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忠瑋，無界塾實驗學校教師

近期因為文化部長鄭麗君在餐會上遭資深藝人打巴掌的事件，「轉型正義」一詞又成為網路搜尋引擎的熱搜關鍵字，看著媒體及名嘴相關發言報導，內心真的相當扼腕，轉型正義被標籤化、陷入口水戰。

這讓我想起，最近向朋友提起正在做的課程，讓人驚訝的是，轉型正義四個字，似乎從未在他的學習歷程中出現過，對方狐疑的眼神至今仍讓我無法忘懷。這更讓我驚覺，自己是不是一直活在「同溫層」，從社群網站中看到對於轉型正義議題的相關訊息大量轉發，就自以為是地認為大家都理解。殊不知，這個社會似乎不像我所想的，對於轉型正義這項社會改革行動有深入的認識和理解。

能不能讓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正視過去曾經發生的每一件事，坐下來好好談一談，重新建構這座島嶼的記憶，對於未曾經歷迫害世代、從事教育工作的我來說，有深刻的期盼。為此，我和許多夥伴持續在教育現場推動「擬真體驗教育」及「島嶼的集體記憶」相關課程。

轉型正義還可以這樣認識

一月初我參與了高雄鳳山社區大學的期末活動——「轉型正義X教育」討論會。這場活動，讓我對轉型正義教育的目的及意義，有更多的反思。

這場活動的參與者，除了鳳山社區大學的學員，還包括高中、大學生，社會倡議者及教育工作者參與其中、共同對話。活動成員的多元性，展現了這場活動對於拓展議題觸及年齡和提高可觸及性的嘗試。

這場「轉型正義Ｘ教育」討論會，也希望能從不同角度切入，讓背景各不相同的人，更能融入活動、認識轉型正義。譬如在活動中，安排「南非料理」作為中餐，主廚為大家介紹經歷過「轉型正義」的南非，融合多元民族下產出的特色料理。

活動的重頭戲「擬真體驗白色恐怖」的活動，讓許多參與者在過程中落淚。以我的體驗來說，一開始以為只是扮演當時的憲兵，但當劇情進到要逮捕民主鬥士時，我卻下不了手，內心無比煎熬。這刺激著我進一步思考，會不會在當時的社會情勢下，無論是聽令政府的憲兵或是為了爭取更好生活的民主鬥士，都是大時代的悲劇呢？但這些曾發生在這座島上的悲劇，對於這個社會裡的許多人來說，可能了解得非常有限、甚至是一無所知。

老師，我們為什麼要做白色恐怖體驗教育？

體驗活動的尾聲，是由參與其中的高中生針對「我們可以在正在轉型的社會扮演什麼角色」發表短講，還有所有參與者的「跨世代對談」，作為結束。

有一位高一的學生在上台前問我：「老師，我們為什麼要做白色恐怖體驗教育？那個時代已經過去，為什麼我們還要透過這樣的體驗來認識？」

為了準備這場對談，他幾乎徹夜未眠，看著他如此單純地問出這樣的問題，我笑了笑回應：「那你經歷過這一切之後，跟課本有什麼差異？」

他馬上回答：「當然差很多，課本只有一頁。但體驗過後才知道，那個我們從未經歷過的時代原來長這樣。可是面對過去的歷史，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我告訴他：「就像我們現在一樣，讓這個社會更加認識這段歷史，或許現在還沒有答案，但我們可以從中尋求解答」。在我跟他分享看法之後，他開心的點點頭。

在「跨世代對談」的活動中，他跟著曾經歷白色恐怖世代的中年前輩共同討論、認識這個議題。不論是對這位高一生，或是在場參與的其他朋友來說，呈現的不就是無論年齡、背景，大家是真的有坐下來好好談談的可能性嗎？

成為積極的公民

幾位高中生接著以「成為積極的公民」作為「我們可以在正在轉型的社會扮演什麼角色」短講的題目，帶著在場的所有人一起檢視現在社會對於轉型正義在認識、溝通上存在的問題。這些青少年沒有提出什麼具體解答，就像這塊島嶼上的成年人對於轉型正義也還沒有一個解法。但看到他們能開始關心起我們所在的家鄉，而不是抱著冷漠的態度生活著，沒有什麼比這還更能令人振奮。

透過「擬真體驗白色恐怖」和真實對話的過程，不分年齡層的公民，用有溫度的對話取代對轉型正義的不認識或全盤否定，一起理解過去並思考未來。或許，我們還沒辦法立刻找到面對歷史、釐清責任、真心和解的方法，但順著這一條道路，也許我們可以距離和解不再那麼遙遠。

▶︎ 作者：謝忠瑋 ，無界塾實驗學校教師，為改變教育而誤闖教育界，更多故事請至「瑋瑋老師的手扎」。

突破同溫層 一起找尋和解的方法：轉型正義教育討論會紀事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沃草 Watchout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

作者：陳方隅，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候選人、菜市場政治學編輯

過去這一年，國際關係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現在中國和美國的對峙狀態，已經提升到全面對抗等級的「新冷戰」。由於位在中國影響力的第一線，台灣受到國際矚目的程度也愈來愈高（當然，這是好事也是壞事）。2019年一開始，從蔡英文的元旦講話、習近平的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談話，到蔡英文的回應，更是張力十足的兩岸關係戲碼展現。

有兩件事情很值得台灣人們注意：第一，中國已經在各方面灑下大量的資源，欲影響台灣、甚至是全世界的民主體制。第二，在台灣的大眾對此了解相當少，大部份的人們是無感的。

總統元旦講話

在台灣安居樂業的人們，或許感覺不到，現在全世界的政界、媒體界以及學界菁英們，都在看台灣人要怎麼應對中國的影響力。總統的元旦演說（全文）標示著很明確的回應原則，內容有「四個必須」、「三道防護」。蔡總統這樣的堅定語氣絕對是必要的，因為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即使已有無數的國際媒體、智庫、學術報告指出，中國正在用盡一切力量打擊民主體制，而且還把台灣當成將干預手段「升級練等」的研發基地（China uses Taiwan as R&D lab to disrupt democracies），但是我們政府的具體回應策略似乎非常不足，尤其是國安單位和負責通訊傳播的NCC，對於資訊戰幾乎是束手無策。

其實，總統提出來的戰略高度和論述還可以再拉得更高，例如周奕成提出的論點：「台灣此時站在世界變局的前沿，站在價值對抗的第一線。台灣的總統必須是亞洲民主領袖，引導2020年代人類價值的大鬥爭」、「台灣在國際上提出的論點，一定不能只是台灣本身的權利，而是台灣對全人類的責任」（相關討論請見黃兆年，抵抗中國「銳實力」，台美應倡議「人類安全」）這樣的觀點一點都不誇張，在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的那篇被暱稱作「新冷戰序言」的著名演講當中，就提到「台灣對民主政治的擁抱，為所有中國人民指出了一條更好的道路。」

不過，最大在野黨中國國民黨對元旦談話的回應是：「蔡總統仍然是怪東怪西怪中共。」這是國內主流媒體和泛藍政黨一貫的論點，認為兩岸關係假設變得不好，都是台灣這邊自己的責任。事實上，蔡總統提到的「中國試圖利用民主開放與自由，來介入台灣的政治及社會發展」，早已是全球的學界及政界常見的論點，甚至是美國國會裡面委員會的調查報告都已再三確認了這個事實。對台灣來說，國台辦發言人們講的話（例如：他們回應說沒有干預台灣選舉，也沒有製造過任何假資訊），就是要反面來看就對了。不過，台灣仍有許多人整天都在附和中共、怪罪自己政府不該讓兩岸關係變差，而這就是中共成功的統戰成果之一。

中國議題影響大，但人們關心有限

照理說，台灣人應該要最關心中國政府現在的統治狀況，因為兩岸皆有人主張統一（或被統一），但是普遍來說，人們對中國發生的事情不甚了解，例如「新疆集中營」的新聞會被部分媒體或粉專說成是假新聞，又或者是在中美貿易戰當中，還是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或成最大贏家」。地方選舉之後，許多中國國民黨籍縣市長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希望就是在中國，許多人也認為一定要去喊九二共識才能夠拚經濟。這可以證明的是，我們的媒體運作和教育都很「成功」，讓大家無法掌握國際現勢。

九二共識，是一個更經典的例子。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的談話當中提到：「推動兩岸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達成『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共識』」，而這個謀求國家統一的方式就是要尋求「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

不過，在此之前的研究指出，台灣人對九二共識的理解竟然錯得很離譜，至少三分之一以上認為九二共識的意思就是一邊一國，而且有超過七成認為應該要支持這樣子的九二共識。這個研究也經過陸委會以及許多其他單位的重覆證實。九二共識這個詞從2008年以來已經被政治人物強調不知道多少遍了，在歷次大選中也是爭辯的主要題目之一，但大家仍然不知道它的意涵到底是什麼。這次習近平的談話當中，其實也只是重新再講一次中國一直以來的立場而已。

