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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Stories by zengjinyan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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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Stories by zengjinyan on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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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我要求胡佳归还母女财产的事实依据]]></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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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zengjinyan]]></dc:creator>
            <pubDate>Sat, 01 Jan 2022 04:10:52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2-13T09:23:20.699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我要求胡佳归还母女财产的依据</h3><h4><strong>文末附上2021年12月20日《胡佳，孩子已经14岁了》 备忘和2022年2月10日备忘。</strong></h4><p>朋友们好心，组织闭门会议，哪怕不处理其他问题，至少可以把孩子的养育与财产问题搞清楚。说是胡佳同意了做闭门会议，并大家都在闭门会议群里，让我说情况，于是我开始说。后来觉得我说那么多基本事实，也要等胡佳先说对他比较公平，就忙别的事情去了，想着等他说完我再继续补充，有些他如果认为我错了，可以再进一步探讨。</p><p>没想到，2021年12月31日早上起来被告知胡佳发了公开信。我还是太天真了，公共形象维护比起女儿的生存和处境来说，不知要重要多少倍。一些多少知情的朋友劝我放弃，因为我继续举证，只会是把伤口撕开给公众看，让自己被伤害得更厉害。一些朋友看了胡佳的文字，甚至觉得她们自己应该向胡佳道歉。</p><p>我只想说，大家好歹是文字工作者，我的FB贴子是这么多年解决不了问题又没有憋住，发出来的。虽然有情绪，但绝不说谎。胡佳的文字看似滴水不漏，但仔细看还是能考验文字工作者的功力的。</p><p>首先，我不希望任何人再提孩子的个人信息及照片在网上，因为我们确实在2013、2014经历了长期的性威胁、强奸威胁、“乱伦”等威胁和心理攻击以及上门的危及父母的威胁。胡佳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瑞典这边看似安全，涉及孩子好多细节我也没法公开说，只能说，我们依旧不安全。我们最后的自保办法，无非也就是改名字了。</p><p>其次，胡佳说了那么多很好听的话，关于财产，基本事实都不肯和我私下里与朋友厘清，就对外公开说，其实还是能自证一些问题的。关于财产，我不要任何捐款，我只要属于我和孩子的那一份。我随后会提供一些可以公开的证据，涉及到公司等等，也是有据可查的。</p><p>再有，关于生孩子和堕胎以及家暴，只要他忠实地描述当时的情况再说道歉的话，我也会接受。目前他这样扭曲地描述 — — 他自己也无法接受？不和我在私下里厘清事实，然后正人君子一样地对外人公开说道歉，我不能接受。连生孩子和堕胎这些基本的事实过程都可以演变成他维护公共形象的内容，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些年他骂我“神经病”，无非就是我已经不吃他那冠冕堂皇的一套了。他故意提我在香港的男朋友不提他自己几任女友的事，且为什么不说是已经分手的男朋友呢？而且都是熟人大家都认识。2016年12月16日，我签署了离婚协议。2016年秋冬，正是我和前男友分手、没有大学的奖学金没有收入、请病假三个月完成博士论文、以三个月为单位申请签证延期的时候。我是不愿意公开解释为什么签署那样的离婚协议，但私下里解释这个过程还是可以的。</p><p>四是，在亲密关系里，不要以为我是唯一的一名受害者，我不愿意再公开举证，因为都是七伤拳，我根本没有能力保护其他我在乎的人。在政治暴力和性别暴力纠缠的时候，面对真实，可能是最后的也是最根本的救赎吧。别人怎么做、怎么看我管不着，我只能对自己负责。至于那些认为维权大局我的话可以私下里说，或者为了维权大局我应该继续支持胡佳的人，也不用再做我的朋友了。</p><p>五是，我不放弃打官司要抚养费以及向人权组织的内部调查会议举证的权利。国内的法庭依旧可以支持我判胡佳给抚养费。人权组织已经有意识，一是要为所有人权捍卫者提供心理支持和创伤治疗；二是把性别议题嵌入所有的人权工作。</p><p><strong>关于我和胡佳认识的经过以及为什么我主张基本的财产权，如下。考虑到一些其他人的保护，有些如果不全面的信息，可以闭门会议说和举证：</strong></p><p>2004年，我们和一位朋友合伙担股东，成立A公司，我担任法人代表，做艾滋病相关的关怀和救助工作。当时主要的工作由付薪工作人员、志愿者、我们完成，管理、培训、筹款等具体工作我负责，胡佳的角色类似公共形象代言和公共沟通。</p><p>我们都不取薪资（生活费来源等等之后经营B公司部分讲），主要考虑政治风险和机构本身不宽裕，比如50元可支持孩子（不少是孤儿）在艾滋病社区生活一个月。其中一个主要的工作，是在城市和海外的志愿者负责配对的孩子的每月生活费和长期的成长陪伴、顾问（不少是陪伴到孩子成人有自己的收入，依旧保持亲友关系）。2004年胡佳已经开始失踪，警察消防税务经常上门，我们机构已经有几百个孩子在照顾，考虑到孩子们的需要，内部要求胡佳逐渐与机构切割胡佳口头基本同意，使得机构工作可以持续下去。</p><p>胡佳入狱后，因实在不堪税务等政府方面的折腾，我对外宣布机构解散。2012年我拿到旅行证件当天离开北京，作为法人代表未处理的法律问题，请胡佳代为处理注销机构（请胡佳更新后续的情况）。</p><p>机构解散后，志愿者继续小组组织活动，相互支持确保一些个人活动的基本运作。</p><p><strong>证人：我们机构有一个小微信群，当年的部分理事、赞助人、工作人员、财务、志愿者都在群里，我们现在还保持沟通，有时分享当年孩子们结婚、生子、就业等近况。</strong></p><p>接下来，我这里主要讲2005–2012的经济事项。我2001年到北京上大学（18岁）第一个秋天（临近冬天？）和胡佳（28岁）认识并马上一起共事。我先是他参与的艾滋病工作的志愿者，后来是同事（我兼职），成立A机构时，我们同为股东且我是法人代表，就是合作伙伴关系了。2004年胡佳开始经历失踪和被关押前几天，我们刚确认并对外公开情侣关系。2005年，我和胡佳同居，我从加拿大参加人权工作培训回来，就和胡佳登记结婚，2006年1月2日X老师的组织安排下，举办了NGO的婚礼，2005年我毕业后进入胡佳家里的公司工作。</p><p>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专业是经济学。当时是经济学基地班，也是双语教学实验班。我同时学马克思经济学那一套（相当于社会学训练），也学西方经济学那一套（非常具体的经济运作），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等，这为我后来经营公司奠定了基础，包括我获得会计证等给公司做账，修改财务软件代码（不是重写编码，是把输入代码全部按照项目分类和财务分类重做）来减少人力支出。</p><p>2005年我进入公司，胡佳父母已经68岁（胡佳父亲出生日期记录模糊无法追述，所以大致就这么算的年龄）。当时的大致安排：胡佳母亲负责出纳和财务章，在当时的X处租用办公室；胡佳父亲担任法人代表，负责法人章和一些必要的公共场合的出席，办公室在Y处；我担任副总经理，负责其他所有一切的执行和管理，具体执行和参与人还有临时工、兼职人员、外包人员、付薪全职工作人员。</p><p>胡佳妹妹当时在澳大利亚念书，回国后进了跨国大企业，我进入公司后，妹妹没在公司工作过。</p><p>胡佳从来没有在公司工作过，但是社保等挂在公司上。我们婚姻期间，胡佳从未有过工资收入养家，有朋友偶尔给他个人的捐款和一些稿费（详细我不知，请胡佳自己补充）。</p><p>爷爷是大股东，妹夫小股东，还有外包以及包工头做小股东。当时爷爷奶奶向我承诺以及保证，特别是转让公司期间，她们说不管妹妹妹夫以及其他人怎么想，会确保家里所有的东西有我们母女的一份，即（爷爷原话意思，六份）：爷爷一份、奶奶一份、胡佳一份、妹妹一份、宝宝一份、我一份。</p><p>我的工资是2千左右（前后有细微浮动调整，细节待查），我开的第一部车，黄色菲亚特，是以我向公司借款的名义从妹妹手里买的二手车，5万块，逐月在工资里扣一些，汽油费公司报销。日常其他大头的开销，比如暖气费，奶奶的名义出。平时吃饭什么的，在公司吃以及带回家一些，公司有专门做饭的人。公司里付薪员工，既有胡佳家的亲戚，也有我一个堂姐，以及外人。有时也有朋友给胡佳一些捐款。</p><p>这样，我一边做公司的工作（建筑装修，比如，招商银行的支行等装修工作不少是我们做的），一边管理艾滋病机构的事务，一边处理胡佳的软禁失踪。警察干扰严重，软禁期间，我有时可以向警察申请出去给公司办事。2006年胡佳失踪41天，我公开救援，从此到2012年我去香港，一直是2辆车8个警察跟踪我，冲突严重时，他们也在爷爷办公室门口驻守（我的电脑台在爷爷办公室处）。</p><p>生孩子前后，我妈妈放下家里事来北京帮忙在家做事和照顾我，这样我可以出去做事。我妈妈没有工资，但是回去的时候，奶奶会给我妈妈发一个红包，一般是一千块。就这样陆陆续续持续了几年。后来我家里有事我妈妈走不开，就我的姨妈来北京帮我照顾孩子和短暂协助公司里一些事。我姨妈同时在北京就去成人大学上学，考了二级建造师的资格证书，她就回去了。我没办法，又找我表妹来北京，家里给她出保姆月薪，后来孩子大一些，表妹去栗宪庭电影基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回去结婚。中间胡佳二姨来过一次帮忙照顾孩子几天，但她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岁数也大，基本上就躺在床上拍席子叫宝宝爬过去不要走开。我怕她也出事，就没有再请二姨帮忙。外人很难进来我们住的地方，我有三个住在附近的女性朋友，她们就假扮邻居等等时不时混进来帮忙、陪我几天，再偷偷翻墙出去，后来孩子叫她们干妈。我的弟弟、弟妹、另一个在上大学的表妹偶尔来陪我们，住过非常短的时间，但她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就走了。</p><p>妹妹回国后，妹夫、妹妹以及妹妹的同学想要公司，爷爷起初不同意转让，他们就一次次上门，他们也“做我的思想工作”，细节我就不说了。同时也考虑到我们被警察看得很紧，业务也受影响。最后转让公司给胡佳妹妹妹夫等人。2009年公司转让时，爷爷再一次重申：家里所有的财产，我一份、孩子一份，每个人都公平对待。爷爷在新公司没有任何股份，我也没有。妹夫欠公司的几十万债务，抹掉。我们本来就被警察盯着，经营公司期间，财产的保管以及我们的户口本、房产证、我结婚时戴的首饰，都是放在爷爷奶奶那里，现在依旧是。</p><p>我参与经营公司时，爷爷奶奶名下在北京已经有两套房，我在公司期间协助处理妹妹妹夫名下的房产，我就不再这里提了。我进公司前，胡佳名下的房产已经由爷爷奶奶付首付，简装交付。后来奶奶觉得利息贵，就以她的名义用公司挣来的钱把余下的房屋贷款付了。</p><p>我进公司时，爷爷奶奶在外地A市已经买了一套房，后来卖了换了一套临江的，保证每个人都有卧室。2005–2012年期间，外地B市又买了一套，也是每个人都有卧室。但我从来没有去过现场，只是看照片等等，安徽老家的亲戚协助处理一些事务，我在北京用父母的银行卡处理一些事。