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名著（更新中，含提要）

评语：儒家五经之一。汇集了殷周王朝训诰和追述古代的史篇，反映了殷周时期的生产状况、政治统治、意识形态。现存“古文”“今文”两种。“古文”25篇，为后人依托之作，“今文”28篇，可确认为先秦时代的文献。是史学萌芽时期的主要成就，发展了金文记载中自觉的历史意识和鉴戒观念；其中有多处称“史”或“太史”，其性质一直延续到春秋。

评语：宗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存目311篇，其中6篇有目无辞，共分风、雅、颂三部。《雅》《颂》存有一些反映社会面貌的诗篇；不记时间，很少出现地点人物；重视对先王功业的歌颂，影响了后来史学在传记、纪事本末的发展。《国风》重在抒情，于喜怒哀乐中也可略见当时社会生活与阶级的矛盾，是反映春秋时期社会风貌的历史画卷。

评语：《春秋》简评 中国目前所知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严格按照年月日顺序逐条记载了鲁隐公元年（bc722）至鲁哀公十四年（bc481）242年以鲁国为主包括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事。其“属辞”深约，“比事”简要而指博；尊王道，维护周礼所规范的社会秩序；重人事，认真记载了政治上的成败得失，是先秦史籍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

评语：编年体史书。全书约18万字，所记史事上限与《春秋》一样，下限延长十三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bc468），包括二百五十五年史事。该书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记事或详或略富有变化，弥补了一件史事被割裂的缺点，比《春秋》详赡，比《国语》连贯，写出了该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陪臣执国命的历史趋势。其重视民族关系的记载，在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的撰述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评语：共21卷，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顺序编次的以政治言论为主的文献汇编。所记史事除《周语》有几条为宗周时期的，其余基本为春秋时期。记事取材多途、大多不相连续，与《左传》一样，发展了《春秋》重视人事的思想，善于指出历史形势或对重大事件进行总结，但又不拘守《周礼》，而是重视历史人物对社会变动的认识。

评语：原称《纪年》，也称《古书纪年》《汲冢纪年》，郦道元《水经注》征引时与竹书连用，始有是称。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全书文意近似《春秋》，对儒家所记古代史事，颇有异说。南宋后亡佚，嘉庆年间，朱右曾辑录考证，编成《汲冢纪年存真》，是为古本竹书纪年。辑本中以朱右曾辑录、王国维辑校《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为最佳。

评语：201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收有一部类似于编年体的史书，被整理者拟名为《系年》，共有138支简。记载了从周初到战国前期（楚悼王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李学勤先生认为《系年》的写作时间大约在楚肃王时期（或楚宣王时期）。《系年》是自西晋发现《竹书纪年》以来，先秦编年史书的第二次重大发现，其中不少记载为传世文献所未有，或与传统看法不同，或对《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有重大的订正作用。特别是关于战国前期历史的各章，填补了古史的空白，十分珍贵，将对古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系年》还记载了诸多周代重大问题，如周代设立“三监”、“共和执政”的确切含义、周平王东迁、秦人的源流等。

评语：一部早已亡佚的通史雏形性质的撰述。《汉书·艺文志》记载其有十五篇，结合今存佚文，记述大致是从黄帝到战国末年。从后人征引来看，记有帝系、本纪、史家、传、谱、氏姓、器物制作、典章制度、都邑宫室等，内容广泛。南朝时，《世本》已缺《谥法》一篇，到唐朝又有更多篇目散佚，直至南宋末年全部丢失。后世的学者们根据其他书籍所引内容进行辑补，共分为八种不同辑本，商务印书馆曾于1959年将辑本集合而印成《世本八种》。

评语：共33卷，由西汉刘向整理编次，主要记载战国时期各辩士的活动及其策谋权变。今传本是根据南宋姚宏注本，是否与刘向订本相符，已不可知。该本所记最晚之事并不及刘向《叙录》中“楚汉之起”。以记言为主，所写辞令善于铺陈形势、阐述利害，意在说服对方，与《左传》辞令不同；于言语中显示人物的精神及思想变化，跟《国语》相比各有千秋。