目前，中共統戰手段當中最有績效的部份應該就是「兩岸一家親」概念的推廣。明明中共已經在各方面都下了重本要影響台灣政治，而且也從未放棄併吞台灣的野心，但是卻有許多親共、不反共的政客們，不斷強調中共的善意，或者強調兩岸之間沒有政治議題只需要談經濟議題就好。這樣的說詞，可以瓦解台灣人民的心防，認為中共的威脅不可怕，或者認為我們拚經濟就好、不要談政治，談政治就不一家親了，進而加深「兩岸關係不好都是台灣自己的錯」這樣的錯誤概念。當全世界都在謹慎面對中共的超大影響力同時，如果還要繼續提倡「祖國善意」（兩岸一家親）以及「不要惹中共不開心」（不要怪中共），對台灣而言會是非常可怕的事。

讓更多人關心公共事務吧

蔡總統連續幾天在社群網站上拒絕中國一國兩制的相關圖文，受到廣大網友的轉發，引起熱議，證實了還是有很多台灣人在意中國因素的影響力，也很珍惜台灣目前擁有的民主生活型態。然而，不要忘記，社群網站上的觸及群眾只佔現實世界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走出室外，我們仍會看到許多親中媒體佔據人們主要的資訊獲取管道，大多數人其實不太會接觸到關於中國政治的議題，而且台灣的整個政治光譜與政治聲量，其實都是往統派的這一邊在移動。

接下來，台灣社會要如何扭轉國民黨、政治素人市長及眾多親中媒體所提倡的「不反共」意識型態，還有人們普遍覺得不要談中國政治、中共對台灣不是威脅、台灣不可能對抗中共所以最好加入才能拚經濟、甚至是希望中共來幫忙「教訓台獨」的心態，對台灣來說實在是至關重要。最基本的事情在於，必須要有更多人願意投入時間關注公共事務，進而去影響那些沒時間或沒意願關注的人們。就從自己開始做起吧！

延伸閱讀：

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全世界都在看，台灣要怎麼應對中國的影響力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沃草 Watchout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

編譯及撰稿／洪國鈞

象徵台灣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和轉型正義的原轉會，日(8)前發表聲明拒絕接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國兩制」、「武力統一」等打壓台灣的說法，更指出台灣原住民族並不屬於「中華民族中的少數民族」，台灣原住民族與台灣的主體性，拒絕威脅也不退讓。這份聲明也受到國際媒體關注，外媒指出相對於習近平推崇單一漢民族文化，台灣總統蔡英文所追求的是台灣民族的族群多元性。

原住民族提醒了習近平：台灣從未屬於過中國

「我們是台灣原住民族，生存在台灣這片母親土地上超過六千年，不是中華民族中的少數民族。我們祖先在台灣玉山、阿里山、大霸尖山、大武山、卑南主山、都蘭山以及山林、草原、深谷、溪流、島嶼、海洋流傳的故事明白顯示：台灣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也是原住民族世世代代用生命守護的祖靈土地，不是中國的領土。」- 台灣原住民族致中國習近平主席

有超過兩千萬國際讀者的線上媒體 Quartz，在原轉會發出反對中國的聲明後，於9日做出了以「原住民族提醒了習近平：台灣從未屬於過中國」（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remind Xi Jinping that it has “never belonged to China”）為題的報導。文中指出，當全世界注意力都放在台灣和中國數十年來的紛爭時，都忘記了在中國人來到台灣島前的數百年歷史。

原住民族現在在台灣大約有五十幾萬人，約佔總人口數2%。而就像世界各地原住民族的遭遇一樣，台灣原住民族幾個世紀以來，先後受到西班牙人、荷蘭人、鄭氏王朝、清帝國、日本國、中華民國的剝削、殖民和征服。

Quartz 報導也提到，蔡英文是第一位向原住民族道歉的台灣總統，並承諾推動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和歷史正義。相對於習近平所推崇的漢民族文化，蔡英文追求的是族群多元性。不過，仍有人認為，蔡英文政府並沒有遵守承諾，還給原住民族那些被大企業佔據的土地。

新加坡《南華早報》則指出，習近平的統一言論引起台灣原住民族的反擊。內文翻譯了聲明中的「台灣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也是原住民族世世代代用生命守護的祖靈土地，不是中國的領土」和「千百年來，我們仍在這裡，從未放棄我們的自然主權。」

原轉會聲明也提到了所謂的「中國民族中的少數民族」困境，像是維吾爾族、藏族成為「中國人」後，遭遇文化、語言、信仰的滅絕。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已逐漸失去民主和自由。

台灣和太平洋：南島語系一家親

除了回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威脅，原住民族也讓台灣的外交發展增添助力。《外交家雜誌》9日的專文指出，台灣的原住民族和太平洋各地的南島語系民族在語言、血緣、文化上都關係密切，台灣更被視為南島語系的起源地，並形容「台灣和太平洋是一個快樂的南島民族大家庭」。

該文章作者 Grant Wyeth 分析，台灣蔡英文總統積極推動連結南島語系國家的政策，和台灣特殊的外交處境有關。台灣擁有的南島語系資產，可作為對抗中國的武器，讓台灣人能更深入、更有感情地和太平洋國家合作，而不僅是靠過去的「金錢外交」。就算得不到新的國家承認台灣，也能獲得更多的同理和支持。

以下為《台灣原住民族致中國習近平主席》全文：

習近平先生，你不認識我們，因此你不認識台灣。

我們是台灣原住民族，生存在台灣這片母親土地上超過六千年，不是中華民族中的少數民族。我們祖先在台灣玉山、阿里山、大霸尖山、大武山、卑南主山、都蘭山以及山林、草原、深谷、溪流、島嶼、海洋流傳的故事明白顯示：台灣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也是原住民族世世代代用生命守護的祖靈土地，不是中國的領土。

台灣原住民族見證著來到島嶼的西班牙人、荷蘭人、鄭氏王朝、清帝國、日本國、中華民國的言行，我們跟荷蘭人簽過契約、跟美國人簽過和平協議，對抗過每一個侵略我們土地的外來民族與帝國主義，也受到後來殖民國家的武力鎮壓、威權統治，從被稱番人到台灣原來的主人，原住民族更推動著國家走上人權、民主、自由的轉變歷程。千百年來，我們仍在這裡，從未放棄我們的自然主權。

習近平先生，你不懂尊嚴，因此誤會了偉大。

在我們母親土地上建立起來的主權國家台灣，我們並不滿意，因為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才剛剛開始被這個國家重視，台灣島上的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歷史觀才剛剛開始受到這個國家肯定。但，這也是我們與所有認同台灣土地的其他族群努力形塑的國家，是不同族群正在理解彼此痛苦經歷的國家，是我們可以大聲用自己語言說自己故事的國家。我們在母親土地上自己決定想要什麼樣的國家，並積極改造它，這是尊嚴。無論人口數是三百多人的卡那卡那富族，還是二十一萬多人的阿美族，我們每一個原住民族都有平等的自決權，這是尊嚴。

習近平先生代表中國政府所推銷的單一文化價值、統一、強權，並不偉大也不令人嚮往。對土地謙卑、尊重其他生命、與各族群共存共好，才是我們的信念。

習近平先生，人不應該傷害別人，無論這個人跟自己多麼不一樣。

習先生代表中國政府的談話，強調以武力為後盾，堅持統一台灣、實施一國兩制，並表示不會傷害同為中國人的人。但暴力是不對的，無論是不是中國人，都不應該遭到傷害。我們已經看到藏族、維吾爾族成為「中國人」之後，在「民族自治區」遭遇文化、語言、信仰的滅絕。我們看到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人民，快速失去民主與自由。我們看到中國人民，甚至無法說出或捍衛自己的基本人權。

習先生，暴力無法帶來和平，Misawacu hanizaay masasu takid（欺侮別人的人也會受到同樣的報應；撒奇萊雅族古諺）。請帶領你的國家邁向真正的文明，停止武力恫嚇台灣人民，致力讓中國人民享有人權與自由。

習近平先生，台灣原住民族與台灣的主體性，拒絕威脅也不退讓。

台灣的國家未來，是母親土地上所有族群的自主決定，包括台灣原住民族在內。同時，沒有經過原住民族行使集體自決權之前，任何政府、政黨、團體都不得與外來勢力及國家協商，將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併入他國領土或成為他國實質管理的範圍。這是我們守護母親土地的決心，台灣原住民族堅持了數千年，也會繼續堅持下去。

如果有一天，中國放棄扭曲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樂意成為我們的善良鄰居，而不是強行要當我們的父母。那個時候，我們會誠心舉杯，敬中國這個鄰居一杯小米酒。pasola xmnx na mansonsou!（願您每回呼吸都順暢；鄒族語）