2012年我离开北京后，妹妹要换大房子，要父母卖了其中北京的一套（爷爷奶奶说给了妹妹约三分之二房款）。我也说不如我们在南方买房，因为房租实在太贵，但最后还是买不起，因为我没有博士生奖学金以外的收入证明，拖了几年。后来我实在没钱交房租了，钱在妹妹那里，爷爷出面，要了一年，汇了一百万，爷爷奶奶都声明，那是给宝宝的。父母用卖房的余款，先是借给亲戚一些，后来在外地第三地（？）做了一笔养老的房屋投资。</p><p>2009年公司转让前，我的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发动机坏了，十分危险。公司报销修理费，修完后，我卖了菲亚特，收入3万左右，买了一辆新车，即胡佳现在开的车，当时车资12万左右。钱来源是我卖车款，朋友给胡佳的一些捐款，父母手里也是拿了一些，至少，每次开车带母亲和孩子去监狱，母亲都报销油费。</p><p>2009年没有公司了，我七七八八做了一些零工来维持生活费（组织环境英语培训、做“微博观察”的研究和编辑报告民间环保、给一些NGO做机构改组 — — 理事会、财务、建资料库等等）。也有朋友零零散散给了捐款。胡佳父母依旧管给暖气费等。</p><p>艾滋病机构非必要我不出面，只是签字，从未领取薪。</p><p>后来孩子上幼儿园又受警察干扰，老师受恐吓，于是我联系以前做环保的老师，参加幼儿教育培训，去成都、北京等民间私立幼儿园参观，决定在宋庄做家庭幼儿园。爷爷奶奶借款名义给我出资5万。一切张罗就绪，收生已经够开园自负盈亏，但警察强迫房东退房，最后只好关闭。合伙人自立门户开幼儿园至今。5万元退给父母。</p><p>我又找鲜花公司的工作，做鲜花配送推广文案，警察找老板，第一次，老板顶住压力，第二次，解除合作。</p><p>然后，我就只是做网络的零工，比如白天接一篇翻译稿， 晚上熬夜出稿，第二天交稿，这样陆陆续续有一些钱。爷爷奶奶提议我不要出去工作，在家照顾胡佳、女儿和年纪大的她们，我拒绝了。</p><p>2006年我参加雅思考试，但因2007年春发现自己怀孕，就放弃了出国机会。</p><p>2011年我再次参加雅思考试，申请了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性别与性的研究课程，两所大学均给OFFER，但香港中文大学不给奖学金，于是决定去香港大学。第一学期学费（奖学金不含学费，只含生活费和研究差旅费），是由一位教授朋友代付的，后来我还给她，她不要。</p><p>我想考香港中文大学，因为离深圳近，可以住深圳关口附近节约开支或者住大学宿舍，孩子放深圳养，我来回跑。港大有奖学金但生活成本高很多。港大宿舍只提供给单身以及没有孩子的伴侣，宿舍十分狭小根本不能照顾孩子。我恳求胡佳，把北京的大房子换成两个小房子，在深圳的可以继续用胡佳母亲的名字，胡佳全家反对。我反复提了几次，没有变化。我又提两个小房子都在北京，一个放在胡佳妈妈名下，出租，给孩子一点生活费，胡佳还是不同意。我实在没时间精力来处理，就作罢。</p><p>胡佳入狱，朋友给一些捐款，具体大多数胡佳母亲都了解（要么经过她，要么她或律师等其他人在场），用于生活开支，她看我们总是不够用，总是替我们交暖气费等大头开支。</p><p><strong>证据：公司经营的各种法律纪录，包括工资表、银行流水等等（公司更名过一次，内部会议须举证的话，我随后可以提供公司前后两个名字）；艾滋病机构纪录、查账纪录，和从理事会到志愿者的人证，特别是早年和胡佳以及家人比较熟悉的做艾滋病与环保的媒体、法律界的朋友；我2003年开始到胡佳出狱的博客日记。办幼儿园时期，宋庄艺术家合作的家长、师资和家长培训的老师、合伙办幼儿园的出资人、多位参与幼儿园的邻居。</strong></p><p>2012年我离开北京时，胡佳父母说，依旧是一家人，我也确实是，那个时候，和他们的关系比和胡佳的关系亲近，因为共患难，因为她们老了，也因为她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还因为我真的是善良、相信大家。家里有什么事，爷爷奶奶找我，我能办的都去办，直到胡佳病危住院之后产生一些冲突，才慢慢淡出。但爷爷有什么事也还是和我说，我能听多少听多少。离京后，孩子每逢圣诞、复活节、暑假假期，回北京见爷爷奶奶，暑假、春节回福建见外公外婆，其他有时候小节假去广东和父亲见面。98%以上的差旅费我付。我若与胡佳见面，连餐费都我付。</p><p>胡佳从来没有参与公司的工作，也没有有稳定收入来养家。经营公司时特别是转让公司时，爷爷奶奶说得很清楚，所有财产每个人都有一份，包括我一份、孩子一份。因为政治压力，所有财产爷爷奶奶保管，我的工资低我也接受，公司转让我也同意不占一分股份不拿一分工资以外的钱。到现在，我名下的还拿不到，孩子在以色列出现那么大的困难，和他们商量，能不能付一点孩子的学费，他们一分支持也没有。</p><p>我们在香港搬家，扔了大概十分之九的东西。2020年，我们从香港拉回去的东西被扔，我和爷爷谈，爷爷说凡是他名下的房产一半是宝宝的，胡佳没有。我要求胡佳和爷爷做公正，把它写入有法律效力的文本。但是没人做。我当时给胡佳拉了一个在港生活开支的清单（非常粗略，实际要高），所以要简单说香港的开支的话，胡佳大体知道。</p><h3><strong>我现在要求兑现我那一份财产，孩子那一份，写入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或者兑现孩子那一份，来付她的后续生活费。把我的那一份写入有法律效力的文件。</strong></h3><p>在与胡佳个人在私生活的冲突，一开始就有，政治暴力那么严重一直就在处理政治暴力，我疲于生计和救援，家庭里的问题和暴力都被他以政治暴力的理由回避了。这些冲突，由小及大到2011年我堕胎、彻底死心、分居，这些事如果胡佳想说，在财产问题的结论后，我们可以继续内部会议说，就当着彼此的创伤治疗吧。</p><p>我说完了，不会再公开回应了。胡佳可以继续按照他的方式去维护公共形象，我则要熬夜加班加点工作来养孩子，这就是我的现实。</p><p>一些知情的朋友劝我讲沟通策略，讲我是如何辛苦抚养女儿。唉，我不是胡佳。</p><p><strong>在这么扭曲的夹杂私欲、暴力、面对深渊自己变恶龙的世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真实地面对自己，不要成为他那样的人，重形象超过做人。我早已厌倦了这种站立场、树形象、斗个你输我赢的运动。</strong></p><p>谢谢。</p><p>——</p><h3>2021年12月20日原贴备忘</h3><p>胡佳，孩子已经14岁了</p><p>李靓蕾的遭遇，又触发了我的伤心事。我以为过了这么多年我可以忘记了，但每次朋友说“是不是让胡佳处于不利的情况”来婉劝我不要做这不要做那，或者又从北京发生新的事情，我不免又难过，哪怕最后还是保持沉默。</p><p>许多纷纷扰扰不再说，但每一次有新的事件发生，又要过一个难关。说到底，无非是从来没有被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待，各种剥削、虐待、剥夺，在家里经历的，以“家人”的名义，不次于在社会上遭遇的痛苦 — — 但大多数人会说这比起民主自由维权，一点都不重要。我放弃了几次法律诉讼的机会。</p><p>第一次，我想起诉离婚，所有人包括我自己还是觉得不能起诉离婚，最后只是分居。因为担心警察借机把胡佳又送到监狱，让我手上沾刽子手的血。因为他是著名的维权人士，他在公共空间倡导的价值，我也认可。而且，我以为我一直对他有感情，到后面没有爱情也有亲情。他所承受的痛苦和代价，我也一起经历，甚至可以说，在监狱外的人比在监狱里的人更加痛苦，因为不仅要照顾孩子、照顾他年老的父母、照顾公司的生意、照顾监狱里的人的需要，照顾生病的家人，解决吃饭问题。</p><p>后来，胡佳出狱了，我以为我们有孩子，可以重新开始生活，结果，我再次怀孕了 — — 多么老套的故事：公公婆婆想要一个孙子，而不是孙女，我想要从此过上普通人的幸福生活。我从楼梯摔下来，胡佳忙于他的“维权工作”电话根本忽略我的存在和作为人的基本需要，我自己不想活了，从医院堕胎手术回到公公婆婆家，婆婆第一句话，说好可惜，这次怀孕反应这么大，一定是男孩。我有哪次怀孕不是反应大呢？生Mio宝贝从怀孕第一天吐到分娩，分娩前胡佳帮忙穿鞋还突然一口吐在他头上。手术回到家，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便利的外卖服务，我饿了想吃东西，胡佳说等等，一等就等了几个小时我躺在那里已经无法自理，诸如此类。宝贝一出生，胡佳说，是女孩子啊，我不知道怎么和女孩玩，爷爷奶奶迟迟不肯现身，姨奶奶说，赶明儿去香港再生一个。</p><p>后来，胡佳说对不起，我改，又发生了无数我不愿意再回忆的事，当他强迫我的时候，攻击我的时候，身体上的、不经过我知情就签我名字的，等等，我用他是一个创伤病人需要支持来解释、来原谅他。我不敢和自己的父母说，曾经有两位有记者背景的人问我，有没有对我暴力，我害怕回答，赶紧摇头。我无数次和自己说，让孩子有一个值得尊敬的父亲，等等……</p><p>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我签了离婚协议，房子归胡佳，我名下的车子过户给胡佳，免除胡佳的抚养费义务。不是我放弃了自己的权利，而是我根本没办法。打官司吗？2011年因为我想去香港读研究生要旅行证件和警察见面，胡佳甚至怀疑我和警察合作来对付他。我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房子是胡佳父母付的首付，然而，2005–2009年我在家里的公司领2000块钱左右的工资，但做家里和公司所有需要出面做的所有事，在公司做副总经理，再后来，我重写财务软件代码，除了公关、管理、把财务等工作全部都自己做了。胡佳没工作，我养家，公司的盈利，家里的事，婆婆做主，以公公婆婆的名字买房，在北京，在外地……每次都说，公司挣得的，家里所有的，都有我一份。未来都是孩子的。</p><p>然后公公婆婆跟我说，让我在家照顾胡佳和他们，不要出去工作，他们会给我一两千的生活费，我拒绝了。胡佳在监狱时，亲戚会面不小心说漏嘴，怕我有外遇，拿钱补贴娘家，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以为我爱胡佳，一切等他回来再说。再说，老一辈人的思想，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p><p>过了几年，办理离婚手续。那时候我在推迟交的博士论文已经没有奖学金，没有工作，独身，我需要钱，需要租房、吃饭、养孩子。但我一分钱也拿不到，我想起诉，但胡佳依旧可能因此入狱。道义的帽子很高，盖在我头上。我只好当圣母婊，说自己是净身出户。也许有人会说我已经开始了（并结束了）自己的又一段新生活，但不要忘记了，2006年1月，我事后才理解那是我结婚当月，凤凰卫视某知名女主持人收到的胡佳电邮是怎么说他的情感生活的。我可以原谅年轻时的幼稚。2011年决定堕胎后，我连命都不要了，还会想其他吗？无数次我说服自己，爷爷奶奶是很好很善良的人，只是观念陈旧而已。</p><p>后来家里卖北京朝阳区东四环附近的一套房子，我坚持了一年，其中细节不再说，在爷爷的帮助下，终于拿到了其中的一百万，所有人说，那是爷爷奶奶给他们心爱的宝宝的。胡佳曾经把萨哈罗夫奖金给了我一半，在我几乎赤手空拳搬家到香港的第一年，我请我身为农民的父亲向他的朋友帮我借了几十万，又向国外一个朋友借了一笔钱，做银行担保，这样孩子才获得签证。我在香港和孩子住上下铺，时不时依靠一些朋友的接济。我曾经恳求他，把车卖了，这样我有钱周转交房租，他不肯，说车卖不了几个钱家里老人要用。我也曾经恳求他，在深圳我负责找房子（再不济把北京的大房子卖了，换一个小房子在北京，一个小房子在深圳），这样他可以照顾孩子长大，我可以住大学宿舍节约开支，他不肯，全家反对。后来终于请了保姆，他故意提，意思我生活不错，老天，在香港那样贵的地方缺乏育儿支持的地方，没有永居身份，没有保姆我晚上上课、工作出差，难道把上幼儿园的孩子一个人留在家？</p><p>后来一次又一次，我情绪崩溃，每次事情不大，但可怕。比如，孩子去中国见父亲，我出钱，买机票安排行程，有一次我火烧眉毛要工作，又生病，请空闲的胡佳和航空公司联系办理无成人托运之类的文件，他不肯，嫌麻烦，要我去办。比如他病危我和女儿连夜回去处理，奶奶抱怨请了护工不按他们的意思办 — — 难道孩子不要回去上学我不要工作？诸如此类。</p><p>2020年末，疫情已经一年了，孩子进入青春期又隔离没有任何朋友，面对各种身心健康危机。