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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Practice Criticism - Medium]]></title>
        <description><![CDATA[有人做事，我問他如何做事，我寫字 - Medium]]></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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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Practice Criticism - Mediu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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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邊角料及他們的產地：論藝術是否保全了姜名駿]]></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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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contemporary-art]]></category>
            <dc:creator><![CDATA[書寫公廠]]></dc:creator>
            <pubDate>Sat, 22 Jul 2023 17:12:04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3-08-10T07:43:43.090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UlB3YN834B2BdJO4chXgvg.jpeg" /><figcaption>2023年姜名駿個展「A-Side B-Side」於何紹源的源造工作室。Photo credit: 姜名駿。</figcaption></figure><p>姜名駿尼好，</p><p>不曉得是在哪個節骨眼，大學畢業之後就斷了聯繫，和你的聯繫會撿回來，是因為你回覆我炸豆子王國很好吃的限動；而真的比較頻繁見面則是因為今年請你幫做一件作品的裝置，記者會那天，我們兩個的掛牌上一個寫藝術家，一個寫技術人員，突然覺得有點神奇，但我說不上來。在展覽做完要匯款時，你問我寫文章多少錢，我說常常藝術雜誌就是一個字1元或1.5元，「那你要不要幫我個展寫個短文，然後我們就抵掉」你說。聽到是滿高興的，但也有點擔心，畢竟如果是我寫評論，對藝術家生涯真的沒什麼正向效益。</p><p>「沒差，我只是想說紀錄一下。」你說。</p><p>「紀錄一下」是從哪裡紀錄起呢？我腦中浮現的幾個場景支離破碎：從2022年你在居酒屋跟我更新爸爸及阿嬤去世、以及《茶金》播出之後，姜家之於你的定義開始嗎？從2017年聽說你跟另一位同學周學涵一起開「大橋頭工作室」開始嗎？從2016年一起因為接陳愷璜的桃園燈會案子，在青埔編稻草做大烏龜開始嗎？從2013年聽說你跟李奎壁一起做「關係工作室」開始嗎？從2011年和同學們機車環島開始嗎？從2010年在搖滾音樂研究社重畫社辦展牆和辦跨年開始嗎？中間當然免不了有各種在山下麥當勞抱中美史的佛腳、熬夜睡在泥塑教室的石膏袋上、造型基礎課（簡稱造基）看彼此被老師ㄉㄧㄤ爆的時刻。雖然藝術學院時期的共同經歷應該要是出社會之後有意思的談資，但學院內學到的東西，與畢業後各自試圖在（泛）藝術領域生存的經驗間，所出現的巨大裂隙，或許就是使得我們總在久違的碰面時，無法藉由共同過往快速建立聊天平面的原因。</p><p>說到造基，突然又想起評圖時目睹的場景，一個到現在32年來見過數一數二的殘忍畫面：一位同學掏心掏肺的在說自己的生命歷程怎麼影響這件作品，評圖的老師聽完之後冷冷的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在這邊聽你講你的故事。</p><p>如果記得沒錯，大學時你很常帶著麥克筆，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自己做塗鴉，就是你為自己的錄像題字的那種風格，沒有太多銳利邊角，而是將字醜造型化成醜Q的線條，這件事導致當你在雕塑組最後那兩年端出來的作品是《陸龜》、《寄居蟹》、《蝸牛》、《傻魟魟》系列、《撲哧》系列等木雕時，完全不令我意外：比起毀棄與再造，你更傾向遵循及微調；比起讓人看了覺得「好美」，你更寧可真誠的逗人發笑。</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vtfZpT1oXMsL3oEsDnm3Tw.png" /><figcaption>《傻魟魟》系列，2012。圖片出自姜名駿碩論《「比藝術還無關緊要」的時光》。</figcaption></figure><p>陳界仁到北藝客座的那幾個學期對我們的影響很大。我不曉得你會不會這麼覺得，但有時會覺得要能心悅誠服的肯認自己和他人的師生關係，真的是稀罕的事。