京大學、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GRIPS）、印尼雅加達公共政策學院擔任訪問學者。2017年11月，蕭逸夫被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授予國家功勳騎士勳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em></blockquote><blockquote><em>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六篇，本篇為第三篇，聚焦當前的新全球體系組成，以及全球南方何以能夠避險。</em></blockquote><h3>構成新全球體系的五組國家</h3><p>蕭逸夫接著介紹，在《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應對中美競爭》（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Navigates the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中，自己與與扎基·萊迪（Zaki Laïdi）重新統整了當前的全球體系（global system），並把國家分成五組。</p><p>第一組是美國；第二組是美國的民主盟友們（USA Democratic Allies）；第三組是中國與俄羅斯；第四組是「全球南方中等強國」（Global South Middle Powers，GSMPs），包括書中聚焦的8個「最有影響力避險者」：印度、印尼、越南、南非、巴西、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第五組則是其他發展中國家。</p><p>「美國通常是將後兩組共同歸類為貧困國家」，但蕭逸夫表示，「全球南方中等強國」的崛起是新現象，自己與扎基主要是把那些不與美國盟友存在嚴格聯繫，同時位列全球GDP前50名、又普遍擁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國家歸入這一組。其餘剩下的115個國家，則歸類為「其他發展中國家」。而「全球南方中等強國」是由33個國家組成，佔世界人口的49%、全球GDP的18%、全球軍事支出的16%。</p><p>而書中聚焦的8個「最有影響力避險者」，基本是在各指標上佔據了「全球南方中等強國」的半壁江山，包括佔世界人口的27%、全球GDP的9%、全球軍事支出的8%，而且影響力正在快速成長。</p><p>「順帶一提，美國現在已經有自己的行事方式。」蕭逸夫指出，美國目前已經與其他西方盟國脫鉤，並且追求其他西方盟國不願追求的目標，例如伊朗戰爭。但觀察美國民主盟友們的相關數據，它們佔全球GDP的34%、全球軍事支出的27%。「光是GDP的佔比，其實就已超越美國，對吧？」</p><p>蕭逸夫表示，如果歐洲、日本、加拿大、韓國、澳洲以及其他「美國民主盟友們」，在去年4月美國加徵關稅後舉行一次會議，透露「我們相當擔心美國未來的債券市場」，其實就足以讓美國債券市場崩潰，從而停止關稅。</p><p>「因此這些國家並非沒有權力，他們有權力，只是沒有協調。」蕭逸夫指出，這就是世界的實際權力結構，也就是在「美國民主盟友」陣營內部，他們從未彼此合作，而是更偏向與美國合作，形成一種「中心輻射型模式」（a hub and spoke model）。</p><h3>避險是一種能力</h3><p>蕭逸夫接著聚焦探討「全球南方中等強國」的避險行為，並且強調脫離現實主義（Realism）的觀察視角。</p><p>「我們認為沃爾茲（Kenneth Waltz）、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人，其實是將避險導向了錯誤方向。」蕭逸夫表示，這些學者傾向將避險視作一種防禦、一種保護措施，一種力求中立以避免被攫獲的手段，但他們同時認為，小國最終還是會被大國痛打。</p><p>「這聽起來有些悲觀，但因為我過去曾經從事金融業，所以就從金融領域借鏡了新觀點。」蕭逸夫指出，在金融領域，正是避險塑造了市場，因為人們可以進行期權交易、期貨交易，而一旦避險基金（hedge funds）通過賣空某種資產朝著同一方向移動，操作者其實就能左右市場，例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受避險基金的同向操作而觸發，2008年的金融危機也是如此。因此，避險者既能成就市場，也能摧毀市場。</p><p>「這就是我們在《避險者們》中提出的論點，也就是避險正對全球體系產生影響。」蕭逸夫強調，避險背後的策略性，以及重複、多樣化、持續、互補的各式行動，其實既能夠調動所有主要大國，又無需與所有正式聯盟達成一致。</p><p>蕭逸夫也提到，策略性避險是積極主動的，可以包含一系列行動，但其中也有一些行動會相互抵消。而所謂「避險者們」，其實就是能夠長期、跨領域展現持續策略性避險的國家，同時擁有足夠的自主權。</p><p>「所以我們也設定了能力門檻。我們認為非常小型的國家，其實不具備成為避險者的能力，因為它們或許偶爾會避險，卻無法持續這樣操作。」因此所謂避險能力，其實就是通過持續的策略性避險，來長期實現國家和全球目標的能力。</p><h3>促成避險的三大背景</h3><p>蕭逸夫接著反問，為何全球南方在當下具備這種能力，在60年代卻做不到？換句話說，為何過去的萬隆會議、不結盟運動，並沒有產生持續性影響？例如印尼，最後其實就放棄了相關政策。</p><p>蕭逸夫提出，有三個背景能解釋當前的全球南方中等強國，為何會且有能力持續避險。