我请胡佳设法支付孩子上以色列英语学校的学费（学校给部分奖学金，只需要支付剩余的费用），这样她不至于不懂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又隔离而脱离学校。被拒绝了。于是我选择放弃以色列的工作回港安排她上学，哪怕自己失业。这个时候，吃饭问题、心理问题都要处理，或者说，需要很好地“疗养”。这个时候，有人和我联系，要把我北京房子里的书都扔出去（实际上已经扔了一些我不知道而已），等等。北京房子里的书、所有的物件，几乎都是我亲手建起来的。当时离婚他承诺那个房子我可以再使用，而我所有的财产，只有书。要扔就都扔了吧。我最后只能这样想，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房子。你们有那么多处房产，我想要变卖其中一处，本来就属于我辛辛苦苦工作经营公司挣来的的，只是当时年纪小不知道用自己的名字，也没有财务自主权，公司后来转给你妹妹，妹妹妹夫的几十万债务直接抹掉，我一分股份也没有。我能说什么呢？妹妹妹夫在接手公司第一年，报表流水一个亿。那是他们的。</p><p>而我担心的是，将来孩子回北京，会和我一样，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凡是跟我说不至于的人都不是我的朋友，因为你也许和年轻时的我一样对人性抱有美好的期待，也没有经历那些我从来不说的日常细节。当然，胡佳会说，将来他身故了，他名字下的房产归孩子。爷爷说，外地的房子不值几个钱。我心想，滚蛋吧，孩子那时候只要平平安安地就根本不需要你们物质支持了。她现在需要吃、需要喝、需要自己的一张床、需要上学、需要和朋友们玩、去见你还需要老妈我掏腰包，我也真的是日日夜夜加班加点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了。等她过了18岁，实在不行，大不了不上大学了。</p><p>胡佳为扔书的事向我道歉，爷爷为疫情中我们搬家付了十万块的房租定金和机票。但是，后来我又发现，有人表面一套里面一套，连我辛辛苦苦从香港运回去的不再版的书都被扔了。又一次刺激，我担心未来连孩子的基本财产权都不保。我找了几位律师，看可不可以打抚养费的官司。一位律师说，他们做的滴水不漏，我如果打官司，可能拿到的钱连律师差旅费都不够。我说，我前几年还给他还信用卡，每个月上万，虽然我知道不少也是他替他行动不便的母亲做的收支。律师说，没有用的，他没有收入证明。爷爷说，未来我名下的房产一半是宝宝的，胡佳不置可否，我怎么会不明白他。一位律师说，可以先做遗嘱证明。律师和我都提了公正事项。但是，没有人愿意做遗嘱证明。一位律师说，他们不愿意，你没办法。还有律师说，和解吧，不要打官司。胡佳说，放马过来我的地址是……我等着收起诉书。</p><p>2021年春节，几位女朋友看我几近精神崩溃，说算了吧，转身走开吧，开始你的新生活吧，你的新生活会比他的更好。我的朋友们说的很对，我相信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而且，往往，虽然我没有钱，但我有的是独立的人格和自由，他需要支持的时候，只要我愿意，我还可以支持他，我不是一直这样“圣母”吗？我看到他有的时候说话，似乎也有反省的能力。不过，他不是一向来说话都很好听吗？我不是相信了二十年了吗？看人要看行动啊。</p><p>在属于我和我孩子的财产还给我之前，我什么也不想听。</p><p>我为什么写这些？未来万一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女儿如果有什么需要，她可能要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家庭关系。有朋友曾经劝我说，孩子和他们会有他们新的关系。我认识胡佳二十年了，在公共价值上，我们曾经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在私人生活方面，除却我当年经历的一些虐待，要我卑微到什么地步，抵抗到什么地步，才能拿到一点点钱来支持孩子的生活？其他的事情更不想提。我只有说，人太容易成为病人了。而且，每一次如果我坚持，就有争议，就有所谓的朋友把我说成病人、疯子，说我破坏所谓的民主维权运动。有人说，国内的情况这么糟糕，不要苛求。疫情中多少人开始送外卖？严家琪不也送过外卖吗？承担做父亲的职责还要看国际形势好不好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不想我的孩子以为这是正常的，再经历这样的痛苦。</p><p>任何劝我要体谅胡佳的难处和脆弱的人，请自觉，我已经体谅了、支持他了二十年。我们有相互原谅的时候，但现在，我只看行动和原则。如果还想我继续体谅，要么不要再说是我的朋友，要么要重新学习成为我的朋友。</p><p>这些事是私事吗？不是。因为那么多年来我不敢说自己遭受的虐待，不敢维护自己基本的财产权，不敢打官司，是因为担心因此胡佳又被迫害送到监狱。还因为我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和胁迫我的文化与社群 — — 包括维权和民运社群里的一些不把女人当人的“名人”和“公知”们对抗。</p><p>当时我年轻（认识胡佳时我18岁他28岁），我也知道人无完人包括我自己，也知道每个人都面临各种困难需要体谅，何况无数的朋友在帮助我们。现在，我有义务说，这充满光环的一代，如果不学习把女人当完整的人平等的人来看，谈民主自由权利是没什么指望的。如果再让后来的人也经历这些，是我们的失职。</p><p>我自尊心很强，专心于思想和创作，向往自由，但在照顾自己和孩子基本的权利方面，如此千疮百孔，也许，我从来不愿意接受胡佳和胡佳的家庭有这样的一面，我一直维持自己哪怕送医院急救也要过得体面，其实这是我不得不面对的心魔、真实和失败。</p><p>胡佳，孩子已经14岁了。</p><p>——</p><h3>2022年2月10日备忘</h3><p>致故友新朋1/n：</p><p>北京已是2022年2月11日，胡佳或其代表并无联系我。因此我默认按第4条走 <a href="https://twitter.com/zengjinyan/status/1489640859243012101?s=20&amp;t=M2NtJUkEdKO35bUPs6kjcA">https://twitter.com/zengjinyan/status/1489640859243012101?s=20&amp;t=M2NtJUkEdKO35bUPs6kjcA</a> 。涉及家暴和财产剥夺的两封公开信存档在此https://link.medium.com/zXT6qTJnxnb</p><p>哪怕作为陌生人，永远欢迎胡佳治疗政治暴力创伤、学习新理论和实践实现个人成长、自我反省、向我们母女道歉、归还剥夺我们的财产、补救。</p><p>2/n 过几天我会把社交媒体账号休眠，以便专心于教研和创作。我要特别感谢各位朋友的情感支持。</p><p>接下来除了学术工作，我会继续和人权机构协作，在战略规划中强调倡导女性和LGBT+权益，为政治暴力和性别暴力幸存者提供支持，同时以女权主义理论与行动，民主化维权运动。</p><p>3/n 我计划五年内完成自传 — — 无论是学术写作还是（非）虚构创作的方式。恳请大家以联合出版人、作者或读者的方式，支持我们的出版计划《說》<a href="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s%3A%2F%2Fforms.gle%2FkTj13naV6nbLJfo19%3Ffbclid%3DIwAR3kxZ5StP1hIkT7w5E3JAQaXNzuQlFI1ZNID2ln3QFBS5B45c5UNl3Ze94&amp;h=AT3HWlAOEGifohSYZWEjTtZrF988_MHsL7bTElYvmM3WchnTdyBc5RC7mojQcdgFhsmiIXOjuzCK6pLkO4BSKg4AOVVtrVUItV_GZ51Q5Hq9HG1IRdM9KXnpLoDKRWSK8_dmzjg&amp;__tn__=-UK-R&amp;c[0]=AT0-BejFsWA7XR8Nzdrcc-6WT3Yr4Fetyhitp4sSXBXQCSkgrMjv7DQWM64Mw1D8vMfZ2_Hwf7GW0WwkCzYVaqJRpYBXOfJZxXSyGYAcQbrJu783M16KQDdM5Ac9Js_IGlmiRZkW86DldIqhOCe8S9fzRSw">https://forms.gle/kTj13naV6nbLJfo19</a> ，经过洗礼，它会更具先锋性、实验性、开放性、边缘性、批判性。</p><p>我们希望用联合出版人的出资来邀请年轻编辑、翻译参与工作。</p><p>4/n 因我与胡佳冲突而与我割席的故友，不管你们怎么想，我感谢你们的写作和行动带来的启发，曾经的友谊带来的温情。我相信诤友间的友谊更长久，也相信人是变化的，可以自我调整成长的。</p><p>我尊重各位对朋友的信任、忠诚，对维权和民主事业的执著；我也坚持个人的痛苦是真实具体的、不可被运动牺牲的。</p><p>5/n 为保护我的身心健康，我的社交媒体账户自动屏蔽许多账户及拉黑了许多账户。如有误伤，请见谅。</p><p>对于执着于以造谣来污名我的推特账号，各位网友如果看见了，请举报。我眼下工作生活忙不过来，也不愿意去看这些推特账户和其内容。</p><p>我今天刚好收到推特公司对上个月举报的回复，如图（见链接）：</p><p>6/n 此次一些维权名人和作者的公开发言，对基于性别的暴力丝毫不敏感而不自知。网友经历了震惊、失望和愤怒。也有许多人没有发言或从不发言，以各种方式务实地做维权和民主自由工作。</p><p>我认为维权社群/机构须立即行动，更新自己，争取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支持。公开声明、实践性别暴力零容忍政策。</p><p>7/n 特别感谢一些勇敢的女性，在我公开说出自己的经历后，她们也公开或私信给我，说出自己在亲密关系里遭受操控、虐待、家暴的经历。</p><p>我虽做了多年的倾听服务，私下为家暴和政治暴力幸存者提供支援，理论上也了解极端个案，依旧，在说出自己的经历时，我们看见了彼此，我得到了你们带来的勇气和启发。</p><p>9/n 对了，假设大家对女权议题和我的写作感兴趣，这段时间可以读这本书，就算是网上不交流也在精神世界里的交会了。</p><p>Ettorre, Elizabeth. 2017. Autoethnography as Feminist Method: Sensitising the Feminist ‘I’. Routledge.</p><p>10/n 我的经历并不是什么独特的个案，区别只是我说出来了一些。就我亲历的困境，我会开创几个先例，解放我自己，也让后来人，甚至施害者和现在诬陷辱骂我的人，都可以从中受益 — — 在思想和人格层面的；物质层面的，最终结果如何，短时间内，就不在我的掌控范围了。</p><p>11/n 哪些要反省的？首先是涉及家暴、性侵、剥夺，谴责受害者文化依旧根深蒂固：他有PTSD你多包容；你为什么不早逃、早说？因为你（怎样怎样），所以性侵也是情有可原的；都签署放弃财产放弃抚养费的协议了，为什么又提这些？就不应该要求他（们）尊守承诺……</p><p>这种文化和羞辱会迫使更多人保持沉默。</p><p>12/n 越是高知，当经济等资源被严密控制和社会孤立时，反抗的困难越大：一是暴力的形式隐蔽、控制却是全方位的；二是反抗的代价高昂；三是自我要求的高（特别是高道德水准）使其比一般人更严厉地自我监视，自我规训，以便在政治暴力和性别偏见交互的极端环境下生存下来。</p><p>13/n 社会运动作为体制存有等级，贬低女性活跃分子、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和贡献；将性别议题和具体个人权益工具化，为更宏大的或抽象的目标（如人权、民主、自由）服务。</p><p>若对方无自省，受害人/幸存者既无私下/内部沟通的可能，也无法得到体制力量的保护，公开批评要承受更高代价。</p><p>安全屋在哪里？</p><p>14/n 因为还要完成一系列讨论和文件，欢迎大家提各种建设性的观点、问题和建议。</p><p>请记住，还有不少和我过去或现在处境差不多的女性，她们至今没有公开说话，依旧和家暴她们的人（在简中乃至世界专业领域有影响力）生活在一起。我公开说了，我承受的暴力并没有因此更少。</p><p>请努力设法行动。</p><p>15/n 关于谅解（forgiveness）需要时间，仓促不得。外界要求的谅解，或迫于压力急就的谅解，最后都会反弹。需要时间，也需要条件 — — 如伤害在事实层面得到确认或在情感层面得到承认，或有安全屏障阻止再次伤害，也需要是出于自我关照、慈悲、怜悯的谅解。不然的话，又是自我欺骗，只是让自己活下去而已。</p><p>16/n 无论是创伤的处理还是谅解，都是经验层面的，并非一个思想决定可以解决。经验有非连续性，多面性。我经常在涉及创伤的交流中说，不是是否想明白的问题，而是花时间陪伴、消化、转化、重生的议题。</p><p>若依赖修辞和思辨完成写作，回避经验的复杂性、无视日常的吃喝拉撒病或痛，文字容易走向装饰。</p><p>8/n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成为新的自己。退一步，做好分内之事，已经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进一步，无论外在环境多么恶劣，不要看低自己的能力和潜力，若能做最舒适的自己或者做最好的自己，更是十分有幸。</p><p>有缘，总会再见。</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1472df9f7f32"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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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CFP Feminist Activism in Post-2010 China: Identifying Issues, Sharing Knowledge, and Building…]]></title>