太多時候學院內的「老師」們只會讓人覺得是同領域的資深前輩，不知道怎麼說，但倒不是尊不尊敬他們的問題（題外話，我總覺得高教似乎有很多教育者沒啥在思考教育功能及教學方法）。回到陳界仁，我想當時不少人都是嚴格意義的稱呼他「老師」的，要讓包含水墨、繪畫、雕塑、版畫、複合媒體等不同組別的人不互相看不起，並同時感受到「上課」實感並不容易。該學期的主軸是一起做「仙渡莊計畫」，透過展覽實作，讓展示的每個眉角都能讓不同位置的人在前分工的狀態下思考、討論。修課的同學們一起在淡水學府路短租了一個地板流著粘膩臭水的店面作為展場，在開幕當天，你完成了《愛的中正天鵝船》。天鵝船延續著你在大學階段的醜Q動物木雕，但這件從「宜觀賞」的尺寸變成「宜使用」的尺度，你和魏肇儀推著（後來腳斷掉變成扛著）天鵝船，從關渡一路到淡水展場，沿路上用了你爸留給你的Canon數位相機記錄下過程。做這個行動的時候，所有人都很開心，連行經的路人都被逗樂。那天是2015年5月30日，你爸爸在兩個月前剛過世。</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bprKM7kt50w8LrRd6ot9-w.png" /><figcaption>《愛的中正天鵝船》，影像截圖，2015。由左至右：魏肇儀、姜名駿、機車騎士、警察先生、陳界仁及其他同學。圖片出自姜名駿碩論《「比藝術還無關緊要」的時光》。</figcaption></figure><p>在《愛的中正天鵝船》之後，除卻你和他人合作的創作計畫或是委託製作，拿著低配相機長期隨拍，並在累積一定的量之後剪輯成錄像，成為你延續至今的工作模式。《哈囉、親親、我的好朋友》（2016）側拍同學、室友們在上課、玩耍、廢話、上街、夜唱、清水管等瑣事；《藝術保全，保全藝術》（2016）側拍你和其他承接桃園燈會案子的學生苦主，因為要顧作品所以決定在園區搭帳篷的歷程。今年在源造工作室舉辦的個展「A-Side B-Side」展出的《藝術家》（2021）及《B-Side》（2023）也是同樣的創作邏輯，前者主要的拍攝對象是大學同學江基名、何紹源、周學涵，三人都在靠著藝術（天曉得什麼意思）維生的路上，站在不太一樣的位置，包含商業畫廊簽約、公共藝術承攬、展覽現場施作等等，《藝術家》機台內的影像會某段結束之前跳出三個選項，「玩家」可以選擇要前往哪一個片段，有的選項是你事先寫程式時已經安排好的，有的則是隨機出現，四位「藝術家」 — — 加上鏡頭外的你 — — 在這個被遊戲機台框限起來的隨拍碎片中，一邊勞動，一邊抱怨著、調侃著對藝術的信仰以及對藝術圈的失望，掙扎著、徒勞著討論藝術的意義與無意義。《B-Side》則是一台供觀眾依循影片名稱點選影像片段的電腦主機，裡面的影片都是這近幾個月你和何紹源從關渡搬工作室去三重，自立自強地整修室內空間的過程。我在開幕隔天去看展，我們和何紹源在他剛搬遷、裝修完成的工作室，盯著《藝術家》機台，我邊喝你們幫買的清心珍奶，邊碎念從在學到出社會之後遇到的爛事，邊一次又一次的按著螢幕內的選項，試圖窮盡所有的隨機。</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OlNiUKwGTQv82GGKTvTuxQ.jpeg" /><figcaption>《藝術家》（2021）。Photo credit: 姜名駿。</figcaption></figure><p>老實說，可能因為我相信家中排序會影響個性，你又是我認識的親近友人當中少數的獨生子，所以我從大學開始就會偷偷判斷你的哪些行動是來自於獨生子的背景。每次看到你持續跟拍周遭友人及生活款的作品時，都會在好笑中有點感傷，因為拍攝者急切的想把這些對他人而言無意義的時光記錄下來，也因為記錄下來的影像總是反向的提醒了拍攝者這些時間正在逝去，影像中看似在批判藝術體制的無效話語事實上都不真的是重點 — — 我私自認為你在拍的東西是家庭電影（home movies），最大宗被生產卻也是相對少被專業討論的類項。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在2019年策劃「私生活、公空間」（Private Lives Public Spaces），一檔致力於家庭電影的展覽，策展人說，業餘者基於純然的愛而拍攝的影片，使得這些紀錄得已脫離電影工作室、公司及廣告，成為面向過去的時間機器。在我對你偏頗的「獨生子人設影響一切」的判斷中，從你拿起爸爸留的相機開始無目的紀錄開始，拍攝的就是一支 — — 僅僅一支 — — 家庭電影，將藝術學院內部化為家庭，同學內部化為家人，高大上的藝術問題內部化為現實問題：在這部長長的家庭電影中，校內老師、老闆、影響未來的權力者的三位一體上司如何面對，一如婆媳難題的情節；說服自己正在做的作品並未被市場、補助機制、標案所影響，一如逼婚的情節；要為了錢而去接案，或是為了渺茫的信仰去創作，一如在正宮與情人間難以抉擇的情節。這裡的藝術並不高級也不精英，是俗氣卻再真實不過的後台。</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cgLWsdjl_YCjLUJpxRwaXQ.jpeg" /><figcaption>《B-Side》（2023）。Photo credit: 姜名駿。</figcaption></figure><p>那天去了炎熱的三重之後，我覺得除了何紹源的工作室，可能再也沒有更理想的地方可以展你的這兩件作品。你跟何紹源在作品裡面討論藝術，我們三個也看著作品討論你們如何討論藝術，更明確一點的說，是討論由汗臭、低薪、威脅、情勒構成的那個面向的藝術。