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书商到青年学者

作者：冉云飞 我搜旧书三十年，到过全国各地不少旧书市场，打交道的旧书商亦复不少。以前曾有心写“书贾传奇系列”，写就几篇便没有继续下去，殆因阅读爱好及写作兴趣比较广之故，泛滥无归，无由专一来完成此事。逛旧书市场的乐趣，自然不是一定要淘到好东西才满足，很多时候是满足一种欲望的释放与癖好。但随着年增齿长，时间成本实在高昂，故近年来我淘书热情锐减。不过，偶尔遇到谈得来的旧书界的朋友，也是很愿意花时间交流的，云从龙兄就是其中一位。 云从龙得知我在研究中国告密史，故在2014年11月我到南昌附近一个县城讲课之机，得萧轶兄之介，送我一叠告密资料，后又送我《江西公安史辑要》。交流中得知云从龙正在用手中所搜的档案，撰写一系列文章，甚至为“小人物”作传写史，逼近一种真相，完成他所说的“历史拼图”，此中结出的硕果便是东方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的《明星与素琴》。“明星”复有“素琴”，是惹人遐想的文字搭配，其实这是一对名不见经传的夫妻悲欣交集历史之“复盘”。 对于撰成本书之档案的获得过程，最清晰的表达不是出自他的自序亦非后记，却是“暗藏”在《明星与素琴》243页的第二个注释里：“本书中贺明星的自传、贺王二人的书信、1956年王素琴的‘泄密事件’‘文革’中对王素琴的指控等全部为一手材料，为笔者2012年偶然发现，这些材料全部被装在一个外面写有‘抄家材料’的档案袋中。以此估计，贺王二人在‘文革’中极有可能受到了冲击，而这些材料，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档案，可能永久地散佚了。”现在我们来看云从龙通过“抄家材料”如何来复盘二位主角的生活与历史。 一 有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可以保证自己的研究与写作，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但能否真正起到“复盘”民众的生活及历史的作用，那是很难说的。《明星与素琴》之所以让我们读后觉得其有历史感与立体性，当然不只是因为作者拥有那独一无二的“偶然发现”。而在于作者把“偶然发现”贯穿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让我们能看到“偶然发现”的“抄家材料”，也能如此鲜活地说话。 如果单用“抄家材料”就事论事，那么就会像散乱的珍珠，无有贯穿之线条，总是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单是“抄家材料”，你甚至连贺明星与王素琴的家世背景都是一头雾水，解读起来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就像注重最新考古材料的历史研究者，由于其对既有历史文献之掌握不够，功力不深，固有知识储备有问题，就可能出现只抓住新材料而臆测一通，得出的结论并不牢靠着实。云从龙那“偶然发现”的一堆材料，若是落到不具备大历史眼光和相应知识诸备的人手中，其结果也只能如此。就像通史、断代史、方志联袂为史学形成历史研究的“金三角”一样，要确定飞机的飞行位置，除了经度、纬度外，还需要有飞行高度，历史的探寻亦复如此。 通过贺明星1948年因欲入党所写的并不丰富的“自传”，作者很下了一番打捞功夫，将他祖先的历史都做了比较清晰的梳理，显然不亚于官方的外调内审，这里面展示了作者基本的以“抄家材料”为中心的史料搜罗与梳理功夫。为弄清贺明星的家史，因此作者花了不少功夫，寻找《明水县志》，以及黑龙江明水县的文史与党史资料，其至找到了贺明星堂兄所编的族谱，从而发掘出了贺明星本人也许都不知晓的，其父亲及先祖的历史。 再者，为了考订贺明星的父亲贺文翰在北京读大学受马列主义影响，而从北京回到明水县，借出任日本人的伪职，从而达到地下抗日的历史，云从龙扩展阅读，研究了与街村制有关的史学著述，如李娟的《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1931—1945年》。并由此解决了贺文翰生平重要事件的节点：“据李娟的研究，街村制正式废除于1941年2月，按照此时间节点推测，贺文翰的解职应在1941—1942年之间。”（p.45注释一）虽然贺文翰有抗日的踪迹可寻，但也不要被后来的革命性套语遮蔽眼目，否则就有成为别人思想跑马场的危险。正如云从龙所说：“必须十分在意材料中那些频繁出现的革命话语，警惕它对一个真实的贺文翰的遮蔽。”（p.37） 土改是南下干部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但《明星与素琴》的两位主角，均未直接参加江西的土改，但这个背景性的说明又非常重要，作者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呢？大多数人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借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与罗平汉的《土地改革运动史》等书，事实上作者也是如此做的。但他的排他性在于使用了另一件第一手未公开出版的史料——《魏必达土改日记》。魏必达土改工作的地方弋阳距离贺明星工作的星子县，大约三百公里，有很强的可比性，从而完成了对江西土改一个麻雀性的解剖。借日记来完成对社会的微观观察，在附录一《未亡人和她的三城记》一文里，也有与如上自洽性的延续。 从学识与名声上看，魏必达未必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知识人，但他与“三农干部”马主任在土改中的冲突，是其日记的主线。这说明一些知识人在土改中的狠劲与胡来，的确稍逊于“三农干部”。要想通过仇恨来形塑新的社会冲突范式，使得社会牢牢地掌控在政府手中，必须要“牢记阶级仇，不忘血泪恨”。