            <link>https://zengjinyan.medium.com/cfp-feminist-activism-in-post-2010-china-identifying-issues-sharing-knowledge-and-building-fd66c0f03c33?source=rss-8aeb9af6158a------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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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zengjinyan]]></dc:creator>
            <pubDate>Mon, 24 May 2021 12:58:3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1-05-24T15:30:25.032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h3>CFP Feminist Activism in Post-2010 China: Identifying Issues, Sharing Knowledge, and Building Movements</h3><h3>International Digital Workshop, 2–3 December 2021</h3><p>Organizers: Elisabeth Lund Engebretsen (University of Stavanger) and Jinyan Zeng (Lund University)​</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wIxMGoXKMotyPUNDozkUtA.jpeg" /><figcaption>Wu Xiuling, A Trace of 29 Years Old (№34), 2015</figcaption></figure><p>Recent years have seen significant changes to and growing tensions regarding Chinese feminism. Some have argued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feminist activism entirely, one which self-consciously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the earlier reform period and thereby claims a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with regards to the meaning, tactics and practitioners of such activism (Wang &amp; Driscoll 2019; Wang 2018). Others emphasize connections between earlier eras of feminist engagements and aspects of modern state-formation in analyzing contemporary forms of feminist protest (Hu 2019; Wu, Feng and Landsdowne 2019). In any case, the current historical moment is defined by several monumental challenges in China and globally: Growing authoritarianism, reactionary attacks on gender and minorities, global pandemic and climate crises, political pressure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and dependence on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o name but a few. For an emerging new generation of activists and scholar-activist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ircuit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sharing, these challenges inspire feminist engagements in Chinese societies (Liao 2020; Mao 2020; Zeng et al. 2021). This workshop seeks to bring together scholars and scholar-activists to explore this critical field, through a set of suggested key questions, informed by relevant scholarship:</p><p>How can we understand the shifting dynamics between state feminism, NGO and grassroots feminism (Jiang 2019; Lee and Hsing 2010; Wang 2010; Wesoky 2018); the dynamics between academia and intellectuals (Ling and Liao 2020), between the arts and activism (Bao 2019, 2020; Marchetti 2020; Shi Tou, Huang and Engebretsen 2021; Zeng 2021); the greater dependence on digital media platforms (Tan 2017; Yin and Sun 2020); as well as (re)formations of transnational and diasporic alliances — especially South-South collaborations? What are the specifics of Sinophone and Chinese groundings of feminist activism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decades of the new millennium?</p><p>We invite contributions that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and more in a two-day online workshop on <strong>2 and 3 December 2021</strong>. We strongly encourage papers that engage interdisciplinary and boundary-crossing knowledge sharing and building, and presentation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re welcome. Themes may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p><ul><li>Ethnic and decolonial perspectives on feminist engagements in China</li><li>South-south, geopolitical and diasporic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feminism</li><li>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new media platforms of feminism</li><li>Art as activism (‘artivism’), e.g., documentary film and feminism</li><li>Bridging intellectual, activist, and feminist engagements, incl. <em>minjian</em> intellectuals</li><li>Covid-19 impacting on new generations of feminism</li><li>Feminism and climate justice, eco-feminism</li><li>Body politics and reactionary movements</li><li>Anti-feminist backlash and gender inequality</li><li>Queer-feminist and trans-feminist engagements</li><li>Feminist interaction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li><li>Cross-straits feminist collaborations</li><li>The queer-feminist politics of historiography</li></ul><p>An abstract (300 words) with a short author bio (100 word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ifac.workshop@gmail.com by<strong> 5 August 2021</strong>. Papers and presentations may be in English or Chinese. For submissions in Chinese, please also provide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 Authors of selected abstracts will be notified by <strong>15 September 2021</strong>. Questions about suitable topics or any other issu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organizers using the same email.