之所以將這篇文章的標題放入邊角料，如果沒記錯的話，這是我們邊看邊聊的過程中，何紹源講起某個你們共同經歷的糟糕工作經歷時，帶著調侃的語氣丟出來的詞彙。整個環境總將藝術學院的問題設定為「藝術是否是可教的？」，但這個問題錯誤的將畢業生的可能性限縮在藝術家及策展人，似乎除了這兩種職業之外都是邊角料，但是，在不可教的東西之外，有很多很多與創作不直接相關的具體技能、領域內其他可能的職業別所需要的技術，都還沒被教或告知，就已經被教育者推卸掉責任。</p><p>回到最前面提到記者會覺得很神奇的那件事。原先我打算給你一萬元的工作費，但後來這樣那樣的原因之後，我的製作費加藝術家費在做完作品後剩下一萬多，如果用數字來看，我們的勞動在最後換取的價值差不多，甚至我的工時更長，勞動也可以說是更不值錢，但在記者會現場，我們卻掛著不同的職稱，而在這個圈子中，「藝術家」竟然被誤以為是多了不起的生產者，這個誤會甚至使得大家穿上國王的新衣，明明每個人都只是在做不同類型的勞動。</p><p>請將我給你的這篇勞動回禮也當成家庭電影的一幀影格。</p><p>祝：傻魟魟</p><p>張紋瑄 20230723</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952344c37c04" width="1" height="1" alt=""><hr><p><a href="https://medium.com/practice-criticism/a-side-b-side-952344c37c04">邊角料及他們的產地：論藝術是否保全了姜名駿</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 href="https://medium.com/practice-criticism">Practice Criticism</a>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p>]]></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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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在不得不說明白及不可能說明白之間：談再拒劇團作品《明白歌》]]></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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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再拒劇團]]></category>
            <category><![CDATA[白色恐怖]]></category>
            <category><![CDATA[明白歌]]></category>
            <dc:creator><![CDATA[書寫公廠]]></dc:creator>
            <pubDate>Sun, 08 May 2022 14:17:06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2-05-08T14:17:39.479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p>原載於Artforum艺术论坛｜ <a href="http://www.artforum.com.cn/slant/13975">http://www.artforum.com.cn/slant/13975</a></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z-ro8dLN6ZYJzKxpXfphzQ.jpeg" /><figcaption><strong>《明白歌》2022年在台北空總中正堂的演出</strong>. 攝影：唐健哲.</figcaption></figure><p>演出當天金瓜石大雨大霧，觀眾席右側成排紅燈籠的其中一盞，不曉得是否因為水氣造成短路，像所有電影預告壞事即將發生的典型手法那樣劈啪明滅。密集打在勸濟堂屋瓦、廟埕的雨滴如同成千上萬個巴掌賞在耳膜，老實說難以確認是否真的接收到了台上用樂器、物件制造出來的所有聲響。但也正是難以分辨音場範圍的情況，設在廟宇前殿的舞台及觀眾席被關進了另一種室內，在其中，由話語、歌謠、聲音交織的敘事，一方面期待著望周知，另一方面則維持秘而不宣。之所以會有這種雙面性，除了因為《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未竟的故人事與未來歌》（以下簡稱《明白歌》）談的是不可說的白色恐怖時期記憶，更是因為著重的是更不可說的部分：以1950年代地下黨為主的案例，明確標識出反抗者及其面對的現實的案例，並非委托方期待的「冤假錯」案例。</p><p>「白色恐怖」一詞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現今多被用來指稱政權統治者透過國家機器直接暴力的手段，來打壓、摧毀政治抗爭者的行為。