</p><p>第一是國際結構。蕭逸夫指出，60年代是兩極的時代，而兩極格局本身就是一種結構。但現在全球出現一種混合結構，也就是既有部分兩極格局，也有部分多極格局。而這種不完美的兩極格局，其實就為避險開闢了空間，因為沒有多極格局，國家就很難操作持續且有效的避險。</p><p>第二是全球南方中等強國的崛起。蕭逸夫表示，這些國家現在擁有更多資源、更強的國力與實力。例如海灣阿拉伯國家，就是既有經濟實力也有龐大的財政資源；越南則在供應鏈，尤其是科技供應鏈中佔據核心地位；印度是在安全安排中扮演關鍵角色，「美國絕不能讓中印簽署安全協議，因為這對西方來說將是一場災難，所以印度總是能夠操作避險，也就是只要作勢靠近中國，美國就會來求印度。」</p><p>第三是理念。蕭逸夫指出，美國很常會誤解避險者們，認為物質、結構、國力就能解釋一切，所以1960、1970年代轟炸越南時，美國就篤信北越會選擇投降。可是結果並非如此，北越從未投降。「美國誤解了整場越戰，只把衝突想像成思想上的骨牌效應，也就是共產主義的傳播，所以把整場戰爭當成了一個意識形態的故事，並認為人們通常不會為了意識形態而死。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故事。」</p><p>蕭逸夫強調，越南人打的是一場後殖民時代的戰爭。起初，越南人為趕走法國人而戰，接著美國人來了，所以他們又持續和美國人作戰。「這關乎你的身分認同。這關乎你是誰，關乎主權和自尊。而一旦談到這個理念，人類的行動就無所不能，會為自身認同而永無止境地戰鬥。」</p><p>蕭逸夫表示，在觀察全球南方時，可以發現後殖民時代的根源，其實存在於所有避險行為中。換句話說，各國之所以避險，不只出於國際結構變化、國家本身崛起，也是為了確立身份，為了重獲話語權。</p><p>蕭逸夫強調，一直到1800年，世界其實都是多極、多文明的狀態。只是因為後續發生工業革命，所以西方征服了世界，並且消滅了許多文明、或將它們視為次要文明。但現在，各方都開始復興，而且帶著復仇的決心回歸。</p><p>「全球南方說，我們現在帶著能力回來了。我們帶著話語權回來了。我們擁有悠久的文明。我們有自己的故事。我們渴望擁有一席之地。」蕭逸夫指出，所以美國不論是用轟炸或關稅，其實都無法徹底掌控全球南方，甚至根本行不通，因為這背後還有更深層的驅力。</p><p>原文發表網址:</p><p>2026.6.1</p><p><a href="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E5%88%86%E6%9E%90/60355354/yves-tiberghien%E8%AB%87%E5%85%A8%E7%90%83%E5%8D%97%E6%96%B9-%E4%B8%89-%E7%82%BA%E4%BD%95%E7%BE%8E%E5%9C%8B%E8%BD%9F%E7%82%B8%E8%88%87%E9%97%9C%E7%A8%85%E9%83%BD%E6%B2%92%E7%94%A8">Yves Tiberghien談全球南方・三｜為何美國轟炸與關稅都沒用？ | 香港01</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ab6e557deec3"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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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Yves Tiberghien談全球南方・二｜為何印度能在中美俄間遊走？]]></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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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india]]></category>
            <category><![CDATA[global-south]]></category>
            <dc:creator><![CDATA[劉燕婷]]></dc:creator>
            <pubDate>Thu, 23 Jul 2026 11:10:47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6-07-23T11:10:47.760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TTnjXrbyqtDCyteYG9MGjg.jpeg" /></figure><blockquote><em>在中美博弈、俄烏戰爭、中東戰火等一連串變局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角色持續浮現。不論是在中美之間避免選邊、拒絕跟進西方的對俄制裁，又或是不願配合美國打擊伊朗，當前的「全球南方」既有反抗意志，更有避險實力，也正在形塑新一波全球秩序轉型。