评语：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发现了写有战国辩士言论的帛书，未标书名，经过整理，凡27章，11000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书中记载最早之事在bc345年，最晚在bc225年，编辑当在秦统一后，可能写于高祖后期或惠帝时。内容不及《战国策》丰富，所涉史事仅限于战国中后期，其中有16章不见于《战国策》，11章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据此可订正后人对战国史事的记载。

评语：《秦泰山刻石》又称《封泰山碑》，秦始后二十八年（公元前二一九年）东巡登泰山而立。碑高四尺五寸、宽一尺四寸，刻石北、西、东三面为始皇帝诏书，计一百四十四字；南面是秦二世胡亥诏书计七十八字，与《峄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合称“秦四山刻石”。刻辞内容颂扬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德。碑石数次迁移，现置泰山岱庙内，仅存十个残字。《秦泰山刻石》传世拓本中宋拓一百六十五字本，存字最多，最著名。曾由安国收藏，现已流入日本。该刻石表明史学与政治联系新阶段的开始，即封建统治权力控制史学。

评语：西汉时期陆贾政论散文集，共12篇。汉初君臣重视总结历代盛衰而在史论上取得的成果。陆贾通过总结秦朝亡国教训，主张“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实行宽厚政治，与民休息，为西汉前期的统治思想奠立了一个基本模式。文风纵横，旁征博引，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王充评价是书“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论衡·案书》）。

评语：贾谊文集，今存十卷五十八篇，其中《问孝》、《礼容语上》两篇有目无文，实为五十六篇。西汉后期刘向整理编辑而成，最初称《贾子新书》，当时刘向整理过的其他一些书也称某某新书，以别于未经整理过的"旧书"。后来，别的书逐渐去掉了"新书"二字，《新书》就成了贾谊文集的专名。现存最早《新书》版本是明代的，为仿宋本所刻。开篇即为著名的《过秦论》，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宗首》、《藩强》、《权重》等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大政》、《修政》等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其《制不定》《连语》及《礼》等篇中，有关于黄帝、炎帝、纣、周武王等传说。逻辑严密，感情充沛，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评语：今本十七卷，八十二篇。本是说“《春秋》事”得失，但书中议论多于春秋无关，《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尚书外传》《诗外传》之类”。发挥春秋公羊学大一统的论点为王朝统一服务，宣扬三钢论点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强调封建秩序的永恒；将阴阳五行与儒学结合，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对后来正宗史学有很深影响。最早的注为清人凌曙所写，收录在《皇清经解续编》。苏舆又有《春秋繁露义证》，对凌曙注有所补正。

评语：又称《白虎通德论》，省称《白虎通》，四卷，东汉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的结集，确立了官方解说儒家的标准，是研究东汉前期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基本史料。“书中征引，六经传记而外，涉及纬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儒家经典与谶纬思想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陈立有《白虎通义疏证》，注释较详，收录在《皇清经解续编》。《新编诸子集成》亦收入此书。

评语：《后汉书》载其有二十九篇，全书已佚。反谶纬思想在书中有所表达。严可均辑本较好，冯翼也有辑本，收在《四部备要》。梁僧祐编辑的《弘明集》卷五征引《新论形神》篇，略见于《太平御览》卷八百七十，是有关桓谭思想的重要史料。严本收在《祛蔽篇》，孙本没有收录。

评语：今本目录八十五篇。《招致篇》有目无文，实八十四篇。该书反对图谶，指出谶言都是杜撰出来的诡谲怪诞之说，；但《论衡》又有多处表示相信天命祥瑞神怪，表明作者也深受灾异思想影响。近人有黄晖《论衡校释》，注释较详细，资料丰富。今人刘盼遂有《论衡集解》，多有新见。

评语：一百三十卷，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巨著。在前人基础上创造五体配合的编撰形式：本纪、世家、列传记述帝王、诸侯、重要人物、少数民族之史实；表简列世系；书记载典章制度。详今略古、取材广泛，敢于触及时政，反映历史真实情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重视总结客观历史进程和研究社会现实情况，以贯通、变化的观点看待全部历史。书中“褚先生曰”为汉博士褚少孙补作。最有影响的注解是“三家注”，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台湾王叔岷《史记斠证》足资参考。校补考订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王念孙《读书杂志》，今人有陈直《史记新证》。