聲明人

浦忠成（鄒族）、馬千里 Mateli Sawawan（卑南族）、Magaitan·Lhkatafatu（邵族）、伍麗華Saidai Tarovecahe（魯凱族）、夏錦龍 Obay·Ataw·Hayawan（賽夏族）、Eleng Tjaljimaraw（排灣族）、鴻義章 Upay Kanasaw（阿美族）、曾華德 集福祿萬（排灣族）、林碧霞 Afas Falah（阿美族）、帖喇･尤道 Teyra Yudaw（太魯閣族）、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Istanda·Paingav·Cengfu（布農族）、伊央･撒耘 Yiyang Sayion（撒奇萊雅族）、吳新光 voe-uyongana（鄒族）、潘經偉（馬卡道族）、孔賢傑 ’Avia Kanpanena（卡那卡那富族）、潘杰 Watan Teymu（賽德克族）、謝宗修 Buya·Batu（噶瑪蘭族）、葛新雄（拉阿魯哇族）、蘇美琅 Savi Takisvilainan（布農族）、吳雪月（阿美族）、Uma Talavan 萬淑娟（西拉雅族，南區平埔族群代表）、陳金萬（凱達格蘭族，北區平埔族群代表）

其他民族參與聲明人（非原轉會委員）

Omi Wilang 歐蜜･偉浪（泰雅族）、王商益 Kaisanan Ahuan（道卡斯族）、乃俊廷（巴布薩族）、張麗盆（拍瀑拉族）、潘明燈（拍瀑拉族）、巫瑞晞（阿里坤族）、胡雋婕 Snglang（羅亞族）、潘隆川（噶哈巫族）、希婻･瑪飛洑（達悟族）

更多語言版本：https://speakup.tw/idg-xi/

原住民族提醒我們的事：台灣從未屬於過中國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沃草 Watchout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

編譯及撰稿／賴昀、洪國鈞

非洲豬瘟疫情在中國已逐漸失控，日前更是發現連豬隻飼料中都驗出非洲豬瘟病毒，加上相當多國家都出現中國遊客攜帶含有病毒的食物入境的案例，更是讓各國海關加強防疫，一齊抵禦中國的非洲豬瘟叩關。2019年的第一天，台灣總統蔡英文也用元旦文告向中國喊話「如果連（非洲豬瘟）疫情防治都不能真心合作，哪來的兩岸一家親？」豬瘟議題已不只是單純的民生問題，更影響了複雜的國際關係。《沃草》以《外交家雜誌》12月底的報導為主，並綜合其他國際媒體資訊，告訴大家世界如何看中國的非洲豬瘟疫情。

不只台灣 亞洲各國皆受中國非洲豬瘟嚴重威脅

中國非洲豬瘟疫情不只在台灣引起風暴，也讓亞洲其他國家感到危機。泰國媒體《曼谷時報》上個月27日一篇以「中國遊客將增加豬情傳染風險」為標題的報導指出，在數次檢驗出中國遊客攜帶含有非洲豬瘟病毒的香腸後，泰國官方將嚴格檢查海外豬肉製品入境。

該報導指出，泰國有東南亞最大的豬肉產業 — — 2200萬頭豬（台灣約有500多萬頭）。雖然泰國至今仍未有非洲豬瘟疫情，但為了防衛來自中國的疫情擴散，防疫警備從未下降。泰國畜牧產業官員表示，雖然豬瘟不會感染人類，但會重創國家一千億泰銖（約950億台幣）產值，影響經濟發展。

日本媒體《日經亞洲評論》也在上個月28日的評論指出，日本機場在10月份就發現中國遊客帶了含有非洲豬瘟病毒的水餃和香腸到北海道新千歲機場，來自國家農業食品研究組織的山川誠（Makoto Yamakawa 音譯）表示，從疫區來的國外旅客，可能會帶著受病毒感染的豬肉，如果將剩食丟棄在室外，可能就會被野豬吃到，就可能再感染到農場的豬。山川誠認為「非洲豬瘟來到日本也完全不意外」。

全面失控的中國非洲豬瘟疫情：連飼料都染毒

截至今日，中國已經有23個省份（或行政區）出現非洲豬瘟疫情，並至少有63萬頭豬被撲殺。對此，中國官方仍指稱，這並非「大規模疫情」，局勢仍「整體可控」。

非洲豬瘟可能透過蝨子、直接接觸，或是受病毒污染的食物而傳染。《南華早報》在11月中的報導中，一位廣東省的豬農表示，他用盡所有辦法來防止非洲豬瘟疫情入侵，他不讓外人隨便進入豬場，每兩週就全面消毒場地。但到了12月底，廣東省境內的珠海市、廣州市和惠州市，都已傳出了非洲豬瘟疫情。

根據《路透社》上個月25日報導，中國官方已在做為飼料用的蛋白粉中發現非洲豬瘟病毒。這共計73.93公噸的受病毒污染蛋白製品是來自天津的恩彼蛋白質有限公司。

豬瘟疫情的險峻情況，也使得中國不得不「跟敵人買豬肉」 — — 即使美國提高了貿易關稅，中國還是跟美國進口了大量豬肉。根據《路透社》11月底報導，光是去年11月22日該週，中國就向美國訂購了3348公噸豬肉，是2018年度2月（中國新年）以來的新高。美國貿易商也說，中國每撲殺一隻豬，就代表要進口一隻豬。

雖然非洲豬瘟病毒目前不會傳染給人類，《衛報》在對非洲豬瘟的解釋報導中，已指出有醫生表示，由於豬隻和人類在生理學上相近，未來病毒可能會突變，對人類出現傳染性。

為保豬肉供應 中國放寬疫區豬隻流通

即使非洲豬瘟疫情仍在擴散，但中國政府仍放寬了原有的豬隻運送禁令。根據《路透社》報導，中國政府之前頒佈了禁止在疫區運送活豬的規定，導致了中國北方豬肉主要產區的豬肉價格大跌。因為這條禁令，中國北方豬肉產區的豬農不得不將豬餵養到遠超正常體重的重量，並且極為不願增加飼養頭數。中國政府則一直在想辦法來確保中國國內肉類需求量最高的豬肉穩定供應。

而為了維持各省份豬肉供應穩定，中國政府在12月27日放寬了原有的豬隻運送禁令。根據中國農村農業部公告，非洲豬瘟疫區縣內的種豬和仔豬，只要經檢驗合格，也可在同省份內運送，並特別強調「各地不得阻礙經非洲豬瘟檢測合格和檢疫合格的種豬、商品仔豬調運」。同一份公告也說明了要運送豬隻的抽檢標準，種豬和仔豬分別只要抽驗30%和10％擬運送數量。

同時，在疫區縣內被認定生物安全水準高的養豬場、豬肉供給量超過同縣屠宰場屠宰量的養豬場、每年屠宰量超過15萬頭豬的屠宰場所生產的豬肉也在放寬省內豬肉流通販售禁令的範圍中。

台灣政府極力防堵 中國知情不報

台灣政府正積極防堵在中國爆發的非洲豬瘟疫情傳播到台灣，雖然已於近日提高處罰金額，攜帶中國豬肉入境台灣者，初犯將罰20萬、再犯罰100萬新台幣。不過，海關人員幾乎仍每天都會查獲違規攜帶肉類的案例。

雪上加霜的事，中國官員非但沒有主動向台灣的有關部門通報疫情，還對台灣官方的詢問相應不理。主管台灣與中國關係的台灣大陸事務委員會（陸委會）最近譴責中國政府讓非洲豬瘟疫情失控。陸委會主委陳明通也表示，中方未遵守《兩岸檢疫協議》通報疫情，對台灣的多次詢問也已讀不回。

12月17日，陳明通在立法院備詢時指出：「大陸（指中國）方面的治理能力已經不行了，我們這邊更不能不加強嚴格的防守。」農委會副主委李退之也在12月26日表示，農委會已向中國政府正式發函五次，要求通報疫情的最新情況，但都沒有得到回應。

對此，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則抨擊民進黨政府的說法是不實指責，關於該疫情失控的說法「是故意炒作，是借題發揮。」

馬曉光堅稱，中國與國際組織合作，已經有效遏制豬瘟疫情，並得到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肯定。他也說，由於台灣不進口中國豬肉，所以中國沒有義務分享疫情資訊。

另一方面，台灣政府在12月12日使用災害緊急簡訊發送系統，通知所有台灣居民關於非洲豬瘟防疫警報的防疫措施，也被數名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批評。

口蹄疫衝擊台灣千億豬肉產業 歷史恐將重演

1997年，口蹄疫在台灣肆虐，嚴重破壞台灣國內價值上千億的豬肉產業。2003年，台灣已宣布根除口蹄疫病毒，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也在2018年5月認可台灣為無口蹄疫地區。