</p><p>A selection of papers will be invited to be submitted for an edited book volume.</p><p>Timeline for publication:</p><p>Full papers are due no later than <strong>15 June 2022</strong></p><p>The volume will be published in <strong>2023</strong>.</p><p>* We aim to offer resources for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checking if needed. Early-career and independent scholars and scholar-activists, and those for whom English is not their first language will be prioritized if resources are limited.</p><h4>Brief bios of organizers/editors:</h4><p><strong>Elisabeth Lund Engebretsen 殷莉</strong></p><p>Elisabeth Lund Engebretse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Centre for Gender Studies, University of Stavanger, Norway. Engebretsen earned her PhD in Anthropology from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n 2008, with a dissertation that was later published as a monograph, <em>Queer women in urban China: An ethnography</em> (Routledge 2014). It was awarded the 2014 Ruth Benedict Book Award’s Honorable Mention by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s Association for Queer Anthropology. Engebretsen is the co-editor of <em>Queer/Tongzhi China: New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Activism and Media Cultures</em> (NIAS Press, 2015; with Will Schroeder), a special issue of <em>Sexualities</em> titled <em>Anthropology’s Queer Sensibilities</em>, the forthcoming anthology <em>Transforming Identities in Contemporary Europe</em> (Routledge; with Mia Liinason), and a forthcoming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em>lambda nordica</em> titled <em>Anti-gender Politics and Queer Theory</em> (with Erika Alm). Engebretsen currently serves as editor-in-chief of <em>lambda nordica</em> (with Erika Alm), and convenes a national Queer Research Group in Norway.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riefly: queer and femininist issues in China, transnational sexualities and gender diversities, social movements, queerfeminist history/historiography, Pride politics, anti-gender politics, queer methodology, and climate justice. Ethnographically, Engebretsen works in and on China and Nordic Europe.</p><p><strong>Jinyan Zeng 曾金燕</strong></p><p>Jinyan Zeng, scholar, writer, documentary filmmaker, is a 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Centre f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Lund University (Sweden, 2021–2023). Zeng earned her PhD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2017, working as the 2017 Oak Fellow (film and photography) at Colby College (USA), and the 2020 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University of Haifa (Israel). Zeng specializ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tellectual identity and social activism, and ethnicity,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China. Her book <em>Feminism and Genesis of the Citizen Intelligentsia in China</em> (《中国女权 — — 公民知识分子的诞生》 276 pp)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6) received a Publishing Award in the Social Science category of the 2017 Hong Kong Publishing Biennial Awards. The book presents Zeng’s research on a group of filmmakers, feminists, NGO practitioners, intellectuals, and activists, in dialogues with her PhD dissertation, <em>The Genesis of Citizen Intelligentsia in Digital China: Ai Xiaoming’s Practices of Identity and Activism</em>. Zeng translated 《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兴起》(Taiwan: Linking Forthcoming 2021) with Xibai Xu of Sebastian Veg’s <em>Minjian: The Rise of China’s Grassroots Intellectuals</e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Zeng produced and co-directed documentary films <em>Prisoners in Freedom City</em> (2007) and <em>Outcry and Whisper</em> (2020), wrote the script for the short 3D animation film <em>A Poem to Liu Xia</em> (2015), and produced the feature documentary film <em>We the Workers</em> (2017). Meanwhile, Zeng serves on the editorial board for the bilingual journal <em>Chinese Independent Cinema Observer</em>,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Film Archive, Newcastle University, UK.</p><p><strong>References</strong></p><p>Bao, Hongwei. 2019. Queer Eye for Chinese Women: Locating Queer Spaces in Shitou’s Film <em>Women Fifty Minutes</em>. <em>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em>6(1): 77–96.</p><p>Bao, Hongwei. 2020. ‘<em>We Are Here</em>’: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Narrating China’s Queer Feminist History. <em>Continuum </em>34(4): 514–29.</p><p>Hu, Yiqian. 2020. “Feminism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odernity, Gender and State.” In Jieyu Liu et.al. (eds) <em>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ast Asian Gender Studies</em>. Routledge. Chapter 6.</p><p>Jiang, Jue. 2019.