台灣的白色恐怖，主要指涵蓋自1949年戒嚴，至1991年廢除《懲治叛亂條例》及修正《刑法》第100條之間，超過40年的國民黨威權獨裁統治時期。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涉及的政治類型包含四種：涉共案件、台獨案件、民主運動案件及言論案件，1950年代以涉共案件為主，有些是牽涉到「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工作，有些則是因為思想（如組織或參與讀書會）入獄，1960年代後，台獨案件才逐漸增加。正因政治抗爭者有著差異極大的意識形態，再加上如何理解此時期也與當下台灣的政治現實緊密連動，白色恐怖成為具有歧義的名詞，所有對此的當代詮釋也都同時呈現了詮釋者本身的政治立場。</p><p>再拒劇團在2019年接受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的委托，制作《明白歌》巡回演出時，首先面臨的就是敘事上的多方困難：在國家機器迫使人民失憶之後，讓民眾有意願再一次理解歷史之難；在公家機關的監督之下，梳理不一定得到官方支持的論點之難；在對此段歷史具有歧見的當事人及其家屬之間，尋找既不偏倚又提陳出立場的實踐形式之難。上述難題的可能解套方案之間，帶有先天上的矛盾，這是個「中立」一字被作廢的疆場。</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gzYoBS1Co0N9aDS844tROg.jpeg" /><figcaption><strong>《明白歌》2022年在台中豐原的演出</strong>. 攝影：唐健哲.</figcaption></figure><p><strong>作為劇場作品的《明白歌》</strong></p><p>「我來唸歌予恁聽，無欲撿錢免著驚，姓明白哥我的命，今日講冊來到遮⋯⋯」右舞台有個冊頁般的白布，投影著唸歌歌詞及檔案影像；左舞台上是兩位負責音樂的表演者，蔣韜拉殼仔弦，曾伯豪彈月琴，以傳統閩南語唸歌中最常使用的《江湖調》開場；劉淑娟、洪健藏兩位演員坐在舞台正中寫著斗大「明白歌」三字的掛簾前。唱到戰後國民政府遷台至戒嚴前的階段時，演員兩次過早地打斷唸歌：「啊我知道啦！現在在唱的是二二八對不對？」</p><p>所有故事的開頭都是難題，以誤解作為理解白色恐怖的起始，似乎同時點明幾項現實，除了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分辨不清之外，殖民政權遞嬗下變化不大的個體悲劇情節，使得多數人在理解事件時，難以對事發理由有清楚歸因，歷史在常民的認識中，成為不是太簡單就是太覆雜的命題。《明白歌》透過虛構角色阿榮的故事，提出田產業主及佃農之間的沖突，以及阿榮的同鄉韜桑受左翼思想啟蒙，回鄉教書並倡導工人、農人及學生自我組織的經歷，作為白色恐怖逮捕及審訊的序曲，再拒在處理白色恐怖此一棘手命題所錨定的立場，已呈現在韜桑伴著改編自美國工人活動家、詩人弗洛倫絲·里斯（Florence Reece）著名的《站在哪一方》（<a href="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7ZHfZt4o6c">Which Side Are You On？</a>，1931）所做的陳述：「因為這是階級的問題，不是省籍的問題」，以此作為《明白歌》七個章節的前提。</p><p>《明白歌》的劇本由黃思農、黃亭瑋、曾伯豪、蔣韜共同創作。擔任歷史顧問的林傳凱主要研究內容為1950至1980年代抗爭政治的軌跡變化，在2008至2018年間采訪過三百七十多位政治犯，他組織的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的讀書會成為劇作前期創作的重要參考。在具體的敘事形式分工上，曾伯豪負責唸歌，蔣韜負責敘事歌謠，黃思農和黃亭瑋負責其他對話以及和檔案有關的敘事。所有敘事形式都同樣承擔情節推進的目的，但每種敘事形式有不同的效率，如唸歌就一定會比念白花更多時間說完故事，排練過程中視節奏感重新分配形式。全劇進行間也可看見台上表演者的多工，蔣韜及曾伯豪有時成為聲音演員，劉淑娟及洪健藏有時則成為畫外音。同時身兼導演的黃思農說，再拒對這種「聲音劇場」的實踐形式可回溯至2014年《諸神黃昏》，聲音劇場並不只是在台上透過多種手段 — — 如演奏物件、自制樂器、演員不同的聲音表現、使用不同的擴音器材 — — 制造聽覺經驗，更重要的是在現場暴露聲音的操作技術，使技術執行本身得到表演性，而不僅是為文本或畫面服務。相較於視覺對於事物的單向接收，所有的聽覺經驗都是先天上的VR，透過聽而得知方位與距離，透過聽而定義環境，透過聽而確立主體存在。從1990年代開始，莫瑞‧薛佛（Murray Schafer）於1968年提出的聲景（soundscape）概念開始被應用到劇場中，劇場中的聲音不再只是被孤立處理的效果，而是以具有延續性的整體，與視覺共構戲劇本體論的一環，聲音的範式轉換也直接影響了對於「噪音」的理解，因為「就現象學上而言，接受噪音就是接受一地」。</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8OnnMc1dtKcL_USiesZglg.jpeg" /><figcaption>《明白歌》2022年在金瓜石勸濟堂前的演出座談，回到故鄉的歷史顧問林傳凱正向相親報告當地曾發生過的白色恐怖案例. 攝影：唐健哲.