現在，台灣政府要煩惱的是，歷史可能會再度上演。

（首圖合成自Matt Robinson CC BY 2.0）

連飼料都含非洲豬瘟病毒！各國為防堵中國豬瘟疫情入侵傷透腦筋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沃草 Watchout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

作者／劉家丞，早稻田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生

在前一篇文章中，筆者簡單探討了「公投法究竟有沒有事實上的約束力」這個問題，並且主張只有當人民重視公投結果，願意透過選票制裁不遵守公投結果的政黨或政治人物時，公投才獲得真正的事實上約束力。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承認，有時候並不是政府及立法機關不願意依照公投結果施政或制定法律；而是現實中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法律體系甚至是國際制度，公投的結果自然有可能與這些制度產生矛盾。例如：能否透過公投制定出違反憲法的法律（同性專法公投案的違憲疑慮）；或者能否透過公投要求政府違反國際協議、甚至片面撕毀國際條約（反核災區食品公投案違反WTO規章的疑慮）。此時，該如何決定公投結果與其他制度間的優先順序，正是以下要處理的第二個問題。

最終，必須面對的第三個問題則是，「公投內容的範圍究竟包含到哪裡」。這次公投通過後，很多人發現自己所支持的公投內容，與政府所認知的公投內容存在有相當大的差異，遂產生「政府不遵守公投結果」的種種聲浪。然而，會發生這樣的問題，究竟是源自於民眾誤解了公投的效力範圍、還是政府曲解公投內容、或者是公投案本身就存在著模糊地帶；我們又該如何避免因為人民與政府對於公投內容認知上的落差，造成公投公信力的減損。

公投的外在侷限性

公投結果和其他制度之間，到底誰該被優先執行，這涉及到公投制度與其他制度間的複雜關係。如同先前所述，公投是「直接民主」的彰顯，在政治理論的理念中，可以說是國家統治正當性的來源，照理來說應該具備相當崇高的地位。然而，民主國家並非只有「民意」這個正當性來源，存在於國家內部的「憲政秩序」與「法律體系」；或是受限於國際關係的「國際協定」與「人權規約」等，也都是決定國家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的基本原則。當這些正當性來源有所抵觸時，又該怎麼處理呢？

如果依照筆者自身的想法，公投內容應該也是存在著界線的。這不光是基於人民往往忽略必須尊重少數族群權益的核心價值、或往往無視於國家仍然必須與國際正常來往的現實考量。一方面更是源自於上個世紀以來，納粹政權或種族主義者不斷透過多數暴力，禁止少數族群獲得基本權利、甚至任意剝奪少數族群應有權益的慘痛教訓。

多數決民主必須有其界線，憲法中的平等與各種人權條款，就是那一條不應該透過多數民意即輕易跨越的界線。同時，這個地球上也不再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單純仰賴自己國內的生產滿足所有需求，國際間的來往與交流成為國家能夠存續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我們也不應該放任多數民意制定出違反國際條約或協定的法律及政策（必須強調的是，反對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定並不符合這樣的情況，因為不簽署並不會違反任何國際條約或協定），造成台灣被國際社會裁罰甚至邊緣化。

小結：公投事前違憲審查制度的必要性

可惜的是，現行公投法中並沒有任何行政機關或人民團體，有權利在發現公投內容有可能違反憲法、或有可能違反國際條約時，提出停止公投程序甚至讓該公投提案被否決。確實，過去公投審議委員會的黑紀錄令人難以放心把這個重要的把關責任交給行政單位手上；但這不代表著我們應該放任任何公投成案。對此，筆者所能設想到最好的解決方案是，重新修正公投法，將公投提案是否違憲、或是否違反相關國際條約的事前審查法制化。而既然攸關於公投提案是否「違憲」，或許交由唯一具有解釋憲法權責的「憲法法庭」來進行，會是最沒有爭議的選項吧！

事前確定具體效力範圍與避免宣傳造成的誤導

最終必須處理的是「公投效力範圍」的說明。這個問題其實明顯取決於「公投提案內容是否明確」、以及「宣傳公投時所使用的文字」。簡單來說，如果公投提案內容越是明確，標的越是清楚，則對於「公投效力範圍」認定的差異也會越小。相較於此，如果從一開始宣傳公投時，就使用了錯誤、曖昧甚至具有誤導性質的文字，則支持民眾心中所設定的公投效力，將會與公投案實際能夠達到的內容相去甚遠。

以「以核養綠公投案」為例，公投的目標相當清楚，是廢除電業法有關「非核家園期限」的具體規定，因此所能夠得到的效果就是讓該具體規定失去效力。然而這樣的公投目標理應不包含「終止蔡英文政府實現非核家園」的政策走向，因為讓「在2025年前應停止所有核能電廠運轉」的規定失效一事，與「台灣應繼續採用核能」一事間，仍然具有著相當大的差距。但「以核養綠」在宣傳時，卻不斷使用「應重啟核電」或「非核家園不可行」等說法，很有可能導致人民對於公投的認知與公投實際範圍產生落差。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同性專法公投案」，當初中選會為了解決本公投案可能違憲的嫌疑，建議將題目修改為：「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以外形式保障同性經營永久生活權益」。然而，所謂「經營永久生活權益」的文字其實出自於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的理由書，用以說明「婚姻自由」的基本內涵。因此，就算是本公投通過後，所能達到的效果也應當侷限於「用民法的婚姻制度以外的其他制度，來保障同性婚姻自由」。不過，部分支持者所接受到的資訊，卻是公投的效力卻遠遠包含了「用婚姻以外的名稱，來保障同志經營永久生活的權益」。因此最終造成公投效力上的爭議。

小結：事前確認制度引入的必要性

要解決這個問題，制度上必須從事前就明確界定公投提案的內容和效果，並且讓行政或立法機關說明當這個公投通過後，自己應該要採取的對策。如果這個對策不符合提案人原先設想的公投內容，則必須要求提案人修改公投主文，直到完全符合自己心中所想的定義為止。如此一來，不但能夠讓公投內容明確化，避免事後提案人、支持者與行政、立法機關認定上產生齟齬；更可以透過行政與立法機關的公開說明，讓人民清楚這個公投案通過後，將產生的具體影響與效力，就算事後有所不滿，也因為資訊早已公開而失去爭執的正當性。不過必須強調的是，目前公投法並不存在這樣的制度，希望之後修法時能夠加以完善。

結語

以上是筆者針對這次公投中，有關「公投效力」所產生的三個主要爭議，自己的淺見與可能的解決方案。若是大家對於該如何讓公投制度更加完善有興趣，也歡迎提出且進行討論。正如同沃草長期致力於公民參與一樣，良好的公共政策與法律制度源自於民眾的關心與議論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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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型民意調查還是主權在民的象徵？剪不斷理還亂的公投效果（上）

是大型民意調查還是主權在民的象徵？剪不斷理還亂的公投效果（下）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沃草 Watchout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

作者／劉家丞，早稻田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生

1124九合一大選結束至今已經過了一個月，除了各縣市首長宣誓就任，最令人感到好奇的就是蔡英文政府與立法院該如何面對各種公投的結果。本次七項公投案種類五花八門，例如「以核養綠」公投案屬於要求必須廢止現行法律條文的「法律複決公投」；而「反對核災區食品」公投案及「逐年減少火力發電」公投案，則是要求政府必須採取相關應對施政的「重要政策創制公投」。此外，更包含有要求立法院必須通過相關法律的「法律原則創制公投」，也就是所謂「民法婚姻定義」公投案。

理論上，公投是「直接民主」的彰顯，象徵著作為國家正當性來源的多數人民，對政府及立法者提出命令或要求，政府機關似乎有義務滿足這些命令與要求。也就是說，行政機關應該採取相關施政，而立法機關應該儘速制定法律。然而，無論是從公投的法律效果或事實上可能發生的狀況來看，公投通過後的結果，並沒有大家想得這麼簡單。

以下，本文將針對公投的效果，提出三個較為核心的問題，希望透過對於這三個問題的討論，一方面讓大家更加了解公投這個民主國家的重要制度，同時更能夠讓台灣的公投制度更加健全。

問題一：公投法究竟有沒有事實上的約束力？

確實，若是單純依照公民投票法的規定，當公投案通過後，政府「應」依照公投案的具體內涵，分別採取相對應的措施。例如：面對「法律複決公投」，該法律條文在公投結果公告日的第三天起立即失效；面對「重要政策創制公投」，為了實現公投內容，總統或權責機關必須採取一定的必要處置；面對「法律原則創制公投」，行政院必須在三個月內研擬提案送至立法院，並在下一個會期休會前通過。

不過，可以很明顯地發現，除了「法律複決公投」可以在公投通過後直接發生效力，其餘都必須通過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的作為，才能夠讓公投內容「成真」。這時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當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不依照公投結果去做時，公投法能不能成為人民的靠山、或必須仰賴其他方式才能讓國家聽話？

