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傅璇琮 这部《江湖诗派研究》原是张宏生同志的一九八九年博士毕业论文。论文答辩的时间原定于六月初，在此之前我受程千帆、周勋初先生的邀约，作为论文答辩委员，阅读了正文的大部分章节。但说也奇怪，那时虽然也安下心来读了，但却如四灵之一的赵师秀诗中所说，“慷慨念时事，所惜智者昏”，我当然不在智者之列，但却也昏昏，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读后感，竟茫茫一片。时隔数年，这部论文现在作为专著，在我工作的中华书局出版，我这次确实是静下心来通读了全部校样，竟如同读一部从未寓目的新书一般，感到既陌生而又亲切，并惊异于论文作者在几年之前对文学史的理解竟已至如此成熟的程度。 我之所谓对文学史的理解至如此成熟的程度，是近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也就是说，要对于“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须“完全明了”，这样“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先生这里说的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态度，我觉得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应有此种“通识”。 对江湖诗派，自宋元之际的方回起，至清朝官修的《四库提要》，及一些诗评家（如李调元《雨村诗话》），无不以尖刻的词句，加以讥刺甚至辱骂，什么“江湖诸人纤琐粗犷之习”，“江湖末流寒酸纤琐”，“江湖一派以纤佻为雅秀”，“油腔腐语，编凑成集”，等等。古人的这些评论，似乎还影响到前些年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这些评语，其语气似颇为尖锐，实则仍不免失之于隔阂肤廓。 本书却不然，对于环绕江湖诗派的种种问题，均力持客观分析的态度。作者对江湖诗派的研究，有一个总原则，这就是书中所说的，“南宋中后期出现的江湖诗派，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因此，研究江湖诗派，也应将其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范围中去考察”。这就是说，对江湖派诗人在南宋中后期所表现出的特殊生活方式，这一诗歌流派的特殊风格，都应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