</figcaption></figure><p>盡管歐美中心的劇場實踐進程是否適用於台灣有待商榷，但由聲音到環境、由個體經驗到集體共感的建構，提供了理解《明白歌》巡演及歷史鄉鎮化的聲音政治基礎，2019年及2022年的巡演場地都與白色恐怖歷史緊密相關，例如在我去看戲的瑞芳場次，此地瓜山國小教職員及礦工就因參與地下組織入獄或遭槍決。本劇的歷史顧問林傳凱自2018年開始實踐「到哪里，就說哪里的白色故事」，透過故事面對民眾對白色恐怖的大量誤解，在他對此持續性行動的階段性回顧中提到：「土親」使得敘事中的人物，很容易與自身或親友形象疊合，使「同情理解」更易發生，進而願意設身思考判決中的諸多暴虐，進而使情緒悸動。這可稱為「空間壓縮時間」的策略。</p><p>如果說該地的故事可以透過人名、地名等話語召喚出一地的有感，聲音劇場則透過聽覺，正在解壓縮不可得的經驗：手搖空襲警報器及蔣韜有腔的《戒嚴令》宣告，解壓縮了戒嚴下的身體；各種敲擊及摩擦的擬音，解壓縮了審訊中的身體；“同案朋友”在擴音器下音質變形的感召，解壓縮了自新的身體。除了給予接近特定經驗的通道，不同敘事策略的轉換也形成台下不同社群主體，以及各自帶有的能動性與框架，唸歌的說唱形塑了台灣早期以聆聽來行教化的大眾，民謠的聲音形塑了以國際主義為立足點關心工運的人民，戲劇的對白則形塑了以旁觀、後設作為基本姿勢的當代觀眾。</p><p>創作得以透過感性經驗嫁接起與歷史事件無直接相關的個人，也可以在歷史學科因為證據上的空缺無法言說之處接力，但感性同時是雙面刃。蔣韜認為，人們會因為檔案不帶細節而覺得模糊、冰冷，但也因為此種非人性，人才有可能透過詮釋得到不同面向，在講不清楚之處、不同檔案間彼此矛盾之處，才有好人曾經是壞人、壞人曾經是好人的片刻，但同時他也說：「藝術創作未必是把事情打開，反而是將事情定論，《明白歌》呈現出什麽樣的特務，特務在人們的理解上就會變成那樣的人」。</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adaQN8-dmLBGX0MDmY_JIQ.jpeg" /><figcaption>《明白歌》2022年高雄美濃青銀夥房首演搭台中.攝影：唐健哲.</figcaption></figure><p><strong>作為不是劇場作品的《明白歌》</strong></p><p>老實說，我在剛看完戲的時候是有那麽一些不滿足。這種不滿足針對的並不只是以台灣白色恐怖為題的作品，也包含世界範圍內在面對政治屠殺、文化創傷的議題時進行的創作，過分謹慎和過分輕浮都是常常出現的傾向。透過作品與觀眾溝通歷史命題時，有個會使之比透過演講、出版等發表形式更棘手的因素：觀眾更容易處在很了解及很不了解兩端，因此一方面必須提供最基本的資訊作為共同的先備知識，另一方面又必須將歷史命題處理為得以與大寫歷史相互辯證的原型（prototype）。為了達成前者知會的目的，時序及情緒經常成為被過度依賴的手段 — — 時序得以讓情節被清楚陳述，即使“清楚”根本不是歷史的天性，傷感及憤怒則在提高了解意願的同時，使同理心的全面占領早於對當時權力態勢的理解。而為了達成後者批判的目的，又經常發生犧牲歷史事件細節，過快的將一切無差別地歸納在極權、階級、性別等主題之下，使得歷史不過是初階道德課的教材。對於任一造的偏廢，都會形成理解的誤區。也許正因《明白歌》不可能說明白，讓我期待在劇中會有必要的後設手法，來刺破台上正在織就的敘事同時是如何具有先天缺陷，會有對書寫歷史的現實環境的彰顯，如本雅明所說，使「當下」保留摧毀歷史的連續統一體的精力，不再歷史主義的窯子裡被名叫「從前有一天」的娼妓吸幹。但蔣韜說的話讓我重新思考，或許在我判斷滿足與否之前，應該先理解在面對敘事的矛盾與空乏之時，再拒將哪些舞台之外發生的行動，也納入「作品」。</p><p>訪談時提到，敘事視角訂定時的困難，除了委托方希望以沒有望文生義疑慮的冤假錯案為主，消解討論地下黨案例會引起嗜血媒體刻意曲解的風險之外，到鄉鎮巡演而斡旋於各種地方派系時，也觀察到國家與地方兩種視角之間的對立：「我們在面對的是各種地方勢力，國家在其中並不如想像的這麽有位置，地方的人會覺得地方的歷史比『中華民國』來得更重要，把『促轉會』三個字貼在身上只會為自己找麻煩。」黃思農說。</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cJ2xUH2F2zlbGVGTgyYtyg.jpeg" /><figcaption>《明白歌》2022年苗栗銅鑼雙峰草堂演前張貼募資紅榜單. 攝影：唐健哲.</figcaption></figure><p>統與獨、中央與地方、有意識的反抗者與無辜的受難人，正因為觀點上無法化約，容錯率太低的「一種」敘事方式反而是最有問題的手法，當有太多矛盾無法在時間、空間條件都有限的台上被說盡，戲劇之外發生的其他溝通形式也必須在審視作品時一同考量。2019年，《明白歌》選定八個鄉鎮巡演，幾乎每場次都搭配一場親子工作坊，邀請9–12歲學童及照護者參加，由制作人林欣怡及曾伯豪帶領，以馮守娥、葉菊蘭及鄭竹梅為主要內容，討論劇中較少提到的女性受難者、受難者家屬角度。2020至2021年間舉辦全台約15場「說故事的人」報告會，以學校、教師及青少年為主要對象，選映《明白歌》的部分篇章，並於映後舉辦不同主題的分享會，以導演、編劇、演員、制作等不同視角切入此作。2021年，再拒決定以自制節目的方式重啟巡演，4月啟動群眾募資之後，卻在5月遇到疫情大規模爆發，演出因而延到2022年。三級警戒期間，募資消息難以推廣，再拒除了舉辦線上音樂會之外，林傳凱也熱心的協助針對這年度的巡演場地開設線上座談。