問題二：公投結果與其他制度間的矛盾該如何處理？

另一方面，公投才剛剛通過不久，接著就發生一連串有關公投效力的爭議。首先是「禁止進口核災區食品公投案」，被國際法研究者指出，同樣使用「地區」而非「輻射殘留數值」作為禁止進口標準的韓國，已經被世界貿易組織（WTO）認定為歧視，即將面臨到仲裁。然而，依照公投法的規定，「重要政策創制公投」通過後，行政機關在兩年內都不能變更公投案內容的施政。也就是說，蔡英文政府必須冒著被WTO仲裁的風險，繼續禁止進口核災區食品。不僅如此，就算在兩年內被WTO仲裁甚至貿易制裁，也因為公投結果的限制，而不能夠改成以「輻射殘留數值」決定是否開放進口。

其次則是從提案階段就不斷出現，「民法婚姻定義公投」與「同性專法公投」是否違反釋字第748號解釋的疑慮。如果在將民法婚姻篇修正成「限制為一男一女的結合」或制定出專法後，又被大法官宣告違憲並要求立法機關進行修正的話，公投法條文中所謂「立法機關兩年內不得修正或廢止」的規定，似乎也變得毫無意義。

問題三：公投內容的範圍究竟包含到哪裡？

公投通過後，行政或立法機關執行的成果，如果與公投發起人或支持者心中的期待產生差距時，也將造成相當大的爭議。從最近「同性專法公投案」發起人游信義與「以核養綠公投案」發起人黃士修的言談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公投效力應該包含到什麼範圍」的想法，與行政或立法機關有著相當程度的差距。舉例來說，「以核養綠公投案」的內容是要求廢除電業法第95條有關「2025年之前停止運轉全部核能發電設備」的規定，依據公投通過的結果，這條也確實在12月2日失效；然而，就算政府繼續堅持「2025年達成非核家園」的施政方針，因為也並未抵觸公投過後的法規，也很難說政府違反了公投結果。從「同性專法公投案」中，其實也看不出所謂專法的名稱到底應該是「婚姻」還是「伴侶」，如果最後制定出「同性婚姻法」，是否有違反公投結果，恐也仍是各說各話。

多數的公投並沒有法律上的強制力

針對第一個問題，也就是「如果行政或立法機關不按照公投內容去做的話，人民該如何反制」，早在選前即有不少人提出自己的見解。例如知名網紅呂秋遠律師即表示，「這次公投不過是費用高達15億元的大型民調」，除了通過後法律將明確失效的「以核養綠公投案」外，其他九案政府要做不做，頂多只有「政治責任」，沒有法律責任。政大法律系教授廖元豪的主張，與上述呂秋遠的想法相去不遠，廖元豪認為政府如果不依照公投結果實現政策，法律並沒有糾正機制，所面對的僅有政治壓力與民眾的反彈。

從公投法的具體規定來看，確實無法否認上述呂秋遠與廖元豪的說法，法律只有要求行政及立法機關「應」進行達成公投內容的必要處置（擬定施政方針或制定、修改法律）；而並沒有規定當行政及立法機關沒有達到要求時，人民能如何進行相對應的反制。雖然我們也可以設想到，人民能夠透過行政訴訟的方式，讓法院要求行政機關進行若干處分來滿足公投內容；或透過憲法訴訟的途徑，讓大法官宣告現行法律與公投結果抵觸，要求立法機關應立即修正。但這些訴訟程序不僅曠日費時，同時也難以想像法院能夠「強制」行政或立法機關施政或立法；憲法法庭更是無法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代替立法院制定出符合公投內容的法規。

公投制度本身的侷限

因此，無論是公投法的規定或法律上的可能救濟程序，都無法讓民眾有辦法對抗不依照公投內容行事的行政或立法機關。然而，必須強調的是，這樣的困境其實已包含在「公投」這個行為其本身的意義當中。簡單來說，所謂的「直接民主」，毋寧是一種「政治理論」或「憲政理論」上的概念，認為作為國家正當性來源的人民，自然有權力取代代議士或執政者，進行直接的立法或要求特定施政的統治行為。不過當這種權力被寫入憲法及公投法中，成為「創制權」或「複決權」時，就必須面對到政治理論與立法學、行政學間的矛盾：儘管理念上，行政權與立法權都應當受限於「多數民意」這個正當性基礎；但實際運作上，人民卻幾乎欠缺法律途徑要求行政權與立法權兌現「多數民意」的要求。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某個政治人物在選前提出「不惜成本也要蓋迪士尼樂園」的政見，最終也因為人民對於這個政見的支持而當選，但事後卻發現迪士尼樂園不是想蓋就可以蓋時；民眾除了下一次選舉不要再投給這個候選人以外（也就是所謂的「政治責任」），確實也不存在其他更有效的反制手段。公投法的效力問題則是上述困境的凸顯：雖然經由公投法的制訂，人民透過「直接民主」決定法律制定與重大政策走向一事，被立法者加以法制化；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從「直接民主」到「產生具體法律或政策」間，仍然存在著一道無法輕易被法律所規範的鴻溝。

小結：公投的效力取決於人民的態度

總結來說，有關「如果行政或立法機關不按照公投內容去做的話，人民該如何反制」的這個問題，首先，人民必須明確認識到：現行法律上並無法找到任何方式來加以應對，正如同我們無法強制政治人物兌現政見一樣。不僅如此，公投所面臨到的效力困境，是政治理論和立法學、行政學間有根本上的矛盾，無法透過修改公投法，就可以輕鬆解決。

另一方面，「法律上無法強制政府遵守公投結果」並不直接意味著公投制度本身毫無用處。既然公投是民主國家的一種制度，「民主事由民主解決」也就成為最終的解決之道。也就是說，人民必須意識到唯有讓行政及立法機關負擔起「政治責任」，才是對於執政者或立法者最有效力的武器。如果人民對於公投的重視程度夠高，願意用選票來制裁不依照多數意見通過的公投內容，進行相關立法或施政的政黨及政治人物，那公投法的約束力也就越是強大。反之，如果人民連違背民意基礎不遵守公投結果的政黨，都不願意用選票加以制裁的話，公投制度或許真的只配稱為是「耗費鉅額的大型民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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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及撰稿／賴昀、洪國鈞

這幾年中國不斷透過金錢攻勢收買全球媒體，或是直接在國外成立官媒分公司，偽裝成「外國媒體」，撰寫讚揚中國政府的報導，替中國內外部矛盾猜脂抹粉，而這樣花錢「大撒幣」干預媒體的行為，已經引起國際媒體警覺。《沃草》以英國《衛報》12月初(7)的專題報導為主，並綜合《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新聞，告訴讀者中國如何滲透全球媒體和民間智庫。

利用全球媒體「講好中國故事」

根據英國《衛報》專題報導，中國為了實踐在全球宣傳「銳實力」的野心，北京正在收購媒體和對大批外國記者進行培訓，為的是實現「講好中國故事」計畫。而「講好中國故事」也是在2016年2月19日，習近平視察央視、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時提出的談話內容，並成為中國積極在海外擴張話語權計畫的一部分。

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開出相較於西方媒體更為優渥的誘人待遇，吸引大量外國記者前往應徵，讓他們為「講好中國故事」服務。CGTN是中國中央電視台（央視，CCTV）旗下的國際部門，在2016年時開播。CGTN的成立被視為中國在全球迅速擴張媒體影響力的里程碑，成立目的就是為了習近平所說的「講好中國故事」，為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服務，替中國官方宣傳。

在過去十幾年，中國不斷試圖在國際媒體上擴大影響力。他們利用龐大資金，用下廣告或是贊助的方式，左右外媒的報導走向和對中國的態度，有計畫性地傷害新聞自由來獲取利益。

在美國，受到中國金援的遊說團體，成為中國的傳聲筒，並努力動搖歐美國家對「中國佔據西藏」的看法。與此同時，中國大舉招待世界各地記者參加全額贊助的旅遊活動，甚至以給予大量獎學金和免費授與傳播相關學位的方式，每年訓練大批年輕的外國記者來「講好中國故事」。中國為此也訂下了計畫目標：到2020年，每年培訓500名中南美洲和1000名非洲記者。

用金錢攻勢「讓外國服務中國」

從毛澤東時代起，「讓外國服務中國」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策略。在1930年代，美國記者 Edgar Snow 獲得授權寫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版在當年為了順利發行更名為《西行漫記》），就成功讓共產黨人得到西方世界的同情。八十年過去了，「讓外國服務中國」更進一步，開始利用聘雇外籍員工的媒體，為黨的利益服務。

2012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記者會上，政府官員一再點名一位年輕澳洲白人女記者 — — Andrea Yu 發問，她則以流利的中文，提出像是中國官媒央視或新華社記者的問題。