评语：《别录》共二十卷，刘向撰。中国第一部有书名、有解题的综合性的分类目录书。著录图书六百零三家，计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分为六大部类、三十八种，每类之前有类序，每部之后有部序，叙录内容包括：书目篇名、校勘经过、著者生平思想、书名含义、著书原委、书的性质，评论思想、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和书的价值。唐代已佚，今据《汉书·艺文志》可考见其梗概。 《七略》是西汉刘歆汇录的中国第一部官修目录和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作品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等七部。汉书艺文志以此为基础写成。唐末佚失。 《别录》《七略》奠定了我国目录学的基础，也形成了我国目录学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中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艺文志》由于继承了刘氏父子全面著录、学术分类、辨章学术的成就，因而成为后代学者从事目录、辨伪、考证和研究古代学术史的基本依据。

评语：《艺文志》由于继承了刘氏父子全面著录、学术分类、辨章学术的成就，因而成为后代学者从事目录、辨伪、考证和研究古代学术史的基本依据。

评语：一百二十卷，首部纪传体断代史。记事始于汉高祖元年（bc206），止于王莽地皇三年（23），历时二百三十年。该书淹博通贯，继承了《史记》纪传表志互相配合的体裁特点和“实录”精神，深入考察历史进程，在土地兼并、外戚、藩国、独尊儒术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该书对于武帝以前的内容基于《史记》有所增补；承袭《史记》纪传的同时增加了许多诏议；十志更是包含了自然和社会的内容，理论、技术、典章制度无所不备，为法律史、经济史、历史地理等众多分支学科提供了开创性的著作。《史记》《汉书》的出现，使中国传统史学得以树立超大的规模、相当成熟的体裁、体例，在总结历史盛衰、反映社会生活乃至叙事能力上均达到极可称道的高度。注解方面，一般用颜师古、王先谦两家注，今人施丁《汉书新注》可供参考。校订方面，钱大昭《汉书辨疑》、王念孙《读书杂志》是代表作，今人杨树达《汉书窥管》、陈直《汉书新证》可供参考。

评语：三十卷。汉献帝以为《汉书》文繁难读，建安三年（198）命荀悦撮举其要，仿《左传》编年记事体编纂成《汉纪》，约十八万字。以《汉书》纪为纲，大量吸收传的材料，偶有增补，发展了《春秋经》和《左传》的体例而建立了断代的规模具备的编年体。以《四部丛刊》本较为常见。

评语：中国东汉末思想家荀悦的政治、哲学论著。凡五卷，曰《政体》《时事》《俗嫌》《杂言上》《杂言下》。《后汉书》本传说，荀悦志在匡辅献帝，因曹操揽政，“谋无所用，乃作《申鉴》”。意为重申历史经验，供皇帝借鉴。卷二明确宣称历史记载是封建统治的工具。关于天人之际的问题，作者肯定了具体的人事作用而否定了卜筮的作用，无论吉凶都应该将人事做好，天人感应也是有的，但不过是碰巧的假象；他虽看到了有神论若干不可信，但却只是要弥补有神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某些矛盾而已。有明黄省曾所作注，《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引据博洽，多得悦旨”。今人孙启治有《申鉴注校补》。

评语：旧题刘珍等撰。《隋书·经籍志》载其原有一百四十三卷，因董卓之乱，篇帙多散落不存，元朝以后，全部散佚。以纪传体编写的、关于东汉史的最早著述。未完成。起自光武帝建武年间，止于灵帝年间。该书记事出于当事人之手，是比较原始的汉史史料。清姚之骃辑本八卷，《武英殿聚珍丛书》辑本二十四卷，今人吴树平有《东观汉记校注》。

评语：三十卷。继《汉纪》之后出现的一部编年体东汉史，记事起于淮阳王刘玄更始元年（23），终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袁宏以《东观汉记》和诸人的东汉史烦秽杂乱、互有出入，因选各家东汉史与《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及各郡耆旧先贤传，删削为该书。取材广泛、考订精详，将记事与写人结合起来，借史阐发名教思想，史料价值远在《汉纪》之上。《四部丛刊》本流传较广，周天游《后汉纪校注》为最好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