編劇之一的黃亭瑋說，線上和線下有著很不同的社群集結方式，線上使得在國外的後代也可以參與，原先以為是要講家鄉的故事，直到後來才知道，故事的主人翁是家族內一直不被提起的親人。在花費極高的溝通成本之後，《明白歌》終於在2月完成2022年度5地巡演。</p><p>如果《明白歌》一作的邊界，不只由舞台、燈光、聲音、表演、場面調度所框定，而是必須擴及上述行動，以及與地方鄉親、家屬、受難人的溝通；同時包括且不限於：為了籌募資金所以與親藍親綠各地方派系溝通白色恐怖、為了為高度政治敏感的議題找到合適的演出場地而必須遊說甚至擲筊請示神意、為了面對知與不知之間的鴻溝而必須以行動繪制白色恐怖在各鄉鎮的地圖呢？流言、口語、爭執、和解等話語似乎就必須一並被納入更宏觀的「聲音劇場」。</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fiCncoxu120US6jUzYWvDA.jpeg" /><figcaption>《明白歌》2019年於苗栗竹南跟隨演出舉辦的親子工作坊. 攝影：唐健哲.</figcaption></figure><p>2000年之後的藝術現象中，以機構批判為基礎的教育轉向得到許多討論，在《明白歌》面對的處境下，機構並不是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學校體制，而是因為多重殖民及政黨政治導致言說歷史成為燙手山芋的處境。藝術家、教育工作者克里斯蒂娜·李·波德斯瓦（Kristina Lee Podesva）整理出以教育作為形式的藝術生產共享的特性，包含強調集體及過程取向的生產過程、去除階層結構的學習環境、側重經驗性、多重領域的知識生產等，若以“一件計劃”而非「一齣戲」來看《明白歌》，可以發現更多待分析的面向。訪談最後，黃思農提到一次演後座談中，對兩家受難人家屬是舉發者與被舉發者的關系，同時出現在演出現場還很擔心，但兩家從一開場就開始交流，最後除了捐款之外，也約定之後有機會到嘉義巡演可以一起討論怎麽進行。「雖然《明白歌》基本上還是一般觀演關系，但整體的操作還必須包含所有連帶的溝通，這和布萊希特的學習劇（Lehrstücke）有點像的地方是，觀眾不只是觀眾，觀眾也是白色恐怖當事人，或是整個計劃的參與者，所有人一起練習一個情境。」</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aac24487bc85" width="1" height="1" alt=""><hr><p><a href="https://medium.com/practice-criticism/white-clear-song-aac24487bc85">在不得不說明白及不可能說明白之間：談再拒劇團作品《明白歌》</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 href="https://medium.com/practice-criticism">Practice Criticism</a>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p>]]></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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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DATA[以物喜的身體，以物悲的鬼：《國姓爺之夢》的文體實驗]]></title>
            <link>https://medium.com/practice-criticism/koxingas-dream-d6c1654a86b9?source=rss----dc78e2bc77c4---4</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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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國姓爺之夢]]></category>
            <category><![CDATA[三缺一劇團]]></category>
            <dc:creator><![CDATA[書寫公廠]]></dc:creator>
            <pubDate>Wed, 29 Dec 2021 09:30:52 GMT</pubDate>
            <atom:updated>2021-12-29T09:30:52.648Z</atom:updated>