其實，Andrea Yu 在一家名為 Global CAMG Media Group (CAMG) 的媒體工作，該公司總部位於澳洲，公司老闆是中國人 Tommy Jiang。該公司由北京一家名為國光世紀媒體諮詢公司的集團擁有60％的股權，後者又隸屬在官媒中國國際廣播電台 (CRI) 旗下。CAMG 和 Tommy Jiang 的另一家公司 Ostar，在澳洲至少擁有11家廣播電台，他們會將 CRI 製作的內容置入自家節目中，並出售給其他針對澳洲龐大華語居民的社區廣播電台。像 CAMG 這樣在中國境外播送 CRI 製作內容的公司現在遍佈35個國家，總共營運著58個電台。美國副總統 Mike Pence 也在最近的演講中指出，光是美國就有超過30個機構在播放這些內容。

在 Andrea Yu 被指責是為中國政府工作的「假外媒」不久之後，她就離開了 CAMG，但兩年後在中國全國人民大會上，一樣的事再次發生。中國將僅有的外媒提問機會，給了一位講中文的澳洲記者 Louise Kenney，他同樣為 CAMG 工作。

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今年3月的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記者會上，在外媒提問時獲得點名發問的美國全美電視台(AMTV)執行台長張慧君因提問時敘述冗長、語意不清，被旁邊的第一財經電視記者梁相宜翻了個白眼。這一幕被央視直播，瞬間在網路上爆紅。根據公民記者事後的追查，發現「美國全美電視台」沒有電視台信號、沒有實際辦公地址，官網內容乏善可陳，大多是粗製濫造的業配新聞，在臉書上的讚數也只有30個，註冊時間是2017年，於是就被質疑是為該年度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之後的第十三屆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設的「假外媒」。

中國國際廣播電台(CRI)主席將此類利用外國傳媒名義播報中國官方產製獲批准內容的策略，稱為「借船出海」。中國政府運用相似的方式影響實體刊物。中國國營英文報紙《中國日報》與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和《每日電訊報》在內的至少30家外國報紙達成協議，以每月四到八頁的「中國觀察」版面來為中國進行樣版宣傳；最近出現的新聞包括「西藏在40年來取得輝煌成就」、「習近平透露對外開放措施」，以及最不意外的「習近平讚揚中國共產黨員」。

2017年以來，《中國日報》已經在美國花費了2080萬美元來增加其影響力。在英國，中國官方以每年支付75萬英鎊（約台幣2900萬元）讓《每日電訊報》在每個月刊出「中國觀察」，《每日郵報》也與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合作，刊登來自中國的聳動新聞來換取高點擊率。「借船出海」戰略同時也利用讓中國報導出現在國際知名媒體上，為這些報導內容提升了可信度。

美國民間智庫「收錢辦事」 撰寫報告讚揚華為

中國的金錢攻勢還入侵了美國著名民間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e)。《華盛頓郵報》在7日的評論文章中指出，儘管華為已被美國政府視為有國安威脅的公司，Brookings Institute 仍收了華為公司的贊助，撰寫讚揚華為科技的報告。

其實華為早就被美國政府視為國家安全威脅，2012年美國國會就已指控華為試圖竊取美國企業的機敏資料；近日，甚至逮捕了人在加拿大的華為財務長孟晚舟。但是，從2016年7月至2018年6月間，華為仍透過在美國的子公司，給了 Brookings 至少 30萬美元（約927萬台幣），贊助「政府治理研究」計畫。

負責撰寫這份讚揚華為報告的 Darrell M. West，也是 Brookings 的副總裁，卻在美國政府對華為提出國家安全疑慮時，在華為舉辦的會議中稱「美國政府對華為並不公平」。《紐約時報》也在上個月底(25)的報導中，揭露習近平的姪子（或外甥）過去在唸書時，在 Brookings 實習。

中國解放軍的媒體戰爭

在2003年時，人民解放軍已在官方文件將「媒體戰」明確定調為軍事戰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影響海外輿論，以促使外國政府制定有利於中共政府的政策。前美國中情局分析師、現任詹姆斯敦基金會中國計畫研究員Peter Mattis直指中國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排除可能不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決議」。

除了一貫的審查制度：恐嚇異議者、打擊可能的異議平台，或者大肆收購媒體平台，中國政府還透過民營公司增加對全球數位基礎建設的控制，包括非洲地區的電視衛星和光纖電纜，利用「數位絲路」掌控來自全世界的資訊。經由這種方式，中國不僅控制新聞產製和內容，也逐漸掌握傳播工具。

現在，中國正無所不用其極地增強其「國際話語權」，利用自由市場的力量來影響媒體，批評的聲音不是被收買就是噤聲，新聞市場被正面的中國新聞淹沒。屬於中國的「媒體帝國主義」正在興起，媒體不只是這場「全球資訊戰」的戰場，更是打擊「西方新聞價值觀」的武器；而他們的最終戰場，可能不只是掌控「新聞的製作方式」，而是整個「新聞產業」。

註：首圖合成自 JeffChristiansen CC BY-SA 2.0

偽裝、抹粉、大撒幣 — — 中國用錢讓全球媒體「講好中國故事」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沃草 Watchout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

從他們到我們：難民擬真體驗教育現場紀事

作者／謝忠瑋，無界塾實驗學校教師、難民擬真體驗「台北場」執行團隊成員

「我們常常教會了學生的腦，但教不到心」，這句出自台東均一中學劉政暉老師的話讓我印象深刻。踏入教職從事社會科教學，我常思考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到底要帶給學生什麼？起初我以為是「知識」，所以一直補足學生知識，但發現知識飽和後，「技能」不足成為另一個問題，因此課堂上又調增技能。當教學中的知識跟技能達到平衡後，才發覺社會科欲達成的「人文關懷」，才是最難在課堂落實的。而思考人文關懷怎麼藉由教育真實地發揮作用，正是這場難民擬真體驗活動的出發點。

11月18日這天，在9位老師、24位高中生、54位參與者、跨越體制內外的4間學校，歷時三個多月籌劃合作下，我們完成了臺灣難得一見，全部由跨校高中生擔任演出者的體驗式教學及體驗式教師研習。這場難民擬真體驗活動，用意在喚醒參與者對難民議題的認識，並藉此對真實的社會情境有更多瞭解。這場活動如何讓參與者「體驗」難民處境？真的能夠讓參與者感同身受並產生啟發嗎？

從他們到我們

在難民擬真體驗活動籌備的過程中，除了讓學生擁有學習難民議題的機會，跨校合作的形式，本身就在創造突破「他者」與「我者」區隔的經驗，更在於培養學生「同理」他人的能力。

排練活動的過程中，每次結束大家都會圍成一圈分享、檢討。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正式活動前一晚， 雖然同學們已經操作了多次，但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起初學生們會指著負責關卡的同學說「你們那個關卡」必須怎麼修改比較好。三重高中的吳怡慧老師在當下適時引導大家，希望所有工作人員可以嘗試用「我們」這一詞，取代「你們」，因為活動是靠所有夥伴一起才能完成。

當說話方式出現轉變，加上分工討論越來越熱烈，學生們開始注意自己跟其他人的互動，也轉向把活動當成「一個整體」來思考、討論所有關卡要如何調整。當「他們學校同學」跟「我們學校同學」或是「他們關卡」跟「我們關卡」的界線打破之後，團隊凝聚出整體感，思考討論的角度也更有建設性。而透過交流對話，化解彼此的分歧或誤會，學習如何「同理」思考也在這個空間中發生。

投入角色的學生及痛哭的老師

正式活動當天，共有五個場次，越到後面的場次，學生越能進入角色，這是我們預期的，然而最可貴不是演出本身，而是過程的討論及深層的情緒反應，這些都是在一般課程中難以挖掘的部分。

活動關卡中的高潮，是最後難民被海巡逮到並斥責的場景。活動彩排時，扮演海巡的學生常被其他同學們提醒「太小聲」、「不夠兇」、「笑場」，看得出來他們認真想要揣摩，卻沒辦法完全融入角色。我們希望能營造出，難民試圖偷渡到臺灣尋求庇護卻被海巡逮捕，可能會遭受種種不友善對待，還有生命安全、自由全無保障的情境，讓體驗者有真實而深刻的感受。因此，海巡的角色在活動中，兇、羞辱等行為就相當重要。

哲學家漢娜鄂蘭提出「平庸的邪惡」這項概念時，用納粹軍官艾希曼為例指出， 雖然艾希曼沒有支持納粹黨的反猶太理念， 但因為他認為作為當時的德國官員，就要遵守納粹法律要求，於是「盡責」執行種族清洗計畫，將上百萬猶太人送向死亡。鄂蘭認為，艾希曼展現的就是所謂「平庸的邪惡」，就是集體遵守規範，卻是在執行徹底危害人權的事情。