“Women’s Rights and Gender Equality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and Struggle in Chains of State Feminism.” <em>Handbook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e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a href="https://doi.org/10.4337/9781786433688.00022.">https://doi.org/10.4337/9781786433688.00022.</a></p><p>Lee, Ching Kwan, and You-tien Hsing. 2010. “Social Activism in China: Agency and Possibility.” In <em>Reclaiming Chinese Society: The New Social Activism</em>, 1–15. London; New York: Sage.</p><p>Liao, Sara. 2020. Feminism Without Guarantees: Reflections on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Feminist Activism in China. <em>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em> 26(2): 259–267.</p><p>Ling, Qi, and Sara Liao. 2020. Intellectuals Debate #MeToo in China: Legitimizing Feminist Activism, Challenging Gendered Myths, and Reclaiming Feminism. <e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em> 70 (6): 895–916. <a href="https://doi.org/10.1093/joc/jqaa033">https://doi.org/10.1093/joc/jqaa033</a></p><p>Mao, Chengting. 2020. Feminist Activism via Social Media in China. <em>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em> 26(2): 245–258.</p><p>Marchetti, Gina. 2020. Feminist Activism in the First Person: An Analysis of Nanfu Wang’s <em>Hooligan Sparrow</em> (2016). <em>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em> 14 (1): 30–49. <a href="https://doi.org/10.1080/17503280.2020.1720090">https://doi.org/10.1080/17503280.2020.1720090</a>.</p><p>Shi Tou, Xin Huang, Elisabeth L. Engebretsen. 2021. <em>We are here</em> — queer-feminist engagements. Asia: In Conversation Serie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a href="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15MP_sxll8&amp;t=38s">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15MP_sxll8&amp;t=38s</a></p><p>Tan, Jia. 2017. Digital Masquerading: Feminist Media Activism in China. <em>Crime Media Culture</em> 13 (2): 171–86.</p><p>Wang, Bin and Catherine Driscoll. 2019. Chinese Feminists on Social Media: Articulating Different Voices, Building Strategic Alliances. <em>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amp; Cultural Studies</em> 33(1): 1–15.</p><p>Wang, Qi. 2018. Young Feminist Activists in Present-Day China. <em>China Perspectives</em>, no. 3 (114): 59–68. <a href="https://doi.org/10.2307/26531932">https://doi.org/10.2307/26531932</a>.</p><p>Wang, Zheng. 2010. “Feminist Network.” In Reclaiming Chinese Society: The New Social Activism, You-tien Hsing and Ching Kwan Lee (eds), 101–18.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p><p>Wesoky, Sharon R. 2018. 25 Years of Feminist NGOs in China: Reflections on Neoliberalism and its Resistances. <em>Mainland China Studies </em>(中国大陆研究) 61 (2): 51–71. <a href="https://doi.org/10.30389/MCS.201806_61(2).0003">https://doi.org/10.30389/MCS.201806_61(2).0003</a>.</p><p>Wu, Guoguang, Yuan Feng,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2019. <em>Gender Dynamics, Feminist Activism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em> China Policy Series. Routledge.</p><p>Yin, Siyuan and Yu Sun. 2020. Intersectional digital feminism: Assessing the participation politics and impact of the MeToo movement in China. <em>Feminist Media Studies</em> DOI:<a href="https://doi.org/10.1080/14680777.2020.1837908"> 10.1080/14680777.2020.1837908</a></p><p>Zeng, Jinyan. 2021. Desiring Feminism in Chinese Documentary Film. <em>Chinese Independent Cinema Observer</em>, no. 3 (Forthcoming).</p><p>Zeng, Jinyan, Zheng Wang, Haiyan Ye, Xianzi, Yuan Feng, Yun Huang, and Dušica Ristivojević. 2021 (Forthcoming). Chinese Feminism under (Self-) Censorship: Practice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em>Made in China</em>.</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fd66c0f03c33"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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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劉懐昭對魏京生案]]></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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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zengjinyan]]></dc:creator>
            <pubDate>Thu, 16 Jul 2020 10:32:1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0-07-16T16:41:52.850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劉懐昭起訴魏京生案，很快要在美國公開庭審了。</p><p>我曾經在歐洲議會見過一次魏京生，但對他的了解，也只限於平時研讀社會運動和中國政治的文獻。</p><p>我是2012年搬到香港以後才認識劉懐昭的，具體第一次什麼時候見面我已經不記得了。但劉懐昭以前作為記者、編輯，以及我們認識以後，她逐漸轉到翻譯的工作，翻譯出版的書籍屢屢獲獎，在公共層面也是有目共睹的。她行事低調，甚至作品上都不出全名，從不參與公開活動。她為我之前製片的電影《凶年之畔》做翻譯，為艾曉明的《夾邊溝祭事》做翻譯，把我的一篇英文學術稿翻譯成中文，放在《中國女權 – —公民知識分子的誕生》一書裡，平時詩歌和文學的一些探討過程中，我對她的才氣和工作，讚歎不已。</p><p>我和懐昭有一個「五媽咪二小寶」的群組，說白了就是兩個單親媽媽加三個乾媽帶著孩子閒聊。</p><p>我很心疼懐昭的女兒S，有時甚至對懐昭有意見，因為覺得經常在外面快餐店吃飯，她的女兒S又很愛吃甜食，瘦長，我擔心營養不夠。我經常想給S多做一點好吃的。S很禮貌很有才氣，學習成績好，又獨立，人見人愛，和魏京生也長得很像，不難被人認出。有一次帶她游泳，發現她還不會游泳，要走的時候，在水裡想多待不肯起來，回到四五歲小孩貪玩的樣子，又是心疼。我意識到，她的生活中，欠缺的東西，也許比我看到的，還要多。但是，我自己也是一個單親媽媽養孩子，要教書要研究要超負荷熬夜工作掙錢……沒有社會結構性的和外部的支持，能對單親媽媽們提什麼要求呢？</p><p>有時候懐昭會突然消失，群裡的乾媽很奇怪。我私下里說，無論懐昭怎麼做，我們都理解她，不要去問為什麼，因為她在經歷非常痛苦難以承受的一些事情，等有一天可以說的時候，她會告訴大家。</p><p>S的生父是誰？我從來不問。數年前的一個晚上，我生活上經歷一個難關，情緒很低落，懐昭來我家陪我。聊天的時候，她第一次聊起自己在美國的生活，如何懷上孩子，如何落荒而跑，到新的地方，隱名埋姓生活，無法建立新的社交圈，因為不能回應S的生父問題。</p><p>在黑暗中，她的聲音是顫抖的。我流淚，是有另外一層刺痛。</p><p>當時作為一位社會性別研究的博士生，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懐昭告訴我的，其實是她在工作場所履行記者職責的時候，被自己尊敬的人、並不熟悉的公共人物，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強姦了。並且有了孩子。從此試圖隱名埋姓生活，試圖將這一段抹去。</p><p>懐昭作為接受了哲學和文學的專業訓練、北大畢業、留學美國的知識分子，道理上她不懂嗎？