</em></blockquote><blockquote><em>4月30日，蕭逸夫（Yves Tiberghien）受邀至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和碩講堂演講，講題為「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形塑當前全球秩序的轉變」（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is Shaping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Transition），探討全球秩序轉型下，全球南方國家的避險原因、策略與影響。活動由台大社科院國際長、政治學系副教授郭銘傑主持。</em></blockquote><blockquote><em>蕭逸夫現為台灣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TSE）院長暨特聘教授，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程兼任講座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又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卑詩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亞洲研究所名譽所長、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並曾在東京大學、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GRIPS）、印尼雅加達公共政策學院擔任訪問學者。2017年11月，蕭逸夫被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授予國家功勳騎士勳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em></blockquote><blockquote><em>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六篇，本篇為第二篇，聚焦全球南方的四種避險行為。</em></blockquote><h3>四種避險行為</h3><p>而關於全球南方國家操作避險的類型，蕭逸夫表示，《避險者們》主要將其分為兩類：地緣政治（geopolitics）和地緣經濟（geoeconomics），而這兩類又共享了四種系統化行為：對涉及大國的危機保持中立、與所有大國積極互動、支持全球多邊主義與整合、推動全球治理改革。</p><p>蕭逸夫表示，如果把這套框架應用到地緣政治領域，在對涉及大國的危機保持中立的部分，其實就是全球南方在聯合國關於烏克蘭的決議中，集體投下了棄權票；而在與所有大國積極互動上，全球南方中等強國（Global South Middle Powers，GSMPs）更是如此，也就是既與中俄保持聯繫、又與西方保持接觸，儘管西方對此並不滿意；在支持多邊主義上，這就反映在部分國際機構的行為上，包括國際刑事法院，其實都對聯合國安理會的權力分配不均提出了強烈批評。</p><p>而這一切的最終結果，其實就是削弱美國對於安全與政治秩序的主導。蕭逸夫指出，美國在過去幾年裡，面對權力更迭的歷史時刻，並沒有選擇開放與分享，而是設法重新確立美國的主導地位。但這種作法如今面臨阻力，也就是來自全球南方中等強國的阻力。</p><p>尤其是在地緣經濟方面與所有大國積極互動上，全球南方中等強國正設法與美國、中國和俄羅斯達成貿易安排，可以說是扮演了「連接國」（connector countries）的角色。而美國的努力正被這一集團持續削弱。</p><p>蕭逸夫舉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在2025年出版了一期特刊〈全球化終將戰勝特朗普〉（Globalisation will triumph over Donald Trump），探討為何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時，全球化並沒有崩潰。「其實全球化原本應該崩潰，因為特朗普反對全球化、希望與中國脫鉤，而中美貿易又佔全球經濟的40%。因此如果脫鉤是核心，那麼整個體係就很難不受影響。」</p><p>蕭逸夫指出，《金融時報》的文章認為，全球化之所以沒有崩潰，關鍵原因就是「連接國」，例如連接中美的越南。「這些國家從中國進口更多產品，在國內加工，然後運往美國。因此，美國自己無法生產、卻又不想再從中國購買的產品，其實都通過全球南方中等強國來運輸。」文章也因此得出結論：是「連接國」拯救了全球化，正是因為有了它們，全球才能擁有穩定的供應鏈。</p><p>蕭逸夫接着說明，針對第三種避險的系統化行為，也就是支持全球多邊主義與整合，全球南方表現在積極支持二十國集團（G20）、多邊經濟對話、氣候條約上。</p><p>而圍繞第四種，也就是推動全球治理改革，全球南方國家主要聚焦全球經濟秩序影響力、爭取更多投票權，所以利用金磚國家集團（BRICS）作為遊說團體。「儘管金磚國家集團有些特殊，因為成員中也包括俄羅斯和中國，而且各方成員的觀點互有不同。但本質上，這還是一個遊說團體。」</p><p>蕭逸夫總結，全球南方國家的四種避險行為，會導致一個集體效果，那就是增強全球貿易體系、全球經濟治理的韌性，這點至關重要。</p><h3>雙重避險的印度</h3><p>蕭逸夫指出，這其實凸顯全球格局並不如美國多數國際關係主流文獻所述，呈現了「兩極體系」（Bipolarity）的狀態，「我們實際上是處在一種混合秩序（hybrid order）中。」</p><p>蕭逸夫表示，當下流行兩極格局、新冷戰、中美霸權轉移的研究，但在自己看來，如今避險者們因為國際環境所採取的行動，與過去冷戰時期有着根本的不同。