            <content:encoded><![CDATA[<blockquote><em>「</em>⋯⋯奧雷里亞諾決定不浪費時間讀他已經滾瓜爛熟的事件，跳過十一頁，開始解讀他目前正面對的一刻，他一邊解讀一邊經歷，一邊解開羊皮紙捲的最後幾頁，一邊預測自己的未來，彷彿照著一面會講話的鏡子。<em>」[1]</em></blockquote><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_zZaj9p4EyzwNaQ634LZbQ.jpeg" /><figcaption>照片提供：三缺一劇團；攝影師：馬翊淳</figcaption></figure><p>一開始會看到堆疊起來的木箱，當目光給了空景更多時間，畫框、米酒瓶、長桌、帆船模型、收音機、衣服等物件逐個現身，接續進場的演員以各自的方式祈福之後，開始了一個多小時的多重人格演示：長桌是戰情室也是船艙；畫框是遺照也是通道；神父之女是鄭成功的女人也是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日本老婦也是外省第三代女孩；國姓爺是西拉雅跟班也是房仲也是遠洋漁船的船主；尪姨是花鹿也是烏鬼也是移工之女也是外省老兵的本省妻子；西拉雅獵人是海上移工也是台籍日本兵也是選舉候選人；外省老兵是神父之女的夢中情人也是到台南置產的男主人也是命喪海上的Supriyanto；而場上的身體不僅說出了中文，也是發出西拉雅語及台語及荷語及印尼語及日語聲音的容器。在牯嶺街小劇場不大的空間中，不為一個角色所定義的演員，以及不為一種功能所定義的物件，讓我們再也難以一語指認眼前為何，面對著時間、空間及敘事人稱的快速切換，你沒有時間專注的發笑太久，一如你也沒有時間傷感。在幽靈船上激情的選戰之後，複數的幽靈在華美的宴席前坐下，他們吃著同一桌飯，但這並不等於和解，畢竟在中元普渡時，冤親債主的共桌也不帶有皆大歡喜的象徵意涵。</p><p><strong>物與非物、偶與非偶、人與非人</strong></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bZPWfVyOV-6HbgK0qDZlag.jpeg" /><figcaption>照片提供：三缺一劇團；攝影師：鄭雅文</figcaption></figure><p>《國姓爺之夢》作為三缺一劇團「土地計畫」的二部曲，其發想源於雋展在7、8年前閱讀駱芬美的《被誤解的臺灣史》時，發現書中被外國視為「殺人王」的鄭成功，與自己小時候從《漢聲中國童話》中認識到的民族英雄國姓爺大相逕庭，當時就認為，面對同個歷史人物的認知落差，與教育系統內建的意識形態習習相關，拆解國姓爺似乎也就可以探問身為台灣人在成長過程中，無所不在的斷裂感從何而來。在文獻閱讀、田調踏查之後，選定了物件劇場的形式，初步呈現的版本已經包含瑪麗亞、國姓爺歌隊、印尼移工等篇章，當時使用了超過50個物件，儘管試圖將物件進行篩選，數量砍半之後，「排練場怎麼看還是像在福和橋下」雋展說[2]。相較於「人」作為演員很快就做成決定，「物」作為演員反而經歷了漫長且卡關的試鏡過程，若是要談15分鐘篇幅的故事，物件選擇並不困難，但要說一個多小時的故事則另當別論，且因為大多數現成物為主的物件劇場都是小品，很難找到可供參照的既有作品。此外，雋展也坦言，自己擅長的是中性物件的符號轉換，而非將現成物透過擬人的操作，主體化為角色的作法，在苦惱之時，偶戲界朋友的提醒，事實上當代物件劇場並沒有單一定義，才排除物件劇場框架的包袱，以演員的多重角色作為本體，物件作為輔助來選擇物件。畫框成為第一個決定的物件，不僅契合大航海時期靜物畫，作為通道也能協助製造出魔幻的感受；鍋碗瓢盆作為聯繫起所有人的日常、與生命直接關聯的東西，但又可以作為奢侈品的物件亦雀屏中選，其他物件則逐步增加。</p><p>物件劇場框架的卸除，首先呈現在幾組矛盾元素 — — 物、偶、人 — — 的同時亮相上。首先，偶及物件一般而言不會並存，因為無論是物件本身，或是物件再組成物件偶，都看似與偶的功能形成同語反覆的效果；其次，當物件不僅是道具，而被活化出其他言說功能，觀眾的專注從演員轉移到物件上，以透過無生命的世界，消解以人為中心的認識方式。但在《國姓爺之夢》中，不僅人仍然是演員，而非僅作為操偶師；現成物也不僅是日常物，而是下一秒會組成物件偶的材料；偶則在作為被賦靈而有動作的角色之餘，同時作為純粹靜態物件被展示，當矛與盾同時起作用，在牯嶺街小劇場有限的空間中，所帶來的結果並非功能間的相互抵銷，亦非過於簡化的平等，而是在一個多小時不間斷的轉變中，使物、偶、人的定義逐漸失效，個別的邊界開始相互侵蝕，在某個動或是不動的瞬間，物成為了偶，偶成為了人，最終人成為了物。人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物化，成為雋展在思考形式的考量重點：似乎人從一開始就被規定了特定功能，無法服務於此功能的人，連人也稱不上，「黑鬼」、「移工」、「高砂義勇隊」非人；「統治者」、「偶像」、「無名者」亦然。</p><p>以現成物裝置開場，以荷蘭畫派靜物畫般的畫面作結，《國姓爺之夢》是個具有野心的製作，其野心並不僅是因為雜多的語言使用、魔術般的場景及角色切換，以及用劇場語彙製造從17世紀至21世紀的影像蒙太奇；更是因為這個從7、8年前開始發想的製作，試圖為「不是人的人」開展出屬於他們的台灣史。但在最後，原先朝向他人的探問，卻回到自己身上，「非人」的台灣史並不是「他們」的，而是「我們」的歷史。</p><p><strong>沒有證據的證言</strong></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cU_LVs_ALZYi0Hx29F3G7w.jpeg" /><figcaption>照片提供：三缺一劇團；攝影師：鄭雅文</figcaption></figure><p>為了準備這齣製作，三缺一劇團在2020年4、5月間拜訪了數個西拉雅族的部落，了解他們的語言、祭祀及文化，雋展說，原先希望劇中有西拉雅語的吟唱，但現存的吟唱大多是在夜祭唱的，夜祭之外的場合吟唱被嚴格禁止，後來在問萬正雄萬爺爺時，他哼了一小段兒時聽過的歌，這首歌最後成為苦力搬磚那一幕的唱謠，這首歌的起頭事實上是台語，描述東南西北四方之後，接續才是西拉雅語。