所以“三农干部”马主任才非常有底气地对魏必达说：“现在政府完全依靠三农干部，你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呢？不过认得写得几个字，我要你写的时候，你还不是给我写，难道你还敢不写吗？”（p.209）如此直白的表达，想必让魏必达气闷而无可奈何。但现实就是如此，你再气闷也只得承认权力上的差序格局。 对于全国土改包括江西土改的认识，贺明星在给王素琴第十八封信里有比较清醒的认知，说土改既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战争取得胜利的基石，同时也是准备马上打朝鲜战争乃至世界大战之必须。不过作者对此说得更明白：“土改让社会阶层中占主要的农民彻底翻了身，使新政权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另一个重大意义还在于土改通过无偿掠夺大批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的财富缓解了国家财政吃紧的状况，支援了战争。”（p.200）所谓农民彻底翻身云云，在过了两年后的互助小组与随之而来的农村合作化中，即化为乌有。支持了战争是显见的事实，但最为久长的影响则是，社会阶层特别是底层根基得到了亘古未有的重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对社会结构包括民众自我救助体系的完全丧失——义（塾）田、义学、祠堂等民间救助体系被连根拔起——统购统销使民众的胃，受到了空前的管控，故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逻辑必然。 二 贺明星与王素琴的书信，不仅记载了那个时代的恋爱与婚姻观念，更展示了新颁布的《婚姻法》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国家强力介入私人生活 ，从婚姻开始，把事实婚姻变成法律婚姻，可谓牵牛要牛鼻子，抓矛盾要抓主要矛盾。得鼎之初，战事甫歇，官方即花主要精力于1950年4月13日颁布而同年5月1日开始实施《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其管控社会的用意，夯实社会根基，重建性资源分配体系的意图（参见拙著《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里《从一美术创作集考察历史》一文），不少人是看不出来的。近来才有这领域方面的专家予以重视，如张培田编著的《新中国婚姻改革和司法改革史料：西南地区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算是在史料上回溯彼时旧观，但在见解上却未必能勘破就法律议论法律的“理中客”状态。好在云从龙尚能从贺明星与王素琴的婚恋中看出这里面的社会变迁，算是有眼光的视角。 人口迁徙的因素甚多，在安土重迁的农业中国，自发的迁徙总是稀有的，外在强力——战乱、逃荒、政府强制等，才是主因。贺明星、王素琴算是到江西的南下干部，南下干部是官方政治化的说法，“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是一次特殊的人口迁移，规模巨大的南下干部及其家眷，最后都在江南安家，并为地方政府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p.147）。就像成渝两地的南下干部分别是山西帮与山东帮，给这两个城市带来了一些不同特质，小到成都人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的餐食中之普遍吃面与馒首等，均不无山西的渊源和影响。 在分析文革揭发材料里说王素琴私自涂改工资级别，并且连升三级一事，倘没有相当的背景知识储备的人，读到这里也分不清，这到底是事实还是污蔑。但云从龙棋高一着的是，利用材料中所说的1963年的“工资改革”，而找到该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批的《劳动部关于1963年工资工作安排意见的报告》，全国有百分四十的职工普调工资，王素琴自可名列其中，说明这项指控不实。至于被指控1955年私自涂改工资一事，他的结论则要谨慎得多，因为没有直接材料证明而得出是与否的肯定结论（p.257—258）。这些地方，展示了作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求实精神。 像《魏必达土改日记》一样，用类比与“围猎”（亦类似于军事上的“围点打援”）方法，来解决主人公档案资料缺失所留下的漏洞，从而使人对主人公生活与工作背景的理解，更为丰富和立体，此法在本书中并非只使用了一次。无论是对贺明星的老家东北还是对江西，单靠贺明星与王素琴的书信及其它档案，其缺失都是相当多的。作者用第一任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的日记，既丰富了江西的背景，更重要的是也关照了贺明星的老家东北之情形，因为此前邵式平在东北地区当过各种官职，尤其是他任西满分局经委会主任后，考察 了各地的工业与工厂状况。 在日本统治下的大连曾有一个叫中央研究所的单位：“日伪时期东北地区的开发和工业部署，全部是经由此院（应为所——冉注）设计承办，‘其房子、书籍、仪器，日本所花去经费，每年等于帝国大学的二倍。’”（p.90）这个没受战争破坏的单位，不少日本研究人员也都还在，共产党急欲想利用起来，可是“苏联人对该所弃之不用，同时又不让共产党接手，后者多次与苏方商讨，要么被拒绝，要么便被索要高额租金。明明是中国的地盘，却要由苏联人说了算，这令共产党很懊恼”（p.90）。如此情形，并不是孤例。“1948年12月1日，他在沈阳参观一个兵工厂，根据介绍，那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兵工厂，仅各种机床就有七千台，但较好的一些设备却被苏联人搬走了。