因為這些國家現在擁有更大的空間、更高的GDP、更先進的技術、更雄厚的財力，也在供應鏈中佔有更重要的地位，大國已不能用同樣的方式擺佈他們。「因此，這不是單純的兩極格局，而是更接近多極格局，也就是我們所謂混合秩序，而且會持續下去。」</p><p>蕭逸夫接着以2025年7月開始的美印摩擦為例。當時特朗普先對印度產品徵收25%關稅，又以印度購買俄羅斯石油為由，再對印度加徵25%懲罰關稅，導致疊加稅率高達50%。可是在這之前，美國拉攏印度已有25年，不僅將印度拉入四方安全對話（QUAD），也促成美印軍事合作、轉移俄印軍火貿易份額，美國更將印度視為準盟友。「美國以為印度還像六、七十年代一樣，是個窮國。只要美國施壓，就必定到華盛頓來求饒。可是這次踢到鐵板。」</p><p>蕭逸夫指出，由於印度已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也更有反抗底氣，所以決定對美國釋出訊號，也就是莫迪（Narendra Modi）本人親自出席同年8月在中國天津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SCO）峰會，與中國領導人開心會晤。這就是在向美國表明，印度也可以採取避險，「你打我們，我們就擁抱中國和俄羅斯，接下來你能怎麼辦？」這就是在全球秩序動盪下，避險策略的真實體現。</p><p>蕭逸夫同樣提到，印度的避險其實也受後殖民主義思想驅動，「美國不能僅用關稅懲罰印度，就預期印度會完全順從。」如果不了解印度的後殖民認同動態，就無法理解印度的行為邏輯，這也是全球南方崛起的典型特徵。</p><p>「順帶一提，莫迪在天津上合峰會的微笑，並不代表他喜歡中國，而是因為他感到自豪。」蕭逸夫說明，首先，莫迪認為自己正在打臉特朗普；再來，莫迪認為自己遊走於中俄之間，能讓雙方都感到不安，所以他其實是在進行雙重避險。</p><h3>全球南方正在崛起</h3><p>「所以我們將當前的全球秩序轉型定義為一種罕見事件，因為真正的全球秩序轉型很罕見，或許每100年到150年才發生一次。」蕭逸夫指出，這是一個重要時刻、一個關鍵轉折點，因為權力平衡的加速變化，以及既有強權與新興強權的競爭加劇，現有的秩序結構正在瓦解。</p><p>「而這當中包括以牙還牙（tit-for-tat）的動態，甚至還有主要強權的自我耗損（self-inflicted）。」蕭逸夫接着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以及新加坡每年發布的《東南亞態勢報告》（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Survey）為例，指出從前述機構的數據來看，美國國力在2026年出現幾十年來的最大下降，可以說是一種自我耗損。</p><p>而這種國力流轉，其實是一種長期且全球的現象。蕭逸夫表示，在這段全球秩序轉型的過程中，從2000年到2024年，大約有22%（21.5%）的全球GDP是從發達的工業民主國家、經合組織國家（OECD），流轉到了新興的全球南方國家與中國。換句話說，這22%是由中國加上全球南方國家所構成的。</p><p>蕭逸夫再說明，經合組織國家的GDP全球佔比其實是從81%降到了59.5，2026年可能只剩59%或58%；美國則相對保持穩定，從30%降到了26%；日本與歐盟就降得較多。而七國集團（G7）整體是從71%降到了44.6%。</p><p>蕭逸夫強調這種變化意義重大。因為G7曾是治理世界經濟的核心，也是追求發展的現實模板，現在已今非昔比，「但全球南方國家能夠感受經濟實力的流轉，G7卻並不完全了解，雙方的心理狀態並不對稱，因為人們的思維存在滯後。」蕭逸夫指出，人們總是傾向保留優越地位的記憶，因此G7不會承認數字，華盛頓也沒人想看到這些數字。</p><p>「但全球南方非常有感，因此也對G7表示：你們不再是統治者了，你們必須和我們合作。這就是現在的氛圍。」蕭逸夫指出，正是在這種氛圍下，中國的GDP份額從4%上升到了17%；印度從1.4%上升到3.5%，2026年將超過4%；東盟的成長幅度則與印度相當。</p><p>蕭逸夫表示，東南亞的發展總是令人着迷，這塊土地正在迅速崛起，「我剛在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待了一段時間，可以這麼說，那裡的氣氛非常樂觀，各國都在崛起與成長。中產階級的生活越來越好，年輕人充滿機會，很多東南亞國家都給人這種感覺。」</p><p>原文發表網址:</p><p>2026.5.29</p><p><a href="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E5%88%86%E6%9E%90/60354223/yves-tiberghien%E8%AB%87%E5%85%A8%E7%90%83%E5%8D%97%E6%96%B9-%E4%BA%8C-%E7%82%BA%E4%BD%95%E5%8D%B0%E5%BA%A6%E8%83%BD%E5%9C%A8%E4%B8%AD%E7%BE%8E%E4%BF%84%E9%96%93%E9%81%8A%E8%B5%B0">Yves Tiberghien談全球南方・二｜為何印度能在中美俄間遊走？ | 香港01</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3f5a0d9d3f46"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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