對於混雜的文化現實，錦筵也有類似的經驗，他的「阿太」（奶奶的母親）現在已經一百歲，雖然是客家人，卻自我認同為日本人，錦筵一直到長大才發現，原來阿太在叫爺爺的語言不是客語，而是日語。在多重殖民的台灣島上，不僅語言及認同成為問題，感性也無法是自然物，雋展記得蔣經國去世時，明明家中父母都是獨派，年紀還小的自己卻跟著老三台上的新聞放送哭了，還翻開社會課本指著書上對母親說「沒關係他還在這裡」，雋展說，一想到到從小對社會、歷史的認識有這麼多斷裂，就感到深深的悲傷。</p><p>隨著斷裂而來的失語及失憶，使得證據不可能存在，但當歷史在闕漏、誤會的風險下，仍然不得不被敘說，講述台灣史就不僅是集體歷史的問題，也是個人史及家族史的問題；不僅是內容問題，也是文體問題。在雋展決定要將《國姓爺之夢》發展成長篇，請錦筵擔任編劇，並將手上荷蘭時期、對尪姨的訪調成果交給他之後，兩人面臨到的難題，就是如何、為何要用劇場處理台灣的歷史問題，解答顯然不會是控訴，因為倘若目的是控訴，書寫及街頭演講或許都比劇場更有力。錦筵說，近年有許多戲劇作品以歷史為基礎，但大多著眼於特定時期、事件、族群，或甚至是「加害者vs受害者」的關係，在看2019年的階段成果時，他就感覺到這個製作企圖打破上述的框架，在討論之後，決定不單單處理荷蘭及明鄭時期，而是將故事延伸至當代，企圖有意識地迴避看似批判、實則落於煽情感性邏輯的二元對立敘事。他們透過三個主要課題，製造出並非簡單對立的情節，以回應台灣斷裂、複雜的歷史：首先，是以箱子擺放為主的極簡空間使用；其次，以演員的多重角色切換，來形成精神錯亂；最後，以物件作為通道，釋放出不同的情感和記憶<a href="#_ftn1">[3]</a>。</p><figure><img alt="" src="https://cdn-images-1.medium.com/max/1024/1*hYYSySeLF_yuYjRwnJRr4g.jpeg" /><figcaption>照片提供：三缺一劇團；攝影師：魏雋展</figcaption></figure><p>在此種尋找合適講述台灣史文體的過程中，故事無法再僅僅是個待安排高潮及笑料的被設計對象，而是將所有參與者編織進敘事內的有機迷宮。錦筵完成約莫80場的事件表之後，雋展依照事前在家裡藉模型完成的準備工作，進排練場時，向演員描述結構但沒有台詞，直接請演員現場試一次，演員就像是現場的筆，找到角色的語言，如劇中飾演小喇叭爺爺（其原型是錦筵的外公）的演員劉唐成因為是外省第三代，因此語言可以很快就到位，在排練過程中，會出現很多支離破碎的片段，雋展及錦筵就在現場抉擇及調整序列，讓劇本在排練過程中逐步完成。錦筵印象很深的一次排練，是上半場的最後一場，瑪麗亞在道別時要講台詞以作為情感上的收束，但試了很多個版本都不對，就問飾演瑪麗亞的演員賀湘儀，如果是你會說什麼，湘儀在排練現場丟出來的話語，讓他們覺得，就是這個了，不是自剖也不是道別的言語，而是一串地名：「好望角、巴達維亞⋯⋯」。</p><p>不僅將「人」呈現為「物」，最後在整齣戲中，語言、名字、甚至空缺都以等待解壓縮之物的姿態現身。相較於近年許多著眼於白色恐怖時期的作品，《國姓爺之夢》之中，國民政府來台乃至民主化的跌宕過程並未直接被提及，蔣氏政權濃縮在小喇叭爺爺每每在情緒崩潰邊際高呼的「蔣委員長萬歲」現身，對於刻意讓此段歷史缺席的處理，或許透過波赫士可以找到一種解壓縮的程式，〈小徑分岔的花園〉內，漢學家問了暗殺者：「設一個謎底是『棋』的謎語時，謎面唯一不准用的字是什麼？」後者回答了「『棋』字」；換言之，在以位移及失所被組構起來的歷史碎片中，缺席的片段正因為其太過張揚的不在場，而使「遷佔者國家」作為可能的謎底顯得無所不在。那天訪談結束前，兩位都提到演出之後有不少觀眾的疑問是「難道沒有更簡單的說歷史的方式嗎？」，但雋展說：「一旦要選《百年孤寂》的路線，它就一定會是複雜的，而複雜的東西也一定會有複雜才會出現的味道。」</p><p>到了最後，在這趟漫長的航行中，可能的藥方是物，而不是時間，因為在這物傷其類的島上，我們並沒有擁有線性敘事的本錢。</p><p>[1]加布列・賈西亞・馬奎斯，《百年孤寂》。</p><p>[2]出自與本劇導演魏雋展、編劇胡錦筵的訪談內容，訪談於2021年12月12日。</p><p>[3]同上註</p><img src="https://medium.com/_/stat?event=post.clientViewed&referrerSource=full_rss&postId=d6c1654a86b9" width="1" height="1" alt=""><hr><p><a href="https://medium.com/practice-criticism/koxingas-dream-d6c1654a86b9">以物喜的身體，以物悲的鬼：《國姓爺之夢》的文體實驗</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 href="https://medium.com/practice-criticism">Practice Criticism</a>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p>]]></content:enco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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