我想她本來應該是懂的。但是，她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她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作為知識人的尊嚴壓抑著她，她身邊那些知識人的眼光壓制著她，使得她在一些怪圈裡繞來繞去，她不停地用各種方式欺騙自己，試圖解決這個事件對她的精神衝擊，得到解脫。我曾經對她說，她沒有市井的潑辣氣，是太過儒雅的文人，不像我，見了太多的不堪，也可以直視泥塵裡的事和人直言不諱，或者說可以破口大罵。她做不到。</p><p>作為朋友，我能怎樣？只有默默地聽她說，和她一起流淚。</p><p>這樣的交流，陸陸續續又有幾次，中間間隔的時間，有時長達一兩年。有時懐昭突然「消失」，不和我們聯繫。我事後、有時當時就知道，她得了嚴重的抑鬱症，在服藥，工作上又失業了，或者在打官司或鬧公案，要回自己的一點公正。有時又知道，她加入教會的活動，又從教會中出來，反復地。</p><p>我知道她經常看我寫的與性別研究有關的文字。幾年後，有一個週末，我們本來想去行山還是幹什麼。在香港天后附近的一家咖啡廳，她突然說起METOO，說她自己18年前，不就是「被魏京生強姦」了嘛！</p><p>她眼睛裡含著淚，雙手顫抖，第一次說出了自己被「強姦」這個詞。她說了四個小時，在那個下午。我為她高興起來，因為她終於說出「強姦」這個詞，表示她可以開始真正直面這件事了。</p><p>她說，一直以來，她無法安寧，她必須要得到屬於她的正義，否則，無論怎樣排解，其實都繞不過去這件事，無論怎樣逃離到新的地方，最後都無法在社會上扎根下去，也是因為一觸及這個問題，又想從社會上逃開。孩子要18歲了，要成年了，生父是誰，總得有一個說法。難道孩子也去逃離社會生活嗎？</p><p>那時，她已經通過中間人和魏京生在交換信息。本來是想著，只要為著孩子的未來安排，讓孩子好起來，也就畫個句號了。結果，情況越來越壞，我很擔心她精神崩潰，有時可以看到她處於這樣的邊緣。我時常收到一些消息，有時必須馬上給懐昭打電話，和她說話，讓她從緊繃的狀態中放鬆下來，不要被逼到絕路。</p><p>人是很難改變的。如果一個人沒有自省能力，怎麼可能為過去道歉，怎麼可能不進一步再去傷害？</p><p>在這個過程，有一天，S說：媽媽，如果讓我過去美國，要和魏共處一室，你就不怕我也被他強姦了嗎？</p><p>S在我眼裡還是個孩子，當她說出這樣的話，我自己也作為母親的內心所受的衝擊，可想而知。最後，S決定去和美洲、亞洲都不連接的另外一個大陸讀大學。</p><p>懐昭和我談打官司的問題，找律師等等。我只是一個聽的角色。孩子都已經18歲了，強姦官司很難打，但是，要求孩子的生父支付孩子的大學費用的官司，還是可以打的。</p><p>實現部分的正義，也是正義。這樣，懐昭也許可以相對平靜地開始她自己的生活。</p><p>遺憾的，也不出所料的是，我身邊太多（曾經）頭頂光環的人，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活躍人士，認為懐昭不應該起訴魏京生，認為這樣做傷害了中國的民主運動。也有人認為，魏京生就是那樣的人，你費什麼勁呢？甚至有些人指責懐昭是中國政府派出的美女特務。</p><p>最近韓國首爾市長樸元淳，政治明星，也是維權律師，公共生活裡都是正義的代表，他自殺了。因為被秘書投訴性騷擾。秘書曾經向政府各部門、名人求助，要求阻止對她長年的性騷擾，四年來，整個體制對她的求助視而不見。最後，秘書公開指控他性騷擾，他以自殺來迴避面對秘書的指控。</p><p>在韓國，在中國，都有這樣的一種文化：當女權議題對社會運動民主運動議程有幫助時，他們會公開表示對女權的支持。但在個人生活和日常工作中，從來不會意識到、做到對女性的基本尊重和平等對待。對性騷擾、性侵倖存者保持沉默，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生存環境中暴力洪流的一部分。有些人說，政治暴力才是敵人，不要分散內部團結。</p><p>如果是以個人的痛苦為代價、以女性的痛苦為代價的團結，是偽團結。不能正視自己的錯誤和缺陷的社會運動，是偽社會運動，也不會抵達正義。過去幾年在為性別暴力和政治暴力雙重受害者提供傾聽服務的過程中，我見了太多這樣的案例。相信倖存者願意並且有能力公開說的哪一天，會到來。我在《中國女權》一書裡，也反復強調，公共人物，必須在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同時實踐性別正義，才是完整的人格，真正踐行正義的事業。</p><p>作為懐昭的朋友，作為性別研究的學者，作為性騷擾和性侵的倖存者，作為中國社會運動的見證者和研究者，我寫下以上文字。此文為我獨立表達，文責自負，涉及個人隱私披露，經過學術倫理討論。</p><p>懷昭和我的其他當事人所經歷的痛苦，再一次提醒從事公共教育、社會公正和社會行動的組織，尤其在華語世界，必須把性別平等、性別正義作為一項重要的、基礎的議程，投入資源，使得在華語世界未能接受性別教育的社會行動工作者，重新接受性別洗禮，學習在生活和工作中真正尊重女性，尊重女性的職業工作和貢獻，使得女性在職場上履行工作職責時減少障礙和傷害。</p><p>女性在社會運動中受傷害經歷的披露，這也只是剛剛開始。</p><p>曾金燕，2020年7月15日，於以色列海法</p><p>關於作者：<a href="https://zengjinyan.wordpress.com/">https://zengjinyan.wordpress.com</a></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a45a12edf9d9"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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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無題（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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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zengjinyan]]></dc:creator>
            <pubDate>Wed, 19 Jul 2017 03:48:53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17-07-19T03:48:53.885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無題（一）</p><p>20170713/20170719 曾金燕</p><p>北方六百八十六公里</p><p>下午第二次通告</p><p>鐘聲在伊人故鄉敲響</p><p>死亡是新娘的黑紗</p><p>以一百八十公里的時速</p><p>追趕北回歸線以北</p><p>落日的昏黃</p><p>病房沒有摩爾香煙</p><p>呼吸機封嘴</p><p>監視器割喉</p><p>她手捧半個多汁的獼猴桃</p><p>早晨的陽光從他和她的高樓</p><p>斜射街道對面地底玻璃大窗</p><p>瀋陽</p><p>黑咖啡</p><p>熱紅茶</p><p>白酸奶</p><p>黃皮膚</p><p>書頁背後便衣目光放肆</p><p>一字一句</p><p>他定義自己的死亡</p><p>我輕聲朗誦</p><p>「審美的超越」</p><p>風和雲拂過紅磚老樓</p><p>湛藍又一天</p><p>哲學家笑了</p><p>憐憫</p><p>不過塵世的紛紛擾擾</p><p>從此</p><p>我戴一枚戒指</p><p>把握轉動的方向盤</p><p>藍寶石</p><p>召喚飛散的靈魂</p><p>他擁抱大海</p><p>不說一聲再見</p><p>愚笨者的肉身</p><p>沉沒高牆鐵壁</p><p>驚雷炸裂</p><p>銀河傾注</p><p>南方六百八十六公里</p><p>北平</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cba42979a5fa"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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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As Liu Xiaobo’s condition worsens, what should we do?]]></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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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zengjinyan]]></dc:creator>
            <pubDate>Fri, 07 Jul 2017 01:31:04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17-07-07T03:37:23.213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As Liu Xiaobo’s condition worsens, what should we do?</p><p>Please refer to CN version as the original statement: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1gpgLb7wZJmdmVKUnZSQU5vTEE/view</p><p>Many people, myself included, felt July 6 was a day of sorrow and turmoil as Liu Xiaobo’s condition worsened, and I saw every sort of expression and response. Normally, I don’t accept media interviews to speak on matters concerning Liu Xiaobo, but with the way things are today, what can I – and we – do? I feel a responsibility to speak publicly.</p><p>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say is, I’ve been in direct contact with Liu Xia’s brother, Liu Hui, regarding Liu Xiaobo’s condition. Many people have misread the situation. To be specific, targeted therapy treatment is highly effective in some patients, and not necessarily so in others. A prognosis can be made approximately one month after treatment begins.</p><p>Liu Xiaobo’s situation, however, is not that optimistic, as “his condition is at the most critical stage, spreading its quickest, with no improvement after 2–3 weeks of treatment. The side effects have severely reduced his liver functions and abdominal fluid levels are also now serious, so anti-cancer drugs have been temporarily stopped mainly to preserve his liver, and give his body a chance to breath.” (Liu Hui, verbatim on the evening of July 6.)