对此情状，邵式平只能默默接受。”（p.95）邵式平们为何历来对如此的苏联情形，都默默地接受呢？他们时常当作牌来打的爱国主义，为何往往在这时缺席了呢？ 这还不是不解之事的全部奥秘之所在。“苏联人非常聪明，他们十分清楚日本殖民者留在东北的工业技术价值，所以接管不久便对一些重要工厂中的设备和技术进行了疯狂掠夺，部分机器被运回苏联，搬不动的则一律破坏，工程图纸、研究成果以及尚未回国的日本技术人员被运送至苏联。”（p.89）与此同时，“当年（指1945年——冉注）11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节上公开宣称，旅顺港及大连港区域、满州铁路等为‘新的苏维埃领土’，此事传到中国后，舆论哗然，引起漫议。1946年1月，又发生张莘夫被杀事件，共产党又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提出承认中共在东北建立的‘民主自治政府’，南京政府接收东北的军队应该控制在一定数量内的要求，这些因素纠集在一起，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苏 大游行’。”（p.332） 更为吊诡的底牌还在后面。在《明星与素琴》附录二 《4928—1》一文里，作者写了一位名叫狄陆嘉的工程师，受别人告密检举，他也去检举别人的过程，从而累积了 一本厚厚的审查档案，其编号名之曰4928—1。狄陆嘉是王云五儿子的同学，这样的经历，就足够他喝一壶，因为王云五曾是共产党的战犯。狄陆嘉在自我告密（自我交心、自我检举）后，仍暗中被别人告密，大约他深知要使自己安全——囚徒困境这事儿，大约他是不明白的，不过高压下明白也没用——也要仰承上意检举别人之非，以求增加自保的概率。狄陆嘉在《我的同学Y》的检举材料里，就检举了Y参加1946年反苏游行的事（p.333）。这看上去很荒谬的事，在彼时其实是一种常态，1957年因所谓的反苏言论，被打成右派的人不在少数。 三 做旧书商搜了货物不是为达成立马可见的利益最大化而屯货，甚至干脆不卖而做研究，类同于炒房炒成房东，其间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但老实说，做旧书买卖而兼为学者的，实在不多，孙殿起、雷梦水算是此中闻人。至于叶德辉特别是伦明虽有售卖，但更多是作为藏家而名世。如今做旧书生意在网上知名的要算布衣书局的胡同兄了，他因售书被人知晓，更因其贩书日记，而令人铭记。但像云从龙这样，直接用手中所搜材料著书立说，应该算是更为稀有。 当然我对云从龙的见识并不都是欣赏的，如他在前言中所说：“曾经砸中艾萨克．牛顿的那只苹果，我们能说那是历史的必然吗？尽管上帝说过‘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可是，在苹果砸中牛顿之后，上帝死了，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p.3）事实上，上帝不仅没死，祂依旧掌管天地及历史，死的只是尼采，云从龙这种看法只不过是从无神论，以及后现代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所得出的，人云亦云的结论。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史见，云从龙的吊诡与矛盾便因此而难解。“当我自己觉得出一本书要‘文以载道’的时候，当我觉得作为一个文人抑或知识分子必须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时候，国家、人心、天道、伦常，是否和我处于同一个频道？假若不是，那我岂不是鸡同鸭讲，岂不是非常可笑，岂不是要做一个永远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p.355）与其说这是他对傅雷自杀的不认可，毋宁说是他对坚持寻求真相与理性思考而不得好报的激愤。由前言中的漠视信仰，到后记里他如此纠结便属必然，这也充分展示了他在这本书里欲说还休，未能道尽的难言之隐。 《易经》“乾卦”中说：“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从云从龙的名字，我们就不难看出他自己否认的儒家理想，但他的纠结是相当明显的。事实上“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除了肝筋火旺、虚火上冲的口号作用外，的确没有什么用处。无论从政治实操（运营）还是文化使命上，儒家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如此仿佛是要提着自己的头发超越地球。有灵的万物感应与在上帝之下的万事互相效力毕竟是很不相同的。 总体说来，《明星与素琴》多是用史实说话，一如傅斯年说“动手动脚找东西”，与史学就是史料学的主旨，若合符节。换言之，即便偶有议论，多半也是得体。但说多了，“舌头是百体中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在贺明星写给王素琴第八封信后的议论，便不乏过度抒情的毛病。“这真是生机勃勃、富于生活情趣的一幕（这我是同意的——冉注）。这些在颠沛流离中出生的孩子，长大之后，大多继承了父辈的道路，成就了未来的中国。”（p.147）这是何等的“成就”呢？难不成作者写王素琴文革遭遇时，就没想过他这个抒情性判断——“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么？ 另外在一些细节上，《明星与素琴》也有可商之处。如说“尤其是1947年秋天刘伯承、邓小平挺进大西南创建新根据地之后”（p.195），这明显是挺进大别山之误。“但随着后期两党矛盾的加剧，国民党在暗中进行军事部署，和平建国的愿望最终成了泡影”（p.193），只要读过邓小平侄子、学者邓野的著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就会知道这样的结论或许流于草率。