其實這樣的惡，可能蟄伏在每個人心中。在難民體驗活動中，扮演海巡角色的同學在正式上場時，越演越激烈，甚至開始出現不雅詞彙羞辱「難民」，原本的笑場也改變成「訕笑」。我在屏風外頭仔細聆聽這些學生們的角色對白，直接感受到這種羞辱令人不寒而慄，那些咒罵根本就不是對「人」說的，而是把難民看作畜牲。

我們作為老師的角色賦予學生權力，去執行惡的任務，他們從初期的生澀到熟悉每個橋段，學生激發出自己也想像不到的情緒，他們事後非常驚訝地說，「我從來沒有兇過別人」、 「我其實本來不太愛跟人講話，這次是自我突破」。學生們可能沒意識到這種感受對自己的意義，但老師們接著補充後，他們才理解原來任何事情不能直接論定「對」與「錯」，納入人性後，還有很多未了的難題要解。就像海巡只是執行國家任務，可是驅趕難民回到悲慘國家，究竟是對與錯，必須要從更多層面來討論。

同時間，有位老師在一個場次結束後，突然崩潰痛哭失聲，幾個學生不知怎麼辦只能靜靜陪在那位老師身旁。事後這位老師透過文字告訴大家：「看著每一場的開始與落幕，跟著經歷一次次的逃難，不斷嘗試把自己套入難民的心境，感受黑暗恐懼與無助，以及這個世界的不公平，然後因為真實地感受到什麼而流淚哽咽」。

操作擬真體驗真的需要包容一切的勇氣，不只是體驗者感同身受難民的處境，作為演出者的學生接納自己生命中的「惡」、老師投射到難民的「苦」到自己身上，我們透過此次經驗接納了自己的生命中所有情緒。而這些感受，都是奠基在「想要改變」現況這個理念下，才隨之產生。

難民體驗，之後

對我而言，參與難民體驗的籌備原點就是「學習作為『人』以及對人的關懷」，這點始終沒有忘記。更深入地說，當初所以會踏入教育，也是為了培育出能對社會「知行合一」的孩子，一切也是回到「人」。

整場體驗活動接近尾聲時，在「卸下角色」及沉澱心情的分享階段，有一個學生說，「希望聚集在這裡的我們，能成為關心難民議題的開始」，讓我更確認籌備這場活動的意義。。

一場難民體驗活動，並不會馬上改變難民生活，但我們讓臺灣這塊土地上，增加了一群關心難民議題的人們，如果能像漣漪般擴散，也許我們能期待，這個社會對於「人權」的想像和實踐，能更加多元及友善。

你也許永遠無法預知，你的行動會帶來甚麼結果。但如果你甚麼都不做，任何事都不會改變。－甘地

▶︎ 作者：謝忠瑋 ，無界塾實驗學校教師，為改變教育而誤闖教育界，更多故事請至「瑋瑋老師的手扎」。

▶︎ 後記：劉政暉老師在台東推動體驗式教學，強調「不只教腦，更要教心」，也成為這次「難民擬真體驗：台北場」的核心精神。筆者與政暉老師在台東場的難民體驗活動相識，被他的體驗式教學理念深深撼動，更是難忘整場活動皆由高中生擔任主要工作人員一事。因此，當政暉老師詢問我是否願意參與台北場的難民體驗籌劃時，我立刻答應，更帶了無界塾的高中生一塊參與。 特別感謝均一中學的政暉、馨緯、佳宏、仁傑，龍山國中的鈺郿、三重高中的怡慧、西松高中的一平、王婧，及全體學生夥伴。

「難民」議題延伸閱讀

1. 專訪滯留桃園機場的中國政治難民：國家不容民主只能逃亡｜難民不遙遠（上）
2. 逃離被中國人壓迫的命運 西藏人流亡到臺灣的故事｜難民不遙遠（下）
3. 以新立法為方向修訂《難民法》：難民法2016年新立法提案比較分析｜沃草議題實驗室
4. 臺灣國家定位不清難施力 還是有團體「跳坑」關注冷門難民議題

從他們到我們：難民擬真體驗教育現場紀事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沃草 Watchout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

作者／何宇軒，台灣人權促進會媒體專員

「難民與無國籍人議題」是台灣人權促進會的重點工作。從協助個案到推動《難民法》修法，台權會都沒有缺席。但在台灣國際地位不明確的情況下，對於難民議題本來就有施力的困難，甚至連討論要不要幫助難民，都會遭遇統、獨立場意見不同的困境。而台權會創立時本來以救援國內政治犯為主，後來為何會「跳入坑」關注在台灣算冷門的難民議題呢？就由台權會秘書長邱伊翎，告訴大家台權會涉足難民與無國籍人議題的歷程與挑戰，還有為何身在台灣的我們，需要關注這項議題。

台權會最早是如何涉入難民相關的議題以及推動修法呢？

Ａ：台權會最早成立時（1984年），主要是為了救援政治犯。當時台灣還在戒嚴，有人可能因為批評政府而流亡海外，或是被關。台權會當時會協助政治犯家屬，進行國際施壓、推動解除戒嚴，要求釋放政治犯等等。

解嚴後，雖然政治犯慢慢變少，但是當有外國人受到自己國家的迫害，逃難來到台灣，他們自然會尋求人權團體協助。事實上，當時也幾乎沒其他團體能夠幫忙，台權會常常就是做這種沒人要做的事（笑）。

如果我們認為，救援國內的人權工作者或政治犯很重要，那為什麼換成外國人就不救呢？對方可能也是因為批評政府，或是因為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氣質而受到迫害。過去，也有來台灣尋求庇護的中國人，是因為資助六四民主運動、在網路上寫文章就被關、被警察騷擾，所以要尋求庇護。台灣人在以前白色恐怖時期被國民黨政府迫害的時候，也希望其他國家可以給予聲援或提供庇護，那對於來到台灣尋求庇護的人，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呢?

在幫助難民個案的過程中，遇到哪些困難？

Ａ：行政單位會一直說沒有法源依據，認為當事人就是非法入境或逾期停留，所以不給他們任何基本權利，或是要遣返，或是用一些現有的法律說他違法，例如拿假護照、偽造文書等。問題是，兩公約（編按：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目前也同樣具有國內法的效力，如果是要「依法行政」，為什麼行政部門可以不用遵守兩公約呢？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七條明示，不能把一個人遣返到會受到酷刑或是不人道待遇的地方。如果明知道當事人的國家在戰爭或會對他造成生命的威脅及迫害，還把他送回去，那外界會怎麼看台灣這個號稱民主人權的國家？

推動修法的過程有遇到哪些問題？

Ａ：對尋求庇護者而言，一開始會想來台灣，正是因為感覺台灣是亞洲比較有民主人權的國家，沒想到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台灣竟然沒有難民法，甚至連提出庇護申請及審查程序都不明。而立法院目前就是把法案擺著不想過，2016年7月已出內政委員會的草案，至今未進入二、三讀。正是因為這個冷門的議題不會帶來選票、難民個案也沒有投票權，又會碰到如何處理中國來的尋求庇護者的問題。

有些獨派，當然可能是其中非常少數的人擔心，對於外國人，特別是中國人，感覺好像只要以尋求政治庇護為名義，什麼人都可以進得來；他們擔心所有中國人都可以用這個理由進來台灣，會有國家安全的問題。但事實上，難民也是需要審查的，並不是人來了，就統統都要接受不可，如果沒有明確的迫害事實，或甚至有證據指出他是間諜，自然也可以拒絕。同時，難民法也有給予行政機關可以訂出自己的個案數量上限。

在台灣，也有統派團體，直接就因為他們不認為台灣是個國家，所以不支持台灣可以接收難民。台權會原本是「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簡稱「移盟」）的成員，過去也共同參與、推動很多「移民法」的修法，以保障新移民、外籍配偶的權利。但當台權會想推動「難民法」時，就有中國籍配偶團體認為，不能用移盟的名義去做。甚至有人反對的理由是「台灣不是國家，不能收難民」。這種因為自己的國族認同，就自動窄化限縮移民人權的範圍跟主張，我們無法認同，更無法同意「台灣不是國家」這種說法，所以台權會後來就退出了。

為什麼臺灣人需要關注難民的議題？

Ａ：難民的個案在台灣其實不多，但是每年零零星星大概也會有將近十件來自不同國家的個案，且不是只有來自西藏或中國的個案。這些問題是迴避不了的，除非把國界完全封閉，不准任何外國人來，不然就是會有個案來到台灣。

政府不去面對、處理、只是一直把頭埋在土裡，以為不通過難民法，不建立任何審查機制就不會有人來；只會導致每次有難民來，就會慌慌張張，沒有一套公正客觀的標準作業處理流程。每次都是個案處理，就變成只要在台灣有人或是有政治人物出面處理的個案，就能獲得居留，其他個案就沒有辦法。這樣對國家安全來說，真的比較有保障嗎？對於邊境管理來說，真的比較好嗎？