</p><p>The head doctors overseeing treatment for Liu Xiaobo’s condition are professor Qin Shukui from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No. 81 Hospital and professor Mao Yilei from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p><p>Under the circumstances, we have to keep our cool and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put Liu Xiaobo’s interests first.</p><p>The most important demand remains that Liu Xiaobo be given the best medical treatment available, and that professionals be allowed to take over to handle such professional matters, which include the following:</p><ol><li>Complete freedom to seek treatment overseas;</li><li>Until that condition has been met, make public the names of all attending and consulting doctors, and have the attending and consulting doctors independently and openly inform the public on Liu Xiaobo’s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situation;</li><li>As China already has many outstanding world-class international hospitals, until such a time Liu Xiaobo is free to seek treatment overseas, he should be immediately transferred to an international hospital to receive better treatment and service free from interference – fees for which Liu Xiaobo’s supporters are willing to raise among themselves, efforts I will personally oversee if necessary;</li><li>Invite supportive scholars and medical treatment experts to recommend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liver cancer treatment specialists from overseas to treat Liu Xiaobo, and allow them, independently and openly, to speak publicly regarding Liu Xiaobo’s condition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for his treatment.</li><li>The primary principle in treatment is that every step must be based on the professional opinion of a doctor, with the autonomous permission of the patient. Progression of a disease might be good at times and bad at others, with risk indeterminat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might remain for quite some time. Therefore, it must be ensured Liu Xiaobo receives the best, most humane, and most dignified treatment.</li><li>As of now, Liu Xiaobo is still unable to speak publicly, and the video footage on hand shows just how frail is body is, with nearly no private space for him to move freely. Liu Xiaobo, his friends and family, must be given complete and total personal freedom.</li><li>In consideration of these friends and supporters, their interest and concern, as well as Liu Xiaobo’s need as a patient for absolute silence in which to recover, Liu Xiaobo and his family should be given a fixed or regular time – such as half an hour each day – to allow Liu Xiaobo to meet, speak and confer with whomever he wants. Liu Xiaobo’s core supporters should think concretely about the best ways to organize, manage and provide truly meaningful support over the long-term for Liu Xiaobo’s life and work.</li></ol><p>Zeng Jinyan. July 7, 2017</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8c1e3d873363"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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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劉曉波病情加重，我們應該怎麼做？（更新版本）]]></title>
            <link>https://zengjinyan.medium.com/%E5%8A%89%E6%9B%89%E6%B3%A2%E7%97%85%E6%83%85%E5%8A%A0%E9%87%8D-%E6%88%91%E5%80%91%E6%87%89%E8%A9%B2%E6%80%8E%E9%BA%BC%E5%81%9A-%E6%9B%B4%E6%96%B0%E7%89%88%E6%9C%AC-3b70fba80eaa?source=rss-8aeb9af6158a------2</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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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creator><![CDATA[zengjinyan]]></dc:creator>
            <pubDate>Fri, 07 Jul 2017 00:38:54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17-07-07T00:38:54.999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劉曉波病情加重，我們應該怎麼做？（更新版本）</p><p>7月6日許多人和我一樣經歷了悲傷甚至慌亂的一天，劉曉波病情加重，我看到各種不同的表述和反應。一般來說，我不願意就曉波的事情接受媒體的採訪，但事到如今，我、我們應該怎麼做？我有責任公開說話。</p><p>首先我想說的是，我和劉霞弟弟劉暉直接聯繫溝通，曉波的病情，外人有很多不恰當的解讀。具體說來，靶向治療方案，對一些病人很有效，對另一些病人，卻未必，開始治療后一個月左右大致可以判斷。</p><p>但在曉波身上，卻不是樂觀的情況，他的病情是「最兇險的進展最快的那種，治療2–3周，療效還沒體現，副作用卻讓他的肝功能嚴重下降，腹水也很嚴重，所以必須暫停抗癌的藥物，重點改為保肝，給他的身體一個喘息的機會」（劉暉7月6日晚原話）。對曉波病情診治給出意見的主談醫生是：八一醫院的秦叔逵教授和協和醫院的毛一雷教授。</p><p>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沉住氣，以曉波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做所有可能的努力。</p><p>最重要的訴求，依舊是給予曉波最好的醫療服務，專業的事情交給專業人士辦理，這包括以下幾方面：</p><p>一，到海外在完全自由的狀況下治療；</p><p>二，在未實現第一點之前，公佈主治醫生和會診醫生的姓名，由主治醫生和會診醫生獨立公開向外界公佈曉波的病情和治療狀況；</p><p>三，中國已經有多家優質的國際醫院，在曉波未能到海外完全自由地接受治療之前，應該立即轉院到國際醫院裡接受更加優質、獨立的治療和服務，費用方面，曉波的支持者願意共同籌款支付，必要的話，我願意擔當這些具體的工作；</p><p>四，請學界和醫療界朋友提名國際認可的、海外肝癌治療專家為曉波會診，并由他們獨立、公開地發表關於曉波的病情和治療狀況的意見。</p><p>治療疾病，一切應該以醫生的專業意見和病人的自主意願為行動的第一準則，病情發展也有時好時壞的狀況，風險是未知的，有可能較長時期持續處於目前這種狀況。必須確保曉波得到最好的、最人性化的、最有尊嚴的治療。</p><p>到目前為止，曉波尚未能夠公開對外部直接說話，從現有的影音資料來看，曉波身體上處於十分虛弱、自主空間上處於十分被動的情況。必須還給曉波及其親友完全的、完整的人身自由。</p><p>考慮到親友、支持者的關注和焦慮，也考慮到曉波作為病人需要絕對安靜、休養的情況，應該由曉波和家人做主，定期或不定期給出一個短暫的時間段（如每日半個小時），讓曉波與最想見面的人見面、說話、共處。曉波的核心支持者，應該務實地考慮未來較長時間內這些具體的安排、管理，實現真正意義上務實地對曉波的生活和工作的支持。</p><p>曾金燕</p><p>2017年7月7日清晨5點</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3b70fba80eaa" width="1" height="1" alt="">]]></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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