事實上，如果台灣人真的認為民主人權是台灣價值的話，在難民這樣的國際事務上，台灣的確可以扮演一個角色，因為難民事務絕對不可能只靠單一國家處理，而是需要很多國際合作。

台灣相較其他亞洲國家，的確是比較民主、比較安全，所以受到迫害的人，很自然會想來台灣；台灣如果真的希望爭取國際地位或更多的國際合作，其實從人權的角度出發，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外交部可以做的事情，也絕對不是只是跟邦交國維持關係而已。就看台灣自己有沒有看清楚自己的位置跟可以發揮的功能跟角色，還是要繼續自怨自艾在國際上不斷受到中國打壓，卻不去跟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及國際組織，有更多交流和合作。

「難民」議題延伸閱讀

1. 專訪滯留桃園機場的中國政治難民：國家不容民主只能逃亡｜難民不遙遠（上）
2. 逃離被中國人壓迫的命運 西藏人流亡到臺灣的故事｜難民不遙遠（下）
3. 以新立法為方向修訂《難民法》：難民法2016年新立法提案比較分析｜沃草議題實驗室
4. 從他們到我們：難民擬真體驗教育現場記事

臺灣國家定位不清難施力 還是有團體「跳坑」關注冷門難民議題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沃草 Watchout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

作者／蕭長展

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日」。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對於人權的關注上，因為戰爭、政治、宗教、種族等因素受迫害而逃離母國的難民，一向都是焦點。對於臺灣人來說，因為覺得難民離我們遙遠，長期以來欠缺想像和討論。但有一群人，他們為了逃離信仰自由及族群生存都被壓迫的命運，冒險也要逃離中國，其中更有不少人輾轉來到臺灣以「無國籍」身份生活著，他們是流亡的西藏（圖博）人。

2008年3月，適逢西藏反抗中國統治的「抗暴日」49週年，自焚抗議事件層出不窮，也爆發激烈抗爭。壓制抗爭後，中國政府大幅提高統治強度，更加嚴防藏人逃離中國。但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發布的「2008西藏人權狀況」報告指出，當年還是有627人，不惜冒險翻越地形險峻、天候惡劣的喜瑪拉雅山，逃離中國前往印度、尼泊爾，追尋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屬於西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對流亡藏人來說，逃出中國還為了能有實現內心盼望的機會，就是見到達賴喇嘛。

接受《沃草》訪問的圖嘉、桑杰（編按：為保護當事人，均為化名），他們的經歷是藏人流亡生活的縮影。雖然他們現在已經取得臺灣官方認證的「西藏人證明」，但因為連居留證都還沒取得，所以沒辦法工作、自力營生，只能靠已經在臺取得身份、工作的親友資助。目前大約還有20多人，像圖嘉和桑杰一樣，等待著不再漂浮、踏地生活的機會。

逃出中國為遠離壓迫 來臺灣尋找「Better Life」

今年22歲的圖嘉原本住在中國，但因為「小時候看過中國人打西藏人心裡會怕，而且中國政府不喜歡我們的宗教，特別是宗教慶典活動，所以不想住在那邊」，透過親戚幫忙，當時年紀才5、6歲的他，跟著一群人翻越喜馬拉雅山，抵達尼泊爾。直到17歲，跟當地「仲介」買了假護照，他搭機來臺灣投靠更早來臺、取得臺灣身份證的父親丹旺。

今年37歲的桑杰，來到臺灣大約已經16年，在這之前，他也曾在尼泊爾住了十年。桑杰大約在11歲時，跟著別人越過喜馬拉雅山逃離中國。提到逃離中國的原因，桑杰說，「想見達賴喇嘛，中國那邊不好，不能拜達賴喇嘛，到尼泊爾至少還可以拜拜。中國人什麼都要管，尤其是宗教方面的事情。我們想要中國把西藏還給我們」。

都已經到了尼泊爾，為什麼還要再次漂流、來到臺灣？圖嘉說，因為到了尼泊爾，當地政府沒有給他們任何身份，因此也不能工作，過著「什麼都沒有」的艱困生活。他進一步說，「有些來到臺灣的『哥哥』有拿到身分證，他們說臺灣人很好、會幫助西藏人，有機會的話要過來」。他父親丹旺這時補充，「拿到身分證，才有工作機會可以賺錢」。不擅長說中文的圖嘉聽了父親的說明後，帶著微笑說著「For better life」，訪問過程中，這句話也多次從他口中重複說出，透露他深切的期盼。

沒身份沒工作 每月最期待親友發薪吃好料

圖嘉和桑杰來臺灣都已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在沒身份不能找工作的狀況下，要如何維持生活？圖嘉說，「有時候靠朋友給一些錢資助，他們有時候也會找我打零工，譬如幫忙搬家、打掃家裡，或是幫朋友經營的店送貨。每次打工的錢，大概是一、兩千元。但這種機會很不固定，有時候整個月都沒工作」。

桑杰則是說，「來臺灣16年，曾經有到工地做過像掃地這類的零工，但是當建商開始要登記工人身分的時候，就得離開。因為這樣，也沒有勞保、健保」。作為長輩的丹旺補充，「他們最難過的就是沒有勞健保，生病也沒有錢看醫生。吃、住都不是什麼問題，有朋友可以幫忙。如果真的很不舒服，有時候朋友也會給一兩千塊，讓他們去看醫生。但如果生病狀況比較嚴重又沒錢，就完蛋了」。

因為沒工作、沒錢、沒固定住所，圖嘉和桑杰不是投宿在丹旺和其他朋友合租的公寓，就是去其他朋友家寄宿，大多數的時間都待在室內，很少出門。除了待在家掃地、煮飯，偶爾朋友找去打工或約見面，看Youtube也是圖嘉打發時間的方式。問他有沒有喜歡的臺灣歌手，圖嘉帶著微笑說，「我喜歡搖滾樂，所以喜歡Freddy（閃靈主唱、立委林昶佐），我是他的粉絲」。

在大多時間都只能在家的日常生活裡，什麼事情讓他們最感到期待？桑杰笑著說，「哥哥（丹旺）領錢請我們吃飯的時候。牛肉麵、火鍋都很好吃」。

對於未來：希望回西藏見爸媽

因為已經取得西藏人證明，圖嘉和桑杰透過「西藏台灣人權連線」幫助，正在申請居留證。問他們對於未來有沒有什麼想法，除了想待在臺灣、找到工作自力營生，兩人不約而同透露出對西藏家人的想念。圖嘉說，希望有機會能回到西藏，跟媽媽團聚；未來也想繼續玩音樂，夢想是可以成為DJ。桑杰則是以認真的表情說著，「已經二十多年沒回去，很想念爸媽、很想去西藏找他們」。

漂流者的困境 人權國度的課題

無論是受政治迫害或宗教打壓而逃離中國的中國公民或西藏人，以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定義來說，「基於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份或政治見解歧異，受到迫害，因而居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不能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都是所謂的「難民」。

雖然臺灣不是聯合國會員，目前《難民法》也還沒立法完成，但自2009年我國將聯合國「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國內法化、具國內法效力後，以兩公約「一般性意見書」在許多段落提到締約國應保障難民與無國籍人同享工作、醫療、社會保障等基本權利，如果臺灣要自詡為人權國家，對於難民就應該要有更明確的立場，以及能夠提供協助並更完善的制度設計。

以顏克芬、劉興聯兩位中國難民的遭遇來說，除了因為沒有《難民法》規範缺乏明確處理機制，還有從《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看，這兩人其實算是「大陸地區」人民而不是「外國人」，造成兩人來臺灣尋求庇護，卻因為沒有處理通則、身份認定敏感，只能卡在機場等待、走一步算一步。

以圖嘉、桑杰，還有歷來分批來臺的流亡西藏人來說，雖然我國《移民法》第16條規定「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多為流亡藏人），未能強制其出國，且經蒙藏委員會（已廢除）認定其身分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應許可其居留」，但政府態度一直處於來一批處理一批的消極心態，且該法規一直存在「落日條款」（原本限於2008年前入境臺灣者適用，後又修正適用範圍，延長到2016年6月前入境者），凸顯了即使流亡藏人來臺尋求居留、定居不曾停止，但到現在還是沒有明確的制度規範。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伊翎指出，我國政府在難民議題上之所以一直處在態度未明、制度未定的模糊地帶，部分問題出在很多人擔心通過《難民法》之後，會有更多中國、西藏難民來臺灣尋求庇護及幫助。但以勢必會遭遇難民求助來看，除了加速立法有必要，在漫長的立法過程中，至少可以先制定難民身份的審查流程和相關配套處理措施，讓他們有規則可以依循。這樣，或許臺灣的人權要成為總統蔡英文